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在武汉外围敌后抗日根据地里，流行着这样一支战歌——《豫鄂边区挺进进行曲》。

　　“……

　　挺进！挺进挺进！

　　让我们高唱着抗战之歌，

　　沿着江汉两岸、鄂豫之边，

　　驱逐日寇出中国境！”

　　今天，每当我想起这支战歌，就回忆起我们当年跟着李先念同志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的情景。

　　寒夜星火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七日，一场大风雪刚刚停息。漫野银白，寒风飕飕。李先念同志率领着我们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从豫南红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创造的战略支点——河南竹沟出发南下，冒着严寒，踏着冰雪，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

　　我们这支队伍，是由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八团队留守处的一个七、八十人的中队和六十几名干部组成。我们的武器只有一挺轻机枪，九十多条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

　　为了便于进行统战工作，部队的对外番号是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先念同志任支队司令员，组织上决定我担任这个支队的参谋长，作为先念同志的助手。先念同志原是红四方面军的有名将领，因为部队太小，怕一时声张，有碍行动，所以化名李威。

　　那时，武汉已经沦陷两个多月，全国抗战正转入严重困难的相持阶段。日本侵略者在政治上实行“以华治华”，对国民党进行政治诱降，鼓励蒋介石反共；在经济上实行“以战养战”，加紧掠夺沦陷区的人力物力；在军事上调动主要兵力，加紧向敌后战场进攻。它为了长期占领华中战略要地——武汉，控制武汉外围，除了在武汉和各主要城镇驻以重兵外，并开始组织伪军和伪政权，沿着交通要道设立据点，“扫荡”敌后抗日武装。而参加所谓“武汉会战”的四十万国民党正规军，十几支地方“游击队”，则溃散在武汉外围的群山深处；地主反共游杂武装蜂起，“司令”多如牛毛。他们盘踞着农村，危害乡里，鱼肉人民。

　　在那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武汉外围的党组织和共产党员，纷纷起来组织抗日人民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点燃了抗日的星火。根据战局的发展和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急需把这些力量汇集起来，组成一支强大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这华中战略重镇周围建立起牢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更有效地配合正面战场，坚持持久抗战，争取最后胜利。

　　先念同志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肩负民族解放的重任，带着党中央、中原局的指示，率领着这支高举抗日旗帜的共产党的队伍，向武汉外围挺进的。

　　虎穴斥顽

　　进军的第三天，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碰上了一块绊脚石。

　　那天下午，北风呼啸，太阳隐没在灰蒙蒙的云层里。我们到达了四望山麓龙门新店。

　　当我们抵达龙门新店时，只见群峰耸立，一条必经隘道蜿蜒，两旁悬岩峭壁夹峙。隘道入口处，有一道镌刻着“龙门”两个大字的石门，形势十分险峻。当同志们跨进石门，走不多远，进入一个有二十来户人家的村子时，忽然发现两个持枪的哨兵，站在一座地主庄园高大的门楼前面，紧接着一个佩戴少校符号的国民党军官走了出来，高声喊道：

　　“站住！”

　　先念同志即刻命令我们停止前进。

　　“哪一部分的？”少校横眉瞪眼地问。

　　“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我们理直气壮地回答。

　　“哪里去？”

　　“到敌后打日本鬼子去！”

　　“没有上级命令，不能通过！”

　　“为了抗日，中国的地方，我们到处能走，谁也阻拦不了I”

　　我们的回答，把那个少校顶得哑口无言。他只好改口说：“我作不了主，要请示我们的吴司令。”转身溜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这时，我们才知道，这里住的是一支反共地主武装、国民党的“游击队”。司令叫吴少华，手下有几百个喽罗，全摆在两边山上。

　　少校鬼鬼祟祟地走了出来，歪着脑袋问：“谁是你们的司令？”

　　我怕暴露先念同志，脱口回答：“我们没有司令！”

　　先念同志却从容不迫地指着自己说：“我就是支队司令员。我们去敌后抗日，路过贵军防地，希望贵军协助，不要无理取闹！”

　　那个少校一见我们的司令员出面，竟毕恭毕敬地说：“吴司令有请l”

　　同志们一听，都担心地望着先念同志。我低声地对他说：“司令员，这虎穴，你不能闯啊！”

　　先念同志紧了紧皮带，摸了摸风纪扣：“不要紧，我去。你在外面掌握好部队，相机行动！”说完，带着警卫员大步地随同那个少校走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这时，同志们都把眼瞪得大大地望着那司令部的黑洞洞的大门。一会儿门口突然增加到六道岗哨。十二条步枪上的刺刀，寒光闪闪。那个少校带出一个穿黄呢军服的大烟鬼，神气十足地说：“我们的参谋长来了。”

　　大烟鬼两手往腰间一叉：“你们是非法的，不能走！”

　　干部、战士们一听这话，心头一蓬火起，高声叫喊起来：“什么叫非法？！我们新四军是堂堂的抗日武装！你们胆敢破坏抗战？！”，我愤怒地脱掉了上身棉衣，双手抓了两颗手榴弹，转身命令部队：“马上展开！一排把机枪对准大门！二排占领右边高地！三排占领左边山头！”

　　战士们闪电般地迅速把他们的司令部，团团包围起来。

　　大烟鬼见势不妙，急忙钻进司令部汇报去了。不一会，他又象一只好斗的公鸡，跑了出来，滴溜着一双贼眼，观察动静。

　　战士们又怒吼起来：

　　“命令你们：马上把我们的司令员送出来！要不然，我们就不客气！”

