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世纪之际，我们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纪念陈少敏大姐百年诞辰，缅怀她对革命事业的巨大贡献，怀念她为迅速恢复和发展纺织工业生产、改变纺织职工恶劣的劳动环境和贫困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主人翁权益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弘扬她坚定无私的革命精神，学习她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严于律己的崇高品德。

　　陈大姐从不轻易谈论自己的辉煌经历，特别是对我们晚辈，则几乎是从不提及，作为当年年龄很小的纺织工人更是不好意思打问，只是在日常工作接触中从一些老同志那里零零星星地听到一点，说陈大姐在抗日战争时是打日本鬼子的“双枪老太婆”，当地日本鬼子一听到“陈大脚”带着队伍上来了，就撒腿逃跑等等。一直到陈大姐逝世后，当我看到中央对陈大姐的悼词上说：“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更使我对她产生了由衷的敬佩。特别是当我拜读了《杰出女性陈少敏》一书后，我才比较具体的知道，陈大姐在那惊心动魄、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同北洋军伐、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特别是在“文革”中，陈大姐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她坚决反对永远开除刘少奇同志党籍和党内外一切职务，拒绝举手，表现出一个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刚正不阿、不屈服于任何压力，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的浩然正气，是一位真正的巾帼英雄，是我们全体妇女学习的一代楷模。每当我回想起和陈大姐相接触的那个时期，她那慈祥和蔼、可亲可敬的真正的共产党人形象，特别是她那种求真务实的科学态度和尊重工人阶级的创造精神的事例，无一不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1951年春，陈大姐正在和全国纺织工会生产部的同志研究解决纺织行业生产问题，虽然经过一两年时间，全国纺织生产已经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但陈大姐并不满意，她总是不停地认真思考，想方设法寻找一个突破口使纺织生产再上一个台阶，达到一个更新的水平。

　　这时，青岛国棉六厂送来一个报告，其中提到一个细纱女工郝建秀已连续7个多月皮辊花(白花)率一直保持平均在0．25％。对此，有的同志有些怀疑，说全国先进地区皮辊花率平均每人才达到1．5％。陈大姐说：“事物总是不断发展的，郝建秀一定在操作上有绝招儿，不然不可能连续保持7个多月。”并叫身边的同志仔细算算账，如果全国的细纱挡车工都能达到郝建秀的操作水平，一年可以少出多少白花，并可增产棉纱多少？结果算下来可增产棉纱44460万件，能织布590万多米。陈大姐说，纺织生产最主要的是挡车工，如果从提高挡车工的操作技术入手，是不是一条提高纺织水平的路子呢。并据此让青岛国棉六厂立即总结郝建秀的操作经验。当她看到总结的经验是“三勤三快”时说，这不是要把工人累死吗，什么“三勤三快”，我不信。郝建秀仅靠“三勤三快”能比别人少出白花80％，而且能够连续保持7个多月吗？这纯粹是官僚主义的胡编，真是“乱弹琴”。随即陈大姐又派出生产部的领导同志亲自去青岛，帮助总结郝建秀的经验，并嘱咐他们：“你们都是技术人员，又是工会干部，要依靠群众，组织先进工人和技术人员进行总结，要有科学态度，务必实事求是，切忌主观臆断，要组织‘三结合’工作研究小组。”这个小组一连6天在我挡车工的岗位上实地观看我的操作表演，对我的巡回时间，行走的路线以及每一个动作的细节和操作方法，都一分一秒地进行测定和记录。然后将原始材料汇总分析、提炼、绘图，总结出了郝建秀的工作方法和经验，主要概括为三大特点：一是工作主动。有规律有计划有预见性；二是动作合理，协调准确，有效利用时间；三是抓住清洁工作这个重要环节，保质保量。陈大姐看后很高兴，将这套细纱操作法命名为“郝建秀工作法”，并同时成立了推广小组，由陈大姐亲自带领我们先到国棉一厂进行推广。在我操作表演期间曾遇到一个老工人心里不服气，说：“我的工龄比她年龄都大，刚进厂不久的‘小曼’能创造什么工作法？”陈大姐听到后，就亲自找到这位老工人，苦口婆心地给她讲“工作法”的好处，“咱们老工人觉悟高，什么办法能提高生产，对工厂、对国家有利，咱就应该带头学，使生产不断提高，这样人们才能信服你尊敬你。”老工人听了陈大姐的一番话后，就干脆地说：“陈大姐，你放心，一定听你的话，好好学习，绝不落后。”从此这位老工人虚心学习，积极练习，认真地观看我的操作表演，很快掌握了工作法的要领，她出的白花很快由1磅减少到2两。逢人就说：“俺干活跑了20多年的冤枉腿。现在这个工作法又轻松又节约，对生产好处可多了。”由于这位老工人的现身说法，带动了其他有不同想法的老工人和青年工人的学习热情。也由于陈大姐崇高的威望，对人民、对事业极端负责的精神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调动发挥了群众的智慧和积极性，使“郝建秀工作法”在全市和全国纺织行业顺利推广。

