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一九三八年十月，信阳、武汉及其外围大片国土相继沦于敌手，我党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进入了关键时刻。

　　当时，我正在河南省委所在地确山竹沟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留守处工作。

　　十月中旬的一天上午，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把我叫去，关切地问道：“伤好了吗？”我急忙回答：“完全好了，又可以上前线了。”我是一个多月前在豫东前线负了伤，回竹沟治疗，彭雪枫同志同意我一面养伤，一面工作。

　　接着陈大姐就把省委调我到豫南去参加筹建抗日武装的决定正式向我传达，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心里早就想上前线了，还有啥意见呢！我说：“只希望早点出发！”

　　陈大姐看我着急的样子，笑着说：“干吗这急？先研究一下情况吧！”于是，她向我分析了豫南山区的情况：

　　豫南山区纵横二百里；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大别山和桐柏山绵亘东西；中心是桐柏山脉末段的最高峰四望山，海拔九百多米；北边是一望无际的豫中平原；南面有美丽富绕的江汉平原；高山平原之间，南北都夹着一段丘陵地带。历代兵家南征北伐，都以占据这一带为取胜的基点。当时，日本侵略军占据这一带可以西进南阳、北取郑州、南保武汉。国民党的军队退守大别、桐柏两大山脉的腹地，也必须控制这一段作为东西联络的枢纽。我党我军控制这一带，不仅有利于包围信阳及其附近的敌据点，而且可以保持中原战略支点——竹沟与鄂东、鄂中的联系；从长远的观点看，它是进取武汉和发展河南的前进基地。这个地区的战略地位，决定着我们争夺它的必要性。

　　日本帝国主义在信阳及铁路沿线和外围据点有重兵把守。国民党的正规军虽然不敢在信阳外围活动，但是在其卵翼下的地方顽固势力、惯匪头目和国民党流散军官已纷纷拉起队伍，自封“司令”，危害人民。仅在铁路西大庙畈、千石畈、四望山一带即有以国民党散兵为主体的崔仁甫部和一贯反共的余镜清部等大大小小十多股。他们的力量小股成百，大股上千，总数竟达五千人。敌顽夹击的环境，一开始就决定了我们在这一带开展抗日武装斗争的艰巨性。好在这里的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我们党都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过斗争；“七·七”事变后，党领导的豫南民运指导处、河南省战时教育工作促进团（简称“战教团”）等进步的救亡团体，曾到山区作过抗日宣传，这些团体中的党组织还在地方发展过党员，播下了革命火种。

　　更有利的是，信阳沦陷之前党已在这一带掌握了几支武装，它们是：通过统战工作建立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和泌阳抗敌自卫队；通过秘密党的兵运工作建立的“七七工作团”；通过地方党发动群众组织起来的谭家河“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大队”。

　　此外，当地还有些进步的知识青年，自发地搞了些抗日保家的武装，也是可以争取的力量。

　　陈大姐在分析情况之后说：“我们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搞起一支统一的坚强的人民武装，打开局面，确立我党在豫南敌后抗战的领导地位。”

　　受领任务以后，省委从警卫连拨了一个排的武装随我南下。这个排三十来人，尽是年青小伙子。他们一听说要到前方去，个个都高兴得很。

　　十一月初的一天早晨，太阳刚刚从东方升起，金色的阳光照耀着环抱竹沟的群山，流过城南的沙河在阳光下泛起粼粼细浪。河对岸一条马车道沿着山脚伸向无尽的远方。我们这支小部队顺着这条明晃晃的大道出发了。经过三天的急行军，到达信阳北部的邢集、北王岗一带，与党掌握的信阳县政府常备队会合了。中共豫南特委根据河南省委的指示，决定首先汇集豫南地方党所掌握的各路武装，统一编制，统一指挥，形成一个拳头，并确定以四望山为中心开辟一块抗日根据地。

