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2年，张云逸同志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上僚村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今年(1992年)8月10日，是他的百年诞辰。我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谨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的品德，以为自励，并励来者，作为对他百年诞辰的纪念。
　　一、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到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张云逸同志的童年，正当清朝政府日益腐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之际。在海南，像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把农民压得喘不过气来。他的父亲终年劳作，全家还是不得温饱，生活十分困窘。他自幼参加各种家务劳动，后来又给在广州当军官的同乡当勤务工。

　　年轻的张云逸，目睹社会黑暗，世道不平，决心救国救民。1909年10月，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由邓铿介绍秘密加入同盟会，从此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1910年广州起义、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和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在攻击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中，担任炸弹队长，此役获得成功。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张云逸进虎门广东陆军速成学校深造，1914年毕业。他奉国民党南方支部之命，赴海南岛北洋军队中进行反袁工作，任排、连长。继到粤军任参谋、营长。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许崇智占领潮汕时，他任揭阳县长。后任许部旅长，参加讨陈东征之役。1925年，孙中山逝世，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他随军参加二次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参谋长。中国共产党的彻底革命的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战争中的牺牲精神，使他深受教育。他阅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着作，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那年，他34岁。他说过：“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时起，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革命者。

　　二、大革命洪流中的英勇战士

　　1927年4月，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7月，汪精卫也叛变革命，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25师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的张云逸，坚持隐蔽斗争，为了使我党掌握武装，他向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兼第4军军长)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为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后来，卢德铭率部参加秋收起义。7月，张云逸随军移防江西九江，积极支持和掩护共产党人李硕勋、周士第等率25师大部分人员参加八一南昌起义。他的共产党员身份没有暴露，9月间随军南下广州，继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张发奎为排除桂系军阀在广东的势力，将海南岛桂系头目黄镇球扣押，11月令张云逸接替黄的职务，任琼崖绥靖司令。张云逸根据党的指示，准备登陆后扩充部队，配合地方党发动琼崖武装暴动。但因已在岛上的叶肇部突然背叛张发奎，将张云逸的登陆部队缴械。张云逸于海口海面发觉有变，乃偷渡越南，转经香港，到达上海找到党中央。

　　1928年8月，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张云逸传达了党中央对形势的分析，认为蒋桂矛盾可能发展为新的军阀战争，决定派张云逸等一批同志去广西开展革命工作。张云逸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随即注视广西政局的发展，进行出发的准备。
　　三、百色起义

　　1929年3月，第一次蒋桂战争爆发。桂系俞作柏、李明瑞等人率部倒戈投蒋，6月，控制了广西的局势。俞、李因在大革命中受过共产党的影响，曾要求共产党派干部帮助他们工作。根据党中央指示，张云逸随即启程赴广西。

　　5月，张云逸到香港，与叶季壮联系。同广东省委陈郁、中共中央军事部聂荣臻等一起研究了两广的政治形势及利用社会关系进入广西的方法，然后带上叶季壮负责接转广西的组织关系，先去广州。他通过辛亥革命攻打两广总督府时同任炸弹队长的粤系广东海军司令陈策的介绍去广西找俞作柏。7月，到达南宁。这时，叶季壮、袁任远、陈豪人、李谦等同志，也先后进入广西。9月，中共中央派邓小平为中央代表，到南宁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并统一领导广西党的工作。

　　经过党的活动，由共产党员俞作豫(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俞作柏之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由张云逸负责。李明瑞同意后，张云逸又应李明瑞的要求兼任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他在邓小平领导下，推动俞、李采取了一系列进步政策，对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和广西警备第4大队进行了坚决的改造：调离反动分子；加强对学员、士兵进行革命政治教育；建立秘密党支部；安排党团员掌握各级领导权。使部队扩大到2000人，工农成分占优势，党员数量也有很大发展，保证了党对这两支队伍的领导，为武装起义做了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准备。

　　1929年9月，俞作柏、李明瑞不听我党劝告，仓促出师反蒋，遭受失败。为准备武装起义，张云逸在俞、李出师前建议：以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4大队及第5大队留守南宁，得到俞、李同意。张云逸被委任兼南宁警备司令，并掌握了接管省军械库的大权。

