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河南省确山县的竹沟镇一度闻名全国。

　　这个小小山镇，不到一千人且，坐落在豫南桐柏山区的腹心地带。它的一切都是平凡的：有一条几百栋老式民房组成的东西街，周围是残缺不全的土城；城外，清澈的大沙河蜿蜒流过，东岸的岗坡上，有些破旧的茅草棚子。

　　然而，随着革命者的战斗步伐，这个本来并不着名的小镇，却跃进了中国革命的斗争史册。早在一九二六年，杨靖宇将军发动的武装革命斗争席卷确山，这里就建立过党的支部。一九三五年，红军主力长征以后，竹沟一带的豫南桐柏山区，是我党在南方八省中坚持游击战争的十四个地区之一。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以后，当我们豫南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挥师东进抗日时，竹沟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后改为新四军留守处）的所在地，中共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中原局都秘密设在这里。在近两年时间里，竹沟这块红色基地，作为我党在中原地区的重要战略支点，为领导和组织敌后游击战争，谱写了更加壮丽的篇章：

　　在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肩负党中央、毛主席的重托和中原人民的期望，运筹帷幄，指点中原，正确地领导了创建鄂豫边区和豫皖苏边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在这里，彭雪枫、李先念、陈少敏等抗日将领，率领一批又一批中原子弟兵挺进敌后，参加到新四军的二师、四师和五师的战斗行列，转战在江、淮、河、汉的抗日战场。

　　在这里，我们亲手接到延安送来的马列主义书籍和武器弹药，又转送到了前线。

　　在这里，中原人民的子弟同来自全国的爱国青年，一同学习、战斗、成长……

　　到现在四十年了，我们还难以忘却在这里度过的峥嵘岁月。

　　一

　　天气越玲松越青，

　　穷人越苦骨越硬。

　　对着新坟拜一拜，

　　擦干眼泪投红军。

　　——桐柏山民歌

　　竹沟一带的革命火炬，是在朱总司令指导下，由共产党员张星江、王国华、仝中玉、周骏鸣和陈香斋等同志重新点燃的。

　　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四年间，中原上空乌云翻滚。河南省委由于叛徒出卖，各级党组织损失殆尽，党的骨干有的惨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有的被敌人投入了监狱。一九三四年春天，在江西中央苏区，朱总司令接见了来自河南的党的六届五中全会代表张星江和王国华同志，要他们回到河南以后，立即整顿恢复党的组织，组织武装力量，继续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朱总司令说：“你们要抓住山区，抓住敌人三不管的地方，生根发展，迎接全国抗日高潮的到来。”

　　在沉沉的黑夜，朱总司令的指示象灯塔一般指引着中原人民前进的道路。张星江和王国华的组织关系，原来分属鄂豫边区工作委员会和河南省委。王国华同志回到家乡，立即把河南省委下属的确山、信阳等县幸存的少数共产党员秘密串连起来，与张星江同志所在的鄂豫边区工委合并，在一九三五年秋天组成了鄂豫边区：省委，张星江任书记，王国华任宣传部长，仝中玉任组织部长。

　　竹沟一带豫南桐柏山区，处在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缘，又当伏牛山脉和桐柏山脉的交叉处。这里山岗起伏，豪强割据，土匪出没，正是朱总司令指出的国民党统治薄弱的“三不管地区”。鄂豫边区省委成立不久，为了准备武装斗争，就把原河南省委军事部长周骏鸣同志派到这里来了。周骏鸣先到竹沟，看到镇上有几股反动武装，不利于开展活动，就沿桐柏山脉南行，转移到信阳县西北的吴家尖山隐蔽下来，同贫苦农民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他看到这里的联保主任对农民进行残酷剥削，砍柴人卖柴以后，还得交柴火税，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他抓住这机会发动群众同联保主任斗争，抗交柴火税，不久就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三个支部。八月间，省委也迁到了这里。

　　一九三五年冬季，鄂豫边区省委开会研究分析形势。那时，国民党正规军由于大部分在尾追、堵击我长征部队，河南全境驻军不多，而且都集中在铁路沿线，省委认为这正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时机，但也有个别同志信心不足。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循循善诱地说：“土匪都敢同国民党干，何况我们共产党人！我们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起来的，我们代表劳动人民的利益，我们有组织纪律，有群众支持，难道还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吗？”他的话斩钉截铁，激动着所有在场的同志。武装革命斗争的号角吹响了！

　　一九三六年元月四日（阴历腊月初十）晚上，鄂豫边区省委领导的一支小小的游击队，在吴家尖山诞生了。这支游击队最初只有七个人，两条半枪（一支只有两颗子弹的小八音手枪，一支汉阳造七九步枪，外加用五块钱买来的一条“撇把子”），队长是周骏鸣同志，指导员是张星江同志。