　　大烟鬼和少校又灰溜溜地缩进了屋子，再也不敢露面了。

　　先念同志带着警卫员，在他们的司令部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呢？据警卫员后来告诉我们：当先念同志不慌不忙地走进司令部时，那位吴司令居然架着二郎腿，摆起官架子。先念同志沉着而威严地把棉大衣一脱，胸前露出了“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黄边二杠三朵花的上校符号。那吴司令一见，突然站了起来，连忙让坐、奉茶、递烟，还装模作样地说：“不知阁下驾到，未曾远迎，请多加海涵！”这家伙态度上的这一突然变化，也许是由于符号的作用。原来他胸前佩戴的是黄边二杠两朵花的中校符号。先念同志的“官衔”刚好压倒了他。

　　“我们是去敌后抗战的。”先念同志笑了笑说：“不知此地是贵军防地，未先取联系，望加原谅！”

　　彼此客气了一番后，先念同志严肃地问：“我看贵军防地的两边山上，全是士兵，莫非……？”

　　“不！不！那——那是我部演习，请贵司令不必多心！”吴少华尴尬地辩白着。

　　先念同志又笑了笑说：“那好，那就请你马上派人送我们出警戒吧！”

　　“这，当然！不过，请再休息片刻。”吴少华流露出狡猾的神色。

　　大烟鬼跑进来，咬着他的耳朵嘀咕了一阵。

　　这时，我们战士的怒吼声，清晰地传进了他们的司令部。

　　“不！”先念同志威严地站起身来，斩钉截铁地说道：“我们要赶往敌后抗日，不便久留。”

　　吴司令只得把他的副官主任叫了过去，吩咐说：“你护送李司令！”

　　一个肥头肥脑的副官主任，陪着先念同志走了出来。他赔笑摇手地向我们部队高喊：“兄弟们！不要误会。请集合队伍走吧！鄙人奉命护送贵军出防地。”

　　我派了两个战士，紧紧盯着那位副官主任，让他走在我们部队前面。他一边走，一边朝着两边山上高喊：“吴司令有令：新四军到敌后抗日，不要误会！”

　　就在这叫喊声中，我们安全地走出了他们的警戒。

　　“谢谢你！”先念同志站在山垭口的一块磐石上，对那完成护送任务的副官主任说：“回去告诉你们的吴司令：希望今后互相联系，以大局为重，团结抗战，把民族敌人赶出国土！”

　　副官主任向先念同志恭恭敬敬地敬了个军礼，点头哈腰地退转去了。

　　行军途中，同志们纷纷议论起来：

　　“国民党狗性不改，欺软怕硬，敬酒不吃吃罚酒。”

　　“今天便宜了他，没有痛痛快快地揍他一顿。”

　　“但愿再不要碰上这样的绊脚石。”

　　先念同志听了，意味深长地说：“同志们，不要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摆在我们前面的困难还很多。今后不仅会碰见绊脚石，还会遇上捣蛋鬼。我们只有很好地掌握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依靠群众，才能应付任何复杂的情况，才能在敌后立足生根！……”

　　会师黄龙寺

　　离开龙门新店，我们就进入绵延在鄂豫边的四望山。

　　四望山是富有革命传统的地方。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这里的农民曾几次暴动。鄂豫皖苏区的红军，曾经把这里作为消灭白匪的战场。一九三八年秋，敌人向豫南进攻时，信阳沦陷了。豫南党委的负责人危拱之同志等即运用李德纯同志在国民党信阳县担任县长的“合法”地位，组织了一支抗日游击队，点燃了豫南人民武装抗日的星火，创造了从竹沟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的红色桥头堡。

　　一天下午，我们就在那披着皑皑白雪群峰矗立的四望山，和豫南特委及其领导的信阳挺进队会合了。这些坚持敌后斗争的同志，因为远离上级领导机关，正急切地期待着上级党的指示。先念同志的到来，使他们喜出望外。

　　在四望山北麓的信阳黄龙寺，先念同志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和中共中原局少奇同志的指示。明确指出：豫南的党组织应该把组织和扩大抗日武装，保证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并同特委的同志们一道，对豫南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作了具体研究和部署，从而把豫南敌后游击战争，推向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新阶段。

　　信阳挺进队，是我们向武汉外围敌后挺进的征途上，首先汇合的一支党的抗日武装。这支武装是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信阳沦陷后，以我们党掌握的信阳县的常备队为基础，与新四军八团队竹沟留守处的一个分队、“七七工作团”的两个分队、河南战教团的几十个干部、尖山区委领导的一个分队，和信阳谭家河党支部领导的农民抗日自卫队合编组成的。全队共五百余人。谭家河农民自卫队，早在一九三八年秋，当日寇侵占信（阳）南，国民党正规军潮水般溃逃的时候，就在四望山的平靖关，勇敢地打过日本侵略者。

　　信阳挺进队同我们会合后，拿出一个中队（一百来人，七十多条枪），编入我们大队。于是，我们便扩大成为一支拥有二百多人枪的队伍了。

　　三战三捷

　　先念同志在这里住了几天，只知道鄂东、鄂中都有我们党所领导的抗日游击武装，但不知在什么地方活动，心中有些焦急。元月下旬的一天，先念同志把我找去交待任务说：“志坚，组织上决定派你带领部队，跨过平汉铁路，插进大别山，到信（阳）、罗（山）边进行一次侦察性游击活动。主要任务是：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

　　我一听，心里高兴极了，急切地问道：“什么时候出发？”因为大别山是我的故乡。我随红军长征后，一别十年，心里多想见到它呀。

　　先念同志似乎猜透了我的心思，闪动着眼睛瞅着我说：“马上出发。”

　　我响亮地答遭：“坚决完成任务！”

　　在一个连星星也看不到一颗的寒夜，我带着部队，从敌据点柳林车站附近，悄悄地跨过了平汉（京汉）铁路，插进了大别山。我的脚一踩着大别山的土地，就象孩子一头栽进母亲的怀里，心中感到无限温暖。我透过朦胧的夜色，用眼睛搜寻着我记忆中的大别山的青松、绿竹，搜寻那住着红军妈妈的低矮的农舍……然而，我所见到的却是些秃岭荒山，断壁残垣。国民党的摧残，日本侵略者铁蹄的践踏，使大别山完全改变了模样。

