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突然受到历时50多天的批判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召开成都会议，毛泽东主席在会上明确指出“军队落后于形势，落后于地方”【《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46页。】，正式建议军委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用整风方式，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但是，由于受到党内“左”的思想影响，在这次军委扩大会上把刘伯承作为“教条主义”的代表人物，把粟裕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代表人物，进行了批判和斗争。批斗的范围涉及到了肖克等一批军队高级干部。

　　对粟裕的批斗，是从解决所谓“总参和国防部关系”发难的，并把此列为军委扩大会的一个议题。对此，粟裕事前一无所知。

　　1958年5月2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举行第一次小型会议，中央军委委员、军队中的中共中央委员、没有中央委员的大单位的党委书记参加。彭德怀在会上宣布军委扩大会议的内容主要是整风、整编两大问题。

　　5月26日，军委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了一次小范围会议。会上责成粟裕就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等问题作了检查，与会者对粟裕进行了批判。

　　5月27日军委扩大会议开幕。在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中，会议采取了整风的方式，对军委和总部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意见。会议开始不久，就有人提出所谓“总参与国防部关系”问题，指责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等。接着，对粟裕进行了批判。在这种情况下，5月28日，粟裕被迫在有50多人参加的军委扩大会第二次小型会上作检讨。

　　5月30日，在第三次小型会议上，黄克诚传达了毛泽东“把火线扯开，挑起战来，以便更好地解决问题”【《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1版，第246页。】的指示。

　　这样会议由开始只有300多人参加，主要是军内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领导，范围比较小，从6月7日起，扩大到全军军以上单位和部分师级单位的主要领导干部，人员增至1400多人。

　　7月2日起，开始在有1000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批判粟裕，温度越来越高，有人提出要把粟裕“斗倒斗臭”。还组织地方干部来参观军委扩大会大字报，把粟裕等人的“问题”搞到了军外。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打击，粟裕表现了他一如既往的坚强性格和可贵的坚持原则精神。他冒着戴“态度不老实”的严重政治帽子的危险，在高压之下仍然对一些原则问题的事实真相作了必要说明。参加会议的领导干部，不少人对批粟不理解。居仁堂会议期间，叶剑英就曾找总参的一位同志问，到底出了什么事？并且说：“我看粟裕最多是个骄傲问题吧！”不少人过去与粟裕浴血沙场，并肩战斗，深深了解粟裕的为人。有的人建国后与粟裕一起在总部工作，许多事情是共同经历的。他们又都是受党多年培养教育，政治、思想都很强，是非真假自有他们的看法和判断，虽然在“12级台风”下不得不加入“批粟”的行列，说一些违心话，但仍有人在发言中对粟裕过去的革命贡献、个人品德以及在总参的作为，作出了一定的实事求是评价。有人甚至对一些无中生有的诬陷，大胆地提出了不同看法。

　　批判中强加给粟裕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主要有：

　　一、“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彭德怀3位领导都“搞不好”。说粟裕“随饶(漱石)反陈(毅)”。说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说粟裕与彭德怀“将帅不和”，“主要责任在粟裕”等。

　　关于抗日战争期间新四军军部的“黄花塘事件”，粟裕在7月8日的小组会上作了严正的说明：“1943年饶漱石在淮南黄花塘赶走陈毅同志，当时我在1师根本不知道这件事，不仅我，别的师的干部也根本不知道。事实上饶的这种阴谋，他是不敢向下讲明的。”

　　说粟裕同陈毅的关系搞不好，所谓“反陈”，更是无中生有，陈粟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所建树的辉煌战绩，便使这一“罪名”不攻自破。粟裕是陈毅的老部下，对陈毅一贯十分尊重。陈毅也十分器重粟裕，大胆放手和支持他的工作。解放战争期间，粟裕受中共中央之命负责华东野战军的战役指挥，作为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毅对粟裕的指挥给以全面的支持。粟裕视陈毅为华野的统帅。1947年8月，中央军委命令粟裕去鲁西南统一指挥华野在外线的6个纵队，并且任命粟裕为华野外线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认为，这6个纵队是华野主力，必须由陈毅亲临指挥，建议陈粟同去。中共中央同意了粟裕的请求。1948年春，中共中央决定调陈毅到中原工作，华东野战军交由粟裕全面负责。粟裕向中共中央再三恳请，保留陈在华野的领导职务。这都反映了粟裕从革命的事业出发所表现的大公无私精神和坦荡胸怀。

