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克诚同志毕生革命，饱经风雨，功勋卓着，光耀千秋。他在为民族解放、祖国富强、人民幸福而奋斗的一生中，于抗日战争时期，率领新四军第3师，先后在中原局、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下，与苏北人民一道，在苏北大地整整战斗了5年，为开辟和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夺取苏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日战争时期的苏北，包括淮海和盐阜两块地区。1938年5月，日军侵占徐州，苏北沦为敌后。日伪盘踞在交通干线和少数城镇。国民党韩德勤所部3万多人马退踞腹地。特务横行，土匪蜂起。地主势力很大，不少地主有枪。进步力量方面：30年代早期党的组织因受“左”倾错误影响而被破坏殆尽。抗战开始后，一些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联络了一批进步青年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组织抗日团体，而以苏北抗日同盟总会影响最大，但不久即遭韩德勤宣布取缔。1938年底，苏皖特委在淮海、盐阜重建了一些党组织，并建立了一批党领导的民众抗日武装。1939年冬，八路军苏皖纵队陇海南进支队进入淮海，我所在的民众抗日武装淮河大队，编入南进支队，列为第3梯队，下辖第8、第9两个团，积极寻机打击日伪军。当时我任8团副团长，曾率部于1940年1月9日在涟水洪码头设伏打死打伤十余名下乡抢掠的日伪军，并截获了所有抢掠的财物。第3梯队打击日伪军的有力行动，受到老百姓的热烈赞扬，却引起了顽固派疑忌。3月14日，韩德勤突然以三倍于我兵力围攻3梯队。3梯队受到很大损失。总的来说，当时进步力量相当薄弱。

　　1940年8月上旬，黄老率八路军一部到达皖东北，经与少奇同志商定如何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八路军到华中后，坚决争取控制全苏北”的战略意图，将陇海路以南、津浦路以东党所领导的部队合并为八路军第5纵队。第5纵队所属第1、第3支队于8月底开始相继挺进淮海和盐阜地区。黄老所率纵队司令部机关和第2支队两个团，于9月中旬进入淮海区，揭开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序幕。10月2日，黄老接到陈毅同志发来韩顽大举进攻黄桥一带渡江北上新四军急电，即于4日率5个主力团南下驰援，中途知韩顽已折兵万余败退，立即转兵东向，于8日偕纵队司令部机关及部分主力径取阜宁。彭明治率第1支队直下盐城。10日在盐城南、东台北之间的白驹狮子口，八路军第5纵队先头部队与北上新四军第2纵队先头部队会师，实现了开辟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黄老从率师进军淮海到实现这一任务，为时不到一个月。如从10月4日从淮海率师驰援北上新四军算起，到10日八路军、新四军会师，横扫500里，首尾仅一周。其攻击精神之强，进军速度之快，在我军抗战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之初，敌顽我三角对峙，在日伪顽策动下，土匪、特务、反动道会门以及其他反动势力活动猖獗。国民党委派的县长、区长，虽已逃避一空，乡以下基层政权和武装则尚在地主阶级手里，而一般群众对我党我军的政策还不了解，加上上年发生大海啸，灾荒严重，社会极度动荡不安。面对这一复杂情势，首先是大张旗鼓宣传我党倡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宣传党在现阶段的政策，救济灾民，安定人心。同时，着手建党、建政、建立地方武装，筹建淮海、盐阜区和各县参议会以及以农民救国会为重点的各种群众抗日团体，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开办党校、党训班、抗大分校，培养干部。深入发动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动员组织民工，突击抢修海堤。抓生产，抓贸易，抓税收，办银行，征公粮，进行财政经济建设，打破敌人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办起鲁迅艺术学院分院，恢复和创办一些中学和小学，办了许多群众识字班和“冬学”，大力推行文化教育建设。3师和淮海、盐阜区以及一些县都有文工团或专业剧团，还有许多农村剧团，文娱生活非常活跃。随着实行主力地方化，进一步推进了地方武装建设和民兵建设，相机整顿改造农村基层政权，把地主阶级控制的政权和武装，有秩序地转移到了农民群众手里。此外，3师和地方都有领导有步骤地开展了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所有这些，都是以枪杆子为依托，围绕武装斗争这个中心穿插进行的。武装力量保护了建设，建设增强了武装力量，逐步巩固根据地。

