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豫南重镇信阳城。在这前后，我们谭家河的党组织，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创建了一支人民武装，点燃了信南山区的抗日烽火。

　　这支队伍在暴风骤雨中诞生，在惊涛骇浪中成长。

　　野火春风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我的家乡信（阳）南，是一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在谭家河、台子畈、大庙畈一带建立过农会、儿童团等革命群众组织；北伐军攻打信阳城时，这一带群众出动了几千人参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着山区，革命一时处于低潮。但信南人民并没有屈服，一九三○年在党的领导下又举行过农民暴动。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党员和农民积极分子惨遭杀害，革命再次受到挫折。谭家河的张裕生和我，还有西双河的周映渠都在农民暴动的前一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暴动失败后，组织上迅即令我和张裕生撤离本地，调到鄂豫皖苏区学习；周映渠同志因为没有暴露身份而继续在西双河——谭家河隐蔽。学习结束卮张裕生和我都被派往平汉铁路线上的孝感、广水白区作秘密工作。不久，由于国民党“围剿”大别山苏区，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入川陕，切断了我们同上级党的联系，我们经多方努力，费了一年多时间，都没有找到组织，不得不回到家乡暂时隐蔽。我和张裕生到苏区去学习时，家乡人都只知道是外出作生意，我们又都出身于当地声望较高的家庭，地方反动派不敢纠绊我们。回到家乡我们也只从事些公开职业，暂时停止政治活动。我在白区工作时学会了织线袜子的手艺，回到谭家河还是干这一行，人们更相信我外出的一两年确实是在做生意。在家乡隐蔽期间，张裕生、周映渠和我虽然都没有组织关系，但还常以朋友关系相互联系，暗中也谈些政治。

　　没娘的孩子最知娘亲，与党失去联系的同志，最懂得没有组织的苦。我们三个一碰头总是谈论怎样去找党的事。听说大别山还有红军游击队，却又不断传来使人痛心的消息，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下，搞肃反扩大化，有些白区党员，历经千辛万苦回到苏区，不幸冤死。但是，我们坚信黑暗终将过去，黎明一定会到来，早晚总要回到党的怀抱。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在我党的努力下，赢得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新局面；接着八路军首战平型关，全歼日寇精锐旅团。这些胜利消息象春雷一般，震撼着祖国大地，激励着一切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联合起来，跟日本鬼子拚！”谭家河这个偏僻小镇，也沸腾起来，到处发出这样的怒吼声。

　　驻信南的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孙连仲部也以抗日的名义，强迫民众受军训。正在这个当口，一天晚上，张裕生把周映渠和我邀到周映渠开的那个小袜店里去密谈。经过一番计议，我们商定，就利用孙连仲办民众军训的机会参加进去，团结一批青年，拉起一支队伍，准备打游击；再派人寻找党，把队伍拉去投八路军。

　　我们几个在当地青年中都有一定的号召力，经过暗地串连，很快就团结了几十个青年学生，结成了一个团体。当时没取个什么名儿，没订个章程，也没选谁当头，反正凭着我们三个的社会影响，叫来就来，叫散就散。

　　孙连仲的部队没驻扎多久，就开走了。接着，豫南民运指导处的一班人马，来到谭家河做抗日救亡宣传工作。他们经常开群众大会，讲时事、讲抗日救亡的道理、教唱救亡歌曲；还分别举办农民、妇女、儿童识字班，很受群众欢迎。他们来不两天，就发现张裕生和我们几个青年是积极分子，让我们参加各种救亡活动，帮助搭台子、召集群众会、刷标语、印油印。我们越干越起劲，那时已是隆冬季节，山区经常积雪不化，寒风刺骨，我们不分白天黑夜地跟着他们忙进忙出，有时饭也顾不得吃。指导处的负责人对我们的工作很满意，赞许说：“有你们几位，我们的工作好搞多了！”

