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我们都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和战斗。我们深深感到，陈毅一新四军，新四军一陈毅，这两个名字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陈毅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提出的深入敌后独立自主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方针，正确执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创造性地运用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凭借华中敌后这个舞台，导演了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对新四军的创建、成长和壮大，对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巩固和发展，对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他那敏锐的政治洞察能力、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果敢的胆略、渊博的学识、坦荡的胸怀，都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创造性地执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

　　抗日战争的前期，陈毅同志一直处在斗争的第一线。他胸有全局，善于把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联系起来，缜密考察，深谋远虑，独立思考，正确贯彻执行中央军委的决定。陈毅的设想和决定同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相吻合，因而一旦得到中央的赞同，他总是十分坚定而富有创造性地执行。陈毅的这种可贵品格和卓越才能，突出地表现在下山改编和挺进敌后这两件大事上。

　　中央红军长征时，陈毅同志因负重伤留下，失去了同党中央的一切联系，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党中央于1937年8月1日指示南方各游击区在保存和巩固革命武装、保证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下，可以和当地国民党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以取得合法地位。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隔绝，各游击区并没有及时收到这一指示。时刻关注着全局的陈毅从国民党报纸和香港杂志上透露的片言只语中，意识到这一战略转变的到来。他与项英同志分析研究，重新制定了游击区方针；还写了《抗日高潮与我们的任务》对部队进行教育，使大家有思想准备。8月8日，陈毅与项英同志一起，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南人民抗日义勇军的名义发表了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8月下旬，他作为红军游击队的代表首先下山，到大庾、赣州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及驻军谈判。

　　在同党中央取得联系以后，陈毅同志又担负起联络各地游击队下山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重任，先后奔波于湘赣边、皖赣边、赣东北游击区。在去湘赣边游击队以前，陈毅曾派湘南游击队的支队长曹树良去联络。由于湘赣边游击队的领导人不理解在民族存亡的条件下国共合作的意义，曹树良同志被误认为是叛徒而遭到了杀害。在这种情况下，陈毅同志决定亲自前往。陈毅对此有深刻的理解，完全估计到自己将要面临的局面。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战略方针，为了民族解放的大业，也为了帮助游击队的战友们跟上形势发展，一同奔赴前线，他甘冒风险，不避危难，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陈毅上山后，也被捆绑起来，审问多时。他临危不惧，镇定自若，苦口婆心地反复阐明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最后终于说服了这支游击队的领导人。

　　新四军成立后，陈毅同志被任命为第1支队司令员。1938年春，部队刚到皖南集中，陈毅就已考虑：应冲破国民党的种种限制，积极向华中敌后挺进。他认为，日本侵略军正继续前进，虽然占领了上海、南京、杭州等大城市，但广大乡村仍无法控制，这正是我们到敌后去发动群众、壮大自己、积极抗战的大好机会。陈毅这种主张，与党中央为新四军制定的行动方针完全一致。5月4日、5月10日和6月2日，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连续致电新四军领导人，明确指出应该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地积极地深入到敌后，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地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团结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壮大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但是，当时在新四军内部，对是否立即挺进敌后，认识并不统一。有的担心没有得到国民党正式划定的区域就深入敌后，会影响乃至破坏刚刚建立起来的统一战线；有的则担心新四军刚由游击队改编集中，还没有来得及整训，武器装备尚未得到补充，就深入敌后平原水网地区会被吃掉。对此，陈毅十分着急。在一次干部会上，他严肃而急切地说：我们是抗日的武装，不积极去发展自己的力量，不去敌后打击日军拯救广大人民，将来如何去争取抗战的胜利呢？

　　经过努力，陈毅终于争取到了率先带领部队东进敌后的任务。根据军部首长的委托，他负责编组了先遣支队，由粟裕率领进入苏南实行战略侦察。随后，他即率领第1支队跟进，于6月14日到达了茅山地区。

　　其时，苏南已沦陷半年之久，社会情况极为混乱。日军在宁沪线驻扎重兵，到处烧杀淫掠；汉奸应时而生，向侵略者卑躬屈膝；国民党的溃兵游勇和地痞流氓乘机拼凑武装，敲诈勒索；地主、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则公开散布失败主义，“恐日病”流行一时，人民群众备受凌辱，处在迷惘、惶恐、悲伤和愤怒之中……

