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渊源

　　一九三六年冬，党为了发动抗日，派我再次进入驻守平滓的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去从事兵运工作。因为我从一九一九年就到冯玉祥办的陆军第十六混成旅军官子弟学校读小学、中学，又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六年在该部西北陆军干部学校毕业，分配到部队做军事、政治工作；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迭次在西北军里做党的秘密工作，在西北军中有不少同乡、同学、同事的老关系。利用这些关系，我顺利进了宋哲元的第二十九军冀北保安第一旅当参谋。不久，经冯洪国同志向佟凌阁副军长推荐，和我党北方局同意，我被调到第二十九军军士训练团（简称“军训团”）三大队当上了副大队长。

　　军训团主要是培训青年初级军官。党的兵运工作，很注意这样的单位。我到职后，立刻与原来隐蔽在里面的共产党员——冯洪国等几个同志接上关系，建立了党的支部，直接由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

　　芦沟桥事变后的七月二十八日，第二十九军军部、军训团、炮兵团等单位从日寇包围的南苑突围出来。当时军训团的逃亡减员现象很严重，唯有第三大队由于我们地下党支部的抗日宣传教育搞得比较深入，逃亡的较少，仍旧保持了四个中队的建制，每个中队都在百人出头。

　　国民党军队弃守平津后，一溃千里。军训团从南苑撤至济南北面的泺口镇期间，我们和上级党的联系中断了。我们为此十分苦恼，曾多次设法寻找党的组织，但由于战争环境动荡，几次努力都落了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单独作战，担子是越挑越重。

　　当时济南师范设有“平津流亡同学会”，收容平津地区的大批学生。我们为了增强抗日救亡的力量，经军训团团长过家芳同志（当时没有党的关系）的同意，我去济南城找“平津流亡同学会”联系，请他们动员一批学生参加军训团。没有想到在那里却遇上了一件意外的喜事：有一天，同学会的负责人徐德谦忽然对我说：“有位张友渔先生要见你。”张友渔这个名字我是熟悉的，因为他是有名的进步教授。可是，我们从未接触过，他有什么事情要见我呢？徐德谦领我到了张友渔先生的住所，一见面他就很亲切地对我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我是共产党的好朋友。我离开北平时，世英兄要我设法找到你，叫你和他联系。”我得到张友渔先生的通知后，便立即写信给王世英同志，可是在那兵荒马乱的时候，邮电不通，联系没有恢复。

　　我和徐德谦原来也并不相识，见面后也始终没有谈过组织关系，但他十分热心地组织了四十多个大、中学生到军训团来。这批学生都比较进步，抗日热情很高，其中还有几个党员和几个民先队员。这就大大增强了我们党在军训团里的力量。我们在团长的同意下，把这批学生单独组成了新生队，我自己兼任队长，建立了党的第二个支部。新生队在东明县高桥镇进行将近三个月的训练期间，党支部秘密地发展了新党员，建立了秘密的抗敌先锋队组织。这些同志在训练期满后，即被分配到各中队去工作。结业时，党给他们的任务是：到各队去起酵母作用，发展抗战力量。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军训团移驻河南新乡县的香家营。我终于同八路军驻第一集团军的代表唐天际同志取得联系。新乡撤退时，他跟随我们部队到达陕西清华镇。在那里，组织上确定我们继续留在军训团活动，让我与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林伯渠同志联系。

