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之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不断探索救国救民追求真理的一生，是为中华民族及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献身奋斗建立不朽功勋的一生，他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卓越的军事才能，“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能夺志”的崇高革命气节，以及建军、治军的丰富经验，对待政治、文化先进人士的尊敬风范、对待部属及人民群众的关怀爱护精神等等，处处值得我们学习。现仅就其坚定的共产主义党性试行归结与讨论，不当之处，请予指正。

　　一

　　叶挺同志1896年9月18日出生在广东惠阳县会水楼村一户贫苦农民的家中，全家靠租佃地主十余亩地艰难地维持生活，三个哥哥均因家贫而病死，两个姐妹则卖给别人当童养媳，当时整个国家连遭帝国主义的侵略，日益穷弱，所以他自幼就产生了对旧社会的反抗和探寻强国救民的强烈志愿。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11岁的叶挺认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是条正确的道路，产生了“强兵救国”的思想，因而愤然离家，先考入广州黄埔的广东陆军小学学习，毕业后考入武汉南湖陆军中学学习，两年后又以优等生资格进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工兵科学习。学习期间曾积极参加过反袁护国斗争和阅读各种进步书刊，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过被该刊“编者按”为“力求觉悟于自身，是正确之思想也”的“欲振污世、起衰弱”的长信。两年后因家中无钱接济只得辍学回家务农，此期间得知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在福建漳州、汀州一带组建国民党的基本武装力量，他十分高兴，经同学介绍就离家到漳州参军，首任支队参谋，与邓演达等人一道积极追随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并主动参加了国民党，在此后，他奉命率部经福建打回广东，取得了攻克淡水圩、夺取惠州城的胜利，自己也成为孙中山大本营警卫团的营长，并在陈炯明的叛变中胜利地完成了保卫大总统府掩护孙夫人安全转移的任务，后任大元帅府宪兵司令部参谋长兼营长。孙中山本人，因由他任命的革命军政府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的叛变及以后半年多极不顺利的讨伐战，异常痛心：“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倭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也”(引自《孙中山选集》)，并且痛感“国民党中不真正想在中国进行彻底的社会改革的党员太多了”，“国民党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引自宋庆龄《孙中山和他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此同时，十月革命成功的喜讯已传遍了世界，苏联的成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立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反帝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决议，使孙中山点燃了继续革命的新希望，制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并决心改组国民党。处在这一历史转折关头的叶挺，因为身处基层，对辛亥革命成功后全国几次出现的封建复辟和军阀割据局面以及许多挂名为国民党员的官僚政客，任意胡作非为，争权夺利干出祸国殃民的勾当，深恶痛绝，深觉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的正确性，和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人类解放事业带来光辉前途，开始努力学习接受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思想。1924年经孙中山批准他辞去军队的职务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学习期间，他如饥似渴地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多次考察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情况，思想觉悟更加提高，经王若飞、王一飞同志介绍，于这年的12月经旅莫支部讨论，认为他“革命人生观已确定”批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从思想上及组织上由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转变。接着他又调到红军学校中国班专门学习军事，更萌发了创建新型革命军队的思想。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叶挺的阶级本质及他所经历的初期斗争，证明他入党动机的正确性并且具备了坚强党性的基础。

　　二

　　当叶挺在苏联学习期间，国内由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革命形势迅速发展，迫切需要大批革命干部。1925年8月，叶挺、聂荣臻等同志奉调回国，派到革命中心的广东。其时中共广东区委周恩来、陈延年等领导同志，根据斗争形势的发展，深感建立一支由我党直接掌握的军队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的必要，因而决定在广东肇庆筹建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独立团，并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叶挺。叶挺接受这一光荣任务之后，立即投入紧张的筹建工作，11月21日，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4军12师34团、后改名为第四军独立团宣告正式成立。这是我们党直接领导的第一支正规部队。在这支部队里成立一个共产党支部，支部干事会(支委会)成员为叶挺、周士第(参谋长)、董朗(团部参谋)等人，直属中共广东区党委领导。

　　独立团成立后，根据区党委的指示和支委会的决定，叶挺首先对部队进行严格的政治和军事训练，在严格进行“四操”“三讲”制度的同时，坚持政治思想教育，在全团开展了反打骂、反贪污、反报假的斗争。使党的领导加强了，党组织扩大了，党的生活严格了，干部团结了，官兵觉悟提高了，官兵关系融洽了，因此，独立团各项工作都迈进了一大步，从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奠定了具有坚强战斗力的革命军队的初步基础(据《周士第回忆录》)。独立团还十分重视做好群众工作，除搞好群众关系外，还专门派支部委员董朗同志去培训西江各县的民团骨干，叶挺也经常去讲课。部队则常常走上街头向群众宣传，组织与农民一起联欢。1926年1季度，叶挺奉令指挥全团配合农民自卫军连续粉碎了反动地主武装5000余人对高要、伍村等地的大举进攻，最后拔除了反动地主和民团的大本营罗建村据点。所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我党领导的新型革命军队与旧军队本质的区别，成为以后工农正规红军的雏形，这是叶挺同志坚强党性在创建革命军队时的具体表现。