　　深夜，我们在离铁路十五华里的新街宿营。由群众帮助，很快找到了地方党的负责人，联系上了“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

　　“二七”平汉铁路破坏总队，是武汉沦陷后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其主要成份是平汉铁路的工人，他们经常活动在柳林车站以东的当谷山、灵山冲一带。

　　紧挨破坏总队活动的有一支伪军——甘润民大队，有一百七十多人，经常为虎作伥、残害人民。破坏总队的负责人要求我们把那股伪军消灭掉。经过一番缜密的调查和部署，结果仅仅用几颗手榴弹，就把那伙民族败类全部消灭了。这次战斗，缴获了三挺轻机枪，一百二十多支步枪，为大别山人民除了一害。

　　完成这一任务后，为了要向先念同志汇报，我们决定立即返回四望山。

　　下午四点多钟，天空布满着乌云。我们从杜家畈出发，沿着原路向四望山前进。

　　尖兵刚走出山口，正准备横过铁路，突然从南边传来了一阵隆隆的响声。刹那间，只见一辆涂着太阳旗的卡车从柳林车站开来。我同大队长谭子正同志商量了一下，决定打它一个伏击。

　　部队迅速隐蔽在铁路两边的山坡上。

　　敌人的卡车，象一头蠢猪闯来了。车上满载着头戴钢盔的日本兵，看着看着钻进了我们的火力网。

　　我一声喊：“打！”

　　战士们手中的机枪、步枪，立刻咆哮起来。一颗颗手榴弹朝着车上飞去。

　　车上刚才还在谈笑和歌唱的敌人，突然抱头嚎叫起来。有的负伤倒在车上。卡车拖着败兵，狼狈地向北逃去。

　　这是我们这支部队挺进敌后第一次打日本侵略者。

　　当时，在这一带沦陷区敢打日军，确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当我们来到这里以前，人们都说日本兵厉害，有人还把他们形容得象“神兵”一样，说什么日本人头上戴着一个小钢锅（钢盔），身上背着一个猴子脸（防毒面具），手里拿着一支带盖枪（三八式步枪），脚上穿着一双带刺鞋（带钉子的皮鞋），还有千里眼（望远镜），顺风耳（电话机）、地乌龟（坦克）。枪法准，要打你的鼻子，就不会错打中你的眼睛，国民党的军队见了就跑。然而，我们居然把他们打跑了，群众的确高兴。打了这一仗，我们部队的士气更旺盛起来，战士们说：“原来日本兵是些假老虎。”“就是真老虎我们也敢打！”

　　跨过铁路，堆满乌云的天空，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了。寒风挟着冷雨，扑打着冻得青疼的脸。然而，好象谁也没有觉察。

　　夜色深沉时，部队在青石桥的一座古庙里住下了。事务长从群众那里买来了一些干柴，烧着几蓬火。同志们一边烘烤着湿透了的棉衣，一边笑谈着几天来打日本兵、打汉奸的胜利，丝毫没有倦意。我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又高兴，又着急——着急发生情况，同志们没有休息好，不能打仗。结果只好下道命令：“统统围着火睡觉！”

　　黎明时，挨过揍的敌人，果然追上来了。一颗从东边山上发射的炮弹，落在我们宿营的庙后爆炸了。接着机枪也在同一方向打响了。

　　我们立即向西边的高山转移。敌人还在原地盲目射击。

　　已经是中午了，我们到达了信（阳）应（山）公路边。沿着公路竖立的一根根电线杆，依着地势的起伏，高高低低地排成一行。劲疾的北风，把电线刮得嗡嗡鸣叫。这时，走在我身边的一位战士说：“这里多好打埋伏啊，可惜没有敌人来。”他的话使我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卡断电线，把敌人调来。我把这想法同大队干部一讲，他们都表示同意。于是选好地形，把部队埋伏起来。然后命令一排长带了几个战士，在一片开阔地段，把电线卡断了。

　　这个办法真灵。不到一个小时，三十多个日本骑兵，带着器材、工具赶来了。当他们跳下马，正着手修复电线时，我们狠狠地揍开了，把他们打得人仰马翻。当场打死敌人三名，击毙四匹战马。其余敌人狼狈地逃回信阳城里去了。

　　回到四望山中的浆溪店，我们向先念同志汇报了这次执行任务的情况。他高兴地说：“好哇！你们这次双倍地完成了任务！”同志们听了首长的表扬，都认为这是党给予自己的最高奖赏。

　　春节前夕，先念同志又命令我们，沿铁路西侧南下，到应山地区去联系那里的党组织和党领导的武装。

　　当我们到达应山县城西北的余家店时，又同日本侵略者干上了。

　　那天上午十时许，天空又是乌云翻滚。我们正驻扎在余家店南面山头上的大庙里，等候派出去的人与地方党联系的消息。忽然几十发炮弹从余家店镇子上飞出，落在离我们驻地不远的地方爆炸了。

　　“日本兵来了，准备行动！”

　　我一面下着命令，一面带着司号员，走到一个土地庙前的松树下，用望远镜一看，只见百多个敌人，配合着几十名伪军，正在向西“扫荡”。驻在余家店附近的国民党桂系军一个营，和国民党“游击队”，象一群胆小的兔子，亡命地奔逃着。我一面观察一面想：用枪声联系同志，这倒是个好机会，同时，也作个榜样，给这些只知道逃跑的家伙们看一看。大概是我的望远镜的反光，让敌人发现了目标，嘘的一声，一颗炮弹落在土地庙后爆炸了。我伸手抱住司号员，两人一个翻身，滚到一个土坎下。在同一瞬间，又一发炮弹飞来，我们刚才用以隐蔽的那棵松树，被炮弹炸飞了。司号员和我的身上，都盖上了一层泥土。

