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城市工作的几个基本问题①(节录) |
| ——(一九四五年) |
| 作者:邓子恢 |
| 来 源: 《豫皖苏抗日根据地(一)》 日 期: 1985-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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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城市工作在目前的重要地位 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城市工作已提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在目前来说,还超过了根据地,因为反攻形势日益接近,根据地党、政、军、民工作已有了相当基础,而城市工作一般说来还在开始阶段,这就要求我们要以更大的力量来突击这一工作。如果说过去我们是以巩固根据地为中心,城市工作是以配合根据地巩固的意义来进行,是为根据地工作服务,那末今天就应利用根据地现有党政军民力量来突击城市工作。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根据地工作应为城市工作服务。为什么党中央如此重视城市工作呢?可分两方面来看: 一、先从整个革命过程来看,非把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工作做好,则革命的成功将是不可能的,因为: 第一,大城市是工人无产阶级的堡垒,那里是近代产业工人的集中地。中国城市工人虽然为数不多,特别在抗战以后,工人因失业而分散流浪,但产业工人总是集中于城市与交通要道,总是掌握着最先进的生产事业。工人总是人类中最革命、最先进、最有组织性的阶级,我们如不把广大工人阶级组织到革命战线上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核心与领导者,则中国新民主主义的最后成功是不可能的,将来转到新的革命阶段将更无希望。 ①本文是邓子恢同志在淮北苏皖边区第一次城市工作会议上所作的总结报告。 第二,大城市又是反革命势力的堡垒。不论中国反动势力与外国反动势力都集中于大城市,依靠大城市来统治农村,对付革命,因此我们如不能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则不能最后消灭反动势力,不能取得革命的最后胜利。 第三,大城市是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中心。反革命阶级依靠着大城市的经济优势来支配农村,剥削农村,虽然中国城市对农村的支配作用,比之欧美要弱得多,但城市经济支配农村经济是显然的。我们今天的敌后根据地在农业生产上虽然可以自给,可以独立生存,但在工业品的供应上,则受着不等价交换的极大剥削,如今天布价与粮价对比,差不多要十担粮食才换得一匹洋布,试问十担粮食需要多少劳动力,这种不等价交换中间要受多少剥削。如果我们不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则这种剥削很难避免(当然我们可以在农村建设手工业,但发展是很慢的),而我之经济发展,就要受着很大阻碍。因此,我们必须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才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经济体系,使农村农业经济与城市工业经济联系起来,才能取得新民主主义经济更大的发展。 由此可见城市工作与整个革命过程是不可分离的,中国革命可以首先在农村胜利发展,但最后必须取得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才能争取最后胜利,否则革命最后的成功是不可能的。过去的教条主义者重视城市工作是对的,他的错误不在于重视城市工作,而在于忽视了农村工作,在于先后倒置,不区别今天与明天,不懂得先在农村发展,而后再夺取城市。 二、从抗战过程来看,夺取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从城市里消灭日寇收复失地,是我们反攻的主要目标,因此城市工作之开展是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基本关键,这个道理很明显,因为: 第一,如果城市工作不开展,那末反攻时只有外攻,而无内应,则我们将无法攻下大城市,反攻胜利将不可能。 