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区党委诸同志：

　　我到中央党校学习已经是四个多月。这是我入党以来第一次。学习方法是用反省的方式，去联系实际，去检讨过去自己及党的各种政策与工作。在反省的过程中，特别是重在思想方面，求得把自己的思想搞通。现在就将我近来在学习中反省到的几个问题写给你们看一下，是否对，尚不敢十分自信。只是证明我近来在学习中所引起的思想上的变化，尚望予以批评指正。

　　①本文系作者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写的，并准备托人带往淮北，后经中央有关同志阅后，在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的《解放日报》上发表。

　　一、从“走夏陶然的路”说起

　　夏陶然同志，虽说是我们二十五团的一个侦察员，因身体不好，在前年实行精减政策时，把他精减下来之后，就把他派到泗南县峰山区中潼村小学去当校长兼教员。这个小学，早已被人家办“滑了”（坏了之意）；主要的原因，就是由于这个村庄太穷，学生念书与他们家庭生活之间的矛盾（困难）不能解决，所以常常是有先生，无学生，无生气；而过去的先生们，则给这个村子的群众加上一顶“落后”、“不开通”的帽子，以掩饰其办学的无能。夏陶然同志到了那里之后，从他同学生及学生家长的亲切谈话中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很快就看出了这个矛盾，并想出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方针与办法。方针就是把学生的学习与生产结合起来；办法就是把那一、二十个小学生，按照他们的家庭与本人的情况，采用自愿的方式，编成了几个小组，如放牛小组，割草小组，挖菜小组，编筐小组等。这样实行集体与互助劳动的结合，学生除了念书之外，生产方面，较比他们在家里干活时的成绩，还大得多。于是，在开学之后，曾被家长留在家里帮助干活的学生，又送来了；有些本来就未去上学的小孩子，看到这种情形，其家长也要求把他们的小孩子送到学校里，去跟夏老师念书。因此，学生的人数，就逐渐的多起来了。学校也活跃起来了。校舍坏了，夏陶然同志就亲自领导着学生下手修理。对学生的管理方式是：个别小孩子在学习与生产中不积极或好吵架的，他也不用自己去打骂的方式管教他，而是动员学生群众去批评他，劝告他。这样一来，为那些好调皮的学生的家中及村子里的人排难解纷。他的文化程度顶多也不过是高小毕业生，可是他去中潼小学，不过半年的时光，就使得中潼附近，真是妇孺皆知了。那个小、学的学生及其家长，特别是那些小孩子的母亲，对于他们的夏老师的关心、爱护，从下面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来。去年，阳历八月间，二分区在前窑（峰山区区署在地，离中潼有六、七里）开办暑期小学教员训练班，夏陶然也在那里受训。一个多礼拜的功夫，学生及其家长，没有见到他们的夏先生，小孩子的母亲们很关心他，于是就凑了三、四十个鸡蛋，好几斤鲜梨，打发了七、八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乘着一只小船，到前窑去看他们的夏老师。

　　当时正是淮水大涨，流急浪大，我也正在那里做报告，看到这种情景，深为感动。早在这个训练班之前，二分区召开的小学教育研究会上，在所有小学教员的报告中，以夏陶然改造中潼小学的报告为最生动、最惹人注意。许多小学教员听了他的报告，都感到异常的兴奋，惊奇与羡慕。主持这个会议的潘琪与江凌等同志，都大为所动，认为这是一种新发现，于是就想把它宣传一下，为《拂晓报》写了一篇社论，标题为“走夏陶然的路”。这篇社论拿到区党委去审查时（我记得是在陈店子松树林内的会议室中，开民兵会时大家传看的），有的同志就认为这是有关我们教育方针的大事，中央及华中局都没有这样的指示，我们不能这样地提出问题，因而这篇文章，就未用原题原文与社论的形式发表。因之夏陶然的那套办学方法，当时也就未被我们采用与发扬。当时，潘琪、江凌等同志之所以这样地提出了问题，恐怕也还不是由于他们在思想上完全的解决了这个问题，大概是受了《解放日报》上所发表的《吴满有的方向》那篇文章的影响；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还带有一种朴素的直感的性质，尚未能把它提高到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原则高度，所以当时这种意见分岐的争论，并不十分尖锐。然而，“真理高于一切”，潘、江等同志是看到了真理，看到了干部与群众的密切结合，一切为群众服务，从群众切身需要出发去解决问题这个天经地义的真理，所以他们才这样提出了问题。

