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哥王庆荣，是新四军联抗部队【新四军联抗部队是抗日战争时期（1940—1944）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任务的一支抗日部队。司令员是冯逸峰，编有两个团，活动于兴东泰地区。】2团2连卫生员，在1944年讨伐税警团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那时候，国民党陈泰运税警团完全走上了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和日寇勾结在一起，凶残地杀害抗日军民。他们敲诈勒索，抢粮抢物，烧房子，抓人杀人，无恶不作。税警团杀人的手法又多又毒：一种叫“扎粽子”，将人的手脚捆起来，扔到河中活活淹死。还有“呛虾儿”、“开天窗”等，都是这帮坏蛋活埋人的惨无人道的手法。税警团常到我们家乡抓捕民兵、抗日人员家属和无辜的老百姓，他们将抓的人用绳子一个接一个地捆成一串拉走。在1944年8月底，税警团特务、江颜乡乡队副孙崇山和朱玉林等人，将我母亲和我，还有我们庄上的王三奶奶等抓去。对我母亲进行严刑拷打，逼我母亲交出王庆荣和王庆喜（我的二哥，三乡游击队队长）。我母亲坚强不屈，骂他们不是中国人。没过几天，税警团又一次拷打我母亲，威胁说：如不再将你的儿子叫来换你，就活埋你、杀掉你。我母亲说：“你们杀了我，我儿子会给我报仇的！”当敌人明白了我母亲不会向他们屈服时，他们共挖了七个坑，准备活埋被他们关押的七名抗属。

　　国民党税警团变得如此反动，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新四军消灭万恶的税警团。新四军苏中部队和联抗部队，应广大群众的要求，从1944年9月21日开始，发动了对税警团的讨伐战。新四军在叶飞、陶勇、梅嘉生统一指挥下组成野战司令部，分别包围了税顽的各个据点。我三哥王庆荣所在的联抗部队，奉命围歼章郭庄的税警团。

　　章郭庄是税顽经营多年的老巢，防御工事坚固，由一个加强连防守，还驻有许多税警特务。主要工事修在庄子东头的东林庵一带。庵的西北、东北各有一个四五层楼高的碉堡，南面是二层楼高的矮碉堡。据点最外层是开阔地，第二层是一丈多宽、深的外壕，第三层是一人多高的土围子。有些地方敌人还布设了“鹿砦”和“泛滥”【“泛滥”——将地深翻70～80厘米，长期灌满水，用以阻滞我军的进攻。】。在庵的砖墙上，还打了很多小的枪眼。这儿的碉堡修得很特别，上面没有窗户，射击孔很小。碉堡下面的门与加盖的砖砌巷道相连，即使打进庵里，也不易进入碉堡。对于武器缺乏，装备器材落后的新四军来讲，这场战斗是相当艰难的。

　　9月21日夜晚，联抗1、2团向章郭庄据点挺进。担任主攻任务的1团3连和2团2连于凌晨一、二点分别到达章郭庄的西侧和东侧。4时开始，进攻部队用苏中部队支援的平射、曲射八二迫击炮各一门，轰击据点里的工事。炮击后，虽然打烂了锅灶，将东北角高碉堡三层打开一个大洞，但敌人的工事依然相当完整、坚固。2连从东侧连续冲锋数次，未能突入敌人据点。3连用竹梯登上了西侧的高碉堡，但不能进入碉堡内部，被敌人打了下来。东西两面的攻击受挫，伤亡较大。

　　我三哥王庆荣是联抗2团2连的卫生员。攻击开始后，在阵地上忙着救护伤员。突然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手臂，他边包扎伤口，边骂道：“你们这些不抗日、专门欺压人民的国民党顽固派，抓走了我的母亲和妹妹，今天我要和你们拼了！”包扎后，他在阵地上继续救护伤员。这时，带领战士冲锋的连长刘建华倒在了敌堡的火力之下，担架无法上去抬，王庆荣奋不顾身地冲上去抢救。敌人的火力很猛，硝烟弥漫。王庆荣一面救护连长，一面用连长的枪还击敌人。而敌人的子弹像雨点般射来，王庆荣身负重伤，他恨死了国民党顽固派，使尽了全身力气高喊口号，倒在了血泊中。后经抢救无效，壮烈牺牲，年仅22岁。

　　在为死难烈士报仇的怒火声中，新四军攻击部队调整了部署，增强了火力，于下午4时发起第二次攻击。战士们推着土坦克通过开阔地，用竹梯和木板越过外壕，冲进土围子和庵里，从上午打塌的洞口进了碉堡，和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人被震天怒吼和勇猛的冲杀吓得魂不附体，纷纷缴械投降。这次战斗，共俘顽敌40余人，缴获轻机枪两挺，步枪100多支。几十名被关押的抗日军民被解救出来，我母亲和我也幸免于难。

