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主人公是一位非常平凡的人。

　　她身材矮小，不到1．5米，满头银发，没有煊赫的家世，没有多么高的文化，同人讲话的时候总是面带微笑，使用着极其朴实的语言，让你感觉不到一点压力。她已经90多岁高龄，生命之路即将走到尽头，现在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北楼病房里，身边摆满那些象征着生命指征和帮助她走完最后一段路程所需要的仪器。

　　她，就是原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同志的夫人陈兰。老同志亲切地称呼她陈兰大姐，老同志的孩子们叫她陈兰阿姨或者陈兰妈妈，小孩子们则叫她奶奶。大家都把她当自己的一位亲人那样称呼着。

　　我和她最小的女儿认识，我们是中学的同学。我们之间的友谊长达40年之久，现在，还成了邻居。在万寿路甲十五号院，她家住601，我家住506，楼上楼下。当然，我要写的不是我的同学，而是她的母亲。之所以加进这一段文字是想说明，作为一名写作者，我对自己写作对象的关注已近半个世纪，对于其所必须的“采访”和“追踪”，我已在几十年的接触和关注之中完成了。

　　她出生在福建闽西龙岩一个叫曹溪村的偏僻山村里，小时候曾两次送给别人做童养媳。第一次是在她出生后不久就送了人，父亲觉得她实在可怜，“送给人家等于送给老虎吃”，硬是又要了回来。可生活还是艰难，日子过不下去，到了6岁，石门炉有一个石匠家要一个童养媳，按照一岁一块大洋的规矩，她以六块大洋的价钱，像卖猪一样被卖了。

　　一个6岁的孩子，成天放牛，放鸡，看场，割草，像大人一样地干活，却连饭也吃不饱，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她长得又瘦又小。在闽西，童养媳是不被当人看待的。她们从小要干很重的活，却受着非人的虐待，常常有童养媳被婆家打死或打残的事情发生。所幸的是她的丈夫谢正金是一个忠厚善良的人。他给她取名叫陈金娣（陈兰是她参加革命后改的名字）。每当她给丈夫送饭到地头的时候，谢正金总会亲切地问：“金娣，你饿吧？”然后分出一小半饭来给她吃。逢年过节家里有点菜的时候，谢正金也会瞒着婆婆夹些菜塞进她的碗里。谢正金像兄长一样对待她，两人之间逐渐建立起一种兄妹一般相依为命的感情。

　　1929年，朱毛率领的红四军来到闽西，谢正金和陈金娣也投入到了火热的土地革命斗争中。这时金娣并不知道，实际上谢正金利用保长身份做掩护，已经是“白皮红心”的党的地下交通员，为党和红军做了大量的工作。不久，灾难降临了。1934年，中央红军离开根据地，白军重新占领了红区，100多户人家的石门炉被白军杀得只剩下十几户。由于叛徒出卖，谢正金也被白军抓住，敌人把他绑到一棵大树下，用刺刀捅穿了他的肚子，他不屈服，最后，凶残的敌人用刀将他的头砍成两半。

　　丈夫牺牲了。金娣怀着对敌人的深仇大恨继续投入战斗。她继承了丈夫的遗志，成为一名女交通员。直到后来，她结识了邓子恢。

　　中央红军离开苏区后，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排斥，邓子恢没有能够跟随主力红军转移，而是和项英、陈毅、瞿秋白、何叔衡等一起被留在了苏区，进入后来被党史称为的“三年游击战争时期”。

　　在国民党几十万大军的残酷围剿下，留下的人就等于留给死亡。事实也是如此。几个月后，邓子恢等人从瑞金向闽西突围，在过汀江时与已经得知情报的敌人遭遇，发生激战，何叔衡牺牲，瞿秋白、周月林被捕，邓子恢得以幸存。后来，他与原来就在闽西的张鼎丞会合，成立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邓子恢担任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开始了在闽西开展游击战的艰苦岁月。也就在那时，邓子恢和陈兰相识了。在敌人的层层围困下，游击队只能隐蔽在深山密林中，没有粮食，更没有弹药，与外界的联络几乎中断。游击队需要一个可靠的交通员，陈兰是烈士遗属，苦大仇深，对当地情况地形熟悉，就这样她来到了邓子恢身边。陈兰能吃苦，又机灵，为游击队侦察敌情，站岗放哨，收集情报，募集粮食。为了弄到情报，有时候她乔装步行上百里，到山外去收集国民党报纸，将消息带回来。她的勇敢机智，引起了邓子恢的注意，而邓子恢的指挥组织才干，也让她钦佩不已。在军政委员会主席张鼎丞的撮合下，陈兰与邓子恢在一间小小的山寮里结了婚。从此，两人在近四十年的战斗生活中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成为一对革命伴侣。陈兰伴随邓子恢，从红军、抗战、解放战争时期，走到开国、建设，这其中有风光旖旎的幸福时刻，更多的却是荆棘满布的坎坷，甚至电闪雷鸣。

