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救亡团体的诞生

　　一九三七年七月，芦沟桥的炮声震荡着祖国大地，中原古城开封从沉睡中惊醒，卷入了抗日救国的怒潮。一个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救亡团体，这年秋后在这座中原古城诞生了。她一出世，便遭到国民党顽固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使她不得不一面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一面同顽固分子作斗争。

　　这个团体是在中国共产党河南省委直接组织和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七七事变“后，河南省委通过进步教授嵇文甫、范文澜等，以河南大学的名义办了个抗敌训练班，用来广泛吸收进步青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培养抗日的骨干力量。我们党通过这个训练班输送了大批进步青年到延安和敌后去。为了迅速掀起中原地区的抗日热潮，省委又决定将训练班改为”河南大学抗敌训练班农村服务团“，由河南大学着名教授范文澜同志任团长。参加这个团体的都是抗敌训练班的学员，有一百多人。他们大多数是开封北仓女中、女子师范和女子中学的秘密党组织选送来的；还有一部分是开封”平津流亡同学会“中的共产党员冯纪新同志秘密串连来的流亡学生。其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二，女同学也超过半数。建团以后就成立了党支部，冯纪新同志任支部书记。河南省委派刘子厚同志经常指导他们的工作。

　　当时党的活动虽然是秘密进行的，但国民党还是从我们团的行动上看出是”赤化“了的。因为当时正处在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局I面刚刚形成的时期，他们还不敢公开抓人或者取缔，但是暗地破坏一直都在进行。早在抗敌训练班开办的时候，国民党河南省党部便派人打了进来。成立”农村服务团“的时候，国民党省党部又要我们改换名称，说什么”抗敌“二字太刺激日本人了（因为他们的中央政府还未正式对日宣战）。又说：”你们是办教育的，还是多做本行工作吧！不要去管农村的事。“他们凭着这些”理由“，硬要我们改作”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当时听来真是叫人哭笑不得。不过这倒也让我们看透了他们的反动本质。所谓怕刺激，就是为投降留后路；不让我们管农村的事，是限制我们的活动范围。为了争取合法存在，我们在名称上没有坚持，依了他们的。名称改变不了实质，我们想怎么干还怎么干。

　　一九三八年初，”战教团“成立后，范文澜同志就带着我们从开封徒步南下，到豫中、豫南各县开展工作。我们走一路宣传一路，走到那里宣传到那里，把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很快传播开去，搞得顽固派非常头痛。他们又不断派人打进来，从内部搞破坏。在党的领导下，每次派来的人都被我们用些巧妙的办法撵走了。

　　曾经发生过这么一件事：一天，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派了个姓张的大员来到”战教团“。此人道貌岸然，笑容可掬，一来就声称：”兄弟是来向范先生和各位同学学习的，要与大家同甘共苦。“他不光嘴上说，还把铺盖卷搬到我们小组，跟我们一起睡地铺、吃大锅饭。他满以为这样就骗得了人。其实，我们心中早就有数。大家一商量，就想出了一个收拾他的好办法。我们一没骂他，二没打他，只用了几个芝麻大的小虫儿，便叫他现了原形。

　　那时，”战教团“的同志们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往往个把月换不成衣服。我们个个身上都长了虱子，同志们诙谐地叫它”革命虫“。用这小动物来检验一下那位张大员的革命态度，倒是一个有趣而效验的办法。

　　就在张大员到小组的第二天晚上，一个男同学顺手从怀里摸出几个虱子悄悄往张大员那洁白的衬衣上一放，然后忍住笑回到自己的铺上。

　　天亮起床，张大员发现那吃得圆鼓鼓的虱子，大惊失色，连忙脱下衣服又是拍又是抖。同屋的人看到他那副样子，都哈哈大笑。有位同志说：”张先生，不用拍了，虱多了不咬人的，你看我们，那个身上也有个把‘连’，根本没人理会。要同甘共苦嘛！“说得那家伙的脸上红一阵自一阵。”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张大员骂了一句，在同学们的白眼和嘲讽中逃走了。

　　不久，我们来到了舞阳县城，在这里活动了一个多月。城里乡下，都被我们闹得热气腾腾。蒋介石的嫡系关麟征部在这一带驻防。关麟征这家伙不愧是嫡系，看到这种大好形势，如芒在背，想方设法要赶我们走。

