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述申同志于1994年7月4日溘然长逝，我党我军失去了一位有卓越贡献的老同志，我们几个人也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我们虽然和郭老相处仅一年多，但他那忠厚的长者风范，大智大勇的革命家气概，一心为公的光辉形象，在我们心中则是一座永存的丰碑。

　　创建5支队

　　新四军第5支队是1939年7月1日在皖东定远县安子集成立的。这是以原第4支队第8团为基础扩建的一支新部队，仅3000余人。8团有两个老营，10团有4个老连，15团全是1938年至1939年春陆续组建的新单位。支队领导层共6人，司令员罗炳辉，政委郭述申(那时叫郭树勋)，副司令员周骏鸣，参谋长赵启民，政治部主任方毅。支队成立不久，方毅改任路东省委书记，由张劲夫接任政治部主任。省委机关很小，和支队部一起行动，方毅事实上仍是5支队领导成员之一。

　　郭述申同志在5支队正式成立前一个多月就来到部队，我们几个人除赵启民外，都是初次和他接触，知道他是老同志，有水平，有能力，但尚无直接感受。那时军队党组织形式和现在不同，团以上单位叫军政委员会，兼有党委和行政双重权力。郭述申同志是支队政委，也是支队军政委员会书记，是重大问题决策人，因而他对支队的创建与发展负有更大的责任。尽管5支队人少装备差，但任务却相当繁重，要到津浦铁路以东去开辟抗日根据地。我们当时都还年轻，对如何执行新任务，心里没底。然而，郭政委似已成竹在胸，并不忙于抓具体事，而是抓大事，我们记得他着重抓了三件大事：

　　一是认真传达贯彻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阐明5支队向津浦路东发展是党中央赋予的伟大战略任务，激发指战员的荣誉感责任感。党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是1938年9月～11月在延安召开的，郭述申同志出席了这次会议。他向我们详细传达了会议经过和毛主席的政治报告即《论新阶段》。此前，有关六中全会的内容，我们也断断续续知道一些，听了郭政委传达报告后，对这次重要会议才算有了较全面的了解。那时还没有“批判王明路线”的提法，六中全会也没有点王明的名，事实上是对王明右倾机会主义一次系统而有力的批判。郭政委的传达和阐述，使5支队干部受到极大鼓舞，大家意气风发，决心为贯彻党中央和毛主席指示而英勇奋斗。

　　二是抓团结。我们从8团成立到扩建为5支队，党中央分批调来大批干部，当时从支队到营这三级干部绝大部分是从延安来的。干部来自五湖四海，郭政委号召紧密团结，相互尊重，各人都要尽最大努力，去实现党中央制定的宏伟战略目标。他这样说，也带头这样做。首先，他尊重罗炳辉司令员的工作职权，大政方针确定之后他一般不干预军事业务活动。罗司令员有丰富的治军经验和作战经验，有郭政委大力支持，有副职首长协助和全体同志努力，短短40余日，部队的训练与整顿便大有成效，对执行新任务也就更有信心。由于支队领导之间团结状况良好，全支队团结也好，大家心情舒畅，各展所长。从5支队到后来的5旅，内部团结一直是好的，部队朝气蓬勃，这种优良传统作风，恰是郭政委打下的基础。由于郭政委团结同志，作风朴实，平易近人，格外受人尊敬，到任不久就很有威信。

　　三是抓东进大部署。5支队成立前，8团曾派2营随方毅去路东侦察过。支队成立后，郭政委征得支队领导和省委同意，又派8团3营和一批民运干部协同省委再次去路东做广泛的社会调查。支队军政委员会根据这两次侦察结果，对东进军事部署制定了切实可行的作战方案，同时加紧训练，提高部队素质。有关地方工作，主要由省委主管，5支队给予大力协助。

　　由于准备工作充分，支队主力于8月份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来安县境，10团在10月上旬到达嘉山县北区。这时候的5支队，可谓将强兵寡，无炮少枪，到一个新环境去开辟根据地，实非易事。但是由于郭政委的精明领导，全支队团结一致，大家充满了必胜信念。
　　在路东区开展工作

