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华横溢的儒雅书生

　　1933年3月，我刚满19岁，经亲友介绍到上海大隆机器厂当学徒。1934年4月，在柳湜同志（中共安徽省委负责人之一，因组织遭破坏而暂避上海）的启发帮助下，我加入了社会科学研究联盟。

　　当时大隆机器厂购置了临青路仁德纱厂，正在对该厂设备进行改装。我随师傅到仁德纱厂干活，业余时间比较自由。我经常到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借阅国际工人运动的书籍，参加青年会活动，讨论“中国向何处去”等问题。当时对青年读书会进行辅导的有薛暮桥、李公朴、章乃器等人。顾准是青年自学指导委员会高级哲学班的负责人。我当时在初级经济学班学习，任班长，与顾准接触不多，只听说他很早就在立信会计学校任教。他讲课特别好，深得学员喜爱，虽然才20出头，却已是颇负盛名的资深教师。

　　1934年9月16日，我到西藏路八仙桥青年会大礼堂参加上海市青年读书会结业典礼暨纪念“九·一八”3周年大会。与会者有三四百人。会上，我见到了已是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领导成员的顾准。他面目清秀，戴着一副近视眼镜，头发向后梳得十分光滑，中等身材，穿着一套浅紫色的中山装。好一个儒雅的书生！顾准在会上宣读武卫会的纲领和宣言。当他读到“全民总动员，武装抗击日本侵略者，坚决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去！”声音越发高亢激昂，右臂用力地挥动着。他的发言赢得了全场听众雷鸣般的掌声。太激动人心了！接着，顾准就一一分发武卫会的宣传材料，动员到会人员积极签名参加武卫会。我兴奋地当场签名参加了武卫会。按顾准指示，我把武卫会的宣传品带回大隆机器厂，伺机在工人中宣传散发。

　　大隆铁厂播火种

　　我一回到厂里，就趁夜深人静，悄悄地把宣传品张贴在工人宿舍区的走廊里。第二天，厂方发现了这些宣传品，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对全厂1000多名工人训话。厂主严庆龄（从德国留学回来，实行法西斯管理手段）严厉斥责工人的爱国行动，限令住在厂外的工人一律迁进厂内住宿；凡是节假日请假出厂的工人必须在当晚8时前返回，超时5分钟的罚跪，超时10分钟的当众鞭笞……

　　工人姚金奎因拒绝迁入厂里住，被厂警当众鞭打后扣发工资开除出厂。这件事在工人当中引起了极大的公愤，但因当时还没成立工会组织，大家只能敢怒不敢言。

　　姚金奎的结拜兄弟庄金坤等人偷偷告诉我，他们准备杀了资本家后去江西投奔共产党。我当即劝他们：“你们杀了严庆龄，他还有几个兄弟可接替；万一杀不成，你们就有坐牢杀头的危险。倒不如把全厂工人组织起来，去和资本家斗争……”庄金坤等听了我的话，立刻决定9月30日在劳勃生路（今长寿路）一个工人家里开会商讨具体事宜。

　　9月30日那天，20多个工人参加了会议。我特地请来了顾准和反帝大同盟的负责人刘丹。

　　与会者一致认为：要与资本家斗争，必须建立工人自己的组织——工会。当即在会上成立了“大隆机器厂工会筹备委员会”，推举庄金坤为工会主席，我任宣传部长兼青工部长。顾准和刘丹亲自执笔起草了14条斗争纲领：

　　1．恢复被开除出厂工人的工作；

　　2．不准厂方任意开除工人；

　　3．不准厂方打骂工人；

　　4．工人要有言论自由；

　　5．工人要有组织工会的自由；

　　6．工厂要办职工夜校，工人有参加学习文化技术的自由；

　　7．业余时间、节假日，工人有出入厂区的自由；

　　8．减少工作时间，实行8小时的工作制；

　　9．增加工人工资；

　　10．节假日工人工资照发；

　　11．工伤病残，医药费和生活费均由厂方负责；

　　12．缩短学徒学艺年限；

　　13．改善学徒生活待遇；

　　14．改善工人伙食。

　　会议结束后，工会筹备委员回厂分头发展会员。

　　10月中旬，有600多人参加了工会。应工人的强烈要求，我们拟在10月18日举行全厂大罢工，当即制定了4点罢工方案，并准备派我于17日夜翻墙出厂向顾准汇报情况，请他起草并印刷罢工宣言。

　　谁知，罢工计划很快被厂方发觉。17日下午，我被叫到严庆龄的写字间。刚一进屋，几个如狼似虎的白俄保镖就一拥而上，对我拳打脚踢。顿时，我鼻血如注，整个脸都变得青紫肿胀。严庆龄腰间别着手枪，铁青着脸恶狠狠地说：“你在搞阴谋暴动！你的照片我已交警察局备案。本应立即送你到警备司令部去办罪，念你年幼无知，受人利用，厂方决定马上送你回启东！”他的话音刚落，两个身强力壮的厂警冲上来，把我推进早已备好的汽车，径直开到了十六铺码头，押送我登上了开往启东的轮船。直到轮船起航，他们才离去。

