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我的家乡来了新四军，给我们带来新思想，带来了希望和光明。听大人们议论，经南边来了一支穿灰军装的军队，是朱毛的队伍，他们打日本鬼子，待老百姓和气，纪律严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扫地挑水，买卖公平。当时，凡是有点钱的人家、公司经理们都已躲到东台城里去了，住在我家隔壁的马四营长也早早地逃走了。父亲说，我们种田人，没有什么地方可去，就呆在家里，把值钱的东西藏起来。不久，从南面果然开进许多老兵，他们待人和气，买卖公平，我家照常下地干活，我也还去学校读书。

　　过去我们曾遭受过国民党军队的抢劫，吓得我们全家人心惊肉跳的。当时，半夜听到队伍砸门，母亲把我藏到老床底下，我在床底下怕蛇、怕老鼠，闻到一股霉味，让我透不过气来，幸亏是过路抢劫，很快就走了。听到他们翻箱倒柜，母亲背着大弟抱着小弟，躲在对门房后，父亲被抓去当挑夫。从此，我们怕当兵的和怕日本鬼子一样。

　　我的家乡解放较早，新四军黄桥决战后，东进抗日，解放了我的家乡。看到新四军的优良作风，秋毫无犯。一支新四军的队伍从南边马路上开过来，穿着旧灰布军装，他们的队伍整齐，特别引人注目的有一支新安旅行团的小文艺兵，有男女小兵，十几岁。那时我已11岁了，正在上五年级。他们把全校学生集中到学校西边上的一所教堂里，这是一座天主教堂。一大群学生坐在教堂里，有一位女同志说：同学们好，我先教大家唱支歌：“日本鬼子打来了，亡国奴当不得……”这是我学唱的第一首抗日歌曲，听到这悲壮的歌声，给我的心灵极大的震撼。日本鬼子来了，我们怎么办？在这之前，我们没想过今后怎么办。就这样，我和新安旅行团的小文艺兵成了好朋友。

　　紧接着把我们高年级的同学组织儿童团，开展扫盲，让那些妇女青年不识字的上夜校。因为我在学校里是学生头，积极参加这项活动，写标语，做抗日救国宣传，当扫盲教员。同学们都积极参加，唱歌跳舞，有首歌唱的是：“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我心里十分羡慕他们。有一位小兵只有十二三岁，大家叫他小方，大点的女同志叫徐舍，对我们特别亲切，我几乎和他们混在一起唱歌跳舞。就这样，我和新安旅行团的小文艺兵成了好朋友。还谈到苏联小说：《青年近卫军》、《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有一次，我向徐大姐提出，我想当新四军。她点点头说，你这么小，父母会同意吗？我说：我偷偷地走。当时我还很不懂事，我拿了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手镯，一些钱，藏在米缸里。被我母亲拿米煮饭时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我想当兵。母亲给父亲讲了这件事，父母和蔼地讲，你现在还小，等你再长大点，我们送你去。另外，你正在上学，还没毕业。我没有话说，也就听父母的话没有走，但在我这稚嫩的心底，垫上了一层向往革命的沃土。

　　小学六年级要毕业了，我们唱着歌“同学们大家起来，肩负起国家的兴亡”，告别了教育我六年的母校和老师，告别我朝夕相处的亲兄弟、亲姐妹。我和小学同学的友谊真是永生难忘，我们一起生活了六年，生活在浓浓的友情里。后来，他们也都参加革命，成为党的好儿女。

　　走上革命之路

　　1943年夏，二地委专署首先决定，将已迁移的四联中迁至东台县三仓区的鲁乡，在鲁灶庙坚持敌后教学，9月在鲁灶庙正式开学上课，简称“二联中”。我读完小学毕业不久，考上了二联中，食宿在农民群众家里，课堂就在鲁灶庙，过着半军事化的学习生活。

