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九日，北路口寇正沿合肥——信阳公路直指信阳，前锋已至杆栏堡。

　　豫南民运专员办事处在炮火声中迁到了湖北花园附近。这个办事处是一九三七年秋，我以武汉大学教授兼平汉铁路农林总场场长的身份，遵照董必武同志指示，通过党的统战关系和个人的社会关系，从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搞到的一个名义。党利用这个名义，汇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有些同志是共产党员），在豫南的十六个县开展了一段时间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对农民群众的组织发动工作。

　　在花园住下以后，我和几位同志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找董老。这时，武汉外围战事已十分紧张。董老告诉我们，国民党五战区成立了一个文化工作委员会，钱俊瑞在那里，要我们与他取得联系，设法成立一个“合作”的抗敌组织，通过它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

　　回来后，我们除了派一部分同志转回豫南开展敌后工作外，大部分沿襄（阳）花（园）公路西移。途中，恰好碰见钱俊瑞同志领导的第五战区文化工作委员会。我们民运处的人员便参加了这个委员会，我做了委员。

　　这时，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部设在花园西边襄花公路上一个叫做陈家店的村子里。文化工作委员会也迁移到了那里。

　　在陈家店大约停留了一个星期，没有听到李宗仁有什么抵御敌人南下的作战准备。他除在台儿庄出了一次风头之外，以后他的部队一直溃退到豫鄂皖一带，而他本人却早已逃到襄樊。

　　一天下午，司令部突然来了一个紧急通知，说敌人已从信阳西边南下，二十四小时内就有可能占领马坪、淅河等地（都在陈家店和随县之间），要我们连夜火急向襄樊转移。一时马嘶狗吠，情况非常紧张。我们这一小伙徒手队，即以急行军的姿态，各人拿起随身带的东西连夜跑了六十里。我们起早歇晚，大约步行了三四天才到达樊城。

　　在樊城，我和钱俊瑞同志住在一家四川人开的杂货铺子内，这家人早已逃光了。其他同志都住在城郊的一个村子里。

　　一天，我和俊瑞及文委会其他负责同志正在城郊的村子里研究工作，李宗仁和几位随员专程来看我们。我到樊城后，仅由俊瑞同志介绍和李宗仁见过一两次面，他知道我是武汉大学的教授。我在豫南的一段工作情况也曾经向他谈过。这天，我们和李宗仁都围坐在村旁的一块空地上，我用个人的口吻，把我们大家的意见向他谈了出来。大意是：我仍想回到豫鄂边一带去做抗日工作，因为那里在民运工作方面已有一些基础，又属五战区管辖，且有桐柏山、大洪山、江河湖汊等有利地形，发动民众，组织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是非常有利的。并说到跟我来的一批青年干部，也都愿意回到那里去工作，希望他能给我们一些工作上的便利条件。

　　这件事，我们估计李宗仁是容易通过的。因为党通过上层统战关系，早已对他作过许多工作。所以，我们一提出，李宗仁就表示：“那很好，就请李先生起草一个计划吧。”

　　当晚，我和俊瑞同志商量了一番，连夜就把计划写好了。计划主要内容，大致是以下几条：

　　一、组织名称：第五战区豫鄂边区抗日军政指导委员会。

　　二、任务：组织民众抗日，发展民众抗日武装，配合正规军作战，并协助地方行政进行抗日文化教育，搞好生产……

　　三、中心活动地区：东至平汉（京汉）路，南至长江，西至汉水，北至桐柏山脉，委员会暂设湖北随县专署管辖的地区。

　　四、委员会设委员五至七人，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任命，领导本区一切地方抗日军政工作。委员会设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各一人。