　　游击队成立的当夜举行武装暴动，打死了小石岭一个无恶不作的保长，缴获了保公所的六条枪。接着，在宋冲、竹沟、石滚河一带打土豪，夺取了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弹药，各县地下党又输送来一批党员，不久就发展到三十多人、十四条长枪和五条短枪了。

　　阴历三月初三，是桐柏县平市镇赶庙会的日子。每年庙会时节，平市镇要连唱两天大戏。桐柏县的土豪劣绅，达官贵人，总是身穿绫罗绸缎，腰挂手枪，携带着爱妻宠妾前来赶会。省委决定到平市镇去夺枪。这天早上，游击队驻地一片繁忙景象。游击队员们都化装成香客，暗带枪支，省委还发动了根据地的一百多位农民，每人带了一根“进香朝圣”的木棒，有组织地配合行动。

　　临出发前，张星江同志进行战前动员。他首先大声朗诵了一首革命歌谣：

　　一声春雷动，

　　确山杀气腾。

　　十万老百姓，

　　围攻确山城！

　　然后问道：“同志们，你们知道今天是啥日子？”

　　“三月三！”游击队员和农民群众齐声回答。

　　“对，三月三，这可是个战斗的日子。”张星江同志继续说：“一九二七年三月三，杨靖宇等同志领导咱确山农民群众举行武装暴动，后来攻下了确山城。今年三月三，可轮到咱们了，咱们要到平市镇去显显武艺，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武装咱们自己。我们都应该学习杨靖宇同志，英勇战斗，旗开得胜，智打，巧打，速去速回！”

　　正是豌豆开花的时节，紫红色的、白色的豌豆花，点缀在绿色的田野上。游击队穿过山野河谷，经过一天一夜的长途急行军，第二天下午抵达平市镇。

　　庙会上热闹非常。跑江湖卖艺的，做小买卖的，卖各种各样吃食的小摊，吸引着形形色色的人群。张星江、王国华和周骏鸣同志各自挑了一担木柴，扮作卖柴的先进庙会侦察。他们发现国民党保安队有两连人守在那里，为了避免过早暴露，决定长枪一律不进会场，由周骏鸣同志在外指挥策应；张星江和王国华同志带领其余八十多人进去，这样，在庙会上，我们的武器一共就只五条短枪，加上每人一根木棒。各人都在脖子上围了一条白毛巾作为暗号。

　　当我们的游击队走进庙会时，舞台上的大戏唱得正热闹。土豪劣绅们仰望台上，毫无戒备，有的还把手枪盒子挂在货棚的木架上抖威风。游击队员们一一接近了物色好的对象。

　　“砰”的一声，枪声响处，张星江同志战斗令下。我们的战士和群众立即挥起木棒，向土豪劣绅们头上打去。顿时，天翻地覆，一片大乱。国民党保安队一名军官，正指手划脚时，木棒落到他的天灵盖上，当即毙命。保安队被人群冲得七零八落，我们共夺得十多条长枪和六条短枪，乘混乱中冲出会场，迅即转移。

　　但是，由于两天来数百里往返急行军，又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长途奔袭，游击队员和群众个个劳累不堪，当晚没来得及赶回根据地，就在歇马岭中途宿营。第二天拂晓，国民党保安队追赶到我们的宿营地，游击队仓促应战，周围寨子里的反动地主武装都出来帮助保安队打我们，形成了四面包围的形势。一直打到傍晚，游击队才冲出重围。省委书记张星江同志不幸牺牲，游击队长周骏鸣同志也负伤了。

　　经受了这一次重大挫折，我们红军游击队几乎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国民党又不断调集部队对我们进行围剿。严酷的斗争环境，促使我们不得不提高斗争艺术，改变斗争策略。

　　省委把游击队编为三个小分队：一支在吴家尖山，一支在竹沟、石滚河周围，一支在桐山沟、高邑、邓庄铺一带，紧密依靠群众，采用灵活机动的战术对付敌人。

　　当国民党调集重兵围剿时，我们就“化整为零”，把游击队员分散隐蔽到群众家里，白天帮助群众生产，夜间“化零为整”集中活动。这样，昼伏夜出，神出鬼没，国民党部队发现不了我们，只好草率收兵。

　　我们本着“反对孤立政策，承认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的原则，加强了对土匪的工作。桐柏山区土匪很多，大股小股共万余人。匪众多是一些为生活所迫“逼上梁山”的贫苦农民。省委派游击队副队长陈香斋等同志专门作“匪运”工作，凡不与我们为敌的，就争取他们，同他们互不侵犯。那时，被威胁去当了土匪的匪众，一般都反对国民党而同情我们。有时他们来到我们游击区某个地方，只要我们打声招呼：“这是老共们的地方！”他们就连说“误会，误会！”绕道而过。

