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位三同志是我们敬仰的老领导。在革命战争年代，他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红4方面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43年11月他以华中局党代表身份来到豫鄂边区，全面领导边区党、政、军各方面的工作，人们尊称他为“位老”。那时，我们正在区党委机关任职(顾大椿任边区党委秘书长、夏菲在边区党校工作)，在将近三年的时间里，直接在位老的领导下工作。从平时聆听他的教诲和与他朝夕相处中，他深邃的理论素养和高尚的思想作风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并且真切地体会到他对边区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位老一来到豫鄂边区，在找干部谈话、深入了解情况、进行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党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以及战争发展的形势和边区的实际情况指出：抗日必须要有巩固的根据地，而根据地要巩固建设好，关键在于做好群众工作。他明确提出：边区工作应以“巩固为中心”，围绕这个中心着重抓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把人民群众的大多数组织起来，并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亲自带头贯彻执行。区党委副书记陈少敏大姐率先以身作则到安来乡搞试点工作，我们俩也参加了这次试点。在安来乡取得经验通报全区，推动了边区各县，普遍强化了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加强了干部、党员的群众观点，使得根据地工作得到了很大的推进。

　　二是开展整风运动。位老到豫鄂边区之后，迅速在边区党内全面开展整风运动。一面抽调县、团以上干部参加整风班，一面在区、营以下党员干部中进行阶级教育。位老亲自给党员干部做《关于整风问题》、《略谈思想改造问题》的报告。他在整风运动中严格执行中央提出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坚决抵制康生搞的“抢救失足者”运动、肆意逼供信那套“左”的东西，保证了整风运动的健康发展。整风运动使党员干部树立了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调动了党员和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胜利开展。

　　三是进一步建立和完善“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权。边区的抗日民主政权本来就基本上是遵循“三三制”原则建立的。但是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不断进攻，某些干部产生了“左”的思想情绪，对于吸收中间派代表人物参加抗日政权的工作持犹豫消极的态度。为此，位老反复宣讲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大意义，说明按照“三三制”原则建设抗日民主政权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的阶级和党派共同参加到民主政权的建设中来，这样才能扩大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建议召开边区政权工作会议，全面总结政权建设经验，找出存在问题，确定政权建设的方针和任务，并且亲自主持修改了《豫鄂边区县临时参议会组织条例》，召开了边区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吸收各阶层爱国民主人士参与参议会的工作，促使边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四是狠抓了整顿训练部队，领导农民开展减租减息斗争，广泛进行拥政爱民、拥军优抗的群众运动，发动军民开展大生产，积极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大力培养干部等。采取这些措施的结果是：提高了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关系，调动了农民的革命积极性，推动了边区各项建设工作顺利开展。

　　解放战争初期，位老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同李先念同志一起率主力部队英勇突围，胜利地完成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任务，受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嘉勉。突围前，位老的身体就不好，党中央考虑到他随军突围不安全，曾建议他先行转移，但位老不顾个人安危，坚持要随大部队一起行动。1946年3月中旬，周恩来副主席从重庆派童小鹏乘专机到武汉，接位老去重庆，位老仍以“工作很忙，一时难得脱身”为由没有同意去重庆。突围前夕，中央给中原局来电，建议位老离队去延安，位老认为自己是部队主要领导人，在这种时候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情绪，所以坚持随军突围，不离队去延安。

　　中原突围到达陕南龙山地区时，位老和陈大姐的身体更加不好，继续随军行动十分困难。中原局研究决定，由陕南游击队掩护位老、大姐、戴季英以及位老的夫人蒲云和他们的孩子非迟隐蔽休息，准备待机化装赴延安。这天部队宿营桂竹园，先念师长突然把大椿找去说：“已经与位老、大姐商定，要你跟他们一块离队单独活动，以便万一去陕北的路过不去，只能绕道上海到苏北去，而你是上海人，跟他们同行便于对他们照应和领路。”就是在这段与他们同行的日子里，有两件事使我们俩深切感到位老在危难关头，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将家庭与个人的安危服从于革命大局的需要。这种高尚的革命品质，使我们十分感动和敬佩。

