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游击第五大队”驰名于鄂东。它的前身是“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

　　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三日（农历九月初一），在黄冈县贾庙孙家冲张家山正式成立。开始只有三十余人、十几条枪。它是以红军便衣队员为骨干，由本乡本土的青年农民和学生为主体组成的，十之八九是共产党员。这支队伍力量虽小，却代表着鄂东人民真正的希望。它成立后的第五天，猛增到一百二、三十人，七、八十条枪。不到十天，在李家山就集中了二百余人。真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鄂东人民的抗日烽火一经点燃，从此便在黄冈地区迅猛地燃烧起来了！

　　一

　　挺进队——五大队的成长，是黄冈以至整个鄂东地区革命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扬光大的硕果。

　　鄂东，是老苏区之一。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始时期，即在黄冈八斗垮、陈宅楼建立了湖北农村最早的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日（腊月初七），黄冈农民暴动，并在烽火山成立了鄂豫皖工农革命军第六军，出击浠水保安团。在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中，革命狂飙漫卷红旗，黄冈人民配合红四方面军，曾两度攻克新洲重镇。

　　红军主力长征后，黄冈的党组织大部分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黄冈的人民惨遭大屠杀。在白色恐怖下，英雄的黄冈人民支援高敬亭同志领导的红二十八军，坚持了鄂豫皖边的三年（一九三四年十月至一九三七年十月）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红二十八军与黄冈的几个大革命时期入党的老共产党员，如漆先庭、刘天元、林少怀等接上党的关系，在黄冈又秘密恢复党的组织，单线串连，萌燃火种。红二十八军的大便衣队帮助（黄）冈、浠（水）、罗（田）、麻（城）建立三三两两分散活动的小便衣队，由汪少川统领，坚持了以黄冈杜皮嘴、上铁冶为中心的包括牛马岭、牵牛岗、三庙河、白家坳、杨家庙、庙儿嘴和浠水河家寨等地一片一片小块的隐蔽的红色根据地。

　　斗争是异常残酷的。人们常说：一九三七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始时，黄冈地区农村只剩下七个半有组织关系的老党员（一个候补党员称为“半个”）和六条半枪（一条已锯掉枪托，称为“半条”），这就是“抗战初期黄冈革命的本钱”。不久，通过串连、发展，成立了贾庙、下三区、麻城三个区委，由漆先庭、刘天元等分别担任区委书记。随着党组织的恢复，鄂东人民的力量又将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发展壮大起来。

　　二

　　一九三八年春节前不久，中共湖北省委即派刘西尧、陈景文和张明来到黄州城，二月份建立黄冈中心县委，以各界抗敌后援会的“合法”统战名义，以黄冈中学（六中）为重点进行活动，秘密发展党的组织。首先在城镇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在工矿区黄石港、石灰窑开展工人运动和士兵工作。

　　早在一九三七年冬，武汉大学宣传队就曾来到黄州，在黄州中学和黄州城内扩大抗日宣传。这为在黄冈中学学生中建立我党组织创造了条件。中心县委发动黄冈中学党支部联络黄冈县中心小学高年级师生、团风启黄中学学生，组织“抗日救亡工作团”、“抗日宣传队”，到但店、上巴河等地深入群众，宣传抗日。

　　一九三八年二月间，由红二十八军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东进时，七里坪派来便衣队员，与黄冈老党员一起，曾经公开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打出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牌子，在黄冈、麻城、浠水、罗田转了一圈，与国民党的县、区、乡政府交涉，把被他们扣押或监禁的所谓“政治犯”要了出来。名义上是收回部队，实际上是为了秘密建党，拉队伍。这时，黄冈地区的老党员漆先庭、林少怀、石坤山等同志，经第四支队介绍，来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会见了董老和湖北省委负责人郭述申、钱瑛同志。党即派钱瑛同志同漆先庭等三人一行到达黄州，会见刘西尧，使黄冈城乡两团火种汇合，实现了党的统一领导，为黄冈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打下了组织基础。

　　三月间，漆先庭派老党员漆念庭扮做挑夫，到黄州城接刘西尧同志进山。于是，中心县委随即从县城里搬到老革命根据地贾庙乡孙家冲，同时组织动员学生党员、积极分子二十余人还乡，使党的工作的立足点转入老革命根据地，重点放在农民身上，把学生救亡运动与农民运动结合了起来。这对后来以农村为基地，独立自主地创建抗日武装，积极准备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是有决定意义的一步。