　　为了适应环境和条件的变化，我们不再一般地提“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只提“打坏货”。所谓“坏货”，是当地群众创造的具有特殊含义的语言，指剥削压迫劳苦大众最坏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及其最凶恶的“狗腿予”。对这些家伙，不但贫苦农民痛恨，一般开明士绅、小地主和富农也痛恨。那时，南方各省处于革命低潮，敌强我弱，“分田地”的口号一时实现不了。我们根据策略的灵活性，提出“打坏货”，则为大多数人拥护赞成。

　　经过一段艰辛努力，我们与农民群众结下了血肉相连、生死与共的深厚情谊。当我们打“坏货”时，群众主动向我们提供情报；我们宿营时，群众替我们选择地形，布置警戒；平时还为我们掩护伤员。有一次，确山县委书记段永建同志在大王庄开会，国民党部队来了，威胁群众：“谁家有共产党不报，就把全村人杀光，房子烧光！”段永建同志怕牵连群众，正待挺身而出时，地下党员和群众却说他是常来这里的一位席匠，掩护了他。后来敌人把段永建同志逮捕，群众又通过开明士绅营救出狱。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我们豫南桐柏山区的红军游击队，正象毛泽东同志概括南方游击战争情况时所指出的，“受到了某些挫折，但是并没有被消灭，许多部分，正在恢复、生长和发展。”到了一九三六年底，已经发展到近二百人了。

　　二

　　延安宝塔吐霞光，

　　全国人民有方向。

　　桐柏山下红旗展，

　　来了咱抗日自卫团。

　　——桐柏山民歌

　　一九三七年，全国出现了抗日高潮，豫南桐柏山区的革命斗争，随着进入新的阶段。

　　一九三六年双十二事变后，省委同中共中央北方局建立了联系。那时，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省委急需得到党中央的指示。一在一九三七年三月派周骏鸣同志化装北上。周骏鸣同志经过北方局介绍，五月到达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豫南桐柏山区三年坚持游击战争的情况，请求党中央领导，以便适应新的形势，进一步开展斗争。

　　党中央很重视豫南桐柏山区，在延安的一次晚会上，毛主席听说周骏鸣同志到了，就接见了他，亲切地对他说道：“你们那个桐柏山区很重要，希望你们坚持下去，为抗日战争作出贡献！”朱总司令还专门听取了周骏鸣同志的汇报，并且对形势作了分析。那时，在我们这里，有一种意见认为，为了同国民党合作抗日，应该首先解散游击队。朱总司令坚决反对这种意见。他对周骏鸣同志说：“国民党是因为消灭不了红军主力，才同我们谈判的。现在，他们因为同红军主力停战了，不但不会同你们谈判，相反，有可能调更多的正规军来围剿你们，你们必须有所警惕！”为此，党中央指示我们，游击队不但不能解散，反而应当得到巩固和加强。在斗争策略上，党中央要我们根据党在抗日时期的方针政策，从消灭和争取改造土匪的斗争中，扩大我们的武装；并同开明士绅和国民党地方政权建立统战关系，争取合法存在，以便在中原地区建立一个抗日的重要据点。

　　形势的发展，完全证实了党中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英明预见。就在周骏鸣同志赴延安期间，国民党调集了东北军两个正规师进驻泌阳，对我们进行围剿，企图用一个月时间全歼我红军游击队。他们的行动计划，被我们打入国民党部队的地下党所掌握，向省委报告了。省委书记王国华同志得到情报，立即主持召开县委书记联席会议，并将省委机关和红军游击队脱离游击区，转移到淮河沿岸。接着，我们又通过地下党，对东北军的中、下级军官开展统战工作，向他们宣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使国民党的围剿计划再一次破产。一个月后，国民党部队离开游击区，我们又回来了。

