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国庆节，恰逢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开国大将黄克诚诞辰100周年。黄克诚，深受爱戴和崇敬，人们都尊称他“黄老”。比他年长的毛泽东主席，也爱称他“黄老”。当我们在喜迎建国53周年的时候，就更加深情地思念这位百折不挠、德高才溢的老首长。众所周知，早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他被打成“反党集团”，而传达全党，指令批判；1981年，因他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文章，而传遍天下，有口皆碑。虽然这是发生在他一个人身上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大事，却相通于他的一颗赤诚的心：忠于革命、忠于党、忠于人民。他的思想、实践和品格，都是光辉照人的！

　　坚持反对“左”倾路线屡遭批判撤职革命意志始终坚定不移

　　黄克诚1902年生于湖南省永兴县，家境贫寒。因他沉稳聪明，由同族抽谷作学费，供他上学读书。1922年，他报考省立第三师范免费生，被录取。他在青年学生时代，就为国家遭受列强宰割，军阀混战，生灵涂炭，深感忧伤和困惑，到处探求救国救民的出路。在“五四”运动的推动下，各种代表人物都在宣传自己的救国主张，黄克诚一时分不清楚哪个正确。他涉猎了大量报刊和外文译着，寻求真理。其中，《共产党宣言》引起他最大的兴趣。当时，中国共产党尚处秘密阶段。他通过好友找到了党组织，于1925年10月，由湖南省立第三师范的学生运动领导人刘寅生和蒋元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他对旧社会有较深刻的了解，对革命理论有较好的认识，因而在参加革命初期艰险复杂的斗争中，就表现出是一位比较成熟的革命者。他一直反对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路线，不懈地坚持真理，先后八次被扣右倾帽子，六次被撤职，但他从未消沉，始终无怨无悔，不但革命意志坚定不移，革命热情丝毫不减，而且处变不慌，应对有策。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黄克诚回到永兴县家乡开展革命活动。在中共临时中央“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湘南特委提出了一些“左”倾口号，要求不仅对豪绅、反革命采取消灭政策，而且对一般店东、商人也要实行革命独裁。当时，许多革命者群情激昂，跟着盲目执行，但黄克诚不赞成这样做，他主张争取更多的群众，积聚力量，待机而动。中共永兴县负责人邝振兴，严厉指责他是“右倾机会主义”。不久，湘南特委又提出“焦土战略”，命令各县不仅烧机关衙门，还要烧县城街道和商店。黄克诚又坚决反对这种“左”的政策，认为这样会脱离群众，也会被反动派利用，竭力说服了县农民自卫军负责人尹子韶召开干部会议，宣布今后不许烧房子，作为一条纪律遵守执行。县委书记李一鼎批评他是右倾，并命令他负责执行，否则给予严厉的处分。黄克诚无奈，灵机一动，只烧衙门，不烧民房和商店。后来，敌人逼近永兴县城，黄克诚建议李一鼎，将分散在各区的武装集中起来，一旦情况危急，便于转移。李一鼎又大骂他“右倾怕死”。但当敌人兵临城下时，李一鼎慌了手脚，命令黄克诚组织兵力，掩护县委机关和家属撤退，才摆脱险境。

　　1930年初，黄克诚由游击队转入红5军，后又编入红3军团，任第3纵队第2支队政委。7月，中共红3军团前委、湖南省委、湘鄂赣特委，在平江城举行联席会议。会上，一部分人主张按中央部署实行武装夺取武汉；另一部分人提出暴动夺取长沙。双方争论激烈，相持不下。这时，已被任命为纵队政委的黄克诚，明知此时此刻坦陈直言，必遭批判；但他又觉得事关大局，不能缄默，于是挺身而出，说：“现在提出夺取武汉的主张是不现实的”，“长沙不是不可以打，但不是暴动夺取，也不可能是先取长沙后取武汉，而是应采取游击军事行动，设法将长沙守敌引到野外予以消灭，若打胜了，相机占领长沙。”话音刚落，立即遭到批判，纷纷指责他是“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因而，红3军团前委认为，他不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就撤销了他任纵队政委的决定，派到第8军第4师第3团任政委。