　　最近，我在《解放日报》上看到西北局、文协、教育厅以及毛主席在延大开学典礼上的讲话，《解放日报》关于教育问题的社论中所提出的教育方针，与一些模范小学，与一些模范小学教师的介绍文章，与夏陶然所作者，竟不谋而合。这证明了夏陶然所走的路，正是我们的教育方面应该走的一条正确道路。夏陶然就是我们教育领域中的吴满有与赵占魁。

　　关于“走夏陶然的路”这个问题的争论，从某种观点看起来，似乎是一种无足轻重的小事。但以今天整风的眼光看来，则非同小可，这是群众创造天才的体现。而我们当时处理这件事情的经过与态度，是反映了我们在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的保守性，缺乏辩证唯物论的革命性与创造性；是反映了我们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的不够；是反映了我们不大相信群众的创造能力；是反映了我们的眼睛向上，不肯向下，不肯向群众学习；是反映了我们不大懂“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问题。

　　我更进一步的回想了一下，在我们那边，象夏陶然一类的人物还有不少，如挖河工人中的周大华，灾民中的侉子老满（见三月二十日《解放日报》段佩的通讯），临淮头山东帮的妇救主任（名子我记不清），其他如扩军英雄、民兵英雄、模范战士等等，如果我们认真的仔细的去检查一下，还可以发现许多。这种群众中的天才、圣人、状元、领袖、诸葛亮，本来就有；在我们今天的新民主主义政权下的土壤中，就更容易新生滋长。象吴满有、赵占魁等新型的英雄人物，我想决不会只在陕甘宁边区能出，其它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同样的能出，只是因为我们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有毛病，未被我们所发现，党与政府及军队等部门的＜官僚＞主义，把它们压住了。即隅尔被发现了也未被我们所重视，而予以应有的发杨光大，夏陶然也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这正如古人所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这几句话，可以代表我们某些时候的某种情况。吴满有、赵占魁等人，赶到了毛主席、高岗同志等这些伯乐，就成了轰动一时、名传千古的英雄人物，其它与吴、赵一样的人物，假如没遇到一个伯乐，就湮没无闻，与草木同朽了！但是我们是最进步的阶级与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恨据地内，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

　　这种从发现与发扬各种各样的英雄人物、模范人物着手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不惟是推动与开展各种工作的一把钥匙、一个杠杆，而且是一种发现与提拔新干部的最重要的方式。经过这种方式所发现与提拔的干部，其本身就具备着联系群众及工作中的创造性两个基本条件。而政治上的可靠程度，也较用别的方式发现与提拔者为大。而且提拔他们以后，别的干部也不能不服气去说怪话。因此，我希望我们能够从上面这一个“小小的”具体现实的例子中，得到一种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的启示，并以之去教育并鼓励我们的干部、党员与群众，则我们在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上，一定会引起一个很大的转变与进步，不知你们以为如何？

　　但我并不是说，夏陶然这个人就是十全十美、毫无缺点；他所采用的教育方针与办法，也已经是一个尽善尽美的东西。相反的，恐怕他自己也是刚摸索出来的这一套办法，还未自觉的把它提高到理论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的原则高度。在他还是带有一种朴素的性质，还处于一种萌芽状态。但这一切，不可避免的缺陷与毛病，并无损于他这件事情之有伟大的意义。而我们当时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正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这件“小事”的伟大意义，而加以发扬光大，使之条理化，系统化，把它由不自觉的阶段，提高到一种自觉的阶段。而这样做，正是我们的领导机关应有的与主要的任务。我现在的认识如此，不知你们认为然否？

