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边区生产建设的第一阶段

　　边区生产建设工作，自一九四零年开始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到一九四二年底为第一阶段，四三年为第二阶段。这两个阶段各有不同特点，第一阶段特点是：

　　1、群众尚在发动时期，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尚不彻底，物资准备不够，而顽方主力还在苏北，群众疑惑新四军是否“住得久”，不能提高生产热情。

　　2、在财政经济上是向群众征收公粮公草，实行合理负担收税，以保证抗日革命事业的费用。

　　3、部队为了需要，开始建立修械、造子弹、手榴弹、被服等工厂，机关部队一般的开始养猪种菜，并以合作社进行商业活动，以补助办公费与改善其生活，但有些营利不报，形成某些机关部队及个别干部浪费腐化和贪污的现象。

　　4、区党委在一九四一年提出群众收获增加一成的口号尚未变为群众自己的口号，当时大多同志还以为号召生产是为了加强劳动观念，而不是解决问题。

　　5、地方某些机关未认识敌后战斗环境及农村分散条件，而办比较集中的工厂，因工人技术水平低，不善管理，工厂亏本，当敌人扫荡时就垮掉了。

　　6、一九四二年建立淮北地方银号，基础尚不雄厚，在群众中威信尚不高，当时虽开始贷款，但数量还少，零星无计划，不能成为推动边区生产的有力因素。

　　因此这一时期才开始注意生产，在机关部队只是种菜养猪，而群众生产还停留在号召的阶段。

　　（二）一九四三年的生产建设

　　一九四三年为边区生产建设的第二阶段，其主要特点，是从向群众要东西，转向给群众东西，政府对生产有了初步认识，注意于生产工作的阶段，同时边区发展已具备了下列条件：

　　1、三年来已实行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削弱了封建剥削，改善了生活，群众大多数已基本上组织起来，积累了扩大再生产的资本，提高了生产的要求，根据地从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转入提高生产改善人民生活的阶段。

　　2、政府已有三年的物资准备，可以巨额资本投入生产，并因中共中央华中局的生产号召、延安及华北生产的影响而对生产予以很大的注意。

　　3、边区一九四二年有水旱两灾，有些灾民需要救济，更需要向灾荒斗争，而提出生产救荒运动。

　　4、一九四二年冬打退敌人三十三天大扫荡，边区环境处于相当安定的状态，山子头事件击溃苏北敌后顽固主力，广大群众认识了新四军力量而安心生产。

　　由于这些条件的存在使边区本年生产进入新的阶段，以飞跃的雄姿开展，其显着的有下列几方面：

　　第一，水利是边区本年最大的建设工作。春季生产救荒中，在以工代赈的原则下进行时，八个基本县在前后两个月的时间中，共挖大小河沟一○五条，筑堤六条，共长二五三一九四·三丈，挖土一二五○一六三·四方，每方工资五至十二斤，共需要粮一三六六六七三六·五斤，政府贷款一五三○○○○法元，私人出粮二○三一一三九斤，共需人工一六七二一九八个，共需时间九○九天，可能增加收获量三六一七○二石，受益地亩二五四三七·七四顷。

　　盱凤嘉挖蓄水塘七八六面（潘村区未统计在内），土一六四三四方，可能增收稻子一六四三四斗，参加工人二三○○一名，组织劳动小组一七○个，所得工资八八九五一斤，每个工人可得二斗五升多。

　　由于这些工程的兴修，扩大耕地面积，约等于两个淮泗县的面积，可能增加的收获量，约等于泗南全县的收获量三分之一，我们向自然斗争扩大了根据地生产面积，但最可惜的是本年夏水暴涨，超过这些新修工程所能抵御的限度，可能增加的收获未能实现，证明了只有继续向水灾斗争，才能巩固应得的果实。

　　在工程进行中大大提高了群众生产热情，他们对民主政府有了新的认识。他们反映“只有共产党民主政府才能做这样的好事”（泗阳），“过去政府管你这些事干鸟”（淮宝），团结了各阶层人士参加工作。他们在工作中体验到新民主政府为民兴利除害的精神，他们反映“新民主政府真替老百姓办好事”（泗南溧河工程上）。我们的干部在水利工作中也受到了锻炼，增加了生产知识。

　　这些成绩是由于我们正确抓住了人民的要求，正确估计了当时的边区环境，运用了各方面的力量，实行公平的合理负担，以工代赈解决了部分贫农口粮，各级干部的积极负责与千百群众艰苦劳作所获得的。

