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新四军时，已是抗战后期，当时只是个很小的“小鬼”，开始还不在主力部队里，只是在家乡区委机关（对外叫区公所）的侦通班。因为太小就把我送到县里去学习，我在那里被发现有绘画“天才”，学习结束后被送到分区的《江潮报》社去“培养”。就在报社，我们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不过这胜利不是一下来到的，而是一仗又一仗打出来的，正是在战斗中，我成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一个小兵。

　　深夜喜讯兴奋难眠

　　与我同去江潮报社的，一个大我一点的女同志叫周羡颖（她后来在《福建日报》），一个和我一样大的男小鬼叫徐文亮（他后来在新华总社）。报到后徐文亮被分配去电台学报务员，当时报社都有专收电讯稿的电台，周羡颖和我都去了《江潮报》附办的专给农民看的《江潮大众》，她姐姐周文凡是那里的主编，我也早就认识她，我们就都成了她的“兵”，除我们外她手下还有丁正华、吉林两个编辑。但我到报社的主要任务，是跟那里的著名画家高斯学画，他当时的主业是国际版编辑，我是一边在《江潮大众》打杂，一边跟高斯学习。那时我们不论是地方机关还是部队，都被老百姓叫做“新四军”，同样，凡是蒋介石方面的都称“中央军”，跟汪精卫走的叫“和平军”或“二黄”（“大黄”是日军）。尽管包括我在内，其实都不是“军”，但我们却分享了新四军的名声，并且过着军队一样的战斗生活，既分散住在农村里农民家，又不断行军转移，随时改换宿营地，以防止日伪军队的袭击。

　　到1945年夏季时，日本侵略者已成“秋后的蚂蚱——蹦跶不起来了”。新四军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不断打击敌人和收复据点，报社电台也不断收到各地的好消息。有一天，我们报社来了几个外国客人，那是“反战同盟”的三位朝鲜籍同志，晚上和我们大家一起围坐在月光下的农家晒场上，相互介绍和漫谈着时事，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一位的名字叫“朴长植”，并且从此知道这个“朴”字不能念“扑”，应该念“瓢”。又知道从中国到朝鲜和日本本身，还有世界各国的人，都在反对这场侵略战争，在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被消灭以后，已经结成国际统一战线，正要最后消灭日本法西斯。正是在报社时，我们从电讯中，最早得到了抗战以来的最大喜讯“鬼子投降了”！

　　进入当年8月，就发生了一件又一件国际大事，先是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在东北抗日联军的配合下、紧接着就进军我国东北，痛歼日本“关东军”。就在这时，一天深夜，电台突然收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我们报社同志和驻地老百姓，一个个都奔走相告，一起又喊又笑着，谁也不困了，纷纷朗读和传阅着电台刚收到的电讯，说是根据“同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日本帝国主义者将宣布无条件投降，所有侵略军队将停止抵抗并放下武器。电台又连着收到八路军、新四军延安总部，以朱总司令名义发出的一道又一道反攻命令，号召各抗日根据地和各路部队，一齐向当面的日军伪军，发起大反攻并接受敌人投降。我们把日本投降的消息和朱总司令的命令，马上印成“号外”快报和传单，迅速散发出去和到处张贴。记得《江潮报》上还发过一条新四军准备收复失地的消息，说是已任命我们代军长陈毅为原伪“首都”南京市市长，1师师长粟裕为上海市市长。只是这一任命当时没有实现，因为国际国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在重庆的蒋介石连续发电“邀请”毛主席去谈判国共合作的事，大家认为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担心毛主席真去了会吃亏。但是8月下旬毛主席还是去了，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国民党张治中上将，一起用飞机到延安来“接驾”和一路护送，算是保了险。据说中央要求各地各部队只要提高警惕并越打越好，毛主席在重庆就越安全，以后的情况果然是这样。