　　面对这复杂困难的处境，怎样才能使势孤力单的新四军在茅山地区牢牢地扎下根来？陈毅同志细致调查社会情况，认真分析苏南特点，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首先是做好指战员的思想工作。他考虑到在崇山峻岭中打了多年游击，大家对丘陵平原和水网地带很不熟悉，很不习惯，不少同志顾虑重重。5月28日，东进途经南陵时，陈毅召开全体干部会议，作了新的战斗条件和新的战斗任务的报告。他运用并发挥毛泽东的游击战争原则，精辟分析了敌我形势，反复阐明了平原水网地区作战的特点，提出了“寇能往，我亦能往”的响亮口号。6月12日到达溧阳竹箦桥时，他又召开会议，进一步进行思想动员。他强调指出：决定战争胜负的主要因素是人而不是地形；抗日民族战争的群众基础，比之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广泛得多，只要我们坚决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取得广大群众的支援和拥护，就一定能够胜利。

　　陈毅同志反复强调：我们新四军要在茅山站住脚，在困难中求得生存和发展，首先必须得到群众的信任和支持。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坚持“三不”(不拉夫、不派款、不扰民)政策。群众不让进村，就露宿田野；不卖给粮食，宁可勒紧腰带也不动用群众一粒粮。他自己以身作则，几次露天宿营，不进民房，在屋檐下坐到天亮。陈毅还十分注意关心群众疾苦，一方面，坚决打击那些不抗日、专门鱼肉百姓的土匪，为民除害；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并亲自上门动员开明绅士给雇工加工资，给佃户减息。通过广泛的宣传和严格地遵守群众纪律，迅速消除了群众对新四军的疑虑。

　　要使群众把新四军看作是自己的队伍，更需要有抗日的行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陈毅同志指挥部队积极主动地寻找战机，坚决灵活地打击敌人，继韦岗首战告捷后，在新丰、新塘、句容城、珥陵、东西谢村、南京麒麟门等地，取得了一连串战斗的胜利。仅7月1日新丰车站一战，就全歼日军一个小队40余人。1938年8月至年底，新四军在江南作战200余次，积小胜为大胜，歼敌3000余人。日军恼羞成怒，调集重兵报复，并采取密布“梅花桩”式据点的战术进行频繁“扫荡”，企图把新四军消灭在茅山地区或挤出茅山地区。陈毅根据敌变我变的原则，运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在敌人的“梅花桩”中穿插盘旋，乘虚击敌。1939年2月上旬拔除东湾据点，中旬取得延陵大捷，3月对淳化、高资之敌袭击获胜。日军被打得晕头转向，不得不承认“新四军真能打仗”。

　　从此，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江南人民看到了光明。新四军的威望迅速提高。一度万马齐喑的江南敌后，燃起了熊熊的抗日烈火。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成了江南敌后众望所归的抗战基地。不仅工农群众踊跃参军，一些地方武装也纷纷要求加入新四军的行列。群众中广泛自发地流传这样的顺口溜：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到1939年4月，在短短的10个月时间内，陈毅同志率领来茅山地区的2000余人，已发展到1，4万多人。

　　茅山根据地初步建立起来以后，陈毅同志立即着手准备跨出茅山，向东发展，进一步扩大抗日根据地。

　　早在初进茅山时，由于国民党划定我军活动的范围狭小，部队扩大后，日军据点林立，“扫荡”频繁，大大缩小了我军机动回旋余地。陈毅同志就多次向我们说：进军茅山仅仅是战略展开的序幕，只要一站住脚，就应把国民党假借“军令”、“政令”来卡死我军的“紧箍咒”抛掉，大踏步地向东乃至向北发展，只有这样，苏南才能朝着有利于“造成敌我相持局面，以备将来反攻”的方向转化。他的目光从来就不是只盯在某个局部上，而是放眼全局。正如他的精湛棋艺一样，在落下第一步子时，就已考虑到第二、第三步了。

　　陈毅这一东进北上的战略思想，正完全符合党中央最早的战略意图和后来进一步明确的关于“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毛泽东在1938年5月4日指出：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1939年2月至3月，周恩来同志到皖南军部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时，又确定了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陈毅汇报了准备派六团到宁沪铁路以东的苏州、无锡、常熟、江阴、太仓之间活动的想法以后，周恩来表示完全支持。随后，军部也批准了这个东进方案。

　　陈毅同志兴冲冲地回到茅山，立即召集叶飞、何克希、段焕竞、王丰庆等同志筹划东进的具体部署：(一)考虑到东进是违反国民党之“法”的，6团暂以东路地方武装梅光迪的“江南人民抗日义勇军”名义活动；团里主要干部的名字更换：团长叶飞改叶琛，副团长吴焜改吴克刚，参谋长乔信明改汪明，政治主任刘青松改刘飞；(二)为应付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查询，他自己动笔起草了叶飞“因病告假”、“由段焕竞暂代”的电报；(三)以特务营、独立营为骨架，以四县抗联总会的武装为基础，组建一个新6团，由段焕竞任团长，王丰庆辅之；(四)由何克希负责与东路梅光迪、强学曾等地方武装领导人联系……