　　我曾听陈兰阿姨说起过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岁月。那段日子的艰苦，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们顽强地与敌人斗争，成功地取得了白土、东坑、岩山头战斗的胜利。然而更加艰难的是与生存的斗争。他们没有过过一天安宁的日子，没有睡过一个通宵的好觉，不断地出击、转移、隐蔽……有一次，邓子恢想在某个小山村过一夜，陈兰后来说，她有一种预感，如果那天住下一定会出事，陈兰逼着邓子恢离开，连夜上了山。第二天一早，那个村子果然就被敌人包围了。他们怕暴露部队的行踪，不敢下山去搞粮，就住在山上，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常常断盐断粮，只能靠山上的野果竹笋充饥。有一次，张鼎丞实在饿得没有力气，看着头顶树上的杨梅对陈兰说：“金娣呀，给我弄一点杨梅垫垫肚子吧。”人小机灵的陈兰就爬上树，为张鼎丞摘了一点杨梅。建国后，张鼎丞经常感慨地说到这件事。“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陈毅的《赣南游击词》正是这一段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山中的蚊虫如潮水般将他们包围，南方的豪雨一次又一次将他们浇透，晚上困得熬不住了，常常是两三个战士撑一把破油伞，背靠背站在树下睡觉。整整三年，邓子恢没有脱下过雨鞋，脚上的皮都被鞋子泡烂了。到1938年下山时，鞋子几乎跟他的脚长在了一起，脱都脱不下来，最后是用剪刀剪开的。

　　1995年我曾陪陈兰阿姨重返闽西。面对着当年他们打游击时的茫茫大山，她说了一句话我至今不能忘记，她说：

　　“那个时候，谁知道是三年哪！”令人震颤！最可怕的不是凶险、死亡，而是谁也无法预知它的尽头。要凭着何等坚强的精神和意志，才能走完这漫漫长路！

　　1937年底，在艰苦卓绝的斗争中几近绝望的人们迎来了生机。“西安事变”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八省健儿离开深山老林，组建新四军，奔赴抗战前线。闽西南红军除一部外组成的新四军第2支队于1938年3月北上，邓子恢调任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陈兰随后也随邓子恢北上，先调皖南新四军教导总队女生八队学习，1939年夏又随邓子恢先后调新四军军部、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新四军四师工作。

　　陈兰做过经济副官，民运干事。无论做什么工作，她都是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从不挑拣工作好坏，也从不计较职位高低。这一高尚品行贯穿了她的一生。在江北指挥部当经济副官时，经费她从来都是自己保管，逢到行军打仗她就将经费捆绑在身上，从不要别人背，遇到情况紧急，她宁可丢掉自己的背包，也决不丢掉公家一个铜板。做民运干事时，工作繁重琐细，每当战斗打响，她又要安排民夫，又要抢救伤员，一个人当几个人用。当时新四军成立不久，需要尽快扩大兵员，这既是对日作战的需要，也是我党我军自身建设的需要。陈兰和同志们天天奔波在乡间地头，动员群众参军参战。然而连年战争麻木了群众的心，他们不信任任何军队，用什么去吸引群众加入你的军队？陈兰他们就靠自己的诚意去打动老乡，他们帮群众挑水，做鞋，推碾子，收割庄稼，老百姓看到新四军果然和过去的军队不同，纷纷送自己的子弟参军。据和陈兰一起工作过的老同志回忆，每次动员群众参军，陈兰完成的任务总是最多的。

　　工作之余，陈兰还要照顾孩子。陈兰1936年与邓子恢结婚，直到1942年才有了长子淮生，整整6年没有孩子。张劲夫的夫人胡晓风曾对淮生说过：“你妈妈就是小时候和三年游击战争时候太苦，严重营养不良，所以最初不能生育，直到来到新四军，条件好了些，才怀了你。”可以想见陈兰的消瘦和体质之差。可就是这个瘦小的女人，在斗争和生活中有着惊人的意志力。邓子恢原有过两个儿子，但一个寄养在苏区老乡家，早已失散，一个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失去了联系。淮生出生后本来也打算寄养在老乡家，但陈兰坚决要亲自哺育孩子，生怕再有什么意外。陈兰无微不至地照料着淮生。孩子出生不久，正遇上33天反“扫荡”，陈兰天天背着孩子行军，水里泥里地趟，没有奶吃，就用水和面和到一起，喂他吃面糊糊，晚上宿营在湖边，天气闷热，蚊子又多，陈兰担心蚊子咬孩子，自己一夜一夜不睡觉，用扇子为孩子赶蚊子，第二天照常行军打仗。后来又陆续生了湖生、小涟。但是在那种残酷环境中，即使付出再多的母爱，也难免工作孩子不能两全。她的第二个儿子湖生在四岁多的时候得了白喉，剧烈咳嗽，高烧不退，就是因为父母工作太忙，没有得到及时治疗和照顾，死去了。这事伤透了陈兰的心，以至于她年近九旬时还能清晰地讲述湖生在最后的日子里与她的对话和顽皮举止。“我妈带大我们实在不容易。”淮生今天总是一遍一遍说这句话，怀着对母亲的深深感恩之情。