　　俞、李反蒋失败后，李明瑞愿意继续同我党合作。根据党的决定。邓小平、张云逸分别率队并押运省军械库的枪炮弹药，由水路陆路向右江开进。10月20日，张云逸在恩隆县平马镇首次会见邓小平同志。两天后，他们一起到达百色，同中共右江特委和农民土地革命武装相结合，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宣布张云逸任右江督办。10月28日，消灭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3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发动百色起义，成立中国红军第7军，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前委书记，张云逸任军长、前委常委。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任主席。建立于包括十多个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起义前，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帮助下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着名的红军指挥员。

　　1930年二三月间，桂系军阀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扑，张云逸、李明瑞率部予敌重创后，根据前委决定，留部分部队坚持右江根据地斗争，主力转移至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4月下旬进入贵州苗族聚居区域，攻克榕江，全歼守敌。5月中旬，邓小平率龙州撤出的红8军部队到河池，与张云逸、李明瑞会合，决定红7军回师右江。6月初重占百色。继又解放右江沿岸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进行根据地建设，发展红军部队。11月，红8军的第一纵余部和红7军统一整编为红7军，辖19、20、21三个师。后来，由韦拔群率少数人员回东兰重组21师部队，坚持斗争。军主力机动作战。年底，邓小平、张云逸抵制“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的错误主张。于1931年1月率部转移至湘粤桂边界，缩编为55、58两个团，向湘粤赣发展，争取同中央红军会合。

　　百色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的一次重大武装起义。由此在我国南疆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撒播了革命火种，是对中国革命的重大贡献。
　　四、转战千里到达中央苏区

　　1931年2月，红7军转移至广东乐昌杨溪渡口，邓小平、李明瑞率55团及58团一部先渡过河去，而张云逸率领的58团一部及特务连、经理处、卫生队尚未过河。乐昌、韶关之敌以数团兵力封锁渡口，向我猛攻，经激烈战斗后，已渡部队被迫转移，左岸被敌占领，待渡部队被阻于右岸，尾有追军，部队非战斗人员多，十分疲劳，情况万分危急。张云逸当机立断，率部后撤，争取在部队休息时，进行政治动员和战斗编组。将战斗和非战斗人员统编为5个战斗连的新的58团，沉着果断地指挥冲出重围，急行军到上游的坪石一带，在地方党配合下，利用雨夜偷渡成功。2月中旬，到达湘东酃县黄挪潭。月底，在水口镇与王震的湘赣红军独立1师3团会合。3月中旬两支部队在张云逸统一指挥下粉碎国民党湘系陶广师两个团的追击。下旬到达湘赣苏区中心区永新。同时，为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红1方面军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和前委，张云逸任总指挥，滕代远任前委书记，统一指挥赣江以西红7军58团、红20军175团和湘赣红军独立1师的反“清剿”斗争。不久，张云逸率红7军58团到天河镇与红7军55团重新会合。红7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有力地完成了配合中央苏区反“围剿”的任务。

　　7月，红7军东渡赣江，在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划归3军团建制，参加第三次反“围剿”。不久，张云逸等同志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11月，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张云逸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7军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的奖誉。1931年底，张云逸调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离开了红7军。
　　五、从参加第四次反“围剿”到参加长征

　　1932年春，张云逸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2月参加第四次反“围剿”。5月任中国工农红军总部兼第1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及总部作战局长。8月获中央军委授予二等红星奖章。10月参加第五次反“围剿”。11月国民党19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张云逸奉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陈小航谈判，签订《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就划分军事疆界及解决人员往来交通安全问题达成协议。12月抵福州，任中共中央驻19路军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参加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1934年1月，福建事变失败，张云逸撤回中央苏区。

　　1934年8月，张云逸受命任湘粤赣军区司令员，率少数部队开拓局面，在大余油山一带被敌围困，坚持游击战争一个多月，在红军主力接应下，冲出重围，参加长征。10月任8军团参谋长。此时，蒋介石察觉红军主力沿赣粤湘桂边境西进，以40万军队围追堵截。湘江之战以后，张云逸调回中央军委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12月，红军攻占湖南通道向贵州进发，张云逸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2、6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向川黔边进军，建立新的根据地。张云逸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当部队进抵余庆、瓮安、开阳一线迫近乌江时，他协助刘伯承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月，率两个工兵连，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1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了国民党的薛岳追剿纵队，我军乘胜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开始摆脱被动局面，走向胜利。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抢渡金沙江，跳出几十万敌军包围圈后，6月到达安顺场。张云逸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左权一起，决定飞渡泸定桥的部署，克服了大渡河天险，打破了蒋介石企图使红军重蹈石达开覆辙的美梦。9月，中共中央决定1、3军团及军委直属队改编为陕甘支队。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参谋长工作。10月，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1方面军番号，张云逸仍任军委副参谋长兼红1方面军副参谋长。