　　“狗娘养的，太猖狂了！”我愤怒地骂了一句。司号员说：“参谋长，下命令打吧！”

　　我马上返回驻地，布置战斗。

　　冲锋号响了，我们的部队无畏地向敌人冲上去了。

　　敌人受到突然的攻击，慌忙缩回余家店镇里，负隅顽抗。

　　一中队长、老红军张日新同志，带着他的中队，勇敢而机智地从右翼迂回余家店街东，转入街北，向敌人发起了猛攻。二中队由中路向街南口进攻。

　　敌人撤到镇外，钻进集镇东头一片高地上的丛林中，死守待援。

　　战斗整整打了一个下午。黄昏时，敌人二十多具死尸摆在阵地上。我们也伤亡了十几个同志。

　　战斗结束后，中共应山县委的领导同志，果然循着枪声来了，同我们取得了联系。从他口里知道，应山地方党经过艰苦努力，已经建立了一支游击队，他们随时准备与主力会合。

　　又是一个凄风冷雨的黑夜，我们带着负伤的同志，返回了浆溪店。当时，有个别同志严肃地批评我们说：“谁叫你们去打日本人的？造成这么多伤亡！”我听了，心情感到十分沉重，怕先念同志也这样批评我们。结果先念同志不但没有批评我们，反而鼓励我们说：“共产党的部队，就是要打击日本侵略者嘛！不打，怎么能叫抗日？！打仗哪能没有伤亡，值不得大惊小怪！”当时，我们听了先念同志的这一席话，心上的一块石头掉下了。

　　余家店战斗，是先念同志率领着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第一次踏上鄂中敌后抗日战场，高举着新四军的旗帜，摆开阵势打击日本侵略者。战后，方圆百余里的群众，都纷纷传颂：

　　“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是真正的抗日军队！”

　　许多群众赶来慰问；许多爱国青年跑来要求参军；不少国民党游击武装，主动找我们联系。

　　大别山的曙光

　　春节刚过，先念同志亲自率领我们挺进大别山。

　　大别山，是先念同志战斗过的革命战场。他这次一回到大别山，碰见群众，就拉着问长问短：问红军长征后老苏区遭受的苦难；问日本侵略者给老苏区带来的灾难。灵山寺狮子口的一个老赤卫队员，拉着先念同志的手说：“早就盼着你们回来呀！回到大别山，重新摆战场。”先念同志说：“是的！我们一定不辜负大别山人民的希望。”

　　在铁路东侧的新店，先念同志会见了我们已经联系过的信（阳）罗（山）边地方党和破坏总队的负责同志。他又详细地向他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在他的指示下，信罗边成立了党的中心区委，对外称新四军独立游击大队留守处，主要任务是进行群众工作，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武装。可惜这支武装后来由于被坏人把持了领导权，把部队拖到豫西，为国民党军所并吞。

　　正当先念同志刚从破坏总队回到狮子口，我带着队伍到了狮子口南面的九里关附近，群众告诉我们，镇上到了队伍。我们派出的联络人员刚要动身，忽然传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嘹亮歌声。一联系，原来是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

　　这支队伍是罗（山）、礼（山）、经（扶）、光（山）的共产党组织，以黄安（红安）七里坪新四军第四支队留守处的一个警卫排、黄陂梅店自卫队和竹沟送干部去的一个班为基础组成的。骨干全是坚持大别山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大队长罗厚福同志，是红四方面军长征时，留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军事干部。这天会合时，我们看见那些老红军战士，还是穿着黑色的红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乌黑斗笠。听说他们还把缀着红星的红军帽，珍藏在自己的背包里。

　　“这是我们的红军老大哥！”我向独立游击大队的同志们介绍说。

　　“向红军老大哥学习！”战士们欢呼着跑了上去，和六大队的同志握手、拥抱。

　　在狮子口，先念同志又向罗（山）、礼（山）、陂（黄陂）、孝（孝感）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和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的负责人罗厚福、熊作芳等同志传达了六中全会的精神。

　　贺建华同志，是在武汉失守前，由党中央从延安派到大别山发动群众，准备发动游击战争的。他和熊作芳、罗厚福等同志一道，在鄂豫皖区党委领导下，依靠红军留下的火种和坚持斗争的革命群众，战胜了重重困难，组织了六大队这支武装。

　　贺建华同志还向先念同志汇报了以张体学同志为大队长的鄂东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情况。那支武装是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拥有数百人枪，活动于黄冈、麻城一带。先念同志听了他们的汇报，十分高兴。我们听到了这些消息，也十分高兴。眼看着敌后许多的革命星火，马上就要同我们汇合了，多么令人兴奋啊！

　　我们两支兄弟部队要分开行动了。先念同志拉着贺建华同志的手，亲切而又严肃地说：“鄂东我们党领导的这些抗日武装是从大别山上升起的曙光。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号召我们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实践经验证明：深入敌后，只要取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就可以立于不败之地。一定要见缝插针，遍栽杨柳。千万不要缩手缩脚，把自己陷在一个小窝窝里，特别是不能陷在顽军的窝窝里。那样，不仅不能发展，反而会被吃掉！这意见一定要向鄂东特委的同志们传达到，向独立游击第五大队的同志们传达到！”

　　贺建华同志动身离去时，先念同志又把他叫了转来，再一次严肃地叮嘱：“我的意见一定要传达到啊！”

