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2月14日，我们非常敬重的陈少敏同志与世长辞了。她是我们的好大姐，至今，我们还深深地怀念着她。她“为恢复和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她对党忠诚，一身正气，光明磊落，严于律己，“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少有的女领导干部”。【引文均见《陈少敏同志悼词》】她在豫鄂边区带领我们工作和战斗的动人情景，时时在我们眼前闪现……

　　一

　　陈少敏同志是豫鄂边区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她和李先念、任质斌等同志一起，辛勤创业，开拓前进，为创建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机关迁驻确山县竹沟镇前后，直到1946年7月中原突围部队挺进到陕西南部商洛地区时止，陈少敏同志在中原大地工作和战斗了9个年头。

　　在河南省委工作时，陈少敏同志是省委常委、组织部长。1938年8月至12月间，省委书记朱理治去延安参加党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军事部长彭雪枫率部挺进到了豫东敌后，陈大姐留在竹沟主持河南省委的工作，对指导信阳挺进队这支抗日武装的建立和整编起了重要作用。

　　陈大姐过去长期搞“白区”地下党的工作，但她对党中央关于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部署也有着深刻的领会。1938年10月中旬，她曾对去豫南工作的同志作过明确的布置。她说：“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搞起一支统一的坚强的人民武装，打开局面，确立我党在豫南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

　　1939年1月28日，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人员自延安抵达竹沟。竹沟作为“小延安”式的战略支点的作用显得更为突出。陈大姐分工抓组织工作，对于培养和训练干部的工作十分重视，抓得很紧。她和中原局、河南省委的朱理治等许多领导同志都经常去教导队、党训班、青年队上课。1939年4月底，鄂中地区经过陶铸、杨学诚等同志的努力，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动已有相当基础。为了发展鄂中的有利形势，中原局决定：指派陈少敏同志自竹沟南下，赴鄂中敌后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同年6月6日，陈大姐与先期抵达鄂中的李先念同志在安陆县赵家棚会师。不久，她任鄂中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司令员李先念一道为继续开创和发展鄂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而呕心沥血。1939年底，朱理治、任质斌同志率竹沟大批干部也到达鄂中。根据刘少奇同志9月间在竹沟作出的部署和11月间“四望山会议”的议定，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反共高潮、边区形势紧张的情况下，为统一领导鄂中、豫南、鄂东等地的党组织和军队，豫鄂边区军政委员会、边区党委和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相继成立，陈大姐任军政委员会委员、纵队委员会委员、边区党委代理书记。

　　1941年4月，以李先念为师长兼政委的新四军第5师建立，陈大姐任5师军政委员会委员。在1942年3月1日召开的豫鄂边区第一届抗日人民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驻会代表团主席(议长)。在这次大会上，陈大姐召集代表们讨论并一致通过了《豫鄂边区施政纲领》，从而使豫鄂边区敌后抗日根据地有了实行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的根本大法。

　　从1942年下半年开始，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根据地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豫鄂边区领导人的职务也相应作了调整。在1943年1月于礼山县(今大悟)蒋家楼子召开的边区党委扩大会议上，正式宣布了中共中央关于由李先念同志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兼新四军第5师师长和政治委员的决定。陈大姐坚决拥护中共中央的这一决定。以后她任边区党委副书记，依然主持领导地方工作。在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

　　陈少敏同志在豫鄂边区虽然主要分管地方工作，但她非常关心部队的壮大和发展。在根据地初创时的养马畈会议上，她和杨学诚同志都积极支持李先念同志的意见，在鄂中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这个意见获得刘少奇同志的批准，这对尔后主力部队的形成和根据地的开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她曾直接参与领导和指挥了消灭李又唐部的战斗、新街战斗、马家冲突围、大山头和八字门的反“扫荡”及大悟山保卫战等许多战斗。当然，陈大姐的武装斗争方面的主要贡献还是在于动员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财力以支援部队、支持战争。她同边区党委的杨学诚、夏忠武、吴祖贻等同志一起，领导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拥军优抗”活动；组织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并依靠他们进行抗日锄奸和肃清土匪的斗争，以维持敌后根据地的抗日秩序，不断为主力部队扩大兵员。在豫鄂边区，民兵编为地方武装，地方武装编进主力部队，主力部队调动和整编等等都是很顺利的，这同包括陈大姐在内的边区党和军队领导同志的共同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蒋介石蓄谋挑起内战，中共中央及时部署反内战的战略转变，1945年10月，新四军第5师和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河南军区部队、冀鲁豫军区8分区第8团会师于桐柏山区，中共中央中原局和中原军区即行成立。

