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现代史上，在革命队伍里，有许多杰出的女同志深受大家尊敬，被亲切地称做“大姐”。陈少敏同志便是其中的一个。

　　“文革”十年中，陈大姐以她那山东女侠般的风格，坚毅纯洁的无产阶级党性，明朗而坚定的立场与逆流对抗。她虽然年逾花甲，病重体衰，但却以坚定的革命意志，扶病斗争，威武不屈，终于看到了林彪和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灭亡，在胜利的欢欣中告别了人间。

　　一

　　1966年8月，北京的政治气氛十分严峻。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在紧张的气氛中召开了。

　　陈大姐作为党的八届中央委员，出席了这次全会。当她走进会场，看到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竟然有一批戴着红卫兵袖章的首都高等院校“革命师生”的代表列席会议，心中便不以为然。后来她对我们说：“那时，我真不明白，这么严肃的中央委员会议，怎么让造反的红卫兵来吵吵闹闹，这是干什么呀？”

　　8月5日，陈伯达向全会传达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会议立即转为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揭发批判”。陈少敏大姐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这时候她不仅是不能理解，而且是经过了慎重的考虑之后，她是不能接受了。会间休息时，她有意坐到刘少奇同志的身边，亲切地说：“有时间我要向您汇报女工工作……”少奇同志会意地向她和周围同志说：“错误与同志们无关，我一个人负责，请大家放心。”她流泪了。后来这成为她的一条“罪行”。

　　全会补选林彪为政治局常委，名列第二位。会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的几位老同志去看她，请她谈谈十一中全会的情况，她心情很难过地说：“少奇同志挨批了。”说着就掉下了眼泪。她又说：“只要林彪了，别的什么也不要了。”她那为党为国担忧的心情溢于言表。

　　从这以后，虽然刘少奇同志仍是党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但“造反派”已经把他当成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了越来越猛烈的攻击，在大街小巷中张贴、散发的关于刘少奇“黑线”的材料中，已经连累到了陈少敏。在林彪、康生、江青一伙人的唆使之下，陈少敏被从家里赶到总工会的“黑帮”楼，使她在连续批斗和谩骂声中遭受折磨。

　　那时大姐已是65岁的高龄。在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中，她积劳成疾，患有风湿性心脏病、关节炎和胃下垂等病。医生早就要她卧床休息。在医生的坚持下，大姐才住进北京医院。

　　1967年，康生、江青等人歪曲历史，捏造了一个所谓“四六决定”，诬蔑陈大姐是1946年新四军第5师中原突围时所谓“叛徒集团”的“罪魁”之一。6月24日，一群“造反派”把她从医院病房里绑架到中山公园音乐堂进行批斗，强行弯腰低头，扭伤了她的胳膊，使大姐的精神上和肉体上遭受了残酷的折磨。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于1968年10月13日在北京开幕。“造反派”叫嚣：“陈少敏是黑帮分子，不能让她出席中央全会。”可是，周总理仍坚持要中央办公厅派汽车去接大姐，让她按时出席了会议。

　　在这次中央全会上，刘少奇同志被诬陷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控制和指挥的“专案组”炮制了大量伪证据、假材料，用歪曲事实、栽赃陷害等手段，给刘少奇戴上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的大帽子，制造了一个震惊中外的大冤案，并向十二中全会提出了一个审查报告。

　　会议一开始，首先批判所谓“二月逆流”的主将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徐向前等同志，同时还把矛头指向所谓“一贯右倾”的朱德和陈云同志。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中央委员都无法表达自己的正确意见。

　　陈少敏大姐在会议过程中，满怀忧虑和愤懑，默默不语。康生点名要陈大姐表态，问陈大姐为什么不说话？大姐耐着性子说身体不舒服。康生恶狠狠地吼道：“不舒服，你就请假出去！”也有个别人讥笑大姐“连乡下老太婆的觉悟都没有”。康生对陈大姐又施加压力，问：“刘少奇是不是叛徒、内奸、工贼？你要表态。”陈大姐平静而不屑地回答说：“我不知道。”康生又追问：“刘少奇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你知道不知道？”陈大姐也一步不让地提高声音回答：“少奇同志有错误可以检讨嘛！”她故意把“少奇同志”4个字说得又亲切又响亮。康生狂怒了，他用眼睛盯着陈大姐威胁道：“这就是你的态度！你要考虑后果。”

