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少敏同志在民主革命时期为创建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发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做出很大功绩。新中国建立后，她是工会运动的开拓者。凡是知道她的人，都亲切地称她为陈大姐。她在世的时候，人们尊敬她；她去世以后，人们怀念她。当纪念大姐诞辰100周年之际，她那深入群众、关心群众、依靠群众的思想作风，和她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又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为什么有许许多多工人、农民、干部至今还怀念着陈大姐？为什么当年豫鄂边区的乡亲们，至今还在传颂着大姐英勇抗敌和群众同甘共苦建设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事迹？这不是偶然的。我们从许多农民、工人、特别是纺织行业老一代职工们时常念叨的一些往事中，可以找到答案：职工们感到陈大姐是他们的贴心人。

　　一个革命干部，在做地下工作时期，或是在战争时期，和群众的关系很好是不足为奇的。但是，能像大姐这样，在全国解放以后，在进了大城市以后，特别是作为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能几十年如一日地仍然保持着关心群众、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是十分可贵的。

　　尊重群众 深入群众

　　陈大姐十分重视群众工作。职工群众是工厂企业的主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人。直到今天，似乎仍然有些人不明确，或者一到具体问题上就不那么明确了。可是大姐呢，对于这个问题，她不仅很早就明确了，而且非常强烈。

　　旧社会资本家几乎把工人当成贼，工人进出工厂只能走大门旁边的小栅栏门，下班时要经过警察或搜身婆一个个搜身。解放初期，陈大姐在青岛发现一些纺织厂仍沿袭着这类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感到非常气愤，她当即向工厂领导尖锐地指出，这是资本家歧视和侮辱工人的烙印，必须坚决废除。另一方面，她又在大会上向工人群众讲：我们工人是主人，就是要长主人翁的志气，不能让人家把我们当小偷看待。要挺起胸膛，大摇大摆地进出自己的工厂。在她的领导下，中国纺织工会筹备委员会通过了《关于废除“搜身”制度的决议》。半年之内，在全国的纺织行业中就全部废除了搜身制。在鞭炮和锣鼓声中拆除搜身栅栏门，工人们心情特别激动，他们真正感受到了自己是工厂的主人。

　　陈大姐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作风，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姐是童工出身，后来搞地下工作，坐过国民党的监牢，接着又是十多年艰苦的战斗生活，这使大姐积劳成疾，身患心脏病等十多种疾病。她以惊人的毅力和疾病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中央让她养病，医生也限制她的活动。但是大姐往往病情稍好就不听“招呼”，坚持要到基层搞调查研究。她说：“争取时间多做些工作有什么不好？”大姐置个人生死于度外，经常随身带着氧气袋和急救药品外出搞调查研究。据不完全统计，仅从1961年到1963年7月，陈大姐就去了23个市、县，直接到23个工厂和25个公社、大队进行蹲点调查研究。

　　陈大姐每到一地，除了向党政领导了解情况外，总是深入到群众中去。她到了工厂，总要直接找工人座谈，并亲自去车间、宿舍看看工人的工作和生活情况。到了农村，就要到农民家里和农民唠家常，还要去地里看看庄稼。

　　大姐对每一项调查研究都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她经常抱病亲自动手起草调查报告，对引用的表格、数字、百分比、都亲自计算、亲自审查。她注意听取各方面的意见，进行认真的分析。1956年，陈大姐为了起草一份《关于加强职工群众政治思想教育的意见》，利用纺织工会开全委会的机会，找了13个省、市的工会干部，3位厂长，分别座谈了4次。又和北京国棉二厂党、政、工干部，技术人员分别座谈了10次，听取他们的反映和意见，经修改、打印后，又送去征求意见，有些还是她亲自送到基层去的。
　　依靠群众 重视群众的创造精神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尽快恢复和发展生产。而当时帝国主义的封锁、“二六轰炸”、不法资本家的抽资逃税，给发展生产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依靠谁来战胜这些困难？当时工人群众对建设好自己的国家表现出很高的积极性，大姐敏锐地、及时地抓住了这苗头。作为一名工会工作者，如何集中群众的智慧，适时发掘、引导和推广他们的先进经验，扩大先进队伍，把少数人的先进操作水平普及为全行业的操作水平，把少数人的先进经验变为推动生产发展的社会物质财富，在这方面，陈大姐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