　　记得那天父亲送我去学校报到，我穿着黑底蓝红条的旗袍，带着铺盖报名上初中，哪知道这二联中是二分区新四军办的，从此就走上了一条革命之路。

　　在学校墙外遇到三仓镇的比我大两岁的崔华同学。崔华同学是我终生难忘的好同学好朋友，她十分豁达大度，对我和我的老伴老章是那样的关心。我们互相通了姓名，很高兴有一位新认识的同伴。从垦区来的人就我一个，年龄13岁。这个二联中实际上就是新四军办的干部学校，平时上课，坐在小板凳上，下课住老乡家。除了语文、算术外，还有政治课。记得一位教我们的老师叫吴遐，一头浓密的黑发，白皙的面孔，她待同学如亲人，态度和蔼，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她讲俞铭璜的人生观，人生应当怎样度过。学校气氛十分活跃，有一位长得黑黝黝的同学，他的名字叫蔡伟，上课前指挥唱革命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大家意气风发，心情十分舒畅。

　　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共产党员，吴遐就是其中的一个，并组织抗日救国先锋队，简称青抗先。

　　学校生活非常艰苦，师生大部分睡草摊铺，多数班级没有课本、课桌，学校给学生每人发一张小凳、一块木板，凳子和木板均用绳子系上，可以背在身上，上课时带进教室，木板放在腿上作桌子，下课时各人带回宿舍。鲁灶庙周围，从黄昏到黎明是“家家明灯火，户户读书声，十里钟声响，处处歌声闻”（摘自《管文蔚传》）。

　　1944年学校放暑假，组织我们参加二分区在台北县小海区举办的夏令营。在夏令营里，我参加了青年抗日先锋队。这段生活，使我的人生观得到升华。我是一个比较懂事的孩子，游泳、唱歌、跳舞，在上小学时新安旅行团给我打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听梅嘉生司令员讲，坚持持久战，开展游击战争。参加农村社会调查文艺活动，提高了思想政治认识，政治觉悟也有了一个飞跃。当年8月份，二分区的孙海云同志来招文工团团员，我报名并经过考试录取为一个小文艺兵，异常兴奋。8月24日晚，夏令营600多学生，结业时几乎都参加各兵种的队伍，离别父母、老师，走上了革命道路。

　　我参军后，改名叫苏进。一是抗日了改名换姓，生怕连累在敌占区的老家亲人；二是我的名字翟慧真，笔画很多，难写，也不好叫。我是江苏人，当时部队正向苏南进军，我自己改名就叫苏进。

　　未经得父母的同意，我14岁时离开了双亲，离开你们慈祥的面孔，离开你们宽阔的胸膛，离开兄弟姐妹，那温馨的茅草屋。默默地在心中叫声：爸爸妈妈，我走了。

　　在渡江的前夕，部队要跟粟司令到浙江天目山地区建立根据地，我请假回家一趟，到家里看一眼父母。那天已是下午时分，我走了二十几里路到家，房门打开，父亲外出，母亲在地里锄草，房中只遇到小同伴吴月娥。我说，我回来拿几件单衣，你跟我去好吗？月娥说，我跟你走。她马上也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跟我走了，她的母亲也不在。以后，我俩向大丰新四军的宿营地进发。她母亲为此向我家人要人，吵得不可开交。就这样，我把月娥带出来参军。到了部队，我向领导报告，带一个女同学来了。她长得挺好看的，眼睛明亮，一直是笑的表情，很讨人喜欢。渡江时因为她人小，就留在前线歌舞团，在《甲申三百年记》里演宫女。后来，她改名叫吴进，她说要和我叫一样的名字，以示纪念。

　　在长江边上集合了一群优秀的少年，他们都是热血青年，具有浓浓的爱国情，觉悟高、不怕苦，担负起国家的兴亡，用我们的热血筑成我们新的长城。我们以苦为乐，以苦为荣，忍着双脚的血泡，走过大江南北，顶着国民党飞机扫射，战争硝烟，走过又一次的万里长征。现在回忆起来也还是艰苦卓绝，那时年纪最小，但革命的意志坚定。我是一个普通文艺和政工干部，只是想告诉后人，我们的革命前辈为了新中国，一步一步地跟着毛主席、周恩来副主席从战争中走过来，让现代的年轻人，了解过去历史，走建设强盛祖国之路，为13亿人民做出新的贡献。

　　现在包括军队的建设，我也仍然十分关注。没有共产党，没有一支坚强的忠于人民的军队，新中国是很难取得胜利的。仍然要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保持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成为新世纪的栋梁。