　　我们更进一步从下列几个具体问题中来检讨工作的优缺点及经验教训；

　　首先水利工程要有精密的调查研究与周详的计划，对挖河就要调查天然、地形、水流趋势，水涨时的流量流速、河道经过的路线、全部长度、各段河床的深度宽度（面宽、底宽）要实行测量，计算土方数目，调查受益地亩，而分出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并根据土质松硬干湿，有无泥水柴根，每人几天能挖一方，每方所需工资食粮几斤，作出全部工资食粮数，再与受益地亩合算，每亩负担若干，来看群众的负担轻重，并计划全部所需人力和时间，人力动员的方法，分段认工，挖土线，堆土线，量好距离，插上标志，使挖土堆土不得零乱，以克服农民散乱现象。边区一般的县有上述的研究与计划，所以收得很好成绩，而盱凤嘉的新河与泗南的二河因调查研究不够，挖过后反使雨水倒漾，群众反映很坏。虽然是主观主义的错误，淮泗也因缺乏调查研究，对工作没有通盘计划，因此常常变动，使力量分散，步调零乱，也应引为教训。水利工作始终贯串着调查研究与精密计划的内容，任何粗枝大叶都要失败的。

　　其次是政策问题，包括上下游的纠纷处理，受益地亩的合理负担，人力动员，土方的工资等问题。在上下游纠纷的处理上，是站在全局的观点，照顾局部利益。安河关系泗宿、泗阳、泗南三县，到今天下游安河口的徒门滩，泗宿、泗南要求挖而泗阳未挖（因有泥水、柴根等困难）。在受益地亩的划分上，是以受水灾的轻重与次数多少，区别直接受益与间接受益地亩，但盱凤嘉的潘村区对受益地的区分是，一户所有地亩中受水灾者为直接受益地，不受水灾者为间接受益地，使该户不受水灾的地亩也出负担。泗南管镇鲍集两区挖仙墩湖时未用合理负担，而用全民动员办法，石集区桂湾乡出工也不按地亩随意乱派，引起群众不满。淮泗对土方没有深入的研究，出工办法不统一，以致负担也不合理。盱凤嘉潘村区挖新河，一方面按劳动力出工，一方面按地亩出负担，而所出的粮只给断炊的挖方户吃，于是在基本群众中无地也出工，便没有照顾基本群众利益，富农地主又出工又出粮，他们反映“又挨打又受罪”。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错误呢？他们对该地区了解，以为土地集中，荒地多，住伪区地主的地多，不按地出工挖不成，他们又强调政治意义，以为可以以工代赈，增加根据地生产，争取地主，扩大我们在敌伪区的影响，因为他们思想方法的错误，而影响了阶级立场，〔犯了〕使基本群众利益受到损害的右倾。另外盱凤嘉在挖塘问题上又犯了左的错误，“挖塘增加生产，以工代赈解决春荒，组织劳动小组去挖”这一方针是正确的，但由于我们同志未抓紧劳动小组的领导，有些二流子、流氓抓取了领导，提出“见塘就挖”，不问塘主是否同意，不问该不该挖，不问老板挖起挖不起，于是，硬挖，偷挖，多挖。有的挖到了中农，引起当时地主、富农恐慌，他们夜间看塘，为堵塞劳动小组来挖，他们自己先挖，有的把塘反挖坏了。（上刘村）工资原由生产救荒委员会规定每方八斤，后来有的同志说：根据土方出土远近加番，有每方高到三十六斤的（立即纠正了）。一般地主富农皆不满，他们反映“不叫生产叫搞人穷”。这些错误由于未有把握负担与工资双方兼顾的原则，工资太高受益地主负担重，受益地主挖不起；工资过轻，工人不干，如泗南挖二河，一开始工资过低，群众挖河不积极，后来纠正了，群众工作效率大大提高。因此要双方兼顾，既要适当的规定工资，又要照顾受益户的负担，而以有利于工程开展为原则，否则只偏重于某一方面皆是错误的。