　　干了几天，我们从他们那艰苦朴素的生活和对群众的态度上看出，他们跟国民党的官员不一样，满象共产党的作风。再看看他们经常读《新华日报》、《全民抗战》这类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办的报刊。张裕生、周映渠和我在一起悄悄议论：“莫非他们是党领导的救亡团体？”但还不敢公开去问，因为那时候的党还处于秘密状态。我们懂得，在秘密环境中寻找组织的途径主要是自己的革命行动，只要工作有了成绩，党会主动来联系的。

　　经过两三个月的共同战斗，我们同豫南民运指导处的负责人唐滔默同志已成了知心朋友。我们出于迫切找党的心情，便主动把当地的情况和个人的政治经历以及今后的打算一齐向他谈了。他也向我们表明了政治身份——是党派到民运指导处来工作的。他对我们深表同情，并热情支持我们的要求。不久，他就通知我们说：“组织上对你们的要求作了研究，因为脱离党的时间久，只能重新入党。”我们考虑，只要找到了党，抗日就有了依靠；我们找党是为了革命，又不是争资格。于是，我们都欣然同意组织上的决定。我们向党表示：“请组织上放心，为了党的事业，要豁出命来干！”我们三人在一九三八年二月的一天晚上，同时举行了入党宣誓。

　　我们举行入党宣誓的时候，街上正燃起欢渡春节的爆竹，家家户户的大门上都贴上了“大地回春”、“万象更新”的春联。我们也怀着激动的心情，庆幸着新生活的开始。

　　从此，中国共产党谭家河党支部成立了。沉睡多年的谭家河，即将在党的领导下苏醒过来，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四望山麓。

　　入党前，我们把准备拉队伍去投八路军的事，向组织汇报时，组织上充分肯定了这一行动，要我们继续干，准备在日寇打来以后，就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有了党的领导，我们的信心更足了，劲头更大了。党支部一建立，便把拉队伍的事作为中心工作来干。

　　我们首先分析，在这里拉队伍的有利条件很多。前几次革命虽然都失败了，但在人民群众中留下了对旧势力的反抗精神；国民党、地主豪绅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闹得民不聊生，逼得穷苦人走投无路，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进行过斗争，培育起勇敢镖悍的性格，许多人家都藏有一两件看家武器；抗战爆发以后，日本强盗对沦陷区野蛮蹂躏的暴行不断传来，激起了民族的深仇大恨；国民党军队的节节败退，日寇的猖狂进攻，眼看不堪设想的灾难迫在眉睫。在这种情况下发动抗日，大有干柴烈火之势。当然，不利因素也不少，主要是国民党顽固势力干扰和破坏；其次是我们自己缺乏经验。

　　我们商量，拉队伍，一要有人，二要有枪。为了不引起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注意，同时也考虑到群众觉悟程度，我们开始就沿用了旧社会流行的一种形式，结拜“把兄弟”的名义来联络人。上级党很支持这个旧瓶装新酒的办法，还表扬我们有点“策略性”！

　　在那时局动荡的情况下，人们都想找几个乱世朋友，以便患难相顾。我们这个办法果然灵验，开始联络的是年青人，叫做“把兄弟”，后来一些老年人也要求参加，因为是在本地，互相之间不是亲戚、就是同宗，按亲戚辈份总有高有低，不便以兄弟相称，于是又改称“老少兄弟会”。加入这个组织，也用旧办法举行仪式——烧香叩头、喝雄鸡血酒，我们还编了个新不新旧不旧的誓词，现在还记得有这么几句：“……有福同享，有祸同当；同心同德，抗战到底，永不变心，如有不忠，天诛地灭”。用这个法子，一下子发展到二百人，其中大多数是农民，少数是失学青年，还有个别开明士绅。因为张裕生、周映渠和我是发起人，不论按年龄排到老几，谁都听我们的话。