　　1926年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浪潮日益高涨，北方封建军阀势力则加紧联合起来向革命力量进攻，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建议和推动下，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出师北伐，并决定叶挺的独立团先行出发，成为北伐的先锋。5月1日叶挺率团抵广州，周恩来亲自接见全团连以上党员干部，号召大家“在战斗中要起先锋作用和模范作用，要坚决地完成战斗任务，要注意发动群众，”并最后以“饮马长江”、“武汉见面”相勉励(据《周士第回忆录》)。叶挺背负党的光荣使命，亲率这支新型革命军队，团结全团共产党员及指战员，以锐不可当之势，由广州北上，越过五岭，31日抵达湖南永兴，翌日抵安仁，粉碎6倍于己湘鄂军阀部队的进攻，取得了北伐胜利的第一仗，5日占领攸县。7月10日在各北伐先头部队到达攸县后，独立团继续先行，首先攻占醴陵，12日占领浏阳，部队进行整顿和扩充后，于8月中旬协同兄弟部队主攻并克服坚固设防的平江城，全歼守敌，乘胜追占通城，而后向湖北省进发。首先奔袭占领了中伙铺车站，控制住粤汉铁路。8月下旬发起了攻打汀泗桥和贺胜桥的着名战役，叶挺充分发挥其大无畏英勇善战又灵活指挥的军事才能，率领独立团机动灵活、猛打猛冲迅速攻占汀泗桥，继以连续作战勇猛突破由吴佩孚亲自指挥其主力防守的坚固阵地，英勇顽强地粉碎了敌人多次反击，接连突破敌人十余里的纵深阵地，最后协同各路赶到的兄弟部队占领了贺胜桥。使得8月底北伐军直指武汉城。9月5日，叶挺接受了攻打武昌城的任务，这是北伐以来最艰巨的一次攻坚战，由于守敌多，火力强，城墙坚固，几度攻击都没有成功，最后叶挺采用以一列铁甲车作掩护，在通湘门进行坑道作业，终于在总攻时独立团从通湘门突破，继而攻占蛇山，协同兄弟部队完成占领消灭敌人的任务。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任命叶挺为第十一军副军长兼第24师师长，并任武昌卫戍司令。

　　以上事实证明，在叶挺领导下的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所向无敌，威震天下，在各次战斗中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卓越贡献，因此，人民称誉独立团所在的第四军为“铁军”，赞誉叶挺为“北伐名将”，这两个光辉称谓不但流传至今，还将永彪史册，但是叶挺同志怎么说的呢？他在独立团干部会议上总结北伐战斗的经验时说：“我们为什么能够建立这样伟大的战功呢？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独立团是共产党的军队，因为有了共产党，我们才能成为铁军”。这就是叶挺同志在战争中发挥卓绝的指挥才能，取得辉煌战果，树立了不朽功勋而把一切又归功于党，归功于人民的共产党人最崇高最坚强党性的表现。

　　三

　　北伐战争的重大胜利，使得革命势力迅速扩展到长江流域，大大推动了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引起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极大恐慌，他们加紧勾结起来，施展各种伎俩，竭尽全力来扼杀中国人民这场大革命。首先英帝国主义直接派军舰沿长江对革命军一再寻衅，借故炮轰四川万县，造成军民伤亡1000多人的万县惨案，驻泊长江的外国军舰多达63艘，又在上海集结3万余人的军队，妄图以武力阻挡中国革命前进的步伐。与此同时，它们看到北洋军阀的垮台已成定局，转而着重在革命阵营内部进行分化，扶植它们新的代理人。一向以两面派姿态出现而骨子里反共的野心家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利用共产党和工农的力量，增强自己的力量，当北伐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自己羽毛已丰时，立即投靠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1927年3月24日，英、美、日等国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蒋介石借处理惨案之机与帝国主义达成妥协，两天后他就到上海与江浙财阀和流氓头子进行一系列密谋，终于制造了惨无人道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4月18日他在南京公开成立“国民政府”。全国各地先后掀起镇压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分子的血腥大屠杀。7月15日，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也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在此期间，我们党的领导又出现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严重错误，致使持续三年多的中国大革命遭受惨痛失败。

　　但是叶挺同志对反革命的政变一直持有高度警惕，他曾多次对部属说蒋介石是陈炯明第二，汪精卫是陈炯明第三。他要部队加强训练，加强备战。5月中旬当驻宜昌的国民革命军14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并进逼武昌附近时，叶挺率部予以痛击，迫使其溃回鄂西。他又积极收容各地因反动势力迫害而撤退来武汉的革命分子。粟裕同志回忆说：“叶挺师长的24师是我党控制的部队，当时各地进步的人多遭通缉或追捕。为了收容被迫害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培养为下层军事干部，24师成立了教导队，不到半月，就有1000多名学员几乎是清一色的党、团员”。叶挺教育部队：“大流血的日子可能就要到来，大家要抓紧操练”。7月中旬，叶挺和贺龙的部队奉命东调九江，准备“东征讨蒋”，15日汪精卫公开叛变，20日谭平山在九江召开会议，会上“多主张我(叶挺)联合贺龙的军队，向武汉政府示威，做一个革命的许克祥，表示我们反对反共的主张，保持国民党的三大政策，胁迫张发奎赞成这个主张，反对武汉政府(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但多数与会者主张等待中央命令而未实现。25日，叶剑英秘密约叶、贺开会，识破张发奎要他们上庐山开会乘机解除他俩军权的阴谋，而决定三天内率部赴南昌参加有历史意义的武装起义。

