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33年参加红军。长征到延安后，在卫生学校和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41年到新四军，先后在4师、2师做医务工作，任党支部书记。1942年夏，与郑位三同志结婚，我是做医务工作的，位老责任重，体弱多病，需要我这样的人去照顾他的生活。

　　婚后不久，位老就规定：在生活上不能搞特殊；有人找他谈工作时我不能在场，更不能干预。此后30多年，我与位老都始终遵守这个规定。以至于后来有些首长和战友来看望他，并非谈工作，我也往往打个招呼就匆匆离开，这样和位老在思想上不能有更多的沟通，在工作上也不能帮他多分担一些。特别是在他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残酷迫害时，对于他的困惑难于帮他排解，有时自己还因不理解而苦恼、伤心，反而要他来劝解、安慰我。现在想起这些我真后悔当初没有多学习些。

　　一

　　位老虽然不跟我谈工作，但有空时，常跟我说起他的家庭，他过去的老师，他求学和追求真理、从事革命斗争的经历。他对父母、弟妹、老师、战友和同志充满了深厚的感情。位老告诉我，他原名郑植槐，家乡在大别山区，山上石头多，不长树。他家只有四间土坯房，父亲学了一点医道成了中医。1917年，父亲到七里坪镇开中药铺，行医看病。他是家中的长子，也是父亲的希望，家里省吃俭用只能供他一个读书，4个弟妹都无钱上学。

　　他7岁进私塾读书，他的老师郑锡云常向学生介绍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引导他往革命道路上走。

　　16岁时，他以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湖北省甲种工业学校，故老师为他改名“位三”。那年冬天，老师介绍他认识了肖楚女，与肖楚女成了好朋友，开始接受马列主义，参加“五四”运动等进步学生活动，走上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职业革命家道路。

　　1922年夏天，他毕业后回到家乡，一面教书，一面深入到农民中间调查研究，发动群众组织农民与地主斗争。

　　1923年冬，黄安有了党的组织，1925年冬，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黄安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委员。

　　1927年汪精卫叛变革命，在黄安搞“清党”、“改组”，解散各级农会，下令通缉共产党人，他在血雨腥风中把留在黄安坚持斗争的共产党员组织起来，重建了新的中共黄安县委，他被选为代理县委书记。

　　1927年9月，位老根据党中央“八七”会议精神领导发动了“九月暴动”，揭开了“黄麻起义”的序幕。1932年6月，红4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位老受命于危难之时留在苏区，担任鄂豫皖省苏维埃主席、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和鄂东北游击总司令，坚持了两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1933年敌人的残酷“清剿”使苏区很多地方成了无人区，位老也是家破人亡，全家4位亲人：父亲、母亲、妻子和三弟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他家的房子被烧，丢下8岁的女儿无依无靠，后来才接到部队。

　　位老带领游击队、便衣队在山里打游击，露宿山林，缺吃少穿，他经常打赤脚，脚上的老茧很厚，以致解放后，他不修脚就不能走路。并患了严重的胃和十二指肠溃疡、胆囊炎、神经衰弱等病。在位老的领导下，根据地逐步巩固、发展，各区乡组建了6个游击师，总计约5000多人。重建红25军时，在位老“要人给人，要枪给枪”的指示下，鄂东北数以千计的地方武装，成批地转入了红军。

　　二

　　全国抗战爆发后，位三同志受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托，从延安重返鄂豫皖边区，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他首先与坚持在大别山区的红28军军长高敬亭同志会合，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举起抗日大旗，开赴抗日前线。

　　1938年12月，位老由中共鄂东特委书记调任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书记。1939年11月，以刘少奇为首的新四军江北部队5人指挥小组成立，位老为小组成员之一，并兼任新四军第4支队政治委员。