　　当时我还不理解先念同志为什么要这样反复交待，后来才明白，这一段指示是党中央的战略方针的具体体现，也是关系到党能不能在鄂豫边区立足的大问题。

　　挺进大悟山

　　山谷里的野草开始萌发，春天的脚步悄悄地踏进了大别山。先念同志又率领我们从狮子口南下，挺进大悟山，向着日本侵略者陈以重兵的武汉逼近。

　　位于大别山脉西部的大悟山区，曾是鄂豫皖苏区的中心根据地之一：是当年鄂豫皖苏区红军从北线包围武汉的指挥阵地；又是红军歼灭敌人的理想战场。一九三○年，徐向前同志亲自指挥的歼灭蒋介石一个师的双桥战斗，就是在这里打响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它又是坚持大别山的红军游击队歼敌的战场。革命武装斗争的烈火，从未在这里熄灭。这里群山竞峙，峰回路转，每座山峰都曾飘扬过革命红旗，印满了红军的脚印，洒遍着烈士的鲜血……

　　这里在地理位置上十分重要：它南逼武汉；西扼南北交通动脉——京汉铁路，雄视江汉平原，而与桐柏、武当山脉相连；东则峰峦绵亘，直指吴越；北控中原。确是武汉外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先念同志这次率领我们挺进大悟山，让我们这支部队熟悉这个三面临敌一面接顽的战场，显然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大别山的大部分地区被国民党广西军占领了，只有大悟山，可以作为将来指挥全边区抗日武装的中心指挥阵地。

　　出发时，他命令从信阳挺进队编来的那个中队归回建制，只把从竹沟南下的原班人马留在身边。

　　“首长，还是把他们留下吧！”我从先念同志的安全着想，提出了建议。

　　“不！豫南将是我们鄂豫两省交界线上的桥头堡，那里的斗争更需要他们。”他坚持着自己的意见，并且解释说：“我们这次是回到了老家嘛。”

　　提起了老家，我马上回想起，前几天带着部队去到大悟山，进行侦察性游击活动时，亲眼看到的情景：

　　一天晚上，一弯冷月照耀着苍茫的山岭。夜，静寂得几乎听不见一点声音。我带着部队从敌据点之间穿过，来到了一个诗人曾描写为“积铁千寻界紫霄”的大悟山主峰北麓夏店附近的周家垮。我的老家就住在这里。为了深入了解情况和探望久别的亲人，我领着同志们循着那熟悉的荒凉的山间小道，走近了村边。心里正想着听见亲人们的笑语，不料竟传来了一阵凄惨的哭声。我马上叫部队原地休息，自己带着通讯员悄悄地走进村去。这时只见一幢幢倒塌的房屋正冒着白烟，凄惨的哭声，就来自那一团团的烟雾里。

　　我走到自己的家门前，一眼看到那十多年前曾被白匪烧焦过的大门，门框上还闪着未烬的火星。我走进门去，碰见了大哥。他从我的声音里认出了我，惊喜地拉着我的手：

　　“老五，你还活着啊！……”

　　“大哥，我回来看望亲人！”

　　“你一个人？”

　　“不！还有部队。”

　　“哦，什么部队？”

　　“往日的红军，现在叫新四军。”

　　“好啊！亲人们望大红军回来，真是望穿了眼睛！”

　　他连忙点燃了一支松明，借着松明的光亮，我看见他那堆满皱纹的脸上，正流淌着两行眼泪。他告诉我，红军走后，二哥就被白匪杀害了。垮子里还有一些亲人被害。这次遭难，是由于夏店、河口、刘集日本侵略军出发“扫荡”。住在垮东头的一家十口，全遭惨杀。还有几家被夺去了亲人。全村的人都在黑暗中哀叹“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

　　“大红军回来啦！”的消息一传开，老老小小，男男女女都向我家这颗松明的光亮涌来，随后又向正在村外休息的部队围拢去。把一碗碗热茶递到战士们手里：“同志哥！喝碗家乡的茶，暖暖心吧……”“快进屋住吧！我们放哨。”说着有的帮战士们拿背包、有的夺了炊事员的担子，拉着战士们进了村，七八个小伙子悄悄走向村子周围的山岗、路口。

　　这一夜，全村的人都在美满的梦境中度过。

　　回想起这段情景，心里顿时充满了信心：有这样好的群众，还愁什么力量单薄？于是立即传达了先念同志的命令：信阳挺进队的同志们归回建制，留下的部队马上行动。

　　我们迅速插到了大悟山里毛集附近的周家畈。先念同志马上同干部一起，走到群众中去，作调查研究和宣传工作。他很快了解到：刚受日本侵略军委派的伪夏店区长李道怀，带了一支伪军，住在附近的李家嘴。命令我立即摸清情况，相机行动。

　　晚饭后，我换了身便衣，带了一个手枪队出发了。天黑到达了离李家嘴很近的吴家嘴。为了利用社会关系进行侦察活动，找到了我的舅舅。我一说明来意，他就自告奋勇地跑去侦察情况去了。临走时，我叮咛他：一定要注意保密，不要去李家嘴。当晚，我们就住在他的家里。

　　第二天早饭过后，他回来了。一见面就说：“外甥，李道怀请你到他家里去一趟。”我一听，十分恼火：“怎么搞的，你去告密了？！”他满不在乎地说：“嗨！这要么紧。李道怀听说你们红军回来了，就魂不附体，害怕脑袋搬家。我只向他透了一点风，他就哀求我请你去一趟，给他一条生路，去吧！保险不会出事。”

　　我手摸了摸怀里的手枪，想了想，决心去闯一闯。我集合了手枪队的同志作了一番布置，在太阳偏西的时候，带着一个警卫员，直奔李家嘴，到了李道怀家里。

　　李道怀是一个四五十岁的大烟鬼。我一进门，他就满脸堆笑点头哈腰地把我请到厢房里，指着摆在床上的烟枪、烟盘说：“贵客远来，请赏光躺躺，吸两口。”

　　我一见火起，真想赏他一颗子弹，但终于按捺住火性说：“我不会这一套。你带信请我来，是为了……？”