　　经过十分紧张的准备，并且抵制了张国焘阻挠起义的阴谋，根据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决议，仍主张于(八月)一日发暴，由贺龙、叶挺、谭平山、周恩来组织国民党内的特别委员会，主持这一运动“(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根据前委书记周恩来的指示，叶挺于7月31日起发了作战命令，以贺龙总指挥名义下达，由于叛徒的告密，被兼任南昌市公安局长的朱德发现，前委果断决定起义时间提前2小时，实际上大约在零点之后，起义的枪声就在全城各处打响了。叶挺指挥的24师负责解决第六军57团和第3军两个团，他和周恩来一起在敌人顽抗的松柏巷天主堂附近一所学校里指挥，经过激烈战斗，终于迫使敌人缴枪投降。其他各部也顺利地完成任务，8月1日上午起义获得成功。这次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开创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

　　起义胜利后，部队进行整编，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的番号，由贺龙任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代理前敌总指挥兼11军军长，刘伯承任参谋长。并成立2方面军的军事委员会，以”贺龙、叶挺为委员，周恩来为军事执行委员“(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失败》)。根据党中央指示，8月3日起，起义部队相继离开南昌南下，打算重建广东革命根据地。部队沿临川、广昌南下，8月下旬抵达瑞金，得知敌钱大钧部在广昌，黄绍竑部在于都屯驻重兵，企图堵截和消灭起义部队，经前委研究，确定先攻歼广昌之敌以打开通路。8月30日部队发起攻击，战斗极为激烈，我担任后卫的25师因迷失道路延至中午时分才赶到，战斗一时呈胶着状态，当25师赶到后，叶挺立即命令他们突破敌人西北防线。25师投入战斗后，各部队也猛烈地向敌人进攻，激战至下午4时许，终于将敌人击溃，我军攻占了会昌城。翌日，黄绍兹部不知会昌失守，仍从洛口前来会昌增援。叶挺指挥24、25师往城西北奋勇迎敌，击溃了来敌，把他赶回于都方向。

　　会昌战斗后，继续南下，途经三河坝时为防止追敌，留下朱德、陈毅率25师作掩护(后来他们去湘南举行成功的暴动，最后上井冈山与毛会合成立工农红军第4军)主力攻取潮汕，以求占领海口，争取国际援助，恢复广东革命根据地。但部队在盛夏烈日下连续长途行军，过于疲劳，加上作战伤亡和失散，部队已严重减员，加上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沿途群众疏散躲避，部队给养生活也十分困难。9月下旬攻占汕头，反动派更加速调动围击，形势日益险恶，叶挺”提议放弃潮汕，集中我们的兵力将多余空枪悉运至海陆丰一带交给农民，但此建议未被采纳“(叶挺《南昌暴动至潮汕的失败》)。不得不在揭阳汤坑一带与数倍之敌展开决战，激战三昼夜，歼敌3000多人，自身伤亡2000余，元气大损，只得被迫撤出战斗。10月2日周恩来在流沙召开会议，决定余部撤往海陆丰，恽代英、林伯渠、吴玉章等分别转移到香港、上海从事秘密工作，他和叶挺、聂荣臻转移到海陆丰。但此时他高烧不退，只得在农民家卧床治病，半个月后方稍愈，乃由地方组织用船送他们3人去香港。周恩来总结这次起义经验教训时说，南昌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大方向是完全对的，但是”南下广东，想依赖外援，攻打大城市，没有直接到农村中去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农村根据地，这是基本政策错误“。

　　在大革命失败的转折关头，叶挺同志头脑一直比较清醒，对反动派的倒行逆施非常痛恨，从南昌起义直到潮汕失败，他一直在重要军事指挥岗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用实际行动与党的右倾错误相抗衡，这是他坚强党性的具体表现。