　　一九三七年八、九月间，周骏鸣同志和党中央派来的代表一起回到桐柏山区。省委听他们传达中央指示以后，立即把红军游击队整编为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由周骏鸣同志任团长，王国华同志任政委。自卫团积极执行党中央指示，从消灭和争取改造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大力扩大游击队的武装。那些年，河南土匪遍地，民不聊生。国民党杂牌军多是利用土匪来扩充他们的部队，根据枪支人数发给土匪头子委任状。当地有句俗话：“想当官，就淌杆（拉杆子当土匪头）”。因此，土匪头子大都有政治野心，而匪众则多是贫苦农民，为土匪头子所控制利用。我们在消灭和争取改造当地土匪的斗争中，坚持争取教育与改造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促使他们参加抗日。把危害人民的股匪与反抗国民党统治的起义农民区别开来，把土匪头子、惯匪和匪众区别开来。在邓庄铺，我们曾经通过李耀堂同志去作土匪工作。李耀堂虽然当时任国民党联保主任，但为人正派，同情我们，愿意抗日。他给土匪宣传，说“共产党讲朋友，讲义气，只打害人的恶霸，就是现在的‘梁山’。”结果争取到一千多人的匪众投向我们。对于危害群众的土匪，我们就各个击破，逐步消灭。每当打垮一股土匪以后，对匪首和惯匪给予惩处，对老弱病残发生活费和路费，遣散回家，而把。大部分群众教育改造过来参加抗日，充实我们的力量。

　　我们继续打“坏货”，同时对开明士绅积极加强统战工作。确山申集有位姓宁的开明士绅，听我们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之后，送给我们一千银元作为抗日经费，并且逢人就说：“仁义之师，不可不助。”他听有人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立即拍案而起，反驳道：“胡扯，在民族存亡，危若累卵的关头，不记前仇而枪口对外者谁？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以救国救民为己任者谁？请问骂共产党的人，你们有没有民族良心？”他还把自己的侄儿送到我们部队参加抗日。

　　当然，在地主豪富中，有的人是顽固不化的。记得王国华同志有次向泌阳县大梨园的一个土豪写了封信：“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望能慷慨解囊以助军威！”那土豪却回信：“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但请贵部割下一千人头，头来钱往，交易公平。”我们一见信，几乎把肺都气炸了。当时没硬攻他的寨子，而是智取。几天之后，我们抗日自卫团的副团长冯景禹同志，带着先头部队扮作国民党保安队，假缚了几位装作土匪的战士，直奔大梨园而来。寨子炮楼上问我们是什么人，冯景禹同志回答是泌阳县保安队。

　　“贵干？”炮楼上又问。

　　“混蛋，没见我们抓土匪吗？”

　　寨门开了。土豪把我们迎进去，请到罗圈椅上坐下，一边递茶，一边献殷勤：“长官光临小寨，兄弟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哪里，哪里。”王国华同志回答道：“没把人头带来，请寨主多多包涵。”

　　顿时，骄横的土豪吓得面如土色……

　　这次战斗结束以后，我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周骏鸣同志带领，留在信阳的吴家尖山、邢集一带活动；一路由王国华同志带领，回到确山、泌阳边区根据地，继续打下了许多寨子。当我们的影响扩展到竹沟周围时，竹沟仍为反动势力所盘踞。在这个小小的镇子里，聚集着国民党一个联保主任、一个镇长和三个保长，他们修了四个炮楼，各自豢养了一批走狗，有十几条短枪，好几十条步枪，依旧横征暴敛，剥削人民，常常把经过这里的商贩杀掉，夺取钱财，群众迫切要求解放竹沟。一九三七年九月，鄂豫边区省委叫周庆鸣和杨袖峰等同志在镇内组织群众，举行武装暴动。这时，周庆鸣等同志组织了二十多人，但是只有两条驳壳枪，一支小八音，不到十发子弹，我们就作国民党联保主任和保长身边的护兵的工作，把他们争取过来配合行动。

　　举行武装暴动的当天，竹沟逢集，东西街上，人群熙熙攘攘。我们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打死了一个保长和联保主任，收缴了敌人炮楼上的全部武器。顿时，全镇锣鼓喧天，一片欢腾。但当周庆鸣同志带领暴动群众离开竹沟，去国民党联保主任家中收缴武器时，一个坏分子却勾结了一股一千多人的土匪乘机而入，窜进镇里，把群众财物抢劫一空。在群众的要求下，王国华同志带领抗日自卫团进驻竹沟，并在这一带剿匪安民。至此，以竹沟为中心，在方圆百里的确山、泌阳、桐柏、信阳四县边区，包括泌阳的邓庄铺、高邑、马谷田、王店、冷水铺和确山的竹沟、石滚河、孤山冲、瓦岗寨、老庄、前城、玉皇顶、王山、陈楼、高庄，以及桐柏的龙窝和信阳的吴家尖山、邢集等大小集镇，就都为我们控制。在这些集镇里，反动武装大部被歼；党领导下的抗日群众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我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在一九三八年初发展到了一千余人，纵横驰骋于桐柏山区，已成为一支不可摧毁的力量。