　　1951年，陈大姐从青岛国棉六厂的报告中了解到，细纱挡车工郝建秀连续7个月的皮辊花率降到0．25％，这个纪录大大低于当时先进地区1．5％的平均水平，那么一年就可增产4000多件纱。她让青岛市有关部门及时总结了郝建秀“三勤三快”的经验。经验写出来后被陈大姐否定了。她认为，郝建秀之所以取得突出的成绩，仅仅从劳动态度方面总结是不够的，在操作方法上必定有一整套科学的经验。

　　她亲自去青岛，组织了操作能手、技术人员和干部，经过连续多日跟班观察和详细的测定、分析、研究，总结出了科学的“郝建秀细纱工作法”。后来经过全国细纱工作会议推广，在很短时间内，各地纺织厂细纱挡车工的产量大幅度增加，质量普遍提高。

　　“郝建秀工作法”的总结和推广，奏响了纺织工业操作技术革命的序曲。它和以后相继总结的“五一织布工作法”、“五三保全工作法”，对推动我国纺织工业的迅猛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由于三大工作法的推广，工厂的生产能力提高，多余了工人，就为实现两班改三班创造了条件。工人们由10至12小时劳动时间改为8小时后，大大减轻了劳动强度，大家欢呼雀跃。庆祝改三班制，感谢共产党。这种集中群众智慧，总结推广先进经验的做法，也给工会工作如何为生产服务，树立了一个良好的范例。

　　当时陈大姐作为全国纺织工会主席，从发现郝建秀的先进典型，到总结和推广其科学的工作方法，一直是全过程抓，抓到底的。这个过程显示了陈大姐作为决策者和组织者的领导才能。大姐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当时不仅在纺织行业中，而且在全国各行各业，在全国的工会工作中，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时刻把群众疾苦放心头

　　陈大姐在思想感情上和群众是息息相通的。她十分关心群众生活，时刻把群众的疾苦放在心上。

　　50年代初，有些纺织厂女工用白棉花代替卫生纸，一些工厂的领导想以制裁女工的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大姐在检查工作时，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想到节约棉花是国家大事，女工的身体健康和实际困难也是大事，就明确指出：给纺织厂的女工发消毒卫生纸，这样既解决了浪费棉花问题，也解决了女工当时的困难。

　　陈大姐每次下厂除了了解生产情况外，还要仔细了解生产车间的劳动条件、工人的身体状况、生活状况等等。而且她总要亲自去察看，去调查，发现问题就想方设法去解决。例如，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防暑降温、建立食堂、托儿所、浴室、妇女卫生室以及自建公助修建职工住宅等等，陈大姐帮助或敦促有关领导解决了不少类似的问题。就连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她也尽力去帮助。解放初期，大姐到纺织厂，经常向女工宣传卫生知识；大姐在农村蹲点搞社教时，常给老乡按摩穴位治牙痛病；三年困难时期，大姐关心机关同志们的身体健康，亲自到职工食堂称称主食的分量够不够，嘱咐炊事人员尽可能把伙食搞好。大姐家乡的乡亲们始终和大姐保持着联系，谁家有了天灾人祸，大姐经常慷慨解囊。在群众眼里，陈大姐不光是一位领导，也是自己的知心朋友。

　　大姐不仅关心群众的生活，更关心职工的思想，关心他们政治上的进步。1956年、1957年，大姐曾就加强职工政治思想教育问题作过专门的调查，在报告中特别提到了要关心青年职工的政治思想教育。她说：“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来自各方面的新工人成分复杂……在他们中间，自由散漫，不遵守劳动纪律，轻视劳动，轻视政治，讲地位、争待遇、讲阔气、乱花钱等现象，相当普遍。”针对这些现象，大姐明确指出了当时工作中的缺点主要是“改善职工物质生活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脱节”，提出：“我们对职工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不能放松的……我们应该抓住青年容易接受新鲜事物的特点，集中精力进行阶级教育、政治教育，改造他们非工人阶级的思想意识，帮助他们树立起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艰苦朴素的作风来。”这些论述，即使在今天也仍然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反映群众的呼声