　　六、从陕北到新四军建军

　　1935年11月，成立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张云逸兼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任处理后方工作。同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张云逸与董必武、李维汉、王首道、郭洪涛组成党务委员会，负责审理陕北错误肃反案件，参与了为刘志丹等同志平反的工作。

　　1936年4月，红1方面军与原陕北红军合编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河东征，张云逸任副参谋长(叶剑英任参谋长)，主持后方工作。5月，东征部队回师陕北，中央决定组成以张云逸兼任司令员的渡河司令部，保障主力西返。他亲临部署，挫败了陈诚部队的进攻企图。不久，为迎接红1、4方面军和2、6军团会师，保卫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争取团结抗日武装力量，党中央又决定陕北部队西征。至7月底，西征部队连占十余座县城，开辟了大片新根据地。张云逸向毛泽东、周恩来建议，发展米脂、横山等地游击战争，坚决打击消灭进占宁条梁之敌，以加强主力部队的侧翼保障，阻敌西进。

　　12月，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中央军委改组，张云逸为委员。同月，叶剑英赴西安，任中共代表，张云逸代理叶的参谋长工作。1937年二三月间，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命令，对军委后方机关、部队进行了缩编工作。

　　张云逸善于做统战工作，他机智灵活地多次完成重大使命。1937年2月，他曾奉毛泽东指示，接待皖北地方将领余亚农。1936年底，桂系要员刘仲容衔李宗仁命到西安同张学良联络，1937年1月应周恩来之邀到达延安，毛泽东曾与其多次交谈，希望桂系为抗日救国效力。4月初，张云逸代表中共为刘仲容饯行，相约不久在香港或桂林见面。

　　4月5日，张云逸随周恩来由延安赴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工作。中途，在劳山山口遇匪狙击，冲出包围后到达西安。5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开展华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向爱国民主人士广泛进行团结抗战的宣传。曾拜访宴请从欧洲归来的杨虎城，转达中共中央希望杨警惕蒋介石迫害的意见，可惜杨未听劝告，致身陷囹圄，惨死蒋介石屠刀之下。6月，张云逸在刘仲容陪同下，同李宗仁、白崇禧多次进行会谈，达成了合作抗战的谅解。李宗仁表示：原则同意中共关于巩固和平、实现民主、团结抗战的主张，并同意商谈具体方案。经李宗仁介绍，张云逸代表中共同川系刘湘的代表张斯可，也就制定巩固和平，实现抗战具体方案问题，进行了商谈。张云逸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反复强调：在民族危亡之紧急关头，各地方实力派，应一面促蒋建立全国抗战的最后决心，拥蒋抗战，一面自己准备一切抗日步骤，以抗日民主与蒋介石比进步，不以军阀政策比落后。终于6月下旬与两派达成协议，拟定了联合抗日七条纲领草案。这个草案完全符合中共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政策，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表扬。

　　“七七事变”后，张云逸留在桂林，并往来于桂、粤、港、澳间，进行统战工作。8月初，经李宗仁介绍到广州，同广东当局余汉谋会谈。促余表示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此后不久余同意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2月，办事处开始办公。

　　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琼崖地区除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并宣布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各地红军游击队早已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国共合作宣言》精神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进行谈判和接触，而蒋介石采取“北联南剿”政策，企图诱使红军游击队下山，予以消灭、吞并或控制。7月间发生了闽南游击队何鸣部被国民党粤系部队缴械的漳浦事件。中共中央8月1日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的指示》。10月1日，又将南方各游击区工作方针电告张云逸，强调保存南方革命战略支点的作用，指示他赴闽西传达党中央的这些指示。10月中旬，他离香港转经厦门、漳州到达龙岩，向闽西党的领导人邓子恢、张鼎丞作了传达，强调部队改编后要坚持共产党领导，保持独立性。他深入各游击队了解思想情况，宣传党的政策，使大家心胸豁然开朗，思想认识跟上了形势。

　　张云逸离闽西，到达福州，同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索还在漳浦事件中扣押和收缴去的我方人枪，商定闽东游击队改编等问题。张云逸返回香港后，遵照毛泽东指示，于10月下旬回到延安汇报工作。以后，膺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支队司令员。在港期间，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去澳门，欢迎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叶挺晋见毛泽东详谈组建新四军有关事项后，12月与项英、张云逸一起到达汉口，开始新四军的组建工作。