　　我站在船头，望长江风疾浪高心潮难平：罢工还能按原计划进行吗？别的同志安全吗？……当船中途停靠崇明时，我立刻上岸买了返回上海的船票。一到上海，我就直奔武卫会找到顾准，向他汇报17日自己被赶出工厂的经过。顾准见我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愤恨地说：“这个仇一定要报！”他叫我先在武卫会休息几天，再潜回厂区附近探听消息。

　　几天后，我打听到厂方已把20多个罢工领导人全部开除。工人因群龙无首，加上资本家的欺骗恐吓，罢工斗争已宣告失败。顾准听了我的汇报后，当即叫我把被开除的工人代表召集到南京路先施公司屋顶花园茶室，商量下一步斗争的办法。顾准再三鼓励工人代表们：“你们不能一榔头就被打碎，要树立信心，坚持斗争。被开除的工人要向市社会局集体请愿……”

　　由于大隆机器厂最初的工人斗争尚处在幼年时期，缺乏斗争经验而遭到失败，但革命的火种却已在大隆厂工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顾准指示我仍与该厂的工人保持联系，并于1935年3月，在该厂秘密建立了武卫会的分会组织。

　　并肩战斗武卫会

　　我被大隆厂开除后，就留在上海市武卫会工作，暂住在苏州河棚户区妹夫的兄长家。我的妹夫在一家日本人办的锯木厂做工，其兄长是拉黄包车的工人。时任武卫会上海分会主席的顾准常到我的住处联系工作。他见我们生活十分清苦，每次来时都会带上些生猪头肉和各类蔬菜。我们用盐水煮猪头肉，在汤里加些蔬菜，顾准就和我们同吃一锅饭，同睡地草铺。他常鼓励我们：“只有赶走了小日本，我们才能不做亡国奴；只有打倒了地主、资本家，走苏维埃的道路，我们才能翻身做主人，过上好日子……”

　　夜深人静了，我和妹夫拎上了糨糊桶，顾准夹着抗日宣传品，开始行动。我负责在电线杆上、厂区和市政机关的墙壁上刷糨糊，顾准和我妹夫就贴宣传品，往邮箱里塞宣传品……东方发白时，宣传品也张贴和分发完了。这时，我妹夫赶着去锯木厂上班，我和顾准就坐在外滩汇丰银行的大门廊前，稍事休息。等附近厂区上早班的工人渐渐多了，我们就以找工作为由与工人攀谈，交朋友。待多次交往后，确认某工人政治可靠，再深入其家庭进行抗日宣传，直至发展其加入武卫会。

　　1934年底，我在家乡启东建立了武卫会海启分会后，即返上海与顾准一起筹建沪东区武卫会分会。1935年2月，顾准调任武卫会总会宣传部副部长，我任沪东分会主席。我与时任武卫会总会党团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的李定南同志另租小屋，设立了武卫会沪东分会办事处。那时，我常邀请顾准来沪东分会给会员们作形势报告。

　　会员们都盛赞顾部长语言生动、幽默风趣，阐述道理浅显易懂，极富感染力。为安全起见，顾准每次来时都要打扮成商人模样：或长衫礼帽，或西装革履。他见我和李定南经常闹饥荒，就捎些油饼之类接济我们。

　　有时，我也去顾准家商议工作。他家住在南市西门路。3间挺大的石库门房：一间是店铺，他父亲经营粮棉生意之用。店铺后面是客厅，客厅连着一间厢房。厢房开有一扇小门，直通隔壁的商铺。每当我们到厢房开会时，顾准的母亲总会端出糖果糕点热情款待我们。她总是亲自坐镇店铺警戒望风。一旦发现情况异常，她就立刻发出警报，通知我们及时从厢房小门撤出，转至隔壁商铺分散离去。顾准的父亲也十分支持我们的活动，经常慷慨解囊资助武卫会出版革命刊物，印刷抗日救国的宣传品。

　　1935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以《新生》周刊发表《闲话皇帝》一文“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借口，迫使蒋介石下令《新生》停刊。中华武卫会总会立即指示各分会及其影响下的群众组成了“《新生》读者会”，以要求《新生》复刊，号召全市人民展开抗日反蒋的斗争。武卫会总会还应群众要求创办了半公开的期刊《斗生》。当蒋介石迫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将《新生》主编杜重远逮捕入狱，准备判刑时，武卫会总会一面通过总务部长陈璧如支持章乃器、胡愈之等组织一批著名律师，利用合法斗争的形式，为杜重远进行“爱国无罪”辩护；一面通过顾准指导上海市分会，立即以《新生》读书会为基础，动员更广大的群众组成杜重远后援会，发表《告全国人民书》，要求无条件释放杜重远，保证人民抗日民主权利和言论出版自由、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华北。正如《斗生》第5期所言：“目前中华民族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绵羊偷活百年，不如猛狮生存一日！’我们要做猛狮，却不愿意做绵羊！更不愿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才！”