　　会上，也有同志对逼迫粟裕承认“搞阴谋”愤愤不平。这些人明确表示：对“粟裕同志‘阴谋’不‘阴谋’没有体会”，“主席团提的(粟裕)‘阴’的问题，还未接触到”。

　　关于粟裕“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使聂(荣臻)受批评”是怎么一回事呢？此事发生在1952年7月。那时聂荣臻代总长，他对呈送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文件有所控制。张震回忆说：“聂总说：毛主席他们管的事多、太忙了。你们的东西事无巨细地都报上去不好，以后报到我这里就行了，需要毛主席他们知道的由我批后转报。从那以后，我们送到毛主席、刘少奇同志、朱老总那里的东西就少了。后来毛主席召开会，把几个老帅都找去，我也被叫去。毛主席对我说，早先还见得着你们作战部的报告，后来也看不到了，现在党政民系统的东西一大桌菜吃不完，军事系统就没有吃的，干饿。”【张震：《总参谋部回忆史料》，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月，第1版，第326页。】毛泽东批评后，粟裕认为向毛泽东反映情况少，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刚到总参谋部工作时，毛泽东就规定粟裕每半个月向他直接汇报一次工作。粟裕起先是按规定执行的，聂代总长有了以上交代后，执行就不够坚决了。同时粟裕认为，自己是副总长，作为总参领导人之一也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便也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检讨，检讨了未按毛泽东要求每半个月报告一次情况的错误，并且说虽然毛泽东没有指名批评他，但对他教育很大。不料毛泽东在他的检讨上作了批示，不但写上“此种检讨很好”，而且把粟裕和聂荣臻的工作做了对比，肯定了粟裕半年来的工作，对聂荣臻则又作了批评。结果，这次会上把粟裕向毛泽东写检讨报告说成是“告阴状”。

　　这件事，粟裕无论从个人行为还是党的组织原则来说，向中共中央领导直接写报告作检讨都是无可非议的，是光明磊落和符合组织原则的，何况对毛泽东会作这样的批示粟裕也是没有预料到的。陈毅1948年在濮阳曾说过，粟裕“受别人的打击，决不会打击人家”。也正如1979年粟裕在给中央申诉报告中说的：他“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何来“告阴状”？即使在当时那种政治气氛会议上，也有同志发言明确表示不同意见：“说粟是个人野心家或说品质恶劣等都是不合适的。”

　　关于粟裕与彭德怀的关系问题。彭德怀是1952年7月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粟裕在他的领导下在总参工作了6年多，粟裕对彭德怀是尊重的。但无庸讳言，在对未来战争的认识和战争准备问题上，粟裕与彭德怀是存在分歧的，比如根据战略方针制订作战计划和建立战略预备队及增建机械化师等问题上，他们都存在不同认识和处理对待上的分歧。在工作作风上他们之间也存在一定的差异。但是，他们之间的意见和分歧，也是为了更好地搞好国防部及总参的工作，为了把我军的“三化”建设尽快搞上去，探索出一条和平时期我军建设的路子。

　　然而，在这次会议上，对粟裕同彭德怀之间工作上的不同意见，上升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错误进行批判，把一切责任都推到了粟裕身上。

　　二、“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权限”。给粟裕扣上这样的大帽子，主要有下列两件事：

　　一是关于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问题。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下的军队。中央军事委员会是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处理军事问题的最高领导机关，它通过解放军各总部机构实施对全军的领导。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在国务院设立国防部，但并没有改变上述军队领导体制和关系，各总部仍然直接受中央军委的领导。后来，由于学习苏军，为了体现国防部的领导，许多原来由中央军委和总部颁发的命令、指示，都要求改由国防部署名。但是，我军此时正处在和平时期建设正规化、现代化革命军队初期，国防部及军委各总部没有正规、完善的职责条例。哪些文件以国防部的名义发，哪些不用，尚没有明确的规定。总参为中央军委起草的和总参下发的命令、文电，常常因署名问题受到批评。文件有时没有署国防部的名受批评，有时署了也受批评。为此粟裕提过希望加以明确的意见，以便在日常工作中有所遵循。1955年3月16日中央军委会议决定，责成总参起草国防部与总参职责条例。1958年批判粟裕时，竟把总参执行军委起草职责条例的决定，说成是粟裕藉此争军权。