　　1930年底，蒋介石调集10万大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围剿”。黄克诚和团长胡金生率第3团，坚决贯彻红一方面军首长“诱敌深入”的指示，先后参加了全歼敌主力第18师和第50师的战斗，取得两战胜利。因而，1931年1月，黄克诚又被任命为第3师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但他没有想到，红1军团在攻占吉安时，从缴获敌人的文件中发现了有关“AB团”(国民党秘密组织)的资料，方面军总前委派政治部政务处长李韶九率一个连，去赣西南党的机关抓“AB团”分子。李韶九用逼、供、信的手段，几天内就抓了100多人。肃反委员会把逼供搞出来的涉及第3师一些干部的名单交给黄克诚，要求按名单抓人。黄克诚一看名单上的人都是基层干部，农民出身，作战勇敢，认为不能盲从，便派警卫员悄悄告诉被点名要抓的人上山躲起来，打仗时再叫他们下山回部队带兵打仗。这些干部在山上、在作战中不但不逃跑，而且打起仗来更加勇敢。后来，此事被肃反委员会发觉，怀疑黄克诚是“AB团”分子，决定把他抓起来审查。军团长彭德怀得知此情后，出面干涉，他才幸免于难。但是，撤销了他第3师政委职务，安排在军团司令部当秘书。1932年初，肃反扩大化错误得以纠正，他才被派到第1师任政委，后又调任第3师政委。

　　黄克诚一直反对中共临时中央推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和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方针，拥护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和巩固扩大根据地的正确方针。1932年10月，红3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广昌召开干部会议，集中批判黄克诚“一贯右倾”，又撤销了他第3师政委职务，调到教导营任政委。1932年底，袁国平调走，贺昌来当政治部主任，把他调到军团政治部任组织部长，后又任第4师政委。

　　1935年2月，红军实行整编，黄克诚被任命为第10团政委。这时，他想到长征湘江突围以来部队伤亡很大，感到忧虑，就找了一位领导人谈心，讲了自己的看法，提出“当前保存革命力量十分重要，应该尽量避免与敌人硬拼，作通盘考虑，找出打开局面的办法来”。他的看法和建议反映上去后，有人认为他右倾，就撤销了他第10团政委职务，待分配。后因战事紧张，他要求分配工作，被任命为军团司令部侦察科长。虽然他高度近视，又没有眼镜，但他亲自带队到前沿阵地侦察敌情，临危不惧，每次都出色地完成任务。

　　同年5月，红3军团攻打会理城未克，部队伤亡很大。刘少奇认为，革命正处在低潮，应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黄克诚持相同看法。当部队进至会理以北德昌县时，红3军团召开会议，他没有料到，有人在会上点名批判他是“老右倾机会主义”，撤了他的职，派到教导营任政委。9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中央红军主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黄克诚被任命为第2纵队政治部组织部长。由于有人说他“一贯右倾”，加上黄克诚不赞成对讲怪话、发牢骚的人滥施惩罚，引起领导不信任，故决定将他调任军团政治部军事裁判所所长。而他在担任所长期间，仍然坚决反对对于一些违反群众纪律的人“不教而诛”，并采取各种办法保护了一批指战员。这些被保护下来的人，后来大都成了骨干，有的成了战斗英雄。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决定将陕甘支队与红15军团合编，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黄克诚被重新启用，于1935年底由军事裁判所所长调任中央军委卫生部部长。因他工作成绩显着，军委领导很满意，决定他任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长。

　　黄克诚从1925年入党到1935年底，在这10年土地革命战争期间，不仅经受着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两万五千里长征的考验，还要经受内部连年批判和撤职的考验。他在参与指挥攻打赣州、恶战界首、猛攻娄山关、二进遵义城的战斗中，以及在爬雪山、过草地的恶劣环境中，始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不屈不挠，勇往直前。他的这种坚定的意志力量，完全源于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在探求救国救民的出路过程中，最终选定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这个决心不是轻易下定的，而是认真、郑重的，经过长期考虑的，因而是不可动摇的。”因此他认为，为了革命，扣上几次右倾帽子，撤几次职，算不了什么，只要准许革命，当战士也行。
　　身处局部 胸怀全局 十次进言献谋略

　　全国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黄克诚重新回到作战部队领导岗位，并不断用于重要战略方向。他回作战部队之后，不仅骁勇沙场，南征北战，更对毛泽东的战略思想认识深刻、运用自如，他遇事冷静，善谋有略。他的显着特点是，善于独立思考，并有远见卓识。在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虽然他是一个纵队司令或师长，但他能综揽战局，知彼知己，出谋献策，一如既往，坦陈己见。他先后十次进言，八次被采纳，两次虽未被采纳，但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

　　1937年10月，黄克诚被任命为第115师第344旅政委，徐海东任旅长。第344旅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部队，战斗力很强。黄、徐二人认真贯彻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思想，率部随师在山西五台山一带，对日军开展游击战，开创了北岳抗日根据地。1938年，黄、徐二人又奉命率部进入太行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配合兄弟部队，巩固扩大了晋东南根据地。第344旅有些干部善于猛打猛冲，不善于打游击战。在朱德总司令指导下，黄克诚组织干部整训，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从而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