　　县委进山后，开始主要活动在贾庙（铁冶）山区的杜皮嘴、孙家冲、何家冲以及上铁冶、船家冲、魏家冲一带，以后逐渐向全县及（黄）冈麻（城）边、浠水发展。

　　贾庙、铁冶山区，峦重嶂叠，林密谷深，过去是红军游击队的好战场。在这里，土地革命时期留下的一个党支部一直隐蔽坚持斗争。经过三年游击战争保留下的隐蔽根据地，曾经做被服、医治伤病员，为红二十八军服务。四面八方都是国民党的天下，独在这里，共产党员的活动可以处于半公开状态，群众条件极好。所以，当一九三八年万物复苏的早春时节，中心县委来到这群山环抱、风景优美的孙家冲的时候，受到群众极为热情的欢迎，就象亲人回到久别的家乡。中心县委同志住在念庭家里。念庭一家与中心县委同志亲密无间，情同骨肉。尤其是念庭的母亲，对革命同志体贴照顾，无微不至，人称为革命的母亲。

　　中心县委下乡后，马上提出恢复、巩固和扩大党组织的任务，突出地抓了农村建党工作。党的组织获得迅速发展。党曾在孙家冲的张家垮、何家冲的芦家垮开办训练班，轮训党员和干部。训练班里开设形势、党的基本知识、论持久战、统一战线、游击战争等课程。

　　一九三八年春末，中共湖北省委常委方毅同志、黄冈中心县委委员赵辛初和张体学同志，奉命先后来到这里。他们是为准备发动抗日游击战争而来。在方毅同志的直接指导下，黄冈中心县委加快了建党和建军的步伐。

　　三

　　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在黄冈佛过山脚下杨家庙孙家细屋，举行了对独立自主开展鄂东游击战争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次会议——中共黄冈中心县委扩大会议。

　　刘西尧同志主持会议，鄂东特委副书记方毅同志讲了话。会议开得生动活泼。二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热气腾腾。会议认为：武汉沦陷迫在眉睫，这里将成为敌后，必须紧急行动起来，特别要向公路两侧和将来可能沦陷的敌占区发展党的组织；要全党抓武装，准备打游击；要动员党员带头当兵，当游击队员；要利用各种关系和社会力量，筹枪筹粮筹款。会上经过热烈讨论，同志们纷纷出谋献策，保证抓紧搞枪和做到“一带三”（即党员带头当兵，一个党员动员三个兵）。

　　同志们还说：这里的人民经过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红军长征走了，吃够没有枪杆子的苦头！一定要响应党的号召，秘密抓枪杆子！红色便衣队留下了六条半枪，我们就要靠它起家！

　　会后，把这六条半枪从隐蔽地点取出，一支支擦得乌亮乌亮。几个在国民党乡公所里当兵的党员从旧街乡公所拖出了三条，从贾庙乡公所拖出了两条，接着又从总路嘴乡公所拖出了七条。这样，我们便有了一支二、三十人（多数是党员），一、二十条枪的秘密武装了。开始的时候，秘密集中在张家山，没有饭吃，附近的党员，你一斗，我一箩筐地凑谷送来，并募捐筹款，充作军用。九月初旬以后，日寇从东、南、北三面逐步逼近武汉，国民党军队一触即溃，仅在黄梅、广济，一次就溃败下来几个军。接着蕲春、浠水、黄州、新洲相继失陷。黄冈地区的党组织，立即发动党员带领群众到公路上、草丛里去捡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枪，从溃兵手上买枪，或用饭、用便衣换枪。有的同志遇到愿意抗日的散兵，就连人带枪动员吸收过来。三下两下就搞到七、八十条枪。党员带头当兵，背枪的人源源而来，形成参军热潮。当时，由于给养问题，人枪多半暂不集中。

　　我们不仅有了长枪，短枪也搞到几支。川军在五儿山垮了一个军。一天，军长的卫士、四川小伙子赵检挂着两架快慢机，一个人跑散了，歇在贾庙乡一个村子里。地下党员赶快报信给区委。区委同志把赵检请来，谈得还蛮对劲。赵检同意把枪交出，并要求抗战，参加革命。第二天，区委同志又从国民党溃军一个连长那里搞来两架快慢机。与此同时，贾庙区地方党组织把国民党溃军军部丢的一架电台也搞到手，送到中心县委。

　　黄州沦陷的次日（十月二十四日），在敌人进攻面前惊惶失措的原驻贾庙的顽保八团第三营，却一听到共产党在张家山拉起了队伍的风声，就立即跟踪而来，阴谋探听虚实，寻衅夺枪。

　　来到张家山的顽军是一个排。我挺进队闻讯立即拉上了山，严阵以待。顽排长不敢马虎，求见我队长。

　　张体学队长站出，问：“有何贵干？”

　　顽排长说是为搜寻军部丢失的电台而来。

　　“什么搜寻电台？！大敌当前，你们不去打日本，却到这里来找事！我们不知道什么电台！”体学很严厉地说。

　　顽排长见我摆开架势，自知不好惹，灰溜溜走了。

　　为了防止意外，第二天，我们就把部队转移到细屋山。

　　四

　　我们这支小小的人民抗日武装，在大崎山一带公开活动起来。在淋山河至新洲公路沿线，到处都刷有我们“鄂东抗日游击挺进队”署名的标语口号：

　　“全民动员起来，参军入伍，一致抗日！”