　　二、正确的口号，错误的方法

　　我们很早而且不止一次的提出过创造模范村、乡、连队、支部的口号，并且订出了具体的竟赛、突击计划。但据我所知，迄我离开淮北时止，仍未能创造出一、两个真正称得起模范的村、乡、连队与支部。即便有时创造出一个半个，也仅仅是热闹一时，不久便消沉了，而未能坚持下去。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第一，就是由于我们不懂得，或者忘记了一个最简单、最显明、最初步的真理，即无论作什么事，都是由人去作，而且是由小处近处开始。因此，我们要想创造模范村、乡、连队……就必须从创造一批模范人着手，如模范村长、乡长与人民，模范连长、指导员与战士，模范的支书、支干与党员……吴满有与吴家枣园，刘玉厚与郝家桥，刘建章与南区合作社，夏陶然与中潼小学，都是实际的例证。没有这样一种新时代的模范人物，自然不能创造出一种新时代的模范事业，如模范村、乡、连队等。同时，模范乡、村、连队与模范人物是到处都有的，但是假若我们不去发现、表扬、提高、帮助这样的模范村、乡、连队……则这些模范乡、村、连队与模范人物的发展，也就要受到限制。我们是应该依靠着这些村、乡、连队等模范人物去推动一切的乡村、连队与各色人物，并创造出更多这样的模范。这就叫做相得益彰、互相发展，而起决定的能动作用的是模范人。过去我们是不懂这种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我们所用的方法常常是倒行的，是从主观笼统地去创造模范村、乡、连队……开始，而不是从原有乡、村、连队中去发现模范人物开始。这是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也就是主观主义的。所以，我们创造模范村、乡、连队的正确口号，由于我们在实际行动中的方法错误，结果就变成了不能兑现的空喊。

　　第二，为什么有时我们也创造出了若干的模范事业，但是常常不能够持久呢？这也是由于前面所说的那种错误的思想方法而来的。因为，我们即把创造模范村、乡、连队的口号，提得很高，而又没有从发现原来模范人物的正确方法开始，为了完成任务，就不能不使用外力，从别处凑集一批干部送到那里进行突击，去代替、包办，去“加油”、“打气”。这样，有时也能够搞得热火朝天，但这种热闹，既不是由于内在力量的“自力更生”，也没有在突击过程中打下基础，一但这种代替、包办、“加油”、“打气”的外力一去，就好象去了气门塞一样，很快就消失下去了。这是自然的道理。

　　最后，就是我们在提出创造什么模范的口号与计划时，往往是采用多头并进、全线出击的方式。例如，提出每县创造一个模范区，每区创造一个模范乡，每乡创造一个模范村……没有或者不会去运用“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集中力量，突破一点，取得经验，推进全盘”的思想方法与领导方法，所以我们也就常常是“贪多嚼不烂”，事倍功半，甚至“徒劳无功”！

　　三、我们缺乏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

　　我回想起来，我们在过去的工作当中，曾经有过不少好的东西。如几年来，宿东、肖铜等地的敌伪军工作；前年冬季“大扫荡”后，泗宿、淮泗等处的民兵工作；去年春季疏浚柳沟河、溧河、安河等工程中某些劳动组织；去年夏天，在泗南、盱凤嘉、泗五灵凤等县，曾经风行一时的“论战大会”；第三、四等期轮训队的整风学习；淮北中学的反奸斗争；师直及各旅、团、营的反军阀主义的斗争……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良好工作的萌芽。中央就是从这种萌芽状态东西的研究中，找出了对敌斗争、组织劳动、发展生产、整风、审干等各种工作的指导方针。各地并根据着这些方针，作出了许多辉煌成绩。我们对于那些萌芽状态的好东西，未能追根究底的把它们钻研一下，找出其发展规律、经验教训，使它们由感性的东西，上升为理性的东西，以便再回到实践中去，推动我们的事业和继续丰富我们的理论。我们没有这样做，因而使这些良好的萌芽，因为没有得到我们适当的灌溉培养，也就未能滋长壮大，开花结实，而自生自减，荒芜枯槁。我认为这是我们干部的理论水平不能很快提高，进步太慢的主要原因。

