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在武汉外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望风披靡，有的溃逃，有的避敌；而大别山密林深处，风卷红旗，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支抗日武装，在这里诞生、成长、纵横驰骋，抗击强敌。当时我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就是鄂东抗日武装中的一支劲旅。

　　一

　　一九三八年春天，在黄安（红安）七里坪，有一队战士，身穿黑色的红军服，背着红军常戴的乌黑斗笠，高唱抗日歌曲，穿过大片黄花灿灿的油菜田，到附近村子里去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开展群众工作。

　　这支队伍就是新四军四支队留守处警卫排。她是红二十八军留在大别山的火种，是后来成立六大队的基础。

　　我是警卫排成立以前的一九三七年十月，从延安回到七里坪的。当时，我党中央已与国民党谈判商定，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东进抗日。我到七里坪时，在鄂豫皖苏区坚持斗争的红二十八军已经在七里坪至宣化店一线集结，准备改编为新四军四支队东进。军部驻在七里坪以西四、五里路的蔡家祠堂。

　　一九三八年三月，四支队改编完成，三千一百多人的队伍开赴皖西前线杀敌。根据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与国民党武汉行营谈判达成的协议，四支队留守处在七里坪成立。这一方面是为了照顾红军的伤员、烈属和家属，更重要的是为了掩护党的鄂东领导机关，并为我们党在武汉与皖西、豫南之间的”合法“交通线上设立一个兵站和联络支点。留守处为了警卫机关和后方，把地方上坚持斗争的便衣队员集中起来，成立了警卫排。

　　我回到七里坪以后，先是在游击队干部训练班讲课，后来又到留守处工作，经常和警卫排的同志们在一起。

　　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匪军对留下坚持大别山斗争的红军，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围剿“。有一次，四百多名红军被四、五万敌人包围在黄安山区，浴血奋战七天七夜，二百多位同志壮烈牺牲，一百九十多人杀出重围。警卫排三十多人，在鄂豫皖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都是在腥风血雨中经历了千锤百炼的红军战士。

　　警卫排排长罗厚福同志，就是这一群钢铁战士中的一个。他身材魁伟，声音洪亮，土地革命时期，就是大别山里一名出色的游击队长。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他任党的鄂东北道委常委，和王福明等同志一起领导鄂东北苏区的反”清剿“斗争。敌人一听见罗厚福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就是做梦也在想消灭他和他所领导的游击队，还多次造谣说：”罗厚福被活捉了！“可是，每次造谣后，罗厚福所领导的游击队又神出鬼没地打得他们丢盔弃甲。

　　抗日战争爆发后，罗厚福同志和警卫排的战士，在党的召唤下重新聚集起来，投入了民族民主革命的斗争风暴。

　　二

　　由警卫排发展成六大队，经历了一段曲折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四月问，留守处迁到七里坪附近的袁家河。警卫排住在袁家河后面的碉楼上。不久，武汉危急。国民党的数十万大军，沿着长江两岸、大别山麓，象流水一样向后溃退。十月，武汉失守，周围的黄安、黄陂等二十八个县城相继沦陷，国民党的溃军沿途丢弃枪支弹药，国民党的各级政府纷纷逃跑。这正是我党独立自主发展抗日武装的大好时机。可是，鄂东特委主要负责同志从武汉返回留守处后，既没有传达上级的指示，也没有及时把部队撒出去组织群众，收捡枪支，只是让大家终日困守在袁家河。

　　一天，我从黄冈执行任务后回到袁家河。罗厚福同志怀着十分气愤的心情告诉我：前几天，班长杨敬之捡了国民党溃军丢掉的一条枪，兴冲冲地带了回来。战士们兴奋地拿着看了又看。可是，鄂东特委主要负责同志见了却说：”你们又在跟我闯祸！枪，不能捡，赶快送回去！“当头一瓢冷水，泼得同志们凉了半截。罗厚福把枪偷偷藏了几天，又去向特委负责同志要求把枪留下。特委那位负责同志瞪了罗厚福一眼，说：”叫你不要就不要！你就是爱占人家的小便宜。“结果罗厚福只好把这支枪送给了国民党乡公所。隔不几天，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主动把枪支弹药送上门来，那位负责人还是不准要。还有一次，国民党一个排长带着二十多名士兵到留守处来要求参加抗日。罗厚福同志主张把他们留下，特委负责同志严厉地批评说：”你斗大的字认不得一石，要国民党的兵，你领导得了吗？现在是抗日，要讲统一战线，不能那样搞！“老罗无可奈何，只好叫那些国民党散兵去找他们自己的队伍去了。同志们十分惋惜地看着他们背着闪闪发亮的捷克式枪离去。

