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在全党上下庆祝之际，不由得想起我在新中国解放前白色恐怖中的历历往事。我原名蔡余庆，后在“文革”中改名蔡向群，1924年7月出生于江苏泰兴蒋华的一个雇农家庭，我父亲深受地主剥削和地方恶霸欺压之苦，下决心供我上学，好让我长大后有个出路。小学毕业十四五岁，想升中学，家里经济上难以负担，父亲送我到黄桥镇一家广货店当学徒。这是一户小资本家，有时也让我上柜台卖货记账算账，大部分时间是洗菜、烧火、做饭、洗衣服，无偿劳动，干着妇女活，吃的是剩饭剩菜。老板的三个儿子，经常欺负我，老板娘知道后总是骂我打我。我在这家商店受尽老板的欺压剥削。正在这个时候，新四军东进，1940年解放了黄桥。我听说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求解放的军队，便萌发了参加革命的思想，但年龄小，新四军不久又撤出黄桥，我受不了资本家的压迫剥削，不辞而别跑回家。

　　抗战时参加革命

　　我从黄桥回到家，跟着父母种田地。不久我听到泰兴唐家港办了一个补习班。以后知道这个补习班是共产党办的。在学习班上，有一组织叫“青年解放团” （党的外围组织），周文凡老师动员我加入，为了翻身求解放我参加了这个组织。因为我的学习、工作积极，被选为代表到分区参加总团成立大会。1943年8月总团长周白帆介绍我到本县参加行政工作队，我从此走上了革命道路，1944年底在七圩镇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配合江防民兵截获伪军物资船。1944年秋，我从行政工作队调到七圩镇担任民校主任。当时，我虽是搞社会教育工作，镇里也发给我一支步枪，除了日常社教工作外，经常和七圩镇的游击队和武装民兵在一起活动。1945年夏的一天下午，我们七圩江防民兵发现江面上有三艘铁壳船（不是军舰），一条拖船拖着两艘物资船，我配合江防武装和一部分民兵，分乘几条木船，向伪军船只挺进，猛烈开火，拖船很快甩掉物资船，轻装逃跑。我们立即登船，船上留下军需物资，如毛毯、衣服、手表、食盐等。我们把贵重物资装进木船，食盐全部让群众运走了。接着当地组织派我带上几个武装民兵，将缴获的物资押送泰兴县独立团，团长赵容接见了我们，并奖给我一套衣服，一双皮鞋。

　　当乡长惩奸反霸，进行土改。日本投降以后，家乡得到解放，乡里没有干部，组织上决定把我从七圩镇调回本乡（原庆丰乡）任乡长，解放后改称宋桥乡。1945年下半年我任乡长后，有一个地主原是伪乡财经主任，他对我说：“你年轻，没有经验，困难很大，需要得力的帮手。”他想伸手混进我们乡政府，我说我虽年轻，但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所以一定能干好，我就这样把他顶回去了。我当乡长不久，县里派来了惩奸团，我积极配合县里派来的工作人员调查排队，对恶霸势力进行严厉的打击，大长了人民群众的志气。1946年又进行土改，使群众受益更多，我们党与群众关系更为密切。为坚持斗争打下了群众基础。

　　解放战争中往返征战

　　在敌人的包围中坚持斗争。1946年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几乡合并，我任蒋东乡乡长。这时反动派趁我军主力北上向我们解放区大举进攻。我们蒋华区地盘小，20平方公里左右，西边有长江封锁，有天星桥据点，东边有大河和公路封锁，三五里就有一处据点，北边有敌人大生桥据点，东北有重兵把守的泰兴城。敌人先后占领了毗卢、新市、张桥、天星桥、河湾、千手观音堂、唐家港、蒋华桥等，据点林立，最多时有十多处。我乡处在敌人的包围中，是全区乡镇中处境最恶劣、最危险的乡，离敌人据点最近的地方只有几百米，敌人不但白天到我乡骚扰，而且经常夜间到我乡追捕乡干和游击队，因此，我们开展工作相当困难，为了不让敌人发现我们，白天往往是沿着小河的沟坎上走或走小路。夜间住宿有时要移驻几个地方。住的是又矮又小的茅草棚，有时地方小，睡在灶旁边，腿伸不直就伸进烧火的锅膛里或干脆睡在牛棚顶上。从不脱衣服，枪支当枕头，处境非常危险，生活非常艰苦。