　　一天，范文澜同志从关麟征那里带来了要我们”限期离境“的消息，可把大家气坏了。同志们愤怒地骂道：”兔崽子！东三省叫你们丢了，儿十万大军守不住华北，没见日本人就撒腿往南跑，对我们反倒来神了“。不理他那一套，我们的歌声在舞阳城乡唱得更响亮了。

　　关麟征终于下最后通牒了，送来了一张请帖，说是要欢送我们全团，摆酒宴为我们”饯行“。大家一看这道逐客令，顿时怒火万丈，非要找关麟征算帐不可。范文澜同志和党支部研究后，决定去参加”送行宴会“，见识见识他们的真面孔。

　　”宴会厅“就设在”战教团“驻地学校的一间大教室里，摆满了丰盛的酒筵。关麟征穿着笔挺的呢军装，还有些穿长袍马褂的家伙，彬彬有礼地把大家让到了”宴会厅“。我们在城里活动的话剧队和歌咏队的全体同志都参加了。关麟征见范文澜同志和大家都来了，颇为得意，以为我们上了他们的圈套。他文雅地举起酒杯，欠身道：”今天，敝军和各界同仁，为即将离开敝地的宣传团备了几杯薄酒送行。哈哈！一点小意思。祝大家在范先生领导下，为早日复兴吾中华而干杯！“那些长袍马褂先生也举起了酒杯，点头哈腰地劝起酒来。

　　面对这些假仁假义的家伙，在场的同学又气又急，恨不得把酒杯摔到他们的脸上。整个”宴会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似乎划根火柴就会爆炸一样。正在这时候，范文澜同志腾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愤怒的目光象利剑一样，刺得关麟征和长袍马褂们不禁打起了冷战。只见他用那气得发抖的右手举起了酒杯，环视了全场，激昂悲愤地说道：”同胞们！我们此时在这里似乎听不到枪声和炮声。可是，大家可曾想到，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这有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正在遭受着一场怎样的劫难？！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在野蛮地践踏着我们的国土；大好河山烽烟四起，同胞的鲜血染红大地！有多少父老正在血泊中呻吟！有多少兄弟姐妹正在遭受着野蛮蹂躏l我们的民族在流着血啊！同胞们，不甘做亡国奴的人们，大家团结起来拯救我们的民族吧！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随着高亢激昂的口号声，范文澜同志将手中的酒杯”叭“地摔在地上。由于极度的悲愤，范文澜同志不禁痛哭失声，同学们都放声痛哭。一些在场的国民党军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也流下了热泪。在悲愤中，我们把丰盛的酒席砸个稀烂，大厅里响起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抗日无罪！“的口号声。关麟征见势不妙，仓皇逃走了。

　　这次交锋，使同学们增长了见识，更加看清了国民党顽固分子阻挠、破坏抗日的嘴脸。同时，也看到了这极少数的顽固派是多么不得人心。

　　生根开花

　　我们战教团坚持把工作重点放到农村，同时也兼顾城镇。

　　为了同各界人民群众更好地相结合，我们区分不同条件和情况，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宣传。通常用群众容易接受的演剧、唱歌、演讲、漫画、办识字班、组织儿童团体等办法宣传抗日。

　　在许昌城，我们办起了训练班，把几十名进步青年组织起来，由范文澜和一些同志轮流讲授抗战的形势和意义，启发这些进步青年。他们很快便成了骨干力量，不少人自愿参加了战教团，没有参加的，留在本地也自动作些抗战工作。以后，由于时局变化，我们流动频繁，没法办训练班，但每到一地，遇到当地党组织办的各种训练班，我们也去帮助讲课，不仅讲一般的抗日道理，还讲些抗日游击战争问题。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要到农村去发动群众，首先必须同工农群众打成一片，向工农群众学习，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不断进行自我改造。遵循这个方针，战教团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出色地完成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任务。

