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11月19日，我的爸爸张云逸大将以82岁的高龄，走完了戎马生涯的最后征程。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生活中往事已在我的心中淡忘了。但是爸爸晚年那慈祥和蔼的音容笑貌却永驻在我的心中。

　　亲情与诺言

　　全国解放初期，爸爸是广西省党政军的主要领导人。在新中国那百废待兴的历史初期，他同省里其他领导人一起，日夜为广西的政权建设、经济恢复、土地改革、肃清匪患等各方面的工作和斗争忙碌着。

　　当时，我家住在南宁市桃源路5号。每天各地的电报一封接一封，屋子里的电话铃声总是响个不停。广西省党政军的领导人陈漫远、莫文骅、李天佑等叔叔频繁进出我家，在爸爸的办公室日夜开会，研究工作。因此，我有时连着几天都见不到爸爸的身影。

　　一天晚饭过后，我端着一盘水果，悄悄溜进了爸爸的办公室。只见他正聚精会神地在观察着一幅特大的地图，时而在看，时而在沉思，根本没有发现我这个“小东西”。

　　又过了一会儿，我实在沉不住气了，顽皮地高喊了一声：

　　“爸爸——”

　　听到我的喊声，他猛地一惊，回过头来冲我吼：“谁叫你进来的，出去！”

　　听到他的吼声，把我吓得哭了起来，手中的水果也掉到地上去了。

　　当爸爸弄清我是为他送水果而来时，哄着我说：

　　“这里是爸爸办公的地方，以后你不要随便进来，懂吗？”

　　我噙着眼泪，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扭身就要走，这时，爸爸又喊住了我。他放下手中的放大镜，又拿起一种绘图工具，好像是一种什么形状的规尺，递到我的面前说：

　　“这个送你做玩具，拿回去自己玩吧。”

　　当我正要伸手去接时，爸爸又拿了回去。自言自语地说：“这个有用，不能送给你玩。”只见他挑来挑去，拿起这个看看说有用，拿起那个看看还说有用，最后什么也没有挑出来，便又哄着我说：

　　“东儿，你先回去吧，以后爸爸买一件真正的玩具送你。”

　　我高兴地点了点头，溜出了办公室。

　　长期艰苦的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爸爸积劳成疾。到了1952年，他已满花甲之年，而且身体也日趋衰弱。党中央十分关心爸爸的身体健康。毛泽东主席还亲笔给爸爸写信，命令爸爸抓紧治疗，安心休养，切勿再迟误。

　　遵照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从1952年下半年开始，爸爸离开了他日夜操劳的工作岗位，先后到广州、上海、杭州等地治病和疗养。到了10月中旬，又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在妈妈和秘书的陪同下，前往苏联治病和疗养。

　　爸爸妈妈到苏联一走就是半年多，这期间我和哥哥留在家中，天天都在想着他们，盼着他们早点回来。

　　1953年的春天，爸爸的病情稍有好转，便多次请求返回祖国，中央同意了爸爸的请求。

　　在一个春光明媚的上午，我因患急性肾炎正躺在病床上思念着爸爸妈妈，忽听门外传来了熟悉的汽车“嘀嘀”声，管理员李叔叔走近床边告诉我说：

　　“小东，赶快起床，穿上衣服，一会儿你爸爸妈妈来接你出院回家。”

　　我一听这话，高兴地从床上跳了起来。

　　当我在病房里见到久别的爸爸妈妈，高兴地扑了上去。爸爸抱起了我，亲切地问：

　　“想不想爸爸妈妈？”

　　“想，想极了……”我流着眼泪边说边用小手拍拍自己的胸口。

　　爸爸看到我这天真可笑的样子，就悄悄地和我说：

　　“爸爸给你带回一样好东西，回到家中再告诉你。”

　　回到家中，爸爸妈妈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起，开始分发他们从苏联带给我们的礼物。记得哥哥喜欢摄影，爸爸送给哥哥一部照相机。

　　轮到我的时候，爸爸开始问我：

　　“东儿，你还记得爸爸和你说过的话么？”