　　一九三八年二月，军训团转移到河南省新安县驻防。四月间，原在北匕平保安第一旅认识的李副官前来看我，他说他是来接张友渔先生过黄河北岸石友三部工作的。我喜出望外，当即随李副官去旅店见到张友渔先生，略述了济南别后情况。经他的介绍，我到洛阳见到梁化之同志。化之同志又带我去见豫西特委负责同志，并和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接上了关系。豫西特委很重视我们军训团的工作，从洛阳动员了一批青年学生，还派了几个党员到军训团来。这时我已担任团的教育长职务。为了加强政治教育，我想请个政治教员来。负责领导军训团的手枪旅旅长孙雨田是一个“一天三餐、嘻嘻哈哈”的老粗。有一回，我漫不在意地向他建议说：“孙旅长，现在要抗日可不能缺少政治教育啊！你看我们是不是去请个政治教员来？”他不加思索地说：“你请得到，你去请吧！”我说：“只要你同意，我就有办法请来。”他点点头说：“好，好！”抓住他的这句话，我便向豫西特委提出了要求。豫西特委很快就派一个从延安抗大毕业的刘湘泉同志来充任政治教员（刘湘泉同志抗战时牺牲于鄂中）。不过，在军训团正式开设政治课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做必然会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注意，过早暴露我们的身份。西北军有一个老传统：每天举行“朝会”，就是早晨起床后必须整队听取官长的训话或者呼呼口号。但那些训话和口号的内容都是千篇一律，枯燥乏味的“军人守则”之类。我们就利用“朝会”这一形式，由老刘同志事先写好讲稿，供团长、大队长训话之用，有时选读《解放》杂志上的文章，使“朝会”变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讲堂。

　　宋哲元之第二十九军于抗战爆发后扩编为第一集团军，所属的原三个师编为三个军。芦沟桥打响抗日第一炮的第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改编为第七十七军（借以纪念“七七事变”），军训团改属第七十七军管辖。一九三八年五月间，副军长何基沣从陕北参观回来，要来了一批延安抗大的、陕北公学的和安吴青训班的学员。我们把他们以服务员的名义分派到各中队，负责军政教育的辅导工作。一时军训团人才济济，阵容充实，我们党支部的力量也大大加强了。这些工作当然都得到了过家芳团长的同意和支持。

　　何基沣副军长是一位具有正义感的爱国军人。他这次到陕北参观，受到我们党的教育（据何自称曾受到毛主席的接见），决心在第七十七军实行革新，把第七十七军建成一支抗日新军。要革新，就必须首先培养进步的干部，因此，他亲自兼任了军的教育处长，以便直接领导军训团。他一到任就来军训团视察，专门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提出办好军训团的具体改革方案。何副军长的态度温和可亲，平易近人，没有国民党将官们那种趾高气扬的神气。不过，那时我和何副军长还是初次见面，象我这样从事秘密工作的共产党员，对一个国民党中将副军长不能不存有一定的戒心。我只是试探地说：“我看重要的还是加强政治教育。要培养一个抗日干部，不光要武装他的一双手，还要武装他的头脑！”何副军长很同意这个看法。他再三鼓励说：“不要怕出乱子，大胆干，有什么事我给你撑腰！”

　　“七七抗战”第一个周年时，军训团和国民党嫡系部队第三十六师在新安县联合举行纪念大会。第三十六师的饶舌者们一个接一个地登台“致词”。他们大发谬论，说什么“为了民族利益，只应有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军队”，露骨地贩卖法西斯主义。我愈听愈冒火，怎么也克制不住内心的愤怒，临时想了个讲题叫做《保卫芦沟桥》，也上台演讲了。我说：芦沟桥的抗战是掀起全民抗战的桥梁，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桥梁！所以，为争取抗战的胜利，必须巩固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保卫统一战线！要发扬芦沟桥的抗战精神，反对开倒车！我一讲完话，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热烈的鼓掌声。第三十六师政治部主任当场气冲冲地责问何副军长说：“为什么讲这种话，这是什么人？”何副军长淡淡地回答说：“没什么，他是我们老西北军的人！没什么！”

　　过了不久，军训团撤退到了河南信阳。有一天，何副军长把我叫去，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给我，含笑地说：“你看看！”我一看，这是一封向军长冯治安告密的信。冯治安批了几个字：“转何副军长查处”。此时冯治安率部在前方抗战。早在第二十九军扩编为三个军时，国民党政工系统就渗透进来了，在各个师设立了政训处，加强了特务控制。另有一批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生，仗着宋哲元的关系，也在军训团当上了分队长。这些人在政训处的指使下，向冯治安告状说：“军训团为共产巢穴，赤色宣传十分猖獗，危害匪浅，朱教育长身负教育之责，对共产党活动不但不加约束，反而予以纵容庇护”云云。斗争原是意料中的事，我并不感到突然。现在我所担心的是何副军长的态度。我问：“师长（因为他还兼任第一七九师师长，所以大家都叫他师长），你看怎么办呢？”何副军长笑笑说：“没关系，好办得很！把这些‘小子’统统晋升一级，送到军官团当教官好了。”