　　“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

　　“抗击日寇，保乡卫国！”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油印的《告黄冈父老同胞书》也贴满了集镇和村头的墙上。群众纷纷议论：

　　“鬼子来了，国民党一枪不放，跑得比兔予还快！”

　　“到底还是共产党真抗日！”

　　“走！参加挺进队打鬼子去！”

　　挺进队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就扶老携幼，赶来欢迎。有的还把自己的子弟送来参军，把各人零星捡来的枪支弹药背来入伍。特别是老根据地的党员和群众要求参军的热烈程度，使人深受感动。

　　不仪是男青年们纷纷要求参军，就是女青年也不少。我们部队走到哪里，总有一群姑娘缠着那个“能够出来打江山”、令人钦慕的女兵、中心县委组织部长陈景文，苦苦哀求准许她们脱离家庭，出去抗日。但是当时由于条件的限制，她们多数都被说服暂时留在地方。

　　十一月初，挺进队开到李家山，开了一个星期的会，进行学习、整训，并且一下子发展到二百来人，其中多数是共产党员。可是，人多枪少。大家是多么想枪啊！

　　一天，黄冈二区党组织给中心县委送来一个情报：国民党军队从淋山河溃逃时，把大批崭新的步枪、成箱的子弹扔在上嘉鱼庙仓库里，还没有来得及运走，鬼子就进了淋山河。国民党军队跑了，鬼子还没到上嘉鱼庙。得到这个消息，中心县委立即决定：中国的枪，不能给鬼子！二区委便连夜动员和带领二百多群众，越过公路，赶到那座被遗弃的仓库，挑出三百多条崭新的九九式、捷克式步枪和五十余箱子弹，向挺进队队部送来。天亮，走到徐家河，突然被保八团拦住。他们胡说什么“老百姓背枪目标太大”，“会把日本人引来”，逼迫群众把枪弹交给他们。群众哪里肯答应。于是，蛮不讲理的保八团硬抢跑五十条枪。群众愤慨不已，当天赶到李家山，把枪弹全部交给了挺进队，并要求张队长派人同他们一起去，把枪要回来。

　　张队长当时为了保护群众的抗日热情，表示同意去要枪，同时，为了维护统战，遵循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又说服群众注意避免导致冲突。后来，根据群众意见，挺进队几次出面交涉要枪。保八团自知理亏，如数奉还枪支，但却来了个以旧换新，以破充好。群众气愤地说：“暂且饶他一着！如果他们不抗日，枪还是要夺回来的！”

　　有了枪，部队便抓军事训练。队副丁宇宸同志原是做兵运工作的地下党员，军事上有一套，因此，组织上决定他负责抓军事训练。他在训练工作中，十分注重实战教育，严格要求，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同志们非常尊敬他。

　　一九三八年十月，浠水县委书记张明，从中心县委领去五条步枪、五箱子弹，成立了第四中队，仅仅个把月就在上巴河一带搜捡溃兵枪支百余，部队发展到一百四十余人。十二月份，第四中队开到李家山，与挺进队合并，一齐深入敌后打游击。

　　在这期间，方毅同志曾率领一个中队，在地方党组织配合下，袭扰淋山河敌据点，打响黄冈沦陷后抗日第一枪；还到浠水城附近打了汉奸“陈鸭子客”。

　　五

　　一九三八年底，抗战已转入相持阶段。大别山一线国民党第五战区第二十一集团军惊魂稍定，收整溃散部队，开始站稳脚跟。当时，鄂东各县城、长江和公路沿线敌伪据点林立。

　　驻扎在李家山的我挺进队已发展到四百多人枪，一面抓紧训练，一面分头游击，袭击敌人，而主要活动地区仍在贾庙、淋山河一线。国民党湖北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的土顽游杂部队，总想吃掉我们。为了利用第五战区与程汝怀之间的矛盾，争取“合法”存在，解决给养问题，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主动与第二十一集团军谈判，确定在保持我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和抗日行动的独立自主的原则下，改编挺进队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二十一集团军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下属四个中队。谈判时，为了在番号上争得“独立”二字，还颇费了一番口舌和周折！

　　国民党妄想“画地为牢”，捆住我们的手脚，限制我们的发展，最后吃掉我们，当然最怕我们“独立”。我们的意图，却在受编不受调，一定要由我们自己独立自主地抗日和发展。最后终予达成了协议，允许“独立”。但是，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一天也没停止过。

　　我们挺进队改编为独立游击第五大队以后，立即利用“合法”地位反限制，把队伍一下子扩大到七百三十余人。对外是一个大队，对内是一个团的建制，由张体学同志任大队长，丁宇宸同志任大队副，段亚杰同志任政治处主任，孙侠夫同志任副官处长，郭力（姚渠）同志任供给处长。