　　同时，我们也曾遇着许多困难，犯过许多错误，而这些困难与错误，也都因为我们缺乏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多半没有得到及时的解决与纠正。例如我们有许多地方工农干部，因为积极参加工作，耽误了生产，其结果，他们的家庭经济地位，有的不但没有象一般群众那样上升，反而日趋下降，弄的他们的父母兄弟、老婆孩子大不满意，亲戚朋友、乡邻故友都无好评。因此，他们对于工作愈努力，愈积极，就常常愈脱离群众。在泗南等地，曾经发现过不少在党认为是“模范”的干部与党员，在群众中也大部对他们有“反映”（即说他们不好之意）。这些地方工农干部，积极为党工作，他们自己及其家庭生活困难不能得到适当解决，这一矛盾（这个问题，在陕北及一些其他地区，在提倡发展家庭生产中，已得到圆满的解决），很早就被我们发现，迄我离开淮北时为止，尚未找到适当的解决办法。其他，如机关支部都搞不好；许多干部感觉到工作中心太多，顾此失彼；政策上“左右摇摆”，“朝令夕改”；干部在工作中常常发生“疲塌”与“老一套”等问题，都是早已被我们感觉到的。只因我们缺乏追根究底的钻研精神，困难就长期的拖延着，而得不到适当的解决；错误也就一再的重复着，不能及时的纠正。因此，我们在工作开展与干部进步上所受的损失，实在是难以计算的。

　　假若，我们对于自己所作的各种工作，无论是成功的也好，失败的也好，都能以追根究底的精神，以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的方法，把它们钻研一番，我想，一定能够找出个“所以”与“窍眼”来。而这个“所以”与“窍眼”，就会成为我们工作开展的“杠杆”与干部进步的“酵母”！

　　四、我们怎样去发挥干部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呢？

　　我们常常提出发挥干部（一般党员与群众也是一样）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问题。但是，在我们的干部中，却不断发现有所谓“疲塌”、“不积极”与“老一套”、“无创造性”的现象，其故安在呢？这其中原因虽多，若从我们的领导方面来检讨，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领导作风不够民主，工作方法不够科学。

　　平素听到人家说我们不民主，总不大以为然，觉得有点不大舒服。但果真自己反省一下，不民主的地方，就不但有，而且还不少呢？我现在就举几例子：第一个，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们从豫皖苏边转移到皖东北之后，所有地方工作干部，都住在管镇附近的黄庄一带休息，当时，就想利用这个时机，检讨一下路西这一段的工作。开始有许多干部都不肯讲话（后来讲话的是很多了），因之就叫他们把自己的意见写出来。但他们写出来之后，又都不肯署名，怕报复。结果，干部对党的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意见书，变成了“匿名揭帖”与“不记名投票”。第二个，是同年夏天，在仁和集会议上那场“风波”，主要的是过去领导作风不够民主的反面结果。第三个，是一九四三年夏天，我到花园庄论训队，去征求那里的干部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们首先提出而且最主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于领导机关与负责同志们的意见，是否能讲（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我想我们的干部，象在整风轮训队这种场合，无顾忌的提出他们对于领导机关与领导人的意见，是他们应有的、任何人也不能剥夺的一种权利。可是，他们竟把这种每个党员应有的权利，当做他们发言的一种前提条件来提出，是颇值得我们自己反省的。第四个，是同时在轮训队内，□□□同志（他与□□□同志在一九四二年冬季反“扫荡”中，犯了错误，经过我们指出，他们已承认，而且在实际工作中已开始坚决转变之际，又被决定予以撤职处分的）的反省笔记中写着：“他有些意见，很想找我谈谈，可是他有几次走到我的门外，又折回去了，始终没有进去谈，结果还是闷在肚子里回去了！”（也是大意如此，原话记不清了）这种例子，如果我们平心静气的想一下，还可以举出许多来。假若这种不民主的现象让它继续在党内存在下去，而不迅速的加以克服，又怎样能够象毛主席在论新阶段中所说的，表现出我们的“领导机关、干部、党员的创造能力、负责精神、工作活跃、敢于与善于提出问题、发表意见、批评缺点，以及对领导机关与领导干部从爱护观点出发的监督作用”呢？怎样能使这些干部，在工作中“提起劲来”，而不常常“郁郁不得志”，“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呢？