　　路东区即津浦线至大运河的江淮之间地区，分属苏、皖两省10个县，人口400余万。这片地区除西部有些贫苦山区外，余者多为水网地，比较富庶。5支队初到路东时尚无国民党正规军。只有些各自为政的地方武装。在盱眙和来安两城有国民党县政府，其余县城全被日、伪占据，乡村遍布游杂武装，客观条件对我开展抗日工作、创建根据地有利。

　　这个地区国民党的实力也不尽相同。来安与天长的长都是安徽省刚派来的，各有几十名广西兵。嘉山与仪征县各有常备队200余人，还有一些名目繁杂的小型武装，国民党的县长也管不了他们。高邮与江都县政府设在运河东，滁县与江浦县政府设在铁路西，基本上都处于无政府状态。六合县长姓洪，有常备团千余人，原是沐阳帮匪，到任不久，既无战斗力也无治政能力，与当地人民是对立的。盱眙常备旅长兼县长秦庆霖的势力最大，有3000余人。秦是皖北人，在北洋军阀做过师长，有一套统治手腕，已在任一年半，有一定的统治基础。我们到路东后曾一再争取他，推动他抗日，但他顽固不化，不抗日还破坏抗日，成为我们开展工作的障碍。

　　针对路东区现实情况，郭政委与支队领导和省委研究确定，抓紧时机，以半塔集为中心展开活动，按六中全会精神，大刀阔斧地猛力发展。按分工，支队直属队与省委驻半塔集，直接抓临近各区乡工作；8团一分为二，团主力置于来安县城一带，副团长罗占云带2营改称新8团，去天长与仪征间活动，因为有了新8团，团主力在口语中便成了老8团；15团在六合县境，10团在嘉山北和盱眙西地区，都积极展开工作。路东区这片混乱的抗战死角，自5支队到来之后顿时活跃起来。

　　我们到达路东区后，首先是积极与日、伪军作战，计有支队主力两次收复来安城之战，15团在六合北打垮日、伪军的奔袭、新8团在天长南击退日军3次进犯，10团在盱眙西区粉碎日、伪军3次出扰。这些战斗虽然规模不大，歼敌最多的一次不过300余人，但影响不小。国民党军队在路东区只有在徐州会战前，广西军在津浦线南段和日军打过仗，后来就没有抗日行动。第5支队一来就打鬼子，连战皆捷，得到人民广泛拥护，为我们发动群众和发展部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路东区的群众工作发展速度迅猛。国民党政府一向与民众对立，有些宣传活动也都流于形式，国民党地方势力只顾争权倾轧而不抗日，老百姓忍耐已到了极限，加之日军的残暴，这恰是我们群众工作发展迅猛的社会内因。5支队为了做好群众工作，除支队服务团和民运科专做群众工作的组织外，各团政工队和各营临时工作组，全都投入了群众工作之中。省委对外不公开，把干部分到支队活动的5个区域内，都以5支队干部名义和支队同志一起行动。这批力量深入基层，宣传民众，组织民众，仅1个多月时间，就兴办起各类群众抗日团体。有了这个良好开端，再进一步深入细致地做工作，最大限度地争取和团结社会上绝大多数人，为创建根据地打下了良好基础。

　　广泛开展社会上层统战工作。上层人物的心态也不尽相同，但绝大多数人是爱国的，都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团结好他们，对于稳定局面，扩大我军政治影响，都是有益的和必要的。来安县有一位社会名流叫郑百川，在当地有相当名望和影响，这位郑先生恰是郭政委在武昌师范读书时的教授。郭政委亲自去拜见他，他很高兴，为我们做了不少工作，翌年成为我方第一任来安县长。

　　猛力扩大部队，发展游击队和组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当时扩军是比较容易的，只要公开号召，个别动员，群众团体协助，新兵便源源拥入部队。发展游击队形式多种多样，营以上单位都在组建游击队，尽管名目繁杂，但很活跃。组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概由群众团体经办，把分散在民众手中的枪支集中起来，由群众团体编组成队，半塔集中心区搞得最好，后来在保卫战中起了很大作用。截至1940年春节前，5支队扩大了两倍，根据地也初具规模，有了这些发展，才经得起顽固派大举进攻的严峻考验。