　　为了加强对党、政、军的统一领导，更好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我们根据上级指示，成立了军政委员会，由方毅同志任书记，刘西尧同志任副书记，张体学、陈景文、段亚杰等同志为委员。

　　顽固派企图限制五大队发展，耍了一次要求编造名册、当面“点验”的花招。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两天，那个满脸横肉的反共专家程汝怀，以专员兼总指挥的身份，带了几个卫士和几个参谋，装模作样地来到五大队驻地麻城芦泗坳，奉命进行“点验”。

　　“点验”时，一、二、三中队，机炮中队及大队部人员就集合在这里。稻田中央摆着两张桌子，作为临时讲台。程汝怀来了，神气活现地靠近讲台，他的几个参谋耀武扬威地站在一边。程汝怀这个双手沾满鄂东人民鲜血的家伙，一开口就胡说什么“五大队的官兵们！你们要服从蒋委员长的命令，不要随便乱动！……”连一句话也没有提到要抗日打鬼子。战士们越听越不耐烦了，一双双期待的眼睛不约而同地投向张大队长。不等程汝怀讲完，只见张大队长走到台前，振臂高呼：

　　“拥护团结抗日！”“服从抗日命令！”“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投降派！”“抗战到底！”

　　大队长高喊一句，台下雷鸣般地应一句，此起彼落，群情振奋。程汝怀接着又讲什么“要奉公守法……”张大队长立即领呼：“反对勒索派款！”“有力出力！”“有钱出钱！”就这样，针锋相对地用口号声打断程汝怀的胡说八道。程汝怀原是趾高气扬，这时突然变得语塞词短，脸红脖粗，气喘嘘嘘，草草地结束了他的讲话。

　　会场一阵活跃之后，逐渐安静下来。张大队长接着走近台前，说明五大队的成长壮大是由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并感谢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他说：“五大队是人民的抗日队伍，一定要英勇杀敌，为民立功！欢迎程总指挥出兵抗日，合作对敌！要求按时发给五大队军饷，使抗日战士有饭吃……”

　　台下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一场面出乎程汝怀的意外，使他显得狼狈不堪。他不敢正视张体学和五大队全体官兵，不敢正面表态作答便扭着粗红脖子，怏怏地离开会场。他的几个参谋草草点了一下名，就随程汝怀溜走了。

　　五大队改编点验之后，国民党只发了一次军饷，以后再也不发了。许多同志对戴国民党军帽想不通，特别是老根据地被国民党害得家破人亡的党员和群众，激愤得热泪滚滚：

　　“我全家都被国民党杀了。我当国民党的兵，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妈？！”

　　“队伍编给国民党！干脆散伙！”

　　“什么合法不合法！国民党顽固派不抗日，专害老百姓，倒合法！我们打鬼子，保乡卫国，倒不合法！没有这个道理。”

　　以后，经过一番耐心的说服教育，大家的思想才转过弯来。同志们说：“五大队的帽子是灰的，心是红的，打鬼子是独立自主的！”

　　六

　　国民党军队畏敌如虎，患严重恐日病，始而丢盔卸甲，溃不成军，继而龟缩深山，雷池不越。而我独立游击第五大队则在对敌战斗中不断壮大，解放国土，树立军威。

　　一九三九年元月，日寇集结在汉麻和柳界两公路沿线各据点的兵力数千人，分三路“扫荡”黄冈大崎山区：一路是新洲的敌伪，由柳林、旧街进攻狮鼻口、贾（庙）铁（冶）；一路由新集、道观河进攻牛马岭。这两线都是保八团防区。另一路敌人，由汉奸李旭东带路，从麻城宋埠、三屋垮、柳子港，经潘塘、徐古，向傅兴垮、夫子河、沙河一带疯狂“扫荡”我五大队防区。敌人进入牛马岭以后，消极抗日的保八团仓惶打了几枪，便逃之夭夭，任凭敌人在他们的防区内烧杀奸掳。我五大队在张体学、丁宇宸同志指挥下，一面支援保八团，一面在糍粑脑、象棋山和沙河以东、蔡家河东北一带山地中抗击敌人。战斗打响后，周围群众扛着土枪、土炮、刀矛，分散在各个山头上、密林里，“啊嗬”呐喊助战。敌人向我军正面进攻，群众便在侧面、后面打“啊嗬”，放土枪土炮。待敌人分出一部分兵力向他们进攻，他们又转到另一个山头上打“啊嗬”，放土枪、土炮。打了一整天，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与此同时，我们还派出一个游击分队，插入新洲、柳子港，袭击敌据点。傍晚，敌伪撤退，我军跟踪追击，直到潘塘附近，击毙敌寇后尾部队十余人。这次敌人的“扫荡”旋即被我粉碎。五大队还把带领日寇进山“扫荡”的汉奸李旭东镇压了，并逮捕了新洲维持会长梅七胡子（梅书山）。拔掉了程汝怀勾结日寇反共的这两颗毒牙，真是大快人心！

