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正明是叶挺将军的第二个儿子。叶挺将军生命最后几年是在监禁和软禁中度过的，和他一起生活的三个孩子中叶正明年龄最大。对于父亲，叶正明有许多话埋藏心头很久了。多年来他听着外界对父亲的种种评论，加之兄弟姐妹长期分离，记忆也不完全一致，他始终没有把心里的话说出来。每当回忆起父亲的坎坷一生，总使叶正明感到沉重。随着年龄的增长，病痛的折磨，他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去年北京新四军研究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一些老战士谈到了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皖南事变”等问题，并提出要抢救珍贵的史料。这些话使叶正明深受触动，他终于表示愿意讲讲他自己心目中的父亲。

　　我们在叶正明表态的几天后，来到他家中倾听他的回溯。显然，他做了充分的准备，找出了一些他家珍藏多年的资料；在夫人的陪伴下，身体状态不好的他和我们从上午聊到了午饭后，并希望我们抓紧时间完成。

　　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将这篇文章写完，可是未及发表，叶正明同志就病倒了，并于2003年1月24日逝世。这篇文章不仅是叶正明对父亲叶挺将军的永久纪念，也是成为我们对叶正明同志的永久纪念。

　　“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

　　由于知道叶正明自1943年后，曾和处于软禁状态下的父亲叶挺一起生活了两年多，当时他才13岁，跟着他的还有四弟华明、五妹扬眉。所以我们向他询问为什么是他们三个，又是怎样到父亲身边的。

　　叶正明详细地叙述了此事的原委，自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父亲叶挺被强行扣押后，相继辗转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一直处于严密禁锢状态。1943年五六月间，驻宜昌日军以6个师团的兵力进攻鄂西，直逼国民党第6战区门户。国民党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指挥14个军，与之苦战月余，致使日军在付出万余伤亡代价后撤离战场。

　　国民党方面出于政治需求，称此为“鄂西大捷”，并大加张扬。蒋介石对鄂西奏捷很高兴，提议组织慰问团赴前线慰问，并邀约各报刊记者随团前往采访报道，烘托气氛，由中央主办的《新华日报》也接到邀请。

　　周恩来在闻知此讯后，决定由《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去鄂西战区采访。行前，周恩来向与叶挺有过一面之交的陆诒布置说：“你此行有一项特殊任务。叶挺现在恩施，由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负责看管，你带上我的亲笔信单独去见陈诚，向他提出单独访问叶挺，我料他不致拒绝。”

　　陈诚在看了周恩来的信后，果然安排陆诒与叶挺见了面。以往关于他们这次会面的记载，多为陆诒向叶挺介绍了中共如何击退国民党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一起总结皖南事变的教训，以及陆诒告诉叶挺：“党中央毛泽东非常关心叶挺的处境，非常赞赏叶挺的气节。两党谈判此刻仍在进行；在每次谈判中，都提到恢复你的自由问题，希望你耐心等待，善自保重。”叶挺则要陆诒转告中共中央，他深信“有党中央的英明领导必能获致胜利”，他对此从“没有动摇过”。此外，再没有披露更多的信息。

　　然而，此后的事实是叶挺的子女们随姨夫麦畅生一家由澳门迁移到了广西桂林，而叶挺亦随之请陈诚替他向蒋介石说项，允许他和夫人李秀文离开恩施前往桂林。过去并没有人深诘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内中有什么关联和默契？

　　叶正明告诉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由周恩来安排的，曾有些人写文章说他们家人的团聚是他母亲去求了戴笠才获得允许的，这种说法不对，也没有根据。他们叶家的孩子曾问过那一时期担任周恩来警卫参谋的颜太龙，一家人是怎么在桂林团聚的。颜太龙回答说，肯定是周总理安排的。他还告诉叶正明，此前他们的母亲李秀文曾到重庆探监，到恩施与他们的父亲见面，也都是周总理一手安排的。

　　陈诚将叶挺希望赴桂林与家人团聚的请求报告了蒋介石，但蒋介石考虑到参与“福建事变”，几度高举反蒋旗帜的粤军老资格人士李济深正在桂林公干，担心与粤军有渊源的叶挺和李搞在一起于己不利，遂不同意他到桂林，而允其移住柳州，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继续“照顾”。

　　深通世故的张发奎并不愿意叶挺到他的地盘上来，认为这是陈诚将“烫手的山芋”甩给了他，对叶挺冷冰冰的。当叶挺提出从柳州赴桂林时，张亦不曾留难就放他走了。就这样，叶挺来到了桂林，与分别了4年余的亲属和孩子们相聚。

　　叶正明在《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一文中，记述了当时见面的情景：“已经有4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经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
　　“特务们像影子一样，时刻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刚到桂林时，叶挺夫妇和岳母、连襟及孩子一大家16口，都住在由李济深安排的一家小旅馆里。当时外间都传说叶挺获得了自由，这是因为蒋介石给他了个“第四战区高参”的空衔，实际上是以此作为继续软禁叶挺的挡箭牌。

　　“我们始终享受着‘照顾’，”叶正明说，“旅馆隔壁就住着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有特务，父亲出门上街，那不必说特务肯定会跟着。就连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特务跟着，一直‘护送’到学校门口才作罢。”

　　高参的薪金不算少，但因战时货物奇缺，物价飞涨，加上住旅馆，16口人的大家庭吃穿用，经济顿显拮据。为减少开支，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叶挺在七星岩一带找到了一间房子住下，每月交纳租米二石二斗，在当时不算便宜。

　　“当天气渐渐地冷了的时候，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地沉重起来，到了8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物价飞涨和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生活的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的境地，但更让人心烦的是特务的骚扰，有些人总像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么‘异动’，特务们像影子一样，严密地注意着我们。”

　　叶正明给我们讲了几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开始有些特务不认识叶挺，而是把他的连襟麦畅生当做了叶挺。为了换点钱贴补家用，麦畅生有时上街摆摊变卖一些家中器物，结果总有特务来找麻烦。

　　还有一次，捉壮丁的人闯进叶挺家，他们想不到眼前这位衣着朴素的人是蒋介石亲自任命的高参，竟蛮横地说：“你应该出去当兵了。”叶挺听罢一笑，说：“我想你大概应该知道我是哪一个吧？”捉壮丁的大概想起了什么，连忙堆起笑脸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边说着就忙不迭地走了。

　　后来，叶挺又搬了一次家，搬到更为偏僻的观音山麓一个防空区里。新家的后面有一座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块空地。父亲说：“开荒吧！”我们几个孩子除了上学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屋前的荒地上。父亲带着我们干得尤其起劲……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回了十多只羊。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又多了一项工作——赶羊。可是，特务们像尾巴一样马上就跟来了。

　　在距叶挺家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特务，隔壁也住了一个。隔壁的特务常常拿着一根拐杖，跟着孩子们上山赶羊。他威吓孩子们说山上有蛇，叫他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去的时候，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很会捉蛇的。小铺子里的四个特务，则专门在叶家人上街时盯梢。

　　在桂林的那段时间，叶挺虽然依旧处于被软禁的状态，但还是能和李济深、何香凝等故交，柳亚子、千家驹等社会名流过往互谒；周恩来也可通过地下党的关系与他联络。一些新四军的旧部，也悄悄地登门造访；这都是与恩施的禁锢没法比的。叶挺长久紧蹙的眉宇也稍稍舒展，然而这样的日子过了也只有半年左右。蒋介石获悉叶挺在桂林与社会各界广泛接触的消息，又极度不安起来。

　　叶正明对我们说：“1943年12月25日，我和家里的其他孩子放学回到家里，发现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一脸忧愁地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预感父亲的情况不妙，眼睛渐渐地模糊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走进叶家，对李秀文说：“叶高参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这里有他的亲笔信。”所谓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就是叶正明、叶华明、叶扬眉。李秀文看确系叶挺亲笔所写，就问来人：“要把他们送到哪里去？”来人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我们再来接他们。”

　　“父亲向我讲述了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

　　“12月26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就是因为父亲开列的名单，使我们三个能在此后近两年的时间里，一直生活在他的身边。27日中午，我们乘火车赴衡阳，直到晚上11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的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像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

　　叶正明继续说道：“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到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是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晚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地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几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在恩施，叶正明才听父亲讲述了他在桂林被骗遭捕的经过：12月25日上午10点钟的样子，住在隔壁的特务走进叶家，对叶挺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叶挺没想到其中有诈，便披了一件外衣，跟着特务出了后门上山。