　　一切准备就绪，陈毅亲自给6团作动员，军部却突然变了卦，电令“6团不宜东进”。理由有两条：一是东进超出了国民党划定的地盘，会破坏统一战线；二是东路铁路、公路、河网交错，日军兵力强大，据点林立，部队到那里会被敌人消灭。

　　叶飞同志后来几次对我们说过：那天傍晚，他应召急忙赶到陈毅住地，一进门，只见陈毅手持电报，心情沉重，正在屋里踱来踱去。陈毅把电报交给叶飞看了之后，又在屋里踱了足足有20分钟，然后站在叶飞面前问：“你带部队到澄锡虞，会被敌人消灭吗？”叶飞干脆利索地回答：“不会的！我们不会被消灭，而且还会发展。”

　　陈毅同志沉思片刻，又说：“你再仔细考虑一下。”

　　叶飞经过认真盘算，再一次表示：“我有把握，有办法，保证不被消灭！”

　　“好！部队被消灭由你负责，破坏统一战线由我负责，决定去。”

　　就这样，陈毅同志既“违法”，又“抗令”，硬是将部队派往东去。他向军部发电：“叶部已提前出发，追之不及。”吴肃当时在陈毅身边工作，曾经担心地问：“如果军部知道怎么办？”陈毅说：“知道了再说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嘛！”接着又感慨地说：“我们对顽固派有时‘斩而不奏’，现在对军部有时也需要‘先斩后奏’了！”后来我们常想，像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无私的宽大胆略，谁敢于这样做呢！

　　6团东进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战黄土塘，再战浒墅关，夜袭虹桥机场，直逼上海近郊，连战皆捷，震惊中外。1939年7月，6团在东路初步开辟了苏(苏州)常(常熟)太(太仓)和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抗日游击根据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抗日民主运动。东进的胜利，发展了江南抗日阵地，扩大了共产党、新四军的政治影响，提高了广大群众的抗战信心，同时扩大了部队，武器装备得到大大改善，这充分表现了陈毅同志坚毅的革命意志和深远的战略眼光。

　　在布置6团东进的同时，陈毅同志还积极筹划向北发展。他认为，向北发展，夺取苏北，是全面打开华中战略局面的关键。茅山—东路一苏北，这是陈毅胸中精心设计的战略蓝图。为此，他苦筹深计，作了一系列努力。

　　早在1938年7月，陈毅就将丹阳的地方武装管文蔚部改编为丹阳游击纵队，控制了长江两岸。他曾多次亲自沿江视察，选择主力渡江的地点。

　　1939年2月，陈毅指示1支队2团一部配合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攻克扬中，4月控制了长江北岸扬州以东的仙女庙、嘶马、大桥地区，成功地铺设了北渡的“跳板”。

　　此后陈毅同志三次过江部署工作：一面抓部队的整编和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一面筹建地方党组织，建立苏北特委。他还亲自三赴泰州，与地主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队建立统一战线关系。

　　1939年11月，陈毅同志鉴于形势的发展，为贯彻向北发展的方针，指示叶飞部西撤，在扬中和江南抗日义勇军挺进纵队合编为新四军挺进纵队，开往扬州、泰州地区活动。与此同时，另以4团主力一部与挺进纵队一部合编改称苏皖支队，由陶勇同志率领向扬州、仪征、天长、六合地区发展。不久，该支队与5支队打通联系。至此，新四军已形成足跨长江两岸、随时可以发展苏北的有利态势。

　　这时，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发生了变化。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把摩擦重点转向华中。顾祝同、冷欣、韩德勤、李品仙各路大军几十万人马，分别从苏南、苏北、皖东、皖中向新四军压迫而来。华中地区顿时战云密布，新四军处在四面受敌的危境。1940年3月，李品仙、韩德勤在皖中、皖东对我第4、第5支队发动进攻。我将其击溃。

　　针对国民党企图投降、分裂国家的危险继续发展的形势，1940年5月4日毛泽东主席发出《放手发动群众，抵抗反共顽固派的进攻》的重要指示。根据当时华中地区的实际情况，中央决定：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打开苏北抗战新局面，建立苏北抗日根据地。

　　陈毅同志接到中央的指示，心情无比兴奋和激动。他一边向部队迅速传达，一边积极部署派主力北上，并再三建议军部离开皖南那个弹丸之地，从速东进至苏南地区。由于项英同志对军部东移一再犹豫，错失时机，1940年6月15日，陈毅果断地直接向党中央报告，决心独立解决苏北问题。