　　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全会批准了江青、康生等人拼凑成的所谓《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作出了永远开除刘少奇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当大会对这项错误决议进行表决时，陈大姐心情沉重，认定这是对刘少奇同志的诬陷，决心不表同意。于是，她就闭着眼睛伏在案上，不看会场，不说话，也不举手。这无疑是对“报告”的否认和抵制。在当时情况下，陈大姐的这种举动是不会不受到注意和打击的。果然，她的中央委员、人大常委职务都被抹掉了。胡耀邦同志后来在一次讲话中，曾称赞陈少敏大姐，说她当时不投这一票“是了不起呀”，对陈大姐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二

　　1969年10月，在“疏散”的名义下，陈大姐被强迫下放到河南罗山。这里原来是豫鄂边区的根据地，是陈大姐工作过的地方。豫鄂边区的广大人民，在“文革”中，一直惦念着陈大姐，关怀着她的安危和健康。陈大姐到罗山的消息是封锁不住的，人们奔走相告：“陈大姐回来了。”许多当年的老游击队员、农会主席、妇女会长，都想到大姐的住地来看望她，但遭到了无理阻拦。一道警卫森严的界线是隔不断老区人民与陈大姐的心的。一个老妇女会长，还是想办法见到了大姐，捧出了她们送给大姐的小米、红枣和花生。那位老妇女会长含泪对大姐说：“大姐啊，他们不要你，我们要你。我们养活你！”这真挚热烈的话语，使大姐十分激动。她紧紧握住这位妇女的手，表示永远与乡亲们在一起。

　　可是在缺医少药和精神折磨下，大姐的病愈来愈重了。“造反派”不得不把她又押回北京。在种种残酷迫害下，大姐终于瘫痪了。当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沙漠以后，我们这些在干校农村“改造”的人，才开始得到回京探亲的机会，每当我们回京到大姐病榻前去看望她时，她总是一面高兴，一面又怀着隐忧。

　　1976年3月，全国人民心灵上承受着周总理逝世的巨大悲痛和压抑。正当这一股火山样的烈焰将要喷发的时候，我们又到了陈大姐的家里。

　　她独自躺在床上，紧锁着双眉，沉浸在无限忧思和悲愤之中。我们轻轻叫了一声大姐，她伸出手拉着我们在她床边坐下，和我们轻言细语地交谈。

　　谈话中她突然问：“我们的国家谁当总理？”我们回答：“中央还没有决定。听说上海有人贴出大标语，要张春桥当总理。”大姐听后立刻愤怒了。她大声地嚷起来：“我不同意，我不赞成，我不投他的票。”她一面说一面用拳头敲打着床头柜。停了一会，她向我们说：“张春桥和江青、康生是一伙的，很阴险。他要当了总理，我们的国家就完了。”大姐的深沉忧虑，在我们心里激起了强烈的共鸣。在“四人帮”不可一世的时候，大姐这样态度明朗、泾渭分明，更增加了我们对她的热爱和尊敬。为了减少她的忧虑和激动，我们把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许多老同志都安排了工作的好消息告诉她，她那慈祥的脸上立刻展现了宽慰的笑容。我们问她选总理投谁的票，她笑着说：“我选毛主席说的那个人才难得的人。”接着她告诫我们说：“党和国家的大权一定要掌握在搞社会主义的共产党人手里。”大姐久卧病榻，危在旦夕，还满心思虑着党和国家的大事，怎不叫人感佩呢！

　　在一次谈话中，大姐问我们：“我想讲件事，你们敢不敢记录？我讲一段党的历史！”我们惊异地点点头。接着，她便把多年来埋藏在心中的有关康生的一些历史问题，讲给大家听。大姐逝世后，我们郑重地向党组织汇报了那次的谈话内容。

　　陈大姐是1977年12月14日逝世的。在胡耀邦同志主持的追悼大会上，马纯古同志代表党组织致悼词说：

　　“陈少敏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她的一生，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同阶级敌人进行了坚决顽强的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她为恢复和建立豫鄂边区敌后党的组织，创建革命根据地，开展中原敌后游击战争，做出了很大的成绩。是我党长期主持一个地区全面工作和直接领导武装斗争的少有的女领导干部……”

　　党对陈少敏大姐作的高度评价，彻底洗雪了江青、康生对大姐的诬陷和诽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