　　我当时太小，对这些国家大事并不过分热心，只和报社许多老同志一样，在那些日子里常常不睡觉，即使躺在用门板搭起的床上，也兴奋地说着抗战胜利的大好事，畅想着即将来到的和平生活。日本打进来后，我们受够了战争罪，吃尽了侵略苦。我母亲原在上海做工，说是“东洋鬼子”打来了，只得和父亲一起逃回家乡。我家就在长江北岸，看到江上日本兵船来来去去，天上不断飞着东洋飞机，扔炸弹和开大炮的声音时时传来，江边常常漂来浮尸，有的连人头都没了。乡下老百姓家家都挖了防空洞，其实根本不顶事。鬼子兵还上过岸，村里有人的亲戚就被杀害了，后来日军占了县城，我们蒋华镇上也设了伪军据点，汉奸队伍“二黄”天天下乡“清乡”、“扫荡”，许多乡亲被抓被杀或被敲诈卖地卖房子赎人。地方抗日组织就发动群众反抗，在公路上挖沟破坏交通，把敌人封锁根据地的竹篱笆放火烧掉，游击武装摸进据点，暗杀汉奸和活捉伪军，敌人就疯狂报复，大搞“三光”政策。我也跟着乡里的民兵基干队埋过地雷，当过小侦探，还参加（实际是参观）过处决敌特坏蛋。不料在1944年春，正从事党的秘密工作的父亲，被伪军抓走了。到当年秋天，我家的草屋和刚收上场的稻子，又被伪军一把火烧光了……我在衣食无着没有活路时，才告别家人当了小新四军。如今这一切，都将成为过去。我只以为从此不再打仗，“天下太平”了。正如许多人参军时说的，“打不走鬼子不回家”，现在鬼子真的要被“打走”了，大家也可以“回家”安居乐业了，因而我和不少同志一样，日日夜夜都在兴奋中。其实那时我什么也不懂，幼稚得充满了和平幻想甚至和平麻痹思想，不知道鬼子虽然要投降，却不肯向新四军放下武器，只能由国民党“中央军”来受降。收复失地还得一个据点一个据点地攻打，因此战争烈火并未停息，任何一点和平幸福，都必须以牺牲流血来换取，更艰苦的战斗，更残酷的斗争，还在后面！

　　胜利声中进驻黄桥

　　当时我们报社已能铅印，报社和分区与地委机关一起，不断转移驻地，印刷厂却隐蔽在一个相对安全的秘密地方，每天派人将编好的稿子送到印刷厂去排印，我也跟着去过十几里或几十里路外的印刷厂。鬼子投降后有几天，还由高斯带我去一个地方，画了不少宣传日本投降、我们进行反攻和抗战形势与胜利战绩的漫画、图表等大小挂图和传单，高斯同志教我怎么画在石印蜡纸上，画好交给几个老师傅，他们再拓到石版上，经过药水处理打上油墨就能大量印发了。我边干边学了不少画画和石印技术，也为自己正在为抗战胜利而尽力感到既辛劳又愉快。我们报纸上每天登着各地的反攻和胜利消息，家乡由伪军据守的泰兴城和黄桥镇，也被县独立团等地方武装攻克，还活捉了伪军师长蔡鑫元。这家伙原是当地一个地痞流氓，在保安团时抓到一个掉队的日本兵，大出了一番风头，后来却又当了汉奸，爬到伪军“屯垦”师长的位置。虽只是个杂牌部队，却帮鬼子大搞“清乡”、“扫荡”，干了大量坏事，所以他落网后当地召开公审大会，把他枪毙了。有很多老百姓割下他的肉，带回去祭奠被他害死的亲人，我们报纸详细报道了这事。

　　就在这时，报社和分区与地委机关一起，在胜利反攻声中，进驻了苏中重镇黄桥。这是当地一个著名地方，新四军东进时，在这里与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一场决战，打了胜仗还唱出一首《黄桥烧饼歌》，才使我军在江北站住了脚，现在又到了我们手中。我们报社住在一座新砌的二层楼内，办公桌就连着床铺，比在乡下阔气多了。当时的社长（或总编）是林之新，还有徐中尼等同志。几位女同志一个叫赵俊仪，一个也叫“叶群”，却与林彪毫无关系。另有几位名记者韩晓鹰、叶春生、陈中和陈英等，陈英是位女同志，可惜她后来被敌人俘虏，个人命运十分悲惨。进黄桥后，印刷厂也和编辑部公开合到了一起，厂里的大小印刷机日夜开工，除了印报纸还加印各种捷报、快报和“号外”，更有抗日政府的布告法令和许多文件材料，甚至印过“钞票”，高斯同志就用黄杨木刻成了精致的“抗币”，发行后也能当钱用。那时来稿来信大量增加，林之新社长命令我，一面继续学画，一面兼任收发，再分管报纸上的“广告”。这是为了发展城镇工商业，开始在报上为一些商号和厂家登广告。这后一项工作使我很头疼，因为我从未正经上过学，不会算术，不知怎么算广告费，每张“抗币”几元几角也总是搞不清，幸亏业务不多，即使算错也关系不大。

　　黄桥离长江渡口不远，前往江南和上海等地的人，都从这里路过。原上海著名作家、《苏中报》总编辑林淡秋，由根据地去上海，到黄桥住在我们报社，林之新社长向他介绍大家时，也介绍了我，他拍拍我的头说，这是我们新闻战线最小的战士，使我大受鼓舞。其实我当时并不安心在报社工作，因我正是好动贪玩的年龄，那些编辑们都是文化人，年纪虽不大却像个“老夫子”，天天埋头编稿子写文章，几乎整天不说话，我在他们中憋得十分难受。正好附近有个地委的大众剧团，每天排戏练歌十分引人，我就常常偷偷跑去看热闹。剧团团长黎岳冰知道我爱画画，也爱唱爱活动，鼓动我到他们剧团来，我一口答应了。黎团长通过组织把我调了过去，为此我放弃了早就专业从事美术和新闻工作的机会，“改行”去搞了文艺。当时苏中画报社正在黄桥招考新人，我已有一定绘画基础，报社也已推荐了我，肯定可以入选。但是我却去了“好玩”的剧团，并且一下干了多年的文艺兵，直到很久以后才又回到新闻单位。