　　三

　　乌云之中见青天，

　　竹沟就是“小延安”，

　　一声号令震破天，

　　千军万马上前线。

　　——竹沟民谣

　　正象朱总司令所预言的，国民党消灭不了我们，不得不找我们谈判了。

　　张钫找过我们。此人系国民党杂牌部队将领，原来手上掌握两个师，一九三一年被蒋介石用“以毒攻毒”之计，调去围剿我鄂豫皖红军，结果被红军消灭了。抗日战争开始后，他只落得一个国民党第一战区抗日预备军总司令的空头衔。因为想借助我们的力量来扩充他的实力，张钫派了代表到邓庄铺。这个代表看到我军纪律严明，实力雄厚，就把带来的一千块钱和几车军衣都送给了我们。

　　国民党的地方政府也开始同我们接触。但是，就在谈判的同时，他们仍未放弃消灭我们的企图。一九三七年底，在信阳蔡冲，国民党信阳专署一边同我们谈判，一边调集了几个县的民团来，想借机消灭我们。群众向我们反映说：“这些家伙没安好心呀，他们的主力都躲在屋里。”于是我们连夜把部队转移到泌阳，只留下谈判代表，使他们的阴谋未能得逞。不久，豫西反动头子别廷芳，又纠合一股匪徒袭击我鄂豫边区省委所在地邓庄铺。王国华同志闻讯后，立即带领部队前来阻击敌人，周骏鸣同志也从信阳带部队到台山、鸡窝山把敌人包围。在我军英勇反击之后，别廷芳仓惶逃窜。

　　到了一九三八年初，当周恩来同志代表我党同国民党谈判时，网民党终于承认了我党在竹沟地区的合法地位。双方洽定将我豫南人民抗日自卫团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三月份，这支部队的主力一千余人，由林凯同志和周骏鸣同志率领，开赴安徽敌后抗日。这支部队就是后来新四军二师的基干力量的一部分。

　　留在竹沟的机关部队对外统称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设在东西街上坐北朝南的三大间四合院里。不久，根据中央指示成立的河南省委迁到竹沟，鄂豫边区省委改为豫南特委，都秘密设在这里。

　　党中央不断加强竹沟地区的领导力量。在此前后，一批又一批的老红军干部和抗大学员都陆续来了。记得八路军参谋处长、内战时期的名将彭雪枫和张爱萍等同志，就是一九三八年初来的。

　　竹沟是盆地，四面奇峰兀起，层峦叠嶂。在那如利剑刺向云天的铜山之巅，有一所古庙，历年来是善男信女们心目中的“圣地”。每年二月花朝节，人们跋山涉水，络绎不绝地来到这里，由半山攀铁链拾级而上，到古庙去敬香献佛。天旱无雨，他们又敲锣打鼓，到铜山祈求甘霖……然而，自从我党领导的抗日部队进驻竹沟以后，这一带人民心目中的圣地，已不再是铜山古庙，而是竹沟。那时，处在国民党政权四面包围之中的小小竹沟镇，被农民群众称作“乌云中的一片青天”，被知识分子称作“小延安”，吸引着一切爱国的人们。

　　每天，在留守处门前，总是簇拥着一大批青年，他们有的是从四面八方的大城市慕名而来的，有的是竹沟地区土生土长的。他们虽然出身不同，衣着不同，然而，都有着要求抗日的共同愿望。单是瓦岗寨一个地方，有一次就有三十多个十六、七岁的青年，由他们的父母送来，硬交给留守处主任王国华同志。由于大批爱国青年涌至竹沟，为了适应形势的发展和群众要求，省委创办了教导大队，为抗日游击战争培养骨干。不久，又开办了新兵队（党训班）。

　　一九三八年春天，当桐柏山脉积雪融化，大沙河畔柳枝吐绿的时候，教导大队开学了。

　　教导大队以延安抗大为榜样，一切都自己动手。没有房子，领导教导大队的彭雪枫同志，就领着学员们上山砍树，割草，做砖，打墙，在东城门外盖起了茅棚校舍。没有粮食，同志们常常吃糠菜豆腐渣。但是，他们满腔热情地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着作，学习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还在山林间进行军事训练。

　　竹沟又是党中央到敌后的中转站。那时，由于我们同国民党形成统战关系，从延安派往敌后工作的同志，可以带着八路军、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的符号，从延安经灵宝、洛阳来到这：里，转赴敌后；敌后去延安的同志，也可以来到这里，循经同样路线北上。延安运来一口一口的大木箱，装满了马列主义书籍和枪支弹药，从这里分送到了敌后各个抗日战场。

　　竹沟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清晨，清澈如镜的大沙河上刚刚升起晨光，嘹亮的军号便将人们催醒，教导大队、新兵队的学员和机关干部，都聚集在东城门外大沙河岸的沙坪上，跑步、出操，进行军事训练；傍晚，晚霞映红了大沙河水，一队一队的抗日健儿，又在这里打球、唱歌、游戏。《大刀进行曲》、《到敌人后方去》等抗日救亡的歌声响彻田野街头。