　　上到半山，前面那个特务站在岩石上好像等人的样子，见叶挺跟上来就跳下岩石。这时，从四面八方的山石后面，拥出了20多个拿手枪的特务，围住了叶挺。一个好像是领头的，就是“送”叶正明的那个营副，拿出一封信递给叶挺说：“郭副长官(即国民党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

　　叶挺大怒，说：“请，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是不是国民党？”，“是！”一个特务说。叶挺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地说。叶挺抬起手，打了那个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做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

　　接着，那一批人就拥着叶挺转过山后，从另一条路下山，山下有一辆大卡车等在那里，他们把叶挺扶上车，开到宪兵第5团的团部。叶挺就是在这里，写了那封接叶正明等三个孩子跟他走的信。写完信，那批人就押着叶挺坐卡车先去了衡阳。

　　后来也是从父亲那里得知，父亲要他和四弟、五妹来的用心。叶挺有了一大家子在桂林度日维艰的经历，自己在离开之际带走3个孩子，可以减轻妻子的负担。他不带老大叶正大，是因为老大毕竟年长些，可给妻子打个帮手，协助照理家务。跟着自己的孩子，也许要吃些苦头。所以太小了什么都不会自理也不行，所以点了正明、华明，而女儿扬眉，是叶挺最喜欢的孩子。叶正明说：“父亲和母亲都喜欢有个女孩子。但连生几胎都是男孩，直到第五个，才有了个女儿。姨妈说总算扬眉吐气了，五妹就叫了‘扬眉’。我们家老六也是女儿，她生下来眉毛直直的，就取名‘剑眉’。父亲特别喜欢扬眉，让她跟在身边，或许能使父亲在被禁锢的沉郁中，多得到几分慰藉。”
　　“父亲要我从小有骨气 不向恶势力低头”

　　回忆起陪伴父亲度过人生最后岁月的日子，叶正明思绪不绝如缕。他说和父亲一起到了恩施，他们先是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每天晚上，房间门外都有宪兵看守着。一个月后，他们搬到城外的朱家河，即去桂林前叶挺被禁锢的原住所。

　　叶正明是第一次来到这里，他对新家做了这样的描述：“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淳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做幌子的特务)。我们养了一二十只白兔(后来增加到50多只)和十来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山。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两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走走，或者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向上司报告去了。午后，我们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大概有两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和解放区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武器精锐的敌人，我们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的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的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么是志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家安顿好后，父亲和叶正明及弟弟、妹妹给母亲写了封信，此后，他们每个礼拜都要写一封给母亲的信寄往桂林，告知他们的近况，表达对母亲的思念之情。

　　又过了些日子，孩子们都上学了。叶正明被送到据说是全湖北最好的中学，但他自己的感受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叫我小共产党……所以从那天开始我就没有觉得舒服过。”

　　比起和父亲在一起的生活和交谈，叶正明感到学校里所教的那一套非常枯燥乏味。他有时就把从父亲那里听来的有关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的事情讲给同学听。结果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找叶正明，说校长请他去，他马上就猜想到，可能是有人把他告发了。

　　“果然，到了校长室里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他含着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我知道这‘哼’字含有什么意义，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到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叶正明对于因不写“悔过书”，受到学校留级的处分，不仅不感到沮丧，反而感到光荣。这还在于他的态度和做法得到了父亲的赞许。叶挺对孩子们说，不写“悔过书”是对的，一个人从小就要有骨气，就要不怕恶势力。

　　叶挺深知，自己的孩子在国民党统治区域内的学校里和社会上受到不公正待遇，受到一些委屈，是因为自己的信仰和人生道路的选择所致，但恰恰是在这些问题上，他绝不可能放弃和改变，所以自己身边的孩子们就可能继续碰到这样那样的为难冷落。为了让孩子们感到温暖和安慰，每当孩子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叶挺就想尽办法给孩子们做些好吃的，带孩子们去逛书店，到郊外去游泳，让他们感受父爱和大自然的温馨。

　　叶挺深思熟虑的方案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

　　叶挺自参加中国共产党后，作为军事将领，一直处于戎马倥偬之中，而当他与组织失去联系后，一方面要忙于生计，一方面又积极地与反蒋的各派力量联络，因此家中的孩子们看到的总是父亲忙碌的身影。然而在恩施被软禁的日子里，叶挺一方面自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一方面他有意识地想给身边的孩子多一些家庭的温暖，这使得叶正明对父亲有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他能经常听父亲讲一些过去的经历，而且渐渐明白了许多事理，他还向父亲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软禁中的叶挺，对孩子的提问，一一给予了解答。

　　正是因为有这样一段经历，叶正明对社会上存在的一些关于叶挺的论述和评价，有着自己的不同看法和见解，他有许多话想讲，原因也就在于此。

　　叶正明对我们说：关于叶挺生平，有一种比较普遍的说法是他在广州起义失败后“自动脱党”，并从这时起到抗战初期膺任新四军军长之前，有个“十年消沉”阶段。他说根据他掌握的情况和对父亲的了解，上述说法是与叶挺的真实精神风貌很不相符的。

　　我们分明地感到，叶正明在说到这里的时候颇动了感情。他先讲述了“脱党”的事，因为这事与广州起义直接相关，我们遂一起重温了75年前那个可歌可泣，又让人扼腕的历史片段。

　　在广州发动起义是当时的中共中央决定的。1927年的12月7日，张太雷主持中共广东省委的常委会议，在传达了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会议将起义发动日期定在12月13日，组成了起义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并决定由叶挺出任起义军总指挥。

　　然而，鉴于叶挺是被蒋介石通缉的要犯，从保障安全考虑，起义领导人之一黄平建议不宜过早通知他。结果临起义发动的前一天，他才被匆匆召来广州。而实际上，当叶挺到达指挥部时，离起义爆发只剩下几个小时了。正像起义的领导人之一聂荣臻回忆所说：作为广州起义的军事指挥，叶挺“是在什么情况都不清楚的状态下来指挥起义的”。

　　就在叶挺到达后的这几个小时里，叶挺首先与起义最高领导们碰头，由此得知中共中央对起义的正式指示，了解到起义领导班子在他到达前进行的起义准备，设定的行动方案，以及对敌我力量的对比和分析。

　　继而，叶挺召开了战前调查会，与参加起义的中层领导者们见了面，对起义参战力量的战备情况、武器装备，对作战目标情况的掌握，起义后各部之间的呼应，以及战场救护和后勤保障等问题，作了详尽的了解。

　　在这之后，叶挺与被任命为起义军参谋长的徐光英，对原定的起义方案进行了调整和完善，明确了起义的时间，并随即对起义各部下达了作战命令：教导团、警卫团按原部署不变，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和敢死队必须在11日凌晨2点前到达预定地点，3点准时发动起义。第一联队和敢死队攻打公安局；第二联队攻打国民党第四军军部等目标；第三联队攻打西区警察局、粤汉铁路局等目标；第四联队攻打警官讲习所等军警机关；第五联队攻打国民党省长公署等目标；第六联队兵分两路作战；第七联队为机动，随时听候调遣。

　　就是在这短暂的时间里，叶挺还了解到，对发动此次广州起义，广东省委内存在着不同意见，像军委委员聂荣臻等就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另外，在调查会议上，工人代表黄亚恒再次提出了起义时机问题，指出起义力量仅数千人，虽然广州城内空虚，但外围敌军达10余万。

　　黄亚恒的意见引起了叶挺的高度重视，他找到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对他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倘若成功了，也不宜在广州久滞，而应将队伍带往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当地苏维埃政府会合。

　　叶挺的意见，当即遭到共产国际派来的德国人、有“暴动专家”之称的诺伊曼的强烈反对，他给叶挺把广州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想法，扣上了一顶“土匪主义”的大帽子。因起义在即，叶挺全副心思都在作战指挥上，就没有与他理论。

　　广州起义发动当天，“广州苏维埃政府”宣告成立，但这个苏维埃政府随即陷入国民党军的围攻，形势严峻。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的叶挺，在苏维埃政府的军事会议上，郑重提出“不要再在广州坚持，把队伍拉到海陆丰去”。这一建议得到叶剑英、聂荣臻等懂军事的起义领导人的响应。