　　武装斗争。首先是剿匪和平定反动刀会暴乱。大的动作有两次：一次是1941年2月，在盐阜，平息了大地主、大土匪顾豹岑、顾敦扬两股土匪制造的暴乱；在淮海，平息了泗阳、沭阳、涟水和沭西四起由反动地主和反动刀会掀起的大暴乱。还有一次是这年下半年，在淮海、盐阜区全面清剿，军事清剿和政治瓦解相结合，很快就把明清以来一直存在的苏北匪患基本解决。

　　第二，反“扫荡”。大的亦有两次：第一次是从1941年7月下旬开始的盐阜反“扫荡”，持续一个多月，日伪军出动1．7万多人。第二次是从1942年11月中旬淮海局部反“扫荡”开始，延续至次年2月中旬，发展为盐阜全面反“扫荡”，4月中旬反“扫荡”胜利结束，前后历时5个月。日伪军出动由5000余人增强到2万余人。这两次大“扫荡”被粉碎之后，敌人再不敢亦无力举行如此规模的“扫荡”。

　　第三，反顽斗争。主要打了三仗：第一仗，1940年冬曹甸战役。第二仗，1941年9月攻克郑潭口之战。第三仗，同年10月攻克程道口战役。程道口的攻克，苏北即由敌我顽三角斗争，变为敌我两家相持，顽军已无力在苏北抗日根据地闹“摩擦”。

　　1944年，我军开始局部反攻。这时的苏北抗日根据地已经度过严重困难进入比较顺利发展的时期。从4月黄老命令3师10旅主力和7旅一部发起高沟、杨口战役开始，在以后的一年多时间里，3师各部偕同淮海、盐阜地方武装和民兵，不断打击日伪军，把日伪军驱赶到了一些孤立城镇。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进入战略反攻。到黄老率3师离开苏北进军关外时，淮海、盐阜收复了除盐城以外的全部县城。如果3师不是因为军令紧急，迟几天出发，收复两淮之后顺流而下，收复盐城亦当不成问题。

　　当年参加过苏北抗日战争的干部群众，回顾苏北从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到打败日本侵略者这段历尽艰险而又令人激情进发的历程，永远不会忘记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淮海、盐阜儿女英勇战斗所作的努力和贡献。根据地开辟之初，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做了大量工作。这个时期黄老是3师师长兼政委，按其职务，主要抓军事，但他一刻没有放松地方政权工作和建设工作。1941年五六月间，在阜宁修筑了一条67．5公里长的海堤，修这条海堤就是由黄老拍板，阜宁县长宋乃德负责施工，在修堤过程中不断得到黄老支持才建成的。就在海堤建成的当年，发生了比1939年那次大海啸水位还高出6寸的特大海啸，而堤身屹立不动，保障了阜宁沿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在当时财力、粮食都很紧张的春荒季节，共产党、新四军领导和帮助当地人民修起这样一条海堤，深得民心。实行减租减息，是黄老首先发现明减暗不减的问题，及时采取措施，才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实行了彻底的减租减息。3师文工团和地方剧团在很多农村演出了话剧《照减不误》。黄老非常赞赏这出戏，特地奖给作者黄其明同志一支当时还很稀罕的自来水笔。黄老还是首届盐阜区参议会议长，协同少奇同志、陈毅同志做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了一大批开明士绅和其他爱国人士。1942年2月开完华中局扩大会议，少奇同志就回延安去了。同年年底，陈毅同志率新四军军部转驻淮南黄花塘。此时，中央决定实行一元化领导，从那时起直到抗战胜利，黄老除继续担任3师师长兼政委，还出任苏北区党委书记，担负起领导苏北抗日根据地全盘工作的重任。当然，武装斗争始终是根据地的工作中心，5年中，黄老所指挥的新四军第3师和3师的前身八路军第5纵队，在苏北总共打了大小5000多仗，歼敌6万多人，部队从进入苏北时的2万多人，发展到7万多人(包括地方武装)，方圆4万多平方公里、800多万人口的苏北大地，得以扫除寇匪，重光山河。人们称颂黄老是苏北抗日的擎天柱，当之无愧。