　　听过爸爸的问话，我立刻不假思索地大声回答：

　　“记得，你说过要买一件真正的玩具送我。”

　　爸爸听了我的回答，高兴地大笑起来，对着妈妈说：

　　“你听见了没有，我说他这个小机灵鬼是不会忘记的嘛！快把我给东儿的礼物拿出来吧。”

　　这时，妈妈指着身边一个漂亮的大纸箱子，上面画着一列奔驰的列车，告诉我说：“自己打开瞧瞧。”

　　我迫不及待地打开箱子一看：嗬，好家伙！一辆电动火车(是一种大型的玩具，有车头、车厢、路轨、桥梁、碉堡、车站扳道工等，需要组装)。我高兴极了，可是不知怎样组装，怎样启动。爸爸就手把手地教我怎样组装，怎样启动电动开关。

　　随着电动火车在屋子里来回奔跑的“呜呜”叫声，我大声宣布：

　　“我长大了一定要开火车。”

　　爸爸听了我的话，高兴地说：

　　“好，等你开上了火车，我们全家都要坐上去，走遍全中国，游遍全世界。”

　　如今，整整40个年头过去了，我童年要开火车的梦没有实现。但是，爸爸送给我的电动火车却永远在我的心中奔驰着，它在我的童年乃至以后的人生都将永远留下爸爸那真诚的亲情和对诺言的信誉。

　　我的“姐姐”何其多

　　我们兄妹共有几人？这在我小的时候是一个弄不清楚的秘密。记得那时候，我家中的女孩常来不断，不管谁来了，爸爸都要我叫“姐姐”。对于这些姐姐的到来，爸爸总是特别的喜欢，给予一种特殊的关心和照顾。为此，我常常感到迷惑不解，哪来这么多的“姐姐”呢？

　　1954年的秋天，我家从青岛搬到北京，不久，我的姐姐又多了起来。给我留下印象比较深的有：冯白驹的女儿冯尔超、广西省委一位领导同志的女儿“阿娣”，她们都先后在我家生活过，爸爸还非常关心她们的学习与生活。

　　我还有过两个姐姐，名字一字不差，都叫张念环。说起这两位念环姐姐来我家生活的过程，还有一段偶然的巧合。

　　那是在全国解放后不久，爸爸遵照一位烈士的嘱托，派人到烈士的家乡寻找一个名叫张念环的遗孤。经过多方查找后，找到一位名叫张念环的女孩，家庭住址、生活经历都基本相似，就把这位女孩带回家中。后经详细了解，这个张念环并不是爸爸要找的那位烈士的遗孤，而是重名重姓的另一位女孩。爸爸说：“她也是烈士的遗孤，就先留在我这里生活吧。”不久，爸爸通过组织安排她回到家乡上学。

　　后来，爸爸又派人去详细调查了解，几经核实，终于得知那位烈士的遗孤解放前夕被卖到外地一个人家当了童养媳。爸爸立即派人把这位念环姐姐带到我家，一直到了上中学的时候，经组织的安排和有关亲属的请求，才依依不舍地回到广东她姨父家中上学。念环姐姐仍和我家保持着密切的来往。

　　1962年秋，念环姐姐高中毕业了，她想报考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第二军医大学，但又拿不准主意，就给爸爸来信谈了个人想法，征求爸爸的意见。爸爸给她回信说：“你决定学医很好，做一个新中国的白求恩，救死扶伤，这是一项很神圣的工作，但需要真本事，希望你能考取。”念环姐姐没有辜负爸爸的期望，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第二军医大学。
　　好男儿自己闯天下

　　记得我从青岛转学刚来北京时，究竟到哪个学校去上学好，爸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还发生过一场争执。爸爸的意见是就近入学，爸爸身边的工作人员意见是想找一条件比较好的学校入学，两种意见相持不下。那天，张鼎丞伯伯正好也来我家，见到这种情况，就对爸爸说：

　　“还是让光东到‘八一’小学读书吧，那里多是我们一些干部的子女，学习与生活条件都比较好一些。”