　　何副军长的计策很快实现了。他把这些反动的家伙都赶出了军训团。这使我们逐渐消除了原来对他的戒心。

　　成立七七工作团

　　军训团撤到信阳后，我曾持豫西特委的介绍信，单独到河南确山县竹沟镇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接上了关系，见到了彭雪枫、王国华等负责同志，参观了教导队。整整十年了，我一直在白区进行党的秘密工作，置身在冷酷而腐败的国民党军队里。这回第一次见到我们自己的部队，自由自在地和自己的同志畅谈形势，倾诉衷肠，确实感到象回到家里似的亲切而温暖。从此，即由豫南特委领导军训团内党的工作。

　　一九三八年九月初，军训团向桐柏撤退。十月，信阳不战而失，武汉相继沦陷。眼见敌骑纵横，祖国半壁河山被日寇蹂躏，国民党却始终抱定了不抵抗政策，我们谁都克制不住愤懑的心情。到了桐柏，组织上通知我说：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已派人向何副军长建议，要他留下一支部队在桐柏山打游击，何副军长已经同意，要我积极争取领导这一组织，就地发展武装，独立地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我正在考虑怎样向何副军长谈，没有想到何副军长却主动把我和军训团团长过家芳找去。他指指峰峦起伏、高耸入云的桐柏山，问我：“你看桐柏山好不好？”我说：“好极了，山大山高，打游击非常理想！”他说：“是啊，我到延安就学到了这一条，应该发展敌后游击战争。我打算留下一部分人在这里打游击，我想把你留下来，同意吗？”我高兴地说：“当然同意！完全同意！”

　　就这样，成立了“桐柏山区七七工作团”，我任团长。从军训团十二个中队中每中队挑选了五个政治上进步，并且经过战斗考验的学员，加上工作人员（包括军医、文书、炊事员等）共七十人，组成了一支精悍的队伍，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党员和抗先队员。所以，七七工作团从它诞生的第一天起，实际上就是在我们党的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工作队。何副军长亲自设计了椭圆形的臂章图案，把图案分解开，含意是：“丅”（团的字头），“■”（山字的形象），“■”（工作的工字），“■”是正反两个“7”字，概括为“桐柏山区七七工作团”。给我们装备了五十支步枪，二个掷弹筒，三挺轻机枪，五万发子弹，二十个重迫击炮弹（当作地雷使用）。这样富裕的家当，当然很好，可是要随身携带移动却也增加了许多困难。我们七十个人除了自己携带的以外，还得雇请一倍以上的民侠来担挑。另外，何副军长还拨了二万发子弹，二十支步枪，作为赠给竹沟新四军八团队留守处的礼物。后来我们到桐柏县东北罗冲时，竹沟派人来挑走的。

　　第七十七军向湖北老河口撤走后，我们“七七工作团”不久也离开桐柏县城，下乡到固县、罗冲、毛集一带活动。这时，日寇刚占领平汉铁路沿线，魔爪还没有伸进山区来。我们活动的主要障碍是由国民党散兵游勇组成的股匪和各个村寨的封建地主武装。他们对我们这么富裕的家当十分红眼，垂涎欲滴。我们一面展开民运工作，分组深入各村宣传抗日，了解情况，一面不得不随时防备土匪武装的抢劫。有一天，我进桐柏城去，县长朱锦帆（朱曾在西北军梁冠英部当过书记官，是宣侠义同志的朋友）告诉我：“你们还有一营兵留在城外啦！”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我去找到了这个营的营长，问他为什么还没有走。他说：“副军长命令我们留一个时期来支持你们。”我说：“那好，借一个连给我用几天。”营长立刻派了一个连跟我出发。有这个连的力量再加上我们自己一起有二百来人，武装齐全。我们整队在毛集、罗冲、固县示威游行了一圈，既宣传了抗日，又扩大了影响，壮大了声势。一时我们的势力范围向北和竹沟根据地相连，向东与信阳西北的尖山地区党的秘密武装相通，构成了大片活动地区。我们七七工作团留在桐柏境内后，豫南特委派方德鑫同志（地下党员）来团任政治处主任，并指定刘湘泉同志任参谋长。当我们还驻桐柏县城时，经朱锦帆县长的协助，在县城办了一个青年训练班，开始时有三十来人，下乡时只去了二十来人，有些人后来成了干部。