　　1951年6月，陈大姐亲自主持召开全国细纱工人代表会议并作了《大力推广郝建秀工作法》的报告，纺织工业部副部长陈维稷和全国总工会副主席李立三都作了重要讲话。李立三副主席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陈大姐精通生产，有敏锐的分析和判断能力。会后，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郝建秀工作法》的高潮。由于工作法的推广，不仅使全国细纱挡车工看台能力普遍由一台(400锭)增加到四台以上，产量、质量和效率大幅度提高，并大大降低消耗，而且工人的工作时间，也由原来两班制每人干12小时改为三班制每人干8小时，没有增加新工人，取得了高产高效、优质低耗的成绩。紧接着陈大姐又领导全国纺织工会与纺织工业部通力合作，在天津总结了《1951年织布工作法》，在上海总结了以维修机器改进设备为主要内容的《1953保全工作法》。在这三大工作法的带动下，纺织工业的其他行业如毛、麻、丝绸、针织、印染等总结的工作法如雨后春笋，达80多种。陈大姐带领总结的这些工作法为新中国的工人阶级系统地总结了新的劳动态度必须结合科学的劳动方法的经验。为纺织行业的操作技术革命提供了范例，为恢复纺织工业生产和纺织工业的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穿衣问题，更为纺织工业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有这一切，都牢牢地铭记在全国纺织工业广大干部、职工的内心之中。

　　陈大姐在大抓工业生产的同时，又组织进行了民主改革，积极维护工人群众的民主权益。在解放初期，工厂里还保留了很多不合理的旧制度需要改革，国营企业中也还有些留用的行政管理人员和私营资本家，存在着不关心工人、压制工人的旧作风，甚至出现了不少损害工人阶级利益的事件，对这些，她都亲自过问，妥善处理，并时常为保护工人的合法权益大声疾呼。为建立新的企业秩序，她忘我地工作，一再强调必须组织工人参加管理，实现工人的民主权利，改革不合理制度、坚决取消压迫工人的封建把头和废除侮辱工人人格的搜身制。填平了被工人称为“十八层地狱”的黑地道，拆除了搜身栏杆。建立劳动保险条例，从国营生产计划外的盈余部分，抽出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兴建医院、疗养院，增加新食堂、浴室、托儿所、业余学校、小学校、俱乐部等福利设施。纺织行业职工看到了工厂的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和医疗条件都得到了改善和提高，这极大地激励了工人的阶级觉悟和主人翁责任感，纷纷表示“要以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精神为支援抗美援朝做贡献。

　　陈大姐对工人的感情很深，对干部要求很严。她经常深入企业，对基层工人很热情，有说有笑，非常平易近人，工人们一看到陈大姐也有说不完的心里话，非常愿意与大姐交谈，聆听大姐的教诲，有的时候甚至忘记了下班。特别是都愿意参加陈大姐的报告会。她的讲话，语言朴实，鼓动性强，号召力大，叫职工干什么就说什么，痛痛快快、利利索索，听了使人心里亮堂、鼓劲，真是听也听不够，越听越爱听。

