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爸爸辞世以来我一直有种愿望写爸爸，以寄托对爸爸的思念，可我有一个那么有文采的才女妈妈，使我没胆子写，怕写不好，让妈妈在冥冥之中都不高兴。可不少老同志又建议我写，这让我感到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不写对不起这些至今还惦记着爸爸的朋友和老同志，我认真地想了想，就写我心中的爸爸和妈妈吧。

　　爸爸是在1940年末和妈妈结婚的，在那个年代二十六七岁还没结婚的男人已算是很老了。妈妈说，陈老总(陈毅元帅)像下达任务似的对新四军服务团的领导讲：叶飞这么大了还没有结婚，脾气都变了，马上给他找个老婆。于是陈老总的夫人张茜阿姨，也是妈妈的好友，和新四军服务团的领导便替爸爸物色了妈妈，就这样他们结合了，一起生活了52年，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妈妈随着爸爸的部队转战大江南北，后来又进军福建，在福建工作，直到“文化大革命”一起被批斗、打倒、关押。爸爸复出后调北京工作，妈妈也到了北京，风风雨雨共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他们一直相敬如宾。1990年11月爸爸和妈妈金婚纪念日也正好是妈妈的70岁生日，妈妈把能回家的孩子都叫回来一起吃饭、照相，纪念这个不寻常的日子。从不刻意打扮的妈妈特地去理发吹发型，穿上一件很艳的绿色毛衣，显得格外精神。看着神采奕奕的妈妈我脱口说：“妈妈今天真漂亮。”她问我：“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穿绿色的吗？”我回答说：“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穿红色的呢？别人在纪念日都穿红色的。”妈妈得意地说：“你不懂吧，这叫生命之树常青。”接着妈妈又说：“给你爸爸过80生日，我要打扮得更漂亮。”我明白了，妈妈是想和爸爸多过几年。因为“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妈妈得了一身病，心脏、肺都不好，她总有预感会走在爸爸之前。她几次对我讲，如果我不在了，你爸爸就要吃苦了。妈妈对爸爸实在放心不下。听了妈妈的话我没说什么，但心里不以为然，爸爸身边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员，而这些同志都精心为爸爸服务，妈妈身体不好自顾不暇，有什么不放心呢？直到妈妈真的不在了，我才懂得爸爸是心里苦，谁也代替不了妈妈在爸爸心中的地位。

　　妈妈跟爸爸结婚时才19岁，是新四军服务团的编剧，已在新四军的刊物上发表过文章，是新四军着名才女之一。爸爸告诉我说，你妈妈的文笔很好，但我最讨厌那种没有生活，脱离实际，空空洞洞的东西，我叫你妈妈不要现在写文章，要去做实际工作，有了经验后再写，你妈妈听了我的话。

　　后来妈妈一直独立工作，她一面要养育孩子，一面工作，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妈妈无疑要比别人吃更多的苦。虽然爸爸是司令员，他也深爱妈妈，可他爱的方式跟别人不同，他把妈妈当作一个革命者，一个年轻干部来严格要求，锻炼培养，从不给妈妈特殊照顾。而妈妈深知爸爸身上的担子，她心甘情愿地把全部家庭责任都担在自己身上，绝不给爸爸添麻烦，再难再苦她都咬牙挺着。她是一个好母亲，但又是一个为理想而奋斗的“女兵”，她知道她和爸爸是在为共同的理想奋斗着，她理解爸爸，也因此深深地爱着爸爸。

　　战争年代爸爸和妈妈常常分开，一个战役开始爸爸在前线浴血奋战，妈妈在后方带着孩子，努力做着支援前方的工作。妈妈心里时时寄挂着爸爸，战役胜利了，妈妈立即带着孩子赶到爸爸身边去团聚，共同分享胜利的喜悦，让已疲惫不堪的爸爸享受一下家庭的乐趣，松弛一下过度紧张的神经。

　　有这么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幼年的心里，终生难忘。爸爸又到前线去了，我和妈妈在后方和平时一样到该睡觉的时候我睡着了，不知道是什么时间了，我被惊醒了，奇怪我竟然睡在爸爸和妈妈中间，我不解地看看爸爸看看妈妈，他们都笑得那么开心，我听到妈妈对爸爸讲：“看，多像你。”

　　爸爸说：“像你。”

　　妈妈抓着我的小手给爸爸看：“你看，跟你的手一模一样。”

　　爸爸举起自己的手比了比：“是像。”