　　为发展抗日武装，巩固扩大抗日根据地，第344旅于1940年2月奉命扩编为八路军第2纵队，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委。由于第2纵队已发展到2万余人，黄克诚考虑这么多部队集中于冀鲁豫不利于今后发展，回旋余地不大，遂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向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议，将第2纵队分成两摊子，一部分坚持冀鲁豫斗争，一部分越过陇海路南下，向华中发展。中共中央针对全国和华北的战局，认为今后“华中是我最重要的生命线”，并决定八路军主力一部东进。4月17日，电令黄克诚率第2纵队在冀鲁豫边区消灭顽军石友三部后，开往陇海路南配合彭雪枫部行动。这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得知八路军主力一部南下，便急电中央，要求令黄克诚到皖东北来。黄克诚遵毛泽东电令东进皖东北，与刘少奇会面。会面后，刘少奇向他传达了中央关于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设想，并决定把彭明治、张爱萍、钟辉等领导指挥的几支部队，统一整编为八路军第5纵队，任命黄克诚为司令员兼政委。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八路军第5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黄克诚任师长兼政委。

　　第3师到苏北地区后，经半年多实际行动和调查研究，黄克诚根据中央总的意图，分析了华中和苏北的局势，于1941年3月1日向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致电提出：“必须有一个坚定的军事行动方针。这个方针应是巩固盐阜、淮海与开展皖东北区，打通与山东和雪枫区的联系。”新四军军部复电同意。从此，黄克诚部就主动地处理作战、训练和工作，较好解决了兵员、粮秣和经费等问题，并不断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苏北抗战期间，黄克诚曾两次重要建议。一次是1940年10月，新四军取得黄桥决战胜利后，华中局和华中总指挥部打算乘胜攻克曹甸，一举消灭顽军韩德勤部2万余人。黄克诚认为，曹甸与黄桥不同，进攻曹甸不符合当时中央指示的“拉韩拒汤、李”的方针，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我部刚到盐阜区立足未稳，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情况均不利于我，可能导致重大伤亡；如打，也宜采取持久作战的办法。此建议未被采纳。结果强攻未克，歼敌8000，我亦伤亡2000，撤出战斗。另一次是1941年，日军集聚重兵对盐阜区进行大规模“扫荡”。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提出“保卫盐城”的政治口号。而黄克诚则建议撤离盐城，转移到农村，跳出日军包围圈，避开敌人锋芒，开展游击战，待敌人疲劳沮丧时，再行反击敌人。事实证明这一建议也是正确的。

　　1945年8月，黄克诚计划集中第3师主力发起两淮战役，解放苏北全境。正在这时，新四军军部命令他率部向淮南津浦路西出动，会合第2师阻击顽军东犯。黄克诚排兵布阵颇有远见和巧妙。他留下第10旅置于临近两淮的高良涧等地，既能西进，又能东返，可以相机攻打两淮；而他奉命率两个旅会合第2师集结于淮南津浦路两侧。但等候半个多月，未见敌人动静。黄克诚判断认为，日军刚宣布投降，国民党军正忙于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暂无力东犯我根据地，与其在此长期守候，不如回师苏北、苏中肃清伪军，创造连成一片的大根据地。第2师政委谭震林同意他的意见，并联署致电新四军军部提出建议。刘少奇回电同意。黄克诚即回师苏北，发动了两淮战役，先取淮阴，继克淮安，歼灭伪军1．5万多人，使苏北、苏中、淮南、淮北地区连成大块的战略根据地。这时，3师部队已由原来的2万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

　　1945年9月，黄克诚率部经淮南津浦路西东返，回师苏北。9月13日，他路经中共中央华中局时，从中共中央一个通报中得知，苏联红军已进入东北，也有少量八路军开进。中央9月7日抽调干部赴东北及9月10日抽调部队去东北的电示。一向关心全局形势的黄克诚马上意识到，应趁国民党军还在大后方来不及抢占东北的大好时机，大举进军东北，创造战略性根据地。他迅速找到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谈了自己的看法，希望致电中央提出建议。饶漱石不同意。黄克诚觉得事关重大，不能错过时机，即于9月14日以个人名义致电中央，谈了对全国局势的看法，建议大举进军东北，最少派5万人去，能派10万人更好。这一建议，得到中央的重视，并转给重庆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9月19日，中央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20日，代行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给黄克诚复电说：“你的建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9月23日，黄克诚接到中央命令，要他率第3师主力3．5万人开赴东北。部队出发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要求第3师到达山东后，停留待命。黄克诚认为，军事行动历来强调兵贵神速，不宜在山东停留。于是，他致电中央军委，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军委回电同意，并指示迅速兼程北进。9月28日，黄克诚挥师从淮阴起程，先后跨过5个省，历时近两个月，行程3000余里，于11月25日到达辽宁省锦州附近的江家屯，胜利完成了进军东北的战略任务。