　　有了人，接着又动员各家各户准备武器，有枪拿枪，没有枪的自己花钱找铁匠打把梭镖或大刀，实在没办法，空手也可以。

　　人和武器都有了，要带兵打仗可就没门儿啦。要准备打游击，怎么个打法呀？我们着急了。支部一商量，先派人出去学学本领，再来编队。我们只知道延安有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办的抗大，到那里一定什么本领都能学到。党支部决定派周映渠和我到延安去。豫南民运指导处的党组织也很支持，写信介绍我们先到确山竹沟找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队留守处，再转延安。

　　一九三八年六月的一个早晨，我们两人背上行装，迎着朝阳，向竹沟进发。

　　一到竹沟，正好碰到危拱之同志。她是信阳人，从前我们都认识，知道她是老革命、红军女干部。她见到我们来自家乡的革命青年，非常高兴，立即领我们去见河南省委组织部长陈少敏同志。陈大姐热情地接待我们，问明我们的来意后，又仔细地询问谭家河的情况。然后笑着说：“鬼子快打来啦！还去延安干啥？快回去领着人准备干吧！”

　　我们回答：“干是要干，就是不懂军事，想学点本事再回去干！”

　　“学学当然好，问题是鬼子不肯给我们学习时间呀！我看……”陈大姐想说服我们，把话说到这里忽然停住，思忖一下，转身对着危拱之同志，炯炯发光的眼里带着征询的神色说：“让他们到教导队去学几天，时局变化很快，拣迫切需要的学一点，早点回去把部队拉起来再说！”危拱之同志当即介绍我们进了教导大队。

　　紧张的学习才一个多月，蚌埠、合肥相继失守，敌人的矛头指向豫东南的固始、潢川，有直取信阳，从北翼迂回包围武汉的意图，陈大姐把我们叫去，扼要地讲了一下战局发展，然后用恳切而严肃的语气向我们交代：“敌人硬是不让你们学习！你们需要很快回信阳去，把部队组织起来，能拉多少就拉多少，越多越好；支部：要把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上级党的指示，天王老子要，也不给。以后上级党会派人与你们联系的！”

　　大姐交待任务之后，又亲切地说：“你们回去，暂时还是独立作战，担子不轻呵！支部几个同志遇事要多商量，多动些脑子！”

　　当时我们还未理解大姐最后这几句话的深刻含义。我们把带领一支部队看得过于简单，心想已经有了底子，鬼子一到就乒乒乓乓跟它干呗！没问题。因此，当陈大姐最后问我们有什么困难的时候，我们只干干脆脆的回答“保证完成任务！”什么困难都没提，就辞别了陈大姐和危拱之同志，离开了竹沟镇。

　　一树战旗

　　回到谭家河，党支部决定，把原先联络的那些青年组织起来，正式定名为“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大队”。一号召，立刻集合了一百七十多个小伙子。张裕生任大队长，周映渠任警卫队长，我任政治部主任。

　　那时鬼子还未打到信阳，部队建立起来，并没有集中。

　　编成自卫大队以后，原来那些“把兄弟”中的老年人或因其他原因不能编入部队的人，我们仍然继续保持联系，成为自卫队的有力支柱。不仅如此，我们还继续扩大组织；在自卫队中又选择优秀分子发展成党员。不到三个月时间，吸收了四个新党员；联络的基本群众增加到四百余人。

　　这样一来，我们的声势搞大了，国民党看着眼红，打主意想并吞我们的队伍。十月初，国民党信阳县党部书记长重育民，亲自到谭家河来，请我们去谈话，先是甜言蜜语地把我们恭维一番，什么“年青有为”呀！“血气方刚”呀！拣好听的话说了几箩筐。接着又许给我们一大堆官职，还说要拨给我们经费。一听这个势头，就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果然不出所料，他把话题一转，就落脚到要我们把队伍编给县政府的国民兵团。