　　这支队伍，定名为“信阳挺进队”，名义上隶属于国民党信阳县政府，暂不公开打出新四军的旗帜。当时我们开玩笑说，它是一支“白皮红心”的队伍。

　　当时党所能掌握的武装，数原信阳县政府常备队的实力最强，有二百来人，一百多条枪，本来只两个中队，后来很快扩大为三个中队。党之所以能够掌握它，全凭信阳县县长李德纯的关系。李德纯是国民党中的爱国进步人士，早在信阳沦陷之前，党就派文敏生、余英等同志去到他那里工作。他当时认识到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是唯一正确的主张，因而真诚地拥护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愿意与我党合作抗日。信阳沦陷前夕，国民党的河南省政府主席令他将部队编给五战区，调他到豫西一个小县（芦氏）去当县长。他拒不服从，并说：“我是信阳县长，不能丢下父老兄弟让敌人蹂躏，我坚决要留在县境坚持抗战。”于是，他把常备队的大部和一部分警察带到靠近我竹沟地区的北王岗一带，邀请我党派干部去协助他继续掌握军政大权。为了利用这个县政府的合法名义，更广泛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更多的上层人物与我们合作抗日，我们把这支武装全纳入信阳县政府的节制，并由李德纯兼任司令员。对部队的内部建设则又完全按照八路军、新四军的制度办事，普遍建立政治工作制度，设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等政治工作体系；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副司令员、参谋长、参谋、教官、大队长、中队长等职务绝大多数都由共产党员担任，这样就保持了党对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和人民军队的性质。

　　我党在信南的抗日武装，之所以能够迅速发展，并能在信南建立较巩固的根据地，李德纯先生是有功劳的。

　　二

　　挺进队的建军方案确定以后，附近的各路部队先后来到邢集参加整编。其中有信阳县常备队，朱大鹏同志带着的“七七工作团”的部分同志，孙石带领的泌阳自卫队。此外，河南省委领导的救亡团体“战教团”的四十多名男、女知识青年，在着名教授范文澜同志率领下也由南阳来到邢集。他（她）们的到来大大充实了干部队伍。

　　十二月中旬，挺进队在邢集召开了成立大会。大会由危拱之同志主持，朱大鹏同志宣布了部队建制和干部配备：李德纯兼司令员以外，朱大鹏同志任副司令员，危拱之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我任参谋长。由于部队未到齐，开始只编为三个中队，番号是第一、四、七中队，连司令部、政治部在内，一共三百多人。

　　挺进队成立不久即向四望山挺进。我们一路走，一路展开抗日宣传活动。部队每到一处，都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宿营帮群众劳动；出发前上门板捆稻草；危拱之同志亲自带着服务队挨家挨户检查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搜集群众对部队的意见。这一带的老百姓多年来没见过这样好的军队。当我们离开宿营地时，他们往往自动聚集在村头路口欢送我们。

　　部队来到四望山北麓的集镇黄龙寺。信南谭家河地方党支部组织的信南人民抗日自卫队一百七十多人也奉命赶来与我们会师，编入挺进队。这支部队的领导人是张裕生、周映渠和任子衡等同志。

　　到黄龙寺不久，已届隆冬季节。我们决定在这里一面整训部队，一面清剿土匪，安定社会秩序，创建根据地。

　　谭家河自卫队的到来，使挺进队人数猛增到五百多人，武器计有长枪二百余条、手枪五十支、轻机枪四挺、掷弹筒两个。部队中的党员也增加到三十多人。

　　人多了，枪多了，我们将部队编成两个大队，七个中队。

　　这次整编中，各地来的党员同志纷纷表示：“人是党的人，枪是党的枪，党需要怎么编就怎么编；党要怎么调就怎么调。”

　　党员的骨干带头作用影响了广大群众。各路部队来的人，原来素不相识，为了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一见面，就亲热地交谈，互相倾诉着艰苦创业的战斗历程。大家把竹沟来的同志称为“老大哥”；把信阳县常备队誉为“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模范”；把“七七工作团”赞作“文武双全的战斗队”；把谭家河自卫队称为“信南抗日先锋”；把泌阳自卫队叫作“冲破封建牢笼的英雄汉”。彼此之间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充满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

　　当时，部队的生活很苦，数九寒天没有棉衣、棉被，我们的党员干部就跟战士一起滚稻草窝；跟战士一样打赤脚穿草鞋。有时搞来点被服，总是先让给最困难的战士。部队的伙食费每人每天除斤半大米外，只发三分钱菜金。有好几次三分钱的菜金都发不下去了，许多党员同志便把个人仅有的钱交给军需处，维持部队的生活。由于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使部队在艰苦的环境下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士气。