　　正在这时，东北的局势发生变化。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加紧空海运输，调兵遣将，先后占领了山海关、葫芦岛、锦州一线。新四军第3师刚到东北，人地生疏，处境十分困难，而且敌我力量对比相差悬殊。在这种情况下，黄克诚于11月26日、29日分别致电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东北局，陈述了对目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建议迅速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做长期斗争准备。中央回电同意，并说：“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12月28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电报，指示要求“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积蓄力量，准备将来反攻。

　　1946年初，苏联红军奉命撤离东北回国。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黄克诚立即抓住战机，挥师攻占四平，接着又占领长春、齐齐哈尔两市，缴获了大量物资，装备了自己。我军占领四平后，国民党军由沈阳不断向北推进。此时中央4月13日电示，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4月18日，敌人首攻四平不下，又倾其全部主力猛攻四平。林彪也集中10万兵力，同敌人展开激战。这时，黄克诚仔细分析战局，认为敌我力量悬殊，建议林彪撤出四平。此建议未被采纳，黄克诚即给中共中央发电，阐述了看法，建议撤出四平、让出长春。建议仍未被采纳。四平保卫战进行了1个月，虽然消灭了大量敌人，但我军伤亡也很大。5月18日，林彪下令部队撤出四平，接着又撤出长春。

　　敌人占领四平、长春、吉林以后，分兵把守，无力再向北发动大规模进攻。黄克诚又看准这一形势，于5月24日致电中共中央提出：应抓住时机，休整部队，放开手脚巩固和建设根据地。6月3日，毛泽东给东北局和李富春、黄克诚复电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的黄克诚同政委李富春密切配合，不断巩固和扩大了西满根据地。在部队经过一段时间休整后，东北民主联军于1947年夏开始发动战略性反攻，歼敌8．3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东北战局。

　　为适应以后大规模作战的需要，东北局决定建立集中统一的强有力的后勤机构，并任命黄克诚为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兼后勤司令员、政委，统管东北后勤工作。黄克诚到任后，召开了东北后勤工作会议，统一了思想，明确了任务，并经过努力，使东北后勤工作步入正轨。这期间，他以很大精力组织制定了一整套后勤保障的规章制度。这套规章制度，被中央军委转发关内各根据地参考。东北后勤工作的加强，对辽沈决战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48年，东北战局逐渐由北线转向南线。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冀察热辽分局和军区，任命黄克诚为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由于冀察热辽地区开始成为东北的重要战场，黄克诚把支前工作作为头等大事，集中精力，动员一切力量支援前线，有力地保证了作战的需要。辽沈战役后他即着手发动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组织支援东北大军进关。
　　从任天津市委书记到军委秘书长不断开创工作新局面

　　从1949年1月到1959年7月“庐山会议”之前，在这不到11年的时间里，党中央、毛泽东不断地把黄克诚选用于解放新区或重要领导岗位，让他去开创新的局面，总结经验。他从任天津市委书记到军委秘书长，平均不到三年换一个新的领导岗位，而每到一个新的岗位总是不辱使命，尽责尽力，以勤奋、廉洁、高效的作风，把手中权力和全部智慧化为开拓精神，创造一个又一个工作业绩，屡屡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辽沈决战胜利后，1948年12月，中央军委作出解决北平、天津的部署。天津是华北第一大工业城市，中共中央对接管天津十分重视，任命黄克诚为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交代了冀察热辽的工作，带领一批干部随大军入关，组织集训，传达中央指示，研究准备工作，明确方针任务，起草各种文告等等。1949年1月14日，我攻津部队发起总攻，接管人员随队跟进。15日下午，天津解放，黄克诚率军管人员随入市区，第二天即贴出布告，宣告天津军管会和人民政府成立。接着，实行“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管的方针”，分财经、文教、市政三大系统进行全面接管。5月中旬，毛泽东电召黄克诚进京汇报情况。黄克诚从接管经过、遇到的问题、基本经验到今后接管城市的建议，作了详细汇报。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并留黄克诚共进晚餐。餐后，毛泽东嘱咐他，要养好身体，准备迎接新的任务。此后未过几天，中共中央就决定他到即将解放的湖南省任省委书记，兼湖南军区司令员、政委。