　　1949年，身为中原局第三书记、中原野战军第二政委的邓子恢随刘邓大军南下，经洛阳、宝丰、开封、信阳、黄冈到武汉，此时邓子恢已担任中原人民政府主席。全家人总算安定下来了，孩子们在武汉分别上了小学和幼儿园。浴满硝烟的人们即将走上建设新中国的行列，和所有那个年代的人们一样，陈兰心中充满胜利的喜悦和对未来的憧憬。那是一个多么好的年代啊！那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人们心情最为自豪和舒畅的年代！

　　令陈兰没有想到的是，这样的好日子没有几年，打击就再次降临到他们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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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5月邓子恢奉调赴淮北路东主持皖东北根据地的工作。图为邓子恢与夫人陈兰离开2师前留影。

　　1953年，邓子恢同邓小平、高岗、饶漱石、薄一波一同调京赴任，史称“五马晋京”，邓子恢调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

　　邓子恢进京后不到两天，毛泽东即在中南海约见了他，说：“我们不是谈过上下两篇文章么？上篇搞民主革命，下篇就是搞社会主义……现在是要做第二篇文章，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

　　出身于闽西山村、在红军时期就担任过红军财政部长的邓子恢，几乎一生都在为农民和农民的事业奋斗，他对中国农民和中国农村广袤的土地充满着深厚的感情。就任农村工作部部长之后，他立即将全部身心投入到农村工作中去。

　　但是不久，满怀建设新中国责任感和热情的邓子恢，成为高级干部中最早中箭落马的人。

　　邓子恢和毛泽东的分歧最初体现在对于农业合作化的发展速度上。在农业合作化“缩”还是“发”，急躁冒进还是稳中求发展的问题上，邓子恢同毛泽东产生了严重的分歧。1953年前后，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合作化运动急躁冒进的情况。许多农民特别是中农担心土地改革后刚刚分到手的土地和农具、耕牛会重新失去，于是纷纷杀牛，毁坏农具，砍伐树木。针对这一情况，邓子恢提出农业合作化应该分三步走，用10到15年时间，先发展一批，办好了，让农民看到好处后自己走进来，用刘少奇的话叫“让中农自愿前来敲门”。最初，毛泽东对这个意见是赞同的，他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日停，二日缩，三日发。”但是后来毛泽东的态度起了变化，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了华东局书记柯庆施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计和判断，他说：“这种坚决收缩的方针是在惊慌失措的情绪支配下定出来的。这样一件大事不得中央同意就去做，也是不妥当的。”

　　凭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忠诚和坦率，同时坚信自己在实践中的调查判断，邓子恢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没有让步。1955年5月17日毛泽东找邓子恢谈话，在合作社发展数目问题上，邓子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双方争论几个小时仍没有取得一致意见。7月11日，毛泽东在颐年堂约见邓子恢、陈伯达等人时说邓子恢，“你的思想要用大炮轰！”8月26日，毛泽东指示：“通知农村工作部：在目前几个月内，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电报，由中央直接拟电答复；并告批发此类来报的同志，不要批上‘请农村工作部办’的字样。”短短两年的时间，邓子恢便由农村工作的决策者，降为执行者。在紧接着召开的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上，248篇发言和书面发言，一致拥护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批判了合作化运动中的“右倾机会主义”，对于邓子恢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无一人持异议。

　　继1955年批邓子恢的“反冒进”，1957年反右，1959年庐山会议批彭德怀之后，全党陷入越来越丧失理智的“左”倾。在举国欢庆高产田、吃大锅饭的狂喜中，一场巨大的灾难紧随而来。合作化在全国的骤然实现，使农村生产关系在巨变中发生混乱，高指标、高征购的浮夸数字与农业生产实际状况形成巨大反差，农村普遍被征了过头粮，加上连续三年自然灾害，全国发生饥荒。合作化过快过多造成的恶果这时全部显现。党内一些志士仁人又在幻想着补天了。