　　四

　　1927年11月间，国民党爆发了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的粤桂战争，原驻广州的粤军主力调往肇庆、梧州一带作战，广州市内一时兵力空虚。广州留驻有隐蔽在国民党第4军由叶剑英领导的教导团及四军警卫团一部共约1200人，其次由周文雍领导的工人赤卫队3000人。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在12月11日发动广州起义，成立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任委员长，任命叶挺担任起义军事总指挥。但因叶挺是国民党反动派要搜捕的重要人物，为了保护他的安全，直至起义前一天的下午，才匆匆通知他由香港返回广州，聂荣臻回忆说”他在起义前几小时(12月10日晚上)才赶到广州，是在连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况下来指挥战斗的“。但他顾不上吃饭，立即了解情况，召开参谋团会议，调整布置，亲自对部队进行动员。凌晨三时半，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亲临第一线进行指挥。经过了两个多小时激战，起义军占领了广州珠江北岸绝大部分地区，成立了以苏兆征为主席(张太雷代理)的广州市苏维埃政府，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的政治纲领，颁布了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但由于兵力有限，对长堤之敌久攻不下，敌人借助外国军舰的炮火猛轰我军，国民党第4军、第5军等数万之众迅速回师，对我形成包围，形势对我极为不利。11日晚，在张太雷主持的会议上，叶挺分析了形势，说明了广州周围敌人兵力太多，而且近在咫尺，一旦组织起来对我反扑，对我很不利，提出最好不要在广州坚守，把起义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聂荣臻支持叶挺的意见，但是共产国际的代表诺伊曼却坚决反对，认为起义只能进攻、进攻、再进攻，他在会上指斥叶挺“动摇”，说“撤出广州的主张，是想去当土匪。”(皆据《聂荣臻回忆录》)。张太雷只得听从诺伊曼的意见。12日经反复争夺后，敌人侵占了观音山并有一股侵入市区，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傍晚优势敌人从四面攻进城区与我展开巷战，形势对我更为不利，叶挺异常镇定，正如刘伯承后来对人说：“没有见过一个军人在兵临城下，万分危急时竟能像叶挺那样沉着的”(据黄平《广州起义前后之叶挺》)。为了保存革命力量，最后叶挺和聂荣臻研究后决定，分头向起义队伍下达向花县一带撤退的命令。13日，敌人占领全市，广州起义宣告失败，但分散撤退到花县一带的起义力量，经整编后大部开赴海陆丰地区与农民武装会合，一部北上韶关找到朱德、陈毅共同开展新的革命斗争。

　　广州起义失败后，中共广东省委在李立三主持下在香港召开临时会议，完全抹煞了起义队伍的大无畏革命意志和英勇杀敌精神，片面指责领导人犯了军事投机主义错误，指斥叶挺“关键时刻动摇，对起义指挥不力”并给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叶挺觉得要澄清广州起义的问题，涉及共产国际的领导，因而经组织同意后，经日本前往苏联。在莫斯科，他把广州起义的亲身经历，写了一份详细报告呈送给党组织，但当时主管中国党务的共产国际代表米夫和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陈绍禹(王明)根本不安排听取他的申诉，也不认真看他的报告。相反，广州起义时根本不在场的王明，竟独自编了一篇洋洋万言的《广州暴动纪实》，毫无根据地指责叶挺对起义“表示消极怠工”，“于暴动前六小时始由香港到广州”，并特别批评了叶挺在起义第一天的晚上就提出将起义军转移到农村去的所谓错误。与此同时，东方大学约叶挺去作一次报告，也被王明强令中止。所有这一切，使得叶挺同志十分愤怒又十分委屈，却又申诉无门，一气之下，离开了莫斯科，脱离了党，到法国流亡去了。他后来在《说明入党志愿》一文中说：“那时党内清算中国革命失败的问题，我觉得有些脱离事实，同时因失败情绪的影响，与国民党、共产党都脱离了关系”。可见他的出走是被迫的，是我党那些不实事求是而推行教条主义与“左”倾惩办主义的领导造成的。后来周恩来说过：“这件事我们应该给叶挺申冤”(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

　　从此他在法国过了10年流亡生活，靠打零工，帮人在果园里栽树摘果子，在餐馆里劳动赚点工资来维持生活，有时宋庆龄也寄钱来接济他，但他仍念念不忘祖国的革命事业，始终不与反动派同流合污，一直保持着与进步人士的联系，并主动与当时在法国的廖承志同志来往，从他们那里得知十年内战以及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等情况，增强了对党领导正确性的认识。他在生活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仍注意了解及研究法国及西欧各国的军事情况，掌握新的军事科学，准备日后有机会再参加斗争。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挺深觉祖国面临亡国危机，就回到澳门岳父家居住，并更急切地寻找党的组织。首先主动给曾在四军做过政治工作而现在在上海做文化工作的阳翰笙同志写信，要求他到澳门一次，当面向他汇报情况，阳把这封信反映到中央，后来党组织就派张云逸去澳门与叶挺正式联系。1935年宣侠父同志在香港工作时，叶挺专程去香港与他联系。这期间国民党当局曾派人对叶挺进行利诱，但都遭到他的严词拒绝。十年来一直保持着高尚的政治节操和革命品德，做到离党不离心，在祖国危亡的时刻，等待党和人民的召唤。