　　黄克诚接到任命后，即开始考虑建设新湖南的大政方针。8月4日，程潜、陈明仁通电起义，湖南和平解放。黄克诚在北京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后，于10月抵达长沙。当时，湖南社会情况极为复杂，形势相当混乱，刚建立的人民政权极不巩固，有十多万土匪武装没有消灭，特务反革命到处进行破坏活动；由于战争和连年灾荒，粮食和其他生活用品极端缺乏。他适时召开湖南省党代表大会，议形势、论任务、订措施。他紧紧抓住巩固新生政权这个当务之急，推动各项工作开展。特别是集中镇压了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社会秩序迅速安定，群众拍手称快，自动起来保卫胜利果实。黄克诚把这一工作情况报告中共中央后，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将报告批转各中央局参考。1951年3月23日，他又致电毛泽东，说：湖南已镇压了一批反革命，打落了敌人气焰，鼓舞了群众斗志，清醒了干部头脑，今后要收缩控制，主要对付隐藏的反革命，更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斗争。这个报告又引起毛泽东的重视，通报各中央局，指出：“黄克诚的意见是正确的。”在生产建设方面，他继续以农村为重点，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首先解决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他在湖南工作三年，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1951年比1950年增长22．7％，1952年又比1951年增长32％。

　　正值黄克诚在湖南工作打开局面时，中共中央决定将他调回军队工作。1952年10月，中央军委任命他为人民解放军第三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长、政委，主管全军后勤工作。建国初期的军队后勤工作，摊子大，任务重，问题多，卫生部还曾受到毛泽东的批评。黄克诚上任后，从调查研究入手，狠抓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建设，经过两个月的努力，使后勤工作由被动转入主动。他把这一工作情况向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毛泽东阅后在报告上批道：“后勤工作有进步。”他在调查研究中还发现，军队后勤系统存在着严重浪费现象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他经过充分准备，召开了总后党委扩大会议，充分揭示了工作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和各种不负责任的现象，明确提出后勤工作必须适应现代战争和现代军队建设的要求，确立对国家、对部队负责的指导思想。会议围绕这一指导思想，经过反复讨论，明确了今后任务，制定了各项措施。黄克诚将会议情况和今后任务向毛泽东作了专题报告。中央军委将此报告转发全军各大单位，并指示：“报告已经中央批准，兹发给你们，作为目前后勤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总理曾称赞黄克诚是管家理财的行家。

　　正当此时，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因为有病，要黄克诚到总参上班，协助处理日常工作。同时，中央军委决定黄克诚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日常事务。当时，黄克诚仍是副总参谋长兼总后部长、政委，但毛泽东指示，今后在中央会议中有关军委工作的日程，由黄克诚作简要说明。从此，毛泽东有关作战和军队建设的重要指示，都批给彭德怀和黄克诚。1954年10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1956年，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1958年，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

　　黄克诚在协助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大力推进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参与研究制定国防战略方针。在此期间，他感到最伤脑筋的问题，是对军费的分配问题。当时，人民解放军正由单一兵种实行向诸军兵种合成建设的战略转变，各方面都争着要钱。他首先确定了不向国家伸手多要一分钱和保证重点照顾一般的原则，费了大量心血，经过反复工作，反复论证，反复平衡，不但保证了部队正常战备和训练的需要，而且建立了一套军事工业体系，扩建一批军事工厂，仿制和自制飞机坦克和火炮并开始装备部队，同时还建立了国防科研系统，开始研制核武器，完成了大部陆、海、空国防骨干工程。他还主持了部队大规模精简整编，组织实施义务兵役制，参与炮击金门、西藏平叛等作战指挥，制定各种条令条例和《部队军事训练纲要》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与黄克诚协助军委精心策划运筹分不开的。

　　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对部队政治工作建设有重要贡献

　　黄克诚既是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他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从营、团到总后勤部的历任职务过程中，或任专职政委，或任兼职政委，直到任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时，仍然十分重视政治工作。军事、政治两手抓，颇有创见和经验，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一贯坚持政治工作在我军建设中的“生命线”的地位和作用。1931年1月，他在任红3军团第4师政治部主任、代理政委时，感到基层政治工作薄弱，没有骨干，就利用第一次反“围剿”胜利后部队休整的机会，创办训练队，抽调20名优秀班长进行培训，教练学员做政治工作，毕业后回连队任政委(指导员)，使基层政治工作得到了加强。“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和谈抗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部队取消了政治委员、政治机关。时任总政组织部长的黄克诚，遵总政主任任弼时之命，到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情况。在检查中他发现部队改编后，政治工作明显削弱，各种问题常有发生，并就恢复政治委员、政治部的问题，同部队领导进行交谈，取得赞同。他回到总政后，把调查的情况和恢复政治委员、政治部的建议，向任弼时作了汇报。任弼时要他马上写一份报告，并由朱德、彭德怀、任弼时联署上报中共中央。毛泽东极为重视这个报告，很快作出恢复政治委员、政治部的决定。从此，部队政治工作得到加强。新中国成立后，在军队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中，黄克诚同中央军委其他领导人一起，根据毛泽东的一贯思想，坚持我军实行“两长制”，不学苏军“一长制”；坚持实行“党委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坚持政治工作只能加强，不可削弱，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性质；坚持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实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他认为，我军的这些好的创造和优良传统，应当世代相传，并不断充实提高。

