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初，周恩来同志亲笔为罗炳辉同志墓题辞：“人民的功臣罗炳辉同志不朽!”

　　用“人民的功臣”来盖棺论定炳辉同志的一生，是非常准确的。炳辉同志来自人民，热爱人民，毕生征战捍卫人民，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英勇搏杀、顽强奋斗了32年，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他是我党我军我国人民的大功臣。历史已经铭记下了他的丰功伟绩，人民将永远怀念他

　　我常常怀念起炳辉同志，在回首往事时想起他，在与老战友们相聚时谈起他，有时候还在梦中见到他。虽然是几十年前的事了，但每一忆起，便如在眼前。

　　那是在抗日战争中，从1939年7月新四军第五支队成立并挺进皖东起，我就和炳辉同志一起工作，并肩战斗。在艰苦的革命战争中，我与他生死相依，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第五支队是在原第四支队老八团的基础之上扩编而成的，我原任八团团长。第五支队成立后，炳辉同志任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任政委，我任副司令员，赵启民同志任参谋长，方毅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后来由张劲夫同志继任），林恺同志任政治部副主任（后由龙潜同志继任）。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新四军江北部队整编为第二师，炳辉同志任副师长（后任师长），我任二师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炳辉同志率领新四军第二纵队北上山东，与陈毅同志会合。我则奉命坚持淮南，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兼新四军新二师师长。

　　我与炳辉同志是生死与共、肝胆相照的革命战友。当我们听到他在鲁南战场上不幸病逝的消息时，全军将士无不垂泪。我知道，炳辉同志的身体素质原来是非常强健的，长期艰苦的军旅生活和忘我的紧张工作损害了他的健康。在淮南根据地的时候，特别是1943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曾经几次大病不起。但是，为了革命事业，他毫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东征西杀，顽强战斗。北上山东以后不久，他就任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辅佐军长兼司令员陈毅同志，筹划华东战场的自卫战争，鏖战鲁南，抱病上阵激战枣庄，终于旧病（胃病）复发，不幸英年早逝，享年仅49岁。建国后，我见到了原二师卫生部部长宫乃泉同志，他告诉我，炳辉同志不是死于脑溢血，而是胃病复发、诊治失当，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用卡车送往临沂后方，卡车上还蒙上一块大油布防晒，暑气蒸腾，他终因失水过多而逝世。

　　炳辉同志为中国革命奋斗了一生，却没能来亲眼看到新中国的诞生，这是令人痛惜的。但是，他对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对中国人民的一颗赤子之心，对革命工作的高度的负责精神和勇敢无畏、正直无私、刚正不阿的优秀品德，还有与同志相处的襟怀坦荡、风义照人，都将化作巨大的精神力量，传之后世，激励后人。这也是我这个年逾八旬的老共产党员至今仍然时刻感念着的。

　　我知道炳辉同志的名字和事迹，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十年内战时期，他就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主要将领之一，战功赫赫，威名远扬。1931年旧历二三月间，蒋介石令调国民党二十六路军南下江西“剿匪”，企图使这支杂牌军在与红军的相互拚杀中两败俱伤。我当时是二十六路军第七十五旅二团一营少校营长。在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具体指导和二十六路军内地下党员的积极活动下，1931年12月14日，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全军官兵1．7万余入在宁都宣布起义，全副武装开赴中央革命根据地参加红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我升任团长。12月24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革军委在瑞金县叶坪召开庆祝和欢迎大会，朱德同志在大会上讲话。此时的炳辉同志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中央执行委员和红十二军军长。1932年2月，江西军区和福建军区同时成立，陈毅同志任江西军区司令员，炳辉同志以红十二军军长兼任福建军区司令员。就在这个月，经朱德同志批准，我回故乡河南参加地方革命斗争，此后再也没有去过中央苏区。后来，中央苏区丧失，长征开始，炳辉同志已经是军团长了。国民党蒋介石在炫耀“战果”时，频繁提到他的名字，还悬出重赏“缉拿”他。再后来，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写到他，还登出了他在延安窑洞前拍摄的照片。1935年，炳辉同志跟随毛主席鏖战在长征路上的时候，我在河南担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我们时时刻刻密切注视着长征的消息。