　　听了罗厚福同志讲的这些事，我心里久久不能平静。我不禁想起一九三七年春天从延安回来以前，在凤凰山窑洞里见到毛主席的情景。毛主席那时就说：日本人是一定要进攻的。你们回去以后，要准备跟日本人打仗。打起来，还是老办法，除了正面打，还要广泛发动游击战争。而现在我们来到抗日的前线，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却象一根绳索死死捆住我们的手脚。

　　武汉沦陷后十来天，我们得到情报，国民党黄安县政府七里坪区公所要来缴我们的械！鄂东特委负责同志不与国民党针锋相对进行斗争，却决定让留守处机关和警卫排连夜转移。于是，我们冒着初冬的寒霜，踏着满山黄叶，到了河南经扶（新县）白马山上那个只有四户人家的小山村。在这里一住又是两个多月，部队很少开展活动，实际上是在这个远离敌人的山窝里隐蔽了起来。发展抗日武装的大好时机就这样被白白地放过了。

　　转移到自马山以后，我们根据董必武同志的来信，到国民党黄陂县县长潘正道那里去取董老留交留守处的活动经费。罗厚福、我和几名战士经过一天一夜的急行军，从白马山赶到黄陂梅店，找到我党黄陂特支书记任士舜同志。他派梅店自卫队的同志带领我们一起到了听泉庵，找到潘正道，取回了经费。我们新四军在黄陂出现，使鄂中伪军头目金龙章大为惊慌。十二月十七日，他派兵包围了黄陂县政府，捆走了潘正道，占领了蔡店、梅店，形势急剧恶化。任士舜同志带领梅店自卫队，冲破重重险阻，迅速转移到白马山，同留守处警卫排会合了。

　　眼看一九三八年就将在困难中过去。十二月底，鄂豫皖区党委书记郭述申同志从延安经竹沟来到白马山。当天下午，我们就围坐在一间普通的农家小屋里听他传达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全会强调我党要认真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主张大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批判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捆住我们手脚的绳索被解除了！

　　六届六中全会指明了前进方向。鄂豫皖区党委决定以警卫排为基础，成立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伪。并决定成立罗（山）、礼（山）、陂（黄陂）、孝（感）中心县委，加强领导。警卫排的红军战士们英姿焕发地踏上了新的战斗历程。

　　三

　　一九三九年一月，白马山一带又象土地革命时期那样红火兴旺。

　　这天，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成立大会在白马山下龚家垮一间大房子里举行。参加大会的有七里坪留守处的警卫排、梅店自卫队、豫东南特委书记贺建华同志带来的十几个农民和学生以及护送郭述申同志从竹沟来白马山的一个排。

　　贺建华同志，三十多岁，原来是个大学生，在白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初期，他从延安被派到大别山来，在息县以中学教师身份进行秘密工作。因为在那里搞得太红，党决定调他到鄂东来。当地十几个暴露了的秘密党员和进步学生也由他带了过来，参加六大队。护送郭述申同志来的一个排，原来属竹沟警卫营，共二十四人，全是年轻战士，一色整齐的灰军装，一个个显得十分英俊。他们跋山涉水完成了护送任务，就留在白马山。梅店自卫队是我党黄陂特支领导建立的一支抗日武装，有三十多人枪。她的前身是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新梅店社“，原来经常出墙报、刷标语，发动梅店一带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参加抗日斗争。后来，通过社员积极活动，先后以借用的方式，掌握了国民党高望乡乡公所和梅店游击队密藏的十四条枪，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建立了这支抗日武装。以上四路人马共一百多人，编为一、三两个中队。一中队长胡新仿、指导员聂庆泰，三中队长黄世德、指导员黄宏伸。

