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6师18旅是一支年轻的劲旅，是新四军、老“江抗”东进、西撤之后，以留在阳澄湖畔的伤病员和常熟等地方武装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她和我党领导的老大哥部队一样，富有青春的活力。同时，她还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地处沪宁沿线东段，大上海的外围，这些地方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年轻的工人、学生、店员和识一些字的青年农民参军的比较多，可以说是一支有文化的工农队伍；部队和根据地发展迅猛，干部队伍年轻化程度比较明显。各个时期师旅领导根据中央和上级党委的指示，善于掌握发展建设部队的条件。部队从苏南东路转战到苏中江都、高邮、宝应地区后，在苏中区党委和1师统一领导指挥之下，不仅源源不断地从江高宝兴（兴化）等地区动员民兵和农村积极分子参军，而且在上海党组织的大力协助下，仍不间断地从城市工人、学生、店员中输入新的力量。尤其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孤岛”被日军侵略所占领控制，又有大批学生青年来参军。

　　我1940年春在18旅的前身——江抗东路政治部任青年干事，一度到太仓地方做开辟新区工作，不久又回东路和六师教导队学习、工作。几十年来，我对当时的几件事情印象很深，现点滴回忆如下：

　　一次战斗

　　我任青年干事时，根据领导的指示和分工，常跑到连队帮助了解战士的思想和组建“青年队”。东路初期只有3个主力连，编为1个支队（后来称2支队），支队长是陈挺同志。“青年队”类似现在的共青团，队员经过个别谈话、审查、发展。3个连开始各发展了十多个队员，组织生活沿用半公开方式，队长是从党员或即将入党的战士中挑选，由领导指定。4月下旬的一天上午，我在连里同一位刚由领导任命的青年队长谈过心，中午突然发现日伪军向我们驻地北港庙一带奔袭。我部能参战的人员全都投入战斗。战斗持续了五六个小时，指战员作战英勇机智，毙伤敌人30多人。我方也有8人牺牲，其中半数是青年队员和刚入党的战士。临黄昏，敌人被迫撤退，我在连里参加打扫战场，发现上午刚交过心的这位青年队长躺在麦田旁血泊中，已停止了呼吸。他那纯朴敦厚的脸庞和生前一样，没有痛苦忧伤，但是两眼半睁着。我们匆匆地掩埋了烈士的遗体，跟随部队转移宿营地。当时一起参加战斗的，我记得还有一位麦汝璧同志，一口响亮而浑重的广东味儿上海话，性格热情豪爽。在北港庙战斗之前，一次行军刚到达宿营地，大家一起聊天，他曾说：“日本膏药旗可恨，国民党帽徽可恶，我最喜欢红五角星，像《西行漫记》里的毛泽东和小红军那样，可是现在又不能戴。如果我牺牲了，希望在坟头上能刻个红五角星。”后来，他在当连队政治指导员时，也在反扫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他牺牲时战友们只能匆匆地掩埋他的遗体，也没有条件按他的遗愿去做。麦汝璧同志那时二十来岁，那位青年队长只有十八九岁。“纵死犹闻侠骨香”。像这样一些生龙活虎般的青年同志，他们是自觉自愿地赴汤蹈火，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