　　1961年春，邓子恢回乡做调查，在福建龙岩，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焦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这碗焦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面对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百感交集，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只能用焦芋粉来待客。邓子恢不顾身患严重的糖尿病，也不顾医护人员的劝阻，含泪吃下了这碗拌着糖精的焦芋粉。邓子恢托人从龙岩买来面条，下了几大锅，用来招待前来看他的父老乡亲，乡亲们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以后怎么办？替我们想想法子吧！”

　　在从龙岩回北京的路上，邓子恢特地绕道安徽，和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就“责任田”问题做了一番交谈。曾希圣敢于实事求是、承担风险，允许个别地区搞“责任田”，那些搞了责任田的地方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挺了过来。“这就是政策的原因啊！”邓子恢听了兴奋不已。

　　就在邓子恢认真思考“责任田”的同时，中央领导层中主张“责任田”和“包产到户”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邓子恢内心矛盾得很：过问责任田，肯定会再次承担政治风险；不过问，责任田必定会夭折，下面的群众要吃苦。思虑再三，他派副部长王观澜两下安徽农村调查，与此同时，他又收到了安徽宿县符离集区委书记武念慈的来信，向他汇报了责任田给当地农民带来的好处。武念慈的意见与王观澜两次调查的结果完全一致，由于有了责任田，粮食产量增加，农民纷纷表示：一不怕蒋介石，二不怕自然灾害，就怕改变责任田。县、区、公社三级干部也再三要求：不要给他们戴方向路线错误的帽子，允许试验三年，粮食过了关再改回来都行！

　　调查的事实，农民的呼声，坚定了邓子恢为民请命的决心。可这决心下得何等艰难！1955年距离1962年不过才7年，前车之鉴记忆犹新，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遭遇更是如在眼前，7000人大会上已经给曾希圣和“责任田”戴了帽子，这个时候要影响和改变主席的决心，风险之大可想而知。身为毛泽东早期战友的邓子恢，对毛泽东的性格是清楚的，可身为农村工作部部长的邓子恢，面对中国农村如此严峻的现实和几万万农民的呼声又做不到无动于衷。他无法卸下肩上重任！1962年7月17日，邓子恢面见了毛泽东，在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内容时，陈述了自己对责任田问题的看法。他说：“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求，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一个半小时的汇报，毛泽东只是静静听着，一言不发，只在邓子恢临走时说了一句：“把你的报告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谁也没有想到，一场雷霆暴雨会来得这么快！

　　7月25日，距离邓子恢与毛泽东谈话只有八天，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召开。会上，毛泽东的政治风帆再次转向，会议从讨论农业、粮食、商业问题，突然转为讨论阶级斗争和批判三股风。毛泽东说：“目前有三股风，日：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路线斗争高度，性质一下子全变了。有人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

　　8月12日，毛泽东在一个文件的批示中说：“邓子恢同志动摇了，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黑暗，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这与他在1955年夏季会议以前一贯不愿搞合作社；对于搞起了合作社，下令砍了几十万个，毫无痛惜之心……”“他没有联系1950年至1955年他自己显然还是站在一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因而犯了反对建立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错误。”以后，毛泽东在一系列会议上批评邓子恢是“资本主义农业专家”，中央农村工作部搞“资本主义”，对此局面，邓子恢无法做任何解释。

　　1962年10月，中央撤消农村工作部；两年之后的1965年1月，免去邓子恢国务院副总理职务。

　　一位政治家从30年代开始的辉煌，就这样熄灭了。从此，岁月中多了一位默默无言的老人。

　　陈兰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妻子，她即使生性再善良、宽厚、与世无争，也无法逃避政治风暴的旋流和命运的多蹇。屈辱、压抑和各种打击，如影随形伴着她的一生。

　　政治上这两次重大磨难，邓子恢受到的打击是巨大的，对陈兰的打击同样巨大。对于丈夫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她从不多嘴问一句；她文化程度不高，无法理解党内斗争的复杂玄妙，也无法理解周围各色人等变化无常的态度和嘴脸，但她坚信：从30年代就和自己一起在闽西大山里坚持游击战争出生入死的丈夫，不会反党！她不善多言，只是默默地同丈夫一同忍受，默默地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尽量以自己的温暖去融化丈夫心中的郁闷委屈。对于孩子，她从不将大人遭受的痛苦和委屈转移、发泄到他们头上。“爸爸受了那么多委屈，我们没从他们嘴里听说过一个字。”今天，当我问起几个孩子，有谁从父母口中听说过这些往事，他们都是这样回答。“文革”中，邓子恢再次受到冲击。不久，肝病、糖尿病一齐袭来，在他身体最坏的时候，又被“一号通令”赶到了桂林，耽误了治疗，1970年好不容易回到北京，不到两年就去世了。从此，天大的压力和冤屈，就由陈兰独自承受。