　　鄂东特委主要负责同志听了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的传达。思想大大解放，他亲自主持大会，庄严宣布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成立，号召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英勇作战的光荣传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日寇。同时，要求我们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争取国民党武装和我们一起抗日。同志们热烈鼓掌接受党交给的战斗任务。

　　会后，经过鄂东特委负责同志周密细致的筹划安排，罗、礼、陂、孝中心县委成立，贺建华同志任书记，罗厚福、廖毅和我任委员。鄂东特委和四支队留守处宣布撤销。

　　从此，我就和罗厚福同志一起在中心县委领导下共同战斗。他任六大队大队长，我任政治委员。前进的方向明确了，无限广阔的道路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立即从政治、军事和组织上整训部队，按照红军的老办法，建立了政治工作机构，开展了红军传统教育和军事训练。

　　二月十一日，六大队挺进平汉铁路沿线敌后打鬼子。出发前，罗厚福命令三中队架起土炮连放三发礼炮。

　　十六日，我们到达信阳以南当谷山灵山冲、杜家畈，这时风雪正紧，银白一片，平汉铁路无声地伸向远方。深夜，柳林以南的新店车站静悄悄的。三中队九分队一个班突然出现在车站上，搞得鬼子惊惶失措，太阳旗也被我们缴获了。战士们在车站里写了两条大标语，周围还贴了些油印的日文宣传品。附近的敌人大为震动，摸不清是那里的神兵天降。不久，我们又袭击了李家寨车站，缴获了敌人的一批枪支弹药和大批服装布匹。

　　从此，我们就活跃在豫鄂边信阳、罗山、礼山（大悟）一带。中心县委保持了对罗南、礼山、东大山、安麻边党和群众的联系，还成立了礼山工委。宣传队在方西和路登同志带领下，经常深入群众，教唱抗日歌曲，宣讲我党的抗日主张，演出自编的宣传抗日的小戏和文艺节目。每到一个村，群众听说我们新四军就是过去的红军，都象欢迎久别的亲人一样，拉着同志们说长问短，倾诉他们对红军的深情怀念。

　　统战工作也大力开展起来了。中心县委书记贺建华同志经常以六大队参谋的名义去找那些国民党上层人物、保甲人员和地方上的士绅做工作，向他们宣传我党的抗日主张，争取他们支持我们抗日。与此同时，我们还积极开展了对敌斗争，坚决惩办了吕王城、沙湖等几个作恶多端的维持会长、叛徒，打击了那些民族败类的嚣张气焰，从而迫使一般伪组织人员不敢继续死心塌地地为日寇卖命，有的还暗中为抗日做些工作，为我们部队提供情报。

　　为了扩大我们这支抗日武装，贺建华同志也付出了心血。经过他调查了解和细致工作，把当谷山新集乡一个中队争取过来了。这个中队八九十名战士，五十多条步枪、两挺机枪，中队长叫蔡玉昆。蔡玉昆生长在老苏区，很早就受到过党的教育和影响，不久前又与我信阳挺进队取得了联系。他带来的中队被编为六大队第二中队，他被中心县委任命为六大队副大队长。这些新战士受了国民党的欺骗宣传，开始心里有顾虑，害怕收他们的枪。但由于他们在家里都是贫苦农民，有的是拉壮丁拉出来的，新四军战士本来就是一样的穷苦人，是阶级兄弟，现在又是一致抗日的战友。：在新四军中，官兵一致、官爱护兵的优良传统使新战士感到非常温暖，深入的阶级教育使他们心明眼亮，阶级觉悟大大提高。不久，在这个中队发展了党员，成立了党支部，全大队紧密团结。

　　后来，部队行进到罗山徐家寨又扩大了一个中队，那是罗南县委书记杨厚益同志在翁少元同志协助下发展起来的一支抗日武装。为了形成更大的拳头打击敌人，他们根据上级决定来和六大队会合，也有八九十人，编为四中队。