　　接着，五大队不断派出部队深入敌后游击，主动出击敌人。如象火烧巴铺大桥，截断交通线；袭击方高坪、宋埠、中馆驿等敌据点；在公路上伏击来往敌军，一次埋地雷炸死炸伤鬼子七名。我游击队神出鬼没，闹得敌人胆颤心惊，日夜不安。凶暴的日寇，又从淋山河、宋家墙、方高坪、团风等据点匆忙拚凑几百人，向我薛家坳、滚子河等阵地作报复性“扫荡”。我们以两个中队抢上制高点，坚决予以反击，打退敌人数次进攻。在杀伤敌人后，主动转移，使敌人“扫荡”落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军又一举攻克敌据点宋家墙。

　　宋家墙村在黄冈富庶地区，位子从武汉到团风的公路干线上。村边制高点小山上的庙里，就有敌人一个小队驻扎着，守卫这段公路上一座大桥。山脚四周是水壕，有五、六尺宽，一丈多深。岸上又围着一圈通电的铁丝网。进出必须通过吊桥。

　　离宋家墙一、二十里远的地方，驻扎着国民党黄冈县邵鹏程的一个自卫大队，约有三、四百人。可是，见鬼子出来“扫荡”，这个自卫大队就一跑了事，任凭鬼子为所欲为。群众一面痛骂国民党军队“吃冤枉粮”，“游而不击”；一方面要求我军把宋家墙的日寇赶走。

　　五大队三营营长（兼二区区委书记）漆少川，根据张大队长要打巧仗的指示，带两个便衣队员摸到宋家墙附近的董家垮，召集那里的地下党支委会研究打法。支书汪鲁山推荐一个会挖窟窿的群众来献策。

　　第二天，漆少川派人到宋家墙村里，把维持会长邵伯顺叫出来。邵伯顺这家伙狡猾得象条狐狸，是个与敌、顽、我三方面都拉关系的三面派，绰号“三国洋人”。他一见漆营长，一鞠躬到底。漆营长把两个便衣队员和那个会挖窟窿的人交给他，让他带进据点去侦察一下。

　　当天，三人侦察回来，会挖窟窿的一见少川，把胸脯一拍，说道：“我把你们两个兄弟带进去！杀不了鬼子，杀我的头！”于是，他把他的办法如此这般一说，少川觉得可以，就照他的办。

　　少川带一个排，天黑时来到宋家墙，摆在一个山包上担任掩护。夜深，月色朦胧，一片寂静。那个会挖窟窿的，带着两捆集束手榴弹，走在前面。战士李义和等二人背着四床棉被，一人握一支冲锋枪，紧跟在后。三人摸到宋家墙水壕外面，将四条棉被摞着往水壕上面一铺，悄悄地都踩过去了。他们再把棉被提起，往铁丝网上一搭，便顺利地跨了进去。三人摸到庙后头，从一个洞里爬进去，透过窗缝一看，全部鬼子都围着一张桌子唧哩哇啦地在分钱。两捆手榴弹同时拉开了弦，扔了进去，十二个鬼子全部就歼，只跑脱一个哨兵。我们缴获机枪一挺、掷弹筒一个、步枪八支、短枪一支。

　　拔除了宋家墙敌据点后，我一中队又收复另一敌据点——方高坪。拔除这两个据点，不仅冲开了军事封锁线缺口，为我开辟由山区通向举水两岸、张渡湖周围以及沿江地带的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而且也开辟了税收来源，扩大了我军物资给养供应基地。

　　三月份，我军一部更深入到（黄）冈麻（城）各敌据点周围，展开游击活动，袭击骚扰敌人。在打潘塘镇的战斗中，活捉了一个维持会长，使其他据点的汉奸惊恐万状，纷纷暗中人上托人、保上托保，来与我们联系，表示愿意立功赎罪、完粮纳税、捐献物资，资助军用，从而使冈麻一带敌占区出现两面政权，大有助于我敌后地方工作的开展。

　　从此以后，我们控制或基本控制了黄冈一、二、三、四区，以及麻城四区和白果以南、汉麻路以东的广大农村。后来这块地区逐步成为联片的游击根据地。

　　春节后方毅同志调走，鄂豫皖区党委调了五大队一个排，同方毅同志去立煌（金寨）。来接替方毅同志的是谭希霖同志（后来是新四军第七师师长）。谭希霖同志一来，就到处爬山看地形。他转了一个多月，指示一定要深入敌后，打击敌伪，建立和发展敌后根据地。大约是四月份，谭希霖同志调走了，刘西尧同志担任军政委员会书记。