　　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南昌。为实现红军游击队集中组编和北上抗日，张云逸于2月23日到达福州，再次同陈仪谈判。国民党被迫同意释放政治犯，交还一部分我方被扣缴的人枪，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以后，张云逸即率闽东、闽北叶飞、胡荣等部北上集中，到达安徽歙县岩寺，实现了第3支队的组编任务。
　　七、江北指挥部

　　1938年四五月间，中共中央指示新四军第4支队在长江以北安徽中部东进抗日。11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他一面统一干部思想，动员部队，一面去做国民党桂系的统战工作，争取开展江北抗战的有利环境。12月，张云逸来到立煌(今金寨)，向国民党第五战区21集团军总司令、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提出在淮南路和津浦铁路两侧开展游击战争及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的问题。廖磊起初悍然表示要限制我军在津浦路东西两侧15公里内活动，指责我军扩大部队、自筹军饷、截取税收。张云逸据理力争，迫廖默认我方要求，同意按4支队下属2个团、1个游击纵队编制发给经费。

　　此后，在张云逸的推动下。4支队恢复曾被一度撤销的第9团建制，开办了教导大队训练干部，发展武装，指挥第8团挺进淮南路东，组建挺进团挺进定(远)、凤(阳)、嘉(山)并越过津浦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4支队全部东进。他对4支队干部说：津浦路两侧有山，地势好，可以打游击；没有山，在平原也可以打游击。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没有根据地不行。要逐步建立津浦路东、路西根据地。部队的军需供给要靠建立根据地政权和税收机关。

　　4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和《关于建立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区域，蒋介石已批准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我应利用机会发展新的队伍，积极向东、向北发展。要长期努力进行统战工作，对顽固分子实行坚决的斗争。5月，叶挺到庐江东汤地，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江北新四军部队。张云逸坚决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以8团为基础，成立第5支队。以后，第5支队挺进津浦路东，以来安县半塔集为中心，建立路东根据地；第4支队进至淮南路东、津浦路西，以定远藕塘为中心，建立路西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巢(县)、无(为)地区抗战，沟通与皖南军部间联系，一部进入和(县)、含(山)开展游击战争。初步完成了在江北的战略展开。尔后，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39年春，国民党以51军为基础组成第5集团军，向苏鲁挺进，建立苏鲁战区。张云逸曾指导在大别山的中共51军地下工委，贯彻支持51军的抗战行动，在斗争中团结改造51军的方针。7月，张云逸同叶挺一起，再次到立煌与廖磊谈判，针对国民党限制我军活动范围和扩大武装的行径进行斗争。他强调指出：蒋介石抗战开始时就说：“战端一开，就地不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新四军不能拒爱国青年于抗日之门外，既来抗日，就要给饭吃，就得筹饷。既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就不能限制我军的游击活动。况且，蒋介石在抗战两周年还发表文告，号召沦陷区“民众自动组织发展游击战争”呢！廖磊无言以对，虽然态度比较冷淡，最后还是答应了我方一些要求。

　　1939年11月，刘少奇到江北指挥部，以中原局书记身份统一领导中原党政军工作，进一步传达贯彻党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对张云逸到江北一年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1940年1月，中共中央批准张云逸为中原局委员。张云逸坚决拥护和支持刘少奇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

　　1939年12月，蒋介石在全国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派李品仙接替已故廖磊的职务，不断制造摩擦事件。张云逸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他的组织指导下，秘密撤退了在大别山桂系区域工作的人员，拒绝了国民党要江北我军南调的无理要求。3月间，蒋介石命令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一面呼吁制止顽固派挑起军事冲突，一面部署自卫反击，确定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他果断地指挥，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指挥4、5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顽的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第5支队执行张云逸“坚守半塔，积极防御，待主力挥戈东援，歼灭韩顽”的命令，以寡敌众，苦战七昼夜，阵地屹立不动，直到路西我军大捷后，回师增援，韩顽仓皇溃退，我军三路追击至三河以北，并将津浦路东的反动政权大部摧毁，获得反顽自卫战争的全胜。战后，张云逸率江北指挥部进驻半塔，根据党中央和中原局指示，把从大别山撤出的1000多名干部分配各地发动群众，建立政权，以江北指挥部名义委派了6名县长，并成立了上级政权机构——路东联防办事处。淮南抗日根据地，是新四军为坚持华中抗战而建立的第一块根据地，半塔自卫战则是“奠定淮南抗日根据地基础的一战”(张云逸语)。陈毅也曾高度称赞半塔之战，他说：“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视此役为以少量部队固守预设阵地，消耗疲困敌人、暴露敌人的罪行，然后以大部队迂回围歼的反顽战斗范例。