　　但叶挺深思熟虑的稳妥方案，马上就被慷慨激昂的言辞掩盖。年轻气盛的广州市委书记黄平，认为叶挺这种顾虑重重的情绪，在此紧要关头是非常要不得的。诺伊曼更是激言厉词，说此刻绝不能退却，而应“进攻进攻再进攻”！省委书记张太雷对诺伊曼意见的附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的政治能力无疑是相当强的，但对起义成功的渴望，对帷幄运筹的生疏，使他偏向了貌似权威且声色夸张的诺伊曼。起义的悲剧结局，此刻已经注定。

　　许多年以后，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们在平心究诘当年失败的因由教训时，才承认叶挺的主张是正确可行的。叶剑英、聂荣臻都指出：本来在11日晚上就可以采取措施，主动将部队撤出，那么，起义将会取得很好的结果，可惜叶挺的主张得不到采纳。

　　当时领导军事工作的中共中央组织局主任周恩来，在十多年后也总结说：“那时如果采取退却的方针，实行有计划的退却，或同海陆丰农民运动会合，或同在曲江的朱德同志会合，都不会如此仓皇，可以保持更大的革命力量，可以保存更多的干部。”

　　叶正明告诉我们，新中国成立后周总理还同叶家几个孩子讲过：当年党中央和广州起义的主要领导没有接受你父亲的意见，如果接受了你父亲的意见，革命很有可能还要早胜利几年。你父亲的意见是广州暴动后，部队不在广州市内消耗，而是拉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搞根据地。那里靠海边，或许还可以接受苏联的援助。叶正明说这些话周总理在中共六大的时候也讲过，原话应该能从有关文件中找着。

　　当年决策的军事会议上慷慨反驳叶挺的黄平，在后来的回忆中，也检讨说：当时年轻幼稚，不懂军事，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他承认当年自己和诺伊曼的意见是错误的，并痛心地说：“事实证明，叶挺的意见是正确的，如果被采纳，可能要避免很多人的牺牲。”

　　让我们做点理性的推演：广州起义爆发之际，也正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初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时期，叶挺提出把起义部队带到海陆丰，开展农村革命战争的主张，是与毛泽东走“工农武装割据”之途的思想相通的，是外国革命经验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正确选择，这说明叶挺此刻已具备一个革命家和军事家的才略。
　　“自动脱党不像我父亲的所作所为”

　　叶挺以他卓越的军事才干应对了广州起义的战事，又依据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把队伍拉到海陆丰的方案，但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因此他不仅不该是起义失败且损失惨重责任的承担者，而且应该对他的真知灼见给予肯定。

　　大约在12月20日，中共中央派李立三作为代表，前往香港负责广州起义的善后工作。他召开有关会议，却把叶挺排斥在外，并亲自起草《中共广东省委关于广州暴动的决议》，做出“此次暴动的最高指挥机关完全系知识分子，表现极其缺乏指挥的能力，到了紧张的时候，便慌乱起来，动摇起来，不能坚决地执行省委原定以群众为中心的策略，而把此次暴动变成军事投机”的结论。

　　随后，李立三坐镇的广东省委又作出《省委对于广州暴动决议案》，给予黄平等7人撤销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不同处置。叶挺也在7人之列，决议有关他的文字这样写道：“叶挺同志任红军总司令职务，表现消极，应予留党察看6个月的处分。”

　　而与此同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却对广州起义作了一个截然相悖的决议，称“广州苏维埃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可是对于中国现实革命的发展，有非常重大的意义”。1928年2月，中共中央将与中央意见相左的李立三调离广东。3月，周恩来亲赴香港，纠正李立三对广州起义做的错误结论和惩办措施。

　　叶挺的留党察看处分虽予撤销，但对他在起义中表现消极的指责却未被更正，这让他难以接受。1928年夏，中共“六大”即将在莫斯科召开，叶挺前往苏联，一次次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提出自己的申诉，请求撤销对自己的不实指责。

　　申诉信落到了王明的手中，他因追随共产国际东方部副部长兼中山大学校长米夫而得势，他本人就是一个“城市中心论”的热衷者，理所当然地抵触叶挺那把城市起义队伍拉到农村的主张。因此回应叶挺一次次申诉的，只能是冷漠、疏远、排挤。

　　在有米夫参加的中共“六大”上，广州起义又一次被抬到意义“非常伟大”的高度，甚至号召“各级党部要详细研究广州无产阶级英勇斗争的丰富经验”。而起义的功臣之一叶挺，却在会议期间被支到远离莫斯科的黑海岸边疗养。

　　待叶挺回到莫斯科，“六大”已开完，而且他得知在广州起义备受褒奖的会上，对于如何纠正对起义领导人不公正处置的问题，居然根本没有列入议程。他又给共产国际写了一封信，要求对广州起义问题做认真的评议，还声明若一个月内得不到答复，就离开苏联。

　　此信一去杳如黄鹤；米夫、王明又搅了中山大学邀请叶挺的报告会，这使叶挺的革命热情遭受了极大的挫伤，他怀着一种怄气的情绪离开了苏联。对此，周恩来当年就有过叙述：“广州起义后，叶挺到了莫斯科，共产国际还说他政治动摇。共产国际没人理他，东方大学请他作报告，共产国际不允许他去，这样他就跑到德国去了。这件事应该给叶挺申冤。”

　　叶正明对我们说：“父亲离开以后心境渐渐平静了下来，感到不该这样甩手就走，不管怎样委屈，事情还是应该对党讲清楚。于是他又回到苏联找共产国际，但没有人理他，甚至有些熟人见面就规避，这才促使他前往德国，开始了一段流亡生涯。”

　　叶正明还告诉我们：“在恩施的时候，我曾问过父亲当年为什么要离开党？父亲对我说‘我没有离开党，是党不要我啊！’父亲的话从60年代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可以得到印证。总理说：‘叶挺在莫斯科的日子非常不好过，那个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的王明，根本就没有参加广州起义，却写了篇所谓的《广州起义纪实》，向叶挺身上泼污水。叶挺写了篇广州起义的总结报告，却不许他申辩，反而由共产国际的代表越飞出面，通知叶挺被开除党籍。’”叶正明接着说：“根据这些材料，有关方面应该出面做一个正式的结论，说明我父亲没有‘自动脱党’。我听说当年共产国际的档案已经解密了，前些时候王若飞的孩子王兴和夫人张鼎丞女儿张九九去俄罗斯，看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我希望有关研究人员能帮我们查一查，找出有关广州起义和处理我父亲问题的档案，我父亲究竟是被共产国际开除党籍，还是他自动脱党的真相就会大白于天下了。”叶正明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透露着由衷的真诚。
　　“父亲有时就会耍孩子的狡黠伎俩”

　　另一个使叶正明感到难以接受的是有关叶挺在广州暴动失败后“十年消沉”的说法。

　　从一个舍生忘死的革命军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次武装起义中表现出卓越指挥才干的将领，到突然遭到错误的指责，并被冷酷地关在了共产国际的门外，这对一个满腔热情的革命者无疑打击太沉重了。他随即做出较情绪化的反应，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的叶挺，毕竟是一个15岁就因倾心革命剪掉辫子而坐过清政府的牢房，而后戎马生涯16载，在军事战略上已相当成熟的将领了，有着这样经历的人，却一“消沉”就是漫长的十年，在逻辑上是难以说得通的。

　　再看看事实：从叶挺在十分艰难的生存环境下，自行研读德国军事方面的着作；从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在国内斗争的发展动向，他主动地和他认为有中共背景或与党可能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员联络来往，如廖承志、阳翰笙、柯麟、梅文鼎等；拒绝陈诚、陈济棠等拥蒋反共者“共事”的邀请；和愿意与共产党合作、共同反蒋抗日的老关系、老“袍泽”携手，参与擘画军政事务；加入由宋庆龄主持的“反帝民族解放大同盟”，且活动积极等等，从这些事实中可以看到叶挺那十年的人生很难说是“消沉的”。

　　我们问：“现在有些文章和书籍编来编去，都说叶挺在和党断了联系期间生活异常困难，靠开饭馆、摆小摊、卖油条维持生计等等，是真的吗？”叶正明说：“那些都是假的。”

　　我们问：“但我们从一些比较严肃的回忆中看到，叶挺在那一时期的生活的确比较艰难。周恩来好像指示过负责情报工作的潘汉年，通过廖承志、柯麟等人辗转接济过叶挺。”