　　在黄龙寺的整训中，党在部队中吸收了一批先进分子入党。在各中队建立了党支部。这时，我们公开向全体指战员宣布：“信阳挺进队是共产党、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的队伍，同八路军、新四军是一样的革命队伍。”这么一讲，战士们的情绪更高啦。战士们纷纷写信告诉亲人说：“我们是光荣的革命战士，是人民的子弟兵啦！”于是，老百姓也流传说：“八路军到四望山来了！”“当年的红军回来了。”这些传说都给信南人民带来新的希望，激起了新的抗日热情，坚定了胜利信心。

　　三

　　在加强部队建设的同时，我们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采取的方针是：一不放过机会打击敢于来犯的敌人，二要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为坚持长期的敌后游击战争创造条件。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上午，侦察员报告，由西双河出来二百多日本人，快到南王岗了。不大一会儿，又接到地主武装余镜清部来信说该部在南王岗包围了一股几百人的土匪，要我们出兵配合围剿。我们当然只相信侦察员的情报，肯定是日本人。当即以两个连的兵力从二十里以外跑步迎击敌人。到南王岗附近一看，果然是地地道道的日本人，正从东北方向开来，先头部队快进街了。余镜清的部队并没有包围什么土匪，只是在距离南王岗好几里路的山头上乱放枪。日本人根本不理他，还是大摇大摆朝南王岗前进。我们立即把部队布置在敌人侧翼，占领有利地形。等敌人进到有效射程以内，机枪、步机一齐开火，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日本鬼子经过一阵慌乱和喘息之后，才占领我们对面的山头，摆开架势，接连三次以火力掩护向我反扑。每次反扑都被我打退。我们这两个连是头一次同日本人作战，一无重武器，二无刺刀，不能同敌人硬拼，只得守住阵地阻击敌人。打到黄昏，敌人不敢恋战，撤回据点去了。这一仗毙伤敌十多人，我方仅伤三人。

　　从军事上看，这次战斗只是个小胜仗，但政治影响可大了。在这一带，中国军队象这样真刀真枪地同鬼子打，还是第一次。我们把鬼子打退了，保护了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四乡的群众都非常高兴。胜利的捷报很快传遍了远近几十里的村村寨寨。第二天，战场附近的群众自动来慰劳我们，有的为了慰劳我们还准备杀耕牛。他们说：“这牛是挺进队救下来的，不是他们拼着老命打，还不是叫鬼子宰啦！让我们杀个把表表心意吧！”我们知道群众要宰杀耕牛的消息，马上派出地方干部去再三劝阻，结果才没杀。

　　这一仗也震惊了那些土杂武装的“司令”。他们之间历来互相倾轧，“大鱼”总想吃掉“小鱼”。我们打了这次胜仗，“小鱼”就敢拍起胸膛对“大鱼”说：“老子要编，也不受你的编。我要找挺进队那个硬后台老板！”

　　开展对敌斗争的另一手，是严惩罪大恶极的汉奸、土匪、恶霸。我们有一批本地干部，象原谭家河自卫队的领导人张裕生、周映渠、任子衡等同志都是本地人。他们情况熟，在群众中威信高，还有一个二十来人的手枪队，队员也都是本地人。他们不但群众关系好，胆子大、武艺高，而且对于那个汉奸罪恶大、死心踏地，了如指掌。为了坚决镇压首恶分子，我们的手枪队常常摸到敌据点，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把汉奸抓出来杀掉，并且指谁抓谁，要他今天死，绝不留他到明天。

