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12月28日，我们深深尊敬和爱戴的老首长黄克诚大将与世长辞。今天，他离开我们已整整16年了。今适逢将军百年诞辰，我们有幸参与其军事文集和纪念文集的编辑整理工作，重温将军的谆谆教诲，备感亲切，将军的音容笑貌犹在眼前，愈加引起我们对将军的无尽思念和敬仰。将军的光辉业绩和高大形象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心中，永志难忘。将军以自己毕生的实践，谱写了一位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光辉篇章，堪称共产党人的楷模。

　　赤胆忠心 鞠躬尽瘁

　　将军出身贫寒，自幼饱尝艰辛和苦难。及长，苦苦寻求救国救民之路，立志改变不公平的世道，救民于水火。1923年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读书时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遂投笔从戎，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洪流之中。他亲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三年解放战争和建设新中国，至1986年辞世，凡60余年，历经艰险、屡遭坎坷，仍百折不挠、矢志不移。其间，既有白色恐怖和战火硝烟中的出生入死、九死一生，也有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批判斗争和撤职罢官而不得不忍辱负重、委曲求全。无论在何种情况之下，将军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始终没有丝毫的动摇，耿耿丹心可昭日月。

　　1928年初湘南暴动时，将军任永兴红色警卫团党代表兼参谋长，因抵制乱烧滥杀的错误政策而被视为右倾，第一次受到党内批判，并被取消了参加党内会议的资格。其时敌重兵压境，将军在承受着无情的组织压力下，犹能奋不顾身地组织指挥仅有的少数武装守城拒敌，掩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和群众转移。最后终于率部突出重围，到了井冈山，参加了与朱毛红军的会师。湘南“八月失败”之后，白色恐怖异常严重，将军被敌人列为“暴徒首领”悬赏通缉。为躲避敌人搜捕，将军在山林中经受了数月与世隔绝的煎熬，时时刻刻不忘寻找党组织，以重整旗鼓，投入新的战斗。后在辗转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找党期间，既要隐姓埋名，应付随时可能遭遇的危险；又要求职打工，以维持生计。常常身上不名一文而受冻饿之苦，有几次险些陷入敌人魔掌与死神擦肩而过、死里逃生。所有这些，将军都安之若素、泰然处之，唯有找不到党组织而百般焦虑、寝食难安。经数月、数千里奔波，终于在1929年于上海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接上组织关系。将军对此时的心情描述为：“如释千斤重负，喜不自禁，高兴得蹦了起来，恰似游子重新回到母亲怀抱那种身心有了归宿之感，心中不住地默念终于找到党了。”拳拳赤子心，可见一斑。

　　30年代初，将军曾因反对攻打大城市的“左”倾冒险路线，一再受到批判和降职处理，但将军坚定地认为自己坚持的观点是正确的，毫不妥协，据理力争。他曾向一位上级领导表示，就此问题准备争论20年。当时中央苏区肃反打“AB”团运动愈演愈烈搞成扩大化，将军为保护部队基层干部免遭无辜伤害，不得不采取非常措施加以抵制。见到许多同志被杀害之后，将军痛心疾首，冒着杀头的危险径直闯入肃反委员会质问：何以滥杀无辜，使亲者痛仇者快！旋被肃反委员会抓捕，欲以“AB”团和“托派”罪名处置。幸得军团长彭德怀出面周旋，方得幸免于难，但被撤销了师政治委员职务。后中央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将军再度被起用，仍任师政治委员。到长征途中，将军因实事求是地向上级反映情况，抵制某些人的不正常做法，又一再被批判、降职、撤职，有个别人甚至认为将军当个红军战士也不够格。面对无休止的批判、降职、撤职，面对草地、雪山、饥饿乃至死亡的威胁，将军义无返顾。他拄着一根树棍，拖着病弱的身躯，靠着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毅力，一步一步艰难地跋涉着，坚持走完了漫漫长征路，走到了陕北。