　　欢迎大会和大众剧团

　　我在黄桥期间见闻了几件大事。一是按照重庆谈判“双十协定”要求，新四军撤出了长江以南的根据地。粟裕指挥的新四军1师从江南来到苏中，在黄桥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盛大的欢迎会。风尘仆仆又穿着马靴的叶飞副师长，在临时搭起来的土台子上，代表部队讲了话，我记得他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现在已经发展到百万人了，全场军民为此热烈鼓掌。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个多大的数字，只对主力部队前面放着的轻重机关枪和六零炮、迫击炮等“新式武器”十分稀奇，几次想去摸摸，却被警惕而又骄傲的战士制止了。但是我也有引为自豪的事，就在这个会场周围墙上，贴了不少欢迎主力部队的标语宣传画，有的就是高斯同志和我画和写的。也是在这个操场上，我还见识了又一个欢迎大会。有一个据说是美国合众社记者，从上海经南通来到苏中根据地，此人名叫罗尔波，在欢迎会上他讲话时，有个从上海跟他同来的女翻译，他说几句英语，那女的就给译成中国话，开口总是“罗尔波先生说”，说快了就成为“萝卜先生”怎么的。我们有人就把他们戏称为“萝卜先生”和“青菜女士”。后来听说那罗尔波并不是真的合众社记者，只是一个无业的美国人，混到根据地来想捞点什么，不知此说有否根据。我只知这对“萝卜”和“青菜”，先在黄桥等地，又到淮阴、淮安风光了一阵，至少骗吃骗喝了一段时间。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洋人。

　　我个人在黄桥也有件大事值得一说。1944年春被捕的我父亲，1945年初农历年前夕越狱出来，在地委“整风大队”进行学习和接受审查后，也来到了黄桥，参加接管这座当地最大市镇，后来成为黄桥镇的一个基层干部。我们父子“会师”后，他约我一起回一趟蒋华区的老家。当时我还在报社，领导准了我的假。父子二人就沿着城黄公路先去泰兴城，那时什么交通工具也没有，我们徒步行军地走着去的，不过却异常痛快。过去这些公路就是敌伪的封锁线，我几次横越它都是在夜里，不只快步通过，还不断发生险情。有次潜伏在公路边时，不知谁突然放了一个响屁，几乎暴露了目标，幸而没有出事，只给人们留下一个“汉奸屁”的笑话。这次我和父亲在大白天，大摇大摆地大步向前，充分感受到胜利的愉快。在泰兴城我们一起去看了父亲的老战友，有的已是新任的“县长”或“城防司令”，我们祝他们当了“官”，他们也庆贺我们父子重逢和即将合家团圆，而这都是抗战胜利的结果。我们回到老家卅二圩，看到了母亲和妹妹、弟弟，这段事我已写在另一回忆文章中了。

　　回黄桥后我就去了大众剧团。这里的工作性质和方式与报社完全不同，我每天连干带玩十分开心。我们剧团也只30来人，除了黎岳冰团长，还有个指导员式的领导，似乎叫何捷明，另有位会导演的作曲家晓渔（原姓余）和他也是从上海来的夫人。团里正排演一出歌剧《曹立三的转变》，编剧是著名的木刻家赖少其，主演是我在泰兴县委文工队的战友李吉之，晓渔导演并自演剧中的地主。他在剧前的“序幕”中，安排了一场“影子戏”，一些男女同志装成受压迫受剥削的劳动群众，正在负重劳动和被鞭打着，演地主的晓渔挺起大肚子，站在灯光近处，他的影子就比别人高大，正在挥鞭和吆喝着，这个新鲜“序幕”我印象很深。团里还有两个女同志，分别扮演地主的大小老婆，大的叫陈秀英，演得十分泼辣，小的叫黄云芳，却楚楚动人又可怜兮兮。我自己除了为团里画画，也串演过群众，当个跟着人喊口号的儿童团员，还参加过合唱，只是因为还没变声，嗓子太尖，被排在女声部，成了个半男不女的“歌唱家”。

　　当年12月即1945年底，大众剧团奉调到如皋县城。这时已是冬季，团里同志大都穿着自家带来的便服，我从离家以后只能靠发衣服穿，但是没有我能穿的特小号，就发给我一些布和棉花，让我自己去找裁缝做。发给我的是大人的布料，做出来的却是很小的棉袄，我却不知道其余的布料等都被裁缝“贪污”了，反而为棉衣很合身而高兴。哪知这身新棉衣穿了才几天，马上又奉命脱掉，换上了崭新的军衣，我们剧团被编进军分区文工团了。

