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我出生在红旗飘扬的皖南。当时，正是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我刚8个月就被送回老家湖南邵东由祖母抚养。1941年1月15日，父亲袁国平在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中牺牲。所以我的出生之日实际上就是我们父子生离死别之时，父亲没有在我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

　　父亲是啥样子？他是怎样的人？他怎样走过短暂而又艰难的人生之路？又是在哪里、是怎样终止的？这些问题虽然从小就在我的脑海里闪烁，却未懂得认真思考。觉得应该着手研究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我的母亲、伯父及了解他的战友都一个个前去和他相会。亡羊补牢虽然力所难及，我依然决定把了解他、认识他作为我余生的重要课题。值此父亲在皖南事变中牺牲70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告诉大家我所知道的父亲袁国平，借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父亲原名袁幻成，曾改名袁裕，字醉涵，1906年5月26日出生在湖南省邵东县一户弹棉花手艺人的家庭。他凭着聪慧和勤奋，依靠奖学金读完小学，并于1922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一师”的革命氛围、毛泽东及田汉等进步教师的影响，使他较快地确立了正确的人生观，1925年在黄埔军校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就全心全意为共产主义事业艰苦奋斗，把他的聪明才智、赤胆忠心、热血和生命全部都献给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党和人民！

　　多才多艺的儒将

　　父亲本是一个读书人，在长期的严酷的革命征程中，尽管戎马倥偬，他还写下了不少诗文，留下了数十万字的珍贵的文字资料。长征途中，父亲常常骑在马上看书，宿营后就写文章，往往一两个小时就能写一篇文章。1935年红军长征即将胜利的时候，为纪念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他直抒胸臆，和毛泽东《长征》诗一首：“万里长征有何难？中原百战也等闲。驰骋潇湘翻浊浪，纵横云贵等弹丸。金沙大渡征云暖，草地雪山杀气寒。最喜腊子口外月，夜辟茫荒笑开颜。”1937年抗日战争全国爆发，他在甘肃庆阳寄给老母一张骑马的照片后面赋诗道：“十载辛酸斗兵戎，愧我吴下旧阿蒙。半壁河山沉血海，满地干戈抖沙虫。北伐长征人犹在，千伤万死鬼亦雄。弹丸挣扎魚龙变，地覆天翻见大同。”父亲勤于写作，常常为报刊撰稿，先后在《抗敌报》、《抗敌》杂志上发表了《悼龙树林同志》、《论坚持大江南北的敌后抗战》、《纪念新四军成立两周年》、《论合法不合法》、《日本法西斯的哀鸣》、《新四军成立三周年感言》、《声讨亲日投降派》等重要文章，出版了《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苏联红军政治工作选辑》等著作，宣传抗日将士的英勇斗争和牺牲精神，阐明抗战时期新四军政治工作的原则和方式方法，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对新四军的攻击诬蔑，深刻揭露反共分裂就是亲日投降。父亲能言善辩，他的演说对革命者是最好的动员，对敌人则是最有力的驳斥。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父亲先后参加了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父亲在广州起义前的准备工作中负责接待来广东参加起义的共产党员，向他们宣传党发动起义的有关指示。老红军战士陈同生回忆接待时的情况说：“我到了广州，第一个接待我的是袁裕（袁国平）同志，他年纪与我相仿，秀眉下一对闪着光泽的眼睛，使人感到十分亲切。接谈之后，他那卓越的见解和生动的言辞，令我相信，他是一个很有宣传能力的领导同志……他的话有力地激励着我，鼓舞着我，使我深深感到，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斗争还在继续着。”

　　1940年深秋，皖南事变前夕，蒋介石又一次掀起反共高潮。为了揭穿国民党的阴谋。父亲陪同叶挺军长一同到江西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与司令长官顾祝同面谈。顾祝同早已风闻父亲博学多才，是个难以对付的儒将，决计物色“智囊”与之较量。“智囊”们妄图先发制人，将他震慑住，但父亲镇定自若谈笑风生说古论今舌战群儒，反将那些“智囊”政客震慑得目瞪口呆，张口结舌。陈毅伯伯说父亲才华横溢，江渭清、胡立教、李志光等叔叔说父亲是新四军的三大才子之一（还有陈毅、李一氓）。然而一介书生未入仕做官，却选择了充满艰难险阻的革命之路，为的就是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