　　再次是组织领导问题。各县一般的是以党的领导为核心，以工农基本群众为生产运动的主力军，团结运用此主士绅的力量，采用水利委员会或工程处的方式，贯彻“三三制”。如淮宝县生救会委员十五人中，党员四人，开明士绅四人，中间分子七人；九个区的生救会，八十九个委员中党员占三十一人，吸收地主士绅来参加工作，实行民主集中制，在民主讨论下接受他们好的意见，遇有不同意见要耐心说服，大家分工负责，检查与督导计划的执行，以发挥其作用，但重要工程，党政军民负责人仍要参加，而把责任委之于他人是不能解决问题的。盱凤嘉潘村区挖新河政策上犯了错误，便是地主士绅起了部分作用所致。对于民夫动员方面应着重政治动员，使他们知道水利工作与自己的利害关系，而自愿来做。按行政村、乡、区编为分队、中队、大队，由各级行政负责人为各级队长，加强管理，建立会议、检查、汇报、请假、作息等制度，用民主方式讨论奖惩办法，经大家通过执行。对干部与工人或团体的个人的积极分子给予精神上与物资上的鼓励，对消极怠工分子给以适当的处分，当分段认工时把民夫分在与他最有利害关系的地段，以提高其对工程的责任心。要关心民工的生活，他们的面柴，可以行政村为单位，轮流派人回去拿，要带请假条子，否则该乡基于队查着要把他送上工。在工程上利用时机进行教育、文化、娱乐等工作，如泗南半城区挖二河因编教材教育群众，提高了工作效率，但泗南宫南屯有的干部不关心民工生活，打骂民工，以致使有的民工跑掉，而泗阳金锁区因领导自流，未抓紧时机进行动员，组织工作没有完成任务，这都是不对的。工程不仅要注意开始，而且更要注意结尾，农民因急于回家，常常工尾未做完走掉，故一定要有完工证才准回去。泗南溧河及淮泗洪泽湖大堤因未注意这一点，所以留下不少的缺口，因此工程如无细密组织与坚强领导是做不好的。

　　最后是时间问题，抓紧时机不放松一点可利用的时间是完成计划主要关键之一。兴修水利应在旧历年着手准备和计划好，正月初五以后开工，这时农民中间贫农尚有余粮，到清明节前十日即可完工，不致耽误春耕，可以减少很多困难。工程较大，为了争取时间，可以多加人力，采取全面动员与合理负担办法，争取提前完成，这是敌后战斗环境应特别注意的。去年泗南挖溧河因计划较迟，农民为了急回播种，留了很多缺口，就是未抓紧时间的实际教训。

　　以上是春季水利工作的大体总结。

　　另外在夏季淮水泛涨时，各级政府又领导了群众抢险工作。泗南大屯巷，在淮河分流中间的大洲上，围堤四十五里，在旧历八月十五前开始抢筑，由行署拨粮五百石帮助，陈副主任亲往督工。中间有两次最大抢险工作，第一次因彭师长、吴主任在该地开医务会议，亲率全体干部领导群众抢救，得转危为安；第二次经宋区长督率抢救，又化险为夷。淮河上下游数百里堤坝皆溃，唯大屯巷圩屹然立在淮水的中流，前后时间四十天，本地民工二千人，□外民工三千五百人共五千五百人，共挖七八六五六方，保存五百四十多顷的秋庄稼，可收两万五千石。淮宝洪泽湖大石堤年久失修，颓圮不堪，夏水溃时颇为危险，该堤为苏北五县人民生命财产的保障，对淮海盐阜苏中等抗日民主根据地皆有莫大关系。行政公署派建设处负责人亲往督修，历时五十日，共修石工一千三百七十丈，运巨石四千块，参加工作人员一千三百九十二人，动员运石大网船三十只，拉石牛车九十五辆，共用边币二○八一五四元，粮四万斤，保障了苏北各抗日根据地的安全。淮宝抢险中救出三十三个圩，保全很多的秋禾。泗五灵凤因淮河大堤在上游伪区已溃，他们连夜赶筑四十八里的内堤，使该县中北西部的秋禾得以保全。由于各级党政军民负责人亲身领导抢险，使人民认识今日政府真正是他们自已的政府。盱凤嘉柳沟湖堤原可以保全，但该区乡负责人疏忽，放群众回去割豆，致堤崩溃，数百顷秋禾尽成泽国，群众反映“乡长区长无用”。有个乡在埧工已溃了一小部份，群众要跑回家搬东西，乡长拿着枪说“谁走我枪毙谁”，大家只好抢救，结果堵住后，〔群众〕说你是正确的。