　　在如皋城看《甲申记》

　　鬼子投降以后，苏中三分区与四分区合并，组成为新的华中一分区。新任分区司令为张震东，政委是钟民，副司令（或参谋长）是梅嘉生，政治部主任是无锡人包厚昌，宣传科长却是我在《江潮报》的老领导林之新（据说他后来牺牲了）。我也成了一分区政治部的文工团员，并且从此成为正式的新四军小兵。大众剧团和我一起来的有十几个人，导演兼作曲晓渔也来了，不过团里另有位专职的导演，似乎姓陈。我马上又认识了一批新战友和领导，分区文工团长是曹铨，指导员是小个子女同志任何，还有位叫丁辉的副团长。任指导员有个小通信员，只比我大一岁，但却比我精明得多，他见我穿上了新军服，说我刚做的棉便服应该交公，并自告奋勇帮我去交，我就都给了他，哪知他拿到就送回了家，也许给他弟弟穿了。以后想起这事，我才知道自己真傻。那小通信员我至今还记得，个子比我高不少，脚穿一双日本兵的翻毛皮鞋，年纪虽不大，却镶了颗金牙，难怪他小小年纪就会“贪污”，此人照此下去，不会有好结果，但我以后一直不知他下落，连名字都忘了。

　　团里有一个女小鬼对我特友好甚至很亲密，她是上海来的，一头卷发（不知是天生的还是烫的），一双大眼睛，常拉着我的手同我说悄悄话，或者偷偷塞给我一点什么吃的。但我当时情窦未开，并未与她发生“早恋”，只给我留下了一个很美好甚至甜蜜的印象。倒是另一个只比我大一岁的女战友尤韵和，她后来成为老战友唐剑的妻子，从20世纪50年代起，一直住在北京，与我不断联系，成了我最老最亲密的战友。由于那时我个子小声音尖，不只唱歌在女声部，平常活动也老跟女同志在一起。有回团里照合影，我也坐在最前排女同志中间，至今我还感受到那些大姐姐们给予我的温馨关照。不过男战友中有几位我也至今不忘，例如我们组的慕寅，他一只脚有点残疾，但是很会绘画，解放后他去了上海，我曾去看过他，可惜以后失去了联系。还有两个从分区宣传科来的，一位叫刘传鑫，一位叫荀汉亭，他们都是我学画的师兄，只是后来也不知去向了。

　　在分区文工团时，我常奉命出去画画，有时是大张的宣传画，内容无非是庆祝抗战胜利、保卫胜利果实之类。因为个子矮胳膊短，只得在脚下垫了一张小板凳，站在上面才够得到桌上的纸，因此被人称为“小画家”甚至“神童”。在京战友朱庆达，至今见到我还宣扬当年站在小凳上画画的“光辉事迹”。那时人们对我的称赞，其实害了我，使我从小就“骄傲自满”，不知自己几斤几两。1946年“4·4儿童节”（后来的“6·1”是国际儿童节）时，前身为《江潮报》的《江海导报》上，还发表了我一篇文章，这是我在文学上的“处女作”。我在泰兴学习时的老师汪普庆（笔名菲士，是《江潮大众》女主编，周文凡的丈夫）等，在如皋主编了“文协”的刊物，我给他们送去一些小连环画和木刻，也大部发表了，我为此很得意，但却由此有了“名利思想”，并从此检讨了大半辈子，虽然那些作品都是歌颂英雄、宣传革命的“主旋律”题材。

　　我们在如皋时，原苏中公学的前线剧团（即后来的华东野战军和南京军区前线剧团），正在城中公园一个草礼堂里公演根据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改编的《甲申记》，每天观众踊跃，反应热烈，剧中插曲《征潼关》、《园园曲》等风靡一时，我至今还会哼唱。这部戏是告诫人们胜利了不能骄傲，要防止敌人卷土重来，防止和平麻痹和居功享乐。其实我们当时不仅“麻痹”不了，并且一直不见“和平”，不断传来国民党要发动内战的消息，美制蒋机时时飞到如皋上空侦察甚至扫射，为了应付战争，根据地正进行第一次“土改”，将地主富农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再发动他们保田保家，支援即将到来的战争。分区文工团也下乡宣传土改和欢送参军等等。正在如皋的前线剧团很活跃，沈亚威、张锐等作曲家，创作了不少歌颂根据地新生活的作品，如：“左一担，右一担，咯吱咯吱又一担……不是‘四老爹爹’ （即新四军）来，乡下人哪里敢上街？”“千条船，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穿梭……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等等。这些歌传遍了城乡军民间。可是这一切很快就被破坏了，战争阴云又刮过来了！人们的生活，又将发生重大变化。我们文工团曾将抗战时的著名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加以改编，由一个叫吴若中的长得“老相”的男同志带着我，穿着“叫花子”衣服装成难民，在如皋城特别是东乡到处演出，吴若中装着打我逼我卖唱，又指着被国民党占据着的南通白蒲和江南，说“中央军”就要打过来了！引起了观众即老百姓的同情和担心。内战烽火果然刮向了如皋，就在这时，我又被调到了主力部队，那是以粟裕为师长、陶勇为副师长（后为师长）的华中新四军1师，我又成为1师文工团的小团员。