　　“……支部要把它紧紧掌握在自己手里，没有上级党的指示，就是天王老子要，也不给。？这时，陈大姐那严肃而恳切的叮嘱，即在我们的脑海里回荡着。

　　”国民兵团是什么东西？——简直是活土匪！“乡亲们对国民兵团的怨恨声，也在我们的耳边响起。

　　”不行！“我们三个几乎象一个人一样同时冲口而出，给了他响亮的回答。

　　重育民见收买不成，就一翻脸色，说什么”成立队伍是大事，没有合法名义，县政府会派‘国军’来干涉的！“想威胁我们就范。

　　张裕生同志理直气壮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们组织抗日自卫队，抗日保家有什么罪？犯了那条那款？“

　　周映渠同志接上去说：”如果说这是犯法，那我们也犯定了。水来土挡，兵来将挡！“

　　”这个……，这个……“重育民理屈词穷，无言对答。

　　随重育民来的有个姓易的地方士绅，为人颇为圆滑。他见事不妙，便陪着笑脸说：”反正日本人来了，咱们都在这一带联合抗日，编不编都好说。“算是给重育民搭了个下台的梯子。

　　这场舌战之后，为取得群众的支持，扩大我们的影响，也给那准备派兵来干涉的老爷们一点颜色看看，我们把声势搞得更大，将”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大队“改成”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做了一面大红团旗；把司令部也立起来。司令部就设在我家里，我家在谭家河街的正中心，房子宽敞，又免得占别家的房子。把大旗往门上一插，司令部的牌子一挂，蛮象个样子的。

　　四乡百姓到处传说着：”张裕生他们的队伍更红火啦！“另一方面，我们也不麻痹，随时提防着重育民真的派兵来打我们。防了十多天，一点动静也没有。后来才弄明白，原来重育民回去不几天，信阳吃紧，日本人还未到，国民党的驻军就不战而逃。县政府、县党部自然也跟着逃走，根本顾不上来”干涉“我们了。

　　初战告捷

　　十月初，敌人的飞机天天在信阳上空嗷叫，一来就是七、八架，把信阳这座古城炸成焦土一片。逃难的人流涌向四乡，国民党的溃军也象潮水一般由东向西川流不息地逃窜。谭家河这个小镇到处挤满了扶老携幼的难民，啼饥嚎寒的凄惨情景不忍目睹。日寇的凶残、同胞的呻吟，激起战士们复仇的怒火。

　　行动！行动！立即行动！

　　党支部发动我们的弟兄，用一切办法把国民党溃军的枪收缴起来武装自己，准备同敌人搏斗。

　　我们从那些狼狈不堪的溃军手里，搞了很多枪支弹药，把原来的河南本地造换完还有多的。

　　中秋节在硝烟弥漫中来临，信阳城就在这一天被鬼子占领。

　　消息传来，我们一面分头到四乡去集合自卫队员，准备迎战；一面组织家属和群众往山里疏散。

　　第二天黄昏，三十多个日本鬼子的骑兵，从西双河向谭家河窜犯。我们立即把自卫队拉上街东北的山头，顶着打起来。因为是夜间，鬼子摸不清虚实，还了几枪就缩回西双河去了。

　　这次初战，大大鼓舞了我们的士气。看起来日本侵略军并不象国民党溃军所形容的那样可怕。于是我们决定要学八路军大战平型关的榜样，狠狠地揍它一顿。

　　谭家河南面十多里地有个平靖关，是通向湖北的交通孔道，地形险要，关口在两座高山相连的丫口上，关下是一条峡谷，通往湖北的大路在峡谷中蜿蜒而上，真是个”一人挡关，万夫难破“的地方。估计敌人次日白天还会来挑衅。我就带着街上的自卫队员（百把人）先去抢占平靖关，控制有利阵地，张裕生和周映渠到乡下去集合队伍，齐集后也赶来把守平靖关，约定在山顶的大国寺会合。