　　五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下，正式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经过多次谈判，华北的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开赴敌后抗战，而蒋介石对坚持华南各地三年游击战的工农红军仍采取北和南剿的方针，加紧围剿与进攻，直到“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后，才被迫使他考虑我党把他们集中改编成一个军，奔赴华中前线抗战的主张。此时一心要献身抗战的叶挺从澳门来到上海，而到庐山负责谈判的周恩来路经上海时会见了他。周非常高兴，认为由叶挺出任这个军长是最合适，最能得到国共双方同意的人选。把此想法告诉叶挺后，叶欣然同意，是他把这个部队的番号定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通过他在国民党方面的影响，较快地得到批准，9月28日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抢先任命叶挺为军长，以图拉拢。但是受命后的叶挺得到中央电报后去了延安，向党中央、毛主席当面请示，他在延安各界特地举行的欢迎叶挺的大会上说：“同志们欢迎我，实在不敢当。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路险，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今后，一定遵照党所指示的道路走，在党和毛主席正确领导下，坚持抗战到底”(据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简短的几句话，既深刻总结和反省了过去，更表达了今后的奋斗决心，也是他坚强党性的公开表白。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特别是在筹建新四军及指派一、二、四支队向苏南、皖中敌后挺进过程中，他放手地把具体组建工作交由项英同志负责，自己着重向国民党方面交涉军需、经费、弹药补给等事宜，为解决全军的物质保障竭尽全力，同时又动员一批高级医务人员及文化人员参加部队，为我军建立较好的卫生医疗保障及文化工作打下基础。当军部移驻皖南后，他又积极指挥各支队大胆向大江南北敌后挺进，发展游击战争，英勇打击敌寇。但是，由于我党领导军队的体制当时没有觉察到新四军领导成员的特殊性，明确规定的是副军长的项英是军队的政委，又是军分会的书记，陈毅是军分会的副书记，非党员的叶挺当然不可能是军分会的正式成员，一些重要的文件也不给他看，使叶挺无法施展才能开展工作。陈毅在《1938年至1943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中说：“……对叶挺军长不尊重、不信任，不让其独任军部的工作，一直包办战场指挥，强不知以为知”完全是事实。就是曾在皖南新四军军部较长时间采访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她的《中国的战歌》一文中也客观地说：“作为一名坚信统一战线的将领，叶挺受到两方面的火力夹击。一方面，政府要他负责领导新四军，但又不满足他增加经费和装备以便应付日本军队日益强大的攻势要求；另一方面，共产党领导人，特别是……又背着他进行种种活动，使他无法对这支军队行使控制权”。为解决体制上这个问题，叶挺于1938年6月，即到长江局找到周恩来，提出建立新四军委员会，以便商议处理一切军政问题的建议，周恩来等人同意这个建议并提出具体人选报中央，三天后中央即复电“同意组织新四军委员会，以项、叶、陈、张、周、袁为委员，项为主任，叶为副之”。但这项指示并未落实，新四军委员会实际上未曾设立，这情况下，于是发生了叶挺4次辞呈、两次出走的事。但每次都经过周恩来及中央其他同志耐心说服又回到军部。1939年1月，中央还修改了半年前的电报，复电同意周恩来提出的新四军委员会以“叶正项副”的提议，并指示“同时在新四军干部中进行教育，以确定对叶之正确关系，因叶挺工作问题之解决，影响新四军前途及全国同情者对我之态度，关系颇大”。周恩来还亲自陪同叶挺到皖南军部做工作，确定了“向东作战，向北发展、向南巩固”的12字方针，应该说中央对新四军的领导体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的争论已经解决，但在组织上、思想上及一切工作上项都没有认真落实“叶正项副”的体制。以后随着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摩擦和日伪对敌占区日益疯狂的进攻与扫荡，项英认为“皖南应有一支军队，坚持做核心，来团结领导南方各省武装斗争与群众斗争”，不但不调3支队去江北，而且从苏南调两个主力团，还想把已到苏北开辟工作的两个主力团也调回皖南，直到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叶挺仍然千方百计与国民党作斗争，解决了彭雪枫第6支队的番号，全军的军费由9万元增至13．2万元，又亲自从当时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主席的宋庆龄处要来一船海外援助的物资，还动员归国华侨陈子谷回泰国继承遗产并募集经费共得26万元尽数捐献给新四军，叶自己也请夫人将家中岳母的养老积蓄拿出来，买了3000多支德造驳壳枪，由夫人亲自押送，途经上饶却被国民党扣压，叶挺亲自找到顾祝同拍桌大骂才要回运到云岭，分发全军排以上干部人手一支。军事上他首先在全军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了《现代战争的性质特点与指挥》的长篇报告，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论述了战争的一般性质，又根据他多年来的研究结果归纳了现代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参谋工作的重要性，反对指挥员只知个人勇敢不善组织指挥的缺点，特别提出“我们有政治工作，可以战胜物质困难”，“但是不能拿着精神重于物质这句话作广泛范围的解释，否则我们将来有变成义和团思想的危险”。又说“没有现代科学，很难想象有现代的战争”。这些重要观点即使在现在仍有现实意义。接着他又亲自渡江北上，在江北敌后调研情况，主持成立了江北指挥部，整编第4支队，扩编成立了第5支队，并提出江北部队应该向东向津浦路两侧发展的目标。但项英立即发电认为“目前不宜提出创造皖东抗日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而对我更加防范和限制”予以反对。1940年10月上旬，是他第二次离开皖南经周恩来劝说并令袁国平来重庆吩咐交谈接回皖南后不久，驻芜湖、荻港的日寇调集5000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对皖南发起大扫荡，经南陵直趋汀潭、云岭，在此紧急情况下，叶挺奋不顾身，亲自指挥第1团、军特务团1营及教导队一部，占据有利地形节节抗击，英勇作战，予敌以重大伤亡，迫敌放弃了占领云岭军部的企图，改道南下攻击泾县，驻守泾县的国民党52师闻风而退，不打一枪就弃城逃跑，而叶挺率我军奋勇追击，乘胜收复了泾县，大大鼓舞了皖南人民抗战的胜利信心，蒋介石也不得不违心地发电“传令嘉奖”。所有这一切，都在新四军的建军史上，有的是在全国抗战史上写下了不可磨灭的一笔。