　　一九三八年初，范文澜同志领着我们由许昌到舞阳胡岗。一到那里，我们就深入农村去发动群众。这对我们战教团来说，还是第一次。从那里着手呢？我们的女同志首先找到了门路。她们三三两两，走村串寨，找些老人、妇女和儿童聊天，稍微熟了一点，就陪同农村妇女一起劳动，主人干啥，她们干啥，烧火、磨面、洗衣服、带娃娃、作针线活，样样都干，很快便同群众建立了感情。在谈家常中讲些抗日救国的道理，我们的女同志还学会从群众中发现和培养积极分子。没有几天功夫，就在几个村庄办起了识字班。开始是一些妇女儿童来参加学习，随后一些男人也来。有了识字班，就有阵地了。在识字班，我们把识字和学政治结合起来，教几个字，就讲点时事，农民很爱听。

　　识字课本是自编的通俗读物——《抗日三字经》。为适合一些老太太的兴趣，我们还编过类似佛教的经文，叫做《抗日经》。我还记得有这样几句：”嗨嗨弥，嗨嗨僧，东洋岛国起祸星，先占我国东三省，接着又占北平城……“这种顺口溜的课本很受欢迎。

　　通过一段工作，我们同群众建立了鱼水般的关系，他（她）们什么都跟我们说，什么都问。有的人问”你们是不是红军“呀，”日本人打不打得到舞阳“呀，”日本人来了怎么办“啦，我们都给予满意的答复。有的婆媳吵嘴也来找我们，我们都予以排解。

　　由于这样，我们离开的时候，一些青年要求出来跟我们一齐抗日，有的舍不得我们离开，一直把我们送出十几里外。

　　我们快要离开舞阳的时候，上级党决定，我们这个救亡团体要准备打游击。日本侵略军如果打进中原，他打到那里，我们就在那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传达这一指示的时候，上级党还给我们派了几个军事干部来。其中，有一位名叫廖碧忱的同志，是在红军里当过团长的。大家都用学生心目中最尊敬的称呼，管他叫廖先生。从此以后，我们除了继续开展救亡宣传以外，就着手发动游击战争的准备。

　　一九三八年的初夏，豫中平原的麦田，由青转黄，夏收快要开镰的时候，我们离开舞阳，到了豫南的战略要地信南山区。这一带靠近平汉铁路，是桐柏山和大别山的结合部位；这里的人民群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我们根据党的指示来到这里，准备在沦陷以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们以信阳南的柳林为中心，向平汉铁路东西两侧的当谷山、谭家河一带派出工作组，协助当地党组织办训练班，派人去讲政治、讲游击战术等课程。同时也不放松一般的抗日宣传。

　　我们在柳林、李家寨、东双河和鸡公新店等地一连演了十几天抗日剧。天天晚上台下都坐得满满的，有的群众还追着我们看。当时，我们演得最多的是《放下你的鞭子》、《马百计》等剧目。每当剧中出现抗日英雄马百计智斗敌寇取得胜利的场面时，台下的人们开心地笑出了声，当台上出现汉奸、日寇时，台下的人们都用手指着痛骂，人们的感情和剧情融合在一起。《放下你的鞭子》是一出街头剧，它表现了一老一小从沦陷区逃亡出来，遭受背井离乡的沦落之苦，借以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激发民族仇恨。剧中有个情节是父亲扬鞭抽打因悲切而唱不下去的女儿。每次演到这里，观众中总有人自动跳上去愤怒地高喊”不许打！“”放下你的鞭子！“全场观众都应声而呼。当父亲放下鞭子，诉说日本强盗的暴行和东北同胞的苦难时，台下又爆发出一阵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为死难同胞复仇！“的怒吼声。

　　同学们为了发动群众，动脑筋想了不少办法。有时，台上正在演出，从远处又出现了一群”逃难的“人群，这便是我们扮演的。大家扶老携幼，悲痛难忍的形象，使群众认为是真的从沦陷区来的逃难人，请他们讲遭遇。他们便用耳闻目睹的一些惨痛事实，讲述了沦陷区人民在怎样遭受日寇的蹂躏，激起了人们一阵阵哭泣和叫骂，我们便借机激励群众的斗争情绪和勇气。当唱起雄壮的大合唱《义勇军进行曲》、《抗敌歌》、《青年进行曲》、《游击队之歌》、《大刀进行曲》等歌曲时，台上台下情绪高涨，热血沸腾，当唱起《流亡三部曲》等哀婉动人的歌子时，总是唱者流泪，听者饮泣。

