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同志的高尚品德有许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他一心记挂着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奋斗。他的一切高尚思想言行都是从这个基础出发的。他的种种优秀的品格作风都是围绕着这个基础生长起来的。我的这个认识是在同他接触和从见到、听到的许多事实逐渐形成的。

　　“凡事要为人民着想”

　　1940年六七月间，我被调到黄克诚同志领导的部队，部队领导要我做的第一件事：了解行军沿途群众情况，随时写成书面材料，说是黄克诚同志要看的。我当时还不怎么会搞社会调查，和老百姓说不了几句就问：“老乡，共产党好不好？”这样引出来的话自然是没有多少价值。一天黄克诚同志找我谈话，开头一句就是：“你那样搞调查不行啦！”不过他态度倒很和气，耐心地告诉我要找年纪大一些、懂得甘苦的人，先谈谈庄稼，打多少粮食；再谈谈家里生活，有多少收入，多少支出；国民党在的时候负担多少，日本人来了负担多少，共产党来了负担多少，日子过得怎样，等等。我听了既惭愧，又惊讶，想不到一个指挥打仗的人对群众的冷暖苦乐是这样地放在心上，使我受到很大感动。我随即照他教的找老乡谈，果然得到不少材料。我以后对群众有一点点了解，遇到问题能知道作调查，就是从他这次谈话才学了一点的。

　　黄克诚同志对人民的关怀操心，常常体现在体察民情、制定政策措施行动上。他首先注意的是解除群众感到的最大痛苦，使群众得到看得见的利益。抗日战争中，当部队进入苏北盐阜地区时，正遇大海潮袭击成灾，疮痍满目，难民遍野。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迫于群众和士绅呼吁，曾经敷敷衍衍地修了一道海堤，但层层克扣，偷工减料，大海潮到来，一冲即垮。黄克诚同志到后，目睹群众受难惨状，辗转难安。他明知修堤困难很多，而我们部队还立足未稳，百端待举。可他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下决心抢修海堤。他要求抗日民主政府发动群众，以工代赈，没有钱，拿盐税作抵发公债。没有粮，部队努力支援。施工后又遇连日暴雨，疫病流行，日军三次来飞机低飞恐吓，国民党顽军还潜入造谣破坏，杀害我干部多人，但黄克诚同志毫不动摇。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将海堤修成。恰好完工第二天就来了大海潮，而且比前次还高出了6寸，可是新堤岿然不动，老百姓欢声四起，说“共产党才真正是为老百姓办好事的”。从此苏北逐渐打开了局面。

　　在实行减租减息中，黄克诚同志查问执行的结果，普遍报告说都减了，他不轻信，派人再作仔细检查，发现果然有的地方老百姓因为还有疑虑，白天减租，分到粮食，晚上又偷偷给地主送回去，形成明减暗不减。黄克诚同志确定全面复查纠正，从而保证了减租减息的政策落实，使老百姓真正得到实惠。

　　在减租减息工作中，有同志因为同情农民，曾想尽量多减些，超出了政策规定，黄克诚同志听到后指出，为群众谋利益，不能只看到眼前利益，还要看到长远利益。战争期间固然也要想法减轻人民负担，但应该征收的公粮、田赋、税收等必须坚持完成，因为这关系战争能否坚持和胜利，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政策措施都要服从于抗日，既要要求地主减租减息才能发动农民的抗日积极性，又不能减得太多，同时还要求农民交租交息，使地主有一定的收入和生活，否则就不利于保护地主的抗日积极性，也就不利于农民的长远利益。只有按政策把两者统一起来，才是真正对人民负责。

　　苏北根据地发行货币，有同志想，既然我们自己能发票子，为什么不多发些？黄克诚同志坚持认为，货币发行必须严格控制在只作流通工具，不能作为解决财政开支的来源，否则通货膨胀，票子不值钱，反而害了人民，害了我们自己。由于他掌握得好，加以有坚实的物资后备，苏北的“抗币”在当时各解放区中是最稳定、信誉最高的，甚至可以到上海附近买东西，使人民得到很大利益。

　　为了对敌进行经济斗争，黄克诚同志注意要实行贸易管理，出口多少物资，必须换回我们所需要的等量物资。对粮食等要禁止出口，但为了照顾人民的需要，某些产粮过剩的地区，也允许出口有限的粮食，以便能购买他们所必需的东西。这样就既加强了对敌斗争，又使老百姓得到好处，感到便利。