　　旧想起在当谷山的日日夜夜，贺建华、罗厚福和我团结战斗的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老贺知道老罗和我都是农民出身，从小参叩红军，文化和理论水平都不高。他是一个大学生，随时随地都理论联系实际地帮助我们。而厚福同志对待老贺和我又是无微不至的关心。在战争年代里，由于有了这种战友和同志之情，使我们战胜了各种各样的困难。

　　四

　　一九三九年三月，李先念同志从延安经竹沟南下，到达信南。早在几个月以前，我们就听说党中央要派人来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抗日武装斗争，我们一直在等待着。现在来的就是原来红三十军的政委先念同志，我们非常兴奋。贺建华同志赶往灵山冲大寺口听取李先念同志的指示。他向先念同志汇报了六大队的活动情况，先念同志再一次向贺建华同志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指示六大队应深入陂孝地区发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争取迅速和五大队取得联系，打开鄂东抗战的局面，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

　　五月二日，我们活动到了礼山县南部的余家河附近，原来想把部队开到余家河集镇旁边驻扎，趁群众赶集，开展抗日宣传。后来听说国民党礼山县自卫大队驻扎在离集镇二里路的村子，逢集就在街上收税。大队长张楚杰，是个反共老手。为了避免磨擦，我们把部队驻扎在余家河以北十五里的高家田、曹家坳一带。

　　五月三日下午大约两点钟，忽听得从余家河方向传来阵阵枪声。这时，罗厚福同志带三个班战士到黄家畈捉汉奸维持会长去了，我立即到曹家坳二中队驻地去观察情况，据从余家河方向来的老百姓说：夏店的日本人出发到余家河打掳，朝街里打了几枪。张楚杰的队伍一听枪响就逃跑，赶集的人都跑散了。

　　这时，我就叫胡新仿和聂庆泰带着一、二中队抢占制高点，上曹家坳西边的一座山头隐蔽待命。

　　张楚杰的百十号人跌跌撞撞地在往我们这边的山里跑，一百多名追赶他们的日本鬼子和汉奸已冲进跑反的人群，在那里抢夺老百姓的包袱和耕牛，还有的在用刺刀捅那些手无寸铁的庄稼人。

　　张楚杰的部队发现我们占领了阵地，他就向右爬上曹家坳东边的山头。跑反的人也东逃西散，有的钻进树林，有的躲入麦田，绝大多数已顺着我阵地下面的大路绕进我军的警戒线以内。

　　追击张楚杰部的日本鬼子，先占了山边的一个小山包，然后对我们这边放了一阵枪，见我们阵地上没有一个人，就挺着身子越过一冲麦田，直往上来。敌人离我们越来越近，进入我军的步枪有效射程，战士们的机枪、步枪一齐怒吼。进攻的敌人遇到这突然的打击，有的应声倒下，有的连滚带跑地退下去了。

　　在我军与敌激战的时候，占领我东翼阵地的张楚杰部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天黑了，敌人的骑兵赶来增援，朝着北方胡乱打了一阵小炮和机枪。挨了揍的敌人抬着三十多个伤兵和尸体撤回夏店去了。

　　这次战斗中，我们也付出了一定代价，一个红军战士、副班长在争夺坟地时阵亡，我和十几个战友负伤。

　　当晚，我们把从敌人手中夺回的衣物、耕牛一一送还给失主。

　　经过这次沉重打击，这一带的敌人再也不敢轻易出来打掳，新四军六大队威名远扬。过去歧视我们的那些国民党自卫队、游击队，也不得不佩服我们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了。

　　在这次战斗的鼓舞下，当地青年奋起要求参军。礼山工委书记黄宏儒同志组织了七八十人，成立了七大队，抗日武装又增加了一支力量。

　　五

　　在我负伤离开部队后不几天，鄂豫皖区党委派程坦同志来了，鄂东地委成立，他任书记。根据先念同志的指示，在鄂东地委领导下，部队为扫除深入陂孝地区的障碍，决定迅速南下消灭盘据在黄陂蔡店拥有三千多人枪的伪第八军李汉鹏部。