　　没演成的戏和七战七捷第一仗

　　渡江北撤的新四军部队，从苏中到苏北直至陇海路连续转战，又在苏中围攻了仍由日军据守的高邮城，原为“8纵”的我们部队主攻，歼灭了日军1000多人、伪军三四千，活捉了日军大佐和伪军师长，原7团“老虎团”还打出了一个“特等战斗英雄”袁金生。新四军与国民党“顽军”一直在“摩擦”，高邮这一仗却是真刀真枪打日本鬼子，并且是在鬼子宣布投降以后，应了那句口号：“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它！”

　　1946年5月，“8纵”改编为“1师”，师部进驻如皋，文工团住在孔庙。住在长巷一号的分区文工团，与1师文工团联欢。1师文工团游龙团长见到我，向分区文工团曹铨团长说，他们团缺个“小鬼”，让分区把我“支援”给他们，曹团长慷慨地答应了，我就打起背包由地方部队“上升”到了主力部队。到文工团报到后，分配到“舞（台）工（作）组”，组长名字很怪也很好记，叫“恐非”。他后来成为我的入党介绍人。团里除了游龙团长，还有个年轻帅气的会作曲和指挥的指导员章致和，和一个年纪不算大却像个老妈妈似的“支部书记”瞿炜（后来是副指导员）。此外还有个编导组，组长尤明和沈默君、钱江共三人。因为舞工组要“苦力的干活”，几乎都是大个子，有上海和江南来的郑尔伟和史秉汉，南通人戴其恒、刘军等，我成了个“鸡立鹤群”者。

　　1师文工团在为军民演出时，有一个保留剧目，是独幕话剧《掼碗》，只有两个角色，演新四军战士的是吴干，演老百姓妇女的是唐永玲。吴干向唐永玲借碗，唐不肯借竟发生了矛盾，两人气得把碗掼了。有一次正演到高潮处，台下一个同志爬了上去，先批评吴干不该对群众发脾气，又对唐永玲说，你这个老百姓也太不讲理了，应该军民团结互相帮助。观众以为是戏里安排的，吴干和唐永玲却傻了，原来那人忘了正在看戏，真的上去调解纠纷，成了一幕有趣的“戏外戏”。当时团里正排演一出大戏，即延安名剧《同志，你走错了路！》。剧情针对统一战线中失去警惕，遭到国民党军队的阴谋暗害，使部队吃了右倾机会主义者的苦，要部队接受教训，时刻防止敌人破坏。此剧由团长游龙导演，沈默君扮演犯右倾错误的联络部吴部长，组织部干事、归国华侨陈严被借来演李司令，钱江演参谋长，演坚持正确路线的潘主任是尤明，吴干演牺牲了的警卫连长。舞工组负责装台置景，我跟着恐非画景片、做假树，每天忙得不亦乐乎，只是这时战争已经正在逼近了！

　　在部队紧张备战的同时，又与国民党进行着外交斗争。1师政治部主任韩念龙，这时正是军调部华中执行小组的共产党代表（他的外交生涯似乎由此开始）。在军调总部担任共产党代表的滕代远将军，也和国民党与美军代表一起来到如皋。上面怎么谈判，我们“小兵腊子”当然不知道，只看到有一架国民党飞机，到如皋上空低空盘旋后丢下一封信，据说是给当地“共军”的，我们当然看不到这信。到7月上旬，形势越发紧张，我们师长粟裕这时正是华中野战军司令，还有华中军区政委邓子恢也到了如皋，天天和陶勇等一起开会。7月12日晚上，他们在如皋大礼堂召开了大会，文工团奉命在会后演出，粟司令在前面讲话，我们在后台忙着搭景准备演戏。我那时不太关心国家大事，也没有听听粟司令等讲了些什么，其实那次是解放战争（当时叫“自卫战”）第一仗的战前动员大会，我在装好台等开演时，因为没事干就钻在天幕底下睡着了。睡了不知多久被惊醒了，见大家都在拆台卸幕布，我说怎么这么快就演完了？说是根本就没演，马上要出发打仗去了。当夜我们就紧急撤出如皋，急行军一直向西。第二天上午路过黄桥时，在看“过兵”的人群中，竟见到了自己的妹妹、弟弟和父母亲，我因为不敢掉队“过家门而不入”，只对他们招呼了一声，急急地随军前进了，当天就到了宣家堡前线。当夜就响起了解放战争第一仗的第一阵枪炮声！

