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仲德同志百岁诞辰的前夕，北京新四军第7师暨皖江地区研究分会，于2001年8月30日召开座谈会，由张铚秀会长主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时生、李岩、江文、刁筠寿、易非、刁洪、胡溪涛、张玉山等老同志，蔡传云、惠自华同志因病因事当天未能参加会议，会后也表达了怀念之情。孙仲德同志的女儿孙维民也参加了会议。大家一致认为，孙仲德同志在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的残酷斗争中，始终站在战斗的最前线，立场坚定。在危险时刻，置生死于度外，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平时，他深入群众、团结同志、重视培养干部、勤勤恳恳、兢兢业业、能上能下、两袖清风。为革命事业做出了光辉的奉献，受到大家的敬重。用几句白话诗表达我们的心声：

　　藕出污泥洁且清，

　　开花结果献人民；

　　两进延安收获大，

　　栋梁培育党恩深；

　　疆场歼敌扫落叶，

　　运筹帷幄纵横行；

　　江北游纵你引航，

　　耿耿赤胆显忠心；

　　能上能下党性强，

　　皖江涛声赞颂君。

　　同志们在会上会后，从以下几个侧面，对孙仲德同志表达了深切怀念之情，也是我们大家永远学习的方方面面。
　　从旧营垒中冲出来的坚强战士

　　孙仲德同志是一位为探求救国救民革命道路，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的坚强革命战士。

　　1901年11月，他出生在安徽省合肥县三河镇一个农民家庭。幼时读私塾，13岁上小学，17岁考入安徽省乙种工业学校，后因家贫辍学。为谋生，考入直系军阀保安随营学校，后又入皖系山东边防军第2师任下级军官。经历军阀混战，目睹旧军阀的腐败、战火蔓延、人民生命涂炭，1924年离队回乡，曾在舒城任小学教师1年。又由同乡介绍加入国民革命第4集团军，后因病离伍回乡。1929年任国民党合肥县三河镇警备队长。

　　他的表弟颜文斗，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合肥中心县委负责人之一。表弟多次与他促膝谈心，向他讲述共产主义理想与解救中国的道路，孙仲德耳濡目染，逐渐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救中国。于1929年由颜文斗引荐，与当时合肥中心县委书记刘敏同志建立了单线联系。根据党组织决定，利用他三河镇警备队长的合法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主张，不抗击日寇侵略，反而大肆“围剿”中国共产党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与此同时，合肥地区共产党组织与红军游击队也遭到国民党军队的袭击，颜文斗与当地一些共产党员遭到杀害。这些血的事实，激起他无比愤慨。不久，父母因贫病相继去世，哥哥因极度悲愤而暴病身亡。孙仲德同志满怀国仇家恨，变卖了仅有的一点家产，挥泪安葬了父母与兄长。

　　1933年，孙仲德获悉合肥中心县委委员马自忠被捕，并得知敌人要从速转移杀害马自忠，危在旦夕。他不得不亲自到我游击队报告，后来游击队就在敌人押解途中救出了马自忠，他却因此暴露了自己的身份，从而只得离开警备队，参加了我党领导的合肥地区的游击队。经严酷斗争的考验，于1934年6月1日，孙仲德被正式批准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后被委任为肥南区委书记。
　　两次去革命圣地延安

　　1934年9月，形势险恶，原在寿县一带活动的皖北红军游击大队百余人南下合肥。当时在合肥的红军游击队也损失较大，对于皖北红军游击大队的到来，由衷欢迎。经商量，决定将两支队伍合并为皖西北红军游击大队。由曹广海任大队长，孙仲德任副大队长，张如屏任政委，曹云露任参谋长。

　　同年10月15日，游击大队进军舒城南山途中，与敌遭遇于春秋山。激战中大队长曹广海等壮烈牺牲。战斗中孙仲德冲在最危险的地方，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又飞快捡起扔回敌群中，顶住敌人的冲锋。入夜，他率领部队冲出重围，化险为夷。