　　我还记得，在全国开展增产节约运动时，陈大姐下车间看到细纱机上断头多，白花出的多，纱的质量不好，工人劳动强度大，她就严肃地批评有些干部工作不尽心，对工人劳动不关心，并责令限期解决。还有一次，她看到梳棉机后箱落白花多，就抓起一把白花向厂长“献花”，搞的厂长很紧张，我也为厂长捏着一把汗，厂长向大姐一再检讨，并表示马上组织技术人员进行改进。陈大姐也非常爱护干部，非常体谅厂长们的辛苦。当她听到社会上的“苛捐杂税”之多，压的厂长喘不过气来时，她就在青岛市委工交工作会议上为厂长们诉苦，反映社会上对企业的“苛捐杂税”太多，下面无所适从，并提出如果不信，请你们也下去当当厂长试试。市领导对陈大姐的意见很重视，随即研究解决。还有，当有的干部因某种原因戴上不公正的帽子或得到错误处分时，她敢于挺身而出，为干部说公道话，直到平反为止。

　　陈大姐不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一直保持着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本色。在全国纺织系统干部职工的心目中，从不感觉她是个“大官”，而总像一名刚刚进城的朴素的老干部，也像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妈。我亲眼看到，陈大姐的生活非常简单，经常吃的是粗粮和小单饼、素菜、咸菜，特别是自家腌的大白菜、疙瘩头，她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从来没有看到过陈大姐宴请谁，也从未出席过别人的宴请。但当我去北京看望她时，她总是叫炊事员买肉买鱼招待我。陈大姐对我慈母般的深情，我是很难用语言来表达感激之情的。

　　陈大姐为了解决和改善人民的穿衣问题，为了多纺纱多织布，费尽了心思，她选择了几个优良的棉花品种，在自家院子里精心种植，浇水、施肥、抓虫，里里外外忙个不停。每当我去看望她时，她总是把我拉在身边，给我介绍这是什么样的棉花品种，纺哪一支纱，织哪一等级的布等等，并让我秋收后拿到工厂试纺。当我们把试纺出的各项技术指标送给她，并祝贺她试种棉花成功时，陈大姐非常高兴，嘱咐我们对选择棉花品种和开发新的产品，一定要注重科学试验工作，这是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和水平的基础。我过去长期在纺织战线工作，不论是当工人、技术员、厂长，还是做纺织部部长工作，多年的实践证明陈大姐的这些嘱托都是非常正确的。

　　在50年代，陈大姐只要到青岛过春节，就在大年三十请市里领导同志吃忆苦饭，把她亲自做好的糠团分给大家吃，但分给我的是烤小地瓜，大家说她“偏心眼”，但也明白陈大姐对我们的爱护和一片苦心，以勉励我们不忘过去，努力工作。

　　陈大姐很关心我的文化学习和技术提高。她与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商定把我送进中国人民大学速成中学学习，后又考入上海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纺织专业。毕业后陈大姐亲自召见我，并嘱咐我，要把学到的专业知识理论同生产实际相结合，为纺织工业的发展多出力，多贡献。这番语重心长的教诲，使我铭刻在心，永世难忘，并激励我以加倍地努力去实践陈大姐的殷切期望。

　　陈大姐对广大农民的穿衣问题十分关心。有一次陈大姐特别交代我，要多搞一些中低档、价格便宜、耐穿耐用的产品提供给农民群众，要在每年的生产计划里，想到大多数农民的需要。我们遵示照办，组织部分干部，带上20支以下的几个品种布料，到农村田间地头征求意见，农民要求就两条：一是结实，二是便宜。一般来说，企业都愿意纺高支纱，利润高，不愿意纺利润低的低支纱。因此，我们就作为“政治挂帅”产品纳入企业的生产计划，很好地完成大姐交给的任务。

　　陈大姐的一生是平凡而伟大的。她一心为公，勤勉敬业以及高风亮节的品格无时不在影响和感染着与她接触过的每一个同志。她为了革命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做了说不完、写不尽的许许多多的实事、好事。陈大姐不仅在创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历史史册上留下了光辉业绩，而且为奠定新中国纺织工业的强大基础建立了卓越功勋，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全国纺织行业的干部职工和广大人民群众是永远不会忘记的，特别是对我们当时年轻一代纺织女工的教育、培养，以及工作、生活的关心。正是由于陈大姐出于对纺织事业的无限热爱，对工作法的总结和成功推广，才使得我在其中做成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业。这对我一生中产生了深刻影响，她是我最尊敬的老师和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