　　我与炳辉同志首次见面，已经是1938年2月了。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立，散落在南方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原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及地方武装开到湖北省黄安县的七里坪集中，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七团、第九团和手枪团。我们鄂豫边区桐柏山红军游击队，也于1938年1月初开到河南省确山县竹沟镇集中，并遵照中央命令改编为第四支队的第八团队，我担任团队长，林恺任政治委员，朱茂绪任参谋长（后为赵启民），谢有才任政治处主任（后为徐祥亨），下辖3个营。（赵启民同志说，全团当时共有1051人。）

　　2月，我们八团开进到河南信阳以西的邢集镇整训。就在这时，在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的炳辉同志，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委托，代表中共中央长江局，专程从汉口赶来邢集视察，欢送我们东进开赴抗日前线。

　　首次见到炳辉同志，与我以前所听到的和想象中的形象是完全吻合的，比斯诺书中收的照片还要高大一些，魁伟一些。他穿着旧灰布军装，腰扎皮带，佩着大号左轮手枪，打着绑腿，脚穿用麻筋和布条编成的草鞋，腰板挺直，目光炯炯，英武威严，是一个标准的红军将领的形象。一见面他就说：“在汉口整天与友党友军上层人物周旋，今天到了红军游击队，真是到了家罗!”他详细地询问了部队坚持桐柏山区斗争的经过和眼下的整训情况，向我们讲述了国际国内形势的急剧变化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以后我们所面临的新的斗争形势及新的斗争任务。我们听了以后，都深受教益，极受鼓舞。他在邢集，坚持要和战士们一起蹲在操场上吃饭，得空就到驻地和战士们聊天。我观察到，炳辉同志不但身材高大，他的手也大，脚也大，他的那双布袜子，一只能插得下小个子战士的两只脚。

　　3月2日（或3日），我们召集了全团大会。炳辉同志在大会上讲了话，鼓励大家在东进皖中后要英勇杀敌，发动群众，抗击日寇，收复国土，解救沦陷区在水深火热之中受苦受难的同胞。他讲话不太长，但感情真挚，极有感召力。他的云南口音与四三话是很相近的。大会结束以后，他就回武汉去了。分别的时候，我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半后，我们八团就在他的领导下战斗了。

　　3月8日，八团从邢集出发，踏上了东进皖中的征程。3月下旬，八团与从七里坪开来的第四支队领导机关及七团、九团、手枪团，会师于安徽省霍山县的流波疃。接着，全支队在司令员高敬亭同志（原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率领下，挺进到庐江、无为、舒城、桐城、巢县一带，开展武装斗争，发动群众抗日。9月，我率八团越过淮南铁路，挺进到肥东、含山、全椒、滁县一带。

　　1939年5月初，叶挺军长和炳辉同志等一行渡长江北来。在6月“反高斗争”（高敬亭同志被错杀，后平反）结束后，以原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扩编成立第五支队，下辖第八、第十、第十五共3个团和1个教导大队。原四支队余部仍为四支队，由徐海东同志任司令员，海东同志当时在延安，11月到职。随着五支队的成立，我开始了与炳辉同志朝夕相处、并肩战斗的难忘岁月。

　　说起炳辉同志，他首先是一个标准的中国军人，是一个职业革命家，优秀的军事家。他勇敢无畏，多谋善断，精于韬略，娴于征战，指挥若定，一丝不乱。在火线上，无论战场形势有多么紧迫危急，他都不动声色，稳如泰山，直到扭转危势，化险为夷。