　　政治工作的先驱

　　1925年10月，受过当代文化巨人、著名戏剧家田汉和南国社诸多大师的熏陶，有着浓厚文化、戏剧底蕴的父亲进入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科第3大队学习，为他日后从事我军政治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26年7月父亲随军北上，投入北伐战争的历史洪流，任国民革命军左翼宣传队第四队队长，随叶挺独立团行动，负责政治宣传工作。开始了他的军旅政治工作生涯，在攻克武昌等战斗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北伐军打到湖南澧县时，四川发生了“万县惨案”。父亲彻夜不眠赶写话剧《万县血》，用血和泪的语言揭露控诉英帝国主义在四川万县制造事端，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罪行。赶排演出后，激起军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烈愤慨。10月，他调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就任宣传科长。

　　1927年底，他和叶镛等同志将广州起义失败后濒临溃散的起义军部队和工人赤卫队进行改编，创建了工农革命军第4师（即红4师），父亲任党代表，在党代表办公厅（即政治部和党委会的办公机关）成立了一个报社，油印出版《红军生活》和一个通俗刊物《造反》。他和师长叶镛一起率红4师于1928年1月23日到达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装会合，开创了以海陆丰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3月，他在参加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将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送进城内，做到敌人阵营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时任团党代表的徐向前后来回忆说：“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

　　1930年6月，红3军团成立，彭德怀任军团总指挥，父亲被调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7月27日红军占领长沙，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次打下的一座省城。7月29日父亲即派人接管《国民日报》，出版了红军第一份铅印报纸《红军日报》（史称红军第一报），发布《告工农兵书》，加强政治宣传，使共产党的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很快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了长沙城10万民众集会欢迎红军的盛况。红军占领长沙11天，《红军日报》出了6期，连续宣传了党的纲领和红军的政策。父亲还镇反安民、维护社会秩序，筹建湖南省苏维埃政府，筹措军饷40万银元，扩红7000余名，使红3军团人数增加一倍，积极选拔干部，日夜操劳，成绩斐然。军团总指挥彭德怀赞扬他是“智勇双全，文武双全”。同年8月，他受彭德怀、滕代远同志的委托代表红3军团前委赶赴万载，向时任红1军团总司令的朱德和总政委的毛泽东商谈，提出红3军团与红1军团合并归朱德、毛泽东指挥的建议，促成了红一方面军的诞生。他在政治工作中特别注重提高战士的文化素质。1933年7月，东方军入闽作战。父亲要求战士每天都要学文化，一天最少学会一个字。在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上字，边行军边学习。中央军委《红星报》发表了《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父亲主持下的东方军政治部“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父亲还获得了中央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1934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特别表彰了红1军团和红3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要将模范的1、3军团的经验拿回去”。父亲在这次会议作了主题发言，他强调：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应有高度的预见性，各种政治工作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做了科学的总结。其后出版了《战时的政治工作》并成为红军政治工作的教材，为丰富和发展红军战时政治工作经验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4年10月父亲参加了长征，任红3军团（后改称红3军）政治部主任。1935年8月20日，他作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主任和正在病中的政治委员周恩来发表了《关于北进前的政治工作指示》，对过草地的政治工作动员和物质准备指出了明确的要求。9月12日，父亲参加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拥护中央北上陕甘的战略方针，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他利用行军、宿营休息的时间写剧本，写出了话剧《父与子》和《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组织火线剧团演出，大大鼓舞了红军的士气，保证红军胜利走出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充分显示出父亲杰出的政治工作素质。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父亲于11月就任西北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政治部主任。后奉中央军委之命，父亲改做创办红军学校的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委、红军大学第二校政委、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校长兼政委等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干部，为红军的恢复和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刘伯承伯伯告诉我：在此期间，我父亲曾提出要把“红大”学员培养成“政治方向要坚定正确，工作作风要艰苦朴素，战略战术要灵活机动”的指挥员，以及学校生活应该“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些后来就被毛泽东同志总结为“抗大”的教育方针和校训，即“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并定为我军建设的指导方针，长期延用。

　　1937年10月12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琼崖地区除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不久，中央委派父亲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称东南局）、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1938年3月毛泽东致电项英，称赞父亲“政治开展，经验亦多”。1938年4月26日，他一到新四军，就抓紧党的建设，抓紧部队政治教育，抓紧抗日宣传，抓紧战区群众发动。为适应统一战线下的特殊环境，在继承红军政治工作传统的同时开拓了新四军政治工作。他制定并颁发了《新四军政治工作组织纲要草案》，使新四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化、条例化和制度化；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起草和编印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献，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他派战地服务团到前线去，用歌咏、绘画、戏剧等艺术形式向战士和群众宣传抗日。在父亲的主持下，新四军政治部先后创办了《抗敌报》、《抗敌》杂志和《抗敌画报》。