　　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蒙冤达20年，直至1980年7月中央才正式发文予以平反。当时庐山会议为组织对彭德怀的批判斗争，把在中央军委主持工作的将军当做“救兵”搬上山。有人曾劝将军对彭德怀“反戈一击”，但将军出于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党的事业的一片赤诚，不仅支持了彭德怀，而且犯颜直谏，语出惊人，直言自己不是“救兵”，而是“反兵”，决不做借诬陷他人以解脱自己的事。在会议分组“讨论”彭德怀的“意见书”时，将军以大量的事实和数据，指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左”的做法所造成的危害，并同坚持“左”的做法的与会者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同时也坦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党的作风现状不无忧虑的心情。将军说：“当前人民群众生活很困难，而我们在这里开会，又是看戏、又是跳舞，伙食标准那样高，实在不应该。饭我吃了，但吃下去很不舒服。”尽管情之殷殷、言之凿凿，但这许多“不中听”的逆耳之言，又为将军招来了厄运，换来了一顶“反党集团”的帽子，被撤职罢官。

　　庐山会议之后，将军被审查，赋闲在家，其实将军从来没有真正休闲过。此时将军考虑的不是个人的荣辱进退，而是党的事业、国家的前途和处在自然灾害之中的人民群众的疾苦饱暖。他经常跑到北京郊区去看庄稼的长势，找老农了解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看到天旱缺雨，心里比农民还焦急。夜里睡下之后，一听到刮风的声音，就披衣而起，拄着拐杖在院子里转来转去，仰望天空企盼下雨。只要下起雨来，不论白天黑夜，总是把脸盆端到院子里接雨水，目测降水量多少。看到脸盆里的雨水渐渐多起来，将军的脸上会绽出孩子般的笑容。雨一停，就立即跑到郊区问老农：“雨下透了没有？旱象是否解除？”有时时间长了不下雨，将军就会寝食不安，口中不时念叨：“又旱了，农民要遭殃了。”这期间将军曾填过一些诗词，其中一首诗云：“蛰居矮舍看盛世，漫步小园度白头……惟愿天公不作恶，五湖四海庆丰收。”表达了将军忧国忧民的赤子情怀。到了晚年，将军忧国忧民的感情愈加炽烈。虽然已双目失明，但每天电视新闻和气象预报节目时间，将军总是准时端坐在电视机旁，聚精会神侧耳细听。如果听到哪里发生了灾情，立即让人打电话询问灾区损失情况，受灾群众的生产生活是否得到妥善安置。将军常常说道：“我是一个农家子，深知农民生活的艰辛。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我们国家人口多、底子薄，解决人民温饱是个大问题。历代有识之士曾为此做过各种尝试和努力，都未能如愿。是共产党的领导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这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但今天我们仍不可掉以轻心，我们国家现有的粮食按人均计算并不多，尤其是我们还不具备抵御重大自然灾害的条件。所以，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农业和农民，更不能伤农、坑农。否则，总有一天会受到惩罚。”

　　“文化大革命”中，将军再遭劫难，被关进了班房。不过，遭此劫难似乎也在预料之中。将军被揪走时，神态从容镇静，有如当年驰骋疆场指挥作战一样沉着稳健，像平时去国防部大楼上班一样泰然自若。将军曾为此赋诗云：“抓去不外杀管关，人生一世也平常。反躬自省无憾事，脸不变色心不慌。”被关押之后，除了应付频繁的审查、批斗，就是如饥似渴地读马列和毛泽东的着作，并撰写了十余万字的自传材料。后来将军曾颇为自得地说：“若不是被关押了八年零九个月，哪会有那么多时间读书、写自传？”将军还为此赋诗云：“人说坐牢不寻常，我把牢房当书房。”面对专案人员的威逼恫吓，将军以“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作答。八年多的轮番审查批斗，没有从将军口中掏出一句“有用”的口供，专案组对这样一个顽固不化的“囚犯”也莫可奈何。到了1972年，开始允许家属探监。5年多时间与家人音信杳无，相见之时，该有多少亲情话语要说。然而将军在家人面前言不及私，首先谈的话，是学习马列着作如何重要以及自己学习的心得，并回忆自己年轻时背诵《共产党宣言》的情景。家人关切地问将军这些年的生活和身体情况，他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很好。”接着就转过话题，谈起当年转战过的太行山、中原大地、松辽平原；对在湖南工作期间粮食产量未突破200亿公斤耿耿于心；又从修建焦枝、枝柳铁路，谈到李四光的板块结构学，乐观地推测中原大地下面很可能有油田。看将军那激情满怀、神采飞扬的表情，似乎在讲台上演讲、作报告，而不是在坐牢。