　　委员会下设军事指挥部和政治指导部，分别负责军事和政治工作。军事指挥部设总指挥和副总指挥各一人，政治指导部设主任和副主任各一人。

　　五、委员会每月开支经费由战区长官部按时拨给。

　　我把这个计划写好，经过同志们讨论后，就交钱俊瑞同志送给李宗仁了。

　　这里我们认为有两个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必须事先和李宗仁交换意见。一个是委员会的人选问题：委员会是统战性质，李宗仁一定要派他的亲信负责军事，但我们一定要在委员会内占有多数，才能在工作上更为有利。因此，我们提出来的人，要使他看来是较有社会地位的人士，他才可能同意。在这方面，我和俊瑞同志认为，除我以外，提出李范一先生和范文澜同志是合适的。李范一先生是老国民党员，和李宗仁有旧关系，又在湖北有相当高的声望，曾做过国民党省政府的几任厅长。而我们又深知范一先生对抗日积极热情，他在他的家乡应城汤池办有干部训练班，和我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那里的干部都是由党派去的。更重要的是范一先生参加后，他那里所有的同志就可取得更好的工作条件，能为我党工作创造更好的基础。而对李宗仁来说，决不会怀疑他有“赤色嫌疑”的。再，范文澜同志是河南大学有名的国学教授，在文化界是知名人士，他那时也正在豫南一带搞抗日活动。因此，我们认为提出他们两位来是“名正言顺”，有很大把握可以得到同意。至于我自己，具有武汉大学教授的身份，又是平汉铁路农林总场场长，且在第一战区曾被任命为豫南民运专员，也更不会怀疑我是一个“赤色分子”的。

　　其次，是政治指导部的地位和职权问题。在国民党一般军事系统内，都把政治组织放在军事组织的下面。在这个计划内，我们把政治指导部和军事指挥部平列，都直接受委员会领导。这样，它们之间的地位和职权就是平等的了。我们估计李宗仁所要抓的是军事，而对政治方面的工作是会交给我们搞的。

　　计划送给李宗仁后，据钱俊瑞同志回来告诉我，李基本上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并且指名政治工作将要交给李范一先生和我负责。

　　没过两天，我们就接到司令长官部的通知，要我们去司令部参加一次高干会议。时间是在一个晚上，会议的主题，就是研究我们提出的那个计划。

　　会议是由李宗仁亲自主持的。除俊瑞同志和我以外，还有李宗仁的参谋长、战区政治部主任等七、八个人。

　　会议大体上按我们所设想的情形决定下来了。

　　关于组织名称，他们觉得，“抗日军政指导委员会”‘刺激性“很大，主张改为”抗敌工作委员会“，听起来”平和“一些。我们同意了这个意见，反正名称叫什么，问题不大。我当时想，只要有一个便于工作条件的”合法组织“，买油的钱还不是一样可以买盐吗？

　　关于发展民众抗日武装，李宗仁的意见是，把各县原有的地方保安团队（实际就是一些地主武装）加以训练就行了。这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他是很害怕真正搞起民众抗日武装来的。

　　在委员会人选问题上，李宗仁提出了五个人，即同意了李范一、范文澜和我三个人以外，加上石毓灵、陈超两人。并且指定了石毓灵为主任委员，李范一为副主任委员。又指定石毓灵兼军事指挥部总指挥，陈超兼副总指挥，李范一为政治指导部主任，我为副主任。

　　石毓灵和陈超两人，我们都不认识。据李宗仁的参谋长介绍：石是当时湖北随县专署的专员，曾经做过李宗仁的师长；陈超是黄埔军校出身，当时是李宗仁的幕僚——高级参议。这，我们就很清楚地可以看出，石、陈都是李宗仁夹带里的人物，而且要他们负责军事指挥，便知道他们打的是什么算盘了。

　　会议结束时，李宗仁希望我和陈超”将军“带领工作干部，尽快地赶到随县去和”石专员“见面，把委员会成立起来。

　　第二天，我就和那位”陈高参“见面了，”石专员“那里也接通了电话，并说明了我们到达的日期。

　　陈超这人看起来不到四十年纪，初次见面，三句两句话，就要咯咯地笑几声。特别是见到我们那些年轻同志的时候，总是要问：”你会唱歌吗？“”你会演戏吗？“接着就咯咯地笑起来。

　　大约是在一九三八年十一月的一个深秋的早上，天刚麻麻亮，街头笼罩着浓浓雾气，寒气袭人。我们这一群年轻人，充满着被新的工作所激起的热情，丝毫不感到有什么寒意，在樊城街头车站的空地上，此起彼落地大声高唱着救亡歌曲。

　　不一会儿，司令长官部派来了一辆大卡车和一辆小卧车。我和陈超及两位身体不好的同志坐上小卧车，其余三十几位同志都上了大卡车，象出征的战士一样，冲着寒雾向随县开去。

　　当天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随县城内专署。署内寂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石老专“和他的专署人员都已搬到南城角民房内”办公“去了。