　　“我为维持地方，不得已而走这一着错棋……”

　　“什么不得已？！你跟日本侵略者干事，就是汉奸！凡是汉奸，我们就要消灭，为民族，为人民除害！”

　　“事已如此，只求你们给我一条生路。”

　　“生路只有一条：改邪归正，反正过来打日本侵略者！否则，与人民为敌，作民族败类，只有死路一条！”

　　李道怀哭丧着脸说：“我愿弃暗投明，接受贵军编制，参加抗日。只是部队一时带不出去，还得应付一下，以待时机。”

　　“这，我可以向上汇报，然后答复。但你必须拿出实际行动。”

　　“我愿马上尽力，供给情报。”

　　“好吧，你就先谈谈你的部队和附近敌情吧。”

　　我听完了李道怀谈的详细情况，回到周家畈，向先念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根据瓦解敌伪的原则，同意批准李道怀秘密受编的要求。责令他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当时，就给了他一个“独立挺进支队特务大队”的名义。当时战士们的思想有些想不通。他们说，李道怀当伪军，为什么还委他当大队长？他们不懂得这就是瓦解敌人的政策。

　　部队转移到群山环抱的白果树垮。先念同志在这一带地方，常常登高了望，察看地形。我们后来才明白，他那时是在为武汉外围敌后战场选取指挥阵地。他听说国民党十九游击纵队司令蒋少瑗，住山后的蒋家楼子。先念同志不避艰险，带着一个警卫员，跑去向他做统战工作。

　　蒋少瑗原是一个反共起家的家伙。1933年，国民党蒋介石为对我苏区实行“分割清剿”，加强反动统治，在大悟山地区设置了礼山县，第一任伪县长就是他。这次，先念同志以民族利益为重，不顾个人安危，不咎既往，找到这个家伙，晓以大义，争取他站到抗日阵线上来。这次谈判虽未达成任何协议，但在群众中引起了很好的反映。

　　“共产党的确是真心抗日，宽大为怀。”

　　“蒋少瑗再不回头，真该千刀万剐！”

　　一天，吃过晚饭，我正在向先念同志汇报情况，研究下步行动，事务长跑来报告说，部队的伙食费已经花光了。

　　当时，当地的国民党政权全垮了，我们的抗日政权没有建立，原来老苏区的苏维埃政权老早就被国民党摧毁了，一时找不到人筹办粮饷，蒋介石更没发给我们一文钱的经费，困难只能依靠自己解决。我想了想说：“首长，我熟悉情况，让我去募捐吧。”先念同志问：“你找谁募？”我说：“找黄家畈的锅厂老板。”他思考着点了点头：“可要注意党的政策罗！一定要作好宣传工作，用协商办法解决。”说完，他把自己带的一支小手枪交给了我：“把这带上，要提高警惕！”

　　到了黄家畈，天已经黑定了，飕飕的北风，冷得浸骨。我们在一个破庙里住了一夜。第二天，通过中间人士，把锅厂老板一个个请到小镇上的一家商店里，每人给他倒上了一碗白开水，算作款待。等到大家到齐，天又黑了。我首先向他们宣传抗日道理，和我们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接着说明了我们新四军挺进敌后，是为了赶走日本侵略者。希望他们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自报公议，乐捐抗日经费，支援我们在敌后抗战。

　　那些土财主看到无法推托，围着油灯，反复协商，终于认定了乐捐一万三千七百元的数字，当面交出一千七百元现款，其余打了一张欠条。

　　鸡叫，我才回到白果树垮。只见先念同志的住处的灯还亮着。我隔窗一望，见他正捧着一本书，聚精会神地阅读。我轻轻地敲了敲门，他连忙放下书本走了出来，一听完我的汇报，就高兴地说：“好！马上通知事务长做饭，吃完饭就出发。”

　　这时，启明星已经升起，北风已经停息，天公好象有意为我们准备了一个行军的好天气。

　　“许大人”“奉献”中和乡

　　我们为了战斗，又暂别了大悟山乡亲，继续向南挺进。

　　那天中午，部队在小悟山的杨家垮住下做饭吃，先念同志抓住这个空隙，带着警卫员找国民党游击队支队长刘梅溪做统战工作。当他回到部队同我们一道行军时，突然问我：“你记得红四方面军里，有个叫许金彪的人吗？”

　　我认真回忆了一下，摇摇头说：“记不起有这个人。”

　　他仍在皱着眉头沉思。

　　我好奇地问：“打听这个人干什么？”

　　先念同志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情况：他刚才见到了刘梅溪，即晓以抗日大义，要他不要纵容部队祸害百姓，这家伙表面上很殷勤，不住点头称是，表示要对部队加强管理，做到“秋毫无犯”。最后他把话头一转，话中有话地说：“李司令，我们很愿抗日，可有的部队却祸国殃民！”

　　“你说是哪个部队？”

　　“南新街的许金彪部。许金彪这人绰号‘许大人’，拉人搞枪，听说还是个红军伤员，他胡作非为，四面为敌。贵军能为民除此一害，我刘某定助一臂之力！”

　　听“许大人”这个名，就不象是一个正派人物。可是，刘梅溪这个地主阶级的看门狗，为什么对消灭这支部队如此热心呢？内中必有蹊跷。

　　先念同志终于下定了决心，率领我们马上靠拢这支部队去了解情况。

　　黄昏时，我们到达大、小悟山的南大门——青山口。这里一条南北通道，被两嶂山峦夹峙。出山口就是丘陵地带，不远又是平原，入山口则是莽莽群山，形势十分险要。

　　我们部队驻扎在青山口内靠东的一个依山构筑的胡家寨里。计划第二天出山，寻找传说中的那支队伍。

　　我布置好警戒，回到驻地，刚打好一盆热水，把脚伸在水中，一个哨兵匆匆跑来报告：“外面有一个麻脸青年要见首长”。我吩咐“叫他进来！”