　　为创建大块根据地准备好干部，这一条经验至关重要。有了地盘却没有干部，等于有家无人管。郭政委预见到根据地的发展需要大批干部，早在1939年11月，指示教导大队公开在我活动区域区内张贴招生通告，号召有志青年来队学习，投身抗日洪流，教导大队已有3个队，全是部队骨干，招生通告贴出去不到半个月便吸引来百余名知识青年，单编一个队，口头叫学生队。到年底，新学员已达400多人，分编为4、5、6三个队。这些学生在半塔集保卫战时，经受了考验，只有第6队因成立稍晚，吓跑了一些学员，其余各队学员都积极参战。反顽胜利后，第4队除部分学员被服务团体和各团政工队调去外，其他学员都成了地方干部。

　　5支队进入路东区，由于坚决贯彻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工作得法，经过半年辛苦经营，完全打开了局面。这固然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而郭述申同志作为独当一面的决策人，他的贡献和作用是他人所代替不了的。

　　力挽狂澜

　　1939年10月下旬至11月中旬，5支队在路东刚刚站稳脚跟，苏、皖两省国民党当权者就派兵到路东区进行骚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派他的正规军第33师99旅和独立第6旅先后进入路东区，紧跟着桂系第21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长李品仙，也派省保安处长温克刚和秦庆霖带少量部队到来安、天长一带活动。由于桂、韩两系内部矛盾重重，行动难趋一致，主要是韩德勤还没有完成军事反共的准备工作，加以对桂系疑惧心较大，行动较为隐蔽，他的两支正规部队都没有公开的反共言行。温克刚和秦庆霖则不同，公开发表反共演说，还向我10团驻地连续武装挑衅。

　　在这种情况下，述申同志巧妙地利用矛盾，采取了稳韩击桂的方针，与韩方两个旅主动联系，并与独立第6旅建立了统战关系。指示10团对顽方进犯坚决自卫，10团接连打垮秦部几次大型武装挑衅。还组织我方群众集会，批驳温、秦之流的反共言行。由于斗争策略掌握得好，我10团反击有力，温克刚灰溜溜地逃回立煌(金寨)，秦庆霖被迫与我10团谈判言和，划区抗战，一股局部的反共逆流就这样被压下去。

　　此后5支队获得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发展时间。不久，桂、韩两系在蒋介石督令之下达成了共同反共的军事协议，桂方把路东区的皖属各县政府和武装都拨归韩方指挥。韩军99旅后调，117师349旅进至马坝待命，独6旅退踞义涧尚未与我公开翻脸。但在桂、韩双方策动下，路东区一些反动帮会分子活动频繁，一时谣言四起，我控区也相继发生混乱现象。从1939年底至1940年春节前，是5支队最困难时期，部分地方反动实力派蠢蠢欲动，我们自身也不巩固，由于顽固派的煽动，有些基层干部也产生些模糊思想。反共枪声未响，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面对这种严峻形势，郭政委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力挽狂澜。

　　首先，及时扑灭项国屏部暴乱事件。项国屏是半塔集镇人，反动地主，此时任常备大队长兼半塔镇长，有近200人的武装。他奉秦庆霖密令，准备捕杀我住半塔集的民运干部及省委机关人员(此时支队机关已搬到乡村)，搅乱我方部署，配合韩军行动。我在半塔工作基础较好，敌人密谋很快为我方侦悉，郭政委迅速调来新8团一部，大约在1月20日凌晨，以突然奔袭手段一举全歼了项大队。随之罗炳辉司令员也赶回半塔集，召开群众大会，公审枪决了项国屏。通过这一事件，半塔集四周约20个保地方为我完全控制，后成了半塔集保卫战的稳固阵地。

　　其次，召开“二七政工会”。这次会议开了10天，由郭政委、张劲夫主任主持，邓子恢同志到会作了长篇报告。会议目的是认清形势，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基层建设，提高信心，准备迎击和挫败反共顽固派的大举进犯。会议时期，郭政委再次阐述了六中全会精神，传达了中原局和少奇同志的总意图和对5支队的期望。经过认真而热烈的讨论，达成了共识，随即在部队传达贯彻。这次政工会开得及时，所提问题针对性强，会议内容在本支队传达后，广大指战员对于克服暂时困难，准备战胜顽固派进攻，充满了信心，从而消除了在一些基层干部中一度出现的模糊认识。