　　这时随县县城，的确已是前线，敌人的前沿阵地就在城东淅河左岸一带，距城不过一、二十华里。但是，半个多月来，敌人一直没有越过那条小沙河，每天只早晚打几炮，报告报告时刻，好象就”以河为界“了。所以，我们一到随县城，并不感到有什么严重的战时气氛，一般市民照样在小茶馆聊天。当然，这并不是好现象，而正说明国民党抗战是消极的，从蒋介石到”石老专“，都没有例外。

　　傍晚，当我们第一次见到”石老专“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是：

　　”你们听到炮声了吧？没啥子。前线，这是前线。“

　　这位”石老专“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知道他是一个会做官、会享福的家伙。一副胖得可观的西瓜脸、大肚皮，四肢臃肿，笑起来眉毛、眼睛、嘴，都拉成几条小横线，活象一尊弥勒佛。

　　不料，到随县后的第三天，一架敌机就在我们驻地上空盘旋了几圈后，丢下了一颗炸弹，炮也紧打了一阵。这下可把”石老专“和专署的那些人吓坏了。他们马上搬到随县城南的一个山村里去了。不得已，我们也只好跟着他们一起到了那里。

　　在李范一先生未到之前，我和”石老专“、陈超几个人，常常交换一些工作方面的意见。”石老专“总是摆着一副似笑不笑的脸孔说：”这些都要靠你们来搞啊，你们都是一批年轻人，办法多，办法多……“或者说：”等李厅长（指李范一先生）来了再说吧。“有时陈超也凑上几句：”是的，是的，咯，咯……“可是，他们一谈起什么吃喝问题，或者谈起某些”有名人物“的生活密闻韵事，却是精神焕发，连敌人的炮声也似乎听不见了。

　　这时，我们感到不能把时间随他们这样浪费下去，经过商量，为了初步建立工作据点，决定把所有同志都派到均川镇去，一部分到地方团队搞士兵教育，一部分进行农村社会情况调查和分头拜访地方士绅及学校知识分子（特别注意小学教师）。这些做法，当然都取得了”石老专“的同意的。我记得，那时给去均川镇开展工作的同志的临时名义，是均川工作队。我自己则仍和石、陈一起，以便和他们拉拉谈谈，利用时间起草政治指导部工作计划，等范一先生一到，就好提出来讨论。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李范一先生来了。他一到，抗敌工作委员会就在这个小山村里正式成立了。接着，我们把政治指导部工作计划也提了出来。这个工作计划包括三个问题：一是组织（政治部人员编制），二是宣传训练（办训练班、办报纸及其他宣传工作）；三是经费预算。在经费预算上，我们主动提出政治指导部所有干部，一律每月只拿伙食及零用钱十五元。那时第五战区给委员会每月经费是五万元，而政治部每月领到的不过几千元，其余都落在”石老专“的钱柜子里了。

　　不几天，我和范一先生都到均川镇去了。我们把政治指导部设在均川镇一所祠堂内，范一先生和我同住在一个农民家里。

　　这时，陶铸同志带一批工作同志也由京山丁家冲赶到了。不久，范文澜同志也从豫南信阳赶到了。一时，小小的均川镇，抗日政治气氛浓厚起来了。

　　陶铸同志那时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留在这里，作为共产党和抗敌工作委员会的联系人。因此，我们便以国共合作为理由，聘他为委员会的名义顾问。当然，这使”石老专“和他手下的一群”师爷们“感到有些不愉快，但在那时大势所趋的情形下，他们也还不敢公开反对。

　　陶铸同志的这种身份，对当时党在五战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很有利。我记得，当时在各种公开的工作会议中，陶铸同志总是以共产党员的身份，介绍党的各项抗日方针政策。这就及时地给我们指出了工作的前进方向。

　　范文澜同志在均川镇停留了几天就回到了豫南，以委员兼豫南特派员的名义负责豫南方面的工作。

　　那时，应城、京山一带已成为敌我斗争最为激烈复杂的地方。敌伪维持会和地主反动武装纷纷依附日寇，国民党县长带着县署大印，不知躲到那里去了。正在这种情形下，共产党却在那里领导了一部分抗日人民武装和敌伪进行战斗，打击敌人，建立了地方民主政权。