　　但是，他们对我们并不是没有意见。其所以不肯披肝沥胆，开诚布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者，就是怕说出来之后，上级常常不理会，或者还会因此出岔子，因此，他们就服膺那两句“是非皆因多开口，烦恼只缘强出头”的格言，不肯去多嘴多舌，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们既有意见，而又没有说出来，闷在肚子里，终觉有点不大舒服，就必然会发生“当面不说，背后乱说”，“会内不讲，会外乱讲”等自由主义的现象。因此，什么“小广播”，发牢骚，说怪话等歪风，也就常常当作对于领导方面不民主的一种惩罚而出现。发牢骚、不安心的干部，自从毛主席及党中央号召每个同志，在整风当中，“有话就说”之后，让他们在党的会议上，痛痛快快的发了几次牢骚，他们就心平气和，比以前规矩多了。这些干部，绝大多数，在政治上对党是忠实的，对革命是有功绩的，有些是由于领导上的不民主而造成的他们的不满。若不用发扬民主的方式，使他们自己去把脑子里那些好东西及脏东西一概倒出来，好的给发扬，脏的给洗干净，他们是难以接受别的好东西的，因为他们的脑子里既然藏着一部分（有时是很多）脏东西，就是勉强灌一点好的东西进去，也很快就被原来里边那些坏东西传染了。没有民主，则好的意见得不到承认。如果一个人脑子里藏着很多脏东西，在没有得到机会倾倒出来之前，他们是看不到他们自己有什么缺点的。就好象在一个人未照镜子之前，看不到自己的脸上有灰是一样。这样，你说他脸上有灰（有错误），他会不相信（不接受批评），更不会自动的去洗脸（自我批评）。我们在去年的整风当中，也曾经不断发生这类现象。不过未被我们认识到这是一种重要的思想领导法则，而把它加以发展与普遍运用罢了。

　　在发扬民主的条件下，一般干部对于工作积极性的提高与创造性的发展，是有密切联系与相互作用的。一个在工作中被发挥了积极性的干部，其创造性必大；同时一个在工作中被发挥了创造性的干部，其积积性也必高，那是一定的。苏联的斯塔哈诺夫，陕北的吴满有、赵占魁，晋察冀的李勇等人，就是这一方面的具体例证。因为这样一来，他们自己已经看到：他们不是专供别人驱使、剥削的奴隶，而是打破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主人！而他们自己原有的不可避免的许多缺点（如狭窄等），也常常在自己的奋斗与发展中洗掉了。

　　在发挥干部工作的创造性上，另外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工作作方法的科学化。我这里所要说的就是：“什么是创造性？创造性是怎样产生的？”这两点。我们常常把工作中的创造性抽象化，神秘化了，认为这是那些天资聪明、学问渊博、地位优越的少数人的特殊任务与专利品，非一般人所能及。假若我们提出这一样个问题：“什么是创造性？创造性是怎样产生的？”我恐怕就有不少干部答复不出。这样，你天天去喊叫发挥什么创造性，岂不“见鬼”么？

　　我认为我们所需要的创造性，并不是那些“奇技淫巧”与能“降妖捉怪”的东西，而是那些凡是能为群众谋利除害，能帮助群众克服困难，提高工作效能，战胜敌人，解脱剥削压迫，推动社会劳动生产力发展的任何发明与发现，不论是大小与多少，都是应当为我们所发挥并发扬的创造性。因此，瓦特的蒸汽机，马克思的《资本论》，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固然是人类历史上有划时代意义创造性的东西，值得我们大发扬而特发扬。而吴满有等人的“变工队”、“札工队”，赵占魁的工作方法、工作态度与管理工厂办法，刘建章的合作社经营办法，以及夏陶然的教学方针、方法等等，也同样是应当被我们所发挥与发扬，有伟大创造性的东西。而这些历史人物的创造性之产生，既不是神人传授，也不是“生而知之”，而是从那些具体的现实的极平常的客观事物与环境出发，去不断实践，反复研究而得的结果。瓦特的蒸汽机，是从一个开水壶盖子被蒸汽冲击而跳动开始研究而得到的结果；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从研究眼前的一般商品开始；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是从研究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情与十月革命后的国际环境出发；吴满有等人的“变工队”、“札工队”是从研究陕北这种分散的个体的小农经济生产如何变为互助生产出发；赵占魁的工作方法与工厂管理办法是从研究一个人数不多的手工工厂生产出发；刘建章的南区合作社经营办法是从研究一个仅有一百六十名社员，一百五十九元九毛苏票的股金的小小合作社开始；夏陶然的教学方针与办法，也是从研究一个只有一、二十个家庭穷得不能维持生活的小学生的中潼小学出发。因此，凡是愿意“实事求是”、老老实实、埋头苦干、深思熟虑，决心为群众服务，而又肯向群众学习者，不论是个人或集体，就必然有创造性，而且一定能够创造出一些造福社会的新东西出来，这是可以断言的。