　　果然，第二天中午，鬼子的一百多骑兵来了，这时周、张两同志集合的部队还未到。鬼子兵还未发现我们守关的部队，在进入峡谷以前先朝我们守的山上打了几梭子机枪，进行火力侦察。我们的战士都是才扛起枪的老百姓，沉不住气，没等下命令，就乒乒乓乓地乱放枪。我们这百多条枪一齐开火，听枪声还蛮象回事的。鬼子见山上有中国兵把守，没敢贸然进攻，掉转头撤走了。这一来，我们的战士可高兴啦，说：”小日本也不咋的l跟癞皮狗差不多，人越怕它，它就咬得越凶；你要是一猫腰，做个拣石头的样子，它就夹着尾巴跑开了！“

　　第三天，鬼子又来，还是百把人，放几枪，我们还击一阵，它又退了。

　　就这样，鬼子跟我们磨了三天。我们也不懂得改变打法，还是守在这里。

　　到第四天，鬼子一反常态，上来就是小炮夹机枪，猛射一阵。敌人在火力掩护下，直往我们阵地冲。我们有前几天的经验，也学聪明一点了，不瞄准，不打枪。几个猎户出身的战士显了真本领，弹不虚发，把冲在最前面的敌人，撂倒好几个，迫使敌人又退了回去。

　　鬼子经过四天窥探，似乎摸清了我们的底细。第五天，一下子出动两百多人，向我阵地猛攻，机枪子弹打得我们阵地上的树枝直往身上砸，炮弹炸得碗口粗的树一棵棵倒下。我们的战士也守得沉着、打得顽强，用排子枪、手榴弹向冲上来的敌群狠揍。接连打退敌人两次冲锋，敌人还不罢休，第三次发起冲锋，攻到离我们阵地只有几十步远，眼看就要攻进我们的阵地。忽然，从敌人的指挥阵地上响起了一阵退却号音，冲锋的敌人呼呼啦啦往后滚，全退下去了。

　　这是咋搞的？我正朝四面山上眺望，想察个究竟。忽见敌人右侧的山上出现一大队人马，分辨得出那是中国人，牵成线向西开，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少说也有几千人，比进攻我们的鬼子要多若干倍。这才明白，原来鬼子是害怕被包围而仓惶撤退的。

　　这一大队中国兵又是什么部队呢？从那里来，到那里去呢？是不是赶来援助我们的呢？

　　我一面派人去联系，一面整理我们的部队，让战士们收拾收拾服装，擦擦武器，休息片刻再下山搞饭吃。

　　再树战旗

　　鬼子刚撤走，我们还未下火线，派去联络的人来汇报，那吓退鬼子的大队人马，原来是从武胜关中华山一线溃退下来的国民党桂系部队。说话之间，一部分广西佬已经来到面前。看样子这支败兵已疲惫不堪，一个个破衣烂衫，满身是泥，行走蹒跚，一上来就东倒西歪地躺得满山都是。

　　一个军官模样的人走到我跟前，自称是师政治部主任。见面先把我们的队伍大大吹捧一番，并慷慨地送给我们一批枪支弹药。那时，我们都是”初出茅庐“的青年，被他这一着弄糊涂了。当他提出，请我们把队伍分散派到他们各部队去当向导，配合他们在这一带抗日时，我们未识破他的阴谋，满以为他们真的要在此打日本，丝毫不防备，便满口应承。谁知道，我们的人一分散到他们那里，全部被逼着为他们带路往老河口方向逃跑了，根本不在这一带停留，我们的一百多人枪被裹胁得一干二净，只剩下我们几个光杆党员。

　　费了几个月时间，花了很大力气才创立的这支抗日人民武装，没被日本鬼子打垮，却被国民党用欺骗手段，不费一枪一弹就散了。上了这个大当，才想起当初陈大姐叮嘱的：”遇事党支部要多商量，多动脑子“这句话是多么宝贵啊！不怪天，不怪地，只怪我自己警惕性不高，真后悔莫及啊！