　　春秋山战斗后，部队经过隐蔽休整，又壮大起来。孙仲德在合肥西乡组织农民协会，支持穷苦农民抗捐抗税，得到群众的拥护，参军热情很高，游击大队发展到500多人。1935年6月，皖西北特委将游击大队扩编为皖西北红军游击师，任命孙仲德为师长，张如屏为政委，曹云露为参谋长。此后，皖西北红军游击师转战在皖西北地区与长江两岸。经许多次大小战斗，在肥南五十里铺围歼反动地主武装“汪家五虎”，消灭了山南卫西洼地区卫禹山反动武装；伏击国民党第11路军郭廷甫带的一个连增援部队，击毙伤敌40余人，还俘获敌10多人。这次战斗使游击师声威远播，因此敌人听到“孙大胖子”无不心惊胆战。

　　1936年，国民党正规军和地方反动地主武装增兵皖西北，对游击师进行“围剿”。并仰仗优势兵力对我游击区实行堡垒政策，增设据点，加修碉堡，封锁交通要道。环境越是险恶，越是要取得上级党的领导。一天，隐藏在巢县忠庙小学的特委成员杨银声、奚业胜同志，看到斯诺着的《西行漫记》，才得知党中央与中央红军胜利抵达陕北。不久又从报纸上看到西安事变的消息，并得知西安市设有八路军办事处。1937年春，皖西北特委召集会议，决定派人到陕北找党中央。孙仲德主动请命担负这一重任，特委同意了他的请求。

　　1937年3月，他肩负皖西北特委重托从庐江麻石桥化装出发，有时跋涉，有时乘车，闯过重重封锁，辗转到达西安，终于在西安找到了党的办事机构，接上了组织关系。孙仲德到了三原县云阳镇，向党中央汇报了皖西北特委和大别山苏区的军事、政治及民运工作情况。柯庆施同志向他转达了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还转达了中央组织部的决定，要皖西北特委派主要骨干到延安学习，党中央派宋天觉接任皖西北特委的领导工作。孙仲德熟背了中央有关指示，速回庐江麻石桥，向皖西北特委领导同志作了全面传达，同志们听后，欣喜异常。

　　同年5月，孙仲德和刘敏、曹云露、杨银声、奚业胜、顾鸿等一同化装北上，奔赴革命圣地延安。一路上，克服了许多风险，终于在7月的一天到达延安。

　　孙仲德二次北上，他和战友们高高兴兴地投入到抗日军政大学第3期第1大队学习，特别是亲耳聆听了毛泽东主席宣讲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心明眼亮。他勤恳的学习精神，得到同志们的赞许，第二年党组织调他到抗大的教员队。

　　孙仲德在抗大学习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在此危机时刻，全国各族人民掀起抗日救亡运动。国民党当局也被迫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主张，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工农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奔赴敌后抗日前线。

　　战斗在大江沿岸抗日战争前线

　　1938年3月29日，孙仲德从抗大和中央党校毕业后，毛泽东主席接见了他们，大家心里感到无比温暖。不久，孙仲德随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率领的53位同志，从平汉路到武汉，经九江再到江西南昌新四军办事处。1938年5月1日，军部任命孙仲德为新四军第3支队第5团团长。

　　当时5团驻繁昌县梅冲村。日伪军在繁昌县城及长江重要口岸，经常袭扰百姓。一次日军派出1500多人进犯5团驻地，孙仲德命2营400多人坚守江边山头，给敌人以重创，迫使敌人败退。这次战斗创造了以少胜多的战例。当时美国着名女作家史沫特莱专程前来采访。孙仲德带她去观察了阵地，她对新四军英勇战斗的精神深表钦佩。

　　孙仲德在5团不仅打了一些胜仗，还十分重视民兵工作，把沿江的渔民组织起来，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1939年5月的一天，军长叶挺和罗炳辉同志要到江北检查工作，孙仲德护送军长过江，当时江边找不到一条船只，这时孙仲德一声口哨，内江里像雁翎队似的小船，立即从芦苇丛中飞驰而来，首长赞叹不已。叶挺军长表扬了孙仲德同志，当即将一支驳壳枪赠给他，作为奖励。

　　1939年8月，孙仲德调任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任司令员，黄岩兼政委，桂蓬任政治部主任。当时江北游击纵队只有3个营，约千余人。他到任后即率警卫人员到舒城、合肥、寿县、六安扩充军队，先后组建新7、新8团，扩建新9团，部队发展到3000多人。