　　边区春季水利秋季抢险对生产有很大的意义；使我党我军与广大群众建立血肉不可分的关系，也奠定了今后向水灾作斗争的有力基础。

　　第二是垦荒工作。洪泽湖周围的荒地很多（未调查起确数），今春边区号召贫农垦荒，以部分的解决农民土地问题，采用放领方式，提出口号“三年不收赋，五年不收租”，共垦四百七十四顷零二十一亩，每户规定领二十亩，共领户二千三百多户。政府贷款四十八万五千元给垦户买牛买工具。有些群众三、四户合买官牛，公养公用，部分解决了贫农中无牛力问题。垦荒种麦已收，种秋被淹了，影响了群众垦荒情绪，但在垦荒问题上，泗南县阶级路线是错误的，他们提出口号“以中农为骨干，组织中农与贫农联合在一定条件下吸收富农参加”，他们未把开垦作为部分解决无地或地少农民的土地问题的手段，而单纯注意到增加生产上。在□战区参加开荒的成份，地主五十二户，富农四十九户，中农二百二十四户，贫农一百六十二户，使富、中农得垦荒果实。在贷款方面也采用平均发放，许多地主富农也借到了款，未能集中使用。在解决贫农牛力、贷款以后未有检查，有的农民领到款后移作别用。同时各县放领荒地缺乏计划，垦区的地段与各户界限均未划清，秩序异常凌乱，引起很多纠纷，有的户领到荒地，只犁个边界，因此，垦荒工作实质很差，这是今后要注意纠正的。

　　第三是捕蝗工作。华中有两大产蝗区，一是苏北东海岸，一即是洪泽湖畔。今年行署下令各县挖掘蝗子，挖一斤换公粮一斤，但未引起各县注意。在夏初蝗蝻丛生，泗南、泗阳、盱凤嘉、洪泽四个县蝻警频报，行署下令“各县区、乡长倘因捕蝗不力而庄稼被害者，处以死刑”，各区、乡长亲率群众捕蝗，四师政治部吴主任亦领导直属队去捕，部队亦同去捕，共捕灭蝗虫的地九百八十多顷。捕的方法，一是隔绝法，把有蝗的地周围挖深三尺宽二尺的沟隔绝起来，以免向其它地方爬；二是包围法，由四周向中间打，把蝻赶到一块来消灭它；三是拉锯法，在早晨有露水时，蝻爬到麦头上，两人拉起一张席或被单，在麦子上部拉着走，把蝻拉落在被单里来消灭它。打蝻要在头未红，翅未长以前，长大不易捕灭，而且要在早晨有露水时打，始群众以为是“蝗虫越打越多”，经过动员终于领导捕灭，群众反映“政府做了最大的好事”，打破群众迷信，实际教育了群众人能胜天的唯物思想。

　　第四是副业方面。边区群众过去不植棉，经过本年春季宣传动员，定出奖励办法，种棉免征公粮，已开始植棉，只根据泗南、淮宝、盱凤嘉三个县的统计，共植棉二九一五七·二亩。今年，开展了纺织，可能推动大量植棉，但群众尚无经验，还须进行植棉教育。植树方面，今春泗南、淮宝、泗五灵凤、盱凤嘉，只四个县统计共植一○○四二八○株，但一般植树只是形式主义，有些把柳枝插在地上就算一棵树，所活的很少；养猪方面，银号放一九五三三八元牧畜贷款，很多贫农买了猪，即泗南一县即增加猪一二九六○头，淮宝增加猪一三四九一头。今年冬天有的贫农卖大猪，买了小牛，“养猪买牛”是贫农解决牛力的正确路线，即是“小猪变大猪、大猪变小牛、小牛变大牛”，有两年时间即可使大部贫农获得牛力，所以对贫农放养猪贷款是很重要的。

　　第五是纺织工作。边区群众的纺织久已丢掉，本年伪汪统治棉纱布匹，在秋季群众正要置棉之际布价暴涨，一斗粮只换一尺布。我们抓住这一基本矛盾，提出开展纺织运动的方针，在边区妇干会上动员，订出计划，到一九四四年“三八”节发展纺车一万辆，织布机二百五十架，由行署贷纺车三千三百辆（每辆边币五十元），织布机一百架（每架边币一千元）。到一九四三年底为止，已发展车子七七三○架，织布机两百多架，各县自动提出要发展到两万架，但棉花供给困难。在一月十五号妇干会上，讨论决定各县共发展纺车一万五千架，织布机九百架，继续贷款三分之一，再加生产救荒委员会，发给救济难民纺车两千架，共可发一万七千架，到“三八”节开纺织展览会及纺织英雄大会，来推动纺织及植棉工作，今明两年边区穿衣当可自给。我们的几点经验，也值得提一下的。