　　当时敌人经常来我乡抢劫，一次正好我乡游击队在李家垡战斗中获得一挺机枪，我们用机枪向敌人猛烈开火，敌人以为是主力部队来了，被打得屁滚尿流，仓皇逃跑，为了逃命鞋子帽子都跑丢了，我们这次追击，鼓舞了群众的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李家垡侦察战斗记。我记得李家垡战斗的最后一次侦察。根据敌人晚上移营要走的几条路线，我组织游击队和部分基干民兵天黑隐藏在路边的树林里、竹园里、庄稼地里，敌人发现不了我们，我们可看清敌人。敌人经过我们埋伏的路线，多少人，多少机枪，多少步枪，多少子弹（多少箱），数得一清二楚。为了查清敌人夜间移营地点和岗哨位置，我们又伏地爬行，直到弄清情况后，抢时间，边走边跑几十里路，到我军靖江团驻地汇报。团部听了我的汇报，情况明、决心大、立即在当夜行动。1946年12月31日，深夜两点，由我带路，部队急行军到敌人驻地，赶了几十里路，只用两个小时。我军接近敌人据点时，敌人正在熟睡，我军冲锋班走在前面，个个手持冲锋枪，跑步前进，对准敌人猛烈扫射，有些敌人被惊醒还没摸到枪，就被我军生擒了，大约15分钟左右，我军就全部消灭了敌人，击毙敌中队长、顽镇长等人，生俘60多人，缴机枪两挺，步枪49支，短枪两支。部队走后，我们乡游击队打扫战场又获得捷克式机枪一挺，子弹百余发。这一仗打得很好，速战速决，伤亡少，收获大，我军指战员指挥有力，英勇善战，侦察正确，也是一个因素。

　　闯过敌人一道道封锁线——北撤。1947年春，敌人在蒋华区的据点增加到16处之多，环境十分险恶，我们难以坚持，组织决定一部分人南下到苏南农村或到上海找关系隐蔽，一部分人北撤，我是北撤的一个。在3月中旬的一天，泰兴城的敌人调集重兵，在路北实施“血洗清剿”、“拉网合击”、“三角合击”，多路围追我县独立团区乡武装游击队和干部，我县团武装部队开始反击，冲出了敌人的武装包围。虽然突围成功，但由于敌众我寡，这次我县团区乡武装和地方干部遭到很大的损失。据说伤亡和被捕的有几百人，县团政委、县委书记叶梯青光荣牺牲，县长张鹏举被捕。我们乡里的老百姓听到谣传说，我们在这次大扫荡中都被敌人打死了，其实我那天已安全转移，跳出敌人扫荡圈外，脱离了危险，继续北撤。在那寒冷的3月脱光衣服渡过通扬运河，女同志由男同志架过河，闯过姜曲海公路线，到达海安县。我在海安休息了几天，又通过通榆线到达台北（现大丰县）编入原苏中第一军分区教导大队二队学习。

　　参加攻打广陵镇。我们北撤干部在教导队学习3个多月，由于形势好转，地委决定向南线进军，恢复阵地。我记得那年九月初，原苏中第一军分区南线支队决定攻打南线广陵镇。出发的地点是泰县境内的一个村庄，要经泰兴一个大县，要闯几道封锁线，才能到达南线靖泰县广陵镇，路程约150余里。因为是向敌后进军，白天不能行军，要利用夜间行军。为了抢时间，必须在天亮之前四五点钟时赶到敌人据点周围，趁敌人熟睡之际攻打。那天下午4时吃完饭，整理行装，每人身上背上1支步枪，4枚手榴弹，上百发子弹，还有2．5公斤米袋（吃饭用的），加上自己的被褥日用品等约15公斤左右。下午5时出发，我们急行军约11个小时，接近敌人据点，发起猛攻，摧毁敌人碉堡数座，毙俘敌70余人，缴枪70余支，后因天已快亮，我军迫击炮失灵，敌人死守一个碉堡，我军主动撤出战斗。撤到花园庄一带休息不久，正在吃中午饭，泰兴城国民党县长吴侯率领县保安队配合省保安队以及区乡自卫队700多人南窜至丁家桥一带，到了我们驻地附近，县靖泰独立团立即还击，激战至深夜，歼敌100多人，缴获武器一批，击退敌人后，又走了几十里路，撤到路北休息。这次长途行军打仗，连续两夜一天，行程200多里，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还要连续作战，我深深体会到我军是一支不怕苦、不怕累、不怕牺牲、过得硬、打不垮的部队，没有党的领导，没有军队就不能赢得革命的胜利。