　　因此，假若我们能够好好的发扬党内党外的民主作风，为党内党外的干部与群众造成一种发挥他在工作中的积极性与创造性的环境，告诉他以“实事求是”、“打开脑筋”的分析的科学思想方法，再加上一种为群众服务向群众学习的群众观点，则所有那些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干部与群众，不用说一定会朝气勃勃，日新月异，就是有些两条心的分子，也会在这种“治病救人”的民主作风之下受到感动，在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面前心服，引起他们自己的坦白与转变的。在他们自己坦白转变之后，也可以在工作中创造出一些新东西出来，有些并且是很有价值的。在延安已有很多的实例。这样一来，所谓工作中的创造性，就不是某些少数个人的特殊任务与专利品，更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而是变成了一种广泛的群众性的东西，变成了一种群众运动。这样一来，在我们干部所常有的那些“疲塌”、厌倦、消沉、苦闷与“老一套”的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现象，也就不攻自破，一扫而光了。

　　五、为了谁？对谁负责？

　　假使向我们党的干部，指出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谁？都应当对谁负责？我相信有许多同志会这样的回答；都是为了党与上级，都应当对党与上级负责。这当然也是对的，既然是党与上级交给他们这些任务，他们是应该向党与上级负责的。

　　但是，我们对于这种回答，还不能满意，因为还不完全对。假若再问一下，整个党的工作又都是为了谁？又都应当对谁负责呢？我想恐怕就有些同志答不出来或者答复得不适当。

　　我们的党既是为无产阶级及一切人民大众谋解放的，那么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及一切人民大众，并应当对他们负责，这是当然的。但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好象很简单的真理，在我们的同志中，尚有不少的人，在思想上还没有把它搞通，因之在实际工作中，也就常常犯错误，使党与自己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起来。

　　党所领导的各种工作，不仅减租减息、增加工资、植棉种树、挖河筑堤等等，完全是为了群众，是群众自己的事；就是征收公粮、公草，扩军，破路，打仗等等，也还是为了群众，也是群众自己的事。但是因为党的利益与群众的利益，应当完全一致的这一基本思想，在不少干部当中，没有把它弄通，于是他们在实际工作中，就常常不是眼睛向下，面向群众，为了群众，对群众负责，而是眼睛向上，背向群众，单纯的为了上级与对上级负责。在他们心目中，是把党和上级与群众对立起来，把对党对上级负责与对群众负责对立起来。因此，就不仅在征收公粮、公草，扩军，破路，打仗等工作中，常常发生强迫、命令、打、骂、关、罚等等脱离群众与群众对立的现象，在泗宿就曾经因为征收公粮发生过逼死老百姓的事！ ！就是在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种棉植树、挖河筑堤等工作当中；也不止一次的发生过强迫命令，以至打、骂、关、罚的事情。泗南就曾经有一个工作同志，因为增加工资问题，打过一个雇工两个耳光！这好象是一件怪事，然而这却是事实。

　　正因为有些干部，对于为了谁？对谁负责？即党与群众的关系及怎样去领导群众这一个基本问题，在思想上没有搞通，于是就不仅征收公粮、公草，扩军，破路，打仗等事，在群众看来，都是为了党、政府、军队干的，而不把这些看作群众自己的事，常常发生隐瞒谎报、违抗逃避的现象；就是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种棉植树，挖河筑堤等工作，在有些群众看来，也好象是为了那些工作同志去完成上级所给予的任务，而不得不做似的，因此，什么“明减暗不减”、“明加暗不加”、拖延敷衍，应付“差事”的现象，也就都来了。这就叫做“事与愿违”。

　　有些干部，为了有效的去完成党与上级的任务，对党与上级负责起见，有时就不惜对群众采用强迫命令，以至打骂威逼的方式。可是，在这些干部犯了这种官僚主义、军阀主义的错误之后，为了维护党与上级在群众中的影响与威信起见，就不能不给他们一种处分。这对于那少数乘机捣乱、“两条心”的分子，固然是罪有应得，人心称快，但对于那些真正是忠心耿耿，为了党与上级并对党与上级负责的干部，则是“两头不讨好”，“哑吧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了。