　　为了更好地领导和开展这里的工作，我们便向委员会提出派孙耀华（进步人士）为应城县县长兼县游击队司令。”石老专“那时心里虽不愿意，但他知道，在他的那些”师爷“中是不会有人敢去敌后的。但”石老专“这个国民党的地主官僚，在政治上是有他反动的一套的。他这个小统治区（专署所辖各县）和蒋介石的大统治区是一个模样。他原来想，李”长官“派我们来搞起这么一个抗敌工作委员会，不过是摆摆样子。什么政治指导部，也不过让我们写写标语，演演戏，唱唱歌罢了；至于真要发动群众，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实行人民民主，改善人民生活，那是他想也不敢想的。因为，这些都和他这个”小朝廷“的利益相冲突。在开始时期，他还能和我们表面上”和平相处“。因为我们给他带来了不小好处——每月可捞几万块钱，这点，他是很满意的。可是，后来随着我们的工作一天一天地开展起来，他看到我们是来真抗敌的，他就和我们的距离越拉越远了。

　　在均川镇，我们办了第一期干部训练班，我兼班主任。政治课程分别由政治指导部负责同志担任，我每天用日语教对日宣传口号。这一期学员大约招收了三十多人，除少数是由县外抽调来的外，多数都是均川镇附近的小学教师和回乡的中小学生。这期训练班办了三个星期就结束了，所有的学员都被分派到附近各市镇去建立工作据点。

　　在训练班结束后，我们为了争取更有利的工作条件，便把政治指导部由均川移往长岗店。我们一行人的队伍，比起一个月前已壮大得多了。太阳高悬在我们头上，遥望着迎面大洪山连绵不断的峰峦，大家都不期而然地把《在太行山上》的雄壮歌词改唱为”我们在大洪山上“：

　　”……

　　山高林又密，兵强马又壮，

　　敌人从那里进攻，

　　我们就要它在那里灭亡……

　　我们在大洪山上，

　　我们在大洪山上……“

　　我们就这样一路走着，唱着，灯火朦胧时分到达长岗店。

　　长岗店，座落在大洪山北麓，有二、三百户店家和居民。附近村落也很多，四面都被起伏的群山包围着，形成一个较为宽阔的盆地。阡陌纵横，泉清林郁，真是一个很好的抗日根据地。过去这里曾是红军的活动地区。我们把政治指导部设在长岗店镇后一个小山头上的古庙内。庙的前后除几棵老树外，没有一户人家，地方很空旷，从这里可以看到长岗店的全景和四周的村落。

　　到长岗店后，中共鄂中区党委机关也迁来了。在党的领导下，我们便以长岗店为中心点，派出各个工作小队到周围各村镇进行宣传组织，建立工作据点。在随县、钟祥、京山、应城一带地区，如张家集、三里岗、长寿店、古城畈、洛阳店、小埠街、黄家集、宋河，平坝等各重要村镇，都派有工作小队，很快就在那里播种扎根了。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二月初，李先念同志率新四军一部已进入豫鄂边敌后，并在应山余家店战斗中狠狠地打击了日寇。这是武汉沦陷以后，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的部队在这一带第一次出现，并与敌人直接作战，对人心鼓舞很大。接着，先念同志来到了均川长岗店，和抗敌工作委员会谈判共同抗日、联合作战问题。我们见面时，非常兴奋。但这次谈判，”石老专“只是敷衍了事，并无结果。这进一步暴露了”石老专“那些家伙的假抗日面貌。

　　到长岗店后不久，我们利用抗敌工作委员会政治指导部名义，弄来了一部收发报机，靠它抄收新闻，很快地出了一张四开油印报——《大洪报》，作为我们宣传与组织群众的武器。在创刊号上，就在头条地位登载了一篇题为《为建立豫鄂边区抗日根据地而斗争》的短文。

　　为了进一步培养政治军事干部，我们在距政治指导部二、三里路的一座祠堂里，又举办了第二期干部训练班。这期训练班，由杨学诚同志任教育长，范一先生兼班主任。在训练方面采取了比较正规化的军事教育制度。招收的学员有一百多人，大多数是从应城、京山、钟祥等县一般地方干部中抽调来的。原计划训练三个月，后来因情况变化，都提前回到原工作岗位上去了。