　　“那倒是可能的，我们的生活的确不宽裕。家中的孩子也渐渐多起来，不是想吃什么就能吃什么。我记得那个时期母亲每星期拿一块钱，买一斤多肉，让大家过过瘾，但我们没到那些文章和书里编的那么惨。”

　　叶正明告诉我们：“父亲讲，他处境比较惨的是南昌起义南下广东失败后那一段。队伍最后被打散的时候，只剩下叶挺和聂荣臻及两个警卫陪伴着周恩来。当时周恩来病得非常厉害，高烧40度，都变得脱了形。直到后来找到了地方党组织，安排好对周恩来的治疗。叶挺和聂荣臻才与其辞别潜往香港，分手时叶挺把他身上仅存的一支手枪留给了周恩来，他和周恩来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香港由于忘了与在此的广东省委机关接头的暗号，广东省委不敢贸然接纳他们，他们漂泊数日。为了省点钱，他们在一家靠近池塘的早茶店吃饭。我父亲一边吃，一边把吃光的盘子悄悄丢进池塘里，因为这里的习惯是吃完了按桌子上的盘子结账。我父亲有时就会耍这种孩子的狡黠伎俩。”叶正明说到这儿自己也笑了起来。

　　“广州起义失败后父亲的流亡主要是脱险。因为我父亲早就遭蒋介石通缉，又是一个知名的将领，很容易被发现。在码头登船赴香港时，盘查得非常严。也是我父亲想出的主意，自己扮成个瞎子，戴着副墨镜，一手拄着竹竿，一手拉着我姑姑，这才躲过了盘查。”

　　结束欧洲的生活回到澳门后，叶挺一家没有经济来源，生活全靠夫人李秀文的嫁妆。叶正明说：“我的外祖父家里还是有些钱财的。当年我父亲向母亲求婚，外祖父提出的第一个条件就是必须等你当了团长以后。那时候的人总免不了封建意识的影响，讲究个功成名就。但外祖父没有说是当国民党的团长，还是当共产党的团长。父亲结婚前，已经当了独立团的团长，符合了第一个条件。婚前外祖父提出了第二个条件，是女儿出嫁的时候，他要把自己的家产全部卖掉，给女儿当嫁妆，但女儿女婿必须负责给他们养老送终。所以后来我的外祖父、外祖母，还有我的大姨母和大姨父，一直和我们家生活在一起。”

　　“母亲的嫁妆大概还不少，但具体有多少我也不知道，反正保障了一家人那时的食用。我们家在澳门买了一小幢房子，还租了一套房子，用的都是这笔钱。为什么我的母亲和外祖父母很长时间都住在澳门？这是因为父亲投身革命后，不愿意连累全家，更不希望家破人亡，让母亲和一大家人搬到澳门。澳门毕竟有别于国民党统治区，即便有特务也不能那么肆无忌惮，所以相对安全些。父亲要我的姨父照顾家庭，后来哥哥和我也都去了澳门。”

　　我们问他当年住的那寓所还在否，叶正明说：“那幢房子如今还在，如果你们有机会去澳门，还可以看到。”
　　蒋介石恼火叶挺当军长不来拜谒自己 却去了延安

　　1936年5月，潘汉年从苏联兜了一个圈子回国途经香港。中共中央交给他一项任务是到澳门看望叶挺，把根据形势变化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调整了革命方针策略，正在着手促成国共再度合作，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等新情况，跟叶挺通气，争取他的支持参与。党终于又主动与叶挺联系了，这使他很兴奋。

　　翌年初春，叶挺举家迁往上海。7月初，周恩来应国民党之邀赴庐山谈判，他与博古、林伯渠到达上海的当夜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周恩来等在上海逗留的一周中，向上海的地下党负责人讲解新时局下的统一战线方针和工作方略；秘密会见高层民主人士；安排情报工作。虽然日程很紧，但还是经潘汉年安排和叶挺见了一面。

　　有着述说，周恩来和叶挺在此次会面时，谈到了中共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部队改编的问题，并希望叶挺能参与这方面的工作。叶挺就是在同周恩来进行了这次谈话后，主动向陈诚提出愿意出面组军，改编中共在江南的游击部队，甚至提出新军番号为“新编第四军”，请陈诚带话给蒋介石。

　　据我们所知，周恩来等上庐山谈判的中心议题，就是红军的改编问题。虽然在庐山要谈的主要是陕北红军改编问题，但思维缜密的谈判高手周恩来，或许早把在江南数省坚持游击战的红军的改编及如何与国民党就此周旋诸问题，纳入了他的考虑范畴。

　　蒋介石在对中共领导的江南数省游击部队改编后，由谁出任统帅一事一直颇费心思。他心中的理想人物是陈诚或张发奎，可他们两个都各有盘算，软中带硬地表示拒绝。蒋介石左右权衡，感到与其把改编后新四军的指挥权交还给共产党，不如采纳陈诚的建议，让既与国民党有着较深渊源，又被共产党冷落了数载的叶挺去当这个军长。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枪杆子”掌握在谁的手里是看得非常重的，在陕北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问题上坚持不向国民党政府让步。当蒋介石在中共领导的江南游击部队改编谈判尚未议定，即发布由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的命令后，毛泽东随即电令经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只能占江南游击部队的3／5。并强调：江南游击部队，“均须中共中央派人亲去传达改编指示，然后集中”。

　　1937年10月，国共关于改编组成新四军的协议达成，共同认可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为副军长。

　　叶正明说：“此时，蒋介石以为，我父亲在接受新四军军长任命后，一定会先去拜见他这个委员长，因为父亲当军长的任命是他先发布的，近10年来共产党对我父亲也不怎么好，所以父亲应该对他表示忠心和感谢。谁知道我父亲却在接受任命后，不但没有去看他，反而先于副军长项英到了延安。蒋介石对此异常不满，大发脾气，认为他上当了。”

　　在某些文章和书籍中，在写到叶挺到延安与毛泽东见面交谈到叶挺的党籍问题时，多数描述为是毛泽东首先提出要恢复叶挺的党籍。此处仅举一例：“谈起党的问题，毛泽东征求叶挺意见：‘你愿不愿意恢复党籍？’叶挺说：‘从心里讲，我离党十年，为离群孤雁，思想极度苦闷，思念党，做梦都想投入党的怀抱，但此时这种身份，我认为暂不宜恢复党籍。我作为无党派人士，可自由地与国民党官员交往，调解国共两党矛盾，代表新四军向老蒋要枪要军费。’他的这番表态，得到毛泽东的夸奖：‘说得好，考虑周全，完全同意。’”上面这种说法似乎已成定论。

　　但叶正明告诉我们此说不确。“皖南事变”以后，叶正明在恩施和父亲软禁在一起，曾经悄悄问过父亲有关情况，与上述定论正相反，不是毛泽东向叶挺提出党籍问题，而是叶挺先向毛泽东提出来的。

　　叶正明说：“父亲告诉我，到延安后和毛主席谈了整整一夜，父亲说：‘我已经当了军长，党籍能不能恢复。’当时我父亲的想法是即便不能公开地恢复党籍，哪怕秘密地恢复也行。可是毛主席说：‘你不当共产党比当共产党起的作用更大。当了共产党你就不能当新四军的军长了，许多话和要求也不好说了，因为国民党不会让共产党员当新四军的军长，也不会采纳共产党的建议和要求。’但毛主席也向父亲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不是你叶挺不能当共产党员，而是你不当共产党员对开展工作更有利’。父亲服从了毛主席的这种安排。”

　　那天，毛泽东与叶挺的谈话，还说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第一个总司令的问题。毛泽东说叶挺是名副其实的第一个总司令。其实不论此话是不是毛泽东说的，事实确实如此。以中国共产党党员为骨干组成的第一支部队，就是有“铁军”美誉的北伐军第四军12师34团，亦以团长的名字命名“叶挺独立团”。在号称“向国民党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中，叶挺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1927年12月的“广州起义”中，叶挺又被推选为“工农红军”总司令。而在此前的1927年9月，“秋收起义”虽打出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的旗号，但只有第1军第1师师的建制，没有设置总司令。

　　以往“十年消沉”说的一个论据，出自叶挺到延安后，在中共中央组织的欢迎会上的讲话。叶挺说：“革命好比爬山，许多同志不怕山高，不怕路难，一直向上走。我有一段时间，爬到半山腰又折回去了，现在又跟上来了。”有人认为这是叶挺自己承认了“脱党”和“消沉”。

