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军事家粟裕是湖南省会同县侗族人，他以自己近60年的革命实践，谱写了一部道德高尚、文武兼备、胆识超群、才华出众的光辉历史。从南昌起义到井冈山直到全国解放，从跟随毛泽东、朱德在战争中学习战争，从战士到战区指挥员在指挥一个个大的战役中，他始终坚持并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并取得了足以彪炳千秋的赫赫战功。解放战争时期，作为华中野战军的一名基层干部，我有幸亲身经历了他指挥的一系列大小战役，建国后，又有机会长期在高级指挥院校学习与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对粟裕在关键时刻体现出的崇高的共产主义品德、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和谋略思想，我一直深深地敬佩。粟裕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突出的表现之一是在他的“斗胆直陈”之中。粟裕在解放战争的各个战略阶段，都提出过一些关系全局的重要战略性建议，在电文中写明“斗胆直陈”，目前见到的就有三次。这三次涉及改变战略决策的“斗胆直陈”，充分体现了粟裕将军的过人胆识和人格魅力，体现他一心为党，无私无畏的革命家、军事家气质。
　　第一次“斗胆直陈”苏中七战七捷

　　1946年夏，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犯，摆在战略决策层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战争初期，运用什么方针战胜数量上、装备上均占优势之敌的进攻。对此，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以山东、晋冀鲁豫和华中三支野战军分别进入淮北、豫东和淮南地区作战，实行外线出击的方针，并指示华中野战军主力兵出淮南，向蚌埠、浦口段津浦线出击，与山东野战军配合作战。粟裕对当时敌我情况和战争发展趋势作了详尽的分析和判断后，及时向中央军委提出依托解放区先在苏中内线打几仗然后再考虑外线作战的建议。此建议被中央采纳后，粟裕率部发起了苏中战役，首战宣泰，再战如南，两战皆捷，十天时间歼敌两个旅。

　　但是，苏中当时没有预备队，再打必须增调部队。粟裕建议将5旅从淮南调至苏中，而当时有的领导同志则认为“淮南在全局上比苏中更重要”，不但不同意5旅东调，反要粟部西调。这时军委询问，苏中能否在8月再歼敌两旅。粟裕认为，在5旅增调到苏中的前提下是有把握的。如何决策，事关重大。在这关键时刻，粟裕在8月5日致电中央，恳切陈述：华中部队不及山东之半，淮北，淮南已有15个团，苏中突击方向只有14个团，坚决要求5旅及特务团东调参战，“斗胆直陈，尚祈明示”。对此，8月6日，军委明示：“似以同意粟裕意见在苏中再打一仗然后西调为有利。”8月8日，军委又明示张鼎丞、邓子恢、谭震林：“尽可能满足粟之要求，集中最大兵力于主要方向。”军委要求苏中8月再歼敌两个旅，结果，粟裕率部七战七捷，又歼敌5个旅，连同7月下半月，共歼敌7个旅。

　　毛泽东同志对粟裕的意见和战法充分肯定，对苏中作战的经验十分重视，亲自向各个战略区首长介绍，希望各区仿照办理。随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总结解放区各战场的作战实践，确定了战略防御阶段实行内线歼敌的战略方针。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我军充分利用解放区的有利条件，不断歼敌有生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的对比，改变了战略上的被动地位和防御态势，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当时粟裕为什么要主张先在内线(苏中)打两仗呢？因为对蒋介石发动内战，中央开始的方针是以政治、军事两手解决，准备打，也争取和，并试图通过外线作战的胜利来争取和平。位处华中前线的粟裕认为，蒋介石军队当时正处在巅峰时期，在反法西斯战争刚刚取得胜利的国际大形势下，蒋介石作为为数不多的几个大国“领袖”之一，比法国的戴高乐还吃香，中国再也没有一个人敢于起来武装反蒋。在这样的国际、国内背景下，粟裕认为，以战促和的可能性不太现实。同时，粟裕认为，华中主力，到淮南作战有不少困难：一是对淮南情况不熟，二是那里供应支援战争的物质条件不如苏中，大兵团无法活动。相反，粟裕在苏中抗战八年，情况非常熟悉，打仗可以不用地图；同时，苏中地区支援前线的经济物质条件比较好，人口多，群众条件很好，在苏中先打几仗，民心军心都很顺。因此，粟裕建议在晋冀鲁豫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出击津浦路时，华中野战军第一步先在苏中打，第二步再转战淮南。苏中七战七捷的战果实践，证明了粟裕的判断思考是符合当时战争规律的。

　　第二次“斗胆直陈”纵论战场大势

　　1947年冬，中原之敌采取攻势防御，战局形成反复拉锯之势。军委要求华野打中小规模之战。粟裕分析解放战争发展的客观规律后认为：敌机动军团已密集靠拢，不易分割，中小规模歼灭战很难打成，只有打大歼灭战彻底消灭其一路，成建制地歼灭其若干整旅、整师，才能粉碎其攻势防御。