　　在陈兰的悉心照料和眷顾下，几个孩子相继长大。无论社会上如何风起云涌，孩子们始终以陈兰为轴心，维系着这个家。

　　和陈兰阿姨接触，和淮生兄妹多次的交谈，给人印象感触最深的，就是陈兰阿姨博大的胸怀和她身上放射出的宽厚仁爱。

　　陈兰的家是一个大家庭。

　　陈兰育有6个子女，加上邓子恢前妻的儿女，共有9个子女。“文革”前，大哥毅生、二哥瑞生连同毅生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都住在邓家。以后毅生去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赴任，两个儿子就留在了北京，生活、读书，直到走上社会。不仅如此，1953年秋天，小燕的大姑从报上得知哥哥邓子恢当上了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也带着自己的三男一女寻到邓家，直到50年代末孩子们陆续出去工作，大姑本人则一直住到“文革”给二儿子接走。如此“人丁兴旺”的一大家人，如果没有一个宽厚慈爱、大度容人的家庭主妇作为核心，是无法相处的。如何对待前妻所生的子女？如何对待姑嫂妯娌？如何对待前妻子女的妻子儿女？这些棘手关系，往往是考核常人道德品行的难题，即便是一些领袖人物、大政治家，面对家庭种种冲突和不睦，也常常显得低能无措，徒叹奈何，最后不得不抛弃良心道德迁就世俗。而这种种复杂关系，又不啻一门高深的关系学，能否处理把握好这些关系，除需要个人智慧外，更需要善良和大度，一种广被天下的大爱。在这方面，陈兰堪称楷模。我记得中学时候有一次到小燕家里玩，被小燕盛情留下吃饭，走到饭厅，只见乌泱泱一大屋子人，围满了两张餐桌，分不清谁是谁。陈兰将前妻的孩子和自己孩子一样看待，不是嘴上说说，而是真正做到视如己出。“文革”后，大哥毅生的儿子要生孩子了，不去自己的父母家，而是到陈兰奶奶这里来生，他们是真正把陈兰的家当成自己的亲奶奶家，孩子生完，就一直在这里住下，直到上学。

　　我曾问过陈兰阿姨：您家里永远那么多人，您烦不烦？她说：“不烦，我就希望所有的人都住在我这里，一个都不让他们走！”

　　一个连自己家人都不爱的人，是不会爱天下人的。

　　陈兰爱自己的家人，也爱所有需要她帮助的人。

　　在新四军4师时，彭雪枫是师长，邓子恢是政委，彭雪枫后来牺牲，留下一个儿子彭小枫。解放后，彭小枫每逢寒暑假就常常到邓子恢家来住，小燕记得连去北戴河玩都要算上小枫一个，就像他是他们家自己的孩子一样。孩子的心是最敏感的，也最容易被伤害。一个孩子能否在别人家里住，住下就不愿走，关键是主妇的态度和眼色。我相信，面对陈兰阿姨，彭小枫是不会感到任何压力的。

　　按照陈兰的身份，她本来完全应该是另一副样子——官太太架子十足，不搭理人，见了比自己低一等的人就把眼睛半抬着，好像要是正常看人就辱没了自己似的，嘴上说不要脱离群众，那是因为压根就没觉得自己是群众——这样的人我们见得还少吗？可陈兰不是。她是一个天生让人愿意与之亲近的人，她朴素大方，没有一点架子，永远微笑着待人，见到相识的人，远远就张开双臂，微笑着将来人拥入怀中。她身材矮小，怀抱却像大山一样坚实牢靠。