第二,我们攻下城市之后,是要使之巩固起来,如果城市人民事前没有组织,没有我们的核心与骨干,那末即使攻下之后,也难迅速建立革命秩序,难于巩固,有时甚至站不住脚,而被迫撤退。去年我们占领了大李集就是如此,因为事前没有工作,占领之后长期陷于混乱状态而难于巩固。大李集尚且如此,将来占领淮阴、徐州、蚌埠,以至南京、上海,更不必说了。 第三,如果今天不建立我们党在城市中的领导,则反攻时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城市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欺骗来与我对立,或利用群众情绪,过早发动武装起义,以出卖革命群众,这种情形已见之于波兰之华沙,结果是把华沙的革命群众送给法西斯去屠杀。 从上述两方面来看,就可以知道城市工作在整个革命过程与快要到来的反攻局面,具有着如何重大的意义。因此,各级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提高到与根据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改变过去不重视或不大重视城市工作的观点,以便迎头赶上,求得在今年上半年,至少今年一年能收到显着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所有在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这是在我们反攻前,一件极端重要又极端艰苦的紧急任务。 二、里应外合的战略思想(略) 三、开展城市工作的优越条件与困难 一、在这次讨论中许多同志对开展城市工作,缺乏信心,其理由总括起来有下列几点: (一)以为城市里多是公子少爷,工作极难进行,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城市里是有一部分上层分子与富有子弟,这些人要靠他武装起义,当然是不可能的,但应知城市里大多数人民是工人苦力与贫民小资产者,所谓公子少爷是极少数的,而且这些人在抗日反攻中也要起一定的作用。 (二)以为城市中敌人力量强大,特务多,工作无法进行,这种观点也是片面的。今天敌人力量虽然还大,统治经验虽很狡猾,但由于民族矛盾,敌人的统治实际上非常薄弱,只要我们接近群众,注意秘密的工作方式与工作方法,工作是容易开展的。 (三)认为我们在城市中社会关系不多,工作不易进行,这也不然。我们有许多干部都在城市生长或城市里生活过,根据地中广大人民、士绅与城市群众更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只要我们善于动员这些关系,我们的工作是容易进行的。 (四)有些同志认为自己没有城市工作经验,因此感到工作无办法。这在某些同志说来确是如此,但经验是可以积累的,今天无经验,明天就会有经验。就我们全党来说,则我们已有不少的经验,如这次会上许多同志发言都有了很好的经验,我们有许多边区与游击区同志,更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这些经验将成为全党的宝贵财产,而传播到各个同志中去,以便利工作之开展。 (五)又有些同志以为自己太红了,不适合做城市工作,这也是事实,但这些同志可以不一定要住到城市里或据点中去,我们今天已有了根据地与游击区做我们的工作出发地(仅仅是出发地,城市工作始终要建立在城内),今天不比内战时代了,而且情况日益好转,在抗日情绪日益增高的条件下,只要我们注意秘密,善于接近群众,那末即使红色干部,也并不见得完全不能到城里去。 二、由此可见,以为城市工作无法进行,或者无法开展的观点是无根据的,相反的,我们应该认识今天来开展城市工作是具备着很多的优越条件,这种条件是自我党产生以来所未曾有过的。有哪些优越条件呢? 首先,是今天我们是反对民族敌人,不是反对国内敌人,而又在里应外合准备反攻的新目标之下,这与内战时期就大不相同,而今天在沦陷区广大人民中是普遍增长着反日情绪与民族仇恨,这是使我们开展工作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 其次,今天城市人民生活,已快到了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不仅劳苦群众无法生活,就是小资产者甚至中产阶级都很难支持,这是城市中未有过的情形,也说明敌人无法统治中国,因为人是要活的,到了不能活下去的时候,无论何人都是要找出路的,这就极端便利于我们去进行工作。 第三,今天国际形势已起了基本变化,欧洲反希特勒战争快要结束,东方反攻日本已不再远,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形势已甚明显,谁也不愿跟着日本人去走死路。 