　　陈毅伯伯告诉我，父亲还受项英同志委托，主持并参与了新四军军歌的创作。他在与叶挺、项英、陈毅、周子昆、李一氓、朱镜我、黄诚、朱克靖、马宁等同志一起谱写歌词的同时，还和作曲家何士德商量搞好曲谱。父亲向何士德着重说明了歌词产生的背景，详细地讲述了皖南的战略环境、新四军的作战方针，强调要突出歌词东进抗敌和向敌后进军的思想，谱曲时要加强战斗气势。父亲还强调，将歌词第一段最后一句“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和第二段“前进，前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重复两次。【见王辅一著《为将帅书写辉煌》第2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父亲在听完第一次谱曲后，又提醒曲作者，新四军军歌的曲调应高昂雄伟，要有勇往直前的进军气魄。何士德按这个要求写了第二稿，在1939年7月1日试唱时，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首长和参加听的其他同志一致认为符合要求，当即定了下来。曲作者何士德事后讲道：“在军歌谱曲的过程中，对我有启发的主要是袁国平主任。”【见王辅一著《为将帅书写辉煌》第208页，中共党史出版社2003年出版。】父亲为新四军军歌的诞生做出了重要贡献。1940年1月他又主持了关于话剧《繁昌之战》的讨论，发表了《论〈繁昌之战〉及今后戏剧创作的方向》，对戏剧创作的方向、剧作家的政治修养和艺术修养等发表了很好的见解。著名学者王元化、党史专家马洪武和新四军老战士王于耕说，其内容和后来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基本一样，其精神完全一致。“皖南事变”前夕，他还亲笔谱写了《别了，三年的皖南》歌词并亲自请任光谱曲，共同创作了一首悲壮的战歌，见证了江南新四军离开皖南、北渡长江、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斗历程。他们两个都在“事变”中牺牲，因此这也就成了他们两人的绝唱，也是祭奠“皖南事变”牺牲烈士的哀歌。

　　无论是在江西苏区还是陕北根据地还是在皖南，无论是在国民革命军还是在工农红军还是在新四军，父亲都因时因地因人创造出政治工作的新方式新办法。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后，父亲更是重视研究政治工作如何适应部队在新的历史也。”

　　当抗日的烽火在全国越烧越旺时，父亲心急如焚，迫切希望自己能亲临前线杀敌。他在给我堂哥袁振鹏的一封信中写道：“我过惯了战壕生活，正请求党中央派我到抗日前线去工作。愿为我中华民族之生存和解放，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而勇敢战斗，纵然捐躯疆场，死而无憾。”父亲以他的一生和最后在皖南事变中的壮烈牺牲证实了自己的誓言。

　　1941年1月14日晚，父亲在皖南事变突围中，身负重伤，躺在突围部队前进的路旁。当他被军部卫士连副连长李甫及战士们发现时，浑身血肉模糊，不能行走。他睁开眼睛，吃力地对李甫说：“战士们都是革命的种子，要赶快突围，把他们带出去……”“你们走你们的，不要管我了！”战士们不肯把首长丢下，就用树枝简单地扎了副担架，抬着他走。天亮前（约早晨5点）赶到青弋江南岸。渡河时，被堵截的敌人发现，密集的子弹射来，抬他的战士一个个倒下，父亲也掉进水中。战士们前仆后继地把他抬起，边抬边打边强渡，激战约40分钟才到达对岸章家渡。此时，100多人的队伍就只剩下三四十人了。父亲由于在渡河时再度受伤，身体极度虚弱，战士们喊了半天才醒来。他挣扎着把一笔记本和7块大洋交给李甫，断断续续地说：“你们赶快突围……不要管我了……否则一个都出不去……替我向组织上汇报。”并指着大洋说：“这是党费……”当战士们不注意的时候，万万没有想到父亲袁国平已悄悄摸出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扣动了扳机。就这样为部下他将最后一发子弹射向自己，践行了他“如果我们有100发子弹，要用99发射向敌人，最后1发留给自己，决不当俘虏”的阵前誓言。

　　新中国成立不久，时任华东军区司令员的陈毅指示机时期执行新的任务所带来的新情况，及时总结政治工作适应新情况的新鲜经验，受到中央军委和战友们的肯定和赞扬。

　　视死如归的壮士

　　作为一介书生，父亲博学多才，儒雅潇洒；身为战士，父亲威武刚强，视死如归。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祖国大地狼烟滚滚，形势危急。在国民革命军第11军政治部服务的父亲，奉命参加平定夏斗寅部的叛乱。开拔前夕，他拍下照片寄给祖母。并在照片背面写道：

