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介绍加入武委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我刚满17岁，在上海沪西大厦大学建筑工地干临时工。

　　那时，每晚都有许多从关外流亡出来的知识青年到大学礼堂向教工们控诉日本鬼子在东北地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的罪行，愤怒抗议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强烈呼吁四万万同胞团结起来，拿起刀枪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我听了义愤填膺，当即跑到国民党兵站要求参加抗日义勇军。谁知兵站却要我先缴10块银元买军装，说伙食要自理，每天参加5个小时的军训……我是个卖苦力的临时工，哪有银元买军装？只能报国无门，一腔惆怅！

　　1933年，我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大隆机器厂当学徒。在中共地下党员柳湜的指引下，我投身工人运动，在厂里成立工会，组织罢工斗争。1934年，顾准同志（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介绍我加入了宋庆龄领导的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下简称武卫会。顾当时是武卫会宣传部副部长）。因我在工人中秘密散发抗日传单，被厂方发现将我开除并押解出城。但我并不气馁，又秘密潜回上海继续参加武卫会的活动。

　　筹建武卫会启海分会

　　1934年7月下旬，遵照中共中央上海局的安排，武卫会总会在党中央代表参加之下秘密地召开了成立大会。8月1日在报上发表了由宋庆龄、何香凝、白云梯等3000余人署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基本纲领》《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反日宣言》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组织章程》。武卫会还向国内外郑重宣告：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军第一军已经正式组成，准备和由江西出发的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会师北上，在武卫会的直接领导下，共同进行抗日民族革命战争。

　　1934年10月，我受上海市武卫会的派遣返回家乡启东，一边组织灾民抗饥饿斗争，一边筹建武卫会启海分会。

　　我通过各种渠道向群众宣传武装自卫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失业失学青年积极参加武装抗日的队伍。很快，启海分会便成立了。我的弟弟刘里千当时正在启东中学读书，积极参与了启海分会的筹建工作，在学校里秘密宣传、散发《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和《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组织章程及宣言》。

　　刘里千从启东中学毕业后，考入海门新中医学专科学校。1939年加入崇明抗日自卫总队，任总队书记员兼军医。1940年任江苏省第4区游击指挥部第3旅军需副官，1941年，该旅并入新四军1师。刘里千在苏北行政学院结业后，调通海行署历任行署金库副主任、财政科长、供给科长等职。1944年12月27日，刘里千随通海自卫总队副总队长茅琛去通海镇北与乡干部会面时，突遭日军袭击。我方寡不敌众，仓促突围。刘里千身负重伤被日军合围在一条大河堤边。为保护抗日经费（他腰间缠着藏有金条的布带），刘里千宁死不当俘虏，用手枪中最后一发子弹自殉投河，时年26岁。

　　上海在怒吼

　　1935年2月，我调任武卫会沪东分会主席，受总会党团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李定南同志的直接领导。

　　李定南介绍并批准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隐蔽身份，便于工作，他替我改名“杜杰”并以待业为名另租小屋秘密建立了沪东分会办事机构，按规定每月发给我6元钱的生活费。这生活费是由江西中央苏区拨过来的，后因中央率部离开江西瑞金北上抗日而中断了这笔经费的来源。

　　那时，我和李定南同志白天步行数十里，穿插于沪东、沪西武卫会各分会之间，传递秘密文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了解下情，布置工作；晚上则在我租的小屋内总结分析，商量对策。我们每天早上一个烧饼，中午一碗阳春面，晚上一杯白开水，实在饿得没办法就各自找亲朋好友“蹭”饭吃。沈坚如先生在某米店当账房先生，我常去他那里“蹭”晚饭。我边吃边向他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他参加武卫会。就这样，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解放后，沈坚如同志受中央委派，到越南奠边府，与梅嘉生等同志成为胡志明主席的高级顾问。

　　武卫会总会宣传部从1935年2月起秘密油印出版《政治周报》。3月，总会将我调任宣传部部长，负责发行工作。

　　“五一”前夕，武卫会主席宋庆龄向上海人民发出号召：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蒋介石立即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宋庆龄主席亲自书写了赴宁请愿的大横幅。接着，武卫会派代表与救国联合会的代表一起详细商讨了请愿事宜。

　　5月1日清晨，数万名请愿群众由市区向北火车站进发。请愿队伍手擎横幅、红旗，高唱抗日战歌，散发抗日传单。手无寸铁的爱国民众遭到了反动军警的残酷镇压。我被打得面目青肿、鼻血不止，另一武卫会委员王季芬同志（解放后任上海市交通局局长）被打倒在血泊中昏迷不醒……请愿民众与反动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冲破层层阻拦从不同方向陆续到达北火车站。

　　因上海市政当局拒不发车，还从苏州调来大批反动军警准备大规模镇压请愿民众。为保存革命实力，我们当即决定带领群众撤至四川路一带，在那里召开了声势浩大的抗议国民党反动当局迫害爱国民众的声讨大会。

　　7月，正当上海广大群众所燃起的抗日反蒋斗争和民族武装自卫运动的烈火烧向全国的关键时刻，中共上海中央局由于叛徒告密而遭到最后一次大破坏。就是在这白色恐怖最严峻的时刻，我被任命为武卫会上海市分会主席。