　　第三，整顿游击队。5支队组建的游击队，大大小小近40支，需要加以整顿。郭政委在整顿时，根据不同情况，区别对待。对于基础好的(占绝大多数)，逐步编入主力；对于人数不多又不易集中的，交各地民运干部领导，后来都改编成地方武装；对于成分复杂而又危险性较大的个别情况，则采取断然措施，缴械遣散。

　　第四，果断解决了盛子瑾部。盛子瑾是国民党安徽六区专员兼保安司令，活动在泗县一带，同我淮北部队有过统战关系。1940年2月下旬，盛子瑾带2000余人的队伍从淮北南下，突然闯到半塔东北5公里的大田郢村，不明其企图。这时在天长南区出现了忠义救国军一部。韩军常备第5旅又已增调到马坝以南，桂军在路西也跃跃欲试准备向我进攻。当时半塔集只有教导大队和一个特务营，盛部如果趁虚发难，5支队则置于被动险境。在这种情况下，郭政委当机立断，经请示中原局批准，以特务营为主，教导大队协同，迅速将盛部包围，缴获了他们的枪支。对盛子瑾本人，5支队一直待之以礼，给他保留一支数十人小卫队，派人护送出境。

　　第五，加强民运工作，巩固我控区。5支队在路东没有形式上的政权，但是控制的区域不小。“二七政工会”后，郭政委又从各团抽调干部和动员轻伤员，充实民运工作力量。根据“政工会”精神，暂不和国民党争区长、乡长虚名，而是加强掌握群众团体和自卫队。这一做法非常重要，后来韩军向我大举进攻，我大片后方基本上都是稳定的。

　　5支队在路东辛苦经营半年，虽有些小的曲折，但成绩是主要的。郭述申同志的知识、经验与气魄都得以充分发挥，加之他能团结不同性格的人一道工作，终于打开了局面，5支队也迅速成长为一支较强的作战部队。

　　坚守半塔集

　　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当发觉桂、韩有联合军事反共迹象时，即决策先破桂，后破韩，争取完全控制皖东。按照这一决策，5支队主力和苏皖支队全部，由罗炳辉同志率领于3月初隐蔽开赴路西，投入西线作战。5支队留在路东的仅2000多人，能直接参战的不过1400人，负责警戒韩军，保障我江北主力的西线行动。

　　支队主力西调后，路东部队分布也作了调整。15团两个连位于竹镇，教导大队仍驻半塔集，特务营营部带两个连置于西高庙，并指挥一支游击队防守古城，特务营第3连放在支队部驻地苏郢以南高山集警戒，第2连和机枪连驻苏营和尚家洼。10团有1个营去了路西，团部带两个营在涧溪附近，待韩军动作后灵活使用，同时又在我控制区自卫队(中心区已改称模范队)中动员备战。

　　1940年3月21日拂晓，韩军在路东突然向我发动大规模进攻，着名的半塔集保卫战从而拉开了帷幕。

　　韩军一线展开8个团，共万余人，从竹镇到西高庙近百里的正面上全线同时进攻，来势凶猛。对方以夺取半塔集为主要目的，以349旅为主力，约4500人。我教导大队奋勇抗击，连续打败敌人两次大规模冲击。上午10点以后，顽军改变战法，用1个营兵力攻占半塔西北角光山制高点，对镇子形成三面包围，并用火力封锁，隔断了教导大队与支队部驻地苏郢之间的联系。

　　南线15团两个连抵不住20倍于己的敌方压力，被迫退出竹镇，占据镇西山地扼守。北线西高庙也受到秦庆霖部和嘉山常备队猛攻，处境危急。

　　整个路东前线一开战形势就十分险恶。当时支队领导人员虽大多在苏郢驻地江北指挥部，邓子恢主任也在，但郭述申同志作为5支队主要领导，肩负更重的责任。他一面向中原局和江北指挥部报告情况，一面紧急磋商，决定先解除半塔集险情，稳住核心阵地。随后周骏鸣副司令员赶往火线，在机枪连火力支援下，亲率特务营第2连奋勇冲杀，夺回了光山制高点。我占据有利地形后，又经过一下午的反复拼夺终于解除了半塔集被围之势，主阵地趋于稳定。经过第一天战斗，我方已摸清349旅缺乏独立作战能力，仅凭火力强和人多势众在支撑。无奈双方实力悬殊过大，我教导大队只有3个军事队300多人能打仗，压力委实不小。这时我支队领导接少奇同志复电，要求死守半塔集，等待主力回援。