　　在皖东反顽自卫战期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张云逸爱人韩碧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出发，随3支队政治部副主任曾昭铭等20余名干部、战士渡江，在即将到达江北指挥部之际，于2月22日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安徽保安第8团扣押。张云逸与韩碧于1923年结婚后戎马倥偬，奔走革命，相聚无多，韩碧生子不到一年，张云逸即赴广西参加组织百色起义，从此离散八年。1937年到香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时才再次会面，不久又匆匆分别。如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企图以韩碧母子为人质，给我党我军施加压力。然而，正在前方指挥作战的张云逸大义凛然，处变不惊，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揭露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曾杀戮新四军官兵家属数百人的罪行，向蒋介石、李宗仁提出“妻子何辜，遭此荼毒”的质问，一面继续指挥作战，狠狠地打击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优秀品质、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在军事进攻失败和政治舆论压力下，终于被迫在9月间将扣押达7个月之久的韩碧母子释放。

　　4至7月间，我军粉碎日伪军多次“扫荡”，平息了皖东根据地内少数恶霸地主煽动起来的反革命暴乱，击退了路西桂顽的连续进攻，迫使桂顽表示和意。10月，张云逸贯彻毛泽东坚持皖东根据地，向西防御的指示，为巩固皖东，造成苏北、皖西联系的通道，在政治上把蒋系、桂系区别开来，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在军事上，部署4、5支队开辟了淮(阴)宝(应)地区，派3个团东进，控制运河，造成对黄桥战役实施战役配合的形势，支援陈毅、粟裕北上部队和八路军南下部队发展苏北根据地。共同开创了华中抗战的新的战略局面。毛泽东高度赞扬张云逸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指出对反共顽固派李品仙进行的针锋相对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是好例，反对韩德勤、李品仙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

　　八、淮南——华中第一块抗日根据地

　　1941年1月，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第2师师长，继续坚持皖东、皖西地区的抗日斗争。1942年2月，淮南军区成立，张云逸兼任司令员，并主持第2师工作，至1942年11月始到军部，专任副军长工作。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2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在张云逸领导下，进入稳定、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党政军民各方面工作，都已走上正轨。在与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利用矛盾，采取正确的政策，是取得根据地巩固的重要原因。

　　1941年1月，日军发动豫南战役，张云逸抓住利用蒋桂矛盾的机会，对桂系进行统战工作，实现了同桂系的暂时缓和，坚决贯彻军委和新四军军部赋予的坚持淮南根据地，巩固津浦路东，坚持津浦路西，加强对西防御，随时准备迎击敌伪顽军进攻的任务。

　　在张云逸领导下，2师加强军政建设，先后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作战参谋会议、组织工作会议。他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强调2师要创造主力兵团，成为在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铁军——正规的坚强的党军。他指出：搞好党的领导，是军队组织工作的中心一环，号召加强部队的纪律和团结，坚决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他大胆放手地扩军，抽调主力部队骨干组建和加强地方武装。他重视提高干部战士的军政素质，在原来教导大队、江北军政干校基础上成立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亲自兼任校长，两年间培训干部2500多名。他十分重视司令部参谋工作建设，先后数次召开会议，作专题报告，培养提高参谋人员的素质。他重视根据地政权建设，1941年6月拟制了《关于改善地方行政机构试行大纲》在皖东试行。到1941年底，淮南已有15个县政权，地区面积约22418平方公里，人口33万，地方武装8000余名，普遍建立了各级群众团体。他注意掌握对敌斗争政策，运用两面政策开展边缘游击区斗争，掩护、壮大自己的力量，开展敌占区合法斗争，配合武装斗争。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和部队供给得到很大的发展。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陆续办起了被服厂、烟厂、水壶铸铝厂和制造子弹、炮弹、手榴弹军工厂，修械所等，不仅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保障了淮南的供给，而且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兄弟根据地，使淮南成为华中巩固的后方。不久，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迁到淮南。