　　亲爱的母亲：

　　1927年5月顷，反革命谋袭武汉，形势岌岌。革命志士，莫不义愤填膺，舍身赴敌。

　　斯时，余在第11军政治部服务。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搏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就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

　　万一凯旋生还，异日与阿母重逢，再睹此像，再谈此语，其快乐更当何如耶！

　　儿醉涵于整装待发之际

　　1927年5月25日

　　1927年任第11军政治部宣传科长，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后随叶挺部进军广东，部队抵达广东汕头后，父亲在给我大伯醉如的信中写道：“目前时局混乱，到处都是白色恐怖，断头损身，亦革命者之家常便饭，请兄勿以多虑关，报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55年6月15日重新将袁国平安葬在南京雨花台旁的望江矶，1956年11月2日母亲邱一涵病逝后，南京军区暨江苏省委根据她的遗愿将她与我父亲袁国平合墓。2001年，在父亲牺牲60周年之际，当年的战友们为他塑立了铜像。2006年5月26日在父亲100周年诞辰纪念时，经中央领导批准，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了《袁国平文集》，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纪念袁国平百年诞辰座谈会也分别在江苏南京和父亲家乡湖南邵东县举行。中央军委副主席迟浩田两次批示为袁国平立传，他在讲到父亲英勇牺牲的壮举时说：“每念及此，我作为一个历经许多严酷战场的老战士，心潮难平，崇敬之情油然而生。”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同志还在《解放军报》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表达了对我父亲袁国平的深深怀念。如今党中央又以中国人民觧放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上同时发表文章，对我父亲袁国平的革命业绩进行客观公证的评价，称“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这都说明，党和人民没有忘记用热血和生命尽忠于她的儿子。

　　我妈妈邱一涵是1926年参加革命、参加长征的女战士，他和父亲于1929年结婚。斯诺在《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30位女红军，其中就有她。父母亲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互相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事业，他们把我们姐弟寄养在老家湖南乡下，以至大姐13岁就给人做了童养媳，二姐殁于贫病无医，我曾一度牵着双目失明的祖母讨饭度日。由于父母不在身边而受人欺凌，直到1946年我才被接到上海，与从事地下工作的母亲团聚。巨大的悲痛和精神压力使母亲身心受到重大打击，加之战斗负伤，长期艰苦工作积劳成疾，母亲年仅49岁就离开了人间，民政部为她颁发了革命烈士证书。母亲没有来得及对她的后事、对我今后的生活做出任何安排，然而她的谆谆教诲：“忘记社会给予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是她留给我的最珍贵的遗产！

　　我虽然没有享受到别的孩子那样多的父爱和母爱，但我却能从照片上感受到爸爸的慈祥和威严，从与爸爸相亲相爱、同甘共苦的妈妈的回忆中感受到爸爸的爱与希望，从爸爸的文稿中学到了爸爸的光辉思想和对党的忠诚。母亲去世后，我又从许许多多老前辈的教诲中了解到他们的大忠大勇、大智大慧、学识人品、胆略情操。我得到了父母亲的许多老领导、老战友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如朱德、周恩来、刘伯承、陈毅、粟裕、江渭清、钟期光、王平、刘先胜、张震、乔信明、于文兰、李慕琳等等。正如康〔克清〕妈妈所说，“你失去了母亲，但你不会失去母爱，会有更多的妈妈爱你；你失去了家庭，但你不会成为孤儿，我们的家就是你的家”。朱德伯伯还对康妈妈说：“小袁也是我们的孩子，要他来北京，我们管起来。”我在党和革命前辈的关怀教育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对父母立下的誓言：“继父志、承父业，长大要当兵。”而今，我可以告慰父母的英灵：儿子已在党的培养下，在人民的哺育下成长为一名人民海军、一名军事学的教授、一名海军作战指挥学博士生的导师。我已为海军培养了许多高学历、高水平的现代化指挥人才。现在我的学生遍布万里海疆，为捍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英勇奋斗。我可以自豪地告诉爸爸妈妈：“我是靠自己的努力取得了今天的成绩。”我实现了自己的诺言，没有辜负爸爸妈妈的期望！更值得欣慰的是，他们的孙子不仅继承了前辈的优点，依然遵循爷爷奶奶“忘记社会上的一切优越条件依靠自己去生活”的教诲，他勤奋努力，留学法国回国后为国效力，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今天，我可以骄傲地对父母亲说：“安息吧，你们从事的革命事业后继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