　　铁路东当谷山有个姓张的维持会长，无恶不作，老百姓恨之入骨，任子衡同志带着几个手枪队员到铁路沿线的当谷山、李家寨、柳林、鸡公山一带活动时，先在当谷山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那个家伙的罪状。同时公开警告：“不出十天一定要干掉他！”群众听了拍手称快，但也有不少人将信将疑。那知道，不等话传到汉奸耳朵里，一个外号熊大炮的手枪队员只身摸进了柳林车站，通过群众侦察到那位“会长”要乘上午十点的火车上信阳。熊大炮预备好一条绳子，守候在火车站上。不大一会儿，窗口排了几十个人，“会长”也在里面。熊大炮装着买票，紧排在他身后。轮到“会长”先生正在一手交钱一手接票的时候，熊大炮闪电般地抛出绳子，套住了“会长”的双臂，反背着象背死猪一样就往外跑。“会长”未弄清是怎么回事，只是嗷嗷乱叫。周围的群众开始也莫明其妙，一听是“维持会长”的声音，明白了八成，不仅没哪个出来救人，而且都纷纷让路。这里离日本鬼子和汉奸队的岗哨又远，熊大炮从从容容背着“会长”下了小路，走出里把地才放将下来，牵回根据地。第二天任子衡同志又召开公审大会，宣判了“张会长”的死刑，当场枪决。这隔前一个群众大会才三天时间。

　　还有西双河的“维持会长”、老牌恶霸李友兰、谭家河的大汉奸、叛徒高鹏飞等都是我手枪队摸进敌据点，从日寇伪军的窝子里抓出来或当场打死的。

　　把几个罪大恶极的汉奸一杀，日本人找谁当维持会长谁都不干。被敌人逼得实在没法，非干不可的，则要先暗中找我们说明白，自动立下保证，还接受了我们交给的任务，才敢上任。这么一来，信阳附近的几个敌据点，表面上是日本人统治，暗地里却是我们手枪队员的天下。他们可以到里面进行抗日活动，要情报，有情报，要抗日经费，分文不少，要购买什么军需品，按时送到。甚至我们的伤病员还安置到敌据点里去养伤。我们的孩子剧团可以在离据点三里路的地方演打敌寇捉汉奸的戏。

　　四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斗争，信阳挺进队在豫南山区站稳了脚，以四望山为中心的豫南抗日根据地也初具规模。但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还有许多困难。

　　日本侵略军经常在这里集结重兵。他们为巩固信阳这个战略据点，占领信阳不久，便将魔爪伸向信阳外围、铁路两侧大小城镇，在西双河、杨柳河、柳林镇，直到谭家河，都建立了据点。在据点与据点之间，还修起了公路，企图把我活动的地区分割成若干小块，然后加以消灭。国民党的土杂游击队，仍然在我们身边捣乱，不断制造磨擦。敌顽夹击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在这种情况下，挺进队还能不能发展？豫南这块根据地能不能巩固？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正在这个骨节眼儿上，奉党中央之命南下的李先念同志，从竹沟来到四望山，向我们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并再三叮嘱，一定要大力发展抗日武装，广泛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统战工作中一定要坚持“既要统一，又要独立自主”的方针。

　　此后，我们便大刀阔斧地干起来。对于周围的土杂武装，我们根据不同情况，或者采取大胆联合，或者采取坚持斗争的办法，把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一个一个、一步一步地予以搬掉。

　　我们首先把较大的两股暂时收编，以便争取其团结抗日。一股就是前面提到的崔仁甫部，有四、五百人；另一股是信南的地主武装，为首的是反共老手余镜清，有六、七百人。几个月来，他们都不肯同我们联合，处处跟我们作对。通过李德纯先生以合法县长的名义亲自作工作，他们答应编入挺进队，但受编不受调。为便于争取他们的部属，我们同意原封不动将崔、余两部分别编为我挺进队的二、三支队。我原挺进队的基本队伍编为一支队，张裕生同志任支队长。

　　其次，我们还将四望山的一支九十人的地方抗日自卫武装正式收编。这支部队是当地进步青年黄绍九同志在信阳沦陷后组织起来的。我们一到四望山，他就与我们合作无间。但为了便于通过他团结当地的上层分子，我们没有过早地将他的部队编入挺进队，而让他独立。后来经他本人坚决要求，遂将其正式编入挺进队的建制。

　　接着组织命令我带领一支队的两个连，到铁路东侧的当谷山一带去联合那里的几股地方武装。

　　首先遇到的是蔡韬庵的部队，计有二百多人。开始由于互不了解，还发生过误会。他不肯同我们合作，带着队伍跑，我们就追，追着屁股缴了他八、九十人的枪。他一气跑到灵山冲去找到李先念同志，说“挺进队是国民党的队伍，凶得很，我要编给新四军，不编给挺进队”。我们跟踪追击，也到了先念同志那里。先念同志才告诉他，挺进队不是国民党的队伍，就是新四军，“你们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于是，我们握手言欢，消除误会，他同意将他的部队编为挺进队的第三大队，我们任他为大队长。蔡韬庵原来是个教师，接受过党的影响，思想进步，同地方党还有联系，后来成为优秀的共产党员。