　　在信阳乡下，我们和地下党紧密配合，在谭家河等地发动群众，和在此地进行抗日救亡活动的各方人士团结一道，办起了近百人的农民识字班，组织了儿童团，深入进行了抗日宣传，有力地配合了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的工作。日寇快打到信阳城时，这里的：党组织便拉起了几百人的抗日武装，我们在罗山县当谷山等地也派了段远钟等同志去深入发动群众。这些地区在信阳沦陷以后也拉起了抗日武装，后来都成为新四军第五师主力部队的组成部分。

　　我们还利用机会向国民党进步官兵宣传抗日主张，启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在他们的营区中，教唱救亡歌曲，送进步书刊和宣传材料给他们看。一些家在东北、华北的官兵，经常是一边听我们讲述沦陷区情况，一边流着眼泪。当我们演唱《流亡三部曲》的时候，常常使他们放声痛哭起来，在悲愤之余他们开始痛骂蒋介石，从而热情地来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没有油印机，编写的抗日教材和宣传材料他们主动拿去帮我们印；借给我们演出时用的汽灯和道具，一些军医瞒着他们的官长来给我们病号治病；有的军官撵出好远来为我们送行。我们在信阳时，当时正值台儿庄大战之际，平汉路上南来北往的兵车很多，为了鼓励那些上前线的官兵英勇杀敌，我们从微薄的生活费中挤出一些钱来买糖果，夹上宣传品用红纸封成小小的慰问袋，送到出征的士兵手里。这些平时挨打受气的奴隶，突然受到人民的尊重，一个个感动得流下热泪，纷纷表示要多杀敌人，为父老兄弟姐妹们报仇。

　　革命情谊

　　在罗山县，有一位地方开明人士在欢迎会上这样评说我们：”英勇奋斗如猛虎，天真烂漫似幼儿。“他的话虽然没有全面概括出我们的斗争生活，却说出我们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一个侧面。

　　那时，我们绝大多数的同学才十七、八岁，有的才十五、六岁，有不少是兄弟俩、兄妹俩、姊妹俩和姑侄俩同时参加”战教团“。开封女中张宇瑞老师还把自己的两个十几岁的孩子带到队伍里，这更增添了大家庭的气息。在抗日救国这个崇高而又神圣的纽带联结下，一百多颗红心想在一起，跳在一起，奏出壮丽的抗日交响曲，谱写了团结战斗的新篇章。

　　年纪大点的同学，主动承担了大哥哥、大姐姐的义务。他（她）们吃苦在前，时刻关心着大家。女同学把男同学洗衣服、缝补衣服等活计全部包了下来。男同学也主动做些重活，把挑水、劈柴、背抬行装的任务抢在手里。最受尊敬的范文澜同志象长辈一样爱护大家，他拖着那瘦弱的身子和我们一起徒步行军，还要跑前跑后照料大家，使我们非常感动。范文澜同志经常给我们讲些历史，启发我们要多学习，要有上进心，为国家为人民做些有益的事情。同学们把他的教诲铭记在心。他对大家不仅在政治上关怀备至，生活上跟同学们也很亲近，经常参加我们的游戏，师生的笑声融汇在一起。一次，范文澜同志到罗山县看望分团的同学们（战教团在信阳时成立了一个豫南分团），看到几个同学正在塘里捉鱼，范文澜同志弯腰仔细注视着塘里那条被同学追赶的大鱼，情不自禁地”扑通“一声跳进塘里，和大家一起捉开了鱼。同学们一看范先生连衣服都忘了脱，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离开信阳后，总团向豫东南一带发展，分团在罗山、息县一带活动。此时正值酷暑季节。由于经费不足，大家长时期很少吃青菜，每日吃点馒头和咸菜，加上水土不服，不少同学害了眼病，眼睛肿得睁不开，患疟疾的更是比较普遍。在这些时候，大家一边赶路，还要照顾越来越多的病号，如果不团结互助是难以继续：在一起战斗下去的。我们没有丢下一个同志，也没有一个同学私自离开这个团体。

　　一九三八年七月初，总团来到商城。这时，日本鬼子已打到了安徽的六安，日本飞机天天在商城上空丢炸弹，城里死伤遍地，几天功夫，人都跑光了，只剩下一座空城。国民党的军队都忙着撤退，我们不得不撤退。为了不丢掉同志，我们还在商城附近乡下等候了几天，等到留在潢川的几个病号来齐了才走。

