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春，全国抗战进入第三个年头。我被编入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三队，在朱克靖团长率领下，随同叶军长、邓子恢主任等领导同志到皖北地区工作了半年。这是一次难忘的行程，使我获得了很多的锻炼。特别是邓子恢同志把我调去做民运工作，开始了我生命中新的一课。

　　邓子恢同志是我党有名的农村工作专家，著名的农民领袖。他是个大知识分子，日本留学生。可在当时我们并不清楚他的这些情况，只在接触中，感到这位首长淳朴端厚，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皖南军部，他亲自领导服务团200来名团员组成的一支群众工作队伍，他们分散在军部周围数县，后来不少人成了出色的地方干部。这次到皖北他带的干部不多，我是幸运者，首先被他选中，放在江北指挥部驻地邻近的一个乡里。

　　当时，我忐忑不安。我是一个来自城市的学生，对社会简直是一无所知。入伍虽已近两年，也只会做点宣传工作，还随时暴露着自己的幼稚。当我到邓子恢同志住处报到时，我脸都红了，惶恐羞怯地说：“我行吗？”邓子恢同志哈哈地笑着，他拉起我的手，一面按我坐下，一面说着：“行，你一定能行，做群众工作，你学得会。”

　　我坐着听他的交代。先干什么，当然是社会调查。他口述调查提纲，我低头记录。他要我们先到离指挥部五六里路的一个乡去，又着重交代：“最根本的是去了解农民的米缸。对！记着是米缸！农民有饭吃么？养猪么？农民院子里有鸡么？别看这是小事，关系到他一家老小。你想想，养鸡生蛋，妇女就有了针线钱，就可以买个耳环戴上，给小孩子买本书读读。要关心农民！”

　　我至今还大致记得这张社会调查提纲，从阶级划分到阶级压迫和剥削，农民的觉醒和组织，而关系农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就是米缸和家畜家禽的饲养！这才叫“关心农民”，我记住了！邓老，战争时期是这样，减租减息和土改时也是这样，建设时期，又何尝不需要去关心这些切身的事儿呢？邓老这深刻而又生动的一课，我毕生难忘。

　　邓老就这样把我送到农村。

　　我们5个人（3女2男，我是工作组长）在一个农舍前刚把背包放下，就围上了一群人。他们是来看新四军女兵的，新四军还刚到这一带，农民从来怕兵，可现在却围观我们了，他们互相推着，挤着，到我们前面搭话了。我站起来，跨上台阶，就说开了，我们是新四军的工作组，到你们这里来，同乡亲们一道抗日，就住在村里，大家可多谈谈等等。我们住进了普通的农舍，我像嫁到这个村的新媳妇一样，小心翼翼地、勤快地为房东扫地、抬水、抱孩子、抹桌子，饭后抢着洗碗。我同女房东睡在一张床上，头碰头地谈心。男同志同单身雇农住在一起。白天黑夜地走门串户，访贫问苦，问寒问暖，教儿童识字、唱歌，同村里人相处融洽。这样我们较快地弄清了这个乡的基本情况。一星期后，我带着一叠汇报材料回到指挥部，邓子恢同志亲自听了我的汇报。我按提纲一条一条地说着，像在学校回答考试题一样，心里又紧张，又怕漏了什么。他不时插话提问，还不时征询同时听汇报的其他干部的意见，又鼓励我：“别紧张，慢慢说。”我逐渐松弛下来，滔滔地说着。他是那样专神倾听，还不时记几个字。我说完了，接着要求指示。

　　邓老先是哈哈一笑，他说这不过是开始，开了个头，不错嘛！先学会了联系群众，了解情况。接着他分析我汇报的那些材料，用普遍的生动的话，深入浅出地指出了在对待抗日问题上，各阶级不同的态度，又从倒四六分的地租剥削到高利贷的盘剥，简要明确地把经济问题上的要害指了出来，谆谆教导我们要紧紧依靠贫雇农，团结广大农民，争取地主富农一同抗战。他的话使我豁然开朗，我又惊异又佩服。邓老啊，你肚子里装有多少使人开窍的学问啊，我过去从书本上看来的，从报告中听到的，突然变成活生生的现实。什么叫启蒙？这才是真正的启蒙。什么叫思想武器？这才是。从这一课开始，面对复杂的社会现象，我这个简单的头脑学会了思索。此后几十年，我每到一个地方，一个单位，都首先做社会调查，它使我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胸中有数，而这是邓子恢同志教会我的。

　　在这次汇报时，邓老要我召开一次贫雇农会议。他说人不要太多，有一二十人就够了。要晚上开，不影响生产。邓老还说：“我也去参加。”这太好了，我高高兴兴地回去了。

　　开会那天，我去指挥部接邓子恢同志，记得邓子恢同志穿着过分宽大的军衣，军帽也嫌大了，像盖在头上，散着裤脚（那时我们都裹绑腿），穿双布鞋，哪像个军队首长呢，简直像个农民。他一面走，一面和我谈，教我怎样开好这次会。他说，同大家商量，该组织起来了，农民抗敌协会，先搞个筹备委员会，七人组成，一个主任，两个副主任，物色到人选，看看大家的意见，估计选得上么？

　　“我看可以选上。”

　　“组织起来干什么？”

　　“农抗会么，组织起来打东洋。”

　　“农民切身利益要注意到。是吃饱肚子打东洋。眼下虽不是大荒年，缺粮人家不少，牢记着米缸！有的人家米缸快空了，夏收还没有到手，怎么办呢，想办法。你想到了么？对了，今天你要在适当时候，就是农民最迫切的夏收到眼前的时候，提出减租减息！”

　　邓子恢同志又说：“眼下呢，有的人家米缸空了，虽不算大荒，也要注意到先救灾。你说呢？对了，先向地主借粮救灾。要让农民认识到组织起来有用，劲就来了，懂了么？”

　　“懂了，懂了！”我欢快地说。不知不觉，我们已迈进了会场。

　　会场在一户农民的堂屋，20来个农民围坐在一起，邓老在一旁悄悄地坐下，努努嘴，示意我坐在他身旁。喧笑中的农民并没有特别注意到他。我宣布开会，把话题引到了组织农抗会的事。我生平第一次主持农民的会议，有些紧张，就像运动员参加比赛一样，不时回首望望自己的“教练”。他总是笑笑，微微点点头，努努嘴，向我做些示意。我胆子慢慢大起来，放手让大家议论，会议开得很成功。散会的时候，我伸手去扶坐久了的邓老，才发现自己的手心里都是汗。我在军衣上抹抹自己的手，长长地舒了口气。

　　就这样我们组成了农民抗敌协会，接着又成立了妇抗会，青抗会和儿童团。男女老少每晚集中在我们的农民夜校里。为抗战和保卫农民利益，又建立了农民自卫队（也就是民兵），发展了3个党员，成立了支部，留下了红色火种。邓老曾反复交待要留下火种，不能搞得工作组一走，工作也带走了。农民组织起来，实行了减租减息。那个原来的旧政权，保长、联保主任已经“瘫痪”，农民的组织却巩固下来了，后来又成立了新的乡政府，但这时我已调回了服务团3队。1940年这里的新远县建立了新四军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个民主县政府，县长是魏文伯同志。

　　在这里做群众工作的三四个月中，我多次去向邓老汇报工作，他总是笑呵呵地教导我，叫我自己动脑子。以后在我19岁的那年，一副相当沉重的担子压到了我稚嫩的肩头上，我所以有勇气承担下来，不能不说是由于我在邓老领导下接受了4个月的基础训练，养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必须具备的基本观点和基本作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耐心教育和细心培养，使我们终生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