　　爸爸听后仍然表示不同意，他说：

　　“这附近就有北池子小学，为什么舍近求远呢？就让光东和老百姓的孩子在一起学习吧，这件事就这样定了。”

　　根据爸爸的意见，我插班来到北池子小学从二年级一直上到六年级。在填写初中考生登记表时，爸爸又对我说：

　　“你不准在表上填我的名字，只填写你妈妈的名字就可以了，以后也不准你在学校说出我的名字。”

　　我反问爸爸：

　　“如果老师和同学要问起爸爸是干什么的？我怎样回答呢？”

　　爸爸想了想后，幽默地说：

　　“你就告诉他们，我的爸爸失踪了……”

　　1959年的秋天，我离开北池子小学考入了北京第四中学。第四中学在当时就是一所比较好的学校，开设了俄语和英语两门外语课。当时，社会上对学俄语还很重视，就像现在重视学英语一样。可是在分班的时候，我却被分配到学英语的班里去了。当时，我很想学俄语，回去后就和爸爸说：

　　“能否让谁出面和学校说说情，把我调到四班或者五班去学俄语？”

　　爸爸对此却送给我一句催我奋进、使我自立的铿锵话语：

　　“你的事情我不管，好男儿自己闯天下！”

　　听了爸爸的这句话，我当时感到比较难过，但是，又使我好像一下子成熟起来了。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向爸爸提过任何要求，在北京四中上完初中，又考入北师大一附中读完高中，而后又考入哈军工。不管在什么地方工作，不管条件多么艰苦，“好男儿自己闯天下”这句话，始终是我人生路上的警钟和座右铭。
　　为了一封群众来信

　　1957年的初冬，根据组织的安排，爸爸准备到胶东半岛去检查工作。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给爸爸转来一封群众来信。写信人是解放军某部的一名连队干部，家住在山东省文登县小屯村。来信人反映他家乡的一位村干部，因解放初期进行土地改革时的一些事情，对他的父亲于同海进行打击报复，希望人民政府进行调查处理。爸爸对这封来信反映的问题很重视，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的战士在保卫祖国的安宁，但自己的家中却得不到安宁，这怎么能行呢？这样的问题一定要调查核实，严肃处理。”

　　12月初，爸爸和秘书张广华等一行人来到青岛。视察工作结束后，爸爸对青岛市委书记滕景禄说：

　　“我要到文登县小屯村去一趟，调查了解一下有关于同海的问题。”

　　滕书记劝阻说：

　　“现在天气很冷，您就别去了，让张秘书去调查处理一下就可以了，您留在这里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向您汇报。”

　　听滕书记这样一说，爸爸勉强同意了，就让张秘书去文登县调查处理这个问题。

　　张秘书到文登县讲明来意后，县里领导汇报了此事的前后经过，并讲了准备怎样处理的意见。张秘书觉得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就在第二天急忙返回青岛向爸爸汇报。爸爸听得很认真，听完之后爸爸问到：

　　“你到小屯村去看过于同海老人吗？”

　　“没有。小屯村离县城还有20多里路程，我以为县里已准备解决，就未前去。”张秘书如实回答说。

　　“这个工作你没有做到家嘛！这样吧，这件事情我还要去一趟，看看文登县的情况，也去看看于同海老人。”

　　12月中旬的胶东半岛，正是一年中天气极冷的时候，爸爸带着随行人员在省办公厅厅长等人的陪同下，乘着三辆小车直接来到文登县小屯村。到村里的时候，天上正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飘落的雪花撒满了村间的小路。村民们看到风雪之中来了三辆小车，都感到很奇怪，就围上来问到：

　　“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有什么事？”