　　但是叶正明认为，他父亲的那番话，既不是专门讨论这一问题的会议的郑重说法，也不是组织的正式结论，而是他在受欢迎的场合上的一种自谦和大度的表示。叶挺在延安向欢迎他的同志们表达了他在革命需要的时候，不计较长期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愿意和大家一起继续奋斗。这些话并不能作为他父亲承认自己“脱党”和“消沉”的论据。
　　几个特务强行抬着叶挺去见蒋介石

　　叶挺一生坎坎坷坷，在率领“铁军”北伐取得汀泗桥、贺胜桥大捷后，又几度指挥大的军事行动，都以失利告终。例如“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后部队南下，最后兵败广东；“广州起义”，因叶挺率部赴海陆丰的正确主张被否决，也失败了；在国民党掀动反共高潮的“皖南事变”中，名为新四军军长的叶挺，实际上等同于“客卿”，一些以军党委名义开的军事会议，他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更何言掌握军事行动决断权，结果皖南的部队除2000余人突围外，阵亡被俘近7000人。

　　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副军长项英的畏首畏尾、优柔寡断，使部队来回奔突，陷入重围后，竟然不与在火线指挥的叶挺打招呼，便带着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副参谋长周子昆自行脱离部队。叶挺在得知此情后，商由东南局副书记饶漱石署名致电中共中央：“项英、国平、子昆于今晨率小部武装不告而去，行方不明，我为全体安全计，决维持到底。”

　　由于天黑不辨方向，项英等未能钻出包围圈，才又和部队会合。此时的皖南新四军已陷入绝境，在整体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叶挺决定分散突围。这时，饶漱石亲自找叶挺谈话，要他出面与堵在前面的国民党32集团军108师谈判，并说明他代表的是党组织的意向。

　　叶挺本不同意谈判，他已拟好了致妻子的绝命电报，准备战死，只是经饶漱石一再劝说，他才同意赴敌营谈判。由于此前派敌工部长林植夫谈判，已遭敌扣押，故叶挺此去笼罩着浓郁的重蹈覆辙的阴霾。

　　叶正明告诉我们，他后来听当时随军部行动的画家邵宇、赖少其等回忆过当时的情况：军长一行几个人走后，天色即渐昏暗，其他几位领导人已换好了衣服，做好了分散突围的准备。但邵宇他们没能突出重围，被俘后被关押在上饶集中营。

　　父亲与叶钦和、叶天流等人下山到了108师，果然遭到了扣押。不久，即被转押到安徽省宁国县的32集团军司令部。我们一家是在澳门听到“皖南事变”和父亲被扣押的消息的。当时我母亲正在听粤剧，她是广东人，喜欢听粤剧。听说父亲遭扣押后再无声息，生死未卜，她心急如焚，立即四处托人打探父亲的消息。后来通过廖承志，找到了原新四军的副官梅文鼎，请他帮忙进一步摸摸情况并设法营救。得知梅文鼎将前往关押父亲的上饶时，母亲还把一些衣物交他带给父亲。

　　由于一连串的“劝降”对叶挺都没起作用，国民党方面便将叶挺辗转送往上饶、重庆、桂林等数处秘密监禁。然而“皖南事变”毕竟是一桩举国震动的大事件，中国共产党除了采取行动上的对应措施外，还通过社会舆论对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高潮予以有力的揭露和反击，民众的义愤被激起，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对“皖南事变”有个说法，并妥善处理该案。

　　面对社会的诘问，国民党当局处境狼狈，在一系列“劝降”无果后，“皖南事变”一案长时间不得了结。为此，蒋介石不得不于1942年5月12日，亲自出马对叶挺“劝导”。因此事异常秘密，不为外界所知，但颇有心计的叶挺却凭借记忆，留下了一份简洁的文字记录。而几十年来，叶正明夫妇一直倾心于收集与父亲的有关资料，所以藏有这一记录的复制件。现抄录于下：

　　卅一年五月十二日晚八点半。

　　甲(指蒋介石)步入客厅频频点首，口哼哼不止。三人(指蒋介石、叶挺、郭忏)三角对坐毕。

　　甲：身体还好？

　　乙(指叶挺)：还好。

　　甲：一年来修养怎样？有什么反省觉悟的地方？这几年没有让尔做点事。

　　乙：屡经挫折失败，自觉能力薄弱，无法应付环境。

　　甲：尔这个人太老实，上了人家的当还不觉悟。人家叫尔回去尔就回去；叫尔打就打，人家利用尔完了还会杀了尔。去年(应为前年)为什么不来见我就跑回去，人家要尔回去，尔就回去？

　　乙：因为辞职没有批准，只好回去。对XXX(指新四军)案子我已尽了自己的能力。第一次给我们移动的命令，是我到上饶商议决定的。大意是，因皖南敌情和地形关系无法渡江，必须走苏南渡江过苏北；在移动期间，苏南皖南各军部署不变动。假如调几师迫在我们周围，则我是不能负责的，我预先已经说过了。又过江必须经过重重封锁线，必然会对敌作战，所以弹药须酌量发给。但到后来这个命令完全变更了，第二次命令要我们依期限由皖南渡江，又新调来3个师，连原有的共7个师，在我们100里路以内的周围；弹药又不发给。这个时候我打电报去辞职，又没有批准，我只好带着部下去逃命。《孝经》上这样说：‘小杖则受大杖则逃。’我们不善逃命，而至遭受灭亡，则是我对部下不起。现在上饶还监禁900干部，我对他们应负责。我处置失当，我愿受军法裁判。

　　甲：(大声)尔的部下就是XX党(指共产党)！他们破坏抗战，扰乱后方，尔上了当还不觉悟，还对他们负责！这样我关起100多人，是我错了？

　　乙：如果这样说，XXX开始就不应该成立了。

　　甲：话就说到这里止！再说就不好听！尔是不是XX党？

　　乙：到现在止，我没有任何党籍。

　　甲：尔觉得共产党对尔就到那里去，尔觉得国民党对，尔就到国民党来，没有中立的地方。我指示尔一条正路，尔能绝对服从我，跟我走，尔一定可以得到成功，不然尔算完了。

　　乙：我早已决定我已经完了！

　　甲：也不是那样意思。我叫尔到第六战区去好好休养，尔的前途是光明的。

　　乙：如果照这样做，大家一定说我自私，怕法律处置，我不能这样做。

　　甲：回去好好想一想，同郭忏商量好了答复我。

　　乙：(起立鞠躬)谢谢委员长。

　　乙回来同郭忏谈话约一小时。最后结语：我不能这样做，请枪毙我吧！

　　此外，叶正明还告诉我们说：“后来蒋介石又以请我父亲吃饭的名义要再次‘劝导’。我父亲不去，说我们没什么好谈的了。非要见他也可以，先把我的部下放了，即那些关在集中营里的新四军部下。但蒋介石一定要让我父亲去，后来是几个特务强行抬着他去了，等于是抓去的。见面以后，蒋介石说：‘共产党对你有什么好？你不是搞了广州暴动，可后来人家不要你了。是我委任你当了军长。现在你只要说一句，皖南事变一切问题在共产党，我就放你出去。’后又以委任高官来引诱我父亲。我父亲要蒋介石先释放被监禁的部下，自己听任处置，蒋介石不同意。于是我父亲拍着桌子说：‘要是我不能对自己的部下负责任，我怎么还配去当委员长的高官？’这样一来，蒋介石也生气了，连说：‘不谈了，不谈了。’后来还听说蒋介石气得推翻了桌子。总之，这些事都能说明我父亲的气节。”

　　《囚语》比《囚歌》更能反映有血有肉有情的叶挺

　　由于叶挺一直不屈服于国民党当局的威逼利诱，又顶撞了蒋介石，自然不可能再享受什么“优待”，他的监禁条件每况愈下，也就顺理成章了。叶挺成了关押过许多革命志士的重庆歌乐山“中美合作所”的长久“住客”。

　　在“中美合作所”的“白公馆”监区，叶挺写下了他那首大义凛然的《囚歌》。

　　……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道——

　　人的身躯哪能由狗的洞子爬出！

　　我只能期望着那一天，

　　地下的火冲腾，

　　把这活棺材和我一齐烧掉，

　　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

　　得到永生！

　　这些诗句，因被编进了教科书，广为流传。但是，绝大多数人却不知道，在《囚歌》之前，叶挺还写过一篇更能反映他刚刚遭到扣押的心境的文字——《囚语》。这篇颇带着感情色彩的《囚语》因被收在国民党当局的档案里而留存了下来。