　　那时在竹沟，我们还有俱乐部、文化馆、印刷厂，出版过《拂晓报》和《小消息报》。

　　一九三八年四月，省委从教导大队结业的学员中抽调出三十几位同志，成立《拂晓剧团》，由于经费困难，布景是用被单缝制的，眉笔是从灶灰里拣出的木炭棒，胭脂是红药水，胡子是浆糊粘棉花。就是这样艰苦的条件，他们在五一节演出了《烽火》等节目。徐州会战，国民党的溃兵窜进豫南山区，到处骚扰，群众纷纷跑到竹沟，请求留守处派队伍去制止败兵抢劫，保护人民生命财产。但是，当时是国共合作时期，不能打国民党，于是省委派剧团到败兵必经之路，进行巡回演出。他们来到泌阳的邓庄铺，当一位骑着高头大马的国民党高级军官带着溃兵到来时，剧团的同志们立即迎上前去：

　　“长官辛苦了，请喝茶！”

　　那军官端着茶问道：“你们新四军就住这一带吗？”

　　“是的，上级叫我们向贵军慰问，听说贵军纪律……”

　　于是这位国民党军官，不得不装腔作势地对他的士兵说：“传我的命令：这里是新四军的地盘，不准你们进村骚扰，谁敢违抗，就地枪决！”接着，剧团的同志们就坚持在那里，一边演节目，供应茶水，一边监督国民党溃兵。我们就是这样来保护人民群众的。

　　竹沟附近的农村，多年来由于军阀混战，土匪骚扰，田园荒芜，一片凄凉。自从共产党的部队进驻竹沟，在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区乡都组织了抗日自卫武装，剿匪防奸，安定社会秩序。天花楼、孤山冲、石滚河有几个土豪仇视抗日部队，阴谋破坏，当地的农民自卫队便把他们扭送到留守处接受教育。竹沟地区西南的深山中，有小股土匪潜伏骚扰百姓，王山和傅楼的农民自卫队，就配合留守处武装前去进剿，迅即荡平匪患。在农村里，农民群众安居乐业，业余识字班一片读书声。革命的军队爱人民，人民拥护子弟兵，我们要枪，他们就搜集枪枝弹药送到这里；我们要人，他们就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军；我们要粮食，他们就供应粮食。当林凯、周骏鸣同志带领主力部队开赴敌后时，留守处本来只有两个排的兵力。但是，半年之间，又发展到好几百人枪了。

　　一九三八年夏天，徐州、开封失守，豫东、皖北相继陷落。九月份，周恩来同志和叶剑英同志指示河南省委将领导重心转向豫东，与八路军冀鲁豫部队沟通联系。省委决定派彭雪枫同志率领留守处的部队和教导大队学员共三百余人，组成新四军游击支队挺进豫东抗日。十月一日那天出发时，彭雪枫同志领导部队，在东城门外沙坪上举行誓师大会。王国华同志代表竹沟地区人民勉励东征将士奋勇杀敌，彭雪枫同志代表部队，表示了打击日寇、光复失地的决心。这支部队后来与豫东部队会合，开辟了豫皖苏区根据地，发展为新四军的第四师。

　　就在豫东、皖北沦陷前后，整个华中战场的形势也发生了急剧变化。一九三八年十月，沿浦信公路西犯之敌，十二日陷信阳，接着沿平汉路西侧南窜湖北，陷应山、安陆、应城；越大别山沿长江北岸西犯之敌，陷黄冈、黄陂，二十五日侵入汉口。

　　在日寇疯狂的进攻面前，国民党四十万大军狼狈逃窜，武汉和周围二十八个县城都被敌人侵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为了在中原地区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党中央派李先念同志南下，同时把经过长征的三十多位团级干部和一个排的老红军战士也从延安派到竹沟来了。

　　李先念同志是红四方面军的着名将领，曾在鄂豫皖苏区和川陕苏区长期坚持武装斗争。他在一九三九年元月抵达竹沟以后，一面参加河南省委的领导工作，一面密切注视武汉外围战局发展。

　　那时，湖北境内，敌伪横行，土匪蜂起，广大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只有我党留下的零星武装，在分散地抗击日寇。为了全面领导鄂豫边区的抗日游击战争，李先念同志从留守处抽调七、八十名战士和六十余名干部，组成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继续南下。