　　陈兰爱她周围所有的人。战争年代，行军打仗，陈兰请了一个小姑娘帮助带孩子，每遇敌机轰炸，陈兰总是立刻把小姑娘压在自己身下，而不顾自己同样有可能被敌机射中，她说：“人家把孩子交给我们，要是出了事怎么对得起人家！”住在万寿路的时候，家里请来一个小保姆，有一次高压锅喷气嘴出了故障，锅盖飞出去把门砸了一个大洞，情况十分危急，小保姆吓得叫了起来，陈兰却赶来一把把小保姆拽到身后，自己冲到前面去。家里人埋怨她，说出事怎么办？她还是那句话：“人家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就要负责，要是出了事怎么对得起人家！”她就是这样，从来考虑的都是别人，唯独不考虑自己。她热心帮助所有需要她帮助的人。无论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对农村工作部的干部、职工，甚至对素不相识的人，只要她能帮的，她都会帮。农村工作部有一个基层干部去世，机关给他家属的抚恤金很少，他的家属就来找陈兰，陈兰热心地替她反映，直到问题解决；抗战时期邓子恢身边有一个炊事员燕同道，解放后退伍回了老家安徽，困难时期老婆饿死了，无奈之下写信给邓子恢，邓子恢问陈兰是否记得有这个人？陈兰立即告诉他，有这个人！什么什么样，什么时候退的伍。经过邓子恢和陈兰的帮助，老燕从当地政府得到每个月15元补贴，得以活下来；解放初邓子恢身边的管理员老刘，因老婆无工作，家中困难，陈兰便常常接济他们一家，老刘去世后，每年春节陈兰还要给他家500块钱，一直给到现在；邓子恢家的厨师，一共生了六个孩子，自1981年厨师去世后，陈兰便经常接济他们。周围哪个同志有困难，陈兰只要听说，一定会拿出三十五十，钱虽然不多，但让同志们心里很温暖。90年代中期，陈兰资助了两名闽西贫困生，每年1000元，从他们小学开始，一直资助到2002年她因病住院。现在，两个孩子都已经上高中了。有一位姓赖的先生，资助了一位闽西武平的贫困生，这学生非常用功，后来考上了北师大物理系到了北京，由于赖先生认识陈兰，又因为陈兰也是闽西人，赖先生就将这位学生带到陈兰家，希望陈兰能在平时帮助关照一下。在陈兰热心的邀请下，这个孩子中秋、春节，每逢节日都到陈兰奶奶家里来，吃一些平时吃不到的东西，听听陈兰奶奶的乡音。逢到春节孩子留在北京不回老家，陈兰会像对待自己的孙子一样，给他一份压岁钱。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孤身一人在外的孩子，陈兰亲人般的关怀何等地温暖了孩子的心！后来，这个孩子又考上了荷兰公费留学，去念博士，临走时没有钱，向陈兰借钱，陈兰将自己的一万块钱借给了他。要知道，这是一个贫困生，而且，他们曾经素不相识！但陈兰认为：“这个孩子需要别人帮助，我虽然没有更大的能力，能帮多少就帮多少。”事实证明，这个孩子没有辜负陈兰对他的信任，到荷兰七八个月后就托人带回了借的钱，而且一直惦记着陈兰奶奶，每个月都会给陈兰打电话问候。直到陈兰住院，他还经常来电话询问陈兰奶奶的病情。他给小燕的爱人李良津写了一封充满感念之情的信，信中写道：“李叔，好久好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你们好么？时不时地，我就想起我自己一个人在北京时，从你们那里得到的温暖，想起在万寿路里过的春节：您用车带我到公司洗澡，老院子的葡萄藤，金黄色的金针花，奶奶的压岁钱，还有，家里的笑声……奶奶住在医院这么久了，我的心很疼。好想扔下一切，到医院看看她……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却是涌泉之恩，滴水未报。”信中可见这个孩子和陈兰奶奶之间感情之深。这样的例子实在太多。

　　如果有谁认为，陈兰接济这个，帮助那个，如此慷慨大方，那是因为她是副总理夫人，她家里有钱，那就大错特错了。从职务上讲，邓子恢是副总理，老二级，一个月工资404元，看起来钱不少，但邓老家人多，开销大，邓老还常年供养着他的继母、陈兰的母亲和弟弟；除邓老的钱外，陈兰的钱并不多。陈兰虽然参加革命很早，职务却一直很低，1955年定为14级后，两次调级的机会都被邓子恢拿掉了。邓子恢说：“机关里有那么多人需要调级，你就让给别人吧。”陈兰内心虽有委屈，但她从来顾全大局，就这样，1957年和1963年两次调级的机会都没调成。陈兰总是说，自己文化程度不高，做不了大事情，因此从没因为自己级别职务偏低而跟组织上开过口。更何况，邓老1972年就去世了，陈兰阿姨长期以来古道热肠地帮助这个赞助那个，是用着自己那点微薄的工资。邓老一家生活极其俭朴。小涟记得，“文革”前后，北京的粮店供应按照由好到次分别有好米、机米和红米，红米最次，由于家里吃饭人多，从来都是买红米，因为红米便宜，一毛三分钱一斤，还比机米出数。一个管农业的副总理，家里从来吃不上好米，只能吃连许多老百姓都不愿意吃的红米，这在今天的人们听起来简直像天方夜谭，然而事实的确如此。1965年妇联开会，邓颖超邀请几位夫人参加，陈兰找来找去没有合适的衣服，最后买了一条纱巾。“纱巾是白色的，那是我第一次看见纱巾什么样。”小涟回忆说。小汉在师院附中上学时，学校规定午饭可以从家里带，学校负责给大家热饭，小汉见大多数同学带的饭菜都比自己的好，有些不好意思，怕让同学看见。小燕、小胖的衣服，都是捡哥哥姐姐穿短穿小了的，到了他们身上，已经是补丁摞补丁了。有一次，淮生给弟弟妹妹们照相，镜头对好了一看，怎么裤子不是破的就是补丁，淮生命令弟妹们把裤子反过来穿，然后才摁下快门，现在，家里的相册还保留着这张照片。家里吃饭，萝卜白菜居多，就是这样的饭菜，陈兰总是紧着孩子们先吃，自己从来都是捡剩菜剩饭吃。她说她喜欢吃剩饭，只要见到桌上有剩菜，她一定抢先把剩菜拿过来，倒到自己碗里。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她骨折了多次。