　　“皖南事变”后，位老任新四军第2师政治委员兼淮南区党委书记。1941年5月，华中局成立以郑位三为书记的皖东军政委员会。

　　1943年11月，受党中央委派，位老作为华中局的代表，到豫鄂边区的新四军5师任政治委员，我因生孩子没有和位老一起去。

　　1943年冬，我在芜湖郊区王家巷一个保长家里生下长子郑非迟。非迟三个月时，原来接位老的交通员王干清来接我，同行的有在2师税务局工作的老詹和奇英。到达大悟县位老的驻地后，位老得知我们到来，过来看了一下，就又去忙工作了。我怕孩子吵，影响他的工作，就没有和他住在一起。位老总是很忙，不是和人谈工作，就是写东西、想问题。很难顾及到我和孩子。那时，部队干部的孩子大多送到老百姓家寄养，5师突围前我生的一女孩也寄养在老百姓家，由于环境艰苦，那可怜的孩子生病缺医少药不到半岁就死了。位老40多岁得儿子，他很喜欢非迟，大家也都喜欢非迟。我也舍不得把非迟放到老百姓家，行军、打仗时我咬紧牙关，背着他跑，吃尽千辛万苦，终于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三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0月30日成立了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位老任中原局代理书记兼中原军区政治委员，先念同志任中原军区司令员。中原军区部队死死拖住了国民党围困中原军区的30万大军，为我军在东北、华北和华东的战略展开赢得了宝贵时间。

　　1946年6月中旬，敌人开始紧缩包围圈，党中央同意中原突围。突围前，中央考虑到位三同志身体不好，要他离开部队去延安，但位老坚持随部队行动。后来他曾对我说：“中央要我回延安，是中央对我的关怀，但我是这里的主要负责人，在此时离开部队，会影响干部战士的情绪。”他谢绝了中央的关照。6月26日晚部队开始突围。29日夜，中原局、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所在的北路军以突然、秘密的快速行动，突破敌人重兵防守的平汉铁路“钢铁防线”，抢在敌军发动总攻之前跳出包围圈，越过天河口和苍苔地区，进入伏牛山南麓，向西转进。继而抢渡丹江，直指陕南。一路斩关夺隘，长驱1000多公里，从30多万敌军的重围中杀出一条血路，出色地完成了战略转移与战略牵制的重任。同时，其他各路各部均冲出包围。中原突围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序幕，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对此曾高度评价，中原突围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中原突围前，组织安排有孩子、怀孕和有病的女同志化装先走，位老工作太忙没有顾上我，而我，也认为我主要的任务是照顾位老，就没走。

　　中原突围的路上，险象环生，过丹江时，陈少敏大姐心脏病突发，腿部浮肿，战士们都争着要抬她过江，她知道战士们已是极度疲劳，坚持自己涉水过江，在场的战士深受感动。进入山区后，我抱着非迟骑牲口走，山路崎岖，很不好走，我的脊椎也被颠坏了。

　　快到陕南时局势更危险，我们只能从没有路的地方通过，很难走。由于敌人的封锁，没有粮食，长时间没有东西吃。有一天3岁的非迟饿得全身瘫软，闭着眼睛不说话。这时敌人又从山下扑上来了，我们部队打了一仗，我背着非迟，心里惦记着位老和陈大姐，直到敌人被打退，我们才到山下一个农民家，给非迟找了点土豆吃。后来我才听说位老和陈大姐怕随机关行动的37团的战士们没有东西吃，就亲自给第37团送钱，以便买粮。得知他们很安全我才放下心来。

　　本来就身体瘦弱、疾病缠身的位老和陈大姐现在身体更坏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他们回延安去。我们到陕南龙山时，脱离了大部队，准备向延安进发。李先念同志专门派余谦同志带了40多人的精干小分队于7月16日清晨来接位老、陈大姐、戴季英、顾大椿同志和我们娘儿俩，护送我们离开龙山。山路难走，上山时位老和陈大姐被搀扶着走，下山时他们两人拄着棍子走。

　　19日一早，我们到达五花山山梁上时，与13旅39团丁政委带的1个营不期而遇，此时国民党新1师的40团顺山梁包抄上来，形势非常危险，余谦带警卫班掩护我们顺着山梁向后转移，丁政委带领部队和张青山同志带的两个班阻击敌人，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打死、打伤敌人40多名，还打死了敌人一个副团长。趁敌人追张青山之机，余谦掩护我们从两山之间的夹沟中转移到寺沟脑的树林里，在一个草棚里躲了3天。此处可以清楚地听到山下敌人的叫喊声，我们随时都可能被敌人发现。非迟太小，我怕他出声暴露目标，白天就由炊事员把他带到对面山下的一个石崖里躲着，到晚上再接到草棚里来。