　　这天是1946年7月13日，粟裕指挥我们首战泰兴、宣家堡，6师打泰兴城，1师打宣家堡。文工团男同志去了作战连队，我跟女同志去前线包扎所，负责接收烈士遗体和进行登记，这事已写在我的另一回忆文章中了。只记得前面开火以后，炮弹、枪弹不断飞过我们头顶，天亮后还有敌机来扫射并在不远处轰炸。包扎所旁边有一个大草堆，几个同志靠在上面休息时，其中一个忽然说：“不好，不好，我中弹了！”有人以为他是装的，还开玩笑他要不要交最后一次党费，他却也笑道：“不，是真的！”说着就边笑边咽了气。大家一看，他胸部果然中了弹，据说他这一笑，影响了心脏，当即牺牲了！这个笑着死去的不知名战友，一直留存在我的记忆里。泰兴、宣家堡战后又连续打了几仗，这就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也就是史称“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即解放战争最初最大的胜利。不过我知道，这一伟大胜利是用一个又一个烈士遗体和成千上万同志的血肉“堆砌”起来的，因为我不只是在前线包扎所，还亲自登记和参加收殓过许多烈士遗体。

　　“天下第一师”和战时趣事

　　七战七捷是粟裕指挥的，当时他威名大震，苏中根据地内曾贴过这样的对联：“毛主席当家家家旺，粟司令打仗仗仗胜”。前线剧团的沈亚威等同志还为他作了一首歌，一开头就唱道：“粟司令从前线归来，他正微笑地骑在马上，就像东海边上的红太阳……”不只与毛主席并列，并且早就被誉为“红太阳”，这样“功高盖主”显然“犯上”，以后就不准再这么说和这么唱了，可是我偏偏一直记得它。也是在七战七捷中，淮南新四军2师的5旅撤到了苏中，他们也参加了战斗，5旅穿的是黄军衣，国民党军队也是黄军衣，老百姓就不抬他们的伤员，把他们当“中央军”从担架上掀下来。后来又增加了一个“皮旅”，那是从中原突围来的新四军5师的一个旅，旅长叫皮定钧，就被叫做“皮旅”，他们被编进了和我们1师并肩作战的6师。

　　那时1师和6师常常一起打仗和行军，有一次已成为我们师长的陶勇，骑马行军时被队伍堵在路上，他随口问道：“你们是哪个部队的？”一个战士只向他打了个手势，他在马上没看清，以为是一个大拇指加一个小指头，就说：“哦，是6师的。”哪知那战士却回道：“呸！老子是天下第1师！”陶勇一听也发火道：“怪！老子是天下第1师师长，我都不骄傲，你小兵剌子翘什么尾巴？”还是在苏中时，有一仗抓到不少国民党“交警”部队的俘虏，我们文工团去管俘虏。那些兵都是些留着“洋头”的小知识分子，他们打了败仗还不服气，说你们“共军”打仗不讲规矩不合兵法，靠“阴谋诡计”才打赢了。我们笑道，你们讲规矩懂兵法，怎么当了我们的俘虏？又一个俘虏自作聪明地说，依我说你们和我们无冤无仇，犯不着这么你死我活地拼命，要打就让我们蒋委员长和你们毛主席两个去对打，他们谁打赢了，天下就归谁，省得我们去为他们送死。我们又笑道，凭蒋介石瘦鸡麻骨那样，肯定打不过我们高身大个的毛主席，你们肯定会输。那俘虏却说，那不一定。我们有人说，不行，蒋介石专会用阴谋诡计，打不过人就使坏招。说得大家都哈哈大笑了。有个俘虏军官问我，你是什么阶级？我说当然是无产阶级。他说我问的是军阶，你是少尉还是上尉？我说不管我是什么“尉”，反正比你大，管得了你，你能不服吗？

　　国民党兵虽然连“嘴仗”也打不过我们，他们的美式装备大部队还是占领了苏中地区。我军由于连续作战过于疲劳，撤出苏中时征集了千百只民船，部队坐船沿内河横过宝应湖、高邮湖开向苏北，到达苏北后接着又是忽东忽西连续行军。我们师王集成政委召开大会讲话，由于个子矮站在方凳上讲，他说敌人跟着我们团团转，团团转，转来转去也咬不了我的老屌。说着还把腿裆朝前一拱，引得全场都笑了。我们文工团到处教歌：“跑到东，打一仗，跑到西，打一仗……”宣传运动战和不争一城一地得失的方针方法。我也刻了幅“新四军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的小木刻，自己印成小传单到处张贴。不过我在行军中一只鞋跑烂掉了底，有个老同志捡到一只鞋给我穿，但鞋太大还是一顺的，我就在鞋口一边扎一个眼，用布带穿过扎在脚上，比光脚行军“舒服”多了。有一回我们遇到前线剧团，还看了他们的演出，在一出有蒋介石的活报剧中，后来的著名女作家茹志娟（她的女儿王安忆又成了我国著名作家）扮演了宋美龄，那个丑相我至今还记得。这时原新四军2师文工团一分为二，一半给了我们1师，另一半给了6师。在沐阳乡下我们两个团合并，当夜在沐阳联欢。我们团有个会唱京剧的“小黑头”，陶勇师长让他和沐阳京戏班子合演了一场《盗御马》，我和2师来的小鬼杨朋，并肩坐在陶师长膝前地下，看得比师长还津津有味，后来还跟“小黑头”梁雪芳学了好几个花脸唱段。