　　我同黄老首次相识是在1940年8月下旬。这时黄老正准备率八路军第5纵队挺进苏北，我在苏皖边泗南办事处任主任。这年3月，苏皖区党委指示三梯队派几位熟悉苏北情况的同志到泗县向刘少奇同志汇报情况。梯队领导决定由我带5位同志去完成这个任务。汇报结束后，少奇同志把我留了下来，先后安排在泗县县大队和泗南办事处工作。一天，通知我去半城，说有位首长要找我谈话。到了半城，才知道找我谈话的是八路军第5纵队黄司令员黄克诚同志，那时不叫他黄老。见了面，黄老亲切地说：“哦，你就是陈克天同志，盐城人吧，你们干得不错呀，打死过不少鬼子。”我估计是少奇同志讲到过我们对敌斗争的情况。果然不错，谈话很快转入正题，黄老问了我好多有关苏北的情况，敌情、顽情、匪情、我情，风土人情，群众生产、生活，河流、道路、桥梁，四时气候，什么都问。他问得很详细，听得很认真。黄老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话我听不懂，他就放慢了讲，有时还重复几句。我虽然是土生土长的苏北人，但对黄老提的问题，有的还是答不全。对不清楚的，不知道的，我只好硬着头皮照实说。心想这下子出洋相要挨克了，不料不仅没有挨克，黄老反而表扬了我，说：“知道多少就说多少，不知道就说不知道，这样好。”这次见面，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黄老是那样平易近人，朴实无华。

　　1941年10月底，组织上把我由军部特务团调到盐阜区工作。从那时起直到抗战胜利，我在黄老领导下工作了3年多，深感黄老人如其名，对党极端忠诚，对同志极端诚恳，胸怀坦荡，求真务实，无私无畏，清操澄澈，是我的好领导，更是我的好师长。他的崇高道德风范，值得称道之处很多。有三点，或者说有三件事，对我教育尤其深刻。

　　一是言人所不敢言。1942年1月，华中局召开扩大会议。黄老在会上所作的报告中讲到：“一般根据地对地主士绅采取打击，发动基本群众，在盐阜区没有用这个方针”；“不一定要打击地主才能发动群众”。黄老语惊四座。有人议论黄老这个讲话右倾。我当时正带着从黄老那里“借”来的加强连，按黄老的指示开辟射阳抗日根据地。听到这个议论也吃不准，借去师部请示工作的机会向黄老请教。黄老呵呵一笑，说：“我讲这个话是作过调查研究，有根有据的。”他解释说，打虎用枪，打狼用棒。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斗争形式不能离开我们的实际情况。盐阜区的实际情况是：广大群众对日伪恨之入骨，稍加启发，就有抗日要求。对当地的地主阶级，我有一个基本估计：第一，地主力量相当大，有必要团结争取他们参加抗日；第二，地主考虑的首先是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其次才是抗日，在保护生命财产的原则下抗日。这表明在抗日问题上，基本群众同地主阶级在某种程度上有共同点。创造一定的条件，采取“文”的办法就能够解决问题，在更大程度上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壮大抗日力量，这符合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黄老接着说：“这些条件主要是：第一，巩固和壮大我们的武装力量(扛得住敌人的压力)。第二，要有正确的政策(减租减息要适量，既保证农民得到实惠，又使地主生活过得去)。第三，执行政策不走样(督促地主减租减息，教育农民交租交息)。第四，要讲究方法(对农民一头，要关心他们的疾苦，真正同他们打成一片，帮助他们提高政治、社会地位，同时向农民讲清楚团结争取地主抗日的道理。对地主一头，多同他们交朋友；对减租减息这类大事要同他们商量，诚恳接受他们的正确意见，对不恰当甚至是错误的意见，要耐心作解释；在民主政府和参议会里，要给他们的代表人物安排适当位置，给他们面子，通过他们做其他地主的工作；对他们说话要和蔼但又不失庄重，要严肃但又不是摆架子)。第五，党组织和军队要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真心实意为老百姓办实事。”

　　说到黄老爱惜民力，我是深有体会的。3师和淮海、盐阜地方武装，军帽去掉帽檐，军装去掉翻领和两只口袋；光着脚打球，这些都是黄老提出来的。有一次，师政治部主任吴法宪穿着布鞋打球，让黄老看到了。黄老毫不含糊，当场叫吴脱下鞋子。这些似乎都是小事，可老百姓看在眼里，地主更在观察，他们拿新四军同韩德勤的顽军作比较。一比，不由得心服口服。阜宁县大士绅庞友兰说：“新四军上上下下都爱国爱民，”“部队首长吃穿还不如中等百姓。”有些地主说共产党、新四军才是仁义之师，当官不为发洋财。群众知道共产党、新四军真心抗日为人民，自然更加坚定了抗日到底的决心。