　　十一月间，我去老河口向何副军长汇报情况，回到毛集时，危拱之同志正在等我。她告诉我说：我们已和国民党信阳县长李德纯结成了统一战线，党决定由“七七工作团”、信阳县的常备队、竹沟的一个排和其它部队合组成信阳挺进队，由李德纯县长任司令员，你任副司令员，王海山同志任参谋长，她自己为政治部主任。决定部队以四望山为中心，在豫南广大山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

　　四望山位于豫鄂边界，为桐柏山的主峰之一，山高林密，物产丰富，纵横百余里，有周旋余地。我们所以决定向四望山进军，一方面因为信阳北部是丘陵地区，较为平坦，不如山区好展开游击战争，而控制了四望山，不仅能利用四望山的有利天险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并且也为进一步向鄂中发展建立了前进基地；另一方面，因为李德纯是一位拥护抗日的进步人士，受到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峙的歧视打击，所以把县政府深入交通不便的南部山区，使反动的河南省政府鞭长莫及，可以减轻对他的压力，避免直接的磨擦。

　　十二月初，信阳挺进队整编完毕，开到四望山北麓的黄龙寺。这支既是战斗队，又是宣传队，也是工作队的革命队伍，迅速投入了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一面肃清流窜散匪，稳定社会秩序；一面发布告，贴标语，调查访问，发动群众抗日；还经常召集士绅会议，晓以大义，动员上层分子合作抗日。这时，七七工作团仍留在毛集一带活动，由方德鑫同志负责，先后在随北草店、朱家店、王家店、楼子垮一带组织群众，打土匪，办农民训练班，培养本地干部。

　　第三团队的诞生

　　我们挺进四望山时，从竹沟带来了一部电台，使我们和竹沟一直保持着电讯联系。一九三九年一月间，我们接到一封令人兴奋的电报：“李先念同志已从延安抵达竹沟，不日将来四望山。”

　　我们派出部队去迎接李先念同志，可是因为错了路，没有接到。李先念同志在竹沟的警卫连护送下，径直到达黄龙寺和我们会面了。我们举行了欢迎大会。他给我们传达了党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和毛主席的报告，使我们认清了形势，知道抗战将进入艰苦的相持阶段；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重大战略意义。

　　过了几天，危拱之同志和我谈话。她讲了许多大道理，说：“一个党员要服从党的决定；一个党员能不能服从党的决定，和他执行党的决定是否坚决，就是对他的党性的考验……”她的口气很严肃，我不禁大为吃惊，十分着急地问：“拱之同志，党有什么决定，你快说吧，我保证服从l要是我有什么不服从党的地方，请你直接了当地批评吧！”她这才转入正题说：“先念同志要向你的部队调枪，考虑你是否同意。”我不由得大笑了出来：“原来是为这个！”她也笑着说：“因为你在旧军队搞秘密工作太久了，我们有顾虑嘛！”我说：“是的，这是我经常警惕到的。不过我在旧军队搞兵运，钻下层，是为什么？党要枪，我会不同意吗？要调多少就调多少！”她说：“要二十支步枪，一挺机枪。因为先念同志要周参谋长去联络别的部队，怕带去的武装力量太单薄，路上发生危险，所以从你这里再调一点去。”我笑着说：“好，马上送来！不过我希望这种顾虑以后要打掉！”