　　接着原红二十八军英勇善战的着名的“小营长”熊桐柏同志来了。原红二十五军营长汪进先、吴林焕同志也来了。这就大大充实和加强了五大队的军事领导。

　　为了向西发展，向六大队靠拢，五大队一个中队在大队副汪进先、吴林焕同志率领下，深入陂孝敌后，两支兄弟部队配合作战。五月间，消灭了驻黄陂蔡店的伪八军李汉鹏的军部；七月间，击溃伪二十五师赵光荣部。不久，五大队又以两个中队配合六大队在东阳岗打击了伪二十一师杨希超部。几次战斗，共歼伪二千余人，其中击毙五百余人，生俘伪旅长以下三百余人，缴获轻重机枪二十四挺，炮三门，掷弹筒八个，枪三百五十支，子弹五万余发。五大队配合六大队取得的一连串胜利，一扫恐日气氛，打击了敌寇凶焰，使自己军威震鄂东。各地群众自动开会祝捷。五战区的报纸也作了报道，连国民党鄂东行署以至五战区司令部都不得不承认五、六大队抗战有功。

　　七

　　到一九三九年上半年，五大队发展到十一个中队（内一个机炮中队），加上大队部机关、医院、宣传队、通讯排等，官兵共达一千三百余人，步枪千余条，轻重机枪二十余挺，八二迫击炮二门。

　　这年夏季，五大队开展了练兵运动，还分别办了教导队、医护训练班，既学政治、军事，也学技术、业务和文化。部队建立起一整套政治工作制度，每个中队（连）都配备指导员，营配备教导员。

　　医护班办了三期，军医詹子意、袁立三培养了一批卫生队长、副队长、医助、医官、护士。体学同志的爱人戴醒群同志，担任医务主任，为老根据地后方医院培养医护人员，为五大队、黄冈地区医疗战线作出了贡献。

　　这时，五大队防地从浠水何家寨，黄冈回龙山、鹅公包、龙王山、芦泗坳，麻城夏家山、徐古到黄安、麻城交界处，绵延一、二百里。大队部先在芦泗坳，一九三九年元月大崎山反“扫荡”战以后，迁驻夏家山。这样五大队大本营的侧前方是土顽保八团和黄汝庭游击队，后面是桂军的第一七二师，前方是敌伪大小据点和水陆交通线网，名副其实地处于敌伪顽夹缝之中。驻扎在这里是不适宜的，但它还是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了。这是因为它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抗战，到处袭扰敌伪，越打越出名，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从而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五大队扩大了，国民党不发给我们军饷，不发一枪一弹，企图迫使五大队弹尽粮绝，自行解散。但是，由于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广大人民群众为后盾，全体指战员为了抗战，甘愿忍受物质匮乏的困难，艰苦奋斗，以苦为乐，坚持斗争。冬天来了，部队没有棉衣，黄冈四区党组织和群众从黄林树国民党丢弃的军需库中，取出四百多套病员棉服，送到五大队。后来丁大队副率一中队到林头畈开展工作时，在群众协助下，他们在四六沟打了一帮汉奸货船，缴获棉布二十万匹。于是，在夏家山建立了被服厂，供应全大队被服绰绰有余，连地方工作同志的冬衣问题也解决了。那时，我们五大队全体指战员换上一色的军装，帽子、绑腿、背包，戎装整齐，检阅了一次，可威武哩！

　　我们的财政收入，当时主要靠征收很轻的工商税与抗日乐捐，和没收一些大汉奸的财产，充作抗日经费。军粮等军需物品主要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募集。他们不避艰险，千方百计地为五大队筹粮筹款，搞枪搞子弹、西药、器械，常常是勇敢地突破了顽军阻拦、限制，通过顽军防地，硬把军需送到五大队。

　　一九三九年春节前夕，成群结队的群众挑着鲜鱼、腊肉、鸡蛋、糍粑、豆皮等慰问品来慰问五大队。当他们路经保八团驻地金鸡坳、胡家垮时，保八团以为是慰问他们的，正高兴地张罗着接受礼物。群众说：“这是送给抗日有功的五大队的！”说罢挑着担子就走，气得保八团那些当官的吹胡瞪眼。有的顽军恼羞成怒，当即以要扣押群众相威胁。但这无济于事。群众爱憎分明，哪肯慰问不抗日、害人民的国民党土顽呢？当时，地方上有位读过古书的文人，做了一幅对联：

　　“王氏本无能，啸聚山林，风声鹤唳，日寇未来先丧胆；

　　程度果合格，汝图富贵，怀安旦夕，人民虽死不关心。”

　　对联冷嘲热讽，立场鲜明。人民就是这样地给顽湖北省保八团团长兼第十八纵队司令王啸风与湖北省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兼鄂东游击总指挥程汝怀这两个大坏蛋画像的。它表达了鄂东广大人民对顽固派的强烈不满。