　　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是对叶挺同志坚强党性的重大考验。就在事变发生之前，他在家中送别去苏北工作的挚友沈其震军医处长时，打破了他历来“沉默寡言、深沉不露”的性格，说出了许多积存很久的肺腑之言，说：“我预感到可能要打仗，要打很残酷的仗！”“中央三令五申要我军北上，可是有人就是不听，上次泾县打了那样的胜仗，52师见了鬼子就跑，我们收复了泾县城，马上叫让出去，我们收来的枪也要如数送回去。在这里根本没有发展前途……他有自己的打算啊！”他更痛苦地说：“部队迟迟不动，中央会怎样看待呢？会不会认为是我叶挺不愿走？这种日子，我好像夹在两个轮子中间的一粒沙子，真不好过啊！”“我的心贴着党的，为什么老是碰到这样的处境呢……” (引自《沈其震回忆叶挺军长》)。在中央一再催促下直至严厉的批评后，项英于12月28日才最后决定撤离皖南，这时，国民党已调动7个师约8万之众对我形成合围，又放风让日寇加强沿江及苏南的封锁。叶挺原来主张的向东经马头、高淳到苏南的路线及向北由铜陵、繁昌间渡江的路线都已不能使用，军分会最后选定经茂林、榔桥到宁国附近，再伺机向北到苏南再待机北渡。据当时任军作战科副科长叶超同志回忆说：“听了这个决定，我们都感到很突然，因为这个行动方案从来没有研究与讨论过，因为是新定的行动路线，连作战地区的地图也没有，临时油印发给了部队。”军部撤离皖南的时间是1941年1月4日黄昏，这时下起了中到大雨，叶超同志回忆说：“因为出发时没有请向导，加上下雨路滑，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上路不久就走错了路线。”“行至青弋江边，因下雨河水猛涨，在章家渡临时架的浮桥，又因部队过于拥挤，仅过去千余人浮桥就中断了，部队不得不在寒夜中徒涉，很是混乱”，“军部在天明后才到达茂林的潘村，各部掉队人员很多，直到5日下午3时，方才全部到达，且很疲劳，被迫休息一天”，丧失了一天向南突进的宝贵时间。6日黄昏起向南进发的地区是一片高达600米以上的大山区，人烟疏少，道路崎岖，不时天又下起雨来，我军真是处于天时、地利、人和皆不利的境地。7日上午，我各前卫部队击退了沿途拦击的敌小部，军部随中央纵队前卫团之后越过丕岭，在丕岭山下几间草屋里开设了临时指挥所。“前卫团很快到达星潭附近，但星潭外围的小高地为敌40师所控制，我前进受阻，打得很激烈。我(叶超)立即跑到前面了解情况。敌40师扼守隘口，两侧高地筑有堡垒，配置机枪封锁，经激战，辅助碉堡已被我占据。这时周子昆副参谋长上来了，随后叶军长也来了，他们都到前面来观察战况，我向首长汇报了情况。”当时周副参谋长建议回到指挥所向项副军长汇报研究一下怎么办，叶挺只得同意，我们一齐回到丕岭下那几间草屋开会。“”叶军长决心以三团一个营出击，另由5团派一个营迂回星潭“，”但是项英同志不赞成，他强调我们部队向来不打硬仗，却又拿不出自己的具体意见。袁国平、周子昆同志通常都是以项英的意见为意见，认为万一星潭攻不下，我们处境就更危险了“。”大约从下午的3时到夜间的10时，7小时的讨论……长时间的讨论举棋不定，也没有给部队下达任何指示，叶挺同志实在无法忍耐了，气愤地说：“时间就是胜利，不能犹豫不决，我的态度，就是错误的决定我也服从，请项副军长决定吧，你决定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项英决定原路返回丕岭以西，再决定行动。“”这一错误的决定严重地挫伤了部队的士气，打乱了所有的行动部署，丧失了冲出包围的时机，带来了不堪设想的后果“。而项英本人在向南折回又见无法突出敌人包围后，竟于8日晚率少数人不辞而别，离开了部队。在此紧急关头，叶军长毫不犹豫挺身而出，挑起了指挥全军继续作战的重担，他一面向华中局电报情况，一面召集干部开会，在会上说：”现在的情况很紧急，我们的处境很困难，军部是有责任的，但是现在不是争论是非的时候，只要我们有信心，团结一致，发扬英勇顽强精神，一定能打出去，没有什么可怕的。“9日上午，他亲自对教导队及零星人员作战斗动员，说：”我们新四军是革命的部队，为了抗日，为了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国民党蒋介石卑鄙无耻，他们不打鬼子，反来阻止我们北渡长江抗日。现在为了打破他们的包围，不得不忍痛发挥你们这批骨干的力量了。“他并且说：”我和你们一起作战，如果我临阵脱逃，你们可以立即把我枪毙“这样的表态，这样的行动，对当时疲惫不堪、不知所措的部队来说起了极大的鼓舞作用，事后教导队立即对高坦村当面之敌发起进攻，予敌以大量伤亡，直追至茂林之南，掩护军直属队向东北转移到石井坑，此后协同3团及其他残存的友邻部队固守东流山等要地3个昼夜，最后终因弹尽粮绝不得不忍痛执行军长分散突围的命令。而叶军长本人是奉了当时东南局代书记饶漱石同志的指令，于14日下山与国民党去谈判而被押的。关于叶挺同志在皖南事变中的表现，后来周恩来有过公正的评价，说：”在皖南事变中他(叶挺)是非常英勇的想以个人的牺牲来保存革命的力量，比某些共产党员表现还坚决。“这也是对他坚强党性的极好赞誉。