　　那个青年一跨进大门，就双手握着我的手说：“谢天谢地！亏我把你们找到了！”

　　“你是谁？”我感到奇怪地问。

　　他笑呵呵地说：“我姓黄，是许大人派来的。”

　　“好哇！”我高兴地说：“我们正要找你们。快跟我去见李司令员！”

　　先念同志很亲切地向他询问了许金彪和他的部队的情况。青年人只谈到他们的队伍有四五百人，四个步兵中队和一个机枪中队，还有一块跨平汉铁路的小根据地。至于“许大人”的情况，只听说当过红军，别的就不清楚。

　　先念同志听完后，要他赶快回去，叫他们的“许大人”马上来见我们！

　　隔了三个来小时，一个年轻英俊的指挥员，穿着便衣，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带领一支部队，从青山口外赶来了。他来到我们住的村子前面就翻身下马。我赶快迎了上去。借着月色一看，不禁大为一惊！

　　“嗨！什么许金彪，许大人，这不就是许世猛！”

　　“哈哈，老周，是你啊！”

　　原来，我们是红四方面军的老战友。他在红四方面军第九军当连指导员时，我是军部通讯队的排长。红军长征时，我们又同在一起翻雪山、过草地。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这次却意外地在敌后战场上重逢。两人都非常高兴。

　　我高兴地拉着他的手，跑去见先念同志。老许向先念同志简单地汇报了自己的情况后说：“首长，这里是汉奸的地盘，不可久留。快到我们的根据地去吧！”

　　先念同志问：“你们的根据地在哪里？”

　　“紧靠铁路的孝感中和乡。”

　　部队连夜出发，到达了中和乡。

　　天亮时，我拿着望远镜，站在中和乡南新街南头的矮土墙上，放眼望去，只见一片丘陵起伏，敌人的据点花园、卫店和纵贯南北的平汉（京汉）铁路，历历在目。而四周的田野，农民却安详地扛着犁耙、牵着耕牛，忙着下田春耕。

　　老许告诉我们说：“这是我们根据地的农民，他们没有把敌人放在眼里！”接着他又告诉我们，在他们这块方圆不到六十华里的小小的根据地里，还开办有小被服厂、修械所和小医院。先念同志了解了这些情况后称赞说：“在这样艰苦的敌后环境里，能独立自主地搞出这样一块小根据地，的确很不容易。”

　　吃过早饭，老许激动地捧着自己的红色党证向先念同志作了一次详细汇报：

　　他是一九三八年春，随着一批从延安南下的伤员，回到家乡的，一直没有和党组织接上关系。徐州失守后，国民党军队溃退的消息不断传来，群众惶恐不安。他便在家乡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主张。不久，便以老红军伤员和红色群众为骨干，团结了一批青年，组织了一个“抗日防护团”，准备抗日自卫。当时，他们没枪，就扛起大刀来。八月间，抗日的战火更逼近了，他们又把“抗日防护团”扩大为“抗日自卫队”。这时千方百计地搞到了两颗手榴弹和一支撇把枪。十月，孝感沦陷，日本侵略者铁蹄践踏着他的家乡。他带领着“抗日自卫队”的队员，用国民党军队溃逃时丢掉的武器，武装了自己，并号召一批爱国青年参加了他们的队伍，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他被大家推选为大队长。经过半年多同日伪军的战斗，部队已经发展为五个中队，拥有五百余人枪。最近，他们正在被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勾结日伪所进逼，情况十分紧急。他们在花园以北，紧靠铁路的老苏区——中和乡，建立的东西宽八华里、南北长二十华里的抗日根据地，也不断受到侵犯。

　　谈到这里，他双手捧着党证，诚挚而激动地对先念同志说：“现在我把这支武装和这块根据地交给党，请党严格地全面审查我的工作。”

　　先念同志听了老许的汇报，站起来紧紧地握着他的手说：“你作得对！你是个好同志！”

　　这时，有人笑着插嘴问许金彪同志：“你怎么当上‘大人’了？”

　　他笑了笑说：“我一不愿当主席，二不愿当司令。同志们没办法，便信口叫了个许大人，就这样叫开了。”

　　大家听了他的解释，都哈哈大笑。

　　接着，先念同志便向他和大队干部传达了中原局关于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指示，提出了发展铁路西和整编部队的任务。

　　联曹打胡

　　我们在南新街住了两天后，就转移到铁路西侧的厉家店。这时，为了发展路西根据地，先念同志决定；组织一次“联曹打胡”的战斗。

　　曹，就是曹省三的地方游击队，这支部队曾与许金彪同志的部队有过统战关系，他们拥有三百多人枪。

　　胡，就是住在花园西面白沙河的胡翼武部，这是一股地主游杂武装，早同日本侵略军勾结，无恶不作，人民群众非常痛恨，是这一带地方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的绊脚石和捣乱鬼。

　　战斗打响的时候，曹省三从路东出发，跨过平汉路，直捣驻在白沙河的胡翼武司令部。先念同志带领我们进抵马家店南的栗林店时，即分兵两路：一路向南配合曹省三部，直攻白沙河；一路从栗林店、枣林店、西湾房、庙湾房，向沙子岗进攻。

　　我带二大队及二中队向沙子岗前进，在西湾房战斗打响了，敌人慌忙逃跑。我们追击到王龙庙北的周家湾，活捉了一百多个敌人，缴获轻机枪二挺，步枪一百多支。

　　上午十时左右，云梦的伪军贺成慈部赶来增援，向我沙子岗、潘家松林阵地进攻。二中队在潘家松林阵地坚守了两个多小时，终于把进攻的敌人打垮，又缴获机枪一挺、步枪数十支。

　　这次战斗的胜利，是先念同志领导我们公开用新四军的名义，第一次在鄂中具体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发展进步势力，团结中间势力，打击顽固势力”这一方针的生动体现。它不仅使中和乡抗日根据地得到了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并且还为开辟安（陆）、应（山）、孝（感）新根据地创造了条件。