第四,国民党损兵折将,丧师失地,国土日蹙百里,一般沦陷区人民,包括上层资产阶级在内,对国民党都大失所望,过去倾向国民党的今天都改变了观念。 第五,我党、我军在敌后人民中威望空前提高,不仅我有正确的政策,而且在城市周围,有我们的强大军队与巩固的根据地,这就使基本群众无限兴奋,中间分子更加倾向我们,过去对我有成见的,今天也逐渐了解我之政策,某些坏分子也得考虑他的前途,而不得不改变对我的态度。因为有根据地与军队作依靠,对找关系,筹经费,控制两面派,对付破坏分子都更有办法了,这就使城市工作开展,有了极大便利。 以上是客观有利条件,在主观上也具备了优越条件,如: 第六,干部问题,大家以为很困难,其实我们有许多做过秘密工作的干部,有许多干部生长于城市中,与城市有很多社会关系的。我根据地往沦陷区谋生者都很多,从这些人当中可以找到很多的干部。我边区与游击区长期对敌斗争的干部,更是城市工作干部的最好对象。 第七,工作经验问题,我们虽然才开始做城市工作,经验积累不多,但过去在白区党工作的干部,及抗战以来在边区、游击区人民对敌斗争的丰富经验,以及几年来我们作敌伪军工作的同志,都积累了不少的经验,只要我们善于着手总结这些经验,传播这些经验,我们是可以开展城市工作的。 三、虽然我们开展城市工作有许多优越条件,但目前进行城市工作还是有许多困难之处: 第一,敌人有强大的武装与强大的统治机构,它有丰富的统治经验,与狡猾阴险的特务工作。 第二,顽伪合流,顽特与日特互相勾结来共同对付我们。 第三,我根据地在某些政策执行中尚有偏差,如反贪污、反特、俘虏政策,未能尽善执行等,这对沦陷区起了坏的影响。 第四,有不少叛徒被敌人利用来破坏我们,这些叛徒常是敌人最坚决的走狗。 第五,我们干部的工作经验还不够丰富,不大熟练。 这些困难就给城市工作开展以阻碍,我们不要被这些困难所吓倒,但也不能忽视这些困难,而粗心大意,我们要认识这些困难,克服这些困难,才能更有力来开展城市工作。 四、工作方向问题 由于我们的工作目标是反对民族敌人,是为了准备武装起义,目前大局有利于我,在城市要道周围,我们又有强大的军队与根据地作依据,这就确定了我们的工作方向有最广泛的社会基础,因此: 一、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包括城市一切群众中的各界人民。“在伪军、伪警中,在工人苦力中,在伪政界、经济界、文化界中,在青年学生、儿童、妇女中,甚至各种秘密结社及流氓组织中,都要进行工作。”除开极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与顽固反共分子,不能要他们参加外,其他什么人都在我们争取之列。 二、虽然如此,但我们的工作重心及主要注意力,应放在几十万伪军、伪警和几百万工人苦力身上,而这些工作应与上层统一战线活动分开进行,上层活动一般应是为了掩护与协助下层群众中的活动。为什么把重心放在这些下层群众身上,这就是因为: (一)我们一切是为了武装起义,而这些人是武装起义的决定力量,如把希望寄于上层了,则到了武装起义时,他们常常因为自己的地位、财产顾虑多,容易动摇犹豫,耽误大事。 (二)我们夺取城市后还要使之巩固起来,成为新民主主义的巩固堡垒,而这些入正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动力,不动员这些人作我们在城市中的社会基础,而把希望寄托于剥削阶级与上层分子,则反攻胜利后,新民主主义还是难于真正实现,我们城市工作同志应有明确的群众观念与阶级观念,这是任何马列主义者所不能忘记的。 三、在工人苦力中应特别注意两种人:一种是产业工人,如军火工人、市政工人、大工厂□□□工人,把这些人工作做好,在反攻时就能破坏敌人交通,造成市面恐慌(如电灯、自来水工人、军火工人罢工破坏等),便于里应外合,同时占据了这些工厂,又可以作为对敌进行巷战的堡垒。另一种则是苦力工人与失业工人,这些人是我们组织地下军的主要基础。这两种人配合起来,又成为在城市武装起义本身中里应外合的两种力量(苦力与失业工人地下军为外攻,工厂工人为内应)。 四、是青年学生、店员、职工与机关下层小职员,这也是城市工作的重要对象。这些人民族意识比较强,文化程度比较高,感觉比较锐敏,而目前生活之困苦与不自由,有时比之一般工人还更苦,更无保证,因此在这些人中进行工作,有许多便利条件。争取了这些人就可以使我们的城市工作得到了广泛的桥梁,通过这些桥梁,更可以在下层群众与上层分子中开展更大的工作。而我占领城市后,这些人更很快成为我们城市各种建设工作的干部。 五、在伪军、伪警中我们的工作方针,是通过上层与下层并重,这个方针有没有错呢?没有错,今天还应该如此,但过细来检讨这个口号,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的新口号应该是“紧紧依靠下层,同时不放松一切可能去争取上层,而上下层工作应该严格分开,又应该互相联系着”,这就是我们的新方向。 