　　爸爸抓起我的脚说：“你看，脚多像你的脚。”妈妈哈哈地笑了。我实在困得不行又睡着了，什么也听不到了。

　　虽然妈妈也发过牢骚说：你爸爸从来不管我，有的首长行军时怕老婆走不动，把自己的马让老婆骑，叫自己的警卫员去照顾老婆，你爸爸才不会这么做呢。再难再苦都是我自己想办法，挺着大肚子也跟别人一样行军走路。爸爸讲：部队要打仗，战士们更苦，我怎么能只管老婆呢。妈妈知道这就是爸爸爱她的方式，妈妈爱的就是这样的爸爸。

　　妈妈锻炼出来了，她一直出色的独立工作着，从不当“夫人”，她担任福建省教育厅长时，她和她的同事战友艰苦奋斗了几年，使福建省的教育由落后省份转为先进省份，连续几年获得高考红旗，妈妈成了知名教育家。

　　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大约在1960年，一天我放学回家走进自己的房间放下书包，听到从爸爸妈妈的房间里传出妈妈的哭声。我吓了一跳，我从未见妈妈哭过，妈妈在我眼里是那么坚强，没有什么事能难倒她，发生了什么事呢？我悄悄走到妈妈的门口，门没有关紧，从门缝里我看到，爸爸妈妈并排坐在床上，妈妈孩子似的哭出声来，边哭边讲，爸爸拥着妈妈的肩膀，细声细气地劝着妈妈。我呆住了，那么严肃的爸爸会这么温柔，爸爸妈妈在我们面前从来没有亲密的举动，连手都没有牵过，原来爸爸也有这样的柔情，在我们眼里坚强如铁的妈妈也会和我一样哭。我听了几句并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只是明白妈妈受了什么人的委屈，爸爸劝妈妈不必在意，该怎么干还是怎么干。几年后在“文革”中，从爸爸那里知道，那时就有人批判“高考红旗”。妈妈怎么也想不通，她和教育厅的同志以及各个中学的校长、教师呕心沥血，艰苦奋斗，改变了福建省教育的落后面貌，培养了许多优秀青年，怎么有罪呢？！

　　但到“文革”一来妈妈还是首批就被“打倒”了，吃尽了苦头。爸爸很难过地对我说，你妈妈对福建省的教育是有贡献的，她吃的苦比我大，受我连累，两个人的罪她一个人受了。

　　1966年底，造反派开了十几万人的大会，给爸爸妈妈戴上高帽子批斗。妈妈已有好几个月没见到爸爸，她心里只想着爸爸，她仔仔细细地看着爸爸，观察爸爸的精神好不好，穿得暖不暖。他们相互看着，什么也没说，用眼神相互鼓励。

　　妈妈告诉我说：她靠爸爸站着时紧紧握着爸爸的手，用力挺着身子，高高地抬起头。

　　妈妈说：爸爸也站得很挺，头也抬得很高，我们要告诉这些不懂事的娃娃们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这以后爸爸妈妈分别被关着，1967年2月爸爸被保护到北京，直到5年后的1972年，经周总理批准妈妈才能到北京探视还在关押中的爸爸。

　　妈妈在北京四方奔走，想尽办法，跟老同志反复商量，决定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要求爸爸“保外就医”，周总理批准爸爸住进了阜外医院，虽然仍不自由，还有哨兵看守，但条件好了，妈妈和我们可以每周去探视了。经检查，爸爸没什么大病，妈妈担心爸爸再回到原来关押的地方，再三嘱咐爸爸：要说肚子痛，医生查不出来，你也说痛。爸爸认真地点点头。妈妈还叮嘱爸爸：不要随便吃药，要问清楚给的是什么药。爸爸又认真地点点头。又到了探视时间，妈妈问爸爸：“你告诉医生了吗？”

　　爸爸苦笑着说：“没有，我讲不出来。”

　　妈妈很无奈，又问：“医生开了什么药？”

　　爸爸想了想说：“忘了是什么药，医生还给我打了针。”

　　妈妈忙问：“什么针？”

　　爸爸迟疑了一下：“好像是B52。”我忍不住笑了出来，爸爸啊爸爸，你把美国轰炸越南的机型给记住了，就是没记住医生给自己打的什么针。

　　“有什么好笑。”妈妈叹了口气，回头骂我。她心急如焚，恨不能自己替爸爸关着还更踏实些。

　　爸爸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平生最痛恨见风使舵为个人利益讲假话的人，最瞧不起贪生怕死为保自己而不实事求是的人，他就是明知对自己不利，也讲不出谎言来，他就是这么个人，任何时候也改变不了。