　　首先是有组织的推动。建立边区县、区、乡各级纺织推广委员会，或建设部门银号，妇救、农救、文教部门、参议会等机关组织，以妇救、农救建设负主要责任，把所贷之款打成纺车发给群众。

　　其次训练纺织干部，为推动的杠杆。各县训练妇女干部，学纺时间十天到十五天，课程三分政治七分技术，训练好以后带着纺车、棉花回到本村，发动妇女来学，学会以后，发动她们自打车子，在泗、宿采用贫富互助的办法，也打了些车子。

　　三是运用各方面的力量。各级行政要配合工作，党政民干部家属要起模范作用，各级参议会发动参议员各制纺车；学校将劳动课改为纺纱，特别女的皆纺纱（泗南实验小学自打车，自纺自织，并发明三头纺纱机），如泗南、泗宿、泗阳皆配合比较好，所以发展较快，泗五灵凤行政配合不够，发展较慢。

　　四是建立纺织小组。先零星的发展，而后组成小组，推小组长，负责检查、督促、帮助组员解决困难，在教纺织问题上把路西难民作为纺织教师，帮助了技术的发展。

　　五是组织织布小组。把原来久空的织布动员起来，对无本钱的户贷给一千元边币，专收买土纱，织土经土纬的布。

　　六是建立贩、弹、纺、织各户的有机联系，使贩棉户、弹花户、纺户、织布户建立关系，使生产中的各个环节能以衔接起来，生产与交换过程得润滑的进行。

　　七是由区银号买土纱布来调济市场纱棉布的供求关系，纱布卖不了，棉花买不到，由银号买卖棉花及纱布，以平准价格调济供求。

　　最后纺织运动中存在着不少的困难。首先是棉源供给问题。边区植棉少，要到淮南、路西、路东及盐阜区去买，棉花运不到，就有些车子便停工。另外纺织双方关系还没有达预期效果，常有纱卖不掉，而区银号无人去买。生产的各个环节还未灵活自如的自己运动，时有脱节的现象，这都是急待解决的问题。

　　第六是水灾区种麦问题。边区八个基本县，有七个县有水灾（还未详细报告），根据县长联席会议，及第二次建设科长会议的估计，共淹耕地一五四九二顷，边区政府贷麦种四一五○石，一九四三年年底止，共种下八二○○多顷，还有七三九○多顷未种，估计到立春节可种下百分之九十。政府对播种晚麦一般的还未抓紧，又因贷种手续麻烦，在某些地方不能更快的种下，同时有些原可以自己想法办种子的户也等待政府贷种，也是稽迟的另一原因。现在行署还在继续贷款麦种，务要把可能的灾地一律种下，克服灾荒的延续。现在种麦后群众情绪已安定，粮价平稳（平均一五○元一斗），牛价上涨，即是具体的反映。

　　第七是组织群众生产问题。边区自延安安家计划与劳动互助问题提出后，也开始注意组织群众的生产，泗宿、泗阳、泗南已开始安家计划的尝试。在劳动互助上各县皆已部分的建立，盱凤嘉挖塘组织劳动小组一七○个，参加人二三○○一名，泗阳龙紫区开荒有八个劳动互助小组的地一五○亩，参加者三○户，有牛三十一头，犁十五张，同耕同收，按股分粮，两个牛一张犁算一股，一个人也算一股，牛工耕种拉打，人工收割锄草，统一组织一个队来进行，另外垦荒贷耕之四户买一头共同使用的官牛。盱凤嘉泊岗割麦时，全乡三百六十七户有二百九十六户参加了劳动互助，大家都占了便宜，既省工又赚钱。淮宝妇女组织插秧割稻小组，去打短工。我们同志未有注意对劳动的领导，组织劳动竞赛，在泗阳安河工上龙集区发动中队与中队竞赛，乔集区也发动了竞赛，泗南溧河上也提出竞赛，皆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这些生产组织工作，在边区已开始了试验。