　　我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带着剩余的几个同志，到曾家老门找到了五天来失去联系的张裕生和周映渠同志。一见面，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沉重。他俩首先介绍了情况，原来鬼子一到，乡下的自卫队员都同群众一起逃散，集合不拢，因而未应约到大国寺会合。我也把几天来的情况——作了汇报，并作了自我检讨。但我们三个都不泄气，一致同意要重振旗鼓。于是我们又把”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团“的大旗在曾家老门树起来，选了间宽大的地主房子作司令部，大门上又贴上”信南人民抗日自卫团司令部“的大字。同时分头到各乡各村去动员人。

　　幸好，我们原来的”老少兄弟“中还有多半没被广西军拐走，他们都积极拥护我们再干。被广西军拐走的同志，走出百十里地，一看情况不妙，不约而同地几乎是在同一时间都逃跑回来。几天功夫，我们的自卫团不仅恢复了原样，而且还扩大了，发展成两百多人。可惜的是，被广西军拐去的人都未能带回枪来。

　　广西军的阴谋诡计，给我们上了一堂课。

　　这时，溃逃的广西军还陆续从这里经过，后面的溃军比前面那些更混乱。我们学会了”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回他不请，我们也主动派人去带路，目的是搞枪枝弹药，明要暗夺，遇到零星散兵，就干脆硬缴。不几天就把我们的两百多人重新装备齐全，清一色的捷克式步枪，外加四挺轻机枪和五十支二十响的驳壳枪。不少战士都配上了一长一短两大件。队伍拉得可威武啦！

　　信阳沦陷后，豫南民运指导处便转移了，这一段拉队伍的事，全是我们党支部几个同志商量着干起来的。今后到底怎么办，心中还是没个数。我们殷切地盼望着上级党派人来联系，给我们指出道路。白天盼、夜晚盼，总不见人来，心中十分焦急。

　　路东找党

　　为了找上级党，我们支部决定，把活动范围扩大，把名声搞得更响，到平汉铁路东的当谷山地区去，寻找战机跟日寇干几仗。

　　在一个月色朦朦的夜晚，我们带着队伍从柳林附近越平汉铁路到达当谷山。这里住着国民党的信阳县第四区区长蔡继民，他带有二百多人的武装，独立为王，鱼肉人民。

　　我们一到，他就想撵我们走。我们当然不走。抗日嘛！我们在哪里都有权住下。这家伙见撵我不走，就想方设法企图”吃掉“我们，好几次借口”配合行动“，想趁机对我们下手。我们有了在铁路西的经验教训，处处小心，使他的阴谋都未能得逞。后来他见我们对他有戒备，武器也好，知道一时难以下手，于是改变方针，对我们来软的，给我们又送粮，又送钱，装出一副十分亲近的样子。我们心中也有底，钱、粮我们收下，一概不打收条，任何条件都不答应。后来，他又想出了个”借刀杀人“的诡计，说是靠近罗山边界的杜家畈有股土匪，杀人越货，危害人民，要我们配合他去剿灭。但据我们侦察，杜家畈只有国民党罗山县长梅志朝的队伍经常出没，他要我们去”剿匪“实是给我们设的陷井。只要我们一一去，他们就可以两面夹攻，把我们”吃掉“。我们识破了他们的阴谋，当晚就趁其不备，带着队伍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铁路西的大王冲去了。

　　胜利会师

　　大王冲离铁路只有二十多华里，四周距敌人和地主武装都不远，我们仍然处于危险境地。上级党也还未联系上，今后部队究竟怎么办的问题还是未得到答案。为了找上级党，我们到大王冲以后，又派了几个人秘密返回铁路东当谷山，去把隐蔽在蔡继民队伍里的两个党员接来跟我们行动。一个是段远钟同志，他原是河南战教团的；一个是余新民同志，原是开封邮政青年工作团的。他们两人几个月以前到谭家河来过，跟我们熟，两个都是党员。他们来了，也说未与上级党联系上。