　　叶正明夫妇从知情人那里听说父亲留下了这么一篇文字，就千方百计寻找，后来得知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就与中央档案馆联系，终于看到了叶挺《囚语》手迹的复印件。经批准，他们前去抄录了一份。

　　由于大多数人没有读到过这篇文字，我们先将《囚语》全文刊登如下：

　　“自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吴梅村感恸深矣，戏拟四句不协(谐)律的诗：

　　不辞艰难那(哪)辞死，

　　生死原来相游戏。

　　只问此心无愧作(怍)，

　　赤条条来光棍逝。

　　至友任光，为中国音乐名家，《渔光曲》、《王老五》等均其杰作。随我至军中后，新作甚多，别有风格，对群众心理及大众化问题均深切明朗，军中均以‘王老五’呼之。此次率其新爱伴随余行军，备受危苦。10日晨在高坦乡，正值激战中，教导队奉我令加入前线作战。我作简短演说后，群情激动。任君即指挥唱其新歌《东进曲》(实为《别了，三年皖南！》)与四周机关枪及手榴弹声融成最伟大战斗交响曲。及是夜，全军转移至拾锦坑(石井坑)，沿途数遭机关枪扫射。任君夫妇在余后被截击，落荒逃至一民家。翌日(十一日)晨，余知之，使人觅之归。观其狼狈困惫之状态深恸民族天才随余受难，惭感无已。及十二日，终日重围苦战中，情况万分紧张，余忙迫无暇关照其夫妇。入夜，四面燎火漫烧，曳光弹如萤箭四面飞来，侧后方阵地已为击破，余等已不得不移动。见余侧数尺伏卧人堆中，勿(忽)有二人辗转地上，在激战中不能闻其哀号。有人高呼：‘王老五’受伤了！余近视之，知其重伤在腹部。时萤箭蝗飞，余心痛如割，无语足以慰之，无法足以助之。及后闻战士言，‘王老五’老婆亦受伤了。任君夫妇当做同命鸳鸯矣，悲乎！愿后世有音乐家为我一哀歌以吊之。

　　余素无非分之想，绝非事业野心家也，但三次被叛逆之罪，七次一败涂地，落荒逃生。民十一年与薛伯陵、张向华同任孙大元帅府警卫团营长。六月间，陈炯明以二师之兵围攻总统府，余与伯陵两营人守御之。激战一日夜，当攻破之际，余与伯陵偕同向前门逃出。乱兵拥入，余一手撒五万元钞票于地，乱兵争拾取，余辈乘机挤出。在街上，复前后受机枪扫射，余二人逃散。余走数街，为乱兵追逐入一穷巷，一洗衣妇助我，取一梯登瓦上，走数十栋，始入一印刷店，为一老妇所收容。事后，为陈炯明视为叛逆而通缉。此一次也。兵败之后，不数日，余偕伯陵潜乘轮至黄浦(埔)，登总理及委座所指挥之‘楚豫’舰后突入白鹅潭。及许汝为兵败韶关之讯到，总理偕委座及陈策登英舰‘武汉号’赴香港，余与林植勉、李南溟攀龙无术，并遵总理嘱咐留舰上。去年斩头欧阳格密与陈炯明方商议投降条件，乃监视余三人，拟缚献陈炯明一邀功。幸得水兵之助，逃至沙面，得一英人护送至航香港之轮船，始脱险。此二次也。至香港不数日，复奉孙(总)理之命，偕伯陵由广州湾潜至高州山中，协同电白县长谢晋臣编集绿林豪杰约千人，举兵抗陈炯明。约二月，事败，复逃至香港。此三次也。民十六年，清党事起，南昌举兵，至汕头，一败涂地。与周恩来、聂云(荣)臻潜伏乡间约一月，乃易服乘渔舟逃至香港。此四次也。是年冬间，广州之变起，历三日极之艰危，事败。余易服偕吾妹作难民逃至香港，几为香港警察所扣留。此五次也。后三日，复潜逃到日本东京，屡受警察所追查，仅留一月，不得不再行潜逃。在敦贺赴海参崴轮上，为便衣侦探盘问四分钟，几为所扣。此六次也。此次皖南惨变之事，余不得不负责任。但任军长三年来，实非所愿。三上辞呈，二次走避，而终不免于陷入漩涡，一败涂地。自动投案，又被(判)叛逆之罪。此七次也。余与吾妻谈及吾遭遇之事，吾妻答曰：‘尔名与别字便是征兆，铤而走险，绝少平安’可(以)此作解释矣。去年七月过柳州，访张向华，向华指着我的面说：‘尔这个衰仔，当了三年军长。不升不调，又辞不掉，全国找不到第二个。’我默然笑曰：‘那是我的福吧。’至友严立三，现任湖北代主席，常谓自己为不祥之人，非遭变乱必不出而任事。余亦有同感焉。汉口未失陷前，余与立三在省府谈及我的辞职事。立三喟然曰：‘不干也好，留以有待吧。’呜呼，立三！余历经折磨，此心枯矣，尚何待耶？去年蒋憬然、徐赓陶二君亦屡劝我不干，谓尔脚踏两片船，终有落水之日，并谓尔若在那处做事，总司令早已过瘾了。余无以答，只付之一叹。去年冬余妻回香港，过桂林时曾访李任公及陈劲节。来书云，二人均甚关心尔，深怪尔为什么不出来？此间传尔已被扣留。余致任公书有云：‘当危难中，何忍舍部属于不顾？挺今日处境，正如走百丈独木危桥，已无返顾余地，桥折则溺水死耳。’今日桥果折矣，亦语谶也。

　　由重围苦战流血的战场，又自动投入另一心灵苦斗的战场了，后者比前者令人提心吊胆更加几倍。一个人，当可能达到他生命最后一程的时候，他的感情与理智，或感情与感情，或理智与理智(意识)，一切矛盾是最容易一齐表现在他的心头激烈争斗着，比血的战场还要利(厉)害。他需要眼泪，好似后者需要血一样，这不是妇人、懦夫的眼泪，是壮士哭战友的眼泪。他需要狂歌，需要狂笑，最后一个意识、一个感情战胜了一切了，他会发出凯旋的微笑。

　　昨天《前线日报》载，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写着：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并写：‘千古奇冤，江南一叶……'’一叶‘不知作何解？大概是指一页历史吧。若是指一个不值半文的囚徒叶挺，则那个’冤‘字是不恰当的。应当改为’奇遇‘好些。我这次遭际，却(确)实是人生的奇遇。自到友军后，直至上饶，数日间，阶下囚与坐(座)上客同时兼备一身。古人云，昔日坐(座)上客，今朝阶下囚。与我比起来岂不逊色？我现在所食伙食，据仆人说，每天四块，一月就是一百二十块，可说是全世界最高等的囚徒了，岂非奇遇？

　　我的结婚戒指，十五年来无日离开手指，但三次离开就碰着三次遭难。潮汕之败走乡僻中，恐为人着目，取置袋中。广州失败达香港，留置吾兄家中。此次至上饶囚室，又为取去代存，大概怕我吞金自杀吧。吾妻若信谶兆，以后必将此戒指钉在我的指上，如此不致灾难矣。

　　前偶游泾县对河一古寺，适一和尚坐化，得其焚葬方法，用一缸、两担炭满足，真是最经济、最合理的方法。此时我发愿：他日能将我躯壳(当然是在灵魂开了小差之后)照这个法子处理，是最好的。

　　吾妻于二十一号来一电，嘱我应为六七个儿女(第七个尚在胎里)珍重自惜。妻儿的私情固深剜着我的心，便我又那(哪)能因此忘了我的责任和天良及所处的无可奈何的境遇呢？我固不愿枉死，但责任及环境要求我死，则我又何惜此命耶？覆吾妻一电，请求代发，据闻尚未发出。电云：

　　’电悉。军人天职，人格重于生命。处无可奈何之境，听天由命可也。尔可在家为我祈祷，切勿赴渝奔走及来电询问，于事无补。孙曲人谅可脱险，任光夫妇受重伤，谅无救。希(卅日)。‘