为什么我们要依靠下层呢?为什么要把我们在伪军中的工作基础放在下层呢?因为: (一)这是我们贯彻到各方面的基本原则、阶级路线。伪军中上层分子,无疑的是有资产、有地位的,而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这中间阶级成见是不可免的。今天许多伪军上层分子与我拉关系,虽然其中也有些还具有民族意识与爱国思想,但绝大部分是因为我们与敌人有矛盾,与其他伪军有矛盾,有些则是受到我之军事威胁、经济威胁(如切断其税源等),与当地群众斗争威胁,不得不同我们讲妥协,拉关系,利用利用。所以我们与伪军上层关系,始终是一种统战关系,是暂时的利害结合,在一定环境与一定条件之下彼此互相利用,到了环境变化,利害关系变化,力量对比变化,这些人中大部分的态度就要跟着变化,这是必然结果,不足为怪的。当王仲廉东进,韩德勤进到王光夏的圩子以后,北边许多伪军上层态度就大起变化,这是什么缘故呢?问题很显然,就是由于我们在这些伪军中只有上层关系,而没有下层基础,所以到了环境变化时,他们态度变化,我们便一点办法没有,只好听其自然,这是痛苦的教训。今天我们应很好接受这个教训,应该把自己的工作基础放在伪军中广大士兵群众与中下级军官基础之上,这些人多是穷苦出身,工农小资产者出身,他们的阶级利益与民族利益是与我们一致的,如果我们在这些人中间建立了工作,我们才可以说有了基础,才有办法应付这些上层分子之变化,这是目前伪军工作方向的一大转变。 (二)正因为伪军上层与我们关系是暂时的利害结合,是互相利用的,所以如果我们的工作只建立在上层,而没有下层基础,则这个关系是很难巩固的,特别是难于进步。现在我们有许多伪军上层关系,拉了二、三年,但一直到今天,这些关系毫无进步,不好也不坏,你如果对他好,他可以给你送些无关重要的情报,如果你紧一点,他也会变化的,这又是什么缘故呢?问题也是一样,就是我们没有下层基础来推动他进步,来迫他进步,而这些人是不会自动进步的,因为他与我们拉关系,目的就在使我们不去打他,他能够因此保存其实力与地位。所以这些人往往都是两面派,或者三面派,对我,对顽,对敌同时保持关系,有些人他与我的关系还可以告诉敌人,得到敌人允许的。大家想想,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如不在其下层建立工作基础,而希望他自己进步,靠不靠得住呢?当然这样的关系我们也需要,总比没有关系好,但如果永远停留在这种状态,那将来我们怎样反攻呢?所以要巩固现有上层关系,推动上层进步,也非建立下层基础不可。如果我们建立了下层基础,那我们除了外面的力量争取之外,加上他内部的下层力量之配合,则这些分子将不得不进一步与我建立更巩固、更密切的关系,否则我们可以运用内外力量,用各种办法来威胁他,以至改造他,这个进步与不进步的把柄就不会只操在上层之手,而将转过来操在我们之手了。 (三)我们伪军工作的总目标是为了组织武装起义,里应外合,攻克城市,消灭敌人,为达到此目标,我们更需要建立下层基础,使与上层相配合。如果我们没有下层基础,而把武装起义的希望只寄托于伪军上层分子,则到了反攻时,情况紧急,敌人监视严密,很容易由于上层分子留恋地位,顾虑家庭财产,而患得患失,顾此失彼,动摇犹豫贻误戎机,或者伪军上层掌握不了部队,致临时生变,因而使武装起义失败,里应外合配合不起来,这种事情,我们过去也有不少教训(如河涯徐攻击前,一个上层关系,闻讯逃往泗城,后由另一个排长内应配合)。今后反攻,将更严重,因此今天我们必须改变这个工作方向,不能满足于上层关系,而应在上层掩护之下迅速建立下层基础,依靠下层的坚决勇敢(这些下层因为生活困难,本身又无家庭、财产、地位之顾虑)来克服上层的动摇,推动上层勇气,必要时则抛弃上层,由下层直接组织起义,来响应外面进攻,只有这样,将来的里应外合,才成为可能。我们过去攻克许多据点,大部分是依靠下层配合,或者经过下层推动上层来起内应,河涯徐是如此,水牛刘叶场也是如此。 (四)在伪军争取过来之后,还要使他巩固起来与逐渐改造进步。一方面要使上层不致被顽方争取过去,或重新投敌,另一方面要不致争取过来之后,因下层无基础,而大批逃亡哗变,只剩下少数上层分子,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为要达到这个目的,尤须确立下层基础,使争取过来之后,下层不致大批逃跑,同时依靠下层来推动上层进步,如上层有变,我们有基础,能掌握部队不为所动,并从下层基础中不断提升积极分子,加强上层,改造上层领袖,如此才能真正巩固争取过来之伪军。当然,对争取过来之伪军,一般应以外围军看待,因而不能操之过急,不能一下子使之党军化,但也并不是不要去改造它,长期让它自流,而且如果我没有下层基础,则巩固为外围军尚不可能,更说不上改造进步。 