　　陈毅同志是在挺进纵队正在进行郭村自卫战时匆匆赶往苏北的。他纵观全局，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决定与李明扬、李长江部重修旧好，利用他们和国民党嫡系的矛盾，使他们继续保持中立。这就为挥师东进、建立起以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接着，陈毅同志指挥了着名的黄桥战役，以少胜多，消灭了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的主力，从而改变了苏北的力量对比，使华中的战略形势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

　　记得在一次干部会上，陈毅同志听我们唱完《新四军军歌》后站起来说：“你们唱得这样轻松，不能代表我们对军歌的感情，一定要唱得深沉激昂。我在写这个歌词时，最后的‘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一句，有同志建议只重复一次就够了。我说不够，必须重复两次，要一次比一次高昂，要有气魄，要意志坚定。这正是我写这个歌时要强调的地方。”对此，当时我们并不十分理解，后来才明白，他这句话是含有深意的。东进，东进！再东进！这正是新四军赖以发展的关键所在，这正是陈毅对党中央的战略路线方针忠实而深切的体验。

　　把政治仗和军事仗巧妙地结合起来

　　陈毅同志是杰出的军事家，又是卓越的政治家。在错综复杂的抗日战争中，他以政治家、军事家的非凡胆识和高超斗争艺术，把一切可以争取和团结的力量，争取和团结到我党我军的周围，奏出了一曲曲军政全胜的凯歌。

　　进入苏南之初，新四军的力量十分弱小，第1、第2支队共4个团，实际人数只有4000来人。这么一支人数少、装备差的部队，要在日伪顽盘根错节的苏南腹地站住脚跟，顺利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显然是十分困难的。

　　陈毅一到苏南，就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当时的苏南，光是茅山附近几个县，就有各种各样的游击武装好几百股。这些武装大者几百人，小的几十人，有枪有款又有地盘。陈毅同志亲自给“游击司令”们做工作，宣讲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积极抗战的主张。他们中有许维新那样的帮会头目，有巫恒通那样的知识分子，有樊玉琳、贡友三那样的旧政府人员，也有梅光迪那样的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经过积极的工作，终于把大部分游击武装争取团结到新四军的周围来，壮大了抗日力量。

　　茅麓农林公司的经理纪振纲，是茅山地区的头面人物，在整个江南地区也小有名气。当国民党军仓皇溃退时，他又收编了300多名广东兵，装备齐全，不但有中正式步枪，还有30多挺轻机枪及一些重机枪、迫击炮。陈毅同志对纪振纲做了全面的了解和分析。他出生于普通农家，早年曾被辛亥革命的洪流卷进过革命队伍，后来转而经营茅麓公司。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他愤恨；对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的腐败无能，他痛心；但是他也不相信抗战能够胜利，对我党的抗战主张将信将疑。他拥兵不是为了抗日，只是为了自卫。陈毅同志看到像纪振纲这样很有代表性的民族资产阶级，只要我们的政策对头，工作做得好，就可能把他争取到抗日阵营里来，反之，就可能把他推到抗日阵营的反面去，因此，一开始就把他作为重要的统一战线对象。

　　陈毅同志和纪振纲的交往中，反复给他讲解我党积极抗战的主张和抗战必胜的道理。起初，纪振纲看到新四军人少枪少，很瞧不起。他第一次来拜访陈毅的时候，还带了10余名武装卫队，坐着轿子。看到这样的纪振纲，不少同志信心不足，有人问：“陈司令，此人是否有把握？”陈毅说：“纪振纲自称他的茅麓公司是40万投资，20年经营。这两句话就决定了他的政治态度。他不抗战，但也不反对我们，就是为了保住他那40万投资。但是，中间道路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尽一切可能把他争取过来。”

　　当时也有另一些干部，眼红纪振纲手中那批新机枪，纷纷要求把他缴了。他们说，那么多好武器在纪振纲手里，他不抗日。陈毅耐心地解释说：“你们呀，就眼红他那几挺机关枪！可你们知道不知道江南是个异常复杂的地方。一个纪振纲，当然容易解决。但是解决了纪振纲会有什么结果呢？江南的几百个‘司令’就会敌视我们，几十万名群众就会疏远我们，士绅反对我们，刀会、帮会都会怀疑我们，我们就成了孤家寡人，还谈什么建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我们党又如何领导抗战？”

　　经过陈毅同志亲自登门做工作，加上韦岗、新丰等战斗的胜利，纪振纲看到了新四军不但真抗战，而且能抗战，逐渐改变了对新四军的态度。他先后向新四军赠送了一批物资、药材，还捐助了300套棉衣。后来当日军占领茅麓公司并要他出面组织伪政权时，他把茅麓公司的人枪全部交给新四军，自己只身去了上海。