　　20日，山顶山下到处都是敌人了，突围已很困难，唯一的办法只能从陡岩棘林的半山腰向北斜插出去。这样的地方战士们攀登都非常困难，更不用说带着孩子行走了，尤其是怕孩子万一哭起来会惊动敌人，位老考虑到大家的安全，让我把非迟留下，我怕孩子留下不安全，愿意和孩子一起留下，陈大姐对我说：“想过没有？位老是中央委员，你要是被敌人抓了，影响多不好啊！”后来我想通了，就把孩子留下托给游击队员周立宏的母亲照管。当天夜里下着毛毛细雨，山石岩上青苔黏滑，我们被战士们搀扶着跌跌撞撞地走了30多里险峻山路到了麻池沟，绕过敌人的包围圈，顺利到达丹凤县大峪脑的风地沟。3天后非迟也被平安送回来了。

　　后来一位团长带一个连把我们送到商县麻街李世华家。李世华名义上是国民党的营长，实际上是共产党的联络员。在这里我们就和陈大姐分开行动了。

　　位老住在李世华叔叔家的楼上养病，大约过了七八天，国民党陕西省第四区“清剿指挥部”司令谢辅三从渭南打电话给李世华，说他当天去商县督促“剿共”事宜，要到李世华家休息，李世华忐忑不安，报告了位老。位老沉着自若，稍加思索后说：“没关系，他要来抓我们就不会给你打招呼，他打电话来，说明他不知道我们在这里。”中午谢辅三果然带着大队人马来了。李世华小心翼翼地在家应酬着。而此时位老和顾大椿就在隔壁小屋里。谢辅三问李世华：“这里平稳吗？”李世华答：“没发现什么，天下太平！”谢辅三说：“万勿疏忽！据悉最近共产党李先念、郑位三、陈少敏已到了陕南，上级指示加强防范，你李世华可要把好麻街这个口子！”李世华一一应诺。吃罢饭，谢辅三带领大队人马离开了麻街。不久我们也走了。走时李世华派了一个姓陈的同志，装作和我们不认识的商人暗地护送，我们坐了一辆装木头的卡车，车上还坐着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和两个警卫员，那个军官一上车就盘问位老到哪里去，位老泰然地回答说：“我们去西安看亲戚。”我们中途在一个叫黑水的地方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坐了那个卡车到了西安附近的灞桥。开始是住在灞桥附近的一个村庄张先生的家里，国民党的仓库就在他家附近，国民党军人常在那里进进出出，我们不宜久住，只得搬走。走时张老先生送给位老一根拐杖(现保存在湖北省博物馆)。我和孩子另住在薛颖家里，薛的爱人陈平是个教师，他们和张老先生有联系。陈平把位老安排在华心诚家，那里湖北人多，好掩护。走时华心诚备了一辆马车，由长工赶着，把位老和我们娘儿俩送到富平。我们离开西安时大概是1946年八九月份。

　　到富平后，党的地下组织安排我们住在一个保长家里。住了几天，位老手拿罗盘，化装成风水先生，由一个老交通员带路去陕北。敌人封锁很严，碉堡林立，他们在夜里紧贴着碉堡慢慢地摸过去。我则由保长的弟弟护送，他拉了一匹骡子，我化装成吊孝的，身穿白衣服，白布包头，手里拿着香烛供品，前往马栏。到了马栏，就进了我们的边区。

　　到延安后，我们住在王家坪的一个窑洞里。到延安没几天，毛主席就来看位老，当时位老正在看书，我听到外面有汽车的声音，不一会儿听到毛主席在外面问：“位老在哪儿住？”我赶紧出去迎接，将主席迎进屋里。毛主席跟我握手，我奉上茶后，就到另外的窑洞待着。毛主席与位老谈了近一个小时。

　　后来我们住在枣园时，朱总司令派人把他的一件灰布面的虎皮大衣送给了位老，康克清大姐把她自己的毛衣送给我穿；徐帅的夫人黄杰拿来了布和棉花让我给非迟做衣服、帽子。全国解放后，位老在武昌花园山医院养病时，刘少奇和夫人王光美同志也到医院看过位老。这些都使我们深深感受到党中央毛主席对位老的关怀和爱护。

