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新四军浙东纵队的一名女医务兵，抗日战争爆发，我无法上学了，1939年，我20岁，因为我的堂舅是三北庄黄医院院长，介绍我去庄黄济众医院做护士，当时，人们都称我“陈小姐”、有的称“MISS陈”。

　　我记得当时的三北游击队司令部和浙东三五支队在庄黄医院附近流动，病人就住在我们医院。这时，三五支队派了一名女护士李环琴到济众医院，管理三五支队的病员，她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她动员我参加部队，我知道这支部队是打日本鬼子的部队，是救国救民的部队，是穷人的部队，我心中产生了要求参加革命，打日本鬼子的愿望。

　　那个时候，日本鬼子经常到医院附近来扫荡，环境恶劣，后来，李环琴因部队精简，暂时回浦东老家，临走时，她对我说：“等形势好转，再出来接你。”后来，因为我对医院不满，就回老家了，等李环琴的消息。不久，李环琴给我来信说：出来“做生意” （暗语），我带两个妹妹出来一起“做生意”，你到三北某个地方来找我。

　　我接信以后，立即匆匆收拾行装，提着装行李的小网篮，从宁海坐船到三北，发现原在济众医院附近的三北办事处已搬走了，此时，我举目无亲，但我决心一定要找到部队，我走到镇上寻找熟悉的部队同志，我从早上开始一直等到晚上天黑，这时，曾在医院养伤的一名司务长从街上路过，我眼睛一亮，司务长也认出了我，他惊奇地问：“陈小姐，你在这里找谁。”我说：“我找你们部队，原来的办事处已经搬了，找不到人。”司务长说：“你跟我走吧。”说毕，他带着我走到一个村保长家吃了一顿饭，就带着我到了三五支队司令部，我见到李环琴。当时，李环琴已经在司令部的门诊部工作，我高兴得流下了泪，我终于找到抗日部队了，心中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和李环琴在门诊部待了半个月，因为我曾在医院工作过，但没有给病人单独看过病，这时，因为部队缺少女医务兵，组织上就分配我到5支队，做医务工作，我思想上压力很大，但我还是服从命令，到5支队去了。

　　到了5支队队部，他们给我一个药箱，一名挑夫，药箱里面装着内外科的药。挑夫一头挑着药箱，一头挑着我的行李。

　　开始的时候，5支队只有我一名女医务兵，我跟着部队行动，一起行军，为战士看病，平时，不打仗的时候，拿一张桌子，门诊两小时。后来，部队发展了，来了几个医务人员。

　　1943年春，我调到3支队支队部，打仗的时候，我背着急救包，穿着草鞋，和战士们一起爬山越岭，穿梭在激烈的战斗中。

　　我跟3支队2纵参加了解放四明山梁弄的战斗。

　　后来，1944年4月份，司令部派30余人带着电台到浦东，张席珍从浙东调浦东支队任参谋长，我和俞叔平跟随张席珍也从浙东调到浦东，由张席珍带队，带着一部电台，到了浦东打游击。浦东是平原，日本鬼子据点很多，每天晚上，我背着急救包，跟随部队行军，后来，我们去浦西和部队会合，这一天的晚上，路上遭遇一小部分地方顽固派，打了一仗遭遇战，当时，政治处主任曾平同志牺牲了，一名干部挂彩，政委陈伟达吩咐我去包扎，天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我立即摸黑给那个干部康则焘包扎，吩咐担架队员将伤员抬到后方医院治疗，后来他也牺牲了。

　　当时，浦东支队紧缺医务人员，组织上将我和俞淑平调到浦东支队，我是医务员，负责医务工作。

　　1942年9月，中共浙东区委派朱亚民回浦东，坚持这个地区的反“清乡”斗争，敌人到处设据点，南汇、周浦、新场等地都是日寇的重要据点，汉奸特务活动猖獗，部队在恶劣的斗争环境中坚持对敌斗争，每天晚上部队都要转移，当时，我部队已发展到二三百人，医务人员只有我和俞淑平及原来一个姓张的同志，后来，俞梅平调来。