　　将军一生光明磊落，对党的事业赤胆忠心，对自己曾经受过的不公待遇，从未流露一点不满和怨言。当有人提出要替他鸣不平时，他却坦然地说：“一个共产党员在党内受点委屈，算不了什么了不起的事，这比起我们为之献身的共产主义事业，实在微不足道。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有多少无辜的好同志含冤死去，他们连全国胜利这一天都没能看到，比起那些同志，我是幸存者。彭德怀戎马一生，功高盖世，不也是没等到粉碎‘四人帮’就含冤九泉了吗？比比彭老总，我也很知足，有什么委屈不平可言？”

　　将军晚年住在医院里，一面顽强地同疾病作抗争，一面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为党和人民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只要有人来探视，就迫切地谈论工作方面的事。人们见他身体很虚弱，就劝说他不要谈工作，等治好病康复以后再说。将军边轻声吟诵“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诗句，边恳切地说：“我的时间不多了，还等待何时？”当得知自己身体状况已不适宜继续工作了，将军主动向中央提出辞呈，要求免去一切领导职务，包括不挂任何虚职，以示不愿做“尸位素餐”之人。1985年9月举行的中共十二届四中全会批准了将军辞去领导职务的请求，并给将军发了致敬电，赞誉将军：“具有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不盲从，不苟同，坚持真理，刚直不阿，不论身居高位还是身陷逆境，都一心为公，无私无畏。您的崇高品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后来随着病情的加重，将军即拒绝治疗和服药，坦然地说：“我已经80多岁了，不能为党和人民工作了，请你们不必为我浪费国家钱财，把药留给能工作的同志用吧。”将军还以法国工人党和第二国际创始人拉法格晚年自己结束生命的事例，要求不必对自己进行抢救。一个一辈子为着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出生入死、呕心沥血而自己终身过着简朴生活的人，到晚年连吃药打针都感到是一种浪费，这似乎令人难以理解。但将军就是这样一个人，心中始终装着党和人民，唯独没有自己。将军是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战士，真正做到了为着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雄才大略 远见卓识

　　长期的革命实践和军事生涯，练就了将军高瞻远瞩、深谋远虑、胸怀全局、刚毅果断的风格，充分展示了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的雄才大略和远见卓识。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将军就旗帜鲜明地拥护、支持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认为毛泽东的游击战、运动战思想是红军作战唯一正确的指导原则。1932年宁都会议后，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愈加猖獗，完全排斥了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中的领导地位，使中央革命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不断遭受损失。将军对此痛心疾首，一方面游说彭德怀向中央建议请回毛泽东继续指挥反“围剿”作战；另一方面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各种措施或提出各种建议，抵制形形色色的教条主义和冒险主义，以尽量减少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损失。将军为此曾屡屡遭受批判、打击，甚至险些付出生命的代价，但他始终坚持在一些重大原则问题上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为中央决策提供参考。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将军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关于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抗日战争初期，将军提出部队要适应游击战的打法，在战略思想和战术指挥上实现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根本转变；抗日战争相持阶段，将军提出灵活运用“转移、集中、分散、反击”的作战原则，粉碎日伪的“扫荡”；抗日战争反攻阶段，将军提出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思想，主张集中主力兵团在地方武装配合下，扫清根据地内敌伪据点，打通相邻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解放战争初期，将军提出“我们作战方针不能死守城市，应以消灭敌人为主，避免被动的守城战，争取主动歼敌”。主张划分决战、游击坚持、政治攻势三类地区，相应部署军事力量，以解决部队分散兵力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与集中兵力打破敌人进攻、掩护根据地建设的矛盾。苏北根据地和西满根据地的创建与迅速发展壮大，即是创造性地贯彻执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典范。