　　以上是一九四三年生产建设的工作内容，而水利抢险、纺织、播种水灾区晚麦，为全年生产中的主流，而获得相当的成绩，但全盘的计划与深入的领导还很缺乏，只注意水利、纺织等工作，未注意到全部农业生产的提高，只发动部分的人生产，未组织起全部的生产运动，它只是为一九四四年大规模生产奠下了更有力基础，是一九四四年全面生产的前奏曲。

　　我们在一九四三年生产建设中获得了什么经验呢？概括起来有下列数点：

　　1、在对农村的生产建设的领导方面，要了解我们是敌后农村分散的环境，因此，需要“有组织的、分散的生产，而又有计划的、有集中的领导”，以克服农民的散漫性保守性，以对付敌人集中扫荡的残酷性。我们要利用敌人扫荡与扫荡之间隙来“精密的订出计划与抓紧时机的进行工作”，以争取时间发挥生产的坚韧性。我们生产建设是发展全民经济，要与各阶层协力进行，所以是“以党的坚强核心作用，以工农为生产的主力军，而还用其它方面的力量”，若把责任委之与他人是不对的。同时我们生产要照顾基本群众，也要照顾各阶级；因此是“发展全面生产而又要掌握阶级政策”，如只偏重某一方面皆是不对的。我们对农村生产认识还很缺乏，我们领导方法应当是“把群众的生产经验集中起来而又教育群众坚持下去”，任何自作聪明夸夸其谈皆为农民所晒笑的。今日对农村生产还不能有过高要求，必须“运用农民原有的生产经验，教育农民提高生产技术”，若离开农民原有经验，空谈科学的改造这就一定要碰壁。我们更要研究农村生产工作的季候性，如清明节前后是春耕播种时期，芒种前后是收割两麦时期，中伏前后是收大秫秫时期，立秋前后是收小秫秫时期，中秋节前后是播种两麦时期，九月重阳以后是起山芋时期，冬春为垦荒水利及纺织工作的好时期，而其他一切工作要巧妙的穿插配合，因此我们要“正确的抓紧农业的季候性与灵活的穿插农业空隙”，以适合时机的布置其他各种工作，如不了解这种季候性布置工作，既要“有违农时”，又将“此路不通”。我们要把生产与战斗结合起来，“和平时领导群众增加生产，反扫荡时领导群众战斗保护生产”，“在战时利用可钻的空隙继续生产，在和平时利用一切方法增加生产”，我们在领导上要适合于敌后扫荡频繁的与农村分散的具体情况。

　　2、在组织群众生产方面：一方面要有县、区、乡的生产计划以资号召，另一方面又要按户订计划以贯彻区、乡生产，所以要把“个体农民家庭计划与县区乡一般生产号召”相结合，才能使政府的生产计划达到实现。我们要把个体散漫农民卷入有组织的生产，就需要“个体经济农民与共同互助劳动”相结合，使农民在劳动互助组织中解决生产的困难，来增加生产摆脱饥饿的挣扎线，忽视农民的生产组织工作，要想提高分散的生产是不可能的。

　　3、在贷款方面：我们边区贷款一般是平均的分散的使用，去年盱凤嘉贷款有地方每个农民分到五元边币，对生产无有帮助，因此今后我们要“普遍的发展生产与集中的使用贷款”，使贷款真正起推动生产的作用。对养猪及垦荒问题应当是“以开荒为解决贫民土地问题的手段，以养猪为解决贫农牛力问题的方法。”

　　4、在水利工程方面：要使“受益负担与土方工资”统一起来，工资太轻工人不愿挖，负担太重受益户挖不起，对工程皆不利的，要对负担与工资双方兼顾，工程才能顺利开展。另外在抢险或捕蝗等紧急工作中，领导干部在此成败关头，为了群众切身的大部利益，要坚决果断的教育群众放弃局部细小利益，倘干部优柔寡断任群众自流，放弃大部利益，只顾细小利益，而使大部利益受损失，群众当时虽无话说，事后他们会抱怨，以为领导者无能，在表面上干部是民主的，而违背群众大部利益是违背民主的；如干部果断坚决使群众放弃小利益，而保全了大部利益，群众当时不高兴，但他得到了大部利益后会认识领导者是正确的，表面上不民主的，实际上维护了群众的大部利益，正合乎民主的原则。因此，干部在紧急关头，要坚决果断把“行政命令与动员教育”结合起来，以保护群众的大部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