　　二是关于是否组建统帅部战略预备队问题。为应付突然事变，粟裕任总参谋长后，提出抽出×个军作为统帅部的战略预备队，配置在便于机动的地区，平时由各军区领导，但不编入各军区战斗序列，战时由统帅部统一机动。对此，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同志表示反对，认为无此必要，说全国都属解放军，一旦战争爆发，统帅部完全可以从各军区临时抽调部队组织战略预备队。粟裕认为，等战争爆发再抽调组织这支部队，一是会打乱各军区的作战计划，二是战争一爆发，交通被破坏，部队行动受阻，将会失去战机。为此，他据理力争。这个纯属工作范围的争论，在批判粟裕时竟被扣上“有争夺这几个军的阴谋”！而若干年后，中央军委从战备需要出发，建立了类似粟裕当年建议的部队。

　　三、“告洋状”。这是指1957年11月粟裕在苏联访问时的一次正常的外事活动，但完全被人搅浑了。那次粟裕参加以彭德怀为首的访苏军事代表团。访问中有这样一项安排，代表团各位成员对口拜会苏军领导，粟裕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身份，拜会了苏军总参谋长索科洛夫斯基。粟裕鉴于军委责成总参谋部起草国防部及总参职责条例，虽已五易其稿，尚未获得通过，从借鉴外军经验出发，便趁这次拜会的机会，向苏军总长提出请对方提供一份苏军“关于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工作职责的书面材料”，以便参考。苏军总长说他们没有现成的材料，只在交谈中简单介绍了一下苏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组成、职责(有关的书面材料，到1958年3月苏方才向我方提供)。除此之外双方没有谈及其他事情。整个会见只有20多分钟，除去见面时的寒暄和翻译需要的时间，双方总长顶多只能各讲5分钟左右的话。就是这样一件事，批判粟裕时被诬为粟裕“向国防部要权”、“告洋状”，后来又被无限上纲说成为“里通外国”。对于这些吓人的帽子，即使在高压之下，粟裕也没有接受，并对基本事实作了委婉的陈述。6月30日他在第一次大会检讨中说：自己“没有意识到这是‘告洋状’，当时的动机，还是想参考一下苏军的经验，来草拟我们已经写过5次还没有定稿的工作职责条例”。这个基本事实，随粟裕前往拜会的我方翻译孙立忠也作了证实。孙在1994年11月12日写的一份材料中说，那次会见“是一次礼节性的拜会，谈话很简短，时间不长，前后加上翻译时间在内大约20来分钟，双方主要谈友谊、友好”。他还写到，“文革”中有人向他调查，这次拜会是不是粟裕“告洋状”、“里通外国”？他回答说：“粟总长在拜会时顺便向苏方要一点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的分工材料，以便带回国内作参考，不能说是‘告洋状’，更不是什么‘里通外国’。粟总长第一次同索科洛夫斯基见面，过去根本不认识，也没有什么交往……怎么能向第一次见面的人‘告洋状’和‘里通外国’呢？”新中国建立后，粟裕在对外工作中一贯坚持原则，即使是在50年代“一边倒”的情况下，也保持了清醒的头脑。何况他又不懂俄语，同对方谈话都要经过翻译，如何绕过翻译去“告状”，去搞“里通外国”？

　　大会主持者既不顾这些基本事实，也不愿听粟裕的说明和会上一部分同志正确公道的声音，一再地加温加压。粟裕忍受着屈辱和痛苦，接受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他精神上极端痛苦，夜夜不能成寐。他一次次地在大会小会上作检讨，总共达8次之多。每次检讨都要痛苦地说一些违心话，同时想通过检讨的机会，对一些原则问题、重大事实作一些说明。但粟裕每次说明之后，招来的是更严厉的批判。他内心极度悲愤，思想剧烈斗争着。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维护历史的尊严，他决心不惜一切抗争到底。但理智又使他冷静下来，最终战胜了感情。粟裕认为：“我的生命不属于我自己，而属于革命事业。”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他完全违心地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把别人强加给他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稍加归纳整理，上台宣读。