　　九、新四军军部

　　张云逸到达苏北阜宁专任副军长不久，即同军部和华中局机关转移到淮南路东盱眙县黄花塘，协助军长陈毅主持全军军事工作。

　　1942年11月，他协助陈毅抓住日军打通浙赣路的时机，发展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部署部队控制姚江以上地区，加强四明山、会稽山游击活动，为组建浙东纵队打下了基础。1943年二三月间，部署3师在1、4师策应配合下，粉碎日伪军对盐阜、淮海区的“扫荡”，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1943年3月，部署4师主力在2、3师各一部的配合下，阻止韩德勤接应汤恩伯所属王仲廉部东进淮北，山子头一战，活捉韩德勤，粉碎了顽军东进的计划。

　　1943年秋，陈毅去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11月25日，陈毅军长从军部驻地到达4师师部驻地，张云逸已先期在那里迎候并安排护送问题，两位老战友在此亲切话别。以后，根据毛泽东电示，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

　　张云逸认为：当时军事形势，处于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积极防御阶段，我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他在抗大九分校作的《坚持敌后抗战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阐明了这一战略指导方针，并在工作中坚持贯彻。4月至6月，他连续组织苏中、苏南和浙东的反“清乡”斗争。在根据地开展减租、减息，实行拥政爱民，发展军事工业，保障部队供给，进行部队整训，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和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在整风运动中，他认真学习文件，联系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并亲任军直整风分会主任。在高级干部学习阶段，他作了题为《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批判王明路线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

　　当1944年日军发动豫中战役，国民党汤恩伯集团不战而溃，河南广大地区落入敌手，出现华中敌后抗战新的战略机遇时，张云逸于5月4日命令4、5、7师除加强原地区的巩固外，并做好进军河南敌后的准备。同时(在他建议下，毛泽东、朱德命令山东八路军一部南下与4师配合，给予向微山湖东西进犯的国民党地方顽固派耿继勋、冯子固部以歼灭性打击，为4师西进创造条件。8月间，以4师5个团执行西进任务。以2个团及地方武装坚持淮北路东根据地，以3师7旅进入淮北机动作战，以2、7师钳制桂顽，策应4师西进。经4个月连续作战，歼灭敌伪顽军1．3万多人，使淮北根据地扩大了1倍，延伸了继续西进的阵地。9月间，张云逸部署指挥2师取得在合肥东北占鸡岗歼灭桂顽1个团的胜利后，继续在滁县古河、王子城、大马厂一带展开激战，有力地策应了4师作战。此役桂顽伤亡惨重。事后，李品仙频呼“战斗之惨烈前所未见”，为“从军以来所罕见”。

　　1944年冬至1945年秋，张云逸根据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刘少奇、陈毅的指示，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早在1943年12月22日，张云逸已命令浙东部队改编为浙东游击纵队。针对太平洋战争和中国抗战形势的新发展，加紧了反攻准备的步伐。1944年4至8月间，他多次指示浙东、苏南部队的发展方向和作战任务。1945年1月间，组织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与浙东、苏南部队合编，成立苏浙军区。以后，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进基地。坚持江北的部队，取得了1师发起三垛伏击战和3师发起阜宁战役的胜利。

　　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朱总司令向日伪发出限期投降的通牒。张云逸主持新四军军部限令华中敌伪立即缴械投降，并部署我军反攻。根据党中央力争占领小城市及农村，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打成一片的作战方针，从8月9日至9月2日日本正式签字投降时止，解放县城32座，控制了大江南北的广大区域。继而部署3师主力攻占淮阴、淮安、新安镇等城镇；1师苏中部队攻占泰兴、如皋、海安等城镇；组织2、4师发起津浦路破击战，打击了蒋敌伪合流，使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做好了反内战的战场准备。