　　黄克诚同志教育我们战时固然应该一切服从战争，保证作战的需要，但同时还要照顾人民负担，爱惜民力，厉行节约，尽可能发展生产，力求使人民得到一定的休养生息。为了减轻人民负担，他处处想办法、精打细算，减少支出。在经济最困难的关头，他确定改变军装：在军帽上去掉围圈，只扎一道线作象征；军上衣去掉翻领；军裤去掉宽大的裤腰，把原来老式的宽腰裤改为窄腰裤。当时有些同志觉得这种军装不好看，但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很多布匹，减轻了人民负担，也成了新四军3师的独特标志。

　　他还确定扩军不能太多，全区脱产人数不能超过总人口的2％。他又从老百姓中了解到，群众嫌部队使用民夫太多，因此规定各种劳作，部队尽量自己动手，不许随便用民夫，必须用的要报告批准，还制定了“民夫证”。他还提倡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积极发展生产，除农业生产外，还开作坊、养猪、办合作社。在他的领导操持下，全师和苏北1944年一年减少开支1／3，使收支达到平衡，得到华中局向全军通报推广。同时群众的负担也有了减轻，在苏北不同阶层中只分别占收入的百分之十几到二十几。老百姓的日子，比以前也有所改善。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战争的规模和消耗大大增加了，群众的负担也大为增加了。黄克诚同志总是教育部队指战员注意节约，爱惜民力物力。他专门算了一笔账，说：“部队一个人的单衣、棉衣、大衣、帽子、鞋袜、手套，一年就要两吨粮食；一匹马一年要少种5垧地，等于使农民少打15石粮；一辆大车(两个赶车的、4匹马)一年要消耗2万斤粮，本身不参加生产，一来一回要使农民少收5万斤粮；造1发子弹等于12斤高粱米；1颗手榴弹等于20多斤高粱米；1发炮弹(各种炮弹平均)要200到400斤高粱米，关里则要1500斤高粱米；打1发炮弹等于打掉1个农民1年的收入。这是多大的消耗！而许多同志大手大脚，不知爱惜，随意浪费。有一次战斗，仗已经打完了，步枪、机枪、手榴弹还同打仗一样，乱打了三四个钟头。这都是人民的血汗哟！”他又说，“老百姓负担已经够重了。东北老百姓的负担已经达到收入的30％多，不能再加了。有的老百姓家里只剩一百多斤粮食，谈起来就哭。”他告诫大家，“我们是为着人民而当兵打仗的，不能‘当兵三年不认亲’，不能只知道向老百姓伸手，不顾老百姓死活。我们要体谅群众这个母亲的困难，凡事要为人民着想！”这些肺腑之言，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教诲。

　　真心把人民当母亲

　　我感到，许多同志都重视群众的力量，认识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我们就有无穷的力量。但像黄克诚同志这样真心实意地关心爱护群众的，却还不多。历史上许多开国君主，首领也知道群众力量的巨大。唐太宗就说过：“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黄克诚同志把群众看成自己的骨肉、母亲。他见到群众受苦遭难，就像痛在自己身上，想方设法帮他们解除，甚至为此而夜不成眠。他不是把老百姓当做工具，而是把自己当做人民的工具；他不是站在老百姓之上做救世主，而是站在老百姓之中，做人民的勤务员。他担任过很多高级职务，一贯是把这些职务看作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和责任，而自己仍然是一个普通老百姓，直至贡献了毕生心力。他带了几十年兵，从不贪恋个人兵权，而是始终把部队看作人民的军队，是党用以实现特定政治任务的工具。抗日战争中他率八路军2纵队南下时，原在的单位希望留一个营做培养部队的骨干，他却调给一个主力团。在抗战中他领导的部队从几千人发展到7万人，当抗日战争胜利，他率领新四军3师进军东北后，见到有大规模作战需要，他就主动提出把所带部队全部交东北总部直接统一指挥。

　　在一次和他谈话中，我突然想起一个曾经思考不清的问题，问他：“释迦牟尼、耶稣是不是也很伟大，他们也是舍己为人？”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了一句使我记了一辈子的话，他说：“革命，靠悲天悯人是不行的，凭悲天悯人来革命也是不巩固的。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民融成一片。”这话固然是对我的教育，他自己也的确是这样的人。他和人民心心相连，想人民之所想，谋人民之所需。一生都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庐山会议后被撤职回家，他对自己受到的不公正的处理置之度外，而放心不下的还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广大人民的疾苦。他常到郊外看庄稼长势，向农民了解群众生产、生活的情况。下雨了，不管白天黑夜，拿起脸盆就出来接雨，测量降水量。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卧病在床，双目失明，仍然如饥似渴地了解国家和人民的情况，认真收听各种广播，听秘书读文件报刊，遇到身边同志到外地或探家回来，总仔细地询问当地情况。听到什么地方有灾情，就要秘书打电话作进一步了解。