　　爸爸说：“我是人民的代表，从北京来看看乡亲们。”随后，爸爸又问起了有关于同海家中的一些情况，在乡亲们的带领下，冒着风雪来到于同海的家中看望老人，了解情况。

　　在调查了解情况的基础上，爸爸又召开了群众座谈会，和有关领导一起妥善地帮助解决了这个问题。

　　于同海老人知道爸爸从北京专程到他家的详情后，感动得泪流满面，在爸爸临行前一再要叩头致谢，爸爸阻拦住说：

　　“我是人民的代表，是受人民政府的委托，就是为解决你的事情而来的，这是我应尽的职责，不要谢我，要谢就谢人民政府吧。”

　　回到青岛以后，爸爸就此事的调查处理经过，亲自口述了一份报告，让张秘书请人用毛笔工工整整抄写好带回北京，一份送到人大常委会，一份送到中央军委。

　　就在这年的春节前后，爸爸收到于同海老人的来信和寄来的一包胶东特产，借以表达了他们一家的谢意。爸爸也为于同海老人写了回信并回敬了相应的礼品。从此以后，爸爸和于同海老人保持了很长时间的通信联系，直到于同海老人故去。
　　忘年之交

　　在北京农业科学研究院，有一位名叫汪定淮的研究水稻的专家，他本来与我家素不相识，却在我家生活了一段难以忘怀的日子，并与爸爸结下了忘年之交。

　　那是1956年的冬天，爸爸见到张秘书看完一封信后在那里直发愁，就主动问道：

　　“是不是家中遇到了什么困难？”

　　“我的内弟汪定淮从武汉来信说，想到北京来复习考大学，可是来北京也没有地方住啊！”

　　没等张秘书说完，爸爸就说：“复习上大学这是好事，来了就住我这儿，你不用犯愁。”

　　汪定淮来京后住在我家。爸爸看到汪定淮勤奋好学的精神，心里非常喜欢。

　　有一次，爸爸问汪定淮：

　　“小汪，你准备报考什么专业？”

　　“报考理工科。”

　　爸爸又问：

　　“你懂得怎样炼钢铁，怎样造机器吗？”

　　“不懂。但是我以后可以慢慢学。”汪定淮不好意思地回答说。

　　“你懂得怎样种田吗？”爸爸又问。

　　“这个我也不懂，因为我从小是在县城里长大的，未种过田。”

　　听完了这些回答后，爸爸笑着说：

　　“要我看你还是学农好。我们国家工业落后，农业也落后，但农村占人口绝大多数，农村更需要人才。学习农业可以解决农业落后的问题，不仅为大多数人谋利益，对工业也有好处嘛。”

　　汪定淮听了爸爸的话后，认真地想一想说：

　　“张老，我听您的话，决定第一志愿就报考北京农业大学。”

　　在爸爸的支持和鼓励下，汪定淮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北京农业大学。上了大学及参加工作以后，汪定淮还经常到我家中看望爸爸。汪定淮看到爸爸喜欢在院子四周种丝瓜、栽葡萄，就为爸爸送来一些优良品种，并和爸爸一起研究、切磋栽培技术。当爸爸看到院墙上挂满又长又嫩的各种丝瓜和葡萄架上又圆又大的葡萄时，心里便有一种返璞归真的田园乐趣，并以此为自豪，常常成为他向来人津津乐道、传经送宝的话题。
　　一张照片作纪念

　　爸爸平时是不大愿意照相的，至于把个人的照片送给谁留做纪念，这样的事情就更少见了。但是，在我生活的经历中，却目睹了这样一件使我难以忘却的事情。

　　1956年盛夏的一个晚上，天气特别的闷热，爸爸和我们一家人还有他身边的全部工作人员难得聚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饭后，大家都坐在院子中间的古柳树下乘凉，谁也没有多说话，树上不断鸣叫的知了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烦躁。我看着这沉闷的气氛不大对头，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在静静地观察着。

　　这时，只见爸爸打破了沉闷的气氛，怀着一种异样的心情说：

　　“王益秘书因工作需要，要离开我们到另一个单位去工作，这是组织的决定，我们都要无条件服从。王秘书在我的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我了解他是一个很好的同志，现在要离开我了，我也没有什么可表示的，送给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