　　接着我们又到当谷山，碰上了蔡玉昆、张牧云、李鹏飞、郭景阁、叶跃山等五支队伍。我们一去，他们还是跑，把队伍拉到当谷山的上山，我们住在下山。这回我们就谨慎从事，一不追、二不打，派任子衡同志匹马单枪去谈判。

　　任子衡同志原来都认识他们，一见面就把五个头头找到一起，开门见山提出要他们与挺进队联合抗日。开始他们有怀疑，提出：“你们究竟是那个党的人？要是国民党，咱井水不犯河水，各干各的。要是共产党，我们听候编制。”

　　组织上原来有交待，在搞统战时，都不暴露挺进队的真面目。遇到这几位先生硬要盘根问底，可难为我们的代表同志了。不漏底吧，就有可能联合不了，要丢掉这几支队伍；交得底来，又不符合上级规定，而且对方若是说的假话，漏底后有可能被扣留。为了扩大抗日武装，任子衡同志不顾个人安危，当机立断地回答：

　　“朋友们说话可算数？”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对方异口同声的答道。

　　于是，任子衡同志就讲明挺进队本来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并邀请他们下山，见我们的领导人商量具体事宜。

　　五个人倒也爽快，立即下山来见我们，一经交谈，就答应受编。我们根据其人数多寡，委任张牧云为大队长，其余四人为中队长。这一下我们的队伍又扩大了四、五百人。

　　这几支部队为什么这样容易就收编r呢？原来他们五个人中的张牧云、李鹏飞、蔡玉昆，在大革命时曾参加过革命活动，一九三七年底河南战教团到当谷山一带活动，又同他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其余三个也都是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

　　收编以后，除将蔡玉昆部继续留在路东由地方党的负责人贺建华同志领导以外，其余新老部队一齐返回铁路西根据地。

　　刚到铁路西，就遇到日本人“扫荡”。敌人已经进到了黄龙寺附近。我们把新编部队开到四望山整训；只带了两个连的老部队去阻击敌人。我们赶到，见敌人快进黄龙寺了，立即把部队布置在敌人的右翼，顶着打了三个钟头，打到太阳落山的时候，敌人跑了，我们撤回四望山。

　　这时已是一九三九年的三月。我们这支年青的队伍，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渡过了寒冬。我们的基干队伍（一支队）已扩大到十四个连，共一千二百多人。原来那些各式各样的武装力量，有的靠拢我们，有的投降日寇当了伪军，有的还继续打着抗日旗帜，啃地干反共害民的勾当。至此各派武装力量的政治面目已非常清楚。信阳挺进队的基本队伍已成为豫南山区坚持抗战的中流砥柱；那受编不受调的崔、余两支队则是阻碍抗战的绊脚石。

　　五

　　豫南山区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震慑了敌人，吓坏了国民党顽固派。这一年的四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竟下令免去李德纯的县长职务，委派反共老手马显扬来接替，并勒令李德纯交出军队，交出县印。李德纯同志识破了国民党的阴谋，他不但不交军队，而且把县印也交给了我们。他认为有了印就有权，有了军队就有力量。李德纯同志这一系列的爱国行动，为我党在豫南山区发动敌后抗日武装斗争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但国民党却视他为“叛逆”，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时，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河南省委决定送他到新四军军部去工作。