　　吾在乡，幼年甚爱读前后出师表、正气歌、苏武致李陵书、秋瑾及赵声等诗，感动至雪(血)涕，造成一个悲剧角色的性格。十三岁时，曾手抄邹容的《革命先锋》(《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汪精卫的《革命绝不致召瓜分论》及《民报》等书，养成一种对社会的反抗性格。此时约当宣统二三年，我私自把辫子剪去，受吾母痛骂一顿，我亦大哭一顿，但未遵母命留回去。及后入惠城农业专门学校，值三月二十九日广州起义后，到处捕杀无辫之人。我伏校中不敢出，后由校长亲引至知府面前，发一护照，遣回家中，但我终抗命不留回辫子。又一次纠合乡中数同学实行破除迷信，将乡中所有土地神(约七八个)香炉均打破，致动全体农民之怒，集学校兴问罪之师，勒令赔回香炉。诸同学均照办，我独不从，遭吾父痛打一顿了事。又八九岁时就学私塾，塾师严酷无比，屡挞我，我必暗中报复。为其煮饭时私混沙于米中，或摘同心菜时私入苍蝇于孔内。我幼年性格倔强，一直至成人没有改变。吾妻常对我叹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尔真真不能改变一点吗？‘吾三儿性格颇倔强，屡抗其母。吾妻辄叹曰：’真有其父必有其子了！‘

　　他日我死了，墓碑愿只有郭沫若君为我一题。我爱其字，尤爱其为人。在事变前数日，曾托人送给他及刘为章君两刀宣纸，想收到时我已在螺绁中矣。君睹物宁不为我一叹耶！我墓碑题款：历史悲角叶希夷之墓。

　　’自由‘像水和空气一样，得之不觉可贵，失之则难堪，或至于死。只有在沙漠中才觉得水的可贵，只有在病中才觉得健康可贵。屠格涅夫说过：’我爱自由胜过世上的一切。‘

　　闻黄源亦死于此次皖南惨变，在阵中头部受弹伤，立即殒命。黄君本为国新社记者，到皖南军中后参加军中工作，为印刷所副所长。工作努力，成绩亦甚好，在此次惨变中饱受奔波饥饿之苦，形容憔悴，又不免一死。痛哉！

　　问陈子谷君被俘，禁锢于离余八九里之山岩中。陈君本旅泰国华侨富商之子，本为国家民族的血诚，回国参加抗战。彼善日文，担任本军对敌工作部职务，以一无党派立场之书生，或可免党狱折磨之苦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即是说：人到临死的时候才能说老实话。因为没有为生而自私的观念，自然所说的才不会虚伪。我今日到此境地，才体会到这个意义。

　　未理发已一个多月了。仆人数次问要理发吗？我答可不必。今日理发师又来，遭我拒绝。适有友人在谈话，问我原(缘)故，我说，这是我今日仅仅所能做的自由，囚徒的自由。仅能从不字上着想，不能从要字上着想。譬如尔要活，他人偏不要尔活。假如尔想不要活，这是尔可以做到的自由。历史上有这个事实，洪成筹(承畴)为清大(太)祖所俘，态度坚决不屈，清大(太)后亲临囚室劝之，亦不从。大(太)后出，谓人曰：’成筹(承畴)无死意，彼尚拂其衣上尘，爱其衣，岂独不惜身耶。‘我之不理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我今日幸为囚徒，为人生所难逢境遇。须发蓬蓬，是囚徒本色，为什么不保持这样本色呢？

　　今日我特别觉得须的可爱。我在自由的时候，吾妻很讨厌它，我每过几天必须刮一次，吾妻必笑问：’今日为什么又刮须？‘我只能一笑答之，彼此均会意了。漫漫长日，在囚室中特别爱抚须深思：觉我的唇不知何日才有朱唇可吻之福？今日只是摩一摩须，也感到一点快感。今日因须长，才发现下唇的须皆逆生，这或者是多遇逆境的征兆吧。我已发愿，我一日不得自由，必不理发剃须，这是我的自由。民国三十年元月廿一日。

　　叶正明的夫人安琪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即从事电影事业。她含着深情，为我们朗读了几个片段，并对其中一些言简意赅的文字，做了稍详的解释。她说：“通篇读来，文字和段落不是很连贯接茬，大概是父亲在被扣押的初期几天里，随思绪信手写下的，不是一气呵成，也并没有刻意要写一篇文章。”

　　我们认为：“我们倒是觉得这样的文字，没有任何雕饰，更质朴真切，更能反映一个人在特定环境真实的心境。读《囚语》更容易让我们感知一个有血有肉的叶挺，他不单单有军人战场那种冷峻严肃的一面，他的性格也是具有多面性的。”

　　周恩来对叶正明说：文章什么时候发表由政治局决定

　　“你们兄妹三人被接到父亲身边后，一起生活了两年的光景。但你们又不是在你父亲获释时，才和他一起得到自由的，那你们又是怎样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监管的呢？”我们继续发问。

　　“大概是在日本宣布投降后的三四天，我在学校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就回到父亲身边。到了8月28日，父亲和我们起程前往重庆。送我们的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他们甚至还带了一挺轻机关枪。9月14日晚，我们乘坐的船靠在了重庆的一个码头。”

　　叶正明向我们讲述着：“其实在离开恩施前，父亲就有了让我们首先脱离监禁生活的念头。他给每个孩子都塞了一些钱，然后就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这次到重庆时天色已晚，不便押送，特务们就安排我们在码头附近的一家小旅店暂歇。父亲感到机会来了，就悄悄对我们说：你们看我的眼色行事，离开这里到曾家岩50号’周公馆‘，去找周恩来伯伯。如果有人拦住你们问到哪里去，你们就说是去姨妈家玩。说完，他还写了字条掖在我们身上。”

　　第二天清晨起来，还没有动身的迹象，可特务们不知为何都不见了。叶正明后来猜想他们不是去找上司汇报请示，就是到外边吃饭去了。叶正明看见父亲一个劲地朝他们使眼色，就带着弟妹一起跑出了旅店。

　　当他们刚刚登上一辆黄包车，就见几个特务朝旅店走来。特务们看见了叶正明兄妹，远远地高声问：“你们干什么去？”他们一面回答说到姨妈家去玩，一面催黄包车夫赶快跑，并许愿会多给他车钱。

　　黄包车夫跑起来，几个特务在后面追。但是他们追了几步就突然停了下来，又反身向旅店跑去。叶正明估计是他们发现父亲并不在孩子中间，怕叶挺用了调虎离山计。他们意识到孩子跑了事小，要是让叶挺没了踪影，他们可真吃罪不起。

　　“是父亲吸引了特务们，才使我们顺利地摆脱了监禁。在我们三个中间，只有妹妹扬眉到过曾家岩50号，见过周恩来、邓颖超。经她带着寻找，我们终于找到了曾家岩50号。过了一阵子，我们在这里见到了周恩来和邓颖超。这大概是因为当时正赶上毛主席来重庆谈判，周恩来他们工作都很紧张忙碌的缘故。”

　　周恩来很喜欢叶扬眉，听说是叶扬眉凭依稀记忆找到了这里，就夸奖她聪明。有人因此说他们兄妹三人逃离监禁，也是叶扬眉出的点子。叶正明说不是，还是父亲早有盘算并做了准备。否则，就那么一个稍纵即逝的天赐良机，没有事先的准备，哪就逃脱了呢。

　　据说周恩来见到孩子们后，曾批评在曾家岩的工作人员没有及时汇报情况，否则马上安排营救，或许就能让叶挺早些脱离羁縻。但是，他还是想了一些营救叶挺的措施，例如他要和叶挺一起生活的孩子中年纪最大的叶正明写一篇文章，记述他们和父亲在恩施监禁地以及被押解到重庆的情况。

　　此刻的叶正明已经16岁了，他很快就把文章写了出来，题目叫做《我的爸爸叶挺将军》。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

　　“在到重庆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兄弟妹三人)瞒着特务的耳目，离开了父亲，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但父亲至今还是在特务的掌握中。父亲呀！我们不知道几时才能再见？还有，桂林失陷后，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流离的妈妈，许久没有得到她的来信了，不知他们怎样了？”

　　周恩来看了叶正明写的文章，认为不错。他对叶正明说：“文章现在还不能发表，什么时候发表，要由中央政治局研究定。”直到1946年的2月，这篇完稿于1945年11月2日的文章才在《新华日报》上刊登。