　　他长期做政治工作，有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1942年1月20日至3月5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召开扩大会议，总结抗日斗争经验，研究今后任务。会上，华中局书记兼新四军政委刘少奇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新四军代理军长陈毅作了《论军事建设》的报告。当时，黄克诚是新四军第3师师长兼政委，但华中局决定由黄克诚在会上作政治工作报告。黄克诚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报告分为4个部分：部队政治工作、根据地政治工作、友军政治工作、敌军政治工作。会后，将他的报告刊登在华中局出版的《真理》杂志上，作为新四军政治工作的指导性文件。

　　黄克诚一贯强调，“部队政治工作就是为了建设强大的人民军队”，“军事建设的任务也是政治工作的任务”，“而军事建设的任务，更须依靠政治工作的保证”，两者必须紧密结合，不能分隔。特别是在形势发生变化时，他都强调政治工作内容必须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这样才能有力地保证中心任务的完成。1945年5月，他在第3师政工会议上说：“当前战略形势的变化引起作战方针的变化，因而政治工作内容也应随之变化；过去打游击战时，主要是教育部队适应游击战的要求，而现在进行战略反攻，以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为主，就要教育部队克服游击习气，加强组织性、纪律性、准确性，保证部队思想统一，行动一致。1945年11月底，第3师开进东北后，部队对变化的新形势认识不足，急于打大仗，速战速决。黄克诚马上召开旅以上干部会，帮助大家分析形势，讲清要到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的道理，提出准备克服新的困难的要求，从而统一了认识，为部队下一步工作和作战打下良好思想基础。1949年1月军事接管天津时，他教育军管人员”立场要站稳，政策要掌稳，步骤要踏稳“，并规定4个不准：”言行谨慎，不准乱说乱做；艰苦朴素，不准贪污腐化；紧张工作，不准游荡玩耍；深入群众，不准官僚习气。“因而，军管人员给人民群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他极为关心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强调坚持实行民主集中制，把军队中各级党委建设成为坚强有力的组织，有效地领导本单位的工作和学习，保证广大指战员革命意志坚定，战斗情绪高涨，工作很有朝气，纪律非常严明。他还强调，要把基层党支部建设好，重视提高支部书记、支部委员、党小组长的思想水平和活动能力，开展创造模范党支部活动，充分调动党员的积极性，发挥模范作用；同时，还要加强对青年工作的领导，把它当做党的工作有机组成部分，发挥其突击队作用，带动广大青年，完成各项任务。

　　他十分重视机关部队的思想建设和作风建设。他在统管东北后勤和全军后勤工作期间，乃至担任总参谋长、军委秘书长期间，经常给干部作形势报告，要求大家了解全国全军形势，确立全局观念；要求党员说话办事要从六亿人民出发，干部要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要求干部加强政治学习、文化学习和业务学习，提高思想理论水平，文化和写作水平以及军事、业务素质，以适应军队现代化建设和现代战争的需要。他尤其重视干部的作风建设，经常强调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强迫蛮干、骄傲自满、腐化享乐、浮夸做假等不良作风，坚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他要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既要有远大理想，又要脚踏实地；既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又要有科学工作方法；既要有集中统一，又要走群众路线，发扬民主。

　　他极为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他在1957年全军干部部长会议上提出：选拔干部的根据，首先要从军队长期建设和国家的利益着眼，然后再考虑其他具体条件；选拔的标准，要坚持德才标准，并重视选拔年轻干部，培养后备人才，克服宗派主义、论资排辈等现象；要建立退休制度，安排好老干部，注意搞好新老衔接。他还多次提出，每个干部应具备四个条件：有思想(政治)，懂得必要的马列主义知识，坚决执行党的政策；有一定的军事、业务素质；有文化和必须的科学知识；有干练的作风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政治干部，他要求起码还应具备三个条件：有高度的原则性；起模范作用；深入群众、深入实际，发现和解决问题。他说：政治工作要有威信，不能光讲原则，还要能解决问题，才有力量。对干部部门的干部，他强调必须选那些忠于党、忠于人民、顾全大局、能搞五湖四海的人做干部工作，决不能让不正派的人当干部部长。