　　陈大姐任中原局常委、组织部长。在近十个月的时间内，中原军区部队被30余万国民党军队团团包围着。为了保存力量和增强部队的机动能力，陈大姐受命布置干部转移，安置复员人员。由于她和其他同志的精心筹划和缜密安排，使化装突围及和平转移的干部，基本上都平安抵达华东和华北解放区。

　　1946年6月26日，中原突围战役开始，陈大姐随中原局和中原军区机关行动，率部离开豫鄂边根据地向陕(西)南转移。随后又奉党中央指示离开陕南，化装去延安，继续参加领导中原地区的斗争，直到翌年调离中原。然而她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努力创建中原革命根据地的崇高业绩和革命风范，一直长留在人民心中。

　　二

　　在民族矛盾处于主导地位的抗日战争时期，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方针和政策。豫鄂边区长期孤悬敌后，敌顽夹击异常严重，地域极为分散。在这种困难环境中，我党我军如果不根据实际情况认真而灵活地执行党在抗战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不可能站住脚跟，更不可能得到巩固和发展的。边区在整个抗战期间，同国民党的大部分川军、西北军、一部分地方游击队都建立了(或有过)较好的统战关系。这里面当然也有陈大姐的一份贡献。以对5战区戴焕章部的统战工作为例，就很能说明问题。戴焕章部原系河南邓县的一支地主武装，因在当地派别斗争中败北而流落到湖北，被编为5战区的一个“游击支队”。1942年以前其驻地离我边区党委所在地小焕(花)岭很近。他不敢反共，只图保存实力，也有一定的抗日民族意识。根据戴的这些具体情况，陈大姐选派了与其个人关系较好的朱明达等若干同志专程前去做争取团结抗日的工作。戴焕章也主动要求到我根据地来拜访陈大姐。陈大姐在小焕岭接待了他，一面鼓励他要继续坚持团结抗战，一面规劝他注意约束部下不要侵扰老百姓，说得戴焕章连连称是。在陈大姐和其他许多同志的努力下，戴焕章部同新四军第5师保持了长期的友好关系。该部经常和我军交换情报和帮助掩护转送我干部进出边区，并给我军输送一些武器弹药；迫于上司压力向我进攻时，能事先送信，并朝天放枪以作应付。

　　对于瓦解敌伪的工作，陈大姐也很关心。她经常告诫干部要注意俘虏政策，对放下武器的敌伪人员给以宽待。她曾推动边区行署制定了《汉奸自首条例》，要求各地设立投诚、反正伪军接待站，发动各界救国会会员向伪军写信劝降等等，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陈大姐还亲自抓敌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地下党工作。

　　陈大姐和其他领导同志都同进步士绅保持着良好的团结合作关系。“三三制”原则在豫鄂边区各级抗日民主政权中得到了较好的坚持。在此之前，她于1940年就根据中央指示，与陶铸同志一起组织了“宪政促进会”，大力推行民主政治，倡导政权民选，在整个豫鄂边根据地掀起了民众参政热潮。一批旧乡保政权中欺压群众的分子被选民淘汰，许多进步士绅和“黄泥巴腿子”当选执政。陈大姐曾陪同到豫鄂边区访问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观看这种民选场面。史沫特莱女士大为惊叹地说：“这是美国难以比拟的、真正的民主。”

　　陈大姐十分重视群众工作，并强调让群众在斗争中组织起来。她不仅热情地关怀半政权、半军事性质的“抗日十人团”群众组织的诞生，大力促进各界救国会的成立，而且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兼任边区党委妇委书记，亲自抓组织妇女、发动妇女投身抗日斗争的工作，使豫鄂边区的妇女救国会工作搞得格外有生气。在实际工作中，下面难免出现某些偏激行动，但一经发现，她便立即予以纠正。进行减租减息时，陈大姐指示各地要坚持说理斗争，并强调既要实行减租减息又要交租交息，让佃农和地主的利益都得到兼顾。“要遵守群众纪律，尊重群众利益”，陈大姐经常如此提醒干部。曾经有一阵子，我们有的干部派夫较滥，加重了根据地农民的负担。一次，陈大姐到一个村子里，了解到某个乡干部又带一农民去集市采买物品，她便等候在路旁，待那位乡干部空手跟在挑夫后面走过来时，就迎了上去，进行了一番开导，给挑夫付了工钱，叫他走了，而让那位乡干部自己把货挑回村。如此几次，有效地教育了干部，在边区的基本区，向农民乱派差役的现象便很少发生了。