　　这样，我们部队一共四名医务人员，没有固定医院，只有一副药担子是我们的全部家当，药品是设法买来的，药品很紧张。

　　部队晚上行军，医务人员跟随部队走路，晚上到了新的宿营地，如果没有敌情，第二天，我打开药箱，在空地上摆一张桌子，部队开始门诊，没有特殊情况，门诊2小时，当地老百姓闻讯也来看病，我们也细心给予治疗。

　　中队没有卫生员，到门诊部来看病的多数是伤风感冒之类的病，也有的是外伤，有些干部得了慢性病。在门诊部，我们医务员主要采用打针，或者给他们吃药，有时候，也给病人做些小手术。

　　1945年初，苏联红军大反攻已逼近德国柏林，位于东方主战场上的中国军民，已经过7年多的全国抗战，正积极准备反攻力量，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的领土，太平洋战线的美军，已挺进至菲律宾，美国空军的B29轰炸机也出现在被日军占领的上海，轰炸做着“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美梦的“皇军”。

　　1月20日，在碧蓝的天空上，排成一字形的美军轰炸机从东南方向飞临上海上空，市区各目标区瞬时黑烟直冲云霄，上海近郊的老百姓目睹日本侵略者被轰炸，兴奋地互相转告：“日本鬼子挨炸了”的消息。

　　这时，只见日军的炮弹在空中爆炸，散发出朵朵烟云，突然，一架美机拖着长长的烟柱掉了下来，坠于上海浦东三林乡大绞圈村东南200米处，随着一声巨响，火光冲天，美军飞行员已跳伞降落在村西100米的一块麦田里，美军飞行员把降落伞藏在附近植被茂密的一块墓地里后，朝附近村里走去。

　　敌人正在四处寻找这位美军飞行员，美军飞行员被我军救出后，驻扎在南汇县三灶乡和六灶乡一带村庄里的支队领导朱亚民、陈伟达、张席珍、曾平等立即接见了他，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与美军飞行员交谈中得知，飞行员名叫托勒特，是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第23战斗机队、第118战略侦察队中尉飞行员，22岁，生于美国阿肯色斯，独生子，父亲以修配汽车、无线电等零件为业，他在大学里读了一年书，主修机械工程，1943年参加空军训练，1944年11月自愿报名来华作战，在中国已参战13次，这次，他驾驶P51野马式飞机，从江西赣州机场起飞，到上海执行空袭任务，俯冲射击时因离地面太近，被日军高射炮击中，油缸起火被迫跳伞降落。

　　托勒斯见到我部队有点惊奇，反复问：“你们是什么队伍？”金子明部长告诉他：“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

　　他摇头表示不信，说：“我起飞前，队长通知，在上海执行任务遇到危险，可飞到郊区跳伞，那里会有国民党的军队来接应，没有听说有共产党的部队呀！”

　　金部长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先后有几十万军队来过上海，但在日军进攻后都撤退了，只有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在上海周围坚持斗争，与日军打游击战，所以，你就获救了。”

　　当时，我奉命为美国飞行员治疗，我看到托勒斯的面部、左手和右脚都已不同程度被烧伤，就仔细地为美国飞行员的面部、左手和右脚伤口作了消毒和包扎。托勒斯脖子上挂着十字架，清理伤口时碰到伤处，托勒斯突然站起来，闭着眼睛做祷告，我们很多战士没有见过这样的情景，觉得美国人真不可思议。

　　由于托勒斯面部已被烧伤，他自己不能吃饭，我想方设法，找来面粉，做了饺子，一口一口喂给他吃，托勒斯非常感动，操着半生不熟的中国话，连声说：“谢谢！”