　　我们的许多干部，这种缺乏群众观点的态度，不但在执行政策上是如此，对于各种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的采用与实施上，也是一样。我们已建立或要建立的一切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都是为了广大群众的利益与对敌斗争之所需，那么，假若现有的某些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已成为一种“盲肠”，或者某种尚未建立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在群众看来已经成为必要时，前者如乡、村及连队中某些繁杂的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后者如战斗英雄、劳动英雄与模范工作者会议，拥政爱民与拥军制度等，我们就应当根据着广大群众实际生活的需要，大胆的向上级建议取消或建立，才是对的。但是过去我们多半没有这样做。有些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在广大群众看来已经没有意义，我们的干部常常籍口于这是上级的指示与规定，不敢稍有变更。同时，某些东西，在群众的实际生活中已成为象空气一样的需要，我们却又籍口于上级没有决定与指示，也不敢建议，或自动的增设。这些都是缺乏真正群众观点的表现，只要有真正的群众观点，就不会采取此种不负责任的态度的。自然这种从真正群众观点出发的负责态度，决不能被那些党性不纯的干部作为不服从组织领导，对党闹独立性的籍口。一九四二年冬与一九四四年春，西北局的两次高干会议，对于许多会议制度与组织形式，例如军队中的某些组织形式与工作制度（详见谭政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已经这样做了。他们这种革命的而不是保守的工作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那里，群众中有几种相当普遍而值得我们注意的说法，一种是：“二皇那里税多，顽固那里罪多，新四军那里会多！”又一种是：“新四军什么都好，就是开会太多不好！”再一种是：“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某人来讲话！”我认为这是对于我们开会与讲话问题上，缺乏群众观点的主观主义的同志们一种辛辣的讽刺，然而我们有很多干部，并没有从这种讽刺（群众的正确呼声）去得到应有的教训。对于这种呼声，充耳不闻，能够算是有群众观点吗？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一正确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不仅在制定斗争纲领时要这样做，不然，你所制定的斗争纲领，就是“无的放矢”；而且在选择工作方式时，也要这样做，否则你所选择的工作方式，也是“张冠李戴”，保管会要碰钉子的。我们有些同志，在工作中，常常是信心十足的乘兴而往，垂头丧气的败兴而归，有许多就是这个缘故！

　　“变工队”、“札工队”、“唐将班子”、“秧歌”、“教育合作社”、“卫生合作社”等，是今天在陕北的生产、文化、卫生运动中最为广大群众所了解欢迎、能够接受的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陕北的党就运用这种方式、方法，有效的达到组织劳动、发展生产、丰衣足食、普及文化的伟大目的。这种经验，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的。

　　总之，我们应当根据着广大群众的斗争经验、觉悟程度、历史传统、文化水平、生活习惯等等具体情况，去制定我们的斗争纲领（工作要求与工作决定等）与选择我们的组织形式及工作方法，绝不能单凭在我们自己脑子里所想出来的斗争纲领与工作方法，拿到群众头上去硬套，或者拿了这样的主观主义的东西作为我们测量广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积极性的尺度。这就好象我们应当照着脚去做鞋，而不能照着鞋去做脚是一样的道理。

　　六、我的声明与希望

　　上面我所写的这几个问题，是我个人在党校几个月学习当中，对于过去工作的一点初步反省。而这种毛病，我看在我们几个人中都有，只是程度不同罢了。在此，我要顺便声明一下的，就是：我在上述几个问题的反省中，几乎都是讲的错误与缺点，正确的与好的东西就没有提。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几年来的艰苦斗争与各项工作，没有正确的与好的东西，完全不是这样，我们的正确的好的东西是很多的，我们是执行了中央与华中局的正确路线，并且获得了很大成绩。假若不是这样，那么，在如此困难的环境中，我们就根本不能在那里坚持斗争与开展工作，更说不到还会有很大的发展了。并且我的意思，也不是故意光说坏的，使我们自己泄气。我之所以这样，是由于我认为，在我们的领导工作中确实存在着缺点，我们还没有想通领导方法上的全部问题。就拿我们所有正确的好的东西来说，许多也还是处于一种摸索阶段，许多东西，还并没有被我们系统化、条理化，并没有发展到高度自觉的阶段，这就是由于思想领导上的薄弱。而这种思想领导上的薄弱，正是我们在领导工作上的最主要缺点。这也就是我们在整风学习当中，对于学风不得其门而入，不大感兴趣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