　　对纪振纲的争取成功，影响所及，使许多对新四军怀疑、观望的士绅消除了顾虑，向我党我军靠拢。新四军能够在江南立足和发展，统一战线工作的成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在创建和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陈毅同志也是始终如一做统一战线工作，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发挥了极大的威力。

　　陈毅首先分析了当时苏北的政治局势和各方面力量。他说，日本人的力量最强，是老大；韩德勤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号称5万兵力，是老二；以李明扬、李长江为首的地方实力派兵力约2万人，是老三；新四军只有7000人，是名副其实的老四。陈毅的策略是：抗日，孤韩，联李，即老三和老四联合起来，孤立老二，赶走老大。

　　为了经费、弹药、地盘等问题，“两李”和韩德勤存在着非常尖锐的利害冲突。李明扬是老同盟会员，有一定的民族意识。所以，早在江南的时候，陈毅就通过各种渠道与他联络，自己还三进泰州，表达我党我军团结抗战的诚意。1940年6月，新四军先期进驻苏北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在郭村遭到“两李”部队的进攻。我军奋起反击。陈毅同志及时赶到，从团结抗战的大局出发，禁止部队进泰州，主动向李明扬表示可将俘虏的人员全部释放，缴获的武器归还。李明扬在兵败城危之际看到陈毅如此真诚，看到共产党、新四军如此宽宏大量，感动万分，连忙表示愿意和新四军重新和好，通力合作，团结抗战。江南新四军主力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假道“两李”防区、向东进驻苏北重镇黄桥的。

　　陈毅料定，新四军进军黄桥，必然会遭到韩德勤的军事围攻，因此，在积极做好军事布置和发动群众的同时，立即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首先争取的对象是朱履先和韩国钧。

　　朱履先，曾留学日本，在北洋军阀时期当过师长，后又当过几个县的县长。新四军刚进黄桥，陈毅同志就登门拜访，向他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听取他的意见，要求他与新四军合作。朱履先对陈毅的博学多才和谦逊态度很佩服，表示愿意为抗日效力。后来，朱履先积极支持和协助新四军，与新四军建立了相当密切的关系。在韩德勤进攻黄桥时，他甚至走上街头，发动群众为新四军烤烧饼、运伤员。

　　韩国钧，字紫石，是清末翰林，北洋军阀时期曾两度出任江苏省省长，这时已80多岁，国民党部队中有不少投帖子的学生。陈对韩国钧十分尊重，曾向他征询关于苏北抗日大势的方略。陈毅知道韩国钧着有《张士诚传》，便从张士诚抗元谈起，诚恳地说：“古人云：言者，心声也。紫老爱国爱民，德高望重，万人仰赖。如若为拯救我中华而奋起，其功绩又非昔日张士诚可比。”很快就把80老人的爱国雄心鼓动起来。韩国钧看到陈毅气度不凡，谈吐不俗，胸怀韬略，真心抗战，十分感动，也十分鼓舞，答应为抗战出力。

　　陈毅请韩国钧出面召开苏北各界代表会议，希望通过调停议和，即使不可能争取韩德勤在共同抗日上有所进步，也要争取他在反共上有所收敛，让新四军有个抗日的起码条件。

　　韩国钧对新四军的处境十分同情，立即打电话和韩德勤联系。但韩德勤拒绝参加，提出要新四军退出姜堰方可和谈。陈毅为了进一步表明团结抗战的诚意，争取苏北各界人士，稳定“两李”和陈泰运那样的中间力量，同时，也为了集中兵力于黄桥，准备反击韩顽的进攻，决定退出姜堰，让给“两李”接防。

　　陈毅这一着棋，名叫“求心退却”。这一来，“两李”得到了一块“地盘”，认为新四军够朋友，保持中立的立场进一步稳定；韩国钧等各界代表认为新四军确以大局为重，值得信赖。可是韩德勤却背信弃义，节外生枝，又提出要新四军开回江南才能谈判，而且马上调动主力再次向黄桥发动进攻。韩国钧终于看清了韩德勤反共投降的真相，大骂：“贼子无信，天必殛之！”

　　至此，陈毅同志已经把苏北的各阶层人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把可以争取的一切中间力量争取到自己的一边。韩德勤已经彻底孤立了。黄桥决战的胜利已经半握在手了。