　　八

　　武汉沦陷后，日寇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活动，加上英美劝降，国民党反人民集团为投降作准备，在全国范围内涌起一股反共暗流。特别自一九三九年三月份国民党内部秘密颁发“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以后，限共、溶共、反共之声甚嚣尘上。程汝怀这个老牌反共专家，一向视五大队为眼中钉，必欲拔之而后快，接二连三地耍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诡计。

　　程汝怀之流为了抵制抗日的群众运动，在一九三九年初，以发展封建汉流帮会组织的办法来对我进行破坏。他们煽惑欺骗群众，说是入帮即可保身家性命财产安全，而广收“敬香”、“进宝”钱，大发横财。仅收入帮费，最贫苦的最少也得三元三角三分，殷富之家往往达数十元至数百元不等。欺骗群众，蒙蔽百姓，形成盲从的潮流，也常常会成为一种不可轻估的力量。这个反动帮会组织的旗号为“紫金山”，控制在反动政客、汉奸恶霸、豪绅地主、流氓地痞手里。他们利用这种封建迷信组织，模糊农民的敌我界限，削弱人民的抗日意志，以限制五大队的发展。

　　我党组织研究了这种形势，认为应该针锋相对，即派党员漆先庭、刘天元，分别以个人名义组织“泉华山”、“福星景保”两个抗日汉流组织，和“紫金山”展开“大斗法”。

　　不到半年的时间，冈麻一带参加这两个抗日汉流组织的各阶层群众达到三万人以上。群众有个歌谣说：“泉华山，往里钻；紫金山，莫沾边。”“泉华山”、“福星景保”把群众争取过来了。不久，“紫金山”也就烟消云散。

　　随着我党我军影响的扩大，群众觉悟程度的提高，“泉华山”、“福星景保”这两个汉流组织的迷信色彩逐渐消褪，成为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股群众抗日力量，如送情报、筹款、掩护我党我军工作人员，不仅有利于开展新区的工作，而且在军事和经济上对支援我党我军与日伪作斗争，都作出了一定贡献。

　　国民党反动家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程汝怀一向反对我们五大队主动出击敌伪。一九三九年五月份，他却突然“命令”我五大队袭击淋山河敌据点，并派他的亲信邵鹏程、邵济武两个大队担任掩护我出击部队的左右两翼，说是准备阻击可能从团风、新洲两个方向前来增援之敌。当我一中队在大队副丁宇宸、中队长刘洪顺率领下攻占赵家寨，正抓住战机即将歼敌之时，刘中队长突然发现两邵部并未按原部署执行，却鬼鬼祟祟地从左右两翼向我指挥部所在地玉皇阁背后运动。这显然是企图截断我们的退路，从背上捅我们一刀，使我军被消灭于敌顽夹击之中。刘中队长立即报告丁大队副，并撤出战斗，迅速掩护丁大队副从玉皇阁转移，才使我军化险为夷，转危为安。

　　同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给它所属乡镇发下七条密令，大意谓：严令各乡镇长监视八路军、新四军行动，并报省府以便防止；说新四军借抗战为名，组织边区，殊堪痛心；发现新四军在地方组织民众，扩大部队，呈报省府即派军队解决；各乡镇公所机关，如有共产党员，一律驱出，不准新四军打汉奸，如有新四军打汉奸的，呈报政府，定以武力制止；新四军人员在各乡镇活动，即使带有公文符号者，也一律捕获，处以死刑。

　　这份密令已经充分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假抗日、真反共的狰狞面目。我们截获这份密令，认为鄂东顽固派也迟早会要对我下毒手了。

　　六月份，程汝怀所属之十二个大队，围攻我黄梅县游击第八大队，血洗黄梅，惨杀抗日人民群众。另一次，汪进先同志率部夜袭汉（口）麻（城）公路上柳子港敌据点归来，在周铁河休息时，到十八纵队司令部会见王啸风，与他交换情报，险遭扣留。另一次，体学和进先率领通讯排和手枪队，从徐古回蔡家垅（夫子河背后）驻地，路经夫子河时，被驻街南头的县自卫队黄汝庭部所拦阻，百般刁难，不让通行，鬼鬼祟祟想下毒手。当时我全体在场战士拔出枪来，严阵以待。我驻地部队也闻讯赶到，黄汝庭见事不妙，才仓惶撤兵。

　　五战区桂军曾施“调虎离山”之计，不止一次地要张体学大队长去立煌“受训”、“学习”、“开会”。体学均以“生病”推诿，拒不前去。

　　七月初，正当我五大队三、四中队在陂孝配合新四军游击第六大队打击伪军时，国民党程汝怀的鄂东行署放出大量谣言，诬蔑我积极抗日的五大队“私筹军饷，扩大势力，不听指挥，自由行动，绑架勒索，妄杀无辜，游而不击”，恶语中伤，大造反共舆论。

　　鄂豫皖区党委为五大队修好的一部电台，从金寨运回夏家山途中，在罗田滕家堡，竟被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张淦部所扣留。他们还先后扣留我往返立煌的工作人员四十六人，切断了我五大队与上级党的联系。