　　十、华东后方主要领导人

　　为贯彻中共中央抗战胜利后“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夺取东北，巩固华北、华中”的战略方针及新四军主力北撤，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3师进军东北等决定，张云逸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北撤工作，并率军部到达山东临沂，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陈毅于1945年秋从延安回到山东，任军长兼司令员，张云逸任副军长兼副司令员，他们再度合作，领导华东部队工作。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兼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主持。同山东军区合并后，张云逸十分重视原来两支部队的团结，为调整指挥机构，组建部队，配备干部、部署策反敌军等，做了很多工作。1946年4月，他去延安，7月返回临沂，带回一批干部，加强了各方面的工作。围绕做好自卫战争准备的中心任务，他参与领导了华东的减租、生产和部队百日练兵运动。1946年三四月间，在临沂对部队作报告时，一再强调我军任何时候都不能削弱党的领导，阐明人民军队的本质，作了自卫战争准备的政治动员。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后，敌军开始从青岛、济南沿胶济铁路向我进犯，张云逸部署地方武装与民兵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南线作战，使敌预期半个月打通胶济线的计划破产。10月间侦知敌正部署向胶东北部进攻，他发出胶东党政军民紧急动员的命令，要求充分备战，总结集中主力歼敌一路的经验，加强地方武装、游击队、武工队、民兵的组织配备，就地开展游击战、地雷战，同时做好必要时撤退的准备，秘密转移粮食、物资、兵工原料，布置秘密点线交通和情报，粉碎敌人断我胶东与东北海上联系的企图。他一面部署指挥军区部队担任北线作战，组织南线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的战役行动，一面领导组建地方武装的工作。1946年秋，在华东局会议上作《关于组织地方武装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的发言。1948年7月6日，又在华东局高干会上提出《山东人民武装今后工作的意见》，阐述加强民兵工作领导和建设问题。在蒋军对山东重点进攻期间，地方武装配合策应野战军主力作战，起了积极作用。

　　张云逸重视干部军政训练教育，组建华东军政大学，亲任校长兼政委。他规定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的办校方针，以训练教育为学校中心工作，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组织总结部队实践经验用于教学，培养了大批指挥员和政治工作干部补充部队。在他领导下组建了以炮兵为主包括工兵、坦克兵的华东特种纵队，编入野战军序列。

　　1947年，我军提前转入战略进攻，实施外线出击。为便于支援野战军主力作战，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张云逸、邓子恢率领转移渤海惠民地区，组成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及渤海地区的土改、整党等工作。在战争发展和土改深入的新形势下，他提出了《目前建军中几个基本要求》，指出坚决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是人民军队在政治上的基本要求。在他领导下，经过三查三整，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他坚决贯彻华东局关于《精简编制》、《调整供给标准》、《清理资财》等三大方案，在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召开的高干会上作《坚决反对山头主义、本位主义与贪污浪费》的发言，对克服经济困难，集中人力物力支援战争，起了有力的促进作用。

　　1948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华东军区下辖山东军区，张云逸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他在主持华东军区后方和山东军区工作中，指导部署后方的治安、生产、兵力动员和支前工作。山东人民组织了700多万人的支前大军，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磅礴气势，仅粮食一项即运送8．5亿多斤。提供数十万野战军作战的物资保障，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十一、重返广西

　　1949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出任广西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同月，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参加开国大典。后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广西战役胜利，广西全境解放后，进入南宁，全力投入党政军领导机关建设。成立广西军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继续肃清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接管城市，没收官僚资本，建立各级政权。很快建立了革命秩序，恢复了人民的正常生产和生活，开展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1950年2月8日，以张云逸为主席的广西省人民政府在南宁成立。10月23日至11月2日召开省第一届人民代表会议，主要讨论如何肃清匪特和完成重点土地改革试点问题。会议充分发扬民主，协商产生了广西省第一届人民代表协商会议委员会，张云逸被推选为主席。这期间他还担任了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张云逸主持广西工作期间，注意团结从军队、各地方调到广西的干部、广西地下党干部和各民族、民主党派人士合作共事，为剿匪、土改和恢复国民经济，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在他主持下，进行了统一货币，稳定物价工作，制定了整顿收入、开辟财源、厉行节约、缩减开支等措施，迅速扭转了解放初期广西金融市场混乱、物价不稳和财政赤字的局面。通过开展减租退押斗争，发放农贷救济粮，领导农民度过春荒，提出生产自救，恢复发展了农业生产。通过没收官僚资本的工矿企业，有重点地帮助私营企业恢复发展生产，建立国营商业机构，调整公、私商业经营范围和价格，有重点地修整公路，使工商业和交通得以恢复和发展。