　　1940年9月中旬，孙仲德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率江北游击纵队一部从淮南根据地南进无为，主要任务是增强我军在江北沿江一带的实力，同时林维先从皖南率领的挺进团到达无为，加强对沿江一带的控制。9月底，孙仲德派副团长顾士多带部队与无为县委书记胡德荣率地方武装，在无为东乡一带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时在沿江口岸征收货物税。税收主要是从上海、无锡运来的轻工业品，另外是从大别山出口的桐油等农产品。由于商贩的生命财产能得到新四军的保护，土匪与附近的日伪军不敢侵扰，所以商贩都愿从新四军驻军沿江口岸进出，税收有时一天能高达上万元。这笔税收为我军筹集了许多经费。

　　1940年11月中旬，军部曾令江北游击纵队和无为地方党，准备接应皖南部队北渡。因此，筹集了足够的渡船与粮食。12月30日，又突然接军部电令，皖南部队决定东进苏南。于是孙仲德与领导研究，将大部渡船遣散，部分留下以应不测。同时在大江两岸保留三个联络站：一设在长江南岸繁昌一带；一设在无为东乡；一设在巢南山区。并决定胡德荣负责接应工作。

　　1941年1月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奉命北上途中，在泾县茂林地区遭国民党8万军队的围击，孙仲德等同志得知这一消息义愤填膺。在此紧急时刻，他部署部队，高度戒备，以迎击来犯的日、伪、顽军。同时命令部队与地方干部加强沿江的接应工作。从元月中旬开始，不断有从皖南突围出来的战友从铜陵、繁昌等地渡江到无为，先后有700余人。当时正逢严寒季节，孙仲德指示负责接应工作的同志，设法解决棉衣、棉被、食宿问题。不多时，让突围战友都穿上棉衣，盖上棉被。随后又接到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指示，护送一批干部到新军部。

　　1941年4月26日，根据中央军委与新军部命令，组建新四军第7师，由江北游击纵队、突围过江的部队与林维先率领的挺进团、江北地方武装部队组成。任命张鼎丞为师长(未到职)，曾希圣为政治委员，何伟为政治部主任，王集成、黄火星为副主任。参谋长继李志高之后由孙仲德担任。同时成立第19旅，孙仲德任旅长，曾希圣兼政治委员，下辖第55、第56、第57团。1943年春，和含地委、含和支队同时成立，孙仲德任和含地委书记兼任含和支队支队长、政治委员，负责全区领导工作。含和支队下辖江全大队、含巢大队、含和独立大队及和西大队。为顺利开辟这一地区，地委执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决定，要求干部战士学会做群众工作。江全大队以秋毫无犯的军纪与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又在军事上积极打击日伪军，大力争取改造了地方刀会群众。当地较有影响的民团首领桂俊亭，曾与孙仲德有过交往，孙仲德亲自对桂晓以民族大义，经教育与引导，桂俊亭将他近百人枪支交给了新四军。到1943年，桂被任命为第19旅57团2营营长，惠自华任教导员。

　　在供给困难的情况下，孙仲德重视后勤工作，自力更生办起了小型兵工厂及弹花、纺纱、织布、被服、鞋袜、皮革、烟草等10多个工厂，保障部队每人每月供应1斤猪肉、4两黄烟，部队干部战士被服，做到自给自足。

　　自1943年4月18日，日寇在银屏山进行“扫荡”，大肆烧杀，我主力部队撤到敌后进行侧击，地方民兵广泛开展“麻雀战”。含和支队在孙仲德等领导人指挥下，趁敌后空虚，向东关、开城桥敌据点进袭，有力地配合了巢无中心区反“扫荡”斗争的胜利。

　　反“扫荡”和反摩擦战斗的胜利，使第7师所在皖江抗日根据地也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到抗日战争胜利时，7师组建的1个旅发展到3个旅，全师由原有1900多人，发展到近30000人。其中含和支队由800多人，发展到5000多人。

　　为祖国解放和建设而战斗

　　8年全国抗战胜利结束后，1945年10月，孙仲德和第7师的部队一起奉命从皖江根据地撤到山东。他深刻认识到这一举动的重大意义，忍痛告别多年生死与共的皖江根据地人民。作为师参谋长，他慎重地安排了部队行军路线。为了确保伤病员与机关干部的安全，通过统战关系搞到了几艘汽艇，利用日军初降，国民党军立足未稳之机，带领同志们乘船北上，从无为到六合，直至安全登陆，国民党军才有所闻。

