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8月，在纪念粟裕大将百年诞辰之际，我不由地回忆起一段难忘的往事。

　　那是1971年的春节。这天中午，北京上空北风阵阵，天色阴沉，马路上行人稀疏，面前几只似乎不知冷暖的麻雀在白杨树枝头跳动着。我和在京西宾馆工作的爱人正步出宾馆大门，准备乘坐公交汽车回家。这时，一辆大红旗轿车从宾馆内缓缓驶出，停在了我们跟前。我正有几分惶惑，却见车门已经打开，坐在后排座位上的一位体态略显瘦小、面容慈祥、内着旧军衣、身披军大衣的首长正向我们挥手，招呼我和爱人上车。我定眼往车内一看，这不是粟裕大将吗？当时也容不得我多想，我俩就上了汽车，我爱人坐在前排副驾驶座位上，我坐在中间第二排座位上。此前，我虽然多次从广播和报刊上见过他的照片，读过他的文章，但见到将军本人这还是第一次。70年代初，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粟裕将军参加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协助周恩来总理分管国防工业、交通、邮电和港口建设，还兼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部副部长、中央军委常委和军事科学院第一政委等要职，工作十分繁重。春节是我国人民的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阖家欢聚忙着过年，而粟裕将军这时还在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忘我工作。说实在的，我坐在汽车里，心情不免有些紧张，忐忑不安。

　　我知道，粟裕将军家住城里的地安门附近，我们住在北京西山脚下，两地相距甚远。我考虑粟裕将军在京西宾馆工作和开会已经一个上午，身体比较劳累，且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就提出让司机同志在送首长回家的路上选择适当的公交车站让我俩下车，再乘公交车回家。然而，将军执意要先送我俩回家。他轻声细语地要司机小赵同志将汽车调头向西朝玉泉山方向开去，还提醒不要开快车。接着，他自言自语地说：“大红旗轿车开得太快，会引来交警和行人的注目，影响不好。”将军的一席话，使我油然产生了对他的敬仰之情。

　　上车后不一会儿，将军又热情地招呼我坐到他的身旁。于是，我就从第二排座位上挪动到他的右侧紧挨着坐下，与他亲热地交谈起来。这时，我才发现车上除了首长、司机和我及我的爱人外，便无其他人员。我好奇地问将军：“首长外出工作、开会怎么不带秘书和警卫员？”他笑着说：“我带上秘书和警卫员，老百姓一看就知道我准是一位大官，这样不好，也不安全；我不带秘书和警卫员，老百姓又不认识我，也不知道我是粟裕，还以为我是一位普通的老人呢，这样不是更好嘛！”当我的双目注视着粟裕将军伤残的左手腕时，他神态自若地向我讲述了在战争年代多次负伤的经历。特别是南昌起义，将军身负重伤，生命垂危。是战友冒着生命危险救了他的生命，令他永世不忘。当将军知道我在总参某部工作时，引起了他的极大兴趣。将军勉励我说：“你部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同志们一年到头处于紧张状态，逢年过节也不能休息，还要战备值班，你们是无名英雄啊！”将军还深情地回忆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运用我部提供的材料指挥打仗的往事，并告诉我，他的许多新四军老部下目前仍在我部所属系统工作，他还能清楚地回忆起他们的工作情况。听着听着，我忽然觉得自己心情已不再紧张，与这位戎马一生、身经百战的将军谈笑自如了。这时红旗轿车已在西山脚下的我部大院门前停下。我们挥手与将军告别。这时我下意识地看了一下手表，时针已指向下午一点了。

　　自从这次与粟裕将军邂逅后，我俩与将军之间仿佛有了某种天然的挥之不去的情感。在以后的岁月中，当我俩见到将军时，他总会向我们问好，询问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给我们做思想工作，谆谆教诲我们如何克服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1974年春，我们得知将军动了胃切除大手术，住在西苑挂甲屯休养，我和爱人便前往他的住处看望。当时，“四人帮”正掀起“批林批孔”狂潮，我和爱人在运动中受到了无辜的牵连和冲击，将军知道此事后非常气愤，他严肃而坚定地教育我们，在任何情况下要坚持做到三点：一要热爱党，热爱毛主席不动摇；二要实事求是，一是一，二是二，不知道的事、没有做的事，就是杀头也不能承认；三是不要感情用事，要避免说错话、做错事，否则后患无穷。将军对我们的教导，不仅使我们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保持了清醒头脑，避免了犯错误，经受住了考验，也为我们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如何做人做事指明了方向。将军的谆谆教诲我将永生永世铭记在心！

　　粟裕将军不幸于1984年2月5日与世长辞。他那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功高不居、严于律己、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高尚美德，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光辉典范；他的丰功伟绩和不朽的革命精神，永远受到全国人民和全军广大官兵的怀念和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