　　路西反顽自卫作战是3月4日开始的。桂方集中第10和第12游击纵队全部和各县常备队，以正规军138师为主力，于3月初向我军进犯。我第4支队在5支队和苏皖支队支援协同下，连续奋战至20日，歼12游击纵队大部，滁县常备团全部，打垮了第10游击纵队，并重创138师。半塔集之战打响时，我与桂顽138师余部在定远与合肥两县边境形成对峙，该顽虽受重创而尚未完全丧失作战能力，且171师也有过淮南线参战之可能。实际上在半塔集打响后，桂军未立即作出积极反应，反而持观望态度。尤其在韩德勤对半塔集屡攻不下时，138师反而后撤。路西险情解除，我主力乃挥戈东援。这是在敌我力量悬殊下，能够坚守半塔集的客观原因。

　　郭政委积极贯彻中原局意图，与支队几位领导同志在邓子恢同志参与下，讨论决定，不管有多大困难，坚决守住半塔集！同时议定：全线作向心收缩，以保障主阵地之稳固；特务营全部集结于半塔集西侧，作坚守后援兵力；15团两个连收回到苏郢以南，占领要点据守，保障主阵地侧翼安全；10团两个营调到半塔西北侧山地隐伏，待机出击，变被动防御为积极防御；动员自卫队参战，堵塞战场空隙，巩固后方……商定后，赵启民参谋长即进入半塔镇，传达任务，指导教导大队作战，并把女生和少年排撤到后方做战勤工作。

　　半塔镇上“青抗”最活跃，他们协助教导大队学员维持秩序，组织支前，工作卓有成效，虽在战时，街区始终不乱，也无人不经允许而仓皇外逃。镇上“工抗”和贫民组建的模范队，更是直接进入街外战壕，与学兵们并肩战斗，表现很勇敢。

　　支队确定的5条措施，至24日晨才完全落实。在这三天里，教导大队夜间以若干突击小组袭扰敌，白天顽强地抗击敌人轮番进攻。待全线调整就绪，顽军攻击势头已经减弱，我已转入主动。

　　收缩后的防御正面不到20公里，一线防守兵力不足千人，在自卫队大力协同下，顶住了349旅、独立第6旅和盱眙常备旅共万余人的持续进攻，战线始终未被突破。一直打到27日下午，我东西两路援兵同时到来，韩军乃匆忙败退。守备战胜利结束。半塔集守备战的胜利，保障路西对桂顽作战的胜利，也创造了对优势之敌固守成功的范例，后来陈毅同志对半塔集之战给予很高的评价。

　　支援路东建政

　　皖东反顽自卫战胜利后，少奇同志领导建政，路东8县，路西5县，共建13个抗日民主县政府，两个专区级行政办事处。这片地区后来改称淮南解放区，是我党在华中第一块大面积根据地。

　　路东区建政由邓子恢同志主持，郭述申同志大力支持这一繁杂浩大的工程。在我们已收复的县城，如果不能迅速建立行政秩序，在日、伪势力觊觎下，很难巩固。少奇同志曾经说过，发展华中迫切需要一个大的“家”作进展依托，同时华中敌后又有许多地方特色，也需要通过建政积累经验，因而皖东建政具有战略意义。对此，郭政委有较透彻的理解，便以极大热情协助邓主任工作。

　　路东区建设是4月初开始的。当时省委干部很少，郭述申同志把教导大队培训过的那批知识青年交给省委，在各处做群众工作的民运干部也大多原地留任，再加上群众团体中的先进分子，全路东区、乡两级政权很快组建起来。4月上旬和中旬，各县区、乡的大部分干部和行政办事处主任等由我党从大别山撤到皖东的1000多名干部担任。在4月20日前后配齐。5支队除了支援大批基层干部，又调江靖宇做来安县委书记，汪道涵任嘉山县长，余纪一任盱眙县长，他们为皖东地区的建政工作积累了经验。