　　叶挺被扣押后，一直被国民党反动派先后囚禁于上饶、重庆、桂林、湖北恩施等地，先后长达5年零2个月之久。在此期间，任凭国民党反动派百般折磨和威胁利诱，叶挺始终坚贞不屈，英勇斗争，直到胜利，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崇高气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是他坚强党性的辉煌写照。

　　当叶挺被解扣至上饶见到顾祝同时，他就大义凛然地斥责顾祝同和他的同党背信弃义，对新四军”一网打尽“的卑鄙行径，当顾转达蒋介石对他表示”关心“，希望他认识错误后可以重任的电报后，他气愤地说：”请收起你们这一套吧！在这国家危急存亡之秋，我叶挺坚持抗战到底别无他念，何错之有？可是你们反复无常，不顾国共合作抗日的诺言，悍然发动这次皖南事变，真是亲者痛、仇者快啊“。”如果最高当局真是为了什么国家民族利益，真是为了什么军令法纪问题，那么我是军长，一切都由我负责，我请求用军法公开审判，我将把事实真相告知全国人民。假如我军真如蒋介石所说那样犯了错误，那也只能由我个人负责，我的下级无罪，他们不能负任何有关军令法纪罪名，因为他们是服从我的指挥的，我要求把我的下级全部释放！“说得顾祝同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据叶钦和《为民历艰苦，大义照千秋》)。叶挺进一步大声说”我叶挺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接着叶挺在集中营李村的囚室内草拟了一份给蒋介石的电报，再次要求必须立即释放新四军全体被囚人员，表示”愿以一死为部赎命“，自己甘愿接受死刑或无期徒刑，以求”将所部被俘干部不问党籍何属，概予释放，复其自由“。电文重申自己对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抱坚强信念”至死不变“，说自己：愿得其真情而入地狱，也不愿苟且偷生，电文最后八个字是”临死泰然，心地光明“。顾祝同见诱降不成，改派叛徒赵凌波(原军部参谋处长)前来劝说。叶挺一见叛徒进屋，怒火中烧，没等他说几句，扬起右手狠狠地打了他几个耳光，大声骂道”你满身污臭，滚！马上滚开！“接着拿起烤火用的火炉和茶壶，劈头盖脑地砸了过去，叛徒吓得连爬带滚地跑了回去，再也不敢进门，但叶挺在放风时只要见到赵，就要动手打他，并教育被俘的同志说：”做叛徒最可耻，终究要被人们唾弃的！一个革命者，要有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坚强意志！“他并把后两句话及”正气压邪气，不变应万变“，”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坐牢三个月，胜读十年书“等字句，书写在囚室的墙壁、门板以及窗门上，并把头发蓄了起来胡子也不刮，以示抗议。与此同时，他仍然十分关心其他被囚禁在集中营的同志，把自己一点积蓄购置了一些衣服蚊帐、食品、用具等分送给他们，在里面夹带一些”团结一致、斗争到底“，”我在此很好，决不会做任何对不起党的事情“等条子鼓励战友们坚持斗争(据叶育青、王孝先《记叶挺军长在上饶集中营的斗争生活片断》)。他在桂林、恩施囚禁期间，同样坚决地拒绝并反驳了陈诚等人的劝诱。