　　周参谋长出发后，先念同志仍留在四望山，在这里成立了党的豫鄂边特委。我把自己两年来从打入二十九军直到目前“七七工作团”的情况向他作了汇报。后来，先念同志对我说：特委讨论后，决定吸收何基沣副军长为特别党员，要我去湖北省谷城县把这个决定通知他，同时让我向何副军长公开我是共产党员的身份。关于“七七工作团”，也向他说明这实际上是我们党领导的，而名义上又是第七十七军的所属单位，今后应怎样处置，征求他的意见。见到何时，先说明自己身份，再说明七七工作团是党领导的，看他态度怎样，若是好，就发展何为特别党员。

　　我到达谷城后，何副军长白天没有接见我，把我安置在城外的军械处休息，到晚上才把我接到司令部。我猜想他已逐渐明了我的身份，所以避开白天见面，免得在工作联系上引起某些不利。我们见面时，他把别人都支使出去了。我简单地向他报告了工作团的情况，我说：“师长对我们的大力帮助，我们十分感激。这次组织上特地要我来向师长公开我是共产党员。我们党是完全相信师长的，以前所以没有向你讲，这是由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关系，不容许那样做，想来师长会谅解的。”何基沣同志笑着说：“我早就看出了，你不讲我也装做不知道，咱们就打个哑谜吧！”我接着就提出了工作团的问题，我说：“师长的意见怎么样？如果你同意，工作团还是可以存在下去；要是对师长不利的话，或者我离开，或者……”何基沣同志摇摇手说：“没关系，困难是有的，你既然向我公开了，我就不妨和你谈谈心里话，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们了。这里的部队是人家的，人家哪一天不要我，我就哪一天卷铺盖到你们那边来。我还想给你们到五战区搞个大一点的名义，好好干一番！”在此情况下，可以看出何基沣同志的态度是很好的。我说：“师长，还有一件事要祝贺你，特委已决定吸收你为特别党员。为什么是特别党员，因为师长的地位不同，为了保密，不便于过党的组织生活，今后只派邱晓亭同志（即邱静山同志）同你保持党组织的联系。”何基沣同志激动地站了起来，兴奋地在屋中间走了几圈，猛一转身，紧紧握着我的双手，嘴唇颤动了几下，似乎想说又无从说起，然后他猛力把我的手摇了摇，一字一句地说：“请转告党，我绝不会辜负党的信任，一定为党好好工作！”

　　我从谷城回来时，先念同志已经和各个游击队取得了联系，不久正式成立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这时，我们信阳挺进队整编成挺进纵队的第二、第三团队，我任第三团队团长。一九三九年九月，我奉命去延安学习。

　　在改编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第三团队为了便于对付日寇与顽伪的三角斗争，在和日寇作战以及向平汉路边活动的时候，一律戴上新四军的符号；当国民党的部队来闹磨擦的时候，我们又戴上“七七工作团”的臂章，以“七七工作团”的名义同他们打交道，借以避免磨擦的扩大，以便集中全力打击日寇，发展根据地。为了隐蔽我的名字，在随县北楼子湾、草店一带“七七工作团”住地，我以朱大鹏原名进行活动，在前方则用朱军的名字活动。朱军的名字就是这样延续使用下来的。

　　过了将近半年，忽然何副军长派布风友同志来前方，带来了使人气忿的消息。他告诉我说：何副军长曾经托五战区军法处长要求五战区给“七七工作团”一个游击支队的番号，以便扩大编制，增加经费，补充武器弹药，增强抗日力量。那知道战区参谋长取出一个公文夹向桌上一摆，冷笑说：“你看，你还想代人来提要求。你还是劝何基沣趁早把它解散，调回来审查！”这个公文夹里全部是告密信，告我们抗日“有罪”！还附了照片作为证据，拍了我们贴的号召团结抗日的标语、布告。何副军长特地派他来说明这一情况，要我们立即采取措施，防备事态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