　　炳辉同志治军极严。五支队刚成立的时候，部队军事素质很差。大多数战士是刚拿起武器的农民，从来没有经受过系统的正规的军事训练，有的战士枪卸擦后不会复原，有的连子弹都不会装，更谈不上掌握并运用战术了。部队的政治素质也急待提高。国共合作抗日的新形势和国民党反共顽固派的不断挑衅，既使我们面临着与日、伪、顽三方作战的极其复杂的局面，又给我们提出了与国民党军（当时是友军）又团结又斗争，保证做到有理、有利、有节的艰巨课题。炳辉同志首先倾注极大精力抓部队的整训和军、政素质的提高。

　　炳辉同志常说：“战场乃立尸之地。生死之间仅容一发。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保存自己。不会打仗的军队是连一天也存在不下去的!”他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整套训练方案，并亲自抓实施，对部队进行非常严格的、有时几乎要超过极限的强化训练。他从简单的立正、稍息、转身、持枪、队列操练抓起，一直到传授各种单项军事技术、战场须知、战术知识，每一个环节都绝对不容许有一丝一毫的马虎。在平时，炳辉同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但是一上了操练场，他就变得非常严峻，一点差错也不放过!他常常亲自带操，呼喊口令声如雷鸣，有一股逼人的英气。

　　他虽然身为司令员，但并不满足于发号施令和言传口授，而是身体力行，亲做表率，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冲锋腾越，一招一式地手把手教，直到熟练掌握为止。对于勇敢战士，他大张旗鼓地予以表扬奖励。对于训练不力的，他严厉批评，毫不姑息宽容，有了进步就及时地给予奖励。他常说：“平时的宽容，战时就要付出血的代价!”在炳辉同志的亲自带领下，部队军政素质迅速提高。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炳辉同志严格治军，严格训练，从来没有一点松懈。从五支队直到后来的二师和二师兼淮南军区，部队能成为一支能打硬仗、攻必克、守必坚的江淮劲旅，淮南根据地能成为华中敌后最稳固的根据地，其间凝聚着炳辉同志的大量心血。他的许多创造性的练兵方法，看来别出心裁，实则切合部队实际，效果非常显著。比如，他提出每个指战员都必须掌握个人“五大技术”：射击、投弹、拚刺、劈刀、土工作业，还有在实际训练中因地制宜地随机提出的跳越水沟、过独木桥、翻越土坎、利用地形地物等等，都很适应江淮间丘陵地区作战和水网地带作战的需要。大会操、大比武，在团与团、营与营之间进行，得胜的一方能得到毛巾、草鞋（这在物质条件异常艰苦的战争年代，都是很好的奖品了）。并抬回去一架用彩纸扎的大飞机，比输了的只好抬回去一只大乌龟，这样就使各部队之间的训练竞赛热潮不断掀起。炳辉同志身边的学兵连，是清一色的精干青年，军政素质都非常过硬，炳辉同志常常带着学兵连到各部队去，搞比武，搞现场示范，使双方都得到提高。

　　炳辉同志是一位著名的神枪手，他1929年领导吉安起义时就已经使用的左轮手枪（现陈列在北京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他是时刻不离身的。发现目标，他会闪电般地掏出枪来，手甩枪响，发发中的。他下到部队，基层指战员请求他表演射击；他深入群众，群众要求他表演打麻雀；他出席根据地各届人士会议，会议代表恳请他展示枪法，都是常有的事，就象是固定的保留节目一般，次次都是欢声雷动，一片掌声。当然，最好的神枪手也会有失误的时候，炳辉同志在有开明士绅等统战对象在场的场合里，射击就格外小心，有时还要看一看，瞄一下，不到万无一失，不扣扳机。他对我说：“自家表演打不着不要紧，在这些场合打不好可是影响我军声誉的大事啊!”炳辉同志曾号召各部队都要培养出一批神枪手，他向指战员们传授射击经验说：“有的同志问我，成为神枪手有什么秘诀，有没有呢?有!我现在就告诉同志们，这个秘诀，用一个字来说，就是：练!用两个字来说，就是：苦练!一是练眼力，象纪昌学箭那样，能把蜜蜂看成麻雀，把麻雀看成车轮。二是练臂力，要练得拳头上立得起人，胳膊上跑得了马!”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津浦路西视察整训的部队，他亲自作示范，先是“枪挂枪”——端着步枪立姿瞄准，在步枪枪筒的前端再挂上一支到两支步枪，一般人是连端也端不稳的，他却一端就是半个钟点，就象脚下生了根一样，纹丝不动。接着又端起重机枪，瞄了约20分钟，脸不红，气不喘。

