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李先念同志具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培养出很高的领袖素质。其中最突出的是他的大局观念和服从全局的自觉性。

　　一

　　在革命战争中，李先念从一名优秀的战士成长为我军高级指挥员，他牢记革命军人服从命令听指挥的教导，把革命的纪律性提升为革命的自觉性和“立党为公”的信念。他下定决心，为了人民的解放，牺牲个人利益，乃至献出生命，都在所不惜。在此基础上，“先人后己”、“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成为他终生的原则。

　　在长征路上，红军饥寒交迫，生命随时受到死亡的威胁。李先念部意外地买到上万头牛羊。指战员们欣喜若狂，觉得今后的食品供应没有问题了。但是李先念却马上召集各团领导开会，规定各部只许宰杀小部分，不准多杀一头。把大部分牛羊留给后续部队，特别是总部和2方面军的同志。有个别同志想不通。觉得各部自己筹粮，自筹自用，天经地义。我们为什么首先为他们着想？李先念耐心地解释，要求大家顾全大局，发扬先人后己的精神。西路军残部到达新疆后，成立“新兵营”。李先念领导的红30军指战员占学员多数。他多次嘱咐部下要严格要求自己，决不能垒山头，搞小圈圈，要加强与来自4方面军总部和5军、9军的团结。在鄂豫边抗日根据地，5师与359旅南下支队和王树声领导的一纵会师后，李先念命令中原把最好的给养拨给南下部队。打仗时，把最艰巨的任务留给自己。他说，南下部队千里征战，非常疲惫，应该休养生息。他们有些战士的资格比5师连级干部的都老，应该倍加爱护与珍惜。

　　全国抗战初期，党中央调兵遣将，派遣大批干部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对四方面军的干部也逐步落实政策，分配工作。李先念被派往129师任营长。从军政委降为营级干部，现在看来，至少是使用不当，甚至是歧视的表现。但是李先念却毫无怨言地接受了这个工作。他认为，在民族危亡之际，抗战是压倒一切的任务。只要能够到抗日前线杀敌报国，个人的职位高低都是次要的。李先念顾全大局，视个人名利如草芥的博大胸怀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抗日战争中，作为我党领导的十九大根据地之一的鄂豫边根据地的主要负责人，李先念牢固树立了“识大局顾全局”的观念，努力搞好革命队伍的团结，维护抗日统一战线。只要是于革命有利的事，只要是符合中央的指示精神，只要是对大局有益的事，他都坚持去做，都努力做好，并带领部下一起去做。本位主义、狭隘的山头意识在他的头脑里毫无容身之地，在新四军5师和鄂豫边抗日根据地也无容身之地。

　　在革命战争时期，一支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如同一个婴儿成长一样，带兵的人不知耗费多少心血，经历多少磨难，才能把部队带出来。所以，部队的领导对自己的干部战士有很深的感情，如同母亲对爱子一样。但是李先念看到王树声的一纵在南下战斗中减员，就地招兵补充很不容易，就提出把5师的14旅补充到1纵，他的意见得到中原局其他同志的同意。而当时5师主力只有3个旅。这样雪中送炭的举动即使在我军中也是非常罕见的。王震同志在延安汇报时说，他在党内少见工农干部能像李先念师长那样善于团结人。华中局代表郑位三也说：“在新四军7个师中，我认为师级干部中就算李先念师长团结工作做得最好。”

　　二

　　在李先念的身上，服从中央和顾全大局是密不可分的。长期的革命经验使他深信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是英明正确的，中央的英明不但体现在正确的方针政策里，而且体现在统领全局、高屋建瓴的韬略上。中央的战略部属，如围棋的谋子布局，有周密的考虑。有的布局似乎不符合局部的利益，但从全局来看，有重要的战略预期，所以服从中央的领导，不折不扣地贯彻中央部署，完全实现中央的战略意图，就成为李先念大局观的核心内容。

　　在西路军最困难的时候，李先念向中央表示，即使“宿雪山”、“无粮食”、“势被困”，他们也“决不灰心，执行中央指示，在自主独立与依靠自力的路线上，克服困难，求得最后胜利。”在自己能否活着走出险境都是未知数的情况下，他还向中央建议部队脱险后，“迅速经新疆到远方学习，培养大批干部。”后来，果然有些人在新疆学习航空、装甲车、无线电通讯、医务和情报工作等，成为我军现代军事技术最早的业务骨干。