　　在长岗店的三个多月中，政治指导部还进行了一些保甲制度的民主改革、商品流通、整顿地方社会秩序和打击地痞、兵痞等工作。这都使得政治指导部在人民群众中的信誉一天一天地提高了。一般老百姓把政治指导部都叫为”正直部“。很多老百姓遇到了什么不公平的事，就跑到”正直部“来”告状“。到后来，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抽出很多时间接待他们，为他们处理这些事情，这成了我们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记得我们第一次召开的选举保甲长大会，就是在长岗店政治指导部举行的。那天来的老百姓都象过喜事一样，无不笑逐颜开，见到我们就说：”这是你们给我们的好日子啊，可再不受那些恶狗子的欺了。“他们一致选举了一个姓王的做长岗店的保长，说”他是最公正的一个人，连一杯自水也不沾你的。“

　　长岗店民选保甲长的消息一传开，其他群众组织基础较好的地方也就跟着实行起来了。

　　但也就在这个工作上，遭到了石毓灵这位专员老爷最大的嫉恨。他底下的那班县长、师爷们到处叫开了：说什么这是侵害了他们的”行政权利，破坏了国民党的’新县制“；”让老百姓这样搞，那还要我们干什么呢？“”政治指导部是些赤化分子！“赤裸裸地暴露出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嘴脸。石毓灵甚至带着威胁的口吻说：”我要向李长官辞职，不干这个什么鸟主任委员了。“这很清楚，老百姓要的是民主，”石老专“要的是专制统治、压迫、剥削。民选保甲长和他的”小朝廷“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后来，我们的群众工作越深入，就和石毓灵这一班国民党顽固分子的矛盾就越明显、越尖锐化了。

　　当时，长岗店附近一带村镇，驻有国民党各种各色的部队，他们每到一个地方，那些”官兵“三五成群地到老百姓家要吃要喝，强买强卖，遇到年轻妇女，就耍各种无赖流氓行为。老百姓稍表示不满，还要挨一顿老揍。这种兵痞行为，比比皆是。石毓灵的那些保安团和他的警卫队也不例外。这实际上就是国民党军队”看到日本鬼子就跑，看到老百姓就扰“的”抗战路线“。为了保护老百姓的安全，为了坚持抗战，我们对这些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有一次，我们从三里岗回到长岗店，路经一个村子附近，突然有一个年老的农民踉踉跄跄地拦住我们哭诉起来：”你家是‘正直部’的吧，替我伸伸冤，做做好事啊！“原来，石毓灵保安团的一个连长用枪杆子把他的儿子赶走，强占了他的儿媳。我们回到长岗店后，立即向”石老专“的参谋长把这个问题严肃地提出来，指出：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破坏抗战的行为，这样毫无纪律的军官，怎么能去抗日呢？后来，他们为敷衍了事，只好依从了政治指导部的意见，公开审理了这件事情，将那个连长关了一个月禁闭。

　　通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政治指导部的影响一天一天地扩大，和老百姓的关系一天天地更加密切起来了。

　　在这期间，据说石毓灵他们曾不断地把我们的活动情况向李宗仁的司令部报告，国民党的特务系统已经注意我们了。

　　一九三九年三月下旬，我们从敌后慰问新四军伤病员返回到长岗店。我一路想着，回到长岗店后如何向委员会汇报我这次在各地所看到的情况和今后如何进一步的开展工作的意见，但是，却没有料到一回到长岗店，首先听到的一句话，就是：”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已经被国民党明令解散了。“

　　对于抗敌工作委员会被解散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工作同志，谁也没有表现出失望情绪。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委员会被解散，不等于抗敌工作被解散，委员会不过是我们开展抗敌工作的一个工具。几个月来，时间虽短，但我们已经利用它在大洪山周围的广大地区，在成千成万的人民群众中播下了抗日救亡的火种。正当豫鄂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被宣布解散的时候，共产党领导的英雄的新四军抗日游击部队纷纷建立，并在武汉外围解放了大片国土，在敌后建立了大片抗日民主根据地。委员会里的大批同志，纷纷奔向了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投入到更广阔更火热的斗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