　　打回老家去。1947年11月26日，我们盼望已久打回老家去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这一天夜间靖泰独立团和泰兴独立团分两路向蒋华区进军，北路让我给泰兴独立团带路向蒋华区挺进，当夜就先到达我老家宋桥，在那里停了一会（任务在身，没有回家），在我乡抓到了顽乡长。在港岸乡活捉了顽乡队长和伪连长，缴获了短枪1支。接着到蒋华镇烧毁了敌人的据点。我们北路一共活捉了顽乡长、顽乡队长、伪连长等10多人。南路向西挺进的靖泰团在二圩埭歼敌200余人，缴获轻重机枪8挺，长短枪180余支。两路进军，一夜解决了8个乡的土顽，烧掉8处敌人据点。从此我们又可以站稳脚跟，我仍回原地宋桥乡继续坚持斗争。

　　单枪匹马发动群众。在我离乡半年间，敌人实行了反动的血腥统治，捕捉枪杀了我乡村干部民兵6人，抓了我们的干部家属又打又罚，还乡团、地主恶霸对广大贫苦农民进行复田清算。在我乡周围几个乡，如原蒋华镇镇长、指导员陈洪勋，杨克勤，原观尧乡指导员陈锁章，港岸乡长李增福，三阳乡队长丁雨仁等先后被敌人杀害了，因此这几个乡都缺少主要干部，所以，我的工作不仅是负责原来宋桥乡的工作，还要经常到这几个乡工作，也是由于当时环境险恶，不能只固定在一个乡工作，这样做有利于扩大工作和斗争的阵地，有利于对敌进行穿插斗争。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群众恐慌思想很严重，担心我们再走，敌人来了再受苦。乡里的干部死的死，走的走，就只有我一个，在这样的情况下，开辟工作虽然困难，但我反复向群众宣传大好形势，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很快把乡村干部编制健全起来，把民兵组织起来，打开了工作局面。

　　战时六次虎口逃生

　　（1）乡亲掩护，刺刀下脱险。这是1946年2月的一天早上，驻守在泰兴城的国民党军26师分两路向我驻守在送子桥的区队奔袭，机枪声、炮声震耳欲聋，子弹、炮弹向我们猛烈发射过来，我们区队仅20多人，敌我力量悬殊，武器装备也很差，边打边退。由于敌人的奔袭，我方区队指导员章涛等人在这场战斗中牺牲了。我当时身患天花体力很差，行动不便，走了一段路就走不动了，只好隐藏在老乡家。这家老乡是李老奶奶和她的女儿，因敌人炮火很猛，她把我当做她的儿子，用被子裹着我的病体，躺在地上。当敌人冲进了我在的这一家时，三个敌人用枪上的刺刀对着我的头部胸部，查问我是什么人，李老奶奶说“他是我的儿子，有病从上海回家养病的”，当时因我满脸黑疮疤和老奶奶的掩护才得以脱险。

　　（2）张园夜间遇敌，巧妙转移。1946年冬，我时任宋桥乡乡长，宋桥乡因为紧靠蒋华镇，是敌人常到的地方。一天夜间，我带了一个通信员张恒如，还有乡财经刘超伦到张家园子，派人找乡指导员曹宏谟安排工作，约好在张家园子村东头河坝上见面。我让带枪的通信员张恒如在坝河南放哨，我和刘超伦在河北坝头上等我们要找的干部。大约一刻钟，我们见到前面有人来，误认为找指导员的人和指导员来了，我手拿驳壳枪想问是哪一个，在我身旁的刘说，不能喊，人很多，有皮鞋声、还有手电筒的光。这时敌人从坝上往河南走，我当机立断隐藏在河边的树林里，敌人从坝上走，离我只有两米，我看清了敌人，敌人未发现我。敌人到了河南发现我的通信员，并立即叫喊有新四军，端着机枪扫射，我就爬到河边的高粱地里，脱离了危险。