　　四

　　在与位三相伴30多年的日子里，我最难忘的是他爱看书爱学习，爱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爱独立思考问题。他思考问题时常常喜欢在屋子里踱步，他的床头柜里放了很多小纸条，一有心得就赶紧在纸条上记下来。有时深夜他躺在床上，忽然想到什么，不管是夏夜蚊虫肆虐还是冬夜北风呼啸，大雪纷飞，他都会立即起床在纸条上书写。纸条上的几个字往往包含着很丰富的内容，我帮他整理过很多这样的纸条。战争年代，他只要条件允许就看书、看材料、想问题、写文章。他很注意搜集敌人的报纸、书信等，用以分析、判断敌人的动向。解放后的20多年，他因病休息，但学习、思考问题的劲头有增无减。他曾说：“病是我极大之苦，学是我极大之乐。”他每天5点起床，晚上9点多休息，除中午休息1个多小时外，其他时间都在学习、写东西和思考问题。他密切关注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将马列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研究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认真看报，让秘书把所订阅的报刊装订成册，以备查找；在他看过的书上写有很多的批注，直到“文革”，他写了几千张卡片、上百万字的日记、笔记和论着。可惜这些东西都在“文革”期间被装进十几个麻袋装在卡车上抄走了，再也没能找回来。这是位老几十年的心血，就这样丢失了。这是我至今最感遗憾、最痛心的事情。

　　他一生淡泊名利，严于律己，平易近人，对工作人员、秘书、警卫员都很和气。他善于讲道理，从不发火训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喜欢他。家里来了客人，他都要下楼看望，欢迎人家来玩，还嘱咐多弄些菜，一定要留客人吃饭。

　　他教育孩子要努力学习，抓紧时间多学本领，将来才能成为对国家有用的人材；他教育孩子要有礼貌，要尊老爱幼，要求孩子们经常和在外地工作的奇英姐姐通信；和同学们多交往，锻炼自己的文字、语言和社会工作能力。我上夜校时，作文写不好，有字不会写时，他总是耐心教我，使我的文化水平不断提高。

　　位老在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时，首先想的是别人，主动给过去的战友、朋友写信，请他们不要再来看自己，以免受牵连。他心里只想着国家和人民，从来没有自己，所以他对自己遭遇的磨难和坎坷从来没有怨言，把一切都埋在心里，自己一人承受。

　　1966年九十月间，位老怕家里人受牵连跟着受罪，就自己住到中组部去了。造反派把他安排在一个小屋里，家人每天给他送饭。在那是非颠倒的日子里，位老受到残酷迫害和折磨。有一天下大雨，位老被造反派从中组部拉到中山堂和陈大姐一起挨斗，我们的大儿子非迟知道后也去了。事后位老不说挨斗的事，非迟也没说，都瞒着我，怕我伤心，承受不了。后来还是别人告诉我才知道的。我问他挨打没有？他装作轻松的样子说没有挨打，只是“坐飞机”了，我听后心里委实难受。一次在二七剧场挨斗，我听人家说不管斗他的人怎么问，位老都是实事求是地回答，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承担责任，批斗位老的大会常常变成辩论会。有时他身体实在坚持不住了，就从容地向斗他的人提出要坐下休息一会，还向他们要烟抽，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无私无畏的坦荡气概。

　　1967年3月，我先被送到吉林省四平中组部的五七干校劳动，11月初，位老被造反派用枪押着也到了这里。这是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日子，令人心碎的日子。造反派不许我和他住在一起。安排了一间房子给他住，我到那里时，他刚从平板大车上下来，此时寒冬已经降临东北大地，天很冷，他脸色惨白，胃不好又晕车，吐了一车，样子十分凄惨。我简单地为他支了个床，铺上茅草，让他休息。我给他穿上朱老总在延安送他的虎皮大衣以抵御寒冷。白天我要下地劳动和学习，晚上才能去照顾他。他要自己捡柴生火取暖、提水烧水。他是年近70的老人，本就体弱多病需要人照料，但他非但得不到照料，还要在已经冻得很坚硬的大田里吃力地拔玉米秆。我无法代他劳动，只能找了把镰刀让他用镰刀砍玉米秆，然后用草绳捆好拖回来。