　　黄老特别强调，在任何情况下不能放弃自己的阶级立场，“不一定打击”不是“一定不打击”。像前面说过的镇压大地主大土匪顾豹岑，黄老就毫不手软。

　　最后，黄老风趣地说：“人人都有一张嘴巴，除了吃饭就要说话。有人说我的话右了，不让他说不行，但不让我说也不行。是左是右得由历史来评判。”临行时又叮嘱我，对射阳境内的海匪还是要以瓦解争取为主。

　　实践证明，黄老关于盐阜区“不一定要打击地主才能发动群众运动”的说法是正确的。第二次盐阜区反“扫荡”，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大搏斗，各阶层都接受了考验。考验的结果，黄老在《盐阜区的反“扫荡”》一文中有专门介绍。文章说：“基本群众：工人、农民、商人，在‘扫荡’中是完全帮助军队，送消息、带路、破路、筑坝、运送伤病员、保护失散人员、干部等均能在政府和党指导下自觉地积极参加。”“地主士绅在‘扫荡’中表现亦很好，平日与我们关系较密切的帮助极多，保护干部，保存资料，甚至为我们埋伏同志，同生死共患难，寄存的经费，敌人到时，自己背着走，保护公物如自己的一样，各县均有很多例子……有些地主士绅，虽对我们没有直接帮助，但均表同情。过去对我们不满意的一部分地主士绅，也没有起来帮助敌人，反对我军。”“民兵自卫队，表现特别好。”“经过敌‘扫荡’，民运干部领导民兵和自卫队，保护了一切人民的生命财产，使汉奸土匪不能抬头，因此地主士绅的利益与民兵民运工作的利益一致了。民兵与民运干部看到‘扫荡’中地主士绅没有危害自己，且有许多帮助，没有当汉奸为敌人做事，也很高兴，使整个根据地各阶层关系起了基本变化。”抗日战争时期，衡量言论举措是否正确，主要看是巩固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是削弱收缩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次“扫荡”敌情紧张时，知名文化人士邹韬奋、贺绿汀都是黄老亲自送到着名爱国士绅杨芷江那里，由杨芷江保护起来的。敌人“扫荡”被粉碎之后，邹韬奋同志以他的亲身感受说：“新四军与士绅朋友密切配合，能于生死之际互相信托，于敌伪高压之下毫无背离，此乃中共统一战线政策之伟大成功。”邹韬奋同志当时还没有参加共产党，他这几句话，给黄老那句“不一定要打击地主才能发动群众运动”的话，作出了客观公允的结论。我个人亦有切身体会。1942年6月射阳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我任县长兼县大队长。1943年秋，射阳县大地主陈伯盟住在敌人据点陈家洋，照样派人送公粮给新四军，还给我写了一封信，表明“决不反共”。如果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处理得当，纵然我们有力量，他人住在敌人据点里，也未必就会送公粮，会作“决不反共”的表示。关于解决海匪的问题，我照着黄老的指示去办，果然争取到了袁国祥。此人有100多条枪，绰号“东海王”。他表示愿意听从新四军的调遣，决不再做危害人民的事。我们给了他一个海防大队长的名义，派了两个人到他那里做政治工作，射阳沿海从此安定了。