　　1937年平型关战斗之前后，时任军委总政治部及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的将军在深入部队检查政治工作情况时发现，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后，由于取消政治机关和政治委员制度，部队政治工作受到削弱，旧军队一些坏作风滋长蔓延，给军队建设带来很不利的影响。将军敏锐地意识到，部队中出现的这种倾向不容忽视，必须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以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将军将这一情况向总政治部主任任弼时作了汇报，建议我军恢复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制度，加强军队政治工作，以适应抗日战争新形势下军队建设和发展的需要。经任弼时与朱德、彭德怀商定，责成将军就此项建议起草向中央的报告，于1937年10月19日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的名义电报中共中央。10月22日，张闻天、毛泽东即代表中共中央复电，同意立即恢复军队政治部和政治委员制度。将军随即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344旅政治委员。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特别是经过端氏镇整风，在朱德总司令亲自指导下，使这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迅速实现了以打游击战为主的战略转变，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

　　1940年4月，将军任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兼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及军政委员会书记期间，鉴于冀鲁豫地区回旋余地小，不利于大部队活动和发展，根据中央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遂向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建议，将第2纵队分出一部越过陇海路，向华中发展。4月17日，中共中央电示同意将军的意见。5月将军率部歼灭进犯我冀鲁豫根据地的顽军石友三部主力后，即奉命率八路军第2纵队主力一部1．2万余人挺进华中，经豫皖苏、皖东北，进入淮海、盐阜地区，开辟建设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此期间，将军领导苏北地区军民进行反“扫荡”斗争和反摩擦作战，消除匪患，修筑因海啸冲毁的海堤，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在整风后期，有的地区搞“抢救”运动，将军不仅在自己所领导的地方和部队中不搞“抢救”运动，还向中共中央华中局建议，不要在华中地区搞“抢救”运动。通过实行“主力地方化”和“地方主力化”方针，迅速发展壮大了抗日武装。将军所部新四军第3师由开始组建时的2万余人发展到7万余人，创建了拥有4万多平方公里土地和800多万人口的苏北解放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将军审时度势，于1944年开始在苏北进行局部反攻，率部对日伪展开攻势作战。先后发起高沟、杨口战役、滨海地区攻势和阜宁战役，大量歼灭了日伪，扩大了解放区。1945年8月日寇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将军立即集结主力举行战略反攻。当时苏北日伪已被压缩在淮阴、淮安和盐城几个孤立据点内，将军计划首取淮阴、淮安，再下盐城，解放苏北全境，为而后自卫战争准备战场。正在此时，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令将军率所部主力出津浦路西，会同友邻部队阻击桂系顽军东犯。将军判断，国民党军队正忙于“劫收”大城市、占领交通要道，暂时无暇向我根据地纵深发动进攻。而我军主力旷日持久集结于津浦路两侧，势成守株待兔，坐失肃清根据地残余敌伪的良机。于是，将军衔命率部西出津浦路，途中，在临近两淮的高良涧、蒋坝一线留置一个旅的主力部队，既可西进作战，又便于回师东返，相机攻取两淮。9月3日，将军与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谭震林联名致电华中局并报中央，建议回师东返歼灭根据地内残余敌伪。旋得中央电示同意。将军遂率部东返，发起两淮战役，相继攻克淮阴、淮安。

　　在回师两淮途中，于1945年9月14日在华中局驻地得知，苏联红军歼灭日本关东军后，已占领我国东北地区，同时，华北我军一部亦先期进入东北。将军敏锐地认识到，当下国民党军队鞭长莫及，正是我军进军东北、创建大片战略根据地的极好时机。遂建议华中局代书记饶漱石致电中央，建议速派大部队进军东北。遭饶拒绝后，将军便以个人名义发电，向中央提出《对目前局势和军事方针的意见》。电文略谓：蒋介石利用“和平谈判”欺骗人民，麻痹我军，拖延时间，我决不可抱任何幻想。应立即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创建连成一大片的大战略根据地。至少派5万人，最好派10万人，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前去主持工作。同时建议关内收缩集中各根据地兵力，分别以晋、察、绥和山东为中心，形成两大战略根据地，为而后的战略决战做好准备。代行中央主席职务的刘少奇接到将军的电报后，即转报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的毛泽东和周恩来。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电，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立即抽调10万部队进军东北。翌日刘少奇专门给将军复电云：“你的提议中央同志都看过，并在原则上同意你的意见。中央关于目前战略部署谅你已收阅。望你以后多提意见。”时任新四军代军长的陈毅，在一次军队干部大会上的讲话中，称将军是“千里眼”，赞许将军的远见卓识。