　　有一天，我们隐蔽在桐木沟查湾小沟农民朱达德家里。早饭后，突然梁上有人喊：“国民党队伍来了。”朱达德老汉立即领着我们上了查湾小河后梁一座茅草庵里。位老怕不满两岁的孩子非迟不时地哭闹会使敌人发现我们的踪迹，就让人把孩子藏到一个山洞里去。7月底，师长派陕南游击队的张青山、余谦带一队人来接位老和陈大姐。我们一行经天桥沟，出干沟向北走，日宿夜赶，过银花街，天亮时到了叶家湾，就隐蔽在村后的树林里。当天晚上继续夜行，经油房沟在黎明时到达五华山梁上。不料敌一个团也追到了五华山顶。张青山带队阻击敌人，余谦掩护我们转移到茨沟。敌人封锁山林、道路，我们陷入敌人的包围，断粮两天，情况十分危急。位老为了便于轻装迅速越过封锁线，决定将孩子留在一户农民家里。蒲云担心孩子留下不安全，提出要和孩子一起留下。最后位老和大姐还是说服蒲云把孩子留下，托给一个游击队员的母亲照管。我们在游击队掩护下，钻树林，攀险岩，翻山越岭，好不容易到达封地沟与师长会合。三天后，非迟被游击队员平安接了回来。不久，我俩就不再继续与位老一家同行了。

　　位老、陈大姐化装到达延安后，1947年1月24日在延安召开中原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位老、先念同志、陈大姐、任质斌副政委和戴季英，大椿列席做记录。位老首先发言，强调豫鄂边区工作虽然做出了很多成绩，但是根据地不够巩固，原因是群众工作没有做好。李、陈、任基本同意位老的意见。最后是少奇同志讲话。他首先表示：“位三同志的发言很好。”我认为这说明少奇同志很赞赏位老对群众工作高度重视的评价。后来，少奇同志曾来电报，充分肯定5师和中原局的工作，说：“郑、李在中原局是比较能代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的。”

　　1947年3月，中原局突围到延安的干部从延安向晋城转移，途中在山西离石休息。那时成立了一个行军临时党支部，位老担任支部书记，大椿和赵辛初等是支部委员。当时不少人心里想，位老这么大的干部，有很高的威信，在平常的行军中，本来可以多省点心，但是他却亲自担任支部书记，而且工作非常认真，非常有创造性。一路上，位老找所有的支部委员个别谈话，让他们畅谈自己的出身、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做过的工作，并自我回顾哪些工作做得好，哪些工作做得不好。他认真听完后，帮助每个人总结优缺点，指出今后的努力方向。我们从中得到了很大的教益，懂得了应当怎么做支部工作，怎么做思想工作。后来，夏菲在安徽临泉工作时，就学习运用位老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扎根串联，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到达晋城后，我俩满怀希望在这里与哥哥夏农苔会面，不料却得到他从陕南过黄河，在阳城病故的噩耗。由于事情来得突然，一点儿没有心理准备，手足情深，感情上一时接受不了；加上在认识上也有偏差，总认为战场上牺牲才光荣，病故算什么！所以非常悲痛，夏菲怎么也打不起精神。不晓得这件事情怎么被位老知道了，他主动找夏菲谈话。夏菲觉得位老平时比较严肃，不怎么爱说话，所以对位老找自己谈话感到有些紧张。但是谈话一开始，就觉得位老平易近人、态度诚恳，对自己的悲痛非常关心。夏菲就把思想上的苦恼、对农苔哥哥的感情，一古脑儿对位老倾诉出来。位老开导我们说：牺牲大，贡献大。5师突围损失多少人，但对全国战局讲，牵制了多少蒋军，给保卫延安和华北、华中解放军准备迎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赢得了时间。夏农苔的觉悟高啊，突围前中央曾指定他出国参加世界学联会议(他曾留学法国)，他不为个人着想，再三要求让他参加突围锻炼，一直带病坚持工作，以致积劳成疾。他为革命做出贡献决不因为病故而逊色。位老一席暖心的谈话，使夏菲从伤心悲痛中解脱出来。位老这种爱护干部、关怀同志之情，我俩铭记心中，永难忘怀。

　　上面记述的几件事，虽然事情本身的重要性有大有小，但在本质上都体现出位老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尚品德。正如中共中央组织部为位老做的生平结论中所说：“他毕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为党为人民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在半个多世纪的生涯中，对党无限忠诚，对人民无限热爱，不畏强敌，不避艰险，百折不挠，奋斗不息。他坚持党的三大优良作风和群众路线，作风民主，从善如流，具有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和远见卓识。他功高不自居，位高不自恃，大公无私，光明磊落，始终保持革命传统和人民公仆的本色。”位老一贯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实事求是的革命精神，以及共产党人一切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品德，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学习。

　　(五师分会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