　　一个正确的决定，为革命培养了许多干部。管文蔚司令提出，发展文化与教育事业，他说：“必须了解到教育是提高民族自尊心，加强人民抗战能力，培养大批干部人才，与敌人进行长期斗争不可缺少的武器，教师是开展农村统一战线工作之主要环节。”

　　这是多么有远见的一步，他把他的侄子管潮源送到我读书的小学。今天回过头来看，选就了各条战线的人才，出现许多优秀的干部，这个功劳在于远见和实践。

　　战火中的文艺兵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入全世界人民夺取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决战阶段。在中国战场，日军遭受国民党军队正面战场的顽强抗击，同时也遭受了我解放区军民猛烈打击。

　　那年的夏天，我参加了夏令营，加入党的外围组织青年抗日先锋队。夏令营结束后的那天，二分区组织部孙海云同志招考团员。当我第一次见到海云同志时，为他那平易近人、朴素厚道的形象和他那长者风度所折服，他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经过面试，我荣幸地过关，下午接到了录取通知。

　　一共26位同学参军。当天傍晚，太阳快下山，一轮红日在草荡中沉沉落下，夏令营的老师同学集中在广场上为我们送行。我们26位同学在海云同志的带领下，告别夏令营这个革命摇篮，行进在乡村的小路上。天空淡淡的云彩，皓洁的月色，四周一派寂静，“唧唧”的虫鸣，伴着“沙沙”的脚步声，汇成一组欢快的交响乐，欢送我们走上革命征途的乐章。

　　当晚，我们到达二分区驻地丁家店，住在政治部隔壁的院子里。第二天，发来了军需物资，当看到军装时，个个欣喜若狂。当时我才14岁，身材矮小，上衣的下襟已过膝盖，裤脚拖到地上。第二天，二地委书记章蕴同志看见我人小衣服大，对我说：“小鬼，给你穿的军衣像裙子。”我笑着说：“这样也挺好看的。”

　　军旅生涯的开始，并不是穿上军装就成了合格的军人，要进行“条令”学习，学习军容风纪、举止礼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作风、起码的军事知识。政治业务的学习，讲革命的道理，树立革命人生观，使我们纯洁的心灵，向往着解放，追求光明，不做亡国奴，决心革命，一往无前。学习业务，记得吴强同志讲了几课“戏剧概论”，学习普通话，不到两个月为部队演出独幕话剧“锁着的箱子”。

　　这是讲一位农民老大爷自私自利、胆小怕事，但老大娘心地善良，冒着生命危险，机智地掩护新四军，战士被藏进箱子，并锁上了。日军麻痹大意，把枪支放在箱子上，我们同志设法把敌人引开，救出了子弟兵。当我们演到藏新四军时，台下群众大叫：“快！快！”当我们抓住日本鬼子时，群众掌声如雷，高喊：“按住他，枪毙他。”

　　一开场，我们大合唱“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观众被震动，掌声雷动。这次演出成功，获得了领导和群众的好评。

　　这支年轻的队伍，经常下连队，收集材料，了解到解放战士曹宝德从落后转变为先进，马上编写“曹宝德的转变”。战士们展开热烈的讨论，他们说：这都是讲我们自己的事情，特别亲切。我们正在演出，日军纠集伪军偷袭而来，警卫五连瞭望哨发现情况，敌人已经逼近，鸣枪报警，五连连长立即冲过木桥，投入战斗，这是我们经过的第一次战斗的洗礼。

　　12月上旬，文工团奉命去1师7团进行慰问演出。7团是1师的主力团，当时住在宝应县境，距离很远。团员们经过思想动员，情绪很高，决心很大，在连续的长途行军中，不顾双脚打泡，不顾极度疲劳，一路上相互帮助，相互鼓励，终于胜利地到达了7团驻地——曹甸南面的邵家庄。我刚到七团驻地，印象最深的是赵坚同志画的车桥战役漫画，主题是歌颂战斗英雄陈福田，画他在战斗中冲锋在前，爬上敌人的碉堡，用镐在碉堡顶上打开一个洞，一连串手榴弹塞进去，碉堡烧起来了，扫除了部队前进道路上的障碍，部队像潮水般地冲进据点，高喊共产党员跟我来，带头冲锋，对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向英雄学习，不怕牺牲，去争取胜利。