　　这次撤退可是一次艰巨的行动啊！大多数同志都病了，有几个根本不能行动。沿途有日本飞机的轰炸和扫射，还有土匪抢劫骚扰。走的路全是大别山腹地那上几十里下几十里的山路，全靠一步一步地走，没有任何代步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一个人掉队。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同志间的革命情谊，保证了这次长途行军任务顺利完成。

　　一路上，那些身体好的，把重病号抬着、背着。患疟疾的，轮流互助，你发了病我照顾你，我发病时你照顾我。共产党员孔化、路二等同志，一面抬着担架，一面嘴里还哼着歌，喊着”同志们：加油、加油“。在他们的带动和鼓舞下，常常是歌声此起彼伏，喊声上呼下应。

　　一路上，不光行路难，吃、穿更难。生活费快花光了，沿路山大人稀，有钱也买不到东西。大家只得勒紧裤带，省了又省。可是，对患重病的同志还得想方设法做点可口的。衣服破了，补了又补，鞋子烂了就穿草鞋、打赤脚。有时买到几双鞋，总是你推我让，谁都不肯要。

　　这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从战教团成立就开始有了的。记得从许昌到舞阳的路上，天下着大雪，风刮在脸上象针刺，徒步行军走了一天没吃上饭，真有点”饥寒交迫“。我们的老团长范文澜同志边走边给我们讲笑话，讲得高兴了又领着大家唱歌。以苦为荣的作风，就这样在全团树立起来。对于国民党那些官办的宣传队，穿军官服，拿军官饷的日子，大家都嗤之以鼻。不少的官办宣传队，常常来拉我们的好演员、好歌手，总是碰壁而返。我们不少家住开封的同学，都是瞒着家庭跑来参加革命的，干得很有劲。国民党用升官发财来引诱，丝毫动摇不了我们。

　　抗日救亡的目标，革命的理想，把我们这一群年青人聚集在一起，革命的友谊使我们紧密团结，英勇奋斗，从胜利走向胜利。

　　千里激流归大海

　　一九三八年夏秋之际，国民党反动派强行解散了在”一二·九“运动中诞生的民先队（”民族解放先锋队“的简称）和一些进步组织，救亡宣传工作面临着新的困难。

　　我们总团的同志从商城撤退后，日夜兼程，向西穿过平汉路，到了襄樊，准备经这里北上到豫西去找党接受新任务。

　　襄樊是国民党的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见我们来到这里，便想拉我们为他们工作。但我们当时没得到党组织的指示，不能轻易留在任何一个地方。我们经过一年的斗争考验，思想觉悟有很大提高，绝大多数同学都参加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留在国民党这里工作，只要是革命需要，倒也未尝不可。但没有上级党的指示，我们决不能留在这里。

　　在这时，范文澜同志和党支部书记冯纪新同志已先后调走，不少党员也被派往各地，全团只剩下五十多人。绝大多数同志都表示坚决不留，只有一个叫徐述之的副团长坚持留下。徐述之是北仓女中的一名教师，此人也颇有点抗日热情，经常发表一些趋时文章，但大家都不喜欢他，认为他心术不正，有投机心理。此时，见他坚持留下，便一齐朝他开火，这个说，你想出卖我们；那个说，要留，你就留下当官吧！我们不留下。支部委员马彦同志代表大家给在豫南的刘子厚同志写了信，连夜派人送到竹沟汇报了这些情况，不几天便得到回信，让我们立即到豫南去。大家听到党的指示后，便打起行装向南阳出发了。徐述之留下了，后来再也没有回到队伍里来。

　　在南阳，总队的四十多名同学受到了党组织的热情接待，我们一年来的斗争得到了组织的肯定和表扬，并指示我们立即奔赴新的战场——到鄂豫边区新成立的抗日武装中工作。分团的二十几名同志在分团团长王良同志带领下，在罗山、息县一带，配合地下党发动群众，拉抗日武装，搞得轰轰烈烈。在一九三八年冬，武汉失守后，又接到党组织通知，返回了豫南。那些中途因病留下治疗的黄玉庭、郑经文等同学，不仅先后回到了队伍中，而且还动员了当地不少进步青年一起来参加了革命。

　　千里激流归大海，扬起风帆又远航。从此，战教团这些热血青年，又以崭新的姿态战斗在鄂豫边区，为自己的青春书写下新的壮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