　　爸爸说完这番话，从衣袋里拿出一张照片，这张照片，还是当年爸爸在青岛疗养时，王秘书给拍照的。照片的背景是青岛海滨那宽阔的大海，层层叠起的浪花，簇拥着一叶正在远去的小舟，天高海阔，风波初起，这叶飘泊的小舟去向何方，至今无人知晓，但这极富有寓意的画面却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照片的背面是爸爸亲笔写下的一句话：记住我们的友谊……

　　第二天，王益秘书就要离开我家了。临别前，爸爸又送给王秘书一条毛巾被和一套《资本论》，并叮嘱王秘书不管到什么地方去，一定要注意保重身体，加强政治学习。王秘书流着眼泪，向爸爸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

　　王秘书究竟到何处去了？当时，我们谁也不清楚。就在王秘书被调离的这年春节，爸爸带着身边的几个工作人员来到王秘书家中，看望王秘书的母亲、妻子和孩子，并将别人送给爸爸的一瓶蛇胆酒送给王秘书的母亲。临别时，爸爸安慰王秘书一家人说：“要相信组织，事情总会弄清楚的。”

　　事情过了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因为王秘书在解放前做过地下工作，在敌伪的档案里有他的一些材料，因此，被人诬陷有通敌嫌疑，不适合在爸爸身边工作，而被调离到别的单位。随后不久又被捕入狱，一直到1963年才获释出狱，但又留下一个说不清楚的“尾巴”，到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王秘书的冤案才彻底平反昭雪。但这时爸爸已经故去，王秘书也临近花甲之年了。

　　在那些无法叙说的困苦难熬的日子里，王秘书舍弃了许多东西，但是，那张签有爸爸留言的照片和爸爸送给的那条毛巾被以及那套《资本论》却始终保存着，并以此联系着我们两家人一代、两代乃至第三代人的真诚友情。
　　让张秘书代他去疗养

　　爸爸的晚年由于身体不好，有关单位经常安排他到外地疗养，但爸爸总是推辞再三，有时实在推辞不掉了，就应付一下，速去速归。可是，爸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却不是这样，只要发现谁身体不舒适了，就立刻请保健医生来诊断治疗，强令休息。

　　1957年的夏天，张广华秘书患了急性肝炎，住到三○二医院检查治疗。爸爸对此非常关心，又是派人看望又是打电话询问病情。

　　张秘书出院后，怕影响爸爸的身体健康，要求调离爸爸身边，军委办公厅也考虑把张秘书调换一下工作。爸爸一听就不高兴了，他说：“你们怎么能这样安排呢！张秘书是在我这里工作时生的病，我能在这个时候让他离开我吗？就让张秘书在我身边一面工作一面休息。”

　　在爸爸的一再坚持下，军委办公厅只好同意了爸爸的意见，让张秘书留在他身边继续工作。

　　1959年夏天，组织上安排爸爸到北京小汤山疗养院去疗养，爸爸休养一段时间后回来对张秘书说：

　　“你也到小汤山去疗养一下，我已给你联系好了。”

　　“我怎么有条件到那里去疗养呢？”张秘书听后急性谢绝说。

　　“叫你去你就去嘛！你还年轻，把病彻底治好，还要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家里的工作你别管，我去和办公厅那里说。”

　　爸爸说完之后，就给军委办公厅王兴纲副主任挂通电话，说明情况。然后又亲笔给小汤山疗养院的领导写了一封信，信的大意是：我因有事不能继续疗养了，余下时间由张秘书代我去疗养……

　　就这样，在爸爸的包办代替下，张秘书住进了小汤山疗养院。

　　张秘书从疗养院归来后，爸爸仍坚持让张秘书留在身边一面工作，一面治疗，并让炊事员王德启帮助张秘书买新鲜猪肝、黄花菜、黑木耳等补肝食品补养身体。

　　后来，军委办公厅决定张秘书离职休息，彻底治病，另派黄秘书来接替工作，这时爸爸才同意张秘书离开。

　　张秘书离开不久，1960年的春节就来到了。爸爸又带着身边的工作人员去看望张秘书，并一再关照张秘书趁着现在还年轻，一定要把病治好，有什么困难尽管找他。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一切食品都很奇缺，爸爸带给张秘书的那些营养品，都是他自己一口一口省下来，专门留给张秘书的。