　　9月下旬，将军奉命率新四军第3师主力3．5万余人挺进东北。部队出发前，上级曾指示将武器留给地方，待到东北后即可取得日伪留下的新武器。通报中并说东北“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将军对此说并未轻信，认为目前情况瞬息万变，部队到了东北万一拿不到武器如何打仗？千里行军没有武器如何应付突发情况？将军果断命令所有部队必须全副武装上路，多余的武器可以留给地方，而且要备足棉衣，以抵御东北地区的寒冬。待经过近两个月的长途跋涉到了东北之后，部队不仅没拿到新武器，连旧武器也没有，而且给养十分困难，零下二三十度的严寒更使初次到东北的广大指战员难以承受。加之部队长途行军，极度疲劳，也没有地方组织及群众支持，战场条件很差。当时中共中央东北局命令将军指挥所部切断北宁线，阻止国民党军主力进占沈阳，以造成我军独占东北之势。将军敏锐地觉察到，国民党当局对东北势在必争，绝不会容我独占。而我军暂时不具备同国民党军队决战的条件，只能是首先建立根据地，依托根据地同敌人进行长期斗争，逐步消耗敌人，自生力量，发展壮大我军力量。待条件成熟时，进行战略决战，消灭敌人，解放东北全境。有鉴于此，将军率部于1945年11月25日到达东北锦州江家屯地区后，连夜起草了致毛泽东的电报，如实报告了部队所面临的战场、给养等方面困难状况，建议我军暂不进行大规模作战，避开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进行短期休整，恢复疲劳。并利用国民党军队尚未完成战略部署而不可能立即向我大举进攻之际，以一部主力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做长期斗争准备。随后，将军又致电中央及东北局，建议立即进行建立根据地的部署，并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具体意见。将军在电报中说，发动群众，肃清土匪，建立地方党组织和政权，创建根据地的基础，是当务之急。否则，有陷入不利地位的危险。将军还特别强调：“我认为20万军队没有千万以上群众支持，是不堪设想的。”中共中央对将军的建议表示赞许，毛泽东复电谓：“关于建立根据地，你是有经验的。”嘱将军同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商谈解决。不久，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于12月28日给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着名电报，指示东北工作的重心应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中小城市和广大乡村，“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准备将来的决战。

　　方针既定，将军立即投入到西满根据地建设，先后被任命为西满分局副书记、代理书记、西满军区司令员。将军领导西满地区军民进行土地改革、清匪反霸，发展生产，并相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锻炼部队，鼓舞士气，保卫和扩大根据地。1946年1月，将军率部攻占通辽，歼灭国民党收编的伪军1000余人；并先后解放了开鲁、开通、怀德、农安等十余座县城，歼灭伪军和土匪5000余人。2月指挥所部进行鹜欢池、泡子车站战斗，歼灭国民党主力两个多营；3月乘苏军撤离东北之机，指挥所部攻占西满重镇四平，俘敌数千名，缴获大量武器装备；4月指挥所部相继攻克长春、齐齐哈尔，歼敌万余，缴获甚众。至1947年夏，西满根据地已连成一片，将军遂向中共中央和东北局建议，撤销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以便于统一指挥，进行大规模作战。中共中央采纳了将军的建议。8月，将军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副司令员，并兼任东北民主联军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统管东北我军的战勤工作。其亲自主持制定的一整套后勤保障制度，对促进东北我军后勤工作正规化建设、增强后勤工作的机动性和主动性、提高后勤工作的能力和作用以及对此后辽沈决战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建国初期，将军曾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针对当时国民经济恢复发展状况和部队建设的需要，将军提出军队后勤工作要从全局出发，克服单纯军事观点和本位主义倾向，坚持对国家负责和对部队负责相一致的原则：“照顾国家的全局，搞好军队工作；照顾军队的全局，搞好后勤工作；照顾后勤的全局，搞好各部门的工作。”为适应军队建设的需要，将军提出“建立正规化、现代化的后勤工作”的方针，强调“必须有国家现代化的经济作基础，必须有掌握现代化后勤工作的干部(他们应具有较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政治理论水平、现代战争知识和现代科学业务知识等)和必须有整套现代化的组织制度”。将军提倡军队后勤工作要“发扬优良传统，学习新鲜事物”，一方面要“扩大眼界，关心全局”，另一方面要“通过刻苦钻研的学习来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并运用到实际工作和斗争中去”。主张“对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和经验也要同它们的社会制度区别开来，凡是对我们有用的技术和经验，我们就应学习，而不应一概排斥”。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将军提出“努力把后勤工作提高到指挥战斗、组织供应、保证战争胜利的新阶段”的指导思想，进一步促进了军队后勤工作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有力地保障了抗美援朝和国防建设的后勤供应。