　　邓子恢同志曾在苏区中央政府做过部长，对地方工作有丰富经验，在他直接领导下，建政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郭政委虽未插手建政事务，除了人力支援外，曾向邓子恢同志提过些有益的工作建议。迫于当时形势，建政工作首先是加快速度，然后再整顿提高，不然，在大战之后无法保证社会稳定。

　　在建政工作中，仍保留了保甲长制度，因为新政仍通过他们与群众见面，只是对保甲长采取区别对待办法，群众反映坏的予以撤换，改由群众团体中积极分子接任，年轻进步的一般都保留未动。大约到5月初，路东各级党政机构已组建完毕，乡以上都有脱产武装，自卫队一律改称模范队，由乡指导员直接掌握。其后再开办训练班轮训干部，基层干部经过提高和整顿，素质有所改进，这时的路东根据地秩序井然，生机勃勃。后来少奇同志曾说过，皖东根据地建设得最正规。这同5支队领导和郭述申同志付出很大辛劳是分不开的。
　　光辉形象永留皖东

　　郭述申同志于1940年9月离开皖东去延安参加“七大”筹备工作后，我们分开了，直到全国解放后，我们才又先后见到他。

　　郭述申同志离开了支队，但他的崇高品德和光辉形象，凡和他一起工作的人，都永远不会忘记。我们前面讲了他政治上卓有远见，善于团结同志，处理果断，这些只是表象，而他的思想境界，他的品德，则更加纯美、高尚。我们和郭老相处时间不长，在这样几个方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一，郭老胸怀宽阔，对同志满腔热情，善于团结各种不同性格的人一道工作。他对下级总是善意帮助，我们从未见他对谁恶语相加，更没有整过人。故而在他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有什么话都可以对他讲，上下级之间和同级之间肝胆相照，众人一心。这也是5支队飞快成长的一条重要原因。

　　第二，他崇尚实事求是，凡做事、说话，无不注重从实际出发。在我们和他相处的日子里，从未见他有过不切实际的言论。他多次给我们做过报告，除了传达和解释上级指示，讲情况和任务、办法，没有废话，他不是讲演家，但他的话总是很实在。

　　第三，不争功，不诿过，在荣誉面前后退一步，在困难面前挺胸而上。5支队在路东胜利接着胜利，但在公开场合他从不出头露面，都是由别的同志出头。半塔集保卫战期间，中原局给的那个“死守待援”任务，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可谓极端困难，而郭政委没叫一句苦，多大的困难都由自己承担。他向我们传达六届六中全会文件后，曾和我们讲过他在湖北省委书记任期内贯彻不得力，还作了自我批评。至于他方干扰和诸多客观因素制约，他只字未提，只说自己的责任。他那样一位高级干部老同志，能如此不隐讳失误，这种坦诚精神，多么难能可贵！

　　第四，在使用干部上，他任人唯贤。我们在前面讲到5支队营以上干部大多从延安来，与郭述申同志都没有历史渊源，他则一视同仁，一律重用。原8团本身干部来源也不单一，有红色游击队成员，有河南省委陆续介绍来的地下党员和知识青年，郭政委从不重视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只要是德才兼备就大胆提拔，也不论资排辈。在经营路东期间，本地又涌现出一批优秀青年，路东建政时，郭政委特地交代民运干部，都给他们分配了适当工作。

　　第五，一切从大局出发，不谋自己小单位的任何方便。这里仅举教导大队整编为例，足以说明郭政委的全局观念。教导大队3个军事队守半塔集有奇功，5支队新干部多又有损失，本应留下这批学兵作骨干。然而路东联防司令杨梅生提出由于他们白手起家，要这批学兵作干部。江北指挥部也提出要调去教导大队军政干校作基础。郭政委没说二话，一一满足他们的要求。

　　第六，平易近人，始终以普通人面貌出现于同志之中。他的资历那么老，对革命有过那么多贡献，但他从来不言己功，不计较名誉地位，待人以诚，待人以礼，在熟人行列里他就是个普普通通的老战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