　　对于自己调查了解的情况和来自群众的呼声，陈大姐总是利用各种渠道向政府和中央反映。大姐对于官僚主义一向是毫不留情的。对于党和政府工作中的缺点和疏漏，她也直言不讳地提出来，坚持代表群众的利益，为群众说话。

　　1950年3月，陈大姐了解到，天津在发动工人突击生产以后，因通风设备不良，卫生设备不好，工人中病号增加到20％，有的厂达到30％。东北第四纺织厂，发动工人在生产上创新纪录后，病号增到40％，她就直接给刘少奇、陈云、李立三同志写报告，反映突击生产后病号增加的情况，并提出了解决病号问题的有效措施。

　　1951年1月，陈大姐写信给毛主席和刘少奇同志，检查了工会工作的缺点，同时还列举了工会工作中的困难。在这封信中，大姐对不合理的工资制度，特别是童工的工资问题，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她举无锡缫丝厂为例，“有3000余10来岁的童工，他们每天站在车边下，扯9个钟头的热茧，所得的工资是一升二合八米，除饭钱外，连小孩穿鞋袜都不够……他们小小的年纪为人民生产！资本家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小孩子怎么不去做童工？”陈大姐在提出解决这个问题的意见后，严肃地指出：“从以上这些问题中，就可以看出，人民政府虽然有了保护工人阶级的法令，但政府工作人员执行这一法令则表现了不坚决。这是工人阶级观点薄弱的表现……工会工作是经济建设中的重要工作，工会工作弱了，对我们党和政府是不利的。”陈大姐从党的事业和群众利益出发，提出了这些真知灼见，不愧是一位杰出的工会领导者。

　　“文革”中，陈大姐表现了一个久经考验的老共产党员高度的党性原则。她坚持真理，一身正气，敢讲真话，爱憎分明，康生、“四人帮”的淫威和迫害，都没能使坚强的陈大姐动摇。

　　陈大姐多年来在刘少奇同志的领导下工作，对刘少奇同志是很尊重、很有感情的。“文革”期间，刘少奇同志惨遭迫害。但不管是在高压下，还是在逆境中，陈大姐始终态度鲜明，仗义执言，甚至在一些公开场合、群众面前，也不回避。

　　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少奇同志的处境已经相当困难了。10月3日，陈大姐在全总干校礼堂接见红卫兵时说：“你们提到刘主席犯的什么错误。我们共产党人是这样，做工作就难免犯错误……关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内容是好的，没什么问题。”

　　八届十二中全会，陈大姐承担着极大的风险，以革命者的胆略和坚定的斗争精神，迎接了当时政治斗争的狂风恶浪。在那“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日子里，陈大姐坚定地站在党性原则的立场，不为当时的风浪所左右。在就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问题进行表决时，她趴在桌子上没有举手——以特殊的方式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康生之流对此极为恼怒，他不止一次地追问，甚至斥责陈大姐为什么不投赞成票。从此，大姐更被康生、“四人帮”一伙视为眼中钉，她的身心遭到迫害。在大姐病重之际，还被抬上火车，强令到河南罗山“五七”干校接受“改造”。面对康生、“四人帮”一伙的打击迫害，陈大姐进行了坚决的抵制和斗争，她宁折不弯，拒不承认强加给她的不实之词。当时她身体健康状况很坏，她以顽强的意志和疾病进行斗争，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铮铮铁骨。

　　陈大姐心怀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信念，一步一个脚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人生里程。敬爱的陈大姐，人虽故去，风范长存。在深入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改革、开放、搞活的今天，回忆大姐的言传身教，感到无比亲切。陈大姐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她优秀的品德、思想和作风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