　　文工团的团员们很多家在南通、如皋、启东、海门，对这支屡建战功、日伪军闻风丧胆的英雄部队，怀有深厚的感情。如今有机会为他们演出，感到特别的高兴。该团政治处和各连的文化教员中，有好多喜爱戏剧、文学、绘画和音乐的文艺人才，如王寅、胡石言、赵坚、尤明、陈庆良、钱江、章致和、朱白等，他们和文工团的同志们一见如故，十分融洽。共同召开联欢会，表演小节目，精彩纷呈，欢声笑语，掌声不断，在部队的演出活动中，他们给文工团很多的帮助。

　　该团过去经常处在战斗的环境中，看戏的机会不多。现在听说文工团来演出，全团早就武装整齐，冒着寒风，在广场集合好。队列前边，整齐地排列着擦拭一新的轻重机枪，还有迫击炮。演出开始前，各个连队相互拉歌，歌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也许是由于精神生活的渴求，演出的每一个节目都受到热烈的欢迎。特别是秧歌舞，当一个人物出场又唱又讲又扭时，全场一片欢腾，掌声雷动。7团的几位文化教员，尤明、章致和、朱白等同志，主动帮我们化妆。演出获得了极大成功，用文化艺术形象生动地宣传了党的政治主张，鼓舞了部队和群众，我们也受到了极大的教育。正如毛主席讲的“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英雄的铁军文艺兵，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精神力量的源泉！

　　跟随粟裕司令渡江南下

　　1944年9月，中共中央做出了发展东南各省的战略决策。由粟裕师长率领新四军1师一部渡江南进，执行这一光荣的任务。根据这一新的形势，苏中地区领导机构作了相应的调整。分区政治部（含文工团）随粟渡江。

　　1944年11月底，文工团要准备南下，每夜要赶近40公里路，冬天棉衣臃肿，背包加米袋，有十三四斤，虽不算重，但远路没轻担，二十多里下来，已经筋疲力尽，脚上多了几个血泡，年龄稍大的几位大哥哥，如戴其恒、陈国珍等同志就抢着背。有时走到下半夜，眼睛不听使唤，老是想打瞌睡，前面人一停，自己也就迷糊了，直到后面的人一推才猛然惊醒，前面已经走远了，只好跑步跟上，连累后面的人也跟着跑。团长怕我们掉队，要每人在背包上系一条白毛巾，夜间好辨认。

　　有一次雨中行军，农村小道泥泞路滑，一不小心就滑到麦田里去，弄得满身泥巴。到了目的地，团长还问：“累不累？”嘴上讲不累，心里直掉泪。到了江南行军，更要翻山越岭，好在大多是白天行军，开始还觉得新鲜，以后越走越累，特别是下山，总担心滚下去。有一次下雪更难走，不知谁发明了滑行法，拖一根竹竿趁势滑下去，既安全又迅速。

　　当时我在班里年龄最小，在连续的急行军中，在江北就开始生病发高烧，组织上动员我先埋伏在老乡家，等病好了再来找大部队，但是我坚决不同意，软磨硬缠执意要跟部队去，因为我觉得离开了大部队，就没有安全感了，同志们不在身边，有困难谁能帮助你啊。团长只好布置男同志帮助带背包、米袋，女同志照顾我走路，我很倔强，非要自己走，爬山时虽然满头大汗也从不掉队，因为这是生死攸关的时刻啊。

　　12月21日渡江。那天晚上，风大天黑，真是伸手不见五指，气氛也十分紧张。经过急行军来到了离江边不远的堤岸上，这时传来命令：上船。走上长江大堤，看见江边上停泊着一艘大客轮，我们部队有秩序地登上了客轮。我们登船后，大轮船载着我们从日伪军的鼻子底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渡过了被敌人严密封锁的素有天险之称的长江，胜利地到达丹北地区隐蔽宿营，这真是奇迹。这个奇迹是在部队首长和长江两岸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出现的。至今我仍然敬佩敌工工作同志的神奇伟大，因为他们出色的工作，征用了这艘商用轮船，载着新四军大部队顺利渡江。