　　当年12月，我和位老又被转移到河南长葛中组部干校，途经北京时不准我们回家，只在广安门车站和孩子们匆匆见了一面。到了长葛，我被分到连里参加劳动、学习，只能星期天去看位老。在长葛位老也要劳动，每天要剥高粱秆、补席子。他住在一间又暗又潮的破房子里，屋内只有一个两尺见方的小窗户，阳光照不进来，窗外就是又臭又脏的茅坑。屋内没有炉灶，我用几块砖头和泥巴给他糊了个灶，可烧水和取暖。严冬来到中原大地，别人都分到了取暖的煤，造反派说位老是“反革命”，不发煤给他，他只好拖着病弱的身体到处捡拾树枝、高粱秆烧水取暖。他年迈体衰，又能捡到多少树枝！这少量的树枝燃烧的火焰又怎能驱走那侵袭全身的严寒！后来我利用星期天买了些碎煤，再掺上点黄土做成煤饼，供他烧水用。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他还要摇摇晃晃地去到院外三四百米处挑水，走不动时就只有吃院内苦水井的水。位老有严重胃病，别的东西吃了不消化，每天只能吃开水泡馒头，我看他身体太差，快顶不住了，就偷着买些鸡蛋、饼干给他吃。他的身体越来越差了，病了也没有药吃，长期得不到足够的营养，以致牙齿掉了十多颗，他的体质虚弱，严重贫血，常虚脱、晕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四人帮”在中组部的爪牙郭玉峰还要逼他成天写材料，认识、交待自己的“问题”，揭发别人的“问题”。

　　1969年冬，非迟途经河南来看我们，他心疼父母，专门到街上买了水缸，又顶风冒雪走了十多公里路从长葛县城为我们拖来一车煤。这才解决了他爸爸吃水、取暖的大问题。干校不准非迟与他爸爸住在一起，一天晚上位老发高烧，没有药吃，非迟坐在小板凳上守护了一夜。孩子们都想方设法买些吃的来看我们，就这样位老熬过了漫长的几个年头，几个饱含辛酸屈辱、饱含痛苦的年头。

　　因为位老的所谓“问题”影响到了全家，孩子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罪。大儿子非迟和女儿吕梁大学毕业后，分别分配在贵州一个工厂和河北遵化县工作，女儿复康和才13岁的小儿子果迟被送到农村插队。只有女儿庆还因心脏病分在北京的工厂工作，由于庆还的病得不到及时治疗，又常为父母担惊受怕，精神压抑，病情越来越重，才30多岁就过早离开了人世。我那年幼气力小的果迟在建设兵团时，常要背沉重的砖头，实在背不动，后来才到了我们身边，但也常遭凌侮。一次和一个孩子发生争吵，造反派就说他“阶级报复”，批斗他，打他，把腰也打伤了。

　　1972年5月初，在北京的庆还和复康两个孩子当得知父亲因严重的贫血和虚弱又一次晕倒时，急得没有办法，只好给周总理写信，不久周总理办公室向中组部询问了位老的情况。我才得以陪位老回北京治病。7月8日，我们坐火车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中组部派车把我们接到万寿路招待所，为我们安排了一间房。大半年后，我和几个孩子又给周总理写信，我们5日发的信，总理办公室9日就打电话给中组部再次询问位老的情况，并明确指示：郑位三的工资照发，全家立即搬回原来的住房，配备必要的工作人员，有事可以派车。就这样，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我们才回到了北京，才搬回了原来的住房。

　　位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身心受到极大摧残，不幸身患癌症，治疗无效，于1975年7月27日在北京医院含冤逝世，终年73岁。

　　位老逝世后，王震同志第一个来看望、安慰我，他了解到“四人帮”的帮凶、前中组部的某部长对位老和老干部的迫害后非常愤慨，立即驱车去中南海向邓小平、李先念讲了情况。小平同志听后很气愤，他说，这么老的同志被迫害死了，追悼大会一定要在八宝山礼堂召开。并对先念同志讲，我主持追悼会，你致悼词。有人说，八宝山礼堂都安排满了，没有空时间。小平同志说，位三同志的追悼会安排在哪天，礼堂哪天就要让出来。

　　1975年8月3日下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隆重举行了位老的追悼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徐向前等送了花圈，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政协等单位送了花圈。邓小平、李先念、谭震林、王震、沈雁冰等数百名位老的战友、同志与他告别，并安慰我和孩子们。

　　位老逝世已27年了，这些年来我看了他的传记和他看过的一些书，看了位老的战友刘华清、程子华、郭述申写的纪念他的文章，使我对他有了更多更深的了解。位老一生追求真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心里始终装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他不管职务高低，也不管个人受到怎样的挫折和磨难，都能坦然处之。他敢于说真话，勇于承担责任，积极努力地埋头苦干，对自己的一生无怨无悔。我和孩子们珍惜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值此纪念位老百年诞辰之际，献上我无尽的哀思！

　　安息吧！位老，我和孩子们永远怀念你！

　　2001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