　　这时毛泽东也在关注着粟裕。军委扩大会议开始以后，有一次毛泽东找肖劲光谈话，问他对粟裕的看法。肖劲光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一代名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页。】毛泽东点了点头表示赞同。在粟裕第二次作大会检讨之前，毛泽东评价粟裕说了一段话：“粟裕同志战争年代打仗打得好，是为公的。到北京以后是为公还是为私？不能说都是为私吧！请大家来判断。”这几句话对粟裕，起了决定性作用。毛泽东肯定了战争年代的粟裕，对建国后的粟裕也未全盘否定，实际上是保了粟裕。毛泽东的话传到会上，陈毅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7月14日，粟裕作了第二次大会检讨，陈毅走上前，握着粟裕的手说：“讲得很好”，带头鼓掌表示通过。次日，陈毅在大会讲话又讲了这样一段话：粟裕“昨天他的检讨，我觉得很好……我个人表示欢迎。过去他在三野军事上贡献是很大的，这是不能抹杀的，战场指挥搞得好，主要是打胜仗的……他转了就很好，欢迎他这个态度”。

　　军委扩大会于7月22日结束，但会议掀起风浪尚未平息。有人继续在中央领导中施加影响，把粟裕拜会苏军总长一事由“告洋状”进一步诬为“里通外国”。8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解除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的决定，并决定将他的“错误”口头传达到军队团一级、地方地委一级。

　　先在大会上批判，然后撤销职务，并把被批判者的“错误”传达到全党全军，但对受批判者又不作结论，不作决定，这样的做法开了党内斗争极端不正常的先例。

　　二、这场悲剧的主因

　　粟裕在军委扩大会上所以受到残酷的批判和打击，有多方面的原因。

　　1956年2月，苏联共产党召开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全面否定斯大林。不久，东欧发生了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苏联又出现了朱可夫事件。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苏联和东欧发生的这些事件，不能不在我国产生影响。毛泽东对中国是否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也有所考虑和警惕。他对国内形势极为关注，军队自然是他关注的重中之重。这时，党的指导思想上已经出现的“左”的错误日益加重，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了国内的主要矛盾。这是国际国内的大背景。

　　在这种“左”的错误影响下，这次军委扩大会议上不适当地强调以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整风，检查军队建设的各项工作。但有的人借机进行无限上纲以泄私愤，把一些思想认识问题，个人工作上的、性格上的问题提高到思想意识甚至阶级立场的高度，进行过火的政治批判和斗争。这样斗争的结果，不仅破坏党内民主生活，伤害了一大批革命同志，而且将正确的东西，只要是遭批判的人所做的和主张的许多事情，都当做错误的东西进行贬斥，对遭批判和斗争的人历史上的功绩，也颠倒是非地说成是“个人野心”、“个人主义”等，甚至对历史进行歪曲。

　　粟裕的军事才华和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做出的特殊贡献，深为中共中央器重，也为有的战略区指挥员赞赏。有人称赞粟裕战役指挥以智取胜，以奇制敌，是打“神仙仗”，有人赞赏他战争指挥上的胆略和气魄。豫东之战胜利后，一位战略区的指挥员说：“像豫东战役那样的仗，我是不敢轻易下决心打的。”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1955年9月28日应邀参加元帅授衔典礼后对人说，粟裕总参谋长过去打过多次大胜仗，是可以当元帅的。表示了他对粟裕军事才能和功绩的深深钦佩。但是在这次批判粟裕时，功绩却带来另一面的效应。解放战争初期，粟裕在苏中战场指挥的七仗，延安总部发言人概括为“七战七捷”。而在这次批判粟裕的大会上，对这个战役竟大加挞伐，说什么七战七捷“战略上是错误的”，是“粟不顾大局”。进而说：“两淮失守是因为粟裕恋战苏中”，“导致了淮南地区失利，又把责任推给别人”等等。1949年9月，在全国政协会议召开期间，《人民日报》记者经刘伯承将军推荐，访问了人民解放军第3野战军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粟裕。9月27日记者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中国人民政协代表访问记——常胜将军粟裕》，实事求是地介绍粟裕的戎马生涯和光辉战绩。这样一篇文章，在这次会议上也成了粟裕“个人主义”的罪状，大加批判。