　　在重庆囚禁期间，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叶挺当面做工作，蒋问：一年来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叶答：我们奉命北移，先后调来7个师，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900干部，我对他们应该负责。我处置失当，愿受军法裁判。蒋生气说：你的部下就是共产党？而上了当还不觉悟！叶说：如果这样说，新四军开始就不该成立了！说得蒋介石无言可对，只能说：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了。然后布置陪同接见的副官郭阡与叶谈话一个多小时，许以高职，叶最后说：”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其威武不屈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予此可见。以后，叶挺就被囚于渣滓洞集中营，在此期间，他写出了气壮山河的不朽诗篇《囚歌》。

　　在我们党一再斗争、交涉下，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之后，毛泽东亲自赴重庆谈判，又再次要求立即释放叶挺及其他被扣同志，直到1946年3月4日叶挺才获释出狱。出狱的第二天他立即致电中央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3月7日中央复电叶挺说：”亲爱的叶挺同志：五日电悉，欣闻出狱，万众欢腾。你作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重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兹决定接收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党员，并向你致热烈的慰问与欢迎之忱。“这也是我们党中央对叶挺同志坚强党性的综合评估。

　　党和人民期待着叶挺同志对解放事业做出更大贡献，不幸他和王若飞、秦邦宪、邓发等八位同志，在4月8日飞回延安的途中因飞机失事而殉难，使我党和人民遭受巨大的损失。但叶挺同志革命精神永留人间，他的坚强的党性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继承和发扬！

　　六

　　今天，我们学习叶挺同志坚强的党性意义何在？

　　一、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最后必然实现共产主义，但是其时间之长，道路之曲折，则往往未被人们所认识，尤其是社会主义的苏联存在并建设70余年之后竟然解体，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易制，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低潮之后，对共产主义的”信任危机“像瘟疫一样流行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对马克思主义毫不动摇、坚定信念，就成为所有共产党人的根本要求，而且更要加深斗争的复杂性和长期性的理解。对我们说，毛泽东的名言”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牢记心头。邓小平的理论更明确指出：”中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且是不发达的初级阶段。我们道路还很长，要经过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奋斗，才能实现党预定的目标。“第三代领导人给全党提出的任务，是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建国一百周年即205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国家。因此我们所有的共产党人，都应该像叶挺同志一样对共产主义具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在任何艰难曲折与复杂尖锐的斗争环境中都毫不动摇，而能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党中央探索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开拓前进。

　　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经过拨乱反正，确定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经过20多年来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各条战线的共同努力，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高速、稳定的发展，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有了明显提高。但是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的基本国情没有根本变化。目前我国经济总量(GDP)虽然已居世界第6，但按人均国民收入(GDI)计算，却是世界第141位，仅相当于美国的1／39，日本的1／36，差距惊人。我们整个生产力水平还比较落后，发展与改革的任务非常艰巨。虽然是机遇与挑战并存，整体上机遇多于挑战，但在每一微观进程中，困难与挑战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对此我们必须要像叶挺同志那样随时具有防患于未然的清醒头脑，勇敢对付最困难的挑战，并以正确的政策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消除各种盲目自满、小富即安的心理，努力学习各种先进知识，不断提高综合能力，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以保证国民经济健康、持续、高速地不断发展。

　　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已经顺利地基本实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但必须看到，许多方面的改革还有待深化，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的管理体制改革需要深化，分配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需要取得重大进展，任务还非常艰巨。特别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拜金主义、个人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腐朽丑恶思想，会因法制建设和道德教育的滞后而泛滥起来，贪污腐败之风会盛行起来，这是对社会十分严重的危害。我们党必须严加防范，予以打击并从根本上采取综合措施予以清除，其任务与深化改革一样的长期与艰巨，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党十六大选出的胡锦涛总书记，接任以后第一件事，就去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参观学习，号召全党牢记并贯彻毛泽东同志两个务必的教导，是切中时弊的英明之举，深得全党同志的拥护和全国人民的赞扬。现在，我们来宣扬与学习叶挺同志”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质可算是一个有意义的补充。

　　四、社会的发展是人民劳动的结果，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毛泽东同志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定为我党的根本宗旨，邓小平同志则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我党制定一切政策的根本前提。江泽民同志则反复强调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并提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十六大的决议提出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发展经济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经过20多年来的努力，我国经济有了巨大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普遍得到提高。但由于底子薄，至今尚有300多万人没有摆脱贫困，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收入差距，有些地区有些行业贫富的差距也在拉大，同时，由于改革的深入，现有1400多万失业下岗工人，今后每年要新增适龄劳动人口1000万，还有1．5亿以上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我国就业形势十分严峻。而我们的目标要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对就业和再就业问题，贫困人口脱贫问题，分配制度及税收政策的改革问题，社会保障体制的建设问题等，都应下大力去解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应该使人民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水平及身体健康水平都应有较大的提高。所有这一切都只有依靠我党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一切为人民的根本宗旨和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的工作路线才能实现，所有共产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应该身体力行，成为执政为民、一切为民谋福利的典范。中央批准叶挺同志入党的电文中说他”为中国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事业进行了20余年的奋斗，经历了种种严峻的考验，全中国都已熟知你对民族与人民的无限忠诚“，不就是我们可学习的榜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