　　战斗打响后，陈毅仍不放松统一战线工作。当时，韩德勤兵分三路进攻黄桥，西路就是“两李”和陈泰运部队。陈毅知道，像“两李”那样的中间派，有什么风吹草动，是容易左右摇摆的，弄得不好，就会摆向顽固派那边去。因此，陈毅同志专门派与“两李”交往有素的朱克靖同志驻在“两李”的总指挥部进行联络。陈毅同志坐镇黄桥西北的严徐庄统一指挥。他既指挥军事，军用电话一直架到粟裕同志的前沿指挥部；又掌握政治，一直没有停止了解“两李”等部队的动静，及时指示朱克靖做好工作。于是，关系整个苏北抗战命运的黄桥决战，就出现了我军和韩德勤顽军两方激战、多方观望的奇特局面。显然，观战的日军和“两李”都是准备坐收渔利的。我军如果稍有失误，不但日军求之不得，“两李”也会乘人之危捞上一把。但是，由于陈毅、粟裕指挥有方，又有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的保障，我军创造了以7000人的兵力大败3万人之众的典型范例。

　　我军自攻取黄桥到让出姜堰，把军事仗与政治仗、自主的原则与以退为进的策略结合得十分巧妙。这是陈毅同志对党的斗争策略的杰出运用，对发展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阵地、配合全国克服当时部分人的投降危险情绪、争取时局好转均有重大意义。

　　把新四军建设成正规化的党军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同志为代理军长。陈毅同志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总结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制定了坚持华中敌后抗战的总方针。根据这个总方针，陈毅同志提出了“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的口号。

　　我们体会到，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新四军的前身是分散在南方八省的红军游击队。进入敌后发展起来的新成分，大部分是青年农民和地方武装。由于环境的艰苦、战斗的频繁、人员的分散，部队没有进行过比较正规的教育训练。新四军成立后，已经逐步发展为一个辖有7个师之众的大兵团，再不是各自为战的游击队了。因此，“把新四军建设成强大的正规化的党军”，无论从当时抗日战争的斗争需要看，还是从长远的争取全国人民的解放看，都是十分迫切的。为此，陈毅同志倾注了巨大的心血。

　　培训干部，是陈毅同志首先抓的大事。还在江南的时候，他就办过多期干部学习班，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大江南北有三多，即人多、枪多、钱多，对发展抗日武装，创建抗日根据地十分有利。但这三多能不能为我们所有，就看我们有没有干部出去发动、组织、领导。挺进苏北后，在战斗异常频繁的情况下，他又创办了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亲自担任校长和政治委员。新军部成立后，他对这项工作抓得更紧了。他说：要建设强大的正规化党军，就必须培训一支有革命理想、有知识、守纪律、忠诚于抗日救国事业的正规化干部队伍。这不仅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党我军的一项长期战略任务。他积极建设以抗大五分校为基础成立华中总分校，并要求各师、各战略区都举办抗大分校。华中先后创办了7个抗大分校，进一步扩大了干部的培训规模。1942年1月4日，华中总分校正式成立，陈毅任校长，亲自抓教学工作。在陈毅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共同关心下，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创办了党校、鲁迅艺术学院及许多军政学校和各种专业训练班，培育了大量的干部(其中旅团干部200余名)，为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提供了骨干力量。

　　陈毅同志也特别重视司令部机关的建设，把加强参谋工作当重点来抓。当时，新四军各级机关的参谋工作是比较薄弱的，有些首长不重视司令部建设，不少参谋人员不安心工作。为此，陈毅同志强调指出：军事建设的重点在建设全军的参谋机关工作。参谋机关工作是指挥组织战斗的枢纽。参谋工作与首长是一种分工，如果把参谋工作当作文武秘书，只听驱遣，无独立工作的可能，必然使首长变成忙人，毫无时间考虑大的问题。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陈毅亲自拟定了加强参谋工作14条规定，作为健全参谋工作制度的依据。1941年10月，他到第4师检查工作，特地参加了4师的参谋工作会议，在会上讲了话，并要军部推广4师参谋工作建设的经验。对军部参谋工作人员，他更是要求严格，常常手把手地给予具体帮助。在陈毅的指导下，新四军的参谋工作逐步走上轨道，各级参谋人员的业务水平不断提高。从1942年到1945年，各部队所进行的一系列重要战役，如程道口战役、车桥战役、天目山战役等都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些胜利无疑是和各级参谋机关的精心组织分不开的。