从上述四点,可见我们在伪军工作上应紧紧依靠下层,确立下层基础,这是大家应该明确的。但为什么要不放松一切可能去争取上层呢?这是因为: (一)上层虽然动摇不可靠,但敌伪、伪伪之间矛盾重重,我们如能利用这个矛盾,加大这个矛盾,就可以孤立敌人,分裂瓦解敌人之力量,这一目的即使无下层工作,也可以做得到,如加上下层配合则更有力。 (二)争取了上层分子与我拉关系,可以减少我之敌对力量,便利我集中力量去对付敌人。 (三)伪军上层人物握有大权,通过他去号召、倡导、联络,效力更大,同时有上层工作作掩护,下层工作的进行,又得到莫大便利。 (四)伪军上层中还有个别明大义的人,当此国内外形势空前有利之时,更有不少有远见分子,这些人即是来投机,也并不坏,而敌人之阴狠残酷,敌伪矛盾加深,更使这些上层分子不得不另寻出路,到了时局剧变时,则这些上层分子乘机反正,揭竿起义,并不是不可能的,如加上下层工作有基础,则大规模反正与武装起义更有充分把握。 因此,我们在伪军中的工作方向,应紧紧依靠下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下层,不应自满于上层关系,停留于上层分子,这一点必须牢牢把握住。但并不能说我们今后不要上层工作,可以放松上层,相反的,我们应不放松一切机会去加强上层争取,通过他们来更扩大我们的影响与联络工作,来扩大敌伪矛盾,更加孤立敌人,通过他们来掩护我下层活动,加强武装起义之准备工作。如果我们只要上层不要下层,会使我们工作基础建立在不可靠的沙滩上;同样的,如果我们只要下层而不要上层,会使我们工作限于狭隘的小圈子里,而不能发展;这两者同样妨碍我们在反攻时大规模的武装起义与里应外合。所以我们今天纠正过去只走上层路线,忽视下层基础的偏向,但一定要防止今后又走上只要下层而放松上层争取的另外一个偏向。这两者互相配合起来,依靠下层为基础,更努力去争取上层,同时通过上层掩护,更开展下层活动,这就是今后在伪军中我们的工作方向,至于先建立下层工作还是先争取上层,这不要机械,应看具体情况而定。 有些同志问:我们争取伪军重心是地方伪军与周围据点,还是城市中的正规伪军?这也各有特点,地方伪军与根据地周围据点,便于我之争取,便于立即组织内应,攻克据点消灭敌人,影响城市;缺点是未能击中敌人要害。在城市中的正规伪军进行工作,可以作反攻时里应外合,占领大城市的重要作用,可以给敌人以致命打击,但今天工作开展要比地方伪军困难。因此我们对正规伪军应由边区与分区城市部用大力量进行,准备一批干部作长期打算,不求速效,而对地方伪军与周围据点,应交各县分头进行,建立内线后即以军事配合,攻克据点,以缩小敌区,推动城市正规伪军工作之开展;同时在这些据点内线活动中锻炼干部,积蓄经验,作为开展正规伪军工作将来里应外合之借鉴;这两者也是互相配合而不可偏废的。 六,关于青红帮工作,这也是城市工作的工作对象之一。为什么要进行这个工作呢?因为: (一)在敌伪统治地区,政治经济紊乱,人权、财权毫无保证,青红帮这种封建性的组织大大发展,将来还要发展,因此这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我们当然要注意这个工作,在其中团结一批人为反攻服务。 (二)这个组织是带半合法性的东西,它在各机关、各团体、各部队中都有人,如争取了这些人,有许多事情可以委托他们做,如情报、联络、交通、走私、打手、造谣……如真正争取了他们,是有很大作用的。 (三)有些同志以为这些流氓组织,我们无法争取,其实不然。流氓固然不可靠,但他对社会现状也是不满的,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它,晓之以大义,导之以大势,结之以感情,辅之以金钱,是可以起一定作用的。如过去泗灵睢之开辟,三番子工作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泗阳、淮泗这一工作没有做好,是因为用人失当,不是三番子无作用。 (四)对三番子组织,应很好研究,过去苏南所采取的办法一般可用。其办法有二:一方面把三番子变成带革命性的组织,凡拜我们为师的,要他发誓三点:一不为日本人做事,二不反对新四军,三不反对共产党;另一方面改变三番头子个人独裁形式为民主集中制,即在每县、每区三番头子中加上党委指派一、二人,成立三人委员会,一切收徒弟,使用徒弟等,都经过此三人委员会商讨决定,这些办法望大家研究运用。 七、此外还要在城市近郊的农民中进行工作,配合武工队的活动,逐渐把近郊变成隐蔽游击区,一方面可为推动城市工作之基地,另一方面可在此吸引城市工人、学生出来接头受训,参加武工队,以便替武装起义准备一批骨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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