　　炳辉同志的军事指挥，也有鲜明的特色。他是从行伍之中崛起的将军，实战经验十分丰富。他一生转战十几个省，亲身经历阵战千百次，与各种各样的对手作过战。到开辟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时候，他已经是完全成熟的军事家了。炳辉同志指挥打仗，讲究“火候”，既不打急了，也不打慢了，常常掌握得恰到好处，正象兵书上说的“用兵之妙，存乎一心”。在红军时代，毛主席就说他是“牵牛鼻子的能手”，周恩来同志称赞他领导的红军九军团是“战略骑兵”。在淮南抗日根据地，他把游击战法、麻雀战和袭扰战等等运用得得心应手，游刃有余。战争中，他喜欢亲临第一线指挥，不顾自身的安危，经常是子弹就在身旁呼啸，炮弹就在不远处落地爆炸，他一面指挥，一面对身边的指挥员简明扼要地讲授战略战术，讲为什么要这样打，为什么不能用别种方法打，怎样判断敌情，怎样下决断。每当要提拔一名新的军事指挥员，他都要采取带其上火线，或安排与实战十分相似的突然袭击式的演练等方法，加以考核和培养。那些会说不会做、没有实际能力的人，一考就“烤焦”了。炳辉同志创造的“梅花桩点式纠缠战术”，在金牛山战斗中显示了威力。有的同志说：“战斗打响，罗司令朝火线上一站，胜券就操在我军手中了。”我认为这倒不是炳辉同志有什么神力，原因很简单，其一是炳辉同志指挥有方，“亏本”的仗他是不打的；其二，司令员亲临火线，对全体指战员都是极大鼓舞，部队会打得更勇猛、更顽强；其三，炳辉同志上火线，对敌人，特别是桂顽，是一种震慑，表示我军此战是志在必得，非赢不可!因此也常能使一心想保存实力的顽军指挥官心虚胆怯，望风披靡。为了保证炳辉同志的安全，我们曾多次力劝他少到火线去，在后面指挥也是一样，但收效不大。一打仗，他就坐不住了，谁也拦不住。后来新四军军部迁来淮南根据地，我们把意见反映到陈毅同志那里，陈代军长亲自跟他谈，才稍稍有了些效果。

　　1940年8月，第五支队开辟淮宝地区，我与炳辉同志在一起。专为此役组成的前敌指挥部，由炳辉同志、我、劲夫同志和文华同志组成。我军胜利地突破三河防线，占领了新集。炳辉同志料定小刀会必定来攻，就亲自画了一张阵地布署和火力配置图，交给成钧同志，命令他把阵地摆好。然后对我说：“一夜没睡啦，咱们的任务是睡上一觉。”临睡前，他要警卫员传达他的命令：“把机关枪等重武器摆到街上去，让人家看看我们的实力，传到小刀会那里，让他们最好不要来硬碰。”他一上床就鼾声大作。刚过正午，几千名小刀会会众在服用了“神咒”、“符语”等麻醉品之后，斜披符带，袒胸露腹，挥舞着大刀、长矛，喊着“老祖保佑!”“刀枪不入!”发疯一样地冲向新集。田野上到处是一片鬼哭狼嚎之声，很有些神秘和阴森森的味道。我们的战士哪曾见过这种阵势!而且这是在40多年前，大多数人还有点迷信思想呢。许多同志着了慌，跑来报告，我提了枪就要走，炳辉同志对我说：“别慌。别忙。喝点水，一块走。”当我和炳辉同志、劲夫同志来到街口时，刀会已经象潮水一样嗷嗷叫着冲上来了，一个个装神弄鬼。有的战士心里发慌，枪栓也拉不开了，越拉不开心里越慌，以为刀会真的有什么“法术”。我军向刀会喊话，要他们退回去。谁知刀会象鬼迷了心窍一样，根本不予理睬，冲将过来，杀伤我战士多人。有的战士枪也打不准了，还嘀咕：“真的刀枪不入呀?”炳辉同志见此情形，连声说：“乖张了，乖张了。”（意即“坏事了”）急忙命令部队镇静，沉着射击，顿时，刀会就倒下了一片。什么“刀枪不入”，全是鬼话。此役结束后，我们五支队与黄克诚同志率领的八路军第五纵队胜利会师。