　　在抓好干部培训和司令部机关建设的同时，陈毅同志十分重视抓好部队的全面整训。他指出：整训不仅限于操课学习，而要将部队编制、制度建设、作风转变、生活改善等围绕着整训的中心去统一地进行。根据陈毅的指示，各部队迅速掀起了一个整理编制、健全制度和群众性大练兵的热潮。对部队的整训情况，陈毅同志不仅要求各单位及时汇报，还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具体指导。各师一些重要的整训活动，他都要亲临现场。在陈毅同志的精心组织和关心指导下，部队的各项规章制度逐渐趋于正规化，游击习气和不良倾向得到较好的克服，作风纪律不断加强，干部战士的战术技术水平不断提高。

　　新四军的这些正规化建设，都是在艰苦、紧张的反“扫荡”期间进行的。因而陈毅同志特别强调：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军事建设工作，地方建设工作，全部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经常研究反“扫荡”经验和教训，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是我军在敌后的生活规律。他自己带头研究和总结各部队、各地区的反“扫荡”经验，提出了一整套反“扫荡”的战术原则。如：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拼；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机会，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侧翼，争取内线的外线，等等。陈毅同志提出的这些战术原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思想，是对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的具体运用和发展。在陈毅的正确指挥下，新四军各部队在1941年至1943年间，粉碎了日伪军近百次大规模“扫荡”，歼敌8万余人，自己越战越强。其中，我们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夏秋之交苏北的反“扫荡”。当时，日伪抽调1700余人，并以飞机作掩护，大举向盐阜进攻，企图一举消灭新四军军部，摧毁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亲自布置，将主力分散，把机关人员、伤病员及老弱妇孺疏散隐蔽起来，然后，以小股部队和敌人周旋，避实就虚，来往转移，使敌人处处扑空。当敌抽调苏中兵力“扫荡”苏北时，他和刘少奇指挥一师实施反击，迫敌南调；当敌抽兵南下“扫荡”苏中时，他又指挥苏北三师实施反击，使敌顾此失彼，疲于奔命，处处挨打，结果只得狼狈回营，草率收兵，以失败告终。

　　在建军工作中，陈毅同志还提出了“主力地方化，地方武装主力化”。这一在抗战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特殊的建军、扩军方法，对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及武装力量成长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42年1月中共中央华中局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陈毅同志在会上提出：目前的工作仍处在建立地方军以减轻主力的地方任务的阶段，只有完成了强大的地方军建设，主力始有集团整训与集团机动的机会，主力缺额补充也才有经常的保证。会后，新四军抽出1／3的主力，加强各军区和军分区。这些地方武装在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很好地完成了配合主力袭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掩护群众转移等任务，并在斗争中像“滚雪球”般地发展壮大起来。许多部队后来又上升为主力，使主力不断充实加强。正如陈毅所说：加强其地方性最终是要消灭其地方性，使之转化为主力。这就是我军的辩证发展之道路。在艰苦的抗战相持阶段，新四军沿着这条道路发展壮大，由新军部成立时的9万余人，发展到主力部队21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多人、民兵自卫队96万余人，从而为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和后来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光明磊落的坦荡胸怀

　　陈毅同志对新四军和华中抗战做出的贡献是一篇文章很难叙述的。在当年异常艰苦、复杂、困难的斗争环境中，他那崇高的品德、坦荡的胸怀、豪爽的性格、革命乐观主义的精神，对我们更是教育很深。凡是和他一起工作或者有过接触的人，无不受到影响和感染。

　　陈毅同志一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遇有内部的意见分歧或重大的原则问题，他既善于独立思考，勇于坚持原则，又处处照顾大局，维护团结。

　　新四军创建初期，项英同志受王明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思想的影响，在要不要东进北上深入敌后、要不要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等问题上，没有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正确方针。陈毅和项英共同领导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是生死与共的老战友。但是事关大局，他并不因而迁就退让，曾经多次和项英激烈地争论。即使在这种争得“话不投机”的情况下，陈毅仍然对项英保持了真挚的友情，每次到军部开会，还是和项英同室同宿。对于项英的错误，当时不少同志有所察觉，想从陈毅那里打听一下。向来心直口快的陈毅，却从不在下级面前议论。

　　刘少奇同志于1939年11月到华中主持中原局的工作以后，提出开辟苏北应是发展华中的突出方向。这个意见，与陈毅不谋而合，所见略同，但当时他们还没有建立直接联系，相互间并不了解，在一些具体部署和斗争策略上，难免产生分歧。例如1940年6月28日的郭村战斗，是国民党鲁苏皖边区游击副总指挥李长江以13个团的重兵攻击我在郭村休整的部队。刘少奇站在自卫原则的立场上，指挥部队自卫还击。陈毅当时在江南。他认为“两李”这样的中间力量应尽量团结，李长江发动进攻，稍给惩治是必要的。7月3日他赶到郭村。为了争取李长江，他指挥部队打下塘头，收兵泰州城下，归还李长江被俘人员和缴获的枪支。郭村战斗胜利，对促进“两李”的中立起了较好的作用，陈毅很满意。现在有了一位志同道合的党中央代表，他感到庆幸，非常兴奋。皖南事变以后，陈毅对政治委员刘少奇更加尊重，配合默契，还在各种会议上一再强调政治委员制度的重要作用，就连刘少奇的健康和生活，他也十分关心。那时，陈毅喜欢在衣袋里装些辣椒，吃饭时就拿出来。刘少奇也爱吃辣椒，但是常患咳嗽，不能多吃。于是，陈毅也很少吃辣椒了。这虽然是件生活小事，却可以看出陈毅对战友的体贴和关心。