　　李德纯被国民党免职，是一个危险的信号。国民党顽固派要对：我们下毒手了，公开的磨擦即将到来。马显扬慑于我党在信南的力量，不敢到信南来，而带着一、二百人在北王岗另立县政府，与我分庭抗礼。同时明里暗里加紧勾结崔仁甫、余镜清，利用这两个家伙首先发难。崔、余两部变本加厉同我捣乱。他们把部队拉到仙石畈、祖师垴一线，卡住我们通往铁路东、南下湖北的交通孔道，与马显扬部互相配合，对我形成南北夹击之势。他们在我根据地内大肆抓丁派款，捆绑吊打我地方干部和群众，在其部队内部散布流言蜚语，仇视我一支队，甚至公然扣押我通讯员。我挺进队司令部召开会议，他们拒不参加。有一次，崔仁甫勉强来了，还带着三十名卫队，向我们示威。在这种形势下，如果丧失警惕，不仅我们党辛辛苦苦在信南山区点燃的抗日烈火有被扑灭的危险，而且竹沟与鄂东、鄂中的联系亦将被截断，其后果不堪设想。在这危急存亡之际，我们不得不奋起自卫。我们首先决定以武力解决崔仁甫。崔的部队是些乌合之众，不堪一击，一打响，缴枪的缴枪，投降的投降，大小官员作鸟兽散。崔仁甫自己带了不足百人的残余部队，一口气跑出百十里，到湖北应山郝家店一带躲藏，再不敢来四望山了。这一仗我们俘获二百来人，缴获长短枪百余支、军马二十余匹。另外还捉了几十个官太太，崔仁甫的老婆也在里面。对俘虏完全按党的政策办事，愿抗日的欢迎留下，愿回家的一律欢送，至于家属则全部释放。

　　原来我们以为打了崔仁甫，余镜清能够从中吸取教训，改邪归正。不料事与愿违，他公开声称要独立，不再受挺进队的编，并暗中向国民党五战区打报告，诬我“游而不击”。更不能容忍的是暗中派一中队长投降日寇充当汉奸，以便他与日伪军勾结共同来打我们。对这个与民族为敌的反革命两面派，别无选择，也只好干掉他。

　　五月初，根据地的农民在挺进队的武装保护下，投入了春耕大忙季节。战士们帮助仙石畈的乡亲插完了秧。我一支队两个大队，经过余镜清的司令部门前，浩浩荡荡向东开去，摆出要到铁路东去的架式。余镜清暗自高兴，以为我们一走，他可以在四望山地区称王称霸了，没想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

　　我们走出三十余里的杨柳河宿营后，即派任子衡同志到余部去找一个名叫秦景堂的连长。这个人，自从受编以来，一直表现良好，对余镜清的倒行逆施极为不满，经常与我们暗中联系。我们对他作了不少工作，他表示要同挺进队真诚合作。任子衡同志这一天去找他密谈，要他协助我们讨伐余镜清。秦景堂满口答应，并把余部夜间用的联络口令告诉了我们，约定打响以后立即带着他这个连作为内应。谈妥，任子衡同志一路小跑，回来作了汇报。我们决定当晚杀他个回马枪，搬掉这最后一块绊脚石。

　　漆黑的夜晚，又下着瓢泼大雨。战士们踏着泥泞的道路，向余镜清部盘踞的祖师垴进发。这是白天才走过的一条老路，不用路标战士们也不会走岔路，只因天气不好，影响行军速度，天黑出发，拂晓才打响。我一大队首先占领祖师垴东面的两个山头。特务连由指导员孔化同志带着直插祖师垴山脚下的曾家大湾，直捣余镜清的司令部。另外两个连占领西面山头，原计划先搞掉其司令部，再来个中心开花，一举歼灭。但因我西翼部队过早暴露，老奸巨滑的余镜清带着一个连登上祖师垴，据险固守。打到晌午，祖师垴还未攻下来。我因无重武器掩护，不宜强攻，遂撤出战斗。这一仗虽未完成预定计划，却也把余部搞垮了。秦景堂那个连，遵约倒戈，战斗中又俘虏了一百多人，余部大部逃散，余镜清只带残部百把人，落荒而逃。

　　至此，豫南人民抗日征途中的绊脚石被我扫除，为豫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和发展铺平了道路。

　　六

　　正当盛夏来临的时候，一个激动人心的喜讯从鄂中传到四望山：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成立了。信阳挺进队奉命整编为豫鄂挺进支队的第二团队，由我担任团队长、钟伟同志任政委、娄光绮同志任政治部主任。支队司令部并命令我们迅速整编完毕，开到湖北与兄弟部队配合作战。我们立即将挺进队所属部队集结在南王岗一带，编成了一个有三个大队、十个中队（其中一个警卫队）连同团直机关共计千余人的大团。整编后，还余四个中队的兵力，留在豫南作信（阳）应（山）的地方武装，不久，又以这四个中队为基础扩编为第三团队。