　　（3）我出前门，敌进后门。1946年夏，为了开辟财源，税务部门要求我们乡武装游击队配合他们到敌占区找商人缴税。一天晚上我们到敌占区皂角树找一个商人征税，敌人常出来活动，我们警惕性高，不便久停就走了。这一家是前后两进房屋，我们刚出前门，敌人就进了后门，当时我们相互都没有发觉，第二天那里群众就议论，误认为我们是“联合行动”，事后回想起来感到是非常惊险的一幕。

　　（4）宋桥遇敌，摆脱险境。我家住宋桥，离泰兴城5公里，离天星桥据点3公里，离张家桥据点5公里。东西北三面临敌，当时敌人经常是上午下乡奔袭我们活动的地区进行扫荡抢劫，下午三四点钟归巢。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带了乡游击队到我家住的边境村工作。那时我们游击队有一支日本造的三八式枪，在当时来说，游击队是很少有的，一般都是汉阳造，老套筒枪。为了显示这支枪的威力，我们在宋桥向敌人统治区方向打了几枪，哪知附近有还乡团、土顽自卫队，敌人从东、南两个方向包围我们，向我们猛烈开火，子弹不断从头顶上、身边飞过，把地里的土层打得飞飞扬扬，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们边打边撤，敌人截断了我们往南的退路，我们就往西向天星桥据点方向走，从一条敌人不注意的空隙地带冲出敌人的包围圈。

　　（5）敌围追我出圈。1946年夏，为了搜集泰兴城敌人的活动情报，我到宋桥找一个还乡团家属到泰兴城去找他丈夫向我们提供情报。因宋桥地处边境，紧靠敌人统治区，敌人常来骚扰，不能久停，就约她到印家里院、陈家岱找我。由于环境恶劣，我时刻提高警惕，所以不固定一个地点，以防当地坏人告密和敌人突然袭击。真是不出所料，我先到陈家岱一个姓丁的家，停了一会儿，就离开了这个村，我刚走出这个村，还乡团、土顽自卫队就把陈家岱包围了，挨户搜查。当知道我到的这一家后，把这一家床底下、橱柜里、水缸里搜查一遍，未发现我，知道我已离开村庄，就向南打枪追扑，虽然火力很猛，但我已脱离险境到了比较安全的村子张家园子。

　　（6）在蒋华桥遇险冲出包围。1948年1月1日上午，我和原蒋华区副区长李金生带了几个游击队在蒋华桥街上了解情况。为时不久，泰兴城出发的反动派的军队和当地还乡团自卫队把蒋华桥包围起来。我们发觉后，找路突围，好在我们路熟，往街西南的一条小路上冲出去了，敌人的机枪、步枪向我们猛烈射击。我先走一步，脱离险境，跟我在一起的老战友、老同学、老邻居李金生同志头部、身上多处中弹，光荣牺牲。我们安葬了烈士，安慰了家属，化悲痛为力量，拿起枪来继续坚持斗争，为牺牲的烈士报仇，讨还血债。

　　在白色恐怖下，在敌人包围中，在敌人据点林立的恶劣环境下，是由于党的领导，政策好，抗日胜利后，及时进行惩奸反霸，接着进行土改，让群众扬眉吐气，得到了实惠，改善了生活。群众就拥护党，支持我们的工作，在危险时掩护我们，为我们站岗放哨，在生活困难时，给我们做饭洗衣。这就是党教导我们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加强与群众的密切联系是胜利之本。

　　1948年，我军开始由战略进攻转为战略决战，需要扩军。我当时在中共蒋华区委任宣传科长，组织动员参军，我也带头报名，全区参军人数多达260多人。靖泰县组建新兵团，我区200多人编为整一连，四四编制，我任指导员。县委送新兵团到华野某部收编，新兵分别编人正规军各团。此时，苏北解放了许多城市，需要入城干部。经组织安排，我任指导员，带着刚参军的几十名原地方干部，转到原泰州地委到党校学习城市工作。几个月的培训我学到了不少知识。被调到地区银行工作，后来从地区银行调到北京农总行，一干就是五十个春秋直到离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