　　正在部队打扫战场的时候，路东突然送来情报：北新街的顽固分子刘亚卿，集结了七八百人的兵力，想乘虚而入攻占我南新街。许金彪同志马上带了一个班的武装，每人戴上刚从敌人手里缴获的钢盔，立即转回路东，保卫根据地。

　　这天，正逢南新街的热集，老许骑着他的枣红大马，带着一个班的武装，威武地穿街而过。满街赶集的群众都看见许金彪带队伍回来了，传扬开去，吓得刘亚卿连忙打消了进攻我根据地的念头。实际上，我们的大部队，都远在铁路以西，作战斗后的休整。

　　歼击胡翼武部战斗结束后，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除留后方机关和部分人员坚持中和乡的抗日斗争外，主力即随先念同志一起，进驻安陆的赵家棚。这里是安（陆）应（山）孝（感）三县边界地区的中心集镇。这个地区，东靠大别山，西接大洪山脉，南临武汉近郊，北依桐柏山脉。境内丘陵起伏，物产丰饶，人口众多，能进能守，自古称为鄂北咽喉，中原门户，确是开展武汉外围敌后游击战争的又一个好战场。

　　为了统一指挥，提高战斗力，创造新的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先念同志率领我们进驻赵家棚后，立即把两支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挺进团，许金彪同志任团长，我任政委。

　　这时，李先念的名字，正式公开了。在赵家棚，他以新四军独立游击支队司令员的名义，召集附近的国民党地方游击队司令、各区区长、开明士绅和安陆、应山等县国民党县党部负责人开会，阐明我党团结抗战的政治主张，商讨合作抗战事宜。从此，党在鄂中地区，独立自主地树起了领导敌后抗战的旗帜。

　　武汉外围赤旗漫卷

　　武汉沦陷后的第一个夏天，在炮火纷飞中来到了。

　　自从先念同志率领我们从竹沟南下，随着冬去春来，穿过了豫南、鄂东的敌人后方，现在战斗在鄂中敌后战场。在这里又会到了陶铸同志。陶铸同志是武汉失守前来到鄂中的。那时，鄂中的国民党部队和地方官员正纷纷西逃，形势极其混乱。陶铸同志到达后，同鄂中特委杨学诚同志等，坚持发动群众，准备开展游击战争。武汉失守后，他们又组织了应城矿工和天门、京山、钟祥、安陆等地的群众武装，发展了几百人枪。

　　在这次征途中，我们已经汇合和从直接与间接联系上的情况知道：武汉外围敌后，这跨有鄂、豫、皖、湘、赣老苏区大部或一部的辽阔地区，到处燃烧着我们党点燃的抗日星火：豫南有信阳挺进队；鄂东有鄂东独立游击五大队、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鄂中有陶铸和鄂中特委组织起来的“应抗”等游击武装；孝感铁路边有许金彪部。此外，在襄河西，在鄂南，在汉川，在随（县）枣（阳），在应山，都有我党领导的小型抗日武装。

　　这些遍布于武汉外围敌后的星星之火，就在这个季度里，我们与他们慢慢地都联系上了。

　　六月六日，陈少敏同志带着挺进团一大队南下，和先念同志在赵家棚会合，接着鄂中区党委在京山的养马畈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陈少敏和先念同志主持了这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期间，刘少奇同志发来了电报指示：“目前鄂中党的中心任务，是在最近期内，创立一支五千人以上的党直接领导的新四军，只有完成这一中心任务，才有可能应付各种事变，确立我党在鄂中之地位。……目前新四军刚到鄂中，应积极活动，打击汉奸伪军及零星日寇，以便扩大影响，巩固统一战线。”会议按照这一指示，首先统一了豫南和鄂中党的武装，建立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下属五个团队，先念同志任司令员，陈少敏同志兼任政治委员。

　　这支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游击兵团的诞生，立即使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所属的五个团队，立即分途深入鄂中、豫南、汉水和淮河两岸的敌人后方，广泛而猛烈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

　　一九三九年八月，王海山和钟伟同志带领二团队，在大别山北麓的河南罗山朱堂店首战告捷，一举歼灭日本侵略者八十余名。

　　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张文津同志和我带领的一团队在二团队二大队的配合下，在鄂中京山新街镇，严惩来犯日军，打得敌人弃尸数十具，突围逃窜。我们在追击中，缴获敌人轻、重机枪各一挺，步枪数十支，战马六匹，军用物资一批。先念同志曾亲临前线，指挥这次战斗。这一仗，使鄂中的汉奸和伪军为之战栗；使那些在抗日阵营中动摇的中间势力，向我靠拢，接受我们领导。鄂中沦陷区的人民群众，更是欢欣鼓舞，就连大洪山中的国民党报纸，也用特号大字标题报导了这次一战建军威的胜利消息。

　　在此前后，蔡松荣和杨唤民同志带领的三团队，在湖北应城魏家河痛打了伪军马筱甫部；李人林和罗通同志带领的四团队飞跨汉水，在武汉近郊汉阳蔡甸镇严惩了伪和平救国军第九十二师熊光部；活跃在豫南的五团队，消灭了一股流窜在信阳柳河的土匪，为建立豫南敌后抗日根据地扫除了障碍；奋战在鄂东敌后的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在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一个中队配合下，在抗日两周年纪念日——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歼击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活捉伪旅长以下官兵二百余人。……

　　从此，在统一战略部署和统一指挥下，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战略阵地——武汉外围敌后抗击日伪的战斗序幕，就这样威武雄壮地揭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