　　由于西路军失败的原因非常复杂，有些人对中央有强烈的不满情绪和不信任感，要到延安“算账”、“讲理”，有人想脱离中共到苏联去，以免受“迫害”。当人问李先念作何打算时，他毫不犹豫地说：“当然去延安。”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他哪有心思闹个人情绪，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回到延安，向中央报到，接受抗日任务，为全民族的解放而投入新的战斗。

　　李先念是一个对党有朴实感情的工农干部，但不是一个只会在上级前唯唯诺诺的人，他也是一名有独立见解、敢向中央讲真话的同志。一次毛主席与他促膝谈心，谈到张国焘分裂问题，李先念说跟着张跑的人只是极少数。但是“凯丰等同志在刚会合后，就批评红4方面军军阀主义、政治落后、土匪作风等，的确也引起许多同志的不满。有人说红4方面军的干部不尊重中央，确实有些冤枉。党的决定、上级的决定，没有错误。4方面军的干部，就是这个理念。‘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说我们反中央’。大家想不通”。李先念后来回忆说：“我从新疆回来，和毛主席辩论过一次。主席听进去了”。在批判张国焘的高潮中，敢于向中央主席讲真话，敢于与毛主席辩论，没有对党的一腔忠诚，没有实事求是的精神，是做不到的。

　　李先念对上级的指示并不盲从。他认真思考上级的指示，分析指示的精神是否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用自己丰富的革命经验来进行验证。例如在整风期间，中原解放区没有搞“抢救运动”，保护了大批干部。有时候，延安来电，说某某人是“内奸”，某某人有问题，中原领导并没有轻信和盲从，而是要求有关部门进行缜密地调查取证，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慎重地下结论。事后证明那些怀疑没有根据。1944年5月，日本军发动了河南战役，国民党军队土崩瓦解，河南出现有利于发展我武装力量的形势，但是某些领导不同意发展河南。为了尊重上级领导的意见，在7月1日的会议上，李先念没有坚持经略河南的正确意见。从7月6日以后，在1个月之内，华中局、毛主席和党中央多次来电，全面部署进军河南的重大决策。李先念理解了中央精神，开始纠正7月会议的决定，反复向华中局代表请求，不断派部队进入河南，尽量挽回损失。

　　三

　　李先念的全局观念和大局意识在中原突围中得到充分的展现。

　　日本投降后，位于敌人心腹的中原解放区立即成为国共双方斗争的前线。中央要求中原部队吸引和拖住敌人的重兵集团，为其他解放区展开部署迎击敌人赢得宝贵时间，中原应集中数万主力，以优势兵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发挥一个大的战略力量和战略区的重要作用。但是，由于桐柏战役第二阶段的失利，我军在转移途中陷入敌军的重重包围之中，中央随即根据新的形势数次调整战略部署，命令中原部队就地坚持，拖住敌人，借以减轻其他解放区的压力，为应变做好准备。为达此目的，即使中原解放区遭受重大损失也在所不惜。对中央战略部署的调整，有些同志一时接受不了，要求立即突围转移。个别同志对坚持斗争信心不足，看到的多是困难。此时李先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一方面，他要在我党我军内部统一思想，调整工作重心，部署各项工作，反复强调坚持的重要意义和胜利突围的前景，想尽办法克服由于根据地的缩小带来的困难，特别是粮食缺乏引起的饥荒。另一方面，他密切注视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战局的发展，思索如何利用各种条件，尽量减少损失，保住中原部队和干部的骨干力量。李先念经历过四方面军的失败和西路军的失败，几年前皖南事变我军遭受巨大损失的情景又历历在目。如何既能完成党中央交给的牵制敌人的任务又能避免遭受全军覆没的历史悲剧，这是李先念日夜考虑的问题。

　　经过周密的准备和巧妙的部署，我五师和其他部队终于突围成功。敌人“于48小时之内一举包围歼灭”我军的企图破产了。按照计划，中原部队根据中央“生存第一，胜利第一”的要求，本应尽快转入我华北或者陕北根据地，向八路军靠拢。根据部队的行军速度测算，只要十几日即可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到达安全地区。况且中央有指示“今后行动一切由你们自己决定，不要请示，免延误战机。”李先念部有完全的行动自主权。但是，7月15日刚率部渡过丹江的李先念一连接到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3份电报，指示“中原军全部应在豫鄂皖川陕5省境内进行灵活机动之作战，摧毁国民党统治机构，牵制国民党大批军队，配合我华北、华中主力之作战。”要求北路军“应考虑在陕南是否可能给追兵以打击，歼灭其几部分。并考虑是否可能在陕南建立临时根据地，以便屯住一时期。”