　　听小燕姐妹争先恐后地讲妈妈“吃剩饭”的事，我问：“你们为什么不先抢过来，不让她吃呢？”

　　“我们抢不过她呀！”姐妹们异口同声。

　　听了这些，我们还能认为陈兰总爱帮助别人是因为有钱吗？事实上，陈兰对别人如此大方，对待自己却十分“抠门儿”。有一次，她上街打出租车，已经打到了一个1．60元／公里的，就是因为看到远处还有一个1．20元／公里的车，急忙去追，结果崴了脚，回家被孩子们好一通埋怨。这就是陈兰，童养媳出身的苦孩子，老红军女战士，舐犊情深的母亲。正是这种特殊的出身和经历，使得她对天下人怀有一种普遍的大爱之心，不仅仅是爱孩子，爱亲人，她爱所有人，同情他们，帮助他们，似乎自己对所有需要帮助的人都怀有义务，如同站在莲花之上普渡众生的观音。

　　1982年陈兰离休了。作为一名红军老战士，她心中时时都在记挂着老区人民的生活。1982年2月，陈兰和同是童养媳出身、同是闽西籍的红军老战士邓六金妈妈一起，在国家计委李人俊同志陪同下，到当年新四军军部旧址和四师活动过的地区江苏安徽的宿迁、泗洪、双沟、天长、金寨等十几个贫困地区访问调查，了解了老区人民生活的现状，积极向当地政府建言献策，并将一些情况直接反映给了中央，反映给了胡耀邦同志。很快，她们为老区发展建设问题提的建议被采纳，为老区人民解决了许多问题，为老区发展做出了贡献。安徽金寨许多村民由于政府护林、修水库而移民并村，村民们在山上搭棚度日，分的山地无法种粮，只能种一些竹、黄麻，政府又不收购，群众生活无着落，政府发放的几十万救济款，群众拿不到，有的人连衣服都没得穿，孩子们也上不起学。一号文件下来后，计委、农业、妇联的同志分别到当地考察，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政府专门派了技术人员指导当地群众发展民营企业，发展网箱养鱼，养兔，种竹，种蘑菇、木耳，人民群众的生活因而大为改善，现在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1983年4月，陈兰和邓六金又到福建闽西老根据地走了一趟。她们跋山涉水，凭吊了当年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先烈，走访了当年为革命斗争做出贡献的老游击户、老交通户。闽西老区人民在革命战争期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但解放后当地人民的生活没有得到明显改善。看到老区人民的生活还是那么贫穷，她们心中非常难过。回京后她们写了一份《回乡见闻》，向福建省委和中央反映情况，主要反映了：五老问题（老红军、老游击队员、老接头户、老交通员等）；闽西地下党问题；闽西20万子弟兵、无名烈士，由于找不到，家属一直没有解决军烈属待遇的问题；纪念馆、烈士墓长期失修、荒芜残破的问题。这些问题有的直接关系到当地群众的生活，有的关系到军属烈属的生计，有的关系到对烈士的尊重敬仰及革命传统教育，省委和中央对她们的反映给予了高度重视。同年6月21日，耀邦总书记专门在两位老大姐的信上作了批示：“仲勋、乔石同志，请你们一阅。这些老大姐下乡做调查，很不容易……办公厅可派人去看看她们，代我们向她们致意。”在当时福建省委的努力下，她们反映的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国家计委批给龙岩3万个纱锭，农业部拨给龙岩一些良种的奶牛，铁道部为运送这些奶牛专门调拨了车皮，为奶牛装车装草，从万里之外运到龙岩，为当地群众发展养牛提供了基础。省委专门拨款，修建和修复了当地的革命博物馆和烈士纪念馆，宏伟壮观、坐落于青山绿水间的闽西革命博物馆于1985年落成，使闽西成为弘扬我党我军光荣革命历程的一个重要教育基地。后来当陈兰同志再次回闽西时，省委领导告诉她，有相当一部分老烈属找到了，并且给他们的家庭解决了烈属子女抚恤金、烈属待遇问题。闽西作为老革命根据地，多少年来发展缓慢，主要是因为交通闭塞，当京九铁路修建时，当地政府迫切希望能从闽西穿过，但后来京九没有通过闽西，当地政府负责人几上北京，希望能修建赣龙铁路，彻底解决闽西和外界的封锁问题。陈兰和邓六金得知后，积极为他们四处奔走，终于促使赣龙铁路修建列入国家项目。当2001年12月赣龙铁路正式开工时，陈兰又一次回到闽西，闽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高楼大厦建起来了，村舍一片欣欣向荣，民营企业蓬勃发展，群众到处都在讲改革开放好，党的政策好。今天的人们终于赶上了一个好时代，她觉得，当年他们流血牺牲，抛头颅洒热血，不就是为了老百姓能有今天的好生活？邓老对合作化问题和责任制问题一次又一次的为民抗争，不也是为了老百姓能过上今天这样的好生活？今天的景象，令陈兰感到无比欣慰。