　　一次电影晚会

　　1940年秋冬，部队在江阴、无锡一带活动。澄锡虞地区顽伪势力受到我们沉重的打击，情况相当缓和。谭震林司令常派人去上海，通过上海党组织的帮助，进行扩军、采购军需物资和文化用品。去上海的同志曾设法租到了一部苏联有声电影《农夫曲》，在指挥部驻地小庄、蒲墅里、张缪舍向军民放映。当时能看上一次有声的电影，不要说农村群众感到异常新奇振奋，就是从上海等城市下来的同志也觉十分难得。我们教导大队紧靠指挥部，得以优先欣赏。记得《农夫曲》的主题歌是《火犁进行曲》，歌词里有：“哦火犁，你是钢铁的战马；火犁，你是我亲爱的战友……”电影和歌声扣动了人们的心弦。“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农庄青年男女劳动欢乐的情景，使我们十分向往羡慕。我在教导一队任政指，陶剑华同志任文化教员。陶剑华身材魁梧，唱歌声音洪亮，是个“洋嗓子”，指挥唱歌节奏准确有力，人们亲切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老牛”。他年龄比我们大好几岁，但是性格仍像一个老小孩，部队和驻地群众都喜欢和他接近。他教我们大唱特唱《火犁进行曲》，前前后后还教过《反扫荡》、《军民合作》、《我们工人有力量》、《伏尔加船夫曲》、《我们在太行山上》和《新四军军歌》等。傍晚部队集合准备出发之前，几个单位之间总要互相拉歌赛歌。教导大队是军政文干部的集体，陶剑华生性好强，教唱歌他对兄弟单位一视同仁，要赛歌那决不肯让教导队落在人后。他常拿着一根小树枝或者一支铅笔，有时指挥千把人齐唱，有时指挥几个单位三重唱、四重唱，歌声此伏彼起，错落有序，激昂处如猛虎出谷，抒情处声渐悠远，好像谁都不觉得抑郁、疲劳和艰苦。教导队有几位年龄较大的同志，如大队长樊道余、赵伯华，队长李超，学员浦太福，政治教员沈玉明等同志，那时大概三十来岁。其他同志最大的不过二十二三岁，最小的十七八岁。在革命大熔炉里，老一点的仍觉得自己是个大青年，小一点的觉得自己成长得很快。学员中有双胞胎裘赤明、裘继明，大家常因分不清谁是兄长谁是弟而闹笑话；还有先后来学习过的黄氏三兄弟。黄仲颢大概二十来岁，仲英十七八岁，仲禹只有十四五岁。他们都是从上海难民收容所里下来参军的，后来都当了连队指导员。我不会唱歌，更谈不上指挥。一天部队整装待发，教导大队和各单位互相拉歌。我们连里不知哪个学员要出我的洋相，喊了声：“指导员指挥唱一首歌好不好！”大家齐声呼应。我只好上去胡乱指挥了一阵，掉头瞥见谭司令和他的警卫员站在我身后，我顿时心里怦怦跳得厉害。谭司令频频颔首微笑不语，大家一阵爽朗的笑声，算是给我搭个梯子下了台。

　　一次报告会

　　谭震林同志经常给我们作形势任务报告，大家都很喜欢听。他不用讲稿，我们在小笔记本上记下来，回头再看记录稿，很有条理，很受启发。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一次在报告中着重谈学习问题，他说：“今天要争取抗战最后胜利，今后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要靠我们善于学习。我们不仅要埋头工作、英勇作战，而且要随时随地地利用战斗间隙，多学一点军政文知识，来武装自己，战胜敌人。”我们当时处在战斗行动频繁的环境，很少提到和听到“学习”这个词。尽管也经常上军政文课，尤其是教导队，本身的任务就是组织学习、培训干部，但是像谭师长这样一次专论学习、强调加强学习，却觉得很新鲜。毛主席关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大竞赛”和“对自己，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等论述，也是在谭师长这次报告里第一回听到的。从此以后，我们经常要检查自己是否坚持“学而不厌”和“诲人不倦”，也反复要求学员、回部队后自觉去做。后来我被调到54团3营工作，有一天团长吴咏湘同志和我闲谈，他也谈到自己的学习习惯是深受谭师长的影响而养成的。他说，谭师长原来文化程度并不高，但是抓紧点滴时间学习，而且十分重视组织干部学习，重视培养扩大干部队伍。他还举了谭师长怎样请别人帮助学文化、怎样想方设法找到敌伪报纸进行阅读辨识情况的事例。我当时深受启发。干部队伍年轻，军政工作活跃，是我们部队的特点。师旅首长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引导干部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利用战争间隙坚持学习，是干部和部队迅速成长的重要经验。