　　黄克诚在晚年还极为关心军队政治工作，要秘书用电话向总政领导转达他的意见。他说：政治工作”主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宣传改革开放，和党中央保持政治一致“；”当前政治工作要注意五个问题； (一)革命性，对有些人‘向权看’、‘向钱看’，没有崇高理想，要解决；(二)原则性，这是最重要的；(三)战斗性，要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四)组织纪律性，在全党是个问题，对军队更重要；(五)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警惕极端民主化、无政府主义侵蚀党的肌体。“他又说，”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政治工作优良传统，重视研究思想动态，结合实际进行教育，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切以大局为重’在干部、战士思想中扎根。“

　　实事求是 刚正不阿蒙冤岁月仍心系人民

　　黄克诚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但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77年12月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之前，他却背了18年”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锅“。但是，在这漫长的蒙冤岁月里，他不仅坦荡无怨，而且始终心系人民。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庐山举行。7月14日，彭德怀写给毛泽东一封信，在肯定1958年大跃进的基础上，着重指出了大跃进以来出现的严重问题和原因。毛泽东看了信很不满意，决定对彭德怀进行批判，并通知当时留在北京料理军委日常工作的黄克诚到庐山参加会议。黄克诚到庐山看了彭德怀的”意见信“后，于7月19日在小组会上发言，认为除个别词句不妥外，表示同意彭德怀的意见，并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的做法和给人民群众生活造成的困难，提出批评意见。会后，有人对黄克诚说：你要知道，找你来是要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说：那你就错了，我是来开会不是当救兵的。

　　7月23日，毛泽东召开大会发表讲话。会议气氛骤然紧张，主题顿时转向，由原来的纠”左“变成反右，矛头集中指向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7月30日，毛泽东找黄克诚等人谈话，指责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与彭德怀的观点基本一致“，并希望他与彭德怀划清界线。黄克诚一贯崇敬毛泽东，但这时不得不答辩说：”意见基本一致，只能就这次会议的意见而言，过去我和彭的争论很多，几乎争论了半辈子，但不伤感情，争论是正常的。“他又说，”彭德怀的意见是上山后写的，那时我还没有上山，怎么能在意见信上当他的参谋长？“接着，政治局常委开会，批判彭德怀，要黄克诚列席。林彪的调子最高，什么”野心家“、”阴谋家“、”组织军事俱乐部“等都提出来了。8月2日，中央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分组进行批判，调子越来越高。黄克诚觉得自己光明磊落，面对攻击，坚持实事求是，与批判者辩论。会下，有人找黄克诚谈话，要他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以摆脱困境。黄克诚坚定地说：”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8月16日，全会通过《决议》，认定彭德怀、黄克诚等人组成”反党集团“，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此后，就解除了黄克诚各种领导职务。

　　1959年庐山会议后，黄克诚戴着”三反“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帽子，在家赋闲。他一方面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和毛泽东着作，一方面惦念着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1960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的后果，造成全国性粮食紧缺，许多人死于饥荒。黄克诚多次到北京郊区看庄稼长势，找农民了解生产生活情况。那年天旱，他经常夜里睡不着觉，到院子里望天盼雨，并赋诗一首：”少无雄心老何求，摘掉沙帽更自由。蛰居矮屋看世界，漫步小园度白头。书报诗棋能消遣，吃喝穿住不发愁。但愿天公勿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这首诗，表达了他当时的胸怀、处境和心情。

　　1965年9月，黄克诚要求做点工作。毛泽东决定他到山西省当副省长，并要求他在国庆节前去报到。黄克诚表示：”衔命西去无别念，愿尽余生效薄绵。“他把节省下来的1000斤粮票交给公家，安排停当，戴着”三反“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去山西赴任。他在山西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先后跑了27个县，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情况，并参加抗旱斗争。这时，他已60多岁了，经常翻山越岭，没有公共汽车就骑毛驴。但他没有料到，”文化大革命“浪卷全国，厄运又降临自己头上，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1967年元旦刚过，北京的一批学生到太原将他押到北京，先关进牢房，后又”监护“审查。在此期间，他被大会批斗20多次；专案组经常审问，采取车轮战法，通宵达旦，甚至打骂、侮辱，进行逼供，什么”假党员“、”反革命“等罪名接踵而来。黄克诚理直气壮，义正词严，与专案组对着干。专案组面对这个铁骨铮铮、宁死不屈的”老顽固“，费尽心机，也无可奈何。直到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他才得解放。