　　孙仲德深知内战迫在眉睫，部队北撤之后立即开始了百日练兵，以备今后战争的需要。1947年底，人民解放军开始战略反攻，孙仲德同志请求华东局派他南下，深入敌后开展斗争。1948年1月任命他为江淮军区副政委兼中共淮南工委书记，决定派他和梁从学率领华东野战军先遣支队，迅速进抵抗战时期新四军第7师和第2师的根据地侦察敌情，同时恢复党的组织，发展武装力量，开辟和扩大根据地，为支援大军渡江做好准备。孙仲德率先遣支队于当年1月从河南羊陂城村出发，穿过黄泛区，进军淮南、巢湖、无为和沿江地区，部队先后行军和作战达6个月之久，行程数千里，到达皖江老根据地。很快这一带的地方党组织、游击队、地方政府相继恢复。此后，孙仲德指挥先遣支队在巢南山区重创国民党杨创奇的1个旅，伏击了保安1团的两个连，生擒了巢湖地区土匪头子夏静然，全歼他的“招安队”，这些胜利有声有势，当地百姓奔走相告，欢欣鼓舞。

　　1948年9月，华野先遣纵队成立，下辖3个支队，孙仲德任纵队司令员。当时的任务是切断敌人的运输线，破坏津浦铁路，阻击敌人江南部队增援淮海战场。孙仲德率领先遣纵队在张八岭至明光线一带破袭，半个月内破坏铁路7次之多，切断了南北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战役。

　　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孙仲德、谭启龙率先遣纵队进军合肥、桐城。当时国民党安徽省府官员闻风南逃，仅有敌军刘汝明部盘踞合肥。1949年1月21日，先遣纵队第9支队一个营出其不意直进合肥地区，占领了城外飞机场，刘汝明不知虚实仓惶逃窜。当时国民党合肥县长，是由我们党安排的民盟盟员龚兆庆担任，他见解放军到达，立即下令开城欢迎。从而我军兵不血刃，合肥和平解放。至此，皖中大片土地为我军控制。

　　合肥解放后，孙仲德任合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委员，黄岩、宋日昌为副主任委员。1949年2月，党中央决定将安徽划分皖北、皖南两个军区。孙仲德任皖北军区副司令兼参谋长。为了胜利完成支援渡江作战，迎接解放全中国的光荣任务，他亲自带领几十位同志到沿江一带，秘密动员组织民工支援前线，同时募集船只准备载运大军横渡长江。孙仲德同志与其他同志，化装成船工，白天隐蔽在港口渔村，晚上深入到渔民中，与群众谈心，作深入动员，组织起几万名船工及大小船只，为支援大军渡江，作出了贡献。

　　1949年9月，全国除华南、西南和西藏未解放外，大片国土已经解放，战争已远离安徽。当时孙仲德一面组织参与皖西剿匪的指挥任务，另外急需将工作重心转移到恢复经济建设上来。在新的形势下需要大量的干部，孙仲德兼任了皖北地区军政干校党委书记，培训大批南下干部。

　　1949年6月至9月，孙仲德随陈毅司令员率领的华东解放区代表团，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受到极大的鼓舞。1952年孙仲德同志当选为中共安徽省委委员，并担任政协副主席兼民政厅长。1953年9月调任上海第二医学院院长兼党委书记。

　　1954年9月。孙仲德同志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1956年9月孙仲德被安徽选区选为代表，出席了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1958年任中共安徽省委常委，安徽省副省长。他在长期紧张繁忙的工作中积劳成疾，患有胃溃疡、高血压等多种病症。但他一直坚持工作。这年夏，他到华阳河农场检查工作，途接电话通知，立即回省参加常委会。时急路远，长途颠簸致使脑血管破裂。经抢救未能好转，从此卧床不起，直到1961年11月4日与世长辞。

　　孙仲德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是艰苦奋斗，披荆斩棘，为共产主义而献身的战士。他能文能武，多才多能。他民主作风好，能听取各种不同意见。他平易近人，善于团结同志，完成党交给的任务。他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不愧为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和优秀共产党员。他的高尚品德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他的革命精神激励着我们，生命不息、学习不止、奉献不止，继续发挥我们的余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