　　1953年初起，经病中的代总参谋长聂荣臻提议，将军开始到总参处理繁重的日常工作，并继续兼管总后勤部的工作，同时协助彭德怀处理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10月将军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仍兼副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政治委员，同时兼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和财经领导小组成员，1958年任总参谋长。其间，主持或参与制定国防战略和军队建设方针以及各种条令、条例，组织进行军队精简整编，调整全军组织机构，实行各种重大制度的改革，加强各军兵种建设。为统一全军思想，搞好军队大规模的精简整编，经将军建议，于1957年1月由彭德怀主持召开了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将军在会议上作了《关于裁减和整编军队问题的报告》。报告阐述了这次精简整编的根据，联系实际，深刻分析了军队实行精简整编的必要性和迫切性，特别强调要处理好军队建设与国家建设、军队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将军说：“减少了一般兵员，我们在战时可以得到迅速的大量的补充，而如果使国家丧失了建设工业的机会，军队丧失了改善装备、建设技术兵种的时机，却是无可挽回的。”“削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工业建设，裁减军队数量以加强质量，是我们军队建设目前的唯一途径。”将军组织各总部分头抓精简方案的落实，自己亲自到重点单位帮助解决精简中遇到的问题。这次精简整编，统帅部由八总部合并恢复为三总部，5个军种减为3个。全军总人数在1956年的基础上又精简了36％，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通过精简整编，合成军队体制得到加强，步兵减少，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等技术兵种得到加强，空、海军进一步发展，全军完成了由陆军为主体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发展的战略性转变。“大跃进”以后，有人提出军队应该用更大的力量搞生产，不应搞训练；有的军区整师整团拉出去搞生产、炼钢铁。将军主持召开全军参谋会议，发表了长篇讲话，深刻阐述了军队的基本任务即战斗队与生产队的关系，斩钉截铁地说：“把最大的力量拿去搞生产，我认为这样不妥当。”“人民解放军首先应该是战斗队，不是搞生产，不能把两个任务平列起来。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1958年6月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说：“我四年未管军事，一切推给彭德怀同志……讲责任，第一是我，第二是彭德怀，第三恐怕是黄老(对将军的习惯称呼)，因为他是秘书长。”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将军当时在军委工作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

　　博大胸襟 坦荡无私

　　将军信仰马克思主义完全是自觉的，而且是经受住各种考验坚定不移、终生不渝的。“文化大革命”中专案组搞逼供信，滥施淫威，将军不畏其势，还以颜色，激怒了专案组。专案人员厉声喝问：“你知道你是什么人吗？竟敢如此嚣张！”将军从容答道：“黄克诚，马克思主义者。”将军以毕生的实践证明，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是当之无愧的；将军的博大胸襟，堪称马克思主义者的典范。