　　七月底，二团队由南王岗出发，经柳林越平汉铁路，东进到罗山朱堂店一带驻防，准备在这里补充给养以后再南下湖北。

　　到朱堂店的头两天，当地群众一听说我们是新四军，都非常欢迎，纷纷给我们腾房子、送军粮。到第三天，情况突然变化，群众一个也不来送粮了。经过调查，原来是国民党的顽固份子罗山县县长梅志朝下令禁止老百姓给我军送粮。

　　与此同时，信阳的日本鬼子又向我们挑战了。在我们进驻朱堂店的第三天，从柳林方向出来四百多日本鬼子，到朱堂店十多里的高山上骚扰一阵又撤退了。根据这一情况判断，敌人是出来侦察的，很可能是向我进攻的前奏。我们召集大队干部开紧急会议，分析研究了情况。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都认为这一仗非打好不可。不打好，就不能在这一带立足，国民党的顽固分子更要撵我们走；不打好，就有损我党我军的威信。会上作了还击敌人的部署。

　　果然不出所料，次日拂晓，敌人来了。敌人进到离朱堂店只有三、四里的地方还未展开，更未打枪，看样子是想偷袭。哪料我方早有准备，我们派出警成线以外的游击小组发现敌情，首先开火。枪一响，我各大队即按计划进入阵地。一大队在正面守朱堂店和左翼阵地，二大队守右翼阵地，三大队作预备队并掩护机关。骄横无忌的敌人，打响以后竟蜂踊而上直扑我正面阵地，向我团指挥机关攻击。我一大队当即以猛虎下山之势，从正面反攻，我二大队从侧翼压下去。在我军英勇猛攻下，鬼子顶不住了，连机枪都来不及架，掉头后撤。敌人被压到一个水塘周围的低洼地带，依着塘坎、田埂负隅顽抗。这时天已大亮，我们这才看清楚敌人有五、六百，绝大多数都是日本人。敌人被围困后，曾多次反扑，妄图夺路突围，都未得逞。我军由于弹药不足，几次攻击，均未奏效。打到下午两点，仍呈僵持状态。我同钟伟同志商量，已打了大半天，子弹消耗太多，硬攻不行，必须改变打法，我们抓住敌人怕打夜战的弱点，决定把敌人围困到黄昏的时候，再闪开一条路让它逃跑，在其归途中设伏，采用夜间伏击的战术再予以沉重打击。

　　大约下午七点钟，夜幕徐徐降临。我二大队教导员黄德奎同志带的部队，已到几里以外敌人的归途中按指定地点设伏妥当。我们正面部队开始总攻击，全团几十个司号员同时吹响冲锋号，所有部队齐声喊杀。敌人慌了手脚，使出最后绝招，施放催泪瓦斯作掩护，向西突围。当敌人进入我伏击圈，被我打得不知所措，丢下重机枪和许多弹药，狼狈逃走。这一仗，计毙伤敌八十余、缴获重机枪一挺、步枪二十支、子弹数十箱、战马四匹，其它军用物资数百件。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伤亡近八十来个同志。

　　朱堂店战斗，检阅了我们部队的战斗力，证明这支部队不愧是党领导的勇敢善战的革命军队。这次战斗在鄂豫边区抗日战争史上，开创了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条件下敢于正面抗击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本侵略军，并克敌制胜的先例。这次战斗大大提高了新四军的军威。当地群众不顾国民党顽固派梅治朝的威胁，又纷纷给我军筹粮筹款；连周围的几支国民党五战区的游杂武装也不得不对我军表示钦佩，主动派代表来向我们表示愿意联合抗日。

　　朱堂店战斗后，我们在这一带驻了个把月筹足了粮款，即挥戈南下到湖北礼山的大悟山地区与兄弟部队并肩战斗。

　　由四望山创建的信阳挺进队发展起来的第二团队，皖南事变后又编为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旅第三十八团，成为五师主力团之一，英勇顽强地转战在鄂豫边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