　　部队经过动员，告别了礼山的群众，进入了黄陂、孝感两县交界的地方。

　　黄陂地方党组织和独立游击第五大队派人来共同商量了行动计划。为了更清楚地掌握李汉鹏所属武装的军事部署、武器配备等情况，大队领导决定派手枪队深入敌据点，想一切办法捉到”舌头“。五月二十四日是个阴天，手枪队二班的同志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出发了。他们在侦察敌情的第五天的晚上，打听到伪八军的詹副官从蔡店回家去了。全班人马上由分散而集中，冒充伪军连夜赶到梅店北十里的徐家冲，把村子紧紧包围起来，径直来到詹家，立即摘下了他的武器。这个平时骄横跋扈的家伙顿时吓得面如土色，供出了伪八军的很多情况。手枪队的同志带着侦察到的情况，连夜赶回大队部向大队领导作了详细的汇报。

　　五月三十日的早晨，六大队分队长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了作战计划，决定当天晚上行动。火红的太阳渐渐向西山背后下落。六点整，部队在一声号令之下踏上了征途。部队刚要走近张家新屋时，尖兵班又捉到两个伪八军的逃兵。从他们口供里得知伪八军的口令，上半夜是”精诚“，下半夜是”团结“。

　　凌晨三点钟，我们的尖兵逼近了徐家台，用”团结“答对了口令，一连摸了两道敌哨兵的枪。部队进入敌人警戒线以内迅速地运动，我们和五大队前来协同作战的一个中队分成三路，逐渐压向敌总部和军长公馆所在地的李氏祠、新李湾。总部指挥机关的八大处首先被我们占领，伪军官们从梦中惊醒，有的光着身子跳墙逃命，有的举手投降。伪特务团被我们追得到处乱打瞎碰。正在赌博的伪军旅长、团长，被我军全部抓获。我们在敌人总部所在地的中心打响了，并向四面八方开了花，吓得外围伪军拚命逃窜。敌人阵营大乱，伪官兵各人只顾逃命奔跑，李汉鹏孤单单地拖着小老婆狼狈地抢上了六架山，经铁寨往河口方向逃窜。李汉鹏手下的大批官兵，除了被我们俘虏的，都在这一夜混战中各奔前程去了。只有李汉鹏的外甥李循成拖走了机枪营，凭藉六架山继续顽抗。

　　我军采取的挖心战术获胜了，黎明前撤出战斗。我们战士虽然经过彻夜的行军和战斗，仍然精神百倍。缴获的战利品摆在李氏祠堂门前象办的展览，光步枪五支一捆靠在墙边的就有四十来挑，还有未开封的一箱箱子弹和手榴弹，十几头膘肥体壮鞍辔齐全的大马和骡子拴在树下。手枪队员们走来，一人身上挂着几支驳壳枪、小八音，崭新的手电筒在太阳光下闪闪发亮。他们押着四个身穿草绿毛料军衣的伪军官，大家不约而同的把视线转到这四个败类身上。群众跺着脚指着这几个死有余辜的汉奸大骂：”千刀万剐的强盗们，你们也有今天！“

　　伪军迫炮团的炮手还带领我们战士到朱家畈从草堆里扒出了敌人事先隐藏的两门迫击炮和几箱炮弹。接着，我们从被俘的李汉鹏的副官李宗尧口里知道了伪八军残部机枪营已上了马鞍山，临时召集了中队长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研究追击伪军潜逃的残余武装等问题，决定二中队押解俘虏、护送战利品于黄昏前转移至汪家畈、观音边一带宿营，翌日继续行动回黄家冲一带。三中队追击残敌，并责成手枪队迅速侦察有关伪军机枪营的确实情况。

　　六

　　手枪队侦察到伪军机枪营已经下了马鞍山，在姚家老屋吃了晚饭就住下了。据垮子里的人说，李循成已经带了一部分人走了，这里只有一个姓梅的连长，黄陂人。他在士兵的催促下，公开表示：要把手里的武器交给真正抗日的军队，决不愿再把武器往汉奸队伍里送。