　　在战争中，炳辉同志是战士们的主心骨，只要有他出现在阵地上，部队的精神风貌都不一样，信心倍增。

　　炳辉同志爱兵的事迹是十分感人的。下到部队，他会突然袭击揭开锅盖检查伙食办得怎么样，吃饭时就与战士一起席地而坐，不搞特殊。干部们都知道罗师长的脾气，晓得要是为他准备好饭好菜，准要挨批评，都干脆随他。夜间查铺，是红军的老传统了，被子薄不薄，睡得暖不暖，一一亲自查看。他常把战士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战士们做实事，切实排解他们的实际困难。炳辉同志出身行伍，从普通一兵而成为将军，他深知士兵的甘苦和愿望。他对战士的感情是深沉的，真挚的，纯出自内心，待战士如同亲人一样。他要求指挥员既要打胜仗，完成任务，又要最大限度地减少伤亡，如果哪个部队在战斗中伤亡过大了，指挥员就等着挨训吧!正因为他爱护战士，战时身先士卒，平时与士兵同甘共苦，所以他在部队中威望很高，战士们都信赖他，尊敬他，热爱他，有事都乐于找他商量。

　　炳辉同志为人诚恳坦白，刚强正直，坦荡无私，从来不做藏藏掖掖的事。他有时候脾气不好，火气大，批评人不留情面，方法简单。尽管心是好的，批评的目的是为了搞好工作，但有的同志为此而不满。作为首长，他当然有欠妥之处，但是我要说，在那种生死攸关的战争年代，没有斩钉截铁的作风是不行的，如果象和平年代这样慢慢腾腾地做工作，部队就危险了!特别是在战场上，根本不能容许拖泥带水，犹豫迟疑。

　　炳辉同志曾告诉过我一件事。有一次，他和陈毅同志同桌吃饭，边吃边谈，陈毅同志为了某一件事情批评了他，但陈毅同志只听了一面之辞，把事实弄错了。炳辉同志当时就火了，一怒之下，把桌子也掀翻了，汤汤水水溅了陈毅同志一身。陈毅同志当时很冷静，也很诧异，他想：炳辉同志素来都是非常尊重我的，这回发了这样大的怒，其中必有缘故。事后，陈毅同志作了深入调查，弄清了此事不应该责怪炳辉同志，他马上去找炳辉同志认错、道歉。炳辉同志深受感动，当时就哭了，检讨了自己态度不好。

　　他与部属相处也是这样，要求非常严格，是即是，非即非，毫不含糊，批评错了或者批评过火了，他事后会做自我批评、主动检讨或作解释。炳辉同志特别可贵的一点是，专记别人的好处，别人有错只要改了他从来不记旧帐，事事与人为善。当面能批评得你下不得台，背后却老是说你以前的种种功劳和现在的条条长处，到了关键时刻，他会挺身而出帮助你。因此，从五支队老同志到二师老同志，都对他怀有极深厚的感情，至今深切怀念着他。