　　一九三九年元月十七日这天下午，又是在东城门外的沙坪上，河南省委组织我们当地的干部群众，举行欢送大会。

　　这时，天低云垂，寒风飕飕。铜锣响处，参加大会的群众，扶老携幼，接踵而来，我们的心情分外激动。大家熟悉的陈少敏大姐，是省委组织部长，首先代表竹沟地区的干部群众致欢送词。

　　陈少敏同志说：“我们曾经欢送自己的子弟兵，跟着林凯、周骏鸣同志奔赴敌后，两个半月以前，彭雪枫同志又带着部队誓师东征，现在在豫东打击日寇，他们都打得很好。今天，我们是第三次欢送深入敌后的同志们了。我们希望南下同志们，克服一切艰难困苦，迅速在武汉外围打开局面！你们要人，我们去人；你们要东西，我们支援。我们一定加紧学习，努力生产，尽一切力量支援前方！”

　　李先念同志和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的干部战士，都身穿灰色军服，佩带新四军符号，军容严整，威武雄壮，他们当中，有的是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干部和战士，有的是中原人民子弟兵。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李先念同志满怀战斗豪情，用铿锵有力的语调，向竹沟地区干部群众，表示了坚决执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统一鄂豫边区武装力量，大力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战斗决心。

　　那时正值隆冬，朔风凛冽，暮色苍茫，天空开始在飘雪了。李先念同志一声令下，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的同志们，迎风傲雪，踏上了征程。

　　四

　　越过千重水，

　　踏破万重山，

　　胡服同志到竹沟，

　　妙计定中原。

　　——竹沟民谣

　　一九三九年元月二十八日，是值得竹沟人民永远纪念的日子：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同志来了。

　　那天，雪后初晴，灿烂的阳光与桐柏山脉的积雪交相辉映，天空明净而开朗。竹沟镇上，彩旗迎风飘动，抗日救亡的标语分外夺目。原来那天是十九路军松沪抗战七周年纪念日。

　　一九三八年十月至十一月间，在延安召开的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中原局。少奇同志是根据六中全会决定，来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的工作的。他一来到这里，就向河南省委和新四军留守处的主要负责干部，传达了六属六中全会的决议，并且把带来的会议文件分发给大家。少奇同志在传达时，对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统一战线高于一切”的右倾投降路线进行了深刻批判，同时，根据全会精神，对中原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进行了全面规划。在少奇同志的关怀下，新四军留守处的武装不断扩大，教导大队和党训班更加兴旺，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也发展得更快了。记得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少奇同志听说鄂中地区在陶铸、钱瑛和杨学诚等同志领导下，抵制了王明的右倾投降路线，以矿山工人为骨干组织起：抗日武装，就专门把钱瑛和杨学诚同志找来汇报。少奇同志听了十分高兴，同时指示钱瑛等同志，坚持独立自主的统一战线，根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鄂中地区高举抗日的旗帜，大力发展武装。在少奇同志指示精神的鼓舞下，陶铸同志不久就在鄂中组织了公安寨伏击战和夜袭云梦城这两次着名战斗，打死日本天皇的一名皇亲，一度攻入云梦城，狠狠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使敌后抗日军民人心大为振奋。

　　少奇同志十分关心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的统一和壮大。继李先念同志南下后，四月间，他又派陈少敏同志从竹沟带领干部战士共二百余人到了湖北，六月上旬到达京山县养马畈。同李先念同志、陶铸同志的两支部队会师。为了充实鄂豫边区的骨干力量，他把在自己身边工作的秘书、译电员、机要员和警卫员也派到湖北去了。

　　少奇同志领导着中原局坐镇竹沟，使得这个小小山镇成为中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指挥中心和鄂豫边区的可靠后方。前线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延安来的很多干部和送往敌后的马列主义书籍、武器弹药，也大都经过这里中转。从竹沟派往新四军二师、四师和五师的指战员先后达三千余人。

　　在竹沟期间，少奇同志还向军政干部和教导大队、党训班的学员，作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报告。我们记得作报告的地方，是在教导大队自己动手用茅草盖成的一间大课堂里。那里没有桌椅板凳，我们都在地上坐着，少奇同志拿着他用钢笔横写的一大本讲稿，给我们讲了两个半天。他的报告条理分明，深入浅出，我们都能听懂。他在报告中倡导的共产党员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撤退在后”的精神，一直是鼓舞我们前进的动力。