　　苦难的日子终于过去了，经毛泽东主席的批示，爸爸解除了关押，解放了，爸爸妈妈团圆了。

　　四届人大爸爸被任命为交通部长，爸爸又开始忙忙碌碌工作了。那时“四人帮”仍在当权，爸爸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治理整顿交通事业，发展远洋船队，尽可能解放老干部。不料风云突变，1975年底，反击右倾翻案风，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1976年4月天安门事件，政治局势越来越紧张，所谓“四大金刚”：万里，张爱萍，周荣鑫，胡耀邦再次被打倒，局势继续恶化。每次下班回来爸爸脸色都十分凝重，看得出他心情很坏。爸爸终于忍不住了。

　　这段时间我天天回家，不放心爸爸妈妈，总要看看才安心。一天我提前下班回家，只见妈妈坐着，爸爸在房间踱步，脸色铁青，很激动地对妈妈讲：“我不能不站出来了，我再不讲话就不是共产党员。”我明白了，爸爸是要公开和“四人帮”干。妈妈劝爸爸说：“你这么做并不能改变局势，只能把自己送给他们打倒。”爸爸说：“打倒就打倒，我不怕，如果你们怕受连累就脱离关系好了。”妈妈很生气，大声说：“老叶，你说什么？我怕受连累？我讲的意思是你这么做能起什么作用？难道讲讲斗争策略不对吗？”爸爸不讲话了，在房间里踱步，从快到慢，渐渐地停了下来，坐下了，看得出他冷静下来了，我知道爸爸要想想清楚该怎么做才最有利于对“四人帮”的斗争。

　　爸爸从不让“夫人干涉”，但涉及个人和家庭的重大问题决定前一定会跟妈妈商量，听取妈妈的意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爸爸和妈妈讨论的问题明显多了，虽然讨论时俩人常常要争论，有时还很激烈，但最终他们总是会取得一致意见。

　　爸爸在海军时碰到这么一件小事。海政文工团有位女歌唱演员用通俗唱法唱了一些很受战士群众喜欢的歌，其中一首是《军港之夜》；但有人反对，一直告状到当时任司令员的爸爸那里。他们讲：怎么能让海军的士兵睡觉呢？这是靡靡之音，要处理这位女演员。爸爸没有简单地处理这件事，不是一听就信，而是听取了妈妈的建议，让海政文工团组织一场晚会，请军内和地方一些老同志一起看这台晚会。晚会上这位女演员唱了几首歌，她十分紧张，上台时差点摔倒，唱得也不太理想。晚会后爸爸让老同志谈意见，大多数老同志的意见和妈妈一样都不赞成讲这种唱法是靡靡之音，既然战士群众喜欢就不应该禁演。爸爸同意大家的看法，他是用这种方式统一了认识，于是这位女演员继续活跃在舞台上。

　　1980年爸爸因工作过于劳累，在视察东海舰队时突发大面积心肌梗死，妈妈毫不犹豫离开工作岗位陪伴爸爸，全身心照顾。生命垂危正在抢救的爸爸看到妈妈，心就安了，秘书警卫员保健医生和护士也都松了口气，妈妈是大家的主心骨，似乎爸爸安危的担子全由妈妈挑起来了。

　　爸爸身体恢复后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妈妈离休在家；在老战友的鼓动和爸爸的支持下，妈妈的文采重新发挥出来，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妈妈写了一篇又一篇感人至深的文章，记下了她那个时代中一批最优秀青年的代表。妈妈说：我们这代人血管里流的血没有含金量，只含铁。

　　妈妈作品的最早读者一定是爸爸，妈妈每写一篇一定会先跟爸爸谈构思，写出来后先给爸爸看，让爸爸谈意见。妈妈也让我看，看了后必须讲感想，如果我说好，妈妈就要问好在哪里？讲不出，妈妈不愿意，说我没认真看。如果讲哪里还不足，妈妈又讲，你不懂，那么写有什么好，这样写才好。我向爸爸发牢骚说妈妈真不讲理。爸爸笑笑说：你讲的不对，你妈妈不是不讲理，是常有理。妈妈非常看重爸爸的意见，虽然当面妈妈常常会跟爸爸辩论，爸爸老输，其实爸爸的每一条意见妈妈都听进去了。一定会按照爸爸的意见认认真真地再修改，爸爸的肯定和赞扬妈妈最高兴。