　　我母亲怀着胜利的喜悦指望与两个儿子见面。我二哥王庆喜来了，三哥王庆荣再也没有回来。当母亲得知庆荣已牺牲时，悲痛万分，她伤心极了，常常从夜晚哭到天明。联抗的首长和同志们来看望她，安慰她。他们说：“你儿子是为革命牺牲的，是光荣的。他牺牲了，我们都是你的儿子。您不要太难过，我们一定要为王庆荣同志报仇雪恨！”我母亲是一位性格坚强的人，在凶恶的敌人面前，从没有流过一滴泪。反动派拷打她，逼她交出儿子的时候，她总是毫不示弱，严词拒绝。金恒区长说过：“王九老太（指我母亲）是真正不怕死的女英雄！”金区长非常关心我们母女的安全，曾设法营救。

　　儿子王庆荣22年的人生路程，无时不展现在母亲的眼前。我的父亲为人老实，在江南给人家当长工，过早去世。靠母亲种地，给人家做针线，来养活我们兄妹。尽管家中很穷，母亲还是让儿子读点书。庆荣哥读书很用功，成绩很好。12岁那年，母亲送他去学裁缝，他心灵手巧，很快掌握了技术。1938年家乡发大水，粮食颗粒无收，没有人家要做衣服了。为了生活，母亲托人将王庆荣带到上海一家帽厂（日本人开的）做工，劳动强度大，工资低，维持不了生活。工人要求增加工资，我三哥参加了斗争，被狠心的日本人打掉了门牙。不得已，又回家种田。在家也不得安宁，日本鬼子常下乡来“扫荡”、烧杀抢掠。东边有伪军，西南有陈泰运税警团，本乡有孙崇山等反动势力。他们要粮草、拉民夫、抓壮丁、打人杀人。王庆荣恨透了万恶的旧世界，于1942年跟随二哥王庆喜参加了革命。1943年，仇湖区决定每乡要设一名通信员（即秘密情报员），王庆荣被调往官甸乡做通信工作（此时化名张发祥），负责侦察西南方税警团和孙崇山自卫队的活动情况。由于他工作出色，被仇湖区金恒区长调到区里当通信员。仇湖是水网地区，日伪和顽军相勾结，封锁着区政府和联抗司令部的联络。王庆荣几乎天天要过封锁线，他凭着不怕苦、不怕死的精神和机警沉着的作风，侦察敌情、转送信件、护送同志，沟通区政府和联抗司令部的联络。由于王庆荣能很好地完成任务，多次立功，由金恒同志介绍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当时，联抗部队医务人员奇缺。为了加强这一工作，专门开办了卫训队。组织上鉴于王庆荣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作风精细，便选送他接受医务工作培训。联抗部队这期卫训队共有14名学员，由朱铁民同志负责带训。卫训队是游击环境中的“学校”，一切都靠自己动手，有一件事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环境需要，他们得穿便衣。当年做夏服的布发下后，卫训队天天流动，无法请老百姓做衣服，只好自己动手。恰好王庆荣学过裁缝，他便自告奋勇，帮大家裁剪，然后又教大家用针缝。一个人两套，共30套。当时做的是中装，每件衣服打5个葡萄扣，共150个，全是王庆荣一个人打的。衣服很快做成了，同志们穿在身上挺合体，都夸奖王庆荣是能工巧匠。王庆荣在学习上刻苦钻研，成绩优良，毕业后分配到联抗2团2连当卫生员。

　　王庆荣非常高兴地来到战斗部队。在连队他除了给战士治病外，还练就了一手好枪法。在打仗时，他既是抢救伤员的卫生员，又是能和敌人枪战的战斗员。我母亲为自己能有这样文武双全的儿子感到欣慰。母亲日夜思念着英勇牺牲的儿子，她希望儿子能在自家地里安息。当对税警团讨伐战结束后，在县、区、乡三级政府的关怀下，将我三哥的灵柩从章郭庄坟场移回来了，并举行了庄重的追悼大会。区政府马俊主持，三级政府都派来了代表，我哥生前领导和战友，还有江颜乡和校林乡的人民群众，有数百人参加，送来好多花圈、花匾和挽联。代表们对我母亲十分敬重，亲切地安慰她。那天，举行了从北庄到南庄的跑祭悼念。在读祭文时，我母亲悲痛欲绝，很多人也失声痛哭。大会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顽固派，为王庆荣烈士报仇，为所有牺牲的烈士报仇！

　　50多年过去了。我三哥王庆荣冒着枪林弹雨、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的勇敢精神；他身中数弹、鲜血直流时高喊打倒国民党顽固派的英雄气概，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让我们万分珍惜先烈们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幸福生活，齐心协力，为振兴中华而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