　　部队连续转战中，在涟水打了一仗，对方是国民党“王牌”74师，战斗异常激烈，却打了个平手。我们路过县城，看到一座宝塔，挨了许多炮弹，却是巍然不动，只是城下河上，漂满了敌我双方的尸体，其中不少是老百姓。我们行军曾经过几个名字好笑的地方，就将它串起来说，一“上（毛）岗”就“胡涂（垛）”，出了“肛（岗）门”就“见（建）阳”。向当地人问路也很有趣，问到什么地方还有多远？回答是“八（念Bie）里（念Le）”，再问对不对？回答“督斗（正对）”！我们就一路互相逗乐问着。只是有的地方说是只有“里把把”，即一里多路，走了几小时还不到，好容易到达已是“天亮庄”，直到天亮才走到。就这样连着走了几个月，当年12月31日夜里，我们越过了陇海铁路。过铁路前，我以为既然叫铁路，大概路上都铺了大铁板，等到过去了却没有见到，一问说是已经过来了，忙跑回去重新细看，只见两条铁杠杠，用手一摸说是“冰凉的，笔滑的”，引得一些上海等城市来的老同志直笑我是个“土包子”兵。我们行军虽然艰苦，却又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

　　进山东 打大仗 全军大改编

　　部队一进入山东，暂时甩开了敌人。从7月以来连续打仗行军，不止脚没停过，又几乎半年不知肉味，肚子里的“板油”也耗完了。不知是谁带的头，有人就打狗吃肉解馋，致使村里的狗都杀光了，最后只剩几只刚睁眼的小狗，团里的倪平也抱来，用开水烫烫就吃了，还说这和“乳猪”一样嫩。村里有个榨油的油坊，是用花生连壳榨的，我顺手拿了一块渣饼，不好意思公开吃，晚上钻在被子里啃，虽然有壳子，还是挺香的。我们班长由东山听我被子里咯吱咯吱响，揭开一看见我在啃花生饼，第二天就开我的会，说我违反群众纪律，偷吃老百姓的花生饼，让我作了沉痛检讨。其实我当时不用偷，老乡也会给我吃的，那里是老根据地，老百姓最“拥军”。也许由于过于疲劳又营养不良，我忽然病倒了，房东大娘就捧了一大把花生和山楂来慰问我，一边摸着我的额头，一边心疼地说，你这么小就出来“抗战”，你娘怎么舍得的呀？我说我家被伪军烧了，没活路才出来当兵求生的。大娘就更疼我了，说我要病得走不了就留下来，她家正缺个儿子，还说我可以在她的闺女中，将来挑一个当媳妇。我说那可不行，我还要革命呢！

　　部队果然马上又要打仗，还在病中的我不能随队行动，上级给了我开了个路条，让我自己按地址找后方医院去。我只得告别房东大娘，揣着她给的花生、山楂和现烤的几个土豆当干粮，独自上了路，一边走一边吃着花生等，到快天黑才找到后方医院。因为一路爬山出了几身汗，到了医院病也不治而愈。但是部队已经开往枣庄前线，我只得在医院当了个没病的病号。

　　等到枣庄战役结束，我才回到部队。这次战役消灭了敌人的快速纵队和26、51两个整编师，活捉了中将师长马励武和周毓英等，只是让蒋介石的小儿子蒋纬国跑掉了。除缴获了许多大炮、卡车和坦克外，还“缴获”了一个京剧团和军乐队的不少洋号洋鼓。文工团分来两个京剧演员，一个叫赵杰，他被俘时请求放了他，说是家有80老母要他供养，我们问他今年多大，他说20多岁，我们又说那你妈60多岁才生你，是吗？他只得狼狈地承认说了谎，乖乖地来到我们团；另一个叫简寿章，他来时就已是大人，当时团里的男兵我和杨朋最小，不知为什么几十年后重逢时他反而比我小了几岁，竟“缩”回去了。不过他和赵杰在后来排演京剧《打渔杀家》时，一个主演肖恩，一个演花脸倪荣，唱功做功都不错，也成了我们的亲密战友。团里还捡到些军乐队的“洋号”、“洋鼓”等，大家伙不好带全扔了。我抓到一把小号，后来知道那叫法国号，天天吹着玩，倒也无师自通地吹出调调，不过不能用它演出，只在夜行军掉队时，用吹号互相联络，一听号音就知道谁在哪里。