　　陈大姐注重党的经济政策，她和其他领导同志都曾大力倡导农民进行换工互助，组织商业或生产合作社，开展以工代赈等活动，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边区许多小工厂、小商行的建立，同陈大姐不无关系。1944年陈大姐根据大悟山地区发生盐荒的实情，便和行署领导人一起组织人员广开渠道运盐，并开办了卖食盐的合作社。她亲自规定、合作社的食盐只向民众销售，不供应机关团体，以确保党政军各界不与民争利。为了繁荣大悟山首脑机关驻地的经济，陈大姐又极力倡导和促进在滚子河兴办一个集市，取得了较好的成效。

　　在党的诸项政策中，干部政策是一个尤为重要的问题。陈大姐正确地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坚持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胸怀大局，“搞五湖四海”，既重视工农干部，又重视知识分子干部；敢于大胆提拔和使用青年知识分子干部的事例也相当多。对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在使用和信任的同时，从不放松帮助和教育。豫鄂边区的地方工作负责干部中，青年知识分子占有很大比重。边区的妇女干部多，成长快，有能力，提拔快，也是同陈大姐的重视培养、严格要求、关心爱护、言传身教分不开的。继孟昭毅、夏菲、马沂等三名女同志当县委书记或副书记后，边区陆续提拔了一大批妇女干部担任党政军机关科、处和县、区级领导职务。她们以陈大姐为榜样，继承老一辈女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克服一切困难，顽强战斗在各自的岗位上，巾帼形象非常令人瞩目。

　　三

　　长期担任豫鄂边区党委书记、副书记职务的陈少敏同志，历来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

　　在抗战期间，陈大姐曾亲自主持召开了四次组织工作会议，对豫鄂边区党的组织工作按当时的形势与任务做出相应的布置。这些会议精神的传达和贯彻，有力地推动着边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沿着健康轨道发展。

　　对组织建设，陈大姐向来主张持积极而又慎重的态度。她于1939年6月初到鄂中时，各级党组织管辖的党员约有3000多名，地区分布亦不平衡。她针对某些组织不健全和对党员干部教育不够的实情，采取了办党训班、派巡视团等多种形式教育和培养干部，健全组织，抓好发展党员的工作，加大党的队伍发展的规模和趋势。

　　陈大姐同时也非常注重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她曾一再强调，只有提高党员的素质，让党员在政府和群众组织中起骨干作用，才能加强党在群众中、政权中的领导作用。在环境最为艰苦的1942年召开的第四次组织工作会议上，陈大姐强调各级党组织都应在抗日这个大前提下领导群众进行“日常的经济斗争、政治斗争”，并提出了党的建设最重要的措施是“健全支部工作”的主张。她说：“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支部工作是组织部门的主要工作，大家要负责任把支部健全起来。”陈大姐不仅在理论上主张党的建设要与艰苦的社会实践相结合，要把基层支部抓好，而且亲自动手抓典型、摸经验。京山县小焕岭支部在1941年前后是边区党委直接抓的“点”，曾经是一个“模范支部”。陈大姐经常到该支部去找党员谈心，参加支部会议，共商组织群众抗日的办法。后来，她了解到这个“活跃的支部生了个疮”，内部闹矛盾，影响战斗堡垒作用的发挥，她便亲自去解决问题。须浩风同志曾为此事专门写了一篇报道，题为《×支部的大脓疮开了刀——陈少敏同志亲自领导支部施手术》。陈大姐还曾亲自兼礼南县安来乡乡长，派工作队去搞试点，以探讨基层党组织如何领导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进行日常经济、政治斗争的经验。“共产党领导群众一路走，就必须是党和每个干部和党员时时刻刻和群众在一起”，这是她的至理名言。

　　在抓党的思想建设过程中，陈大姐大力倡导学习活动。她自己带头并号召边区全党读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着作，学党中央的指示文件。她曾任边区高级干部学习组的组长。她指示汇编了中央文件专辑和创办了《中央路线》、《支部生活》等内部刊物。七七出版社按陈大姐的要求组织出版了多种马列和毛泽东同志的着作。陈大姐还亲自主持高级干部理论学习的考试，兼任边区党校和洪山公学的校长，并亲自讲课。她在一篇《加强部队中干部的学习》文章中，明确提出“哪个不学习，哪个就不是好共产党员”的口号。她指出：“学习是培养干部的主要工作，是进步的基石，是克服错误的有力武器”，“学习学习再学习，是每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条件”。陈大姐的号召和督促，对边区干部的学习和提高起到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陈大姐提倡的学习不是“空对空”的，而是要求紧密联系实际。她有很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但她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她多次陈词反对官僚主义，反对理论脱离实际。在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后，她更是以身作则，深入各地了解情况，及时发现和支持基层创造的好经验。如安(陆)应(山)地区的“千塘百坝”的典型，在她的倡导下得到广泛传播。1942年冬，她亲自在黄冈地区指导当地党组织领导渔民胜利地开展了反湖霸的斗争。她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着血肉联系和鱼水情谊。她经常告诫干部：“脱离群众，不了解客观的具体情况，不克服主观主义，就不是共产主义者。”