　　在爸爸的关照和帮助下，张秘书的病治好了，又调回军委办公厅工作，以后又调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做研究工作，一直到1987年离休，再也没有犯过肝炎病。事过多年，每当张秘书谈及这段往事，总是音咽泪噙，感怀不已。

　　帮人要在危难时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今日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画了句号。但是，这段令人痛心疾首，不堪回顾的历史，却在爸爸晚年的心中留下重重的阴影，直到爸爸走完人生的历程，也没有走出他心境中的阴影。

　　在那场空前浩劫的内乱中，爸爸也几度受到冲击，受到磨难。当时，爸爸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做领导工作，当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爸爸的办公室四周时，爸爸的心境仍能保持一种平静，因为他对自己一生是怎样走过来的，心中自有一本无字的书。但是，面对着自己的老战友一个个被揪斗、一个个被打倒，爸爸的心中失去了平静。

　　有一次，中央监委的造反派闯入我家院内，要爸爸“交待”问题。爸爸用沉默回答了他们。一个造反派头头又拿出一份爸爸的“罪证”(是爸爸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时的一次讲话)，说是和刘少奇、邓小平一个“腔调”，勒令爸爸“交待”与刘少奇、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关系。听到这个造反派头头的胡言乱语后，爸爸愤怒了，不再沉默了！他义正词严地讲起了当年和邓小平伯伯共同领导百色起义、讲起了和刘少奇伯伯在新四军共同指挥战斗的历历往事，而后掷地有声地回答：“这就是我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在历史上的关系，这就是我和刘少奇、邓小平同志无法划清的界限！”

　　面对大义凛然的古稀老人，面对新中国的一代元老，造反的“小将”们第一次听到了一个老人对这段历史的叙说，他们静下来了，不再“造”了，不再“反”了，悻悻地溜出了我家的大门。

　　看到这帮人溜走之后，爸爸气愤地说：“想让我乘人之危，往少奇、小平同志身上泼脏水，真是进错了门、认错了人！”说完这句话后，爸爸长叹了一声，然后推开后院那紧闭的墙门，面对着护城河对岸故宫那历史高墙内的红砖黄瓦，陷入了久久的沉思。

　　几天之后，住在我家不远的王维舟和袁任远家，又拥进一帮造反派，不仅抄了家，而且还把袁任远给抓走了。在这危急时刻，袁任远的家人写了一封求援信，顺着门缝投了进来，警卫员孙希文见到后，急忙把信交给丛秘书，丛秘书又急忙把信转交给爸爸。信的大意是说袁任远被一帮来历不明的人抓走，家也被抄了，请张老想法救人。爸爸一看这个情况，焦急万分，不顾别人劝阻，也不顾个人安危，立即拿起电话找中央监委和中央有关领导，可是都没有找到想要找的人。最后，爸爸又给董必武老人挂通了电话，请董老火速把这个情况转告周总理。打完电话以后，爸爸不放心，又派人找到有关领导，在爸爸的多方奔走下，袁任远伯伯才得以解围放回。

　　在那些患难与共的日子里，爸爸不仅对他的老战友如此舍身相助，就是对他的老部下也是如此。

　　原军委办公厅副主任王兴纲，以前常到我家来，可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就再也不到我家来了。为此，爸爸感到挂念和不安，就问身边的工作人员是怎么回事。别人告诉他王叔叔已被打成叛徒，正在办公厅锅炉房改造。听到这个消息，爸爸用手中的拐杖连连触地：“王兴纲我了解他，在新四军时就是我的联络科长，是专门做敌军工作的，根本不可能是叛徒和特务！”

　　说完之后，爸爸就让身边的工作人员备车，非要去看看王叔叔，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极力劝阻：“组织已经宣布王兴纲有历史问题，我们就不要再去了，去了有些事就更讲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