　　陈兰阿姨现在静静地躺在北京医院北楼。由于病情较重，她被医院用上了血滤机，生命得以维持，意识却已经丧失。

　　面对安详睡着了一样的陈兰阿姨，我简直不能相信，就在不久以前她还是那么健康，那么充满活力。大概就在两年前的一天，我回万寿路看妈妈，在电梯上碰到了陈兰阿姨，她累得气喘吁吁的，手里居然还提了一个冬瓜！我知道离我们家最近的菜市也有将近两里路，即使是正常人，比她年轻得多的人，提个冬瓜也是很吃力的。我赶紧替她接过冬瓜，问：“陈兰阿姨，您家里有保姆，为什么要自己买菜呢？”陈兰阿姨说：“多跑跑，就当是锻炼身体。”一边说着，她还一边向天空有力地舒展着自己的两只胳膊。那时候，她已经是年近九十的老人了，居然还有如此充沛的精力和活力！

　　也许正是她这种似乎永远不会枯竭的生命力和活力，蒙蔽了周围的人，也蒙蔽了她的子女，甚至蒙蔽了她自己。有时候，老人肌体的损害，就在一件很小的小事。陈兰阿姨这次住院的直接起因，是一次摔跤，引起骨折。

　　陈兰阿姨独自住一个房间。那天夜里，她起身想去取药，不慎摔倒了。她想自己爬起来，却疼痛难忍，怎么也起不来。为了不吵醒大家，她就一个人默默地坐在冰冷的地上，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家里的小保姆小苗起来做饭，才听到奶奶轻轻的叫声。小苗急忙叫醒了叔叔、姑姑，大家七手八脚把她送进医院，一拍片，股骨颈骨折！

　　“骨折得有多疼啊！可妈妈就自己一个人那么在地上坐了四五个小时，一声都没吭。”事后，小燕问陈兰阿姨：“妈妈，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呀？”阿姨说：“我怕吵醒你们睡觉……”小燕说到这儿，哭了。我知道，她说是在责备妈妈，其实内心在深深地责备自己。

　　后来我一直在想：这事如果换了我们任何一个人，如果是我们摔了跤，骨折了，疼痛难忍，我们会怎么样？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叫醒周围的人。因为，我恐惧，我疼。

　　可是陈兰阿姨没有。并不是她比我们每个人都更能忍受，更坚强。关键是，她更无私。她终其一生都在关心别人，想着别人，却从不愿给别人添一点点麻烦。这是她从穷苦家庭的生活中感悟到的人生哲理，是在中国共产党革命队伍的生活经历中获得的并为之奋斗的价值观。

　　小燕兄妹想让我来写写陈兰阿姨，听他们兄妹给我讲了好几天，听来听去，都是这些平凡的小事。而一个人的一生，就是被这么多点点滴滴的小事所连缀。

　　有些人天生是做领袖的，有些人生来做劳动者。有些人生来就不平凡，有些人从生到死都很平凡。单纯的平凡就是平凡，但伟大的意义要复杂得多。伟大并不总与官阶、功绩、财富相连。有时，平凡就是伟大。不错，陈兰是平凡的，普通的，从她呱呱坠地在闽西的红土地上，从她做童养媳到走进红军队伍，从她背着背包抬着伤员穿梭在抗战的枪林弹雨中，从她坐在洪泽湖边，彻夜不眠地为幼小的儿子扇着扇子……她一直是这个不平凡队伍中最平凡的一员。她永远都在想着别人，关心着别人，尽其所能帮助别人，而不愿麻烦别人一点。她不像太阳，有着耀眼的光辉，却更像黑夜里一点微弱的烛光，给那些最需要的人们以一丝丝温暖和光亮，直到燃尽，直到自己生命的尽头。这样的人，谁又能说她不伟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