　　这是个重要的情况。罗厚福和代理政委官楚印等几个同志立即进行了研究，然后找来黄陂战士很多的三中队和手枪队两个队长，问他们：

　　”伪八军机枪连有个姓梅的连长，你们中队有人认识他吗？“

　　”有！还有人跟他是亲戚呢！“三中队长回答。

　　罗大队长说：”那好。根据敌人内部的情况来看，官兵都有点回心转意，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好条件，便于我们用文的办法——政治上争取。万一他们不听劝告，我们再动武也不迟。“

　　经过大家商量，决定”先礼后兵“。

　　连续战斗了一天一夜的三中队和手枪队的战士们精神抖擞地行进在蔡店至梅店的大路上。凌晨三点钟，他们悄悄运动到了姚家老屋，战士们就地休息。老百姓打扮的排长王双喜挑担箩筐，和扛着扁担绳子的刘贵、陈腊狗两个战士，一起朝着垮前的小土地庙走去。庙旁大柏树下站着两个哨兵。王排长挑的箩筐左右摆动，一边和两个战士大声谈笑，哨兵见是几个本地农民，没有在意。两个战士迈开箭步过去缴了两个哨兵的枪，并在那哨兵的指引下，直接冲到了他们连长梅启茂的住房，梅启茂开始还准备抵抗，但已来不及了。双喜说明了来意，并进而告诉梅启茂：”干伪军，名声多不好呀！我们新四军是讲政策的，你要是起义归来，走上光荣的抗日道路，我们负责保证你的家庭、财产的安全。

　　梅启茂开始犹豫，经过一再教育，终于如梦初醒，决意改恶从善，立即命令他的士兵扛着九挺重机枪，随着我们六大队走上光明大道。

　　当晚，三中队和手枪队的战士们同这些新战友一道，离开了姚家老屋，转移到汪家畈、观音边一带与一中队会合了。

　　伪八军的主力被消灭了，排除了在黄陂开辟抗日根据地的最大障碍。我军指战员兴高采烈，群众喜气洋洋，广大青年踊跃参军，短短的时间就在蔡店成立了八大队，有一百二十多人，官楚印同志和梅启茂同志分任正、副大队长。缴获伪八军的枪支弹药，除了补充五大队、六大队以外，武装了七大队和八大队。

　　七月七日，我六大队再次联合五大队全歼盘据在孝感杜涂垸的伪军二十五师赵光荣部，纪念抗战两周年。

　　这次战斗，五大队吴林焕、汪进先两同志带领两个中队前来协同作战。部队运用前次的作战经验，头天晚上从黄家冲出发，拂晓四点钟开始总攻击。几个中队分兵合击，包围杜涂垸的时候，伪军士兵还穿着裤头在露天底下睡大觉。伪旅长听到枪声冲出房外，用手枪向我军连连射击。身经百战的红军战士、我四中队长黄世德一面指挥战士闪在大门两侧，避过子弹，一面举枪击中敌旅长，当场把他擒获。伪军失去指挥，除少数逃跑外，二百多人被俘，伪师长赵光荣外出开会，逃脱了被俘的命运，伪二十五师被击溃。我六大队连战皆捷，敌人闻风丧胆，盘据黄陂枹桐树店的伪军二十三师尹昌彦部，在这一仗震慑下，自动瓦解，全部崩溃。

　　鄂东的抗战局面已经打开，形势发展对我十分有利。正在这时，国民党顽军在鄂东制造了夏家山事件。九月，五大队从夏家山奋勇突围后，奔向杨万店南大小鸡笼与我们胜利会师，和河南来的二团队一起成立临时支队，开赴礼山蒋家楼子痛击了反共老手蒋少瑗部。十一月，我们从鄂东奔向铁路以西安陆赵家棚编为豫鄂挺进支队一团以后，新四军五师成立，在战火中发展壮大的六大队，成为五师主力的一部分。

　　离开六大队四十年了。那沸腾的战斗生活，特别是那些同生共死的战友，他们英武的形象还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其中，官楚印、胡新仿、杨厚益、聂庆泰、路登同志在抗日战争中牺牲了，贺建华、黄世德同志在解放战争中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全国胜利以后，罗厚福同志也已去世。这些对革命忠心耿耿的同志，他们用鲜血浇灌了人民的幸福，为六大队的成长壮大写下了光辉的篇章。我将和大别山区的人民一起，永远把他们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