　　为维护党的最高利益深谋远虑 鞠躬尽瘁

　　1977年12月，黄克诚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1978年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他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书记，后又任第二书记(陈云为第一书记)。中央决定，将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案、清理”文革“中”三种人“和平反冤假错案交给中央纪委办理。这些都是关系国家安定团结和大批干部命运前途的大事，黄克诚深感责任重大。他一方面组织研究制定方针政策，一方面直接参与研究解决一些重大问题。

　　黄克诚被解放出来以后，他对”庐山会议“和”文化大革命“没有任何沮丧和怨恨，没有找什么人算旧账，没有想解决个人什么问题。他除了繁重的工作外，就是反复思考着党的建设问题，思考着如何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把党建设好，团结一致，迎接新的历史任务。

　　他反复思考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是”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总结经验的过程中，有些干部特别是有些在政治运动中受过冲击的领导干部，借机发泄不满，贬低甚至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此，他深感不安。他认为，如何使党员和干部正确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对我们党和国家来说，是一个根本问题“。他经过深思熟虑，于1980年11月27日在中纪委召开的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对毛主席的评价和对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的长篇讲话。他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联系自己亲身经历的历史事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作了科学评价。并且说：”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他指出：”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这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努力是可以克服的；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讲话一结束，会场立刻爆发出热烈的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这篇讲话，在北京各大报发表后，立即在全党全军引起强烈反响。许多党员、干部读后热泪涌流，给报社和黄克诚写信，有的称赞他实事求是，敢讲真理；有的对他光明磊落、不计个人恩怨、赤胆忠心为党为国家着想的高尚品格无比钦佩；一些原来挨过整、受过委屈的干部表示要学习他的博大胸怀；曾参与过整他的人，纷纷上门道歉拜访，他都一一谅解，予以安慰。

　　黄克诚认为，对待历史问题，对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以后走向反面的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全面评价。1984年，他在审阅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有关人物条目时，认为对林彪一条的释文只写简历和罪行不够全面。因此，他约编写人员到家中谈话。他说：“写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去评价历史人物。”虽然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批判彭德怀、黄克诚的调子最高，但他对林彪没有全盘否定。他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错误，受到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面都写，不要只写一面。黄克诚的这个谈话记录，后来分别刊于中共中央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党史资料征集通讯》和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上。

　　他反复思考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即“文革”十年动乱，党的优良传统受到严重破坏，当前又面临改革开放的新情况，有些干部和党员滋生了享乐思想，出现了腐败现象，特别是有些领导干部，以权谋私，我们党面临新的历史考验。为此，他发表了许多讲话和文章，尖锐指出各级党组织必须站在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加强党风党纪建设；而当前党风不正的要害是一些干部以权谋私。他强调，对于高级干部中的违纪现象，要加强群众监督和新闻监督，并明确指出：“我们党内出现的不正之风，与许多领导干部不能以身作则有直接关系”，因此，“在端正党风的问题上，越是高级干部越要从严要求”。

　　黄克诚强调加强党风党纪建设，不光是要求别人，更要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他不但从未利用职权谋取半点私利，而且在生活准则规定的范围内能节省则节省，不浪费国家一分钱。1977年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之后，仍住在一处5间平房里。因院子临街，为安全起见，管理部门准备盖一个门楼，并已备好了材料。他得知后立即制止，让人把备好的材料拉走了。他的住房多处漏雨，外面下，里面也下，用好几个脸盆接雨。服务处多次提出给他翻修房子，他听说要花3万多元，又立即制止，说：“不行，花钱太多了，3万元能办很多事，不要翻修，哪里漏雨就修哪里。”直到他去世，房子始终没有翻修。他对子女言传身教，要求极严，经常说：“你们要靠自己努力奋斗成才，不要靠什么关系、后门，我黄克诚是没有后门可走的。”他的4个子女，都是一般工作人员，作风朴实。他的专车，不准子女使用，二儿子黄晴结婚时，新娘是骑自行车娶到家里来的。他几十年如一日，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黄克诚一辈子对党的事业乐此不疲，坚持真理，奋发韬厉，大公无私，开拓进取，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特别是在关键时刻，他总是站在党的原则立场上，深谋远虑，高瞻远瞩，以敏捷的战略远见，彻底的唯物史观，无私的政治勇气，刚正的求是精神和高尚的人格魅力，坚定不移地实践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赢得了亿万人们的敬仰。由于他长年呕心沥血，长期遭受迫害，疾病缠身，于1986年12月28日与世长辞。黄克诚大将，功德无量，仰不愧天，千古流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