　　第二天晚上，部队出发前，领导向我们做了动员，今天要过敌人的铁路封锁线，要高度的警惕，紧跟部队，决不允许掉队。我们左臂上都挂了一条白毛巾，高速度的行军，通过敌人碉堡和京杭大运河上的封锁线，越过京沪铁路封锁线。大概在晚上七八点钟，部队到了京沪线上的新丰镇时，前面传来了口令：“跑步跟上。”镇上一片寂静，也没有灯火，穿过小街便上了一座石拱桥，我们便匆匆地通过了敌人的防线，出了镇口，仍然跑步前进。在高新丰车站几百米远的一侧，我们跨越了铁路。当我一个箭步跨上了铁路路基时，一条长蛇似的铁轨就在脚下，我不禁蹲下身子用手去摸了摸脚下的铁轨，啊！冷冷的，亮晶晶的。在别人的催促下，我匆匆地跨过铁路。在随着队伍前进时，心里很不平静，在我们国土上的铁路，如今却成了日本鬼子侵略我们的封锁线，要悄悄地向它靠拢，匆匆地离它而去，太可恨了，总有一天，我们新四军要大摇大摆地坐上列车，在自己的大地上飞驰而过！

　　当地群众夹道欢迎我们，多日行军的疲劳顿时消失了，抖擞精神，让群众检阅我们，群众高呼：铁军回来了！晚上我们驻地在深山沟里，山势险峻，竹木茂盛。我们用竹片松枝照明，稻草通铺，男女三十余人，头对头躺在草铺上。除夕没有会餐，这是我第一次不在父母身边过春节。过了年，我又长一岁。

　　春节后，孙家诤、周晓英、纪成昊、于绪根先后调司令部机要科工作，余下来的同志在第二次灭顽战前后，由海云、肖来同志率领我们到英勇善战的陶勇司令员领导的3纵队，成立3纵文工团。陶司令十分关心文工团的成长，先后派任干、游龙为领导，还特意指示后勤部门，用灰细布叫裁缝为我们量体裁衣，穿着新衣服十分合体漂亮，和舞剧《红色娘子军》的服装一样，打着绑腿，披着披风，一个个显得十分英俊。

　　战斗在天目山

　　1944年12月下旬，第1师师长粟裕率3个团渡长江南下，于1945年1月上旬，与在苏南的第16旅会合后，成立苏浙军区，粟裕任司令员，将苏南、浙东和第1师南下的部队改编为第1、第2、第3纵队，并确定了向天目山地区进军的部署。新四军苏浙军区部队从1945年2月12日至6月23日，在浙江安吉、天目山、孝丰、临安、新登等地，对国民党顽军进行了三次反击战，大获全胜。

　　战斗结果实现了参战部队指战员的誓言，他们用胜利告慰了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烈士。反共急先锋、顽军第52师主力被消灭，其副师长韩德考被活捉。

　　部队到达江南不久，天目山战斗即将开始，部队所在的孝丰一带，离苏南根据地很远，粮食供应不上，经常以野菜、毛笋充饥，部队没饭吃成了一个大问题。领导决定我们文工团做两件事，一是筹粮，二是组织担架队。纵队首长派我们文工团到广德县去筹粮。我们这支近20人的队伍，除了团长有支短枪外，都是些十几岁的文艺兵。团长任干同志带我们去筹粮，住在一个地主家里。经过艰苦的工作，找到了粮食，还没来得及运回，接侦察员报告，国民党军队包围了筹粮的一部分同志，离我们只有五六里地，我们立即打起背包翻过山头转移。当我们到达山下时，国民党军队已占领山头，大家快要到驻地时，发现少了张伯颖同志，全体同志站在大路上瞭望，饭也吃不下，都为她的安全担心。直到晚上十点多钟，幸亏得到一个老乡的帮助，她才从敌人的合围中突了出来，大家欢呼雀跃。