　　另一个原因，就是粟裕忠实地按照党性办事，按照党的政治原则办事，不懂得当时党内斗争的复杂性，更不会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保护自己。1955年3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期间，揭露和批判高(岗)饶(漱石)联盟，有人在分组会上对粟裕进行过火的和不符事实的批判，企图把粟裕向饶漱石线上挂，而粟裕还毫无察觉。长期革命生涯的磨炼，粟裕养成了“实”和“坚”的性格特征，即实事求是，朴实无华，坚持真理，坚韧不拔。粟裕在担任总参谋长后，处境困难，但他以总参谋长责任为重坚持工作。他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他对于关系党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在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和深思熟虑后，认为是正确的，不管是否符合上级领导的想法，不管是否会得罪人，都要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并且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担历史责任。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表现则是朴实无华：对上尊敬拘谨，只有工作关系，而无私交来往。这种处事和待人原则反映在总参工作期间，在军事思想和涉及战备、建军等重大问题，他与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领导人有不同认识时，他认为自己是正确的便毫不让步，反复提出意见，甚至当面力争。他的这种性格和表现，在党内民主生活正常情况下，至少是无可厚非的。但在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的情况下，显然难为有的人所容忍。

　　粟裕受到错误批判，是在党内政治生活开始出现不正常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场根本违反党的政治、组织原则的悲剧，不能不认为是我党历史上的一个失误。

　　三、历经坎坷 长达36年的冤案最终得到公正了结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粟裕总参谋长职务。粟裕从此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并被限制接触部队。他调离总参时，中共中央一位领导人找他谈话说，调你到军事科学院去工作，今后你就待在那里在北京搞学术研究，不必到部队去跑了。但是粟裕认为军事学术研究不能离开部队实际。以后粟裕每次外出想顺便去部队看看，都要先写报告。对粟裕过去的功绩则逐步加以淡化、转移，乃至磨灭。若干军史出版物把解放战争中明明是粟裕提的重要建议和他的重大行动，笼而统之地改写成“华东野战军”、“华野首长”。解放战争中粟裕有1／3的时间代理华野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有些正式出版物根本不提及。1958年原华东军区和野战军的主要负责人，在苏中有的县提及“粟裕”和“七战七捷”的信件上正式指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从此粟裕指挥的毛泽东高度评价过的“七战七捷”在苏中大地也不敢提了。

　　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位老战友建议粟裕把1958年受错误批判的事乘机会提一提。粟裕坦荡地表示，不愿在彭德怀受批判的时候提自己的问题，并掷地有声地说：“我绝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几句话，强烈地表现了粟裕特有的光明磊落风格和对自己的自信，也表现了一个真正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以后，也有一些老战友老部下不断对粟裕说，1958年你受冤枉的事你不好讲，我们替你向上面讲。粟裕说：“这不关你们的事，你们不要管。”

　　1960年1月，粟裕参加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时特地转过脸来，朝着粟裕说：粟裕呀，你的事可不能怪我呀！那是他们那个千人大会上搞的。粟裕听了非常兴奋，认为毛泽东等于代表中央给自己平反了。然而，中共中央并未就此向全党发出明确的指示或作出决定，有的领导人对粟裕仍然持怀疑和不信任态度，这样的政治阴影还浓重地笼罩着他。粟裕以一个老革命家、老军人的高度责任感，在十分受限制的条件下，对国家防务和军队现代化建设面临的许多新课题，进行了长期的、执著的、艰苦的和有价值的探索研究，一如既往地不顾风险、不怕疑忌，向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直陈自己的观点，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看法和建议。但是，在那时的政治气候和条件下，粟裕的许多对国家安全和军队建设具有独到见解的思想、观点和建议，不为中共中央和有关部门重视，未能起到作用，他的军事才华未能继续得到应有的发挥。种种不公正对待，长期心情压抑，粟裕的身心健康受到了严重损害。一些正直的人感叹“粟裕是被浪费了的人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着手处理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邓小平说：要了结1958年军委扩大会这桩公案。“反党集团”(指肖克等)要专门平反；另一种情况(指没有戴“反党”帽子的)也要平，情况不一样也要平。

　　1979年夏，粟裕在烟台看望叶剑英副主席时，向叶副主席报告：我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20多年来一直背着沉重的包袱。由于长期以来党内民主生活不正常，自己一直克制，现在才提出来，要求组织上能对这个问题作个公正的结论。叶副主席说，这件事应该解决一下，你写个报告给中央，我回京后同小平同志也说一下。以后从叶副主席处得知，叶副主席已同小平同志谈过，小平同志同意。1979年10月9日粟裕就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进行的批判，向中共中央主席、副主席正式写了申诉报告，要求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他的错误批判和强加给他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申诉说：

　　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鼓舞下，我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进行批判提出申诉。