　　抗日战争时期的曹甸战役中，将军为坚持自己提出的作战方针曾同上级领导发生争论，一度被撤销了领导职务，并责令其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将军权衡再三，最后还是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违心地作了检讨。毛泽东得知此事，特地给将军发来电报加以慰勉，称赞将军“你是虚心的人”。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上级领导也分别以讲话或发电报等不同的方式，肯定了将军坚持的意见是正确的。可是到1959年庐山会议时，有人又旧事重提，再次据此对将军进行批判斗争。多年来将军一直忍辱负重，不置一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些了解当时情况的老同志一再建议将军向中央写报告，反映当年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情况，以辨清是非曲直，洗刷不白之冤，了结这桩数十年未了之悬案。但将军不同意那样做。将军说：“经过历次劫难之后，我是幸存者，现在讲一讲当年的情形，自然是很容易的事情。可是，当年同我争论的对方都已作古，他们不可能再讲话了。只由活着的人单方面去讲，没有对方发表意见的机会和条件，这很不公道。况且，在过去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情况是那样的错综复杂，今天为个人的事情去翻历史旧账，没有必要。”

　　当将军结束近20年流放和牢狱之苦重新出任领导职务后，一些当年在批判和审查将军时说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纷纷向将军赔礼道歉。将军毫不介意，坦诚地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也有压力，不向我开炮，你们也难以过关。现在事情已经过去，没有必要再去提它了。要注意保重身体，争取在有生之年为党再多做些工作。”将军边说边手把手向来人热情地传授自己在被关押期间学会的按摩术，说这种方法很有效，只要坚持不懈、持之以恒，许多慢性病痛都可以缓解或治愈。将军豁然大度的举止和语重心长的话语，曾使不少人落下感动的热泪。

　　将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坐班房，受审查，挨批斗，非但没有找专案人员“算账”，反而将曾担任将军专案组负责人的某军代表推荐到中央某机关工作。将军认为，当时参加“三支两军”的人员，都是好中选优选拔出来的。工作中犯错误大多是根据上面的指示，情有可原，不应该影响现在对他们的信任和使用。将军还通过各种方式向有关方面打招呼，做疏通工作。说某某同志过去一贯表现良好，某某同志有战功，某某同志身上至今还留有多处枪伤。希望在作结论时，充分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特定历史环境下的特殊情况，考虑到他们过去的战功，尽可能从轻发落。即使对错误严重者，也要“刀下留人”。只要不属于品质恶劣、作恶多端、挟嫌报复、民愤很大，就不要追究了。将军还以三国时曹操在“官渡之战”后处理干部问题的历史典故作比喻，主张要以政治家应有的博大胸怀，实事求是地、妥善地处理好“三支两军”和“两案”问题，使尽可能多的同志早日解脱出来，为党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将军复出担任党和军队的领导职务之初，曾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自己年龄太大了，不宜担任领导职务。中央领导同志说，你年纪大可以不坐班，但领导职务一定要担任，就是要你这个名字。将军服从中央的安排，不顾年高体弱，把全部身心扑到工作上，为平反冤假错案和抓党风倾注了大量心血。但此时将军因庐山会议所受到的错误处分尚未平反，他未曾想过自己也有冤案在身，也属平反之列。人们不止一次地建议将军向中央写报告，要求平反。将军却不以为然地说：“不必了吧，我现在有工作做就行了。”有的同志劝他说，起码庐山会议被降低的两级工资应当要求予以恢复。将军坦言说：“降低两级工资算什么？当年从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加革命的几百位同志，都在战争年代牺牲了，我是唯一的幸存者。现在我有地方领薪金，有地方看病，有吃有穿，不是挺好吗？”