　　托勒斯和我军指战员共同生活，早春，田野里的庄稼还披着白白的晨露，平原水网河道两侧挂着薄薄的透明的冰凌，气温还很低，托勒斯穿着短袖衣服走来走去，口里不停地赞美上海浦东是个好地方。

　　慢慢地，托勒斯和战士们熟悉了，托勒斯经常去我们所在的医院门诊部玩，他兴致勃勃地教我跳舞，教我们学英语，如：同志，您好，谢谢……我很认真地学，没有几天，就学会了几句简单的英语会话，我和战友教托勒斯跳秧歌舞。

　　在我军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和照顾下，托勒斯的伤口渐渐愈合，为保证他顺利归队，支队部决定护送他去新四军浙东纵队司令部，临别前，托勒斯很激动，依依不舍，他把身上的物品一一拿出来，和支队同志交换纪念品，他把一张绸布航空图和一支柯尔特手枪送给支队长朱亚民，朱队长回赠他一支毛瑟手枪，他将一支夜光指南针和一把匕首送给金部长，又用一只塑料火柴盒及剩余的几根火柴，和部队抽烟的同志交换火柴盒，说：“当我点火抽烟时，就会想起你们。”

　　1月23日，金子明部长带领十七八个指战员护送，乘坐我海防大队的船渡过杭州湾，安全抵达浙东抗日根据地。

　　我在浦东工作一年左右时间，任务重，条件差，缺医少药，困难重重。

　　1945年春天，淞沪支队由朱亚民、陈伟达、曾平等率领，经浦东开赴青浦地区，张席珍和俞淑平留在浦东，坚持原地斗争，我和俞梅平随部队来到青浦，行军作战时，总是跟支队首长一起走。4月初的一天，部队出发前，大家很高兴，因为很快要与浦西部队会合了。当部队到达徐泾柿子闶一带时，前面发生战斗，与国民党特务武装殷丹大部队发生遭遇战斗，我跟着支队部队走进一个村庄，碰到曾平的警卫员，他对我说：“你们怎么到这里来了，这是敌人占领区，曾平同志已经牺牲了。”我听了心里非常难受，战斗还在继续，我忙着抢救伤员，天又黑，分辨不出谁是我们的同志。夜雾里，我仔细地寻找我们的伤员，康则焘负伤了，陈伟达政委叫我给他包扎，包好后送到后方。几天后，传来不幸的消息，康则焘在战斗中牺牲了。这次战斗，我部队牺牲了两位负责干部。

　　陈伟达在战斗结束后对我们讲，在敌后打这种小规模战还是第一次。淞沪支队在青浦地区打的仗还是不少的，有战斗就会有伤亡，战斗中负伤的同志都由我和俞梅平两人抢救护理。后来由于情况紧张，重伤员分散留在老百姓家，养伤治疗，我和俞梅平两人去换药打针。

　　我和俞梅平在部队穿着便衣，去护理伤员乘着老百姓的小船，手提小篮，药品和医疗器具都放在篮子里，装扮成老百姓，张执之、俞地贵等战士在战斗中负伤，我们医务员精心护理，这些伤员治愈后回到战斗岗位。

　　1945年，淞沪支队北撤时，尚有30多名伤员，有的随部队走，有的住在老百姓家养伤。部队离开青浦前，对这些负伤的同志，都作了妥善安排，稍能行动的，伤势不是特别严重的都乘船随部队撤到苏北。有几个同志伤势很严重，随部队行动确有困难的，由支队领导决定，交给地方党，由地方党安置在原地治疗。

　　11月，浙东纵队和淞沪支队合编为华东野战军一纵队3旅7团，我调到团部卫生队工作。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1947年1月的鲁南战役、七战大捷、莱芜战役、外线出击、孟良崮、淮海战役等大小的战斗20余仗。在枪林弹雨中抢救伤员，经过了血与火的战斗洗礼。我从浙东走向抗日战场，新中国成立后，完成了女医务兵的生涯转业到北京，在北京离休，安享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