　　陈大姐性格豪爽，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她主张同志间开诚布公，崇尚在党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她看不惯一些不正派作风，批评时语言十分尖锐，不留半点情面。边区的党、政、军、群干部都深知她的纯正党性，无畏无私，因此，乐于接受她的批评，而无怨言。对于豫鄂边区优良党风的形成，陈大姐所做的贡献有口皆碑。

　　四

　　“陈大姐的心中只有革命，只有党和人民的事业，唯独没有她自己！”这是许多老同志对她的评价。

　　早年，陈大姐的丈夫任国桢(曾任山东省委书记)在太原被反动派杀害，幼女因贫病交迫而夭折，她化悲痛为力量，顽强地奔赴革命斗争的第一线。她曾给许多干部、战友牵线搭桥，玉成他们结为革命伴侣，但是就是把自己的个人问题抛到脑后；她意志坚强，有着男子汉般的刚毅，但对边区十月剧团的孩子们却时时倾注自己的拳拳慈母心。她身患多种疾病，却全然不顾自己，而满腔热情地去关怀指战员和人民群众。当大悟山地区一度流行脑膜炎“瘟疫”时，陈大姐不顾个人安危，向老中医和“土郎中”学习治病方法，并亲自参与救治。当得知有干部被敌人抓去时，她千方百计组织营救。今日健在的张光然和已故的舒赛两位女干部当年的虎口脱险，都是陈大姐巧安排、细筹划营救的结果。

　　陈大姐一生勤俭，在战争年代更是带头艰苦奋斗。她走到哪里都同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就餐，平时仅粗茶淡饭足矣。1942年特别困难时，她和大家一起吃葛根、槐花、树叶。有时外地捎点土产来，她都要分给战友们，或医院里的伤病员和剧团的孩子们。她不喜欢女性打扮，四季身着戎装。这决非她的怪癖，而是为了适应战争环境的需要。她最厌弃那种把女人当男人附属物的思想，认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在革命队伍里首先都应该是一个战士。每逢三八国际妇女节边区党政军集会，陈大姐必要宣讲女同志要自尊、自重、自爱的道理。“严师出高徒”，陈大姐在豫鄂边区带出了一代巾帼英雄的群体。

　　陈大姐只受过四年学校教育，文化底子不厚，身边秘书不缺，但她自己写文章却从不要秘书代笔。她的文章写得很好，内容扎实，很有力量。同志们晚上常见她在灯下伏案看书或写作。她喜欢打网球，网球场自然只是山地稻场，网球是用头发、马鬃等材料自制。她积极提倡文娱活动，有时还亲自登台演戏、唱歌。在业余活动中，陈大姐最爱开荒种地。在边区党委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时，她与机关工作人员一起在小焕岭种了几亩地，当时曾有民谣唱道：“陈大姐，种白菜，种的白菜人人爱。”人们爱的是陈大姐那艰苦奋斗的精神，爱的是她身上体现出来的优良作风。

　　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场上，陈大姐都表现出她是一位志坚如钢的人，真正做到了“把一切献给党”。在中原突围的征程中，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首脑机关曾经数度陷于十分危险的境地，她都能做到沉着勇敢，指挥若定。一次，在一处山沟里遭到敌人伏击，战士们劝她往后撤。她却大叫一声：“共产党员只能往前冲！”带头闯过了枪弹横飞的封锁线。在陕南，陈大姐由于健康原因隐蔽在山间一户农家，待命去陕北。这时敌人正在围攻我军，风声很紧，随时可能发生意外，但她却非常镇静。当一位领导同志派人向她通报形势危急和征询办法时，她刚强地回答说：“如果发生意外，也没什么了不起！那就死呗！”视死如归的凛然气概，溢于言表。

　　陈少敏同志精神永存，英名不朽！

　　陈大姐永远值得我们怀念，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