　　针对党内和社会上肆意诋毁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种种议论，将军忧心忡忡，并敏锐地意识到问题非同小可，不能等闲视之。将军认为，伟大历史人物虽然不是救世主，但其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其推动历史进程所发挥的杰出作用，是不应该抹杀的，也是抹杀不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历来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斗争和摸索，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终于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把一盘散沙似的几亿人心聚拢起来，中国人民从此再不受外人欺凌。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一面光辉旗帜，而且，在今后很长历史时期内仍将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如果轻易丢掉这面旗帜，将会动摇根基，导致人心涣散，后患无穷。等到局面不可收拾的时候再想拾起这面旗帜，就不是那么容易了，可能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1980年10月，将军在一次有近千人参加的会议上发表了长篇讲话，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结合自己亲历的史实，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了科学的评价。讲话公开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深为这种出以公心、不计前嫌、顾全大局、光明磊落的品格而折服，有的人甚至感动得热泪涌流。但也有人说将军不识时务，自己几乎被整死，如今还讲这样的话，简直不可思议。听了这种反映，将军很严肃地说：“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问题，每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都必须采取严肃、郑重的态度，绝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不能从个人的恩怨和得失利害出发去考虑问题，更不能对历史开玩笑。”有的人对将军“把建国以来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算在毛主席身上，让一个人承担责任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说法不赞成，问将军：“不让毛主席一个人承担错误的责任，你承担不承担？”将军说：“凡是我有发言权的时候，我没有发表意见反对错误的决定，事后我就不能推卸对错误的责任。比如反右派扩大化，错整了很多人，就不能只由毛主席一个人负责。我那时是书记处成员之一，把有些人划为右派，讨论时未加仔细考虑就仓促通过了。自己做错的事情怎么能都推到毛主席身上呢？大跃进中许多同志作风浮夸，把事实歪曲到惊人的程度，使错误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也是有责任的。在中央来说，凡是开中央会议举手通过决议的事情，如果错了，中央都应当承担责任。当然，毛主席作为中央主席要负领导责任。过去解放全中国，建设新中国，我们这些老共产党员都尽了一份责任，功劳大家有份。现在把错误却都算到毛主席一个人身上，好像我们没有份，这是不公平的。”将军语重心长地说：“毛主席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消极因素只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但毛主席留下的宝贵财富即毛泽东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如果要丢掉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毛泽东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就会把中国引向危险的道路，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有一个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应苛求前人，只能通过我们后人的斗争实践，纠正前人的错误，并不断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在这面光辉的旗帜上写下新的篇章。”将军还援引杜甫的诗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不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以规劝人们不要以轻薄的态度评价历史人物。

　　将军认为，对待历史和历史人物，包括那些开始革命后来走向反面的历史人物，都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作出全面的评价。1984年初，将军看到，《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元帅条目释文稿中，所有的元帅都写了历史功绩，唯独林彪条目的释文只写了简历和罪行，认为这样写不真实、不全面，建议改写。将军约请撰写组成员面谈，坦率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将军胸怀坦荡、刚正无私、光明磊落而又敢言人之不言的风格，令在座的人肃然起敬。将军说：“写历史人物志，要学习司马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秉笔直书，不要揪出一个人就把历史功绩一笔勾销了。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罪行，受到党纪国法制裁，是罪有应得。但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两方面都写，不能只写一面。林彪确有指挥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不是历史唯物主义态度。况且，国内外都知道林彪是我们开国十大元帅之一，把他写成既不会打仗，又一无是处，不仅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且也很难令人置信。人家会问：‘人民解放军里面难道没有人了吗？何以让一个平庸无能之辈当元帅？’这对我们国家和军队并没有好处。”

　　将军向撰写组具体谈了林彪在历史上的主要功绩，供撰写时参考。最后将军还恳切地指出，把林彪当年给毛泽东写信，提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作为林彪的一条错误，写在条目释文中，值得斟酌。将军说：“在我们党内，一个下级干部向上级领导写信直陈己见，尽管意见是错误的，但敢于向上级反映而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本来是一件好事。即使在现在，也应当提倡这种精神。一个人提意见不一定都正确，只要不是反党反革命的言论，都应当允许提。而那种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不敢提出来，生怕自己吃亏，因而上级说什么就随声附和的做法，才是不足为训的。由于林彪提了那个意见，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着名文章，当时对全党全军都有极大的教育作用。所以我认为，像这类问题，其他人的条目中都没有写，对林彪也不必过于苛刻。在我们党几十年的历史上，没有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没有讲过错话、做过错事的人，恐怕一个也找不出来，当然包括我本人在内。”

　　这就是黄克诚大将，一个以德报怨、坦荡无私、襟怀磊落的共产党人，一位功勋卓着、德高望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和久经考验、忠贞不渝的马克思主义者。

　　谨奉此文，为将军百年诞辰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