　　随着年龄的增长妈妈身体越来越差，病越来越重，终于1993年一病不起。爸爸到医院看望妈妈，坐在妈妈床头，除护士外其他人都退出病房不打搅他们。爸爸向前探着身子，握住妈妈的手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看着妈妈，妈妈也目不转睛地看着爸爸，时间一点点过去了，妈妈吃力地问：你好吗？爸爸说：好。过了一会妈妈说，你回去休息吧。爸爸说：好。但谁也不松手，还是那样默默地相互看着，只有他们自己从对方的眼里看到所有想说的话，时间又流过去了，快一个小时了，医生们走进病房要给妈妈治疗。妈妈松开了手说：你回去吧，好好休息，别累着。爸爸这才站起来，向妈妈点点头，慢慢地走出病房。

　　1993年5月7日是爸爸虚岁80生日，妈妈已生命垂危，身上插着几个管维系着已十分微弱的生命。但妈妈执意要我们给爸爸过生日，为了圆好妈妈要给爸爸过80生日的愿望，我们认认真真地筹划起来。这一天我们在妈妈的病房摆满鲜花，让满是药味的病房一下子春意盎然，午休后，我和两个妹妹精心打扮，穿上各自最漂亮的衣服带着大生日蛋糕去看妈妈，妈妈眼睛一下亮起来，示意我们把蛋糕送给医生护士，自己吃了两口表示对爸爸生日的祝贺。

　　我们为爸爸精心地准备生日晚宴并请来了父母都已不在的陈老总和钟期光伯伯家的子女和孙辈，满满一屋子的年轻人围着爸爸有说有笑，还轮流与爸爸合影，爸爸笑了，我心里特别高兴。往年都是妈妈张罗着给爸爸过生日，今年妈妈躺在病床上病情那么严重，爸爸哪有心情过生日，他知道是妈妈的心意才不得不来，但他看到孩子们，看到老领导、老战友的孩子们都一心一意想让他高兴，他很欣慰。而我们看到爸爸的笑容，感到也满足了妈妈的心愿。

　　妈妈实在记挂爸爸，在最后的日子里一遍又一遍交代我要好好关心爸爸，保护爸爸，不能讲话了，还挣扎着写了“不放心爸爸”几个字。妈妈用生命写出了对爸爸的深情，带着对爸爸无限的牵挂去了。

　　妈妈不在了，爸爸一下子明显衰老了，更加沉默寡言，他一直深深地陷在对妈妈的思念中。书房里他常坐的沙发对面书架上放着一张放大的他和妈妈的合影，每天他坐在这沙发里就可以看到妈妈。虽然我们想尽办法想让爸爸高兴起来，但我知道谁也代替不了妈妈，爸爸怎么也忘不了妈妈。

　　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妈妈每参加一个战友的丧事就难免伤感，她会向我们讲丧事安排的观点，她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不赞成把骨灰分放几处，也不赞成撒掉。还说，夫妻就是夫妻为什么不能合葬。

　　爸爸倒不说这类的话，但是在1991年我出差回到家看望爸爸妈妈。和每次一样爸爸十分认真地听我讲厦门的经济情况，他十分关注台湾台塑王永庆先生拟在厦门投资建设大型石化项目的进展，听我讲完后，爸爸站起来在房间里踱步，这是爸爸的老习惯了，在思考重大问题时常常就是这样，走了一会，爸爸站在我和妈妈面前说：“我死后就葬在厦门，这是对你们俩正式的交代。”我愣住了，妈妈看着爸爸没说什么，爸爸也不再说话转身回到书房看书去了。我心里沉甸甸的，爸爸为什么这个时候讲他的后事安排？从这之后，爸爸再也没有提过，他就是这么一个一言九鼎的人，说一次就足够了，他不会再讲，而我也一定会按他讲过的办。在以后与爸爸的交谈中我懂得了爸爸为什么要葬在厦门。他是在厦门参加革命的；又在这里指挥了一生中最后一个战役，举世闻名的金门炮战；他指挥的部队唯一一次失利也在这里，他心中有个未解的结，金门之结。他希望能看到祖国统一，但他也知道这个愿望在他有生之年很难实现。王永庆投资使他敏锐的感觉到走经济合作也是一条促进统一的路子。

　　他想，生不能看到祖国统一，死也要在这离金门台湾最近的地方，等着那一天。

　　1999年4月，爸爸在妈妈去世6年后也离开了我们。按照他们的遗愿，我们将亲爱的爸爸妈妈合葬在厦门的解放纪念碑旁，与为解放厦门而牺牲的部下、战友永远长眠在一起。

　　待到我看到祖国统一时，一定会把这个喜讯报给爸爸妈妈，让爸爸妈妈在九泉下与我们同享中华民族这一最重大的节日。

　　爸爸妈妈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