　　文章写出来不久，叶正明、叶华明兄弟就被周恩来安排乘飞机前往延安。为了保护这两个孩子，飞机是以叶剑英孩子的名义联系的。临行前，周恩来得知叶家兄弟属于“福”字辈，原来读书时用的名字中都带一个“福”字，叶正明叫叶福麟，叶华明叫叶福恒，便亲自为他们改为“正明”“华明”。
　　毛泽东对叶正明兄弟说我们的家也是你们的家

　　经过中国共产党的一再努力营救，叶挺终于在1946年3月4日获得释放，周恩来专程从延安把叶挺最喜欢的女儿叶扬眉带到重庆，让她在第一时间迎接自己父亲的出狱。

　　说到这儿，叶正明话题又转到父亲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信念上来：“我父亲出狱后，第一个提出的请求，就是马上加入共产党。他摆脱囹圄的第二天一早，就提交了一份发给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电文：’我已于昨晚出狱。我决心实行我多年的愿望，加入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在你们的领导之下，为中国人民的解放贡献我的一切。我请求中央审查我的历史是否合格，并请答复。‘”

　　1946年4月8日，按预定的安排，叶挺及夫人和女儿叶扬眉、尚未取名的孩子阿九(因是第九个孩子)，将同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王若飞、秦邦宪，到参加巴黎国际职工代表大会归来的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邓发，乘坐美军的47型运输机回延安。

　　这一天，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高领袖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等，以及秦邦宪、邓发的夫人，都来到延安机场迎接。叶正明和弟弟叶华明，也被朱老总派专车接到机场迎候父亲的到来。但他们那天一直等到了傍晚，也没等到飞机和父亲、母亲的身影。

　　两天后，噩耗终于被确认，叶挺等乘坐的飞机在山西省兴县东南40公里的黑茶山坠毁，机上人员全部蒙难，整个延安都被一种黯然的气氛笼罩。

　　叶正明是在4月12日得知这一消息的，那天他和弟弟华明乘车来到朱总司令的家里。在这里，他们看到了报纸上“刊登着妈妈不好了(的消息)，我们很悲伤地哭了，但是净哭又有什么用呢？康(克清)妈妈对我们说：’不要哭了，人死了是不能哭活的，你们只能用心读书来继承你父母的遗志……‘”

　　听了康克清的劝慰，叶正明从悲痛中走向成熟：“是的，我们不能再哭，哭是不能把死了的人哭活的，哭是不能把前人未完成的任务完成的。我们应该更加注意我们的学业，我们的身体，因为父母亲的志向，还需要我们继续下去。”

　　第二天，他们又来到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以父辈的温厚和慈爱，对突然失去父母的两兄弟倍加抚慰。他对两兄弟说以后可以到他的家来，“我们的家，也就是你们的家”。

　　回到学校，同学们一下把十几封代表个人或集体的慰问信捧到了叶正明面前。他很感激，一封封地读着，一阵阵热流暖遍全身。有一封信这样写道：“……擦干你的眼泪……在革命的大家庭里，你不是孤独的……革命的同志是你的兄弟姐妹，还有千百万劳苦大众做你的伴侣……的确，这是个不幸的消息……但是正明，它已不是你一个人的悲痛，而是我们每个革命者的悲痛……疼爱你和关心你的，还有着伟大的革命队伍……”

　　4月15日，延安各界人士2000余人，参加了中共中央召集的追悼活动。活动由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朱德致悼词，刘少奇也讲了话。叶正明兄弟在悼念的人群中，悲戚的泪水夺眶而出。

　　心中充满着凄怆的叶正明，又写了一篇悼念父母的文章——《给死了的父亲母亲》。他的文章饱含着对父母的哀思。

　　在有关母亲的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母亲，你和父亲结婚以来，从来就很少好好过过。刚结婚，父亲就因为参加几次的革命战争，就很少和你在一起……在结婚的20多年当中，你不辞劳苦地抚养了九个孩子(第三个幼年时病死了、第五个与第九个与父母一同蒙难)，你没有发过怨言，没有说过一句丧气的话。母亲啊，你总是以那么伟大的精神，你疲倦地养育着我们，教育着我们，使我们能够很快地成长起来。母亲，你放心吧，你的儿子们会好好地依着你的遗训走向光明道路的。”

　　叶正明对逝去的父亲的剖白则更像是一段誓言：“无情的火吞噬了你了，但是父亲，你的精神是不会消灭的。在你出狱的第二天，你在给毛主席与党中央请求加入党的电报上，你说，为着中国民族的解放，你将贡献你的一切。父亲啊，这一句话是永远记在你的儿子们的心上的。你没有完成的任务，你的儿子和中国的人民是会替你完成的。”

　　叶正明的文章，于1946年4月18日由延安的新华社播发。

　　周总理说：等你们聚集齐的时候我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

　　当往事的回溯由一个个生动的故事串联着的时候，时间就过得飞快，已经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在共进午餐时，依然继续着有关叶挺的话题。

　　“听有些人回忆，说你的父亲平时总是很严肃，不太容易接近。作为和父亲在一起生活时间比较长的你的感觉，是这样吗？”我们问叶正明。

　　“父亲是个军人，从表面看他是有些不苟言笑，沉静的。在部队、在战场上可能就更冷峻，但这些情况我们孩子并没有看到。但他对特务很强硬，有时质问斥责起来口气很凌厉，这种感觉我们有。”

　　关于父亲的严厉冷峻，叶正明印象最深的是父亲给他们讲过，在鏖战激烈险恶的时候，他自己拿着手枪往前冲，并亲自参加督战，谁临阵退却就枪毙谁，他自己真的亲手枪毙过人。

　　他记得父亲具体讲的是在北伐战争中攻打汀泗桥、贺胜桥的时候。两仗都是敌守我攻、敌众我寡的恶仗。部队里有些人是第一次上战场，见到这种枪林弹雨、血流漂杵的阵势，胆寒后退是完全可能的。但在那种情况下你不严峻，不采取非常手段，就压不住阵势，就不可能取得战斗的胜利，也就不会有“铁军”的响当当称号。

　　然而不是在作战的情况下，他就比较和蔼温和了。在叶挺身边当过参谋的颜并南就回忆说：他刚到军部的时候，不会标画地图，老怕挨上级的批评。一天他正哆哆嗦嗦地画图，来了一位首长。当首长得知他不会画图，便手把手地教他，不仅教会了他画图，还给他讲了标画地图的重要意义。首长走了，他一问其他参谋，才知道教他画图的就是叶挺。与他原来想象的威严的军长大不一样。

　　“如果渐渐地和你熟了，父亲还会和你讲一些知心话，这时的他就变得非常体贴，和蔼慈祥。像后来我们和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用很多时间陪我们，和我们讲他过去的经历，讲他知道的事情。我们因为对他的经历和他所知道的事也不了解，提问常常是东一句、西一句的，他总是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解答。”

　　但总的来说，叶正明和兄弟姐妹对自己的父亲了解还是有限，一来是在父亲身边的时间毕竟不长；二来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尚未成人，许多事不能理解。

　　“1962年的一个礼拜天，周恩来总理把我们叶家在北京的三个孩子都找去，到西花厅吃饭。那时我们都成家了，所以都带着家属。席间拉拉杂杂谈了许多话，突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关于你们的父亲，由于你们那时年纪小，所以根本不了解。我想等你们几个兄弟都能集中起来的时候，我来给你们讲讲你们的父亲。有人说他有一个时期脱党，实际上他是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那天周总理开了个头就刹住了，我们很想听他给我们讲讲父亲的事，但是我们兄弟姐妹有几个不在北京，一直也没有集中在一起。再后来，’文化大革命‘发生，永远地失去了机会。”叶正明说到这儿流露出惋惜和遗憾。

　　由于叶正明是叶挺生命最后阶段，生活在他身边年纪最大的孩子，他对自己很长时间没有为留下父亲历史的文字记载做更多的工作，感到由衷的愧悔，因此现在很愿意静下心来做一番追溯，集腋成裘，搞出一个全面而系统的口述甚至文字的东西。我们真心希望他能如此，这样，我们也能从他这里听到更多有关叶挺的故事。可惜这个愿望却永远无法实现了！

　　虽然，叶正明的追述只是叶挺亲属的一面之词，但是接近于客观真实的历史记录，不就是通过多个一面之词的比较引证扬弃，才逐渐成型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