　　解放初期，确定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为广西1950年中心任务。经全面剿匪，至6月取得了初步胜利。7月至9月间，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匪患又见猖獗。9月，张云逸主持省委和军区发出冬季进剿指示，经两个半月对南宁、玉林、梧州等地区进行重点的剿匪，情况有了好转，但全省剿匪任务仍然艰巨。11月，党中央对广西剿匪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限期半年内消灭全省股匪。张云逸在11月23日至30日省委高干会上作《为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代表省委总结剿匪工作，并作自我批评。随后加强部署，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大、小瑶山，十万大山，以及天峨、南丹、西林、田西等匪患猖獗地区，在桂南容县地区17个县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基础上，发动土地改革试点。1951年1月16日向毛主席作了报告。毛泽东肯定广西剿匪的成绩，24日复电说：“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歼匪9万余，处决匪首恶霸3000多，土改亦已发动，匪焰大落，民气大伸，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此后，广西继续剿匪，至1951年8月统计，共消灭土匪47万余人。从而加强了祖国南疆的备战，巩固了国防。1951年9月，土地改革工作在全省展开，到1952年底完成了土改任务，推动了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工作。在张云逸主持的省委、省政府领导下，广西的民族团结有了加强，到1952年底，在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相继建立了七个民族自治县、一个专区级民族自治区，推进了民族区域自治工作。

　　十二、永垂不朽的楷模

　　1952年，张云逸同志积劳成疾，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同志极为牵挂。中央批准张云逸治病休养。2月5日，中央任命陶铸代理广西省委书记。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62年，张云逸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第七、八、九、十届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系念身处逆境的战友和同志，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11月26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作出了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的高度褒扬。

　　张云逸同志逝世快20年了。我们经常记起在他革命一生中，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许多特质。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格，表现为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思想相联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形成的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新的道德观念，是十分鲜明突出的。

　　张云逸同志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执着追求，始终不渝。他参加革命斗争，从未间断，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革命军人、共产主义者的本色。他入党前已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为解放劳苦大众而抛弃了它。在对敌斗争中，在白色恐怖下，冒险犯难，百折不挠；战场上临危不惧，英勇指挥；面对敌人的要挟，不为所动。他真正做到了贫贱不移，富贵不淫，威武不屈。

　　他一贯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从不计较职位高低、个人得失。他把一切交给党，一生交给党，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走就走，自觉地服从组织安排调动，十分自然，毫不勉强。

　　他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博大政治胸怀和战略策略修养，有深厚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水平和领导建军、治军、指挥作战的精湛的军事家的艺术和才能。他一贯坚持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斗争的思想，参加武装斗争实践，取得了丰富的经验。他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牢牢掌握党的领导权，把革命军队建成党的铁军，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长征中，他对毛泽东军事思想有了深切的认识和体会。湘江战役后，遵义会议前，是党根据毛泽东的主张，酝酿推动红军军事战略转变的重要关头。张云逸曾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泽东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他以军事家的眼光，把这个战术任务，提到应有战略视角和政治高度去重视？抓住了军事问题的本质。他既是勇敢果断的指挥员又是足智多谋的参谋工作者，在这两方面都对我军有重要建树。他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抗日战争中，对根据地建设有重大的成就。他治军有方，养兵、练兵、带兵、用兵一起抓，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时刻重视维护党的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原则。他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在集体领导中，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他一生服膺毛泽东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心胸开阔，光明磊落，关心爱护同志，珍重革命友谊，而又秉公严正，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律己很严，待人以宽，尤其令人肃然起敬。他表里一致，数十年如一日，上上下下，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不仅是因他年龄大职位高，而是为他的长者的风范所倾服。他从爱护干部出发，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他们能解除懊悔情绪，正确接受经验教训。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艰巨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和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内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安心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病伤的同志尤为关心。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他也偶有受到同志误解的时候，但他能坦然处之，宽厚待人。

　　张云逸同志位高不倨，始终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他把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勤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一直保持到生命的最后一息。50年代，他病情好转，恢复工作后，即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实际问题。60年代，他已年逾古稀，仍坚持到基层视察工作，调查研究。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久不维修。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要常常想到“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思有时”，不忘劳动人民的本色。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动作。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以身作则，严格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毛泽东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

　　张云逸同志品德高尚，令人崇敬。虽说世无完人，他在工作中也偶有失误，但他从不推诿回避，而是认真地作自我批评，甚至承担集体领导的责任。从做人，做一个共产党员的道德来看，可以说，他是一个“大写的人”。他不愧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的革命精神，高尚品质，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新的历史时期，我国正沿着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生活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也应有相应的进步和提高。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发扬革命先驱者的精神，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公仆，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永远不忘革命者的宗旨，做一个光荣的伟大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向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张云逸同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