　　在滇军中，炳辉同志就以“不爱财、不惜死”、慷慨尚义而出名。他革命一生，戎马一生，除了书籍、文件和常用衣物外，没有任何私产。他的老父在云南逝世后，还是依靠友人帮助，才得以安葬。他自己一旦有了好东西，大多数都拿来作为奖品或鼓励品送给同志或下级，丝毫也不吝惜。战争年代生活条件是极其艰苦的，炳辉同志作为首长，自然比下级要好一些，但他特别珍视同志间的友谊，乐于助人。大到金钱、衣物，小到钢笔、皮带，许多同志都受过他的馈赠。这些东西保存到现在，都成了珍贵的纪念物了。

　　我奉命去延安党校学习时，他总怕我在路上受苦，想方设法要让我多带点钱上路，而当时对干部是实行供给制，没有薪金，他虽然是师长，但也不能违反财经纪律。临走前，炳辉同志将我找去，把他积蓄下来的5块银洋全给了我，谈了一会儿话，他又觉得仍然不够，又把他保存使用了许多年的一只金镏子（戒指）和一双银筷子、一把银勺子（旧传如果食品中被投了毒，用银器能测出来）都送给我，还叮嘱我万一在途中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可以变卖出一点钱来救急。果然，我从延安返回，在穿越国民党统治区的时候，遇到了困难，就是靠变卖那几件东西方解决了燃眉之急。

　　现在在一般人心目中，提起炳辉同志，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个果敢决断的纠纠武夫，是个威风凛凛粗线条的军人。我不能说这种看法或说法是错误的，但是，这仅仅是一个方面。炳辉同志同时又是一个极细心的人，他体贴同志、关心下级的作风，有时候能细心到令人意外的地步。有时候粗犷豪放，有时候心细如发，这才是完整的炳辉同志的形象。

　　讲到他的细心，我就想起了他学习的刻苦和工作的细致深入。炳辉同志幼年时家里很富裕，送他进私垫读了3年书，但不久就破产了。以后又是东征西战，因此他文化不高。但是，他学习很刻苦，尤其希望能有机会进行系统的政治理论学习。战争环境里挤不出成块的时间，他就利用战斗间隙学习，并且记了不少笔记，短短几年内写了一大摞，一本一本象宝贝一样地妥善收藏着。他做报告从来不依赖秘书，拿出一本在平时工作和调查中记的笔记，再拟一份讲话提纲就行了。每次重大战斗结束后，他都要参谋人员写出详细总结，附上地图和作战示意图，该上报的上报，平时有了闲暇就拿出来阅读、揣摩。正因为如此，他谈起军、地情况或分析起某次战斗来的时候，具体、细致、有条有理，头头是道。

　　至于炳辉同志爱民的事迹，就更多了。“军民团结如一人”是由我们军队的性质决定了的。每到一地，炳辉同志就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聊天，谈生产，拉家常，检查部队执行群众纪律的情况，了解人民群众的疾苦，一旦发现问题，立即解决，绝不推托拖延，属于应该由地方政权解决的问题就及时通报、督促解决。他为根据地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为许多不平的事申张了正义，对于干部（包括地方干部）中的不良风气毫不手软地予以纠正，“罗青天”就是这样喊起来的。

　　他还经常去拜访在当地有影响的开明士绅，做统战工作。

　　他尊重老人，又特别喜爱儿童。每到一地，都会有一大群小孩子跟着他，要他讲故事，要他表演打鸟。炳辉同志身体胖大，朝那里一坐，前后左右拥着一群小孩，他那个笑呵呵的模样，真象一尊弥勒佛!

　　淮南人民衷心热爱炳辉同志。他是人民的将军。“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天下”，只有部队真正把人民当成父母，人民才会把部队当成自己的子弟，炳辉同志是深知这一点的。中国春秋时代的鲁国名将曹刿说过：“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炳辉同志自豪地说：“在淮南路东，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样，我们都占着!”

　　炳辉同志离开我们几十年了。但是他的革命精神是万古长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