　　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意见，会议准备对他进行批判，黄克诚同志被通知参加会议。要他上庐山的本意就是要他来参加对彭德怀同志进行揭批斗争。可是他所知道的当时浮夸背后的真实情况和许多地方老百姓挨饿受苦的沉痛情景，耿耿在心。站在共产党员应该忠诚负责的党性原则立场上，使他必须对会议讨论的问题作如实反映。他坦率表示基本上同意彭德怀同志的意见，并且提出，“有缺点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点不讲”，“讲好的高兴，讲缺点不愉快，这样，主席在《论联合政府》所讲共产党员的作风三条中，有一条就刮掉了”。由于他当时的直言，他成了批判斗争的重要对象之一。当毛泽东同志找他谈话，希望他“迷途知返”，另外几位领导人也劝他“反戈一击”，“落井下石”时，在这样形势下，他采取什么态度，将成为决定自己今后祸福荣辱的分水岭，是很清楚的。可是他的回答却是：“我绝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落井下石……我一块石头也没有。”中国古书上有“三军可以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的话，正可以为黄克诚同志维护人民利益，刚正不屈的精神写照。
　　“为人民”是他人生观的核心

　　黄克诚同志走上革命道路，是从寻求苦难人民的出路开始的。他出身贫苦农民的家庭，苦难的生活，世事的艰辛，使他苦苦思索哪里是老百姓的活路。在接触社会，接触时代后，他从只为个人找出路，扩大到为国家、民族、社会找出路。经过反复的摸索、探求，终于找到马克思主义，从此献身革命确定为终身不渝的道路。他的救国救民的迫切心志，一经获得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和武装，又经历了革命实践的锤炼，就形成了他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正因为他一心为人民，而不谋私利，所以有很强的党性。他对革命事业满腔热情，极端负责，遇事认真独立思考，不盲从，不苟同。也正由于没有私心和狭隘利益障碍他的眼睛，他在观察事物，分析问题时能很好地掌握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抓住事物的本质，对问题作出正确的分析处理。他在复杂环境中能掌握正确方向，具有远见卓识。他常能见人所未见，言人所不敢言。在大革命失败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确定要攻打中心城市。“会攻武汉，饮马长江”的豪迈口号激动着全军人心，上上下下摩拳擦掌，只等向武汉进击。黄克诚同志却从敌我力量强弱悬殊的实际看出，攻打武汉无异以卵击石，将产生不堪设想的后果。他越级进言，给军团长彭德怀写信，同时又同直接领导——纵队政委以及很多同志激烈争论。结果，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指责，并撤销了原定要提升他为纵队政委的任命。此类事情在他一生中发生过多次。而他在每次重大争论中总是坚持正确意见，执着不移。他怀着对革命事业的强烈责任心，不愿意看着部队向着危险深渊前进，不能容忍革命事业和人民的利益遭受损失而无动于衷。因此，他甘愿冒犯众怒、被撤职的前景，率直进言。

　　其实，就性格而言，他并不愿意多出头露面，平时也不愿意发表文章、照相等等，甚至有时还把自己的主张请领导出面提出。可是一当事关全局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他就如鲠在喉，觉得不把意见提出来就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不得安宁。

　　他有很强的组织纪律性，凡是组织的决定，上级给予的任务，全局的需要，无不全力以赴，即使个人和局部利益受到牺牲，也要完成上级和全局的要求；但他对任何问题，又都要认真观察思考。如果上级决定有错误，他也要毫不含糊地提出意见。毛泽东同志说他“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都爱提”。抗日战争期间整风运动中，上级布置要搞“抢救运动”，他却根据历次肃反扩大化造成偏差的教训，又经过亲自试点证明，确定3师单独整风，采取和风细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不搞“抢救运动”。新中国成立后，在开展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人们普遍热情高涨，甚至有人提出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他却提出要老老实实，脚踏实地，防止浮夸，说打破迷信，不是打破科学。为什么他敢于对上级提出不同意见，敢于逆潮流坚持正确的意见？原因就在他的行为准则是向人民负责。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所以他能无所畏惧地言人所不敢言，为人所不敢为。