　　当国民党法院开庭审判杜重远时，“杜重远后援会”就曾动员了相当多的群众去参加旁听。当法官宣判杜重远徒刑一年零两个月时，群众一面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蒋介石”等口号，一面散发传单，支援宋庆龄、章乃器、胡子婴、沙千里、李公朴等的抗议斗争。

　　1935年7月，中共上海局由于内奸告密而遭到破坏。接中央指示，顾准和爱人江璧同志调离上海。

　　1936年7月，我被捕入狱。我与顾准的联系暂时中断。

　　战友情深永难忘

　　1939年1月19日，我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获释。正值寒冬腊月，我却依旧单衣单裤。陆斐同志（同牢先期获释的政治犯之一，曾任无锡地区县委书记，在抗战中牺牲）带着棉衣棉裤站在老闸捕房门口接我。

　　我先住在上海慈善联合会（赵朴初任会长）下属的难民收容所，后寄居亲友家。接上海地下党组指示，我将打进市郊忠义救国军任区队长，武装抗击日寇。临行前，我去仁济路潘序伦办的会计事务所找顾准。

　　一栋普通的二层小楼，一间不足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摆着3张写字台。顾准坐在靠窗的写字台旁，他身穿灰色棉袍，戴着一顶褐色绒线帽。我站在办公室门口轻唤一声：“顾准！”他一抬头认出是我，忙起身拉我进屋，递上一杯新泡的热茶给我喝。他用眼神示意我此处不便说话。于是，我俩手牵手向楼下走去。到了大门口，他才关切地询问我：“出狱后住在哪儿？工作安排了吗？生活有何困难……”我一一回答后，他才点点头表示放心。分手时，我说：“我想要一支钢笔，最好有块表。因为我还会常到市区汇报工作，需要掌握时间。”顾准毫不犹豫地从棉袍口袋里抽出自己心爱的钢笔递给我，又掏出5块银元叫我自己去买块喜欢的表。

　　我与顾准挥手告别，用那5块银元买了一只铜壳挂表。这只表伴随我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伴随我南征北战解放全中国；还是它伴随我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抗美援朝。

　　1946年冬，苏中七战七捷之后，我所在的部队按中央军委的命令，从苏北益林地区北上。部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不顾连续行军的疲劳，克服供应不足的困难，日夜兼程赶赴鲁南。

　　顾准时任盐阜地区财办主任。途经盐阜地区时，我在一间破旧的民房里找到了他。只见他身着军装，人比过去瘦削却更精神抖擞。许多穷苦的盐民正把他团团围住，向他悲愤地哭诉着盐商恶霸垄断盐场，层层盘剥之下盐民吃不到盐的悲惨情景。顾准听着听着不禁拍案而起，当场宣布：没收盐商恶霸的全部盐场！一部分盐发放给穷苦盐民，余者全部充公，用作部队作战经费……盐民们一齐欢呼起来。顾准又积极动员青壮年盐民踊跃参加解放军。他挥舞着手臂高声说：“只有彻底打垮蒋介石反动派，穷苦人才能真正翻身做主人……”盐民中不少人从此走上革命征程。

　　我向顾准说明请求援助的来意：筹集军费，组织民工成立支前运输队……他拍着我的肩头爽朗地说：“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因大战在即，不便久留，我们又一次互道珍重，挥手告别。

　　1950年秋，我因家父病逝，与爱人江兰英回启东奔丧。事毕，我们经上海返回昆山部队驻地。那时，顾准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担任财政委员会副主任兼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和税务局局长。我们在四马路华东军政委员会办公室见到了顾准。他穿着一套得体的中山装，头发依然向后梳得很光滑。虽然上海刚解放，百废待兴，事务繁忙，但他却精神焕发，毫无倦意。他见我们夫妇到来十分高兴，紧紧握着我俩的手，畅叙别后离情。我请他设法从香港采购一批部队急需的电器和机械设备，他一口答应尽力而为，并再三邀请我们去他家吃午饭。因返程时间紧迫，我们只好婉言谢绝他的一片感情，彼此约定，来日到沪取货时再去他家聚会。后因香港也缺货，采购未成。接着，部队开拔，我与顾准天各一方，音讯杳无。谁曾想，沪上一别，竟成永诀。

　　追求真理的勇士

　　顾准是中国经济学界提出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第一人。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他在世时历尽坎坷，备受凄凉。

　　1984年2月，顾准去世10年之后，他的大女儿在看了胞叔陈敏之与其父的“通信录”手抄本以后（即后来出版的《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曾写了一份“读后附记”，其中有这么一段：

　　“流畅的行文，深邃的洞察力，中肯精辟的分析使人折服。在这后面的是父亲对国家前途极度关切的责任感和探求真理的热情、勇气，它是如此汹涌澎湃，深深地激荡着我的心。”

　　的确，顾准那火热的爱国之心，执著地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热情，将永远深深地激荡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