　　天目山战斗开始了，我们纵队遇到了美式装备的忠义救国军。在这次战斗中，我军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我们强大的威慑下，忠义救国军的一个营，在营长姚某的带领下向我军投诚。缴获的美式武器，有大批体积小、重量轻的卡宾枪、汤姆式枪，还有机枪和大炮等。这次胜利极大地鼓舞了部队。文工团的同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表扬英雄，慰问百姓，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打了大胜仗，庆祝胜利，我们文工团组织节目慰问子弟兵，演出“红鼻子”。七支队尤明、钱虹、朱白，他们文艺素养高，参加演出大大提高了我们演出的水平。

　　相隔不到半个月，国民党上官云相调来12个团的兵力，更凶猛地向孝丰地域进犯。这第二仗，来犯的敌人又被我们打败了。我们演出一出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剧目，取名叫《血债》，在孝丰城郊的教堂里演出。

　　苏浙军区部队天目山三次自卫反击战，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聚歼苏浙军区主力、驱逐新四军退出江南的企图，巩固和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对完成向东南沿海发展的战略任务创造了有利条件。

　　七团的章致和同志在战斗中负伤，住在深洞养伤时，认识了爱国教师唐剑，在章致和的宣传影响下，部队北上时，唐剑和贾行芬等几位同志参加了文工团。

　　当时正值国共谈判，我军让出江南，部队为了取得更大的胜利，开始北撤，基本上是边走边打，国民党妄想搞第二次皖南事变，部署了强大的兵力，阻击我军北上，并想一举歼灭我于卫村，哪知道我们部队是分散北撤的，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但在北上过江时，因船旧超载严重，船沉了，有近千人江中遇难。我们文工团是坐小船渡江的，安全到达对岸。在卫村战斗中，解放了吴某等人，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我们文工团的骨干。

　　1945年10月，毛主席在重庆谈判以后，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双十协定”，我们便撤出了江南，又回到苏北根据地。那时部队驻扎在离家不远的地方，一天母亲到部队来看望我，陶勇司令员知道后，请母亲一同吃饭。饭桌上，母亲对陶司令说：“请陶司令对我女儿多多关照！”母亲虽然是一位农村妇女，但是遇到大场面表现得大方得体，让我心里很佩服啊！

　　苏中七战七捷打响自卫反击战

　　1946年6月，国民党公开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悍然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由于战略任务发生了根本变化，解放区各部队由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等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

　　渡江北撤后，我们驻扎在如皋县城，文工团住在一个大庙里，这时候的团里人丁兴旺，团长游龙、副团长王士明、指导员章致和。我们在如皋上演了《同志，你走错了路！》等大型剧目。有一次，正当戏演到一半时，紧急停演，此时哨兵已经发现敌人偷袭而来，我军在陶司令的率领下立即开战，打响了自卫战争的第一枪。

　　苏中七战七捷战役时，国民党军队都是现代化美式装备，他们在地上乘坐汽车，天上还有飞机轰炸、扫射，而我们部队就是凭着两条腿走路。我看到我们的战士将步枪、机枪架在房顶上、战士的双肩上，在敌人低空扫射时就射击，击中了一架飞机，给全体官兵极大的鼓舞。我们全体文工团同志不顾危险，抢救伤员，我和几位女同志照顾伤员。记得有一位营长从战场上抬下来，身上没有什么盖的，我把自己的背包打开，将被子盖在他身上。苏中七战七捷打得国民党军狼狈不堪，我军士气大振。我的同学崔华的爱人林少克团长英勇牺牲，我们十分难过，不久崔华同志也离开我们调到71团工作去了。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粟裕、谭震林指挥华中野战军第1、第6师和第7、第10纵队共19个团3万余人，在苏中（江苏省中部沿江地区）同12万国民党军队作战，连续取得宣泰、皋南、海安、李堡、丁堰、邵伯、如黄路等七次战斗的胜利，取得共歼敌5．3万余人的辉煌胜利，这是解放战争以来第一场大规模作战的胜利。朱德说：“粟裕在苏中战役中消灭的敌人，比他自己的兵力还多。”这些胜利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区军民的信心。

　　这一年对我来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经过革命斗争的考验和战斗的洗礼，1946年在我16岁时，经文工团副团长王士明和指导员章致和同志介绍，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党的战士。面对党旗，我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想到自己是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里走出来，投身到抗日斗争的洪流中，看到多少身边的战友浴血奋战，英勇牺牲，我更加激励斗志，跟着共产党，建立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