　　1948年1月22日，粟裕在经过深思熟虑后发出洋洋数千言的“子养电”，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自己对全国战局的观点以及对全军作战和建军的建议：自全国转入反攻以来，我军在原有的政治优势基础上，又取得了战略上的优势，但在数量上和技术上则尚非优势。如果我们取得了全部优势，革命的全国胜利即可迅速到来。改变中原战局、发展战略进攻以至夺取全国胜利的关键，是集中更大兵力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在作战指导上，建议中原三大野战军(刘邓、陈谢、陈粟)主力协同作战，采取忽集忽分的战法集中兵力打大歼灭战。在建军方针上，建议统一建军思想，训练大批技术兵种骨干，并尽可能统一编制与番号及干部训练，以增强作战效能。

　　5天后，粟裕收到军委1月27日电，军委新的战略决策是要粟裕率华野1、4、6三个纵队先遣渡江南进，在湘赣浙闽诸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以吸引中原地区敌人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迫使敌人改变集中强大兵力于中原的战略部署，要粟裕对渡江时间、地点“熟筹见复”。1月31日，粟裕复电军委，在提出行动时间、渡江路线的同时，重申“子养电”对中原战局的认识与对策，再次提出忽分忽合的战法。他坚持认为：“在军事上，如能于最近打几个歼灭战，敌情当有所变化。”
　　第三次“斗胆直陈”改变中原战局

　　粟裕1948年1月31日给中央军委的复电，首先是坚决执行军委渡江南进的战略部署，同时又坚持“子养电”的观点。这两者实际上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因为如要在中原打大歼灭战，就不应分兵南下。粟裕一方面抓紧整训部队，为渡江南进进行准备；一方面则仍集中精力分析战局。

　　粟裕知道，此次中央决定渡江南进，是继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之后，遂行的第二个战略跃进。第一个战略跃进，我军占领了敌人战略上最敏感也是最薄弱的大别山区，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瞰制中原。蒋介石急速调动其重点进攻的大部队回援，使我赢得了战略上的优势。第一个战略跃进经历了巨大的艰难，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中原地区广阔，三路大军相互策应，是半后方作战；而如今遂行的第二个战略跃进，长驱直入，长江阻隔，与正面战场难以直接配合。虽必将给敌人以震慑、威胁和牵制，但敌人在中原装备最好、战斗力最强的四个骨干部队，包括桂系部队估计调动不了，如只能调动二三等部队，预定战略意图将难以实现。南下的三个主力纵队善打野战，跃进江南，发挥不了长处；而其火力装备已与精锐蒋军相差无几，进行完全无后方作战，重装备只能全部丢弃；边走边打，估计可能减员一半，以此代价，在中原可歼敌3～5个整编师，两相比较，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比分兵跃进江南更为有利。

　　粟裕深知毛泽东向东南发展的决心由来已久，自己的构想与中央的决策大相径庭。他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恐有不周，干扰统帅部的决心，故未敢轻率呈达。4月初，时任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同志从陕北回到濮阳，粟裕向他汇报自己的想法，两人多次促膝谈心之后，陈毅赞同他向中央军委汇报。4月18日，经过两个半月的慎重思考后，粟裕再次向中央建议：华野三个纵队暂不渡江南进，而是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

　　中央接到粟裕的电报后，毛泽东同志亲拟电文，要他和陈毅去中央当面汇报。据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当粟裕赶到时，毛泽东大步迎出门外，同他长时间地握手。粟裕恭敬而激动，李银桥听到毛泽东说了一声：“17年了！”大概是17年没见面了，从毛泽东的表情和语气可充分看出他对粟裕的器重和深厚感情。

　　粟裕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详细说明了自己建议的依据。中央书记处采纳了粟裕这个深谋远虑、入情入理的建议，作出了三个纵队暂留中原、集中兵力在中原打大仗的决策；同时决定陈毅去中原工作，粟裕任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中央军委、毛泽东赋予粟裕进入中原后4～8个月内，歼灭敌主力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师)的任务。依据这一战略决策，豫东战役随之打响。在兄弟野战军钳制和阻击援敌的有利配合下该战役歼敌9万余，实现并超过了粟裕在“子养电”及4月18日建议中的预计数目。“中原会战”使中原之敌遭受重创，完全丧失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中原战场及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随之改观。是役一结束，毛泽东同志再次推迟渡江南进的时间，并于7月15日电示：“粟裕兵团应在现地区作战至明年春季或夏季，歼灭5军、18军等部，开辟南进道路，然后南进(不歼灭5军、18军不走)。”粟裕在中央立军令状领受的任务是4～8个月歼敌五六个到十一二个旅(师)，而实际上华野在八个月内共歼灭了包括五军在内的62个旅(师)。粟裕1948年4月18日的“斗胆直陈”，导致中央的战略决策逐步调整为歼敌主力于长江以北，直至酝酿、发展为震惊中外、预告蒋家王朝覆灭的淮海大战。毛泽东在1949年的一次谈话中说过：淮海战役，粟裕同志立了第一功。

　　我个人体会，粟裕这三次“斗胆直陈”，都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中央军委的高度重视，这充分说明了党中央、中央军委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充分体现了我军三大民主的优良传统，也充分展示了粟裕同志磊落无私的崇高风范和非凡的军事战略指挥艺术。这些也应是我们做后辈的要永远学习、坚持和发扬的。

　　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