　　一件是为人所不敢为。具体地说是抵制“抢救失足者运动”。“抢救失足者运动”是康生于1943年7月15日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出来的。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搞“逼供信”的方法，“抢救”所谓“失足者”，造成了大量冤、假、错案。黄老对这场运动一上来就怀疑，但这是中央布置下来的，又不能不搞。黄老一面在苏北区党政机关和3师干部会议上作了一般性的布置，号召有问题的同志主动向组织上讲清楚，那时叫“坦白”清楚；一面亲自到7旅试点，作调查研究，发现用群众运动群众斗争方法挖出来的材料，根本不可信。但中央所发《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一开头就是“特务之多，原不足怪”。当时中央对敌情就是作这样估计的，各个抗日根据地都在搞这场运动，偏偏以你黄克诚为首的苏北区党委和3师顶着不办，行吗？但黄老反复考虑如果搞这场运动，势必伤害大批干部，对根据地的抗战事业，对将来整个革命事业势必造成极大的损害。他冒着比被斥责为右倾更大的风险，即戴“反党”帽子的风险，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责任感和胆略，毅然作出决定：在全苏北和整个3师立即停止搞这场运动。这是一个石破天惊的决定。解放后我有一次到北京玉泉山看望黄老，当谈到这件事时，黄老告诉我，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有肃“AB团”使大批好同志蒙冤甚至被杀的惨痛教训。他刚到苏北就接触到“湖西肃托”案件，一看材料就知道不可靠，是《拂晓报》一个姓陆的刻钢板的人编造出来的，把一大批好干部说成了托派。一个是肃“AB团”，一个是“湖西肃托”，再加上在7旅试点，三件事联在一起，越想越觉得“抢救失足者运动”不能搞，考虑再三才作这个决定的。当年黄老这个大胆的决定，保全了苏北和3师许多干部、许多党员。至今苏北和3师的干部、党员、群众不忘黄老，是完全有道理的。

　　当然，黄老并不是一般地反对审查干部，他认为弄清干部的历史完全应该。他反对的是用群众运动、用“逼供信”的方式审查干部，他提出对有怀疑的干部应交由专门机关去审查。专门机关审查，也坚决不准逼供，一定要有确凿的证据，不能凭口供定案。黄老对干部的教育是抓得很紧的，反对平时不教育，出了问题一起算总账；反对草率处理干部。他对犯错误的干部，往往批评很严厉，但大家都知道，师长一发火，这个干部就有命活了。是爱之愈深，责之愈切。当然，黄老教育干部并不是一味发火，有时是非常巧妙的。当时我听说有过这样一件事：有位副旅级干部，闹情绪跑到师部说不想干了。黄老知道了，说：“好嘛，弄间房子，打扫干净，茶水不断，让他好好休息，静下心来想想问题。中央批准我一个礼拜吃一只鸡，我不吃了，请他吃，补补身体。”就这样，这位同志住了十来天就住不下去了，要求回原部队工作。临走时黄老还是和颜悦色地对这位同志说：“思想想通了就好，回去好好干，把责任担负起来。”黄老对干部的爱护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之抵制“抢救失足者运动”，绝对不是“反党”，而恰恰相反，是爱护党，忠于党，对于增强党的向心力、凝聚力有很大好处。记得抗战胜利不久，我在苏北军区第五军分区任参谋处长兼分区民兵副司令和复员局副局长时，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位姓白的副营长，参加革命前是广西的学生，有人检举他历史有问题。没有对他搞逼供，经过一段审查，没有问题，结论是由我去通知他的。他激动得眼泪直淌，口口声声感谢党组织。这时，部队搞复员，他亦在复员之列。在复员之前先集中一段时间学习和做复员安置的准备工作。国民党特务乘机打进复员队伍中，煽动准备搞暴乱。有一天晚上已经十点多了，那位副营长忽然跑到我那里，向我报告了这件事，并且说那个特务同他的老婆就住在街上。经与阜宁县公安局配合，果然抓到这个特务同他的老婆，扑灭了这场即将引发的暴乱。