　　被捕入狱

　　1936年7月18日下午，李建模同志（上海市武卫会党团领导成员之一）交给我一份纪念“八一”南昌起义的文稿，要我速递住在法租界马思南路的李凌同志（李负责印刷发行工作）。我当即赶往李凌处，将文稿交给他，并留宿在那里。

　　第二天清晨，我准备步行到沪西大自鸣钟东边的新生职工补习学校开会。我的贴身内衣口袋里藏有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市武卫会各分会负责人的代号及联络暗号。当我走到英租界戈登路马白路口一所中学附近时，因酷暑难耐，脱下长衫将书刊卷于其中。不料，这一举动引起了日本巡捕的怀疑，立即前来搜我全身。他发现我带着赤色书刊，马上铐住我的右手，将我带到英国巡捕房进行审问。途中，我悄悄地把内衣口袋里的秘密字条扔到窨井里。

　　一到英国巡捕房，英国巡捕就开始审问我：

　　“姓名？职业？”

　　“张金生。卖报的。”

　　“家住何处？门牌号码？”

　　“闸北大场镇八字桥。‘一·二八’战火中房屋被炸，父母双亡。”

　　“所带书刊从何而来？”

　　每天来投报的一位先生叫我送到戈登路330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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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口供上按好手印，巡捕们即乘车去寻找戈登路330号，结果查无此号。恼羞成怒的巡捕对我拳打脚踢，施以刑罚：用铅笔杆夹手指、坐老虎凳、倒吊着灌辣椒水、上电刑……我多次昏厥过去，但始终坚持原口供不变。最后，巡捕房以“手带资料、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东西、危害民国”等罪名，通过江苏第二高等法院判处我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把我关押在提篮桥西牢——日、美、英共管的RAD号牢房。

　　当时与我关在一起的政治犯还有曹荻秋（解放后任上海市市长）、许亚（解放后任福建省省长）等。我们在狱中互相激励，坚定革命信念；组织学习小组，互帮互教，自学外语、政治经济学等。大家都积极准备着，一旦出狱立即投入到新的对敌斗争中去。

　　与江兰英结为伴侣

　　1939年初，我刑满释放。经党组织安排，我打进国民党旗帜下的上海郊县忠义救国军，担任区队长，武装抗击日本鬼子。同年夏末，组织上又调我到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此后，我奉命去联络沈坚如先生所在的“华东人民武装抗日会”，动员他把部队并入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

　　沈坚如到崇明后，找到了当年在沪的老邻居江鸿标先生的家。在那里，我见到了江先生的女儿江兰英。早在1934年，江兰英就在上海参加了武卫会（那时才18岁），我们已是老熟人了。此时，江兰英正在抗日游击队开办的培训班里学习。她积极参加宣传队的演出，如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等。不久，她正式加入了崇明抗日自卫总队。总队部就设在她家的宅院里。总队长茅理夫妇、总队政治部主任韩念龙夫妇（韩解放后曾任外交部副部长）、民运部长朱溪东、崇明县委书记陈国权同志等都住在她家，我当时任总队指导员，因工作关系也常去她家。

　　1940年6月，经党组织批准，我与江兰英同志举行了简单的婚礼。从此，我们成为志同道合的终身伴侣，风雨同舟60余载。

　　在抗战最艰苦的相持阶段，江兰英不愧是崇明地区的抗日女英雄。她经常冒着生命危险潜入敌人据点侦察敌情，她多次巧妙地掩护抗日总队的干部穿越碉堡林立的日寇封锁线，把他们安全隐藏到可靠的群众家中。在日本鬼子对崇明地区进行大烧杀时，我部奉命撤离崇明北进通海启地区。日本鬼子用军舰封锁了江面，我们只能设法绕道上海进入苏北。江兰英化装成赴沪看病的农妇，把总队联络站的重要文件和印信藏在身上，乘坐一条小木船，从风疾浪高的长江口冒险冲过日军的重重哨卡，几经绕道换船安抵海门。由于她在斗争中机智勇敢，完成任务出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江兰英随苏北四分区抗日游击队攻打掘港。战前，她孤身深入敌占区侦察敌情，传递情报；战时，她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救护伤员；战后，受组织派遣到启西区民运工作队做群众工作。在她的宣传引导下，不少热血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

　　抗战胜利后，江兰英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抗美援朝时，她又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在23军留守处工作。1958年，因病复员回南通。此后几十年，她在居委会主任的平凡岗位上，不取报酬，勤勤恳恳为民服务。2004年春，江兰英因病救治无效而辞世，享年89岁。

　　1944年10月，我们苏中四分区的反“清乡”斗争经历了1年零7个月的生死搏斗，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它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史上，谱写了光辉的一页。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今天，我们怎能忘记当年侵华日军在中华大地上犯下的滔天罪行？！我们怎能不深切缅怀无数为国捐躯的抗日英烈？！我们一定要教育子孙后代，牢记历史，走富民强国之路，为维护世界和平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