　　一九三九年夏季，少奇同志一度返回延安。当他再次来到竹沟时，已是九月中旬了。

　　秋风萧瑟，落叶飘零。只有那苍劲的松柏和漫山绿竹，在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此时，华中我军已完成了战略展开任务。在新四军军部，以陈毅同志为代表的许多同志，同项英同志执行王明右倾路线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坚决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东进北上方针，开展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争，创建了江南敌后根据地，并以一部挺进到扬州、泰州和天长、六合地区。第四、五支队初创了皖东敌后游击根据地，彭雪枫同志领导的第六支队开创了豫皖苏游击根据地。李先念同志已把豫南、鄂中党的武装统一整编为新四军鄂豫独立游击支队，向豫南、鄂中及汉水、淮河沿岸挺进。少奇同志这次重来竹沟时，首先同中原局的主要干部一起分析了华中抗战局势。为了进一步贯彻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他决定率领中原局东进。与此同时，他对竹沟地区的工作也进行了全面布置。

　　那时，由于日本侵略者加紧诱降活动，国民党顽固派积极推行反共灭共政策，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在鄂豫边区不断制造摩擦。少奇同志来竹沟不久，就派他的秘书向张旺午同志（当时任竹沟地委书记）详细了解竹沟周围敌、友、顽的基本情况和动向。紧接着，他就在军政干部会议上作了形势报告。在报告中，少奇同志高瞻远瞩，对国民党顽固派进攻竹沟的危险性作了充分估计，要求我们提高警惕，准备应付突然事变。他同时指示：现在中原地区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已经发展壮大，竹沟这块红色基地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因而提出了分期分批逐步撤离的方针。按照少奇同志这一指示，十月间，竹沟地区的军政干部和武装力量，第一批近三百人，由少奇同志亲自率领，离开竹沟赴新四军军部，第二批六百余人，由朱理治同志率领开赴鄂豫边区，第三批由王国华同志领导在竹沟坚持。

　　十月九日，少奇同志离开竹沟的那天上午，同志们陪送他，从东河街走出东城门，一直过了大沙河，他才同我们频频挥手告别。那时，我们虽然大都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但是都尊重他，热爱他，怀念他。直到现在，当地还流传着这样一支歌：

　　青山情意深，

　　流水流不完；

　　胡服同志和人民，

　　生死两相连。

　　……

　　少奇同志离开竹沟一月之后，正如他所预料的，十一月十一日，发生了震动全国的竹沟事件。这天清晨，国民党顽固派麇集确山、信阳、汝南、泌阳等县民团武装共二千余人，悄悄逼近竹沟。然后诈称是友军六十八军的壮丁队，强行进入东城门，我守卫东城门一个班的战士奋力阻挡，因寡不敌众，全部牺牲。敌人共一百余人通过东城门蜂涌而入，占了东边半条街。狂妄的敌人大声叫嚷：“你们完蛋了，交枪吧！”

　　这时，留守处警卫营的一个排的战士们临危不惧，立即奋勇当先，冲上街头阻击。与此同时，东城门两侧炮楼上的我守卫部队，一面封锁大沙河河面，切断敌后续部队，同时从窜入城中的敌人后面发动进攻，在我们前后夹击下，敌人断水断粮，遭受重大伤亡，到了下午四点多钟，不得不撤出城外。这时候，我们又把东门关上了。

　　当时，我们在城内只有两个连的兵力，一挺机枪。面对数倍于我之敌，干部战士奋勇当先，浴血奋战，群众全力支援。青壮年们扛上铡刀、土枪，协同部队防守，妇女们组织起来，用斧头砸铁碾面，装在土枪土炮里射向敌人。砖块、石头都被当作武器，一担一担送到城墙上。

　　战斗持续到第二天傍晚，敌人始终未能再逾越城门一步，我们的子弹快打光了，特别是由于电台失灵，和守卫在四望山的援军又联系不上，王国华同志把我们集中到西城门里，决定突围。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在土城外面的城墙上，挂满了灯笼，佯装准备固守。司号员吹出了集合学习的号声。当敌人猝不及防的时候，我们的部队立即从西城门冲出来了。西城门外的泌阳县民团是我地下党员段常显、徐中学等同志领导的，由于我们已同他们联系，当我们冲出城门时，他们命令民团主动让路，对空射击，我们胜利突出重围。

　　第二天早上十点钟光景，我们突围出来的部队在桐柏县的龙窝胜利会合。这时候，雨后初晴，竹沟方向雾气潆潆。离开竹沟，离开那哺育我们成长的英雄的乡土，我们每个人的心头都象压上了石块，沉甸甸的。王国华同志以沉着坚毅的声调对我们说：“同志们，我懂得大家的心情，我的心情同大家一样。敌人的兵力数倍于我们，胜败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我们必须突围。我们还要到李先念同志那里去，继续反击国民党顽固派，打日本鬼子。新的战斗任务在等待着我们，我们必须前进。竹沟将来一定是我们的！”

　　“是的，竹沟镇将来一定是我们的！”我们在心里默念着他的话，然后迎着灿烂的阳光，继续朝前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