　　陈毅同志有很强的原则性，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勇于自我批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1943年的整风运动中，陈毅带头作了严格的自我批评，对新四军高级干部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代理政治委员饶漱石却无限上纲，向党中央诬告陈毅。但是当有的同志问起他和饶漱石的分歧时，陈毅同志却说：“我有意见都和他讲了，背后就不要议论了。”对部属，陈毅同样坦诚相见，既有严格的要求，又有热忱的关怀，不论是干部或是战士，都可以促膝谈心，使大家如沐春风，如浴冬阳。记得皖南事变以后，陈毅找过不少突围出来的干部谈话，循循善诱，共同总结经验教训，政治上则一样给予信任，使这些同志心情舒畅，投入了新的战斗。新四军中有许多来自上海、南京的知识分子和海外归来的华侨。有的工农干部担心这些人吃不了苦，不能坚持到底，因而对他们持怀疑甚至排斥的态度。陈毅批评说：“革命总是人多一点好嘛！要相信他们绝大多数是好的，要信任他们，发挥他们的作用。”有一次有个连队的文化教员，在与日军作战中躲到了床底下。战斗结束，大家嘲笑他是“怕死鬼”。连队领导要求把他调走。陈毅知道后，就在排以上干部会上严肃指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说：“第一次参加战斗，心里害怕，是不奇怪的。对有这种表现的同志，加以嘲笑，甚至调走，不是爱护同志、帮助同志的态度。”他还说：“没有斗争经验的同志，第一次有点心慌，不要紧，但要经得起考验，越是危险，越要沉着冷静。”陈毅的讲话，既使工农干部受到教育，也使那位文化教员和其他初上战场的知识分子深受感动。

　　陈毅同志好学不倦，每到一地都要收集书报，在行军、打仗时还常常手不释卷。他还喜爱写诗词，下围棋，打篮球，爱游泳，兴趣很广。他在抗日时期所写的《东征初抵高淳》、《韦岗初战》等诗，和三年游击战争中所写的《梅岭三章》一样，都是很鼓舞斗志的名篇，战争年代就已广泛传抄，脍炙人口。1939年3月，陈毅到皖南军部听取周恩来同志传达党中央指示。在晚会上，因他和周恩来一起在法国留过学，应大家的要求，他用法语唱了《马赛曲》。晚会后，他心情激动，诗兴油然而起，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十年》。后来，《新四军军歌》就是以《十年》为基础，经集体讨论，再由陈毅执笔修改而成的。这首军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新四军指战员的战斗热情。

　　陈毅同志博学多才，雄辩健谈，在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往往一席交谈，就使对方引为知己，由钦佩陈司令员进而信任新四军。在江南，陈毅初会纪振纲时，就曾引证唐代陆羽的《茶经》畅谈品茶之道，说得这位经营茶叶20年的纪振纲连连点头，解除了对共产党、新四军的戒备之心。在苏北，陈毅拜访韩国钧，得知这位老人着有《张士诚传》，就从张士诚抗元谈到抗日。韩国钧书写对联赠给陈毅同志。陈毅同志立即写出对联回赠：“仗义执言，古之遗直；居乡问政，华夏有人。”韩国钧从这里看到陈毅才华出众，肝胆照人，尊老敬贤，可托生死，从此和新四军更亲近了。在盐城，陈毅还倡议成立“湖海艺文社”，建立“文化村”，吸引了许多知名人士和知识分子，活跃了根据地的文化生活。新四军拥有一大批学者、作家、画家、戏剧家、音乐家、新闻记者和医生，这固然是由于地处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华中，知识分子较多而且多数有爱国抗日之心，也是与陈毅等同志的重视分不开的。因此大家都说，陈毅不仅是军事上、政治上的司令员，也是我们的“文化司令”。

　　陈毅同志在新四军和华中抗战前线的斗争生活，是他伟大的一生中光辉灿烂的篇章。他的不朽功勋永垂青史，世世代代被后人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