　　中央为什么改变原定的战略部署呢？因为中央还是从大局着眼，决定以中原突围部队吸引和牵制敌刘峙和胡宗南重兵集团，从而减轻各路敌人对我陕北和其他解放区的压力。试想如果几十万敌军压向华北、陕北和晋中，那将是多么危险的局面！此外，如果我几万军队进入贫瘠的陕北，将会使本来就紧张的粮食供应更为困难，老区群众的负担更为沉重。基于以上种种考虑，中央做出了不让突围部队进陕北的决定。实际上这一部署的调整已体现“必要时牺牲李先念部”的决心。事实证明，中原部队在陕南的行动打乱了敌胡宗南部进攻陕北根据地的计划，为中央迎击敌人的重点进攻赢得了近一年的时间。

　　5师在陕南完成自己的战略任务后转入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央发电指示刘邓要善待这支部队。陈毅同志以老军长的身份也对中原干部做了鼓舞人心的讲话，充分肯定了中原部队的功绩。但是，现实的情况是，经营了八年的中原解放区丢了，部队只剩下1／4，编入到刘邓部队战斗系列，中原的干部分散到全国各地，某些领导干部的安排不尽如人意。一些中原干部是有意见的，对李先念也有些责难。在这种情况下，李先念又一次表现出博大的胸怀和大局意识。那就是，在为大局做出了巨大牺牲后，并不要求中央给予相应的补偿，并不以功臣自居，向中央提出这样那样的要求。李先念沉稳的态度包含着这样的潜台词：为大局牺牲自我是共产党员应尽的责任，没什么值得夸耀的。全国形势大好，革命事业的大发展，就是对我们最好的奖赏。部队和根据地是党的，是人民的，不是我李先念的私人财产和个人山头。只要革命需要，可以随时交给党，随时做出牺牲。我个人的地位高低和荣辱都是身外之物。李先念终于把自己最后的部队交给了党，选择到地方工作，脱离了担任20多年的军事指挥员岗位。

　　四

　　李先念的大局意识在维护和加强革命队伍的团结上表现得尤为突出。经历过四方面军广大干部战士反对张国焘反党分裂斗争的李先念，对团结的重要性有刻骨铭心的认识。西路军失败后，他临危受命，带领不足千人的疲惫之师，突破敌人的围追堵截，向大沙漠转移。在最困难的时候，个别高级干部经受不住考验，要求分散行动，自找出路。但是以李先念为首的多数同志决定部队一定不能解散，要依靠集体的力量战胜大沙漠的酷热严寒干渴饥饿，步行到新疆，投入党的怀抱。他们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把革命的宝贵人才安全地带出绝境，交给了党。

　　团结就是力量，团结就是大局。为了这个大局，个人受委屈，被误解，受损失都可以承受。熟悉李先念的老同志都知道他有一个显着的品质，就是特别能忍：忍受、忍耐、忍让。他这样做不是因为个性软弱，而是为了团结，为了大局。中原突围后，个别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不信任李先念和5师，要率领军队另找出路，还要李先念另派部队保护自己，甚至有人带着部队不辞而别。见此情景，有些同志怨气很大，埋怨李先念，甚至上纲上线批判他的“路线错误”。李先念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他耐心向同志们做解释工作，反复强调团结的重要性。这些同志有的是他的战友，有的曾是他的上级，他不能下命令，只能劝说和解释，有时只能忍耐。李先念经受过无数次生死考验，锻炼出坚毅顽强的性格。但是，面临着战友的指责、埋怨和失信，他流下了眼泪。

　　李先念的全局观念和不计个人得失的优秀品质赢得了党中央和人民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解放后他从湖北调往中央，担任了重要的工作。在党内历次的变动中，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复杂的政治风浪中他都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经受住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成为一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成为我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李先念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留给后人宝贵的政治遗产和精神遗产仍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当今，许多人不相信世上有大公无私的人。他们看到的人和世界都是灰色的。我们纪念李先念同志，对历史进行再阐释，对历史中的人的精神世界进行深入的发掘，就是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确有这样一群无私无畏的人，确有这样纯洁的人、高尚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人类文化的良知。知道这些，我们会更有信心去追求美好的未来，去建设理想的社会。

　　(作者为北京语言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