　　一次辩论会

　　“敌情紧，任务急，作战行动不得已时，可不可以打人？”这个问题，现在听起来觉得可笑，当时在我们教导队学员中却有过一场大辩论。18旅历经反“清乡”和江高宝地区反“清剿”多次艰难险峻的战斗洗礼，到1943年秋，部队又具备新的发展壮大的条件。18旅兼一分区领导决定加强干部培训工作，又办教导队，调李超同志和我去担任队长、政指。为了保留和培养战斗骨干，第一期学员大都选调在连队担任过正副连长、正副政指和较有经验的排长、文化教员。其中，也有少数打仗吃苦过得硬、比较骄傲不买账的同志，论带兵作战经验和军龄党龄，都在一般干部之上。我们在宝应雍家庄、郑家渡一带，大家动手开辟了一个简陋的军训体育场地，也利用河边地角种了点蔬菜，学习生活条件稍有改善。有一次在学习讨论组织纪律观念问题时，班排里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相持不下。一部分同志认为，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我们自己也当过穷百姓，任何情况下不能损害群众利益，更不能打骂老百姓；另一部分同志却认为，党和军队有铁的纪律，完不成任务个人掉脑袋事小，革命利益受损失事大，一般情况下不打人骂人是对的，特殊紧急情况下就不能“婆婆妈妈”，只好打了以后再说明。有的同志还举了不少例子，如一位当过侦察排长的同志说，一次部队执行紧急任务，要河对岸摆渡人运送部队过河，摆渡人死也不肯过来，急煞人，“嘭、嘭”打了两枪，摆渡人不得不撑船过来，但是还不敢再撑过去，“啪啪”两记耳光，他只好乖乖地撑船过去。有的还说，这种事曾请教过个别首长，也只是说一般情况下不应该打人。他们厌烦单纯讲大道理。有的班排里争论得面红耳赤。我们党支部进行了分析，觉得这样争下去不能解决问题，要从在学员中较有威信而思想又不大通的同志入手，先做工作。我们连夜找一班班长杨绍年同志谈心。他是上海工人出身，主力团的副连长，打仗很出色。记得我们和他谈的并不多，他自己竟恍然大悟，他说这样争下去会钻牛角尖，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不管怎么说都不允许打人骂人。第二天，全队继续大辩论。辩到激烈时，杨绍年同志霍地站了起来。他说话稍带粗气，用浓重的绍兴上海话说了声：“妈的，说不能打人就是不能打人，执行任务打人就不能算真正完成任务，有什么好争的呀！”这次辩论虽然不是他一个人一两句话解决问题，但是他放了这一炮，确实起到了关键作用。杨绍年同志后来担任分区特务团某连连长，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一次军民联欢

　　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苏中一分区抗日民主根据地日益巩固扩大，教导队也于该年冬扩建为大队，李超同志和我分任大队长、教导员。学员对象不仅有主力连的战斗骨干，而且还选调来大批民兵骨干，培训后分配到各营团工作。教导大队一面进行教学，一面派干部帮助组织当地民兵。每到一处驻地，不是住一两宿就开拔，而是十天半月才转移。我们和群众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有时老驻地的房东还带着小孩，挎着自种的茨菇、自家打来的野鸭，像走亲戚一样，跑了十多里路来看望我们。1944年春节我们在宝应郑家渡，军民齐动手，结合积肥大搞卫生，清理扩充了活动场地，开了个军民联欢大会。学员中的外地人、本地人和村里的积极分子大显身手，荡湖船、踩高跷、打莲湘、说快板，节目丰富多彩。“春天到了万物都发青哪，来了新四军，爱我们老百姓，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人，老百姓、新四军本是一家子人……”这种鱼不离水、水乳交融的情景和歌声，几十年来常在我脑际萦回。我们的军事教员李昌义同志唱了一段京戏。学员排长魏九龄、骆逸明等敲着小锣，唱起宁波马灯调：“咳格轮登哟！”许多人从未听过宁波调，对宁波方言不太懂，但是觉得非常有趣。

　　旅长江渭清、政委温玉成和参谋长夏光同志等已经调走，刘先胜旅长、韦一平政委和刘飞副司令等到边缘地区检查工作和指挥作战时，路过我们驻地，常来了解情况，指示我们工作。我们教学工作和物质生活上有了困难，领导上总是及时关心帮助设法解决。我们一批批年轻的战斗、工作骨干，是在党和上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培育下不断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