　　还有一件是见人尚未见之机。抗战刚胜利时，3师师部和5分区机关驻在益林南面桑树街附近两个毗邻的庄子里。一天傍晚，我到师部办事，在庄边的小路上看到黄老，当时他一个人在散步，若有所思。见到我就把我叫住了，问我：“抗战胜利了，要和平了，是吧？”我说：“是呀，首长。”黄老又问：“和得了吗？”见我一时答不出，就说：“世界上的事情很复杂，我们想问题不能太简单。”说着就走了。实际上，抗战一胜利，黄老就在考虑国家下一步的大局了。黄老在抗日战争时期，总是从苏北根据地的全局，华中的全局，从敌我力量的消长变化，来判断敌人的动向，把可能遇到的困难尽量考虑在先，早做应对的准备。剿匪是这样，反“扫荡”是这样，反顽斗争也是这样。“预则立”，所以打仗总是得胜。抗战一胜利，黄老立即把目光转向全国，在和平呼声甚嚣尘上之际，慧眼独具，建议中央准备集中主力进行决战。这是一项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具有根本意义的伟大战略决策。黄老深谙蒋介石的反共本性，早就料到在美国支持下蒋介石绝无和平的诚意，如果我们以极度的让步取得和平，例如削弱军队和地区到极大限度，势必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希腊共产党那样的悲剧。如果争取在有利的基础上，长期进行谈判，以期实现和平，保存我们的力量，那也很少有可能。因为时间只会对蒋有利，蒋介石和谈欺骗不成，势必继之以大军向我进攻，使我陷于完全被动的境地。可取之道是，政治上与蒋进行谈判，军事上应准备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在决战胜利之下连成一片大的战略基地。不错，抗日战争胜利时，人民军队已发展到约132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当人们正在欢呼我们的武装力量发展壮大时，黄老却从壮大之中看到了它隐藏着的弱点和危机，这正是黄老的高明之处。黄老认为我们军队的数量虽多，但分散在19块根据地，根据地的总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除了山东，其他根据地几乎都形不成强大的突击力量，很难独立支持大规模战争。所以他主张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坚持游击)，以便集中主力，创造连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这也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建议。具体建议：尽量派部队去东北，能去10万人最好，在东北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晋察冀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其他地区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否则就打游击；山东调3万人到5万人去东北，华中调3万到6万人去东北，河南和平原主力一部调山西，江南主力调江北。这不愧是运筹帷幄之中的大将纵观全局作出的宏大决策构想。黄老向中央的《建议》是1945年9月14日用电报发出的。19日中央即发出指示：党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要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并争取东北”。实际调往东北的有11万人；江南新四军主力全部撤往苏北，一部分撤到了山东。解放战争的历史进程，完全证实了黄老的预见，解放战争中决定中国之命运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决战，就是在三大战略根据地打响并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时徐州、新海连属山东)，对加速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最终胜利，黄老之建议，对中央的决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淮阴之后继解放淮安的第二天，即9月23日，黄老接到中央电报命令，要他带3师主力去东北。黄老历来雷厉风行，正如当时华中局曾向中央报告过的：3师“尤以政治工作能深入与反映部队的问题、保证一切，每一号召能很快地动员起来，自上而下地去推动执行”。28日黄老就带领3师3．5万人从淮阴起程。苏北留下的地方武装，也有3．5万多人，后同苏中、淮南部分武装合编成华野第10、第12纵队等部，在解放战争中坚持敌后斗争，克盐城，保涟水，战苏中，收淮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黄老出发前交代杨光池同志和我：“现在和平空气很浓，你们留在盐阜，仗还是有得打的，民兵不能放松，地方武装不能放松，一个县至少再搞一个营。还有，准备复员的同志，很多是晋察冀来的老八路，还有一些是老红军，出生入死，连家也没有成，你们一定要想办法给他们成个家。好在我区党委书记的职务还没有免，用区党委的名义要地方办好这件事，那我就安心了。”东北天冷，光池同志一定要送他一件毛线衣，黄老收下了。黄老率师去东北，对外是保密的，但我们都心里有数。黄老和3师的同志一道，在苏北整整战斗了5年，就这样走了。古人有言“惜别依依”，这时才多少辨识了这句话的滋味。

　　黄老在苏北5年，讲话、作报告，几乎没有听到他直接引用过马克思列宁的话，但他的讲话、报告很多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辉。他是扎根在中国大地、继承了中国传统道德优秀部分的坚定的马列主义者，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在苏北几年始终高举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一切以党的事业为重，以抗日大业为重，以人民利益为重，忠以任事，诚以待人，明辨是非，慎思笃行，不谄上，不媚俗，不随波逐流，铁骨铮铮。他说他年轻时好读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和文天祥的《正气歌》。爱好《归去来辞》，自然他甘于淡泊，不为名利摧眉折腰。喜读《正气歌》，无怪乎他忠贞不贰，一生充满浩然之气。唯其无私无畏，所以敢作敢为。清操厉冰雪，天柱赖以尊，威武不屈，富贵不淫，贫贱不移，推其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这几句话，用在黄老身上是完全合适的。黄老如健在，今年已是年纪满百了，他虽离开我们多年，但他的崇高思想、道德、风范和嘉言懿行，将永远留在人间。人们敬仰他、纪念他，他确实值得人们敬仰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