　　在这种情况下，党支部研究，不能再等待上级党派人来，而要主动去找。我们当时缺乏经验，干部战士都带着家属行动，行起军来拖儿带女一大串，遇有情况还得分兵掩护家属队。因此，我们决定把家属安置妥当以后，带着队伍到竹沟去，并派余新民旧志先到竹沟去向陈大姐报告。

　　干部战士都带惯了家属，猛然要丢下老婆孩子远离家乡，我们耽心思想不通，战士和家属都哭哭啼啼，那才不可收拾哩！在支部的决定公布以前，几个领导人先分头去找了些战士的父亲商量，讲清道理，说明利弊。万万没想到几位老人都举双手赞成我们的意见，非常诚恳地说：”我们早就在合计，拖儿带女咋能打仗？仗打不好，老老小小跟着拖来拖去，也把人拖苦了。就这样办，都是本地人，谁都有三亲六戚，哪里不能安顿家属呀？你们带着队伍一心一意打鬼子去吧！“

　　支部摸清了群众的思想，我们几个领导人首先带头把自己的家属送走，再一普遍动员，只花了五天时间，便很顺利地把几百口子家属在大王冲一带安置妥当。

　　这时已是隆冬季节，留了两天时间补充了棉衣。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战士们辞别亲人，往竹沟进发。

　　临行时，可热闹啦！家属们把各式各样的慰劳袋递到亲人手里，鼓鼓囊囊装满了连夜赶制的衣衫鞋袜。有的把煮熟的鸡蛋和馒头塞进战士的衣兜里，一个个笑逐颜开。以往行军时那种大的哭、小的嚎的声音，一点也听不见。代替它的是一片亲切的勉励和叮嘱：”放心打小日本去吧！家里的事别操心！“”别忘了常给家里捎信来，等着你们打胜仗的消息！“……歌词中那”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美好词句，变成了我们生活中的现实。

　　与亲人们分手后，部队踏着冰雪，迎着寒风，翻山越岭，经过两天行军，来到南王岗，在这里我们遇到从竹沟回来的余新民同志，带来了振奋人心的喜讯。老远他就高兴地喊着”好消息！好消息！“

　　我们赶忙迎上去，他把上级写来的一封信递了过来，至今我还记得那信的原文：

　　”裕生、映渠、子衡同志：

　　你们辛苦了！同志们辛苦了！

　　接信后，马上将部队带到四望山与兄弟部队会合！“

　　接到这信，我们就象快要见到久别的亲娘一样，高兴得没法儿说。战士们听说要与八路军会合（在他们心目中凡是共产党的队伍都是八路军）也都高兴得很，不断来大队部要求赶快前去。

　　其实，我们几个领导人也同战士们一样的心情，巴不得马上到达目的地。哪知道，前进途中的祖师垴守着一支几百人的地主武装，头目是靠反共起家的国民党区长余镜清。他早就打主意吞并我们。这次据侦察员报告，他已严密封锁了山口，看样子我们不打是过不去的。我们研究了作战部署，准备第二天硬冲过去。

　　次日清晨，部队正要出发，四望山又派专人赶来送信。信中指示要我们随来人绕过余部防区，由黄龙寺进四望山，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上级考虑得太周到了。遵照指示，跟着派来的向导，部队安全到达黄龙寺，与其它几支兄弟部队胜利会师。拱之、子厚、海山等领导同志也在这里。他们住在一座破烂的大庙里，听说我们的队伍到来，都走出大门来迎接，吩咐住定后，找我们几个负责人作了汇报，又向我们传达了河南省委的指示，将我们这个大队编为信阳挺进队的第二大队。从此，我们这支信南人民的子弟兵，结束了孤军奋斗的处境，步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信南人民和边区人民的大力支持下，很快发展成新四军的一个主力团队，以英勇顽强的姿态转战在鄂豫边区的敌后战场。

　　随着人民抗日武装的发展，信南这个地区也发展成鄂豫边区巩固的根据地之一，成为我新四军部队南下湖北和回师河南的一个重要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