　　枣庄战役结束后，紧接着急行军，天天跑，并且今天向北走，明天又转向东，后来又往回朝南，像玩龙灯似的调来调去。就在那时，部队有人发牢骚道：“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吃的煎饼，包的大葱……”大米饭吃不上了，司务长去找村长，村长自有办法。开饭时，打饭的抱回一堆叠得方方正正的白东西，我以为是布袜子，高兴地问：发袜子啦？说是能吃的“袜子”，原来是烙好的煎饼。当地老百姓交公粮，又交一种烙好的“锅饼”，有一二尺大和一二寸厚，并且硬得像石头，炊事员切不开它，只得找来木匠的锯子斧头，这才分解开来下到锅里用水烧煮。那时我们还到处教唱一首《决战之歌》，歌词是陈毅军长写的，各个部队都在唱。原来敌人四面八方围攻上来，要与山东“共军”决战，我军在陈粟指挥下同敌人玩“龙灯”，虚张声势地大唱《决战之歌》，似乎真要同他们决一死战。哪知转了几天，突然咬住一股敌军，嘁里喀嚓一齐上，一举消灭了几万敌军，活捉了指挥官李仙洲，终于粉碎了敌人的围攻。原来陈军长、粟司令使了个“拖刀计”，《决战之歌》就是个“烟幕弹”，这就是著名的莱芜大捷。莱芜战后，我们部队开到胶济线，在张店（现在叫淄博市）、周村一带休整，连续奔波大半年，这才能住下来喘口气。

　　就在这时，华中和山东的部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原在山东的叶飞的1师成为1纵队，我们华中1师成为4纵队，6师还是6纵队，这1、4、6纵就是华野的几大主力。4纵到胶济线后，纵队部驻扎在金岭镇一带，有几个团则驻扎在张店一带。文工团去演出时，我第一次见到了火车，虽然只是个破车头和几节破车厢，我都爬上去“开了洋荤”。张店车站有个调车头的活动大转盘，我们就去摇着转圈玩，还有座大水塔，我们又爬到顶往下撒尿，真是土包子大出洋相。张店还有座“联合国救济总署”的物资仓库，打开一间全是各种皮鞋，我们进去找合脚的，但是有了这只没有那只，翻了几小时也配不成对，气得大家直骂这联合国太缺德，存心不让人穿这些鞋，好在又找到些炼乳等食品罐头，让我们还是过了把“洋瘾”。部队休整还没结束，正向山东重点进攻的蒋介石大军，又一齐围攻过来，我军连忙转移，又是忽东忽西、忽南忽北转，新的战役又开始了！其实，新的历史时期也早已开始了！

　　新的形势和“抗日”情结

　　早在1947年1月，按照中央军委命令，撤销了八路军、新四军番号，统一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陈毅军长成为华东军区司令和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野战军副司令兼副政委，至此新四军就成了历史。这在军史上是件大事，我军由此分为两个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当时只知行军打仗，对此重大变化竟毫无感觉，仅有的不同是，过去新四军主要是灰色军衣，现在都换成了黄军衣，与国民党军队的区别是，他们穿的是黄卡叽洋布，我们则是根据地出的黄土布。改编后的四纵司令还是陶勇，政委是王集成，合起来叫做“陶王纵队”，听起来成了“逃亡”纵队。不过我们纵队既不“逃”更未“亡”，而是越来越强越打越大，并且屡建战功威名赫赫，由抗日时期的一个团，打到1949年初成了一个军三个师九个团，还外加一个炮兵团。新四军的一粒“种子”，已经长成“大树”了！随着部队的发展壮大，我也由“小鬼”长成大人又渐渐变老，可惜到21世纪大裁军时，已是23集团军的老部队，和原华野6纵的24军一起被裁掉了，23军只留了一个“老虎团”和一些人马……

　　不过，从新四军1师到华野4纵再到23军的当年雄风与优秀传统，仍在我们老兵心中保持着，正如原军委主席江泽民在90年代初视察23军题词道：“老一辈驰骋华东堪称劲旅，新一代驻守北疆誓做雄师。”我想我们老部队是当之无愧的。

　　最后补叙一段“军中轶事”。我到新四军1师时，先闻名后认识了一位“鬼子”炮兵，他是抗战时被我军俘虏来的，起初十分“顽固”，后来却被我军慢慢感化了。我们部队缴获到一些日造大小炮，他就教大家怎么用，成为新四军中的一个外国“炮兵教官”，接着就直接参战，和我们一起经历了全部解放战争，最后成为我军的炮兵营长，大家叫他“鬼子营长”，他都乐呵呵地答应。这位异国战友，也为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全国解放后他才奉命离队回国去了，可是我们老兵一直怀念着他。

　　如今，新四军和抗日战争，早已成为历史，当年的战友也都进入晚年甚至先后辞世，然而在我们所有老兵和亿万人民心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抗战情结”，一直关注着我们的东邻日本。我们知道，他们的人民也是热爱和平甚至善良的，然而在那里却总是当年“皇军”和“大日本帝国”及“大东亚共荣圈”等阴魂不散，有一伙人总是不承认不正视其侵略罪行，并且正在处处向我国“对着干”。好吧，当年我们只凭大刀、步枪和手榴弹，就打败又赶走了“鬼子”，现在谁想碰，就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