　　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把我作为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拿来批判，混淆是非界限，破坏七大以来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把会议引向了歧路，在军内开了很坏的先例。

　　在当时的形势下，我无法为自己做实事求是的申明。而且，为了不致被打成敌我矛盾，只得违心地做检讨。尤其是我的第二次(大会)检讨，完全是违心的，不符合实际的，把强加给我的罪名差不多都兜了下来，把自己说得不成样子。

　　那次军委扩大会发动对我批判，用心是不好的，方法是错误的，强加给我的罪名是莫须有的，我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包括我在总参工作期间，我对人民对党一贯是忠诚的，任何时候没有反党反领导，没有向党争权，没有在背后搞过任何同志的鬼，没有任何两面行为。我深信，我参加革命50多年的实践是足以证明自己的，也是经得起组织上审查的。

　　申诉在列举了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他种种的不实事求是的批判和给他扣的许多莫须有的罪名后说：

　　1958年对我的批判，虽未形成正式决定，但曾经传达到团一级，影响及于全党全军。而且那些不符合事实的发言、简报，我的违心的检讨等等，均已作为历史文件存档。20多年来，它已成为压在我身上的沉重负担，使我内心深为痛苦。但是，由于20多年来，党内民主生活很不正常，我一直克制自己，没有提过申诉。现在，我们党已经取得了粉碎林彪、“四人帮”的伟大胜利。在党的三中全会方针指引下，历史上许多冤假错案已经陆续纠正。我迫切恳求中央能将我的冤案予以甄别，撤销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批判。请求中央受理我的申诉，使我在今后有限的余年终于能放下这个沉重的包袱，更好地为革命贡献全部力量。

　　中央领导收到粟裕的申诉后，叶剑英副主席于10月16日作了批示，批示中说：“我认为五八年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建国以来的军事工作是必要的，至于那次会议的错误，我建议总政组织力量，认真地研究，向军委提出实事求是的报告，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妥善处理。当否，请酌。”叶剑英的这个批示，华国锋、邓小平、李先念等同志均圈阅同意。

　　1983年经胡耀邦总书记指示，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直接受理粟裕的冤案，不久提出了具体方案，并征求了粟裕本人的意见。决定即由中央指派一位代表同粟裕本人正式见面。但这一方案未能付诸实施，粟裕在受错误批判26年后离开了人世。他没有能等到组织上为他平反。他身心虽饱受折磨，但走得坦坦荡荡，坚定地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留下的遗愿是和当年频繁转战在东南数省的十数万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粟裕逝世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一次指示，要在讣告里正面解决他生前申诉而未来得及解决的问题，着重写他能征善战，运筹帷幄，英勇气概，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大贡献；还要正面写他任总参谋长时的功绩，以去掉免去总参谋长职务后，有些人给他的不公平的言论与不实之词；表彰他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无比高尚的思想品德、情操。讣告里写了这样一段话：“粟裕同志对党对革命无限忠诚。他坚持真理，坚持实事求是，顾全大局，一切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他具有坚强的党性，坚持原则，严守党的纪律，维护党的团结。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粟裕同志担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期间，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下，呕心沥血，任劳任怨，为保卫和巩固我国国防，为把我军建设成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做出了重大贡献”。1987年9月11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粟裕”条目的文字中写上这样一句：“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该书于1989年7月出版。虽然措辞尚待完善、准确，但这是第一次在国家编撰的具有权威性的出版物中，正式指出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对粟裕的“批判”是错误的。

　　给予粟裕的正式平反，是在他去世10年之后。1993年10月，南京军区原粟裕老部下6位同志上书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要求给粟裕1958年受批判蒙冤之事“平冤狱”，恢复粟裕名誉。经中央军委指示，南京军区和总政治部，先后代中央军委起草了有为粟裕平反内容的文章。1994年12月25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和张震，联名发表了由中央军委江泽民主席批发的题为《追忆粟裕同志》的文章，在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和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同时刊登，文章除对粟裕的丰功伟绩和崇高品德，作了全面的实事求是的评价外，特别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这篇文章经总政治部、中央军委、中央党史领导小组三级党委修改审定，最后由江泽民总书记审决发出。这个代表中央军委为粟裕正式、公开的平反，虽然来得太迟，但终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粟裕以清白高洁，既告慰了九泉之下先烈的英灵，也实现了广大革命干部久久盼望的心愿。这一长达36年的公案总算得到了公正的了结。

　　(摘自《粟裕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