　　自然，他提不同意见，并不是随心所欲，而是经过认真思考，调查研究，才郑重地通过组织程序提出的。当提出的意见未获采纳，他除了在思想上保留，准备以后在适当时机再次提出以外，在行动上依然坚决照组织决定执行，而且积极努力。在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他总大胆地发挥创造性，力争使组织意图实现。同时，努力防止可能产生的失误，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

　　他着眼全局，出以公心，每到一个新的部队、地区、部门，总是先从全局出发，联系本单位的实际，定出本单位的总方针，然后再逐次定出下面各单位的方针，强调全局观点，小局服从大局，这样就能提纲挈领，较快地从混乱情况走上轨道，开创新局面。他身在一隅，心忧天下，常常提出全局性的建议。土地革命战争中，他只是师、团领导干部，却从全局高度看问题。在“左”倾冒险主义统治要求集中红军攻打中心城市时，他提出反对，先后反对打武汉、打长沙、打赣州。当时中央错误地排斥了毛泽东的领导，反“围剿”在李德实行瞎指挥，把红军搞得被动挨打，陷入危局时，他提出请毛泽东同志出来指挥。在长征中红军受到重大挫折消耗时，他提出要注意保存革命力量，避免打硬仗，要通盘考虑，找出打开新局面的办法等。在抗日战争胜利时，他只是负责三师和苏北地区的领导，却提出派大部队去东北建立战略根据地的全局性建议。虽然有些建议在当时未被接受，相反他遭到批判、打击、降职、撤职等处理，但历史已经证明，实践检验也已说明黄克诚同志是完全正确的。

　　正因为他一心为人民，不存私念，所以用人公正，一秉大公，敢于使用各种人才，甚至对曾被派来监视自己的人，以及负责自己专案的副组长也量才使用。他对待同志诚恳宽和，真心实意，不搞虚情假意。见到错误及时坦率批评，不怕得罪人，不怕撕破脸皮。也正因为他一心为人民，没有什么捞名利的思想，所以工作扎扎实实，说实话，办实事，讲实效，不虚报浮夸。考虑问题切实从实际出发，不主观空想。他掌握政策，决定方针，既沉着稳健，对困难准备得很周到；又能开拓进取，不失时机地打开局面。

　　他胸怀宽广，坦荡忘我。虽然他在政治生涯中挨过多次整，受过多次冤屈，但是当“文化大革命”结束，有人以偏激态度贬低、诋毁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时，他却挺身而出，仗义执言，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着名讲话。他说，“一个共产党员个人受到一些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害，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害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关键时刻他对毛泽东的正确评价极大地教育了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他在“文化大革命”后复出，领导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即使有些同志已经去世，或本人没有申诉，他也主动查清平反，为许多人清洗了多年不白之冤。但他对自己身上背了几十年的冤案，却并不着急，说：“现在已经有工作就行了。”当我们整理历史，为澄清他因提正确意见而遭到批斗、撤职的问题向他了解核实时，他仍殷殷以大局为念，说：“如果当时那几个负责同志还在，我还是可以和他们辩论的，但是他们已经去世了，我还在，我不能单方面来作评论。”又叮嘱，“你们要实事求是，把事实说清楚就行了，不要说过头了，不要给那几个负责同志脸上抹灰，给他们抹灰就是给党抹灰。”当过去运动中曾批斗他的同志来向他道歉时，他一笑置之，说：“都过去了。那时你们不那样做也过不了关。”他淡泊自甘，不慕权势，生活上始终向普通老百姓看齐，过着简朴的日子。住的房子陈旧漏雨，屋顶木头腐烂了掉在他床上，管理部门要进行翻修，他见了说：“因陋就简就行了，比老百姓已经好多了。”他的种种言行，恰如他自己说的：“我的一生总是以党和国家的全局，共产主义事业的全局，广大人民的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统一的全局为出发点。”正是由于他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对革命事业的远见卓识和无私无畏的高尚情操，他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赢得了衷心爱戴和尊敬。

　　综观黄克诚同志的一生，他始终把人民的疾苦挂在心上，一心追求的是人民的解放和利益。他为人民而寻找马克思主义，献身革命；为人民而浴血奋战，出生入死；为人民而呕心沥血，鞠躬尽瘁；为人民而刚直敢言，不计得失；为人民而忍辱负重，历尽坎坷。在他的身上，体现着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而毫不谋私的坚强党性；体现着马克思主义者看得远，想得深，无所畏惧地为真理而斗争的凛然正气和大智大勇。

　　黄克诚同志离开我们16年了，他在我们心中留下了不尽的思念。“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愿我们以黄克诚为榜样，努力攀登，做一个一心记挂着人民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