　　五大队严密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在党内、军内和广大群众之中，进行了广泛的反磨擦教育，揭露顽固派的种种阴谋诡计，号召提高警惕，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严正立场。

　　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为纪念抗战两周年，大队部在夏家山驻地召开盛大的军民庆祝大会，使反磨擦教育达到高潮。我们还请了一贯反共的保八团团长王啸风赴会讲话。在大会上，他口口声声叫嚷什么“一个党，一个政府，一个领袖”。他讲完之后，刘西尧同志也讲了话，和他针锋相对，一再强调“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晚上搞了火炬游行和联欢晚会。在联欢晚会上，我宣传队演出自己编排的精彩节目，抗战歌声入云，正义呼声冲天，痛斥了反动派的反共倒行逆施。那天，体学亲自登台演出活报剧，扮演一只威武的老虎，在台上怒吼高唱：

　　“顽固分子想一想呀！老虎头上莫抓痒呀！

　　顽固分子要记牢呀，老虎嘴上莫拔毛呀！”

　　他表演得维妙维肖，风趣横生，深受观众欢迎。

　　九

　　事态继续发展，空气愈趋紧张。

　　五战区桂军和程汝怀从八月中旬开始，即以全线出击新洲等地日寇为名，调集十倍于我之兵力，向我芦泗坳、夏家山等驻地逼近，已对五大队形成重重包围之势。至八月下旬，原驻（黄）冈浠（水）边的顽十七纵队王丹侯部，以接防为名，已向鄂东游击指挥部黄土岭集结；顽十六纵队李九皋部以出击汉麻公路为名，已由黄（安）麻（城）边东移；盘踞于金鸡坳、牛马岭、周铁河、大崎山一带的十八纵队王啸风部已占领进驻我芦泗坳南之裴家山后的制高点，隔断了我五大队指挥部与驻龙王山、回龙山两个中队的联系；原驻尹家山的县自卫队黄汝庭部，已调驻夫子河附近，监视我军行动，扼住我军出夫子河到冈麻边的要道，切断了大队部与驻夫子河一带三个中队的联系。这样，便将五大队截成三段，形成分割包围。

　　八月二十五日，五战区和程汝怀一面“命令”我五大队开往宋（埠）歧（亭）公路一线，出击汉麻路上的三店、柳子港、三屋垮等敌据点，一面调桂军一七二师程树芬部两个团伸到夏家山东北、西北一线，扬言要来夏家山接防，压我退出夏家山根据地。桂顽与土顽进一步对我形成前后夹击形势，妄图逼我五大队就范。这是他们的一个“撒手锏”：如我奉命出击，对我即会造成日寇攻其前，顽军袭其后，将我一网打尽；如我按兵不动，则会加我以“不听调遣、违抗军令”的辱词，对我“聚而歼之”，且显得“出师有名”。

　　原来五大队受编后，就处在顽军窝窝里，使我们向敌后发展受到了一定限制。为了摆脱这一局面，军政委员会曾于五月份向鄂豫皖区党委提出将部队西移，靠近六大队的意见。但是区党委害怕“影响统一战线”，未予同意。而反共顽固派却背信弃义，举刀向我！追于形势，八月三十日，军政委员会在夏家山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三十一日晚全部突围完毕；主力突围后向西，与兄弟部队靠拢；留下少川等带一个营，随中心县委活动，在黄冈坚持斗争；驻夫子河一带的三个中队，由林焕、进先率领，作为先头部队，三十日晚先行突围；驻夏家山的主力和大队部秘密运动到燕子岩隐蔽起来，夜深紧跟夫子河部队后续前进。谁知会议正要结束的时候，鄂豫皖区党委从金寨来电说：情况并不那样紧张，我们必须注意维持统战局面，并指定体学同志带少量精悍警卫部队和部分后勤人员，留驻芦泗坳。鄂豫皖区党委的这一指示，显然与当时情况不符。军政委员会虽然布置主力按原计划转移，但是仍然机械地执行了区党委指示，以致我们主力部队的突围行动迟缓了一天。

　　九月一日凌晨，国民党反动派公然围攻五大队，制造了震惊鄂东的“夏家山事件”。

　　五大队虽然是在抗日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一支年轻的游击部队，但由于有我们党的坚强领导和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骨干，政治素质好，警惕性较高，因此，在几倍于我的桂顽正规部队和土顽程汝怀的老反共部队对我分割包围的危急关头，能够同仇敌忾，‘拼死击破顽军的无耻进攻。五大队各路健儿奋勇冲出重围，进行了壮烈的斗争。

　　首先突围的是夫子河一路。

　　紧急军事会议之后，大队副汪进先同志立即从三十多里外的夏家山赶回杨家河，与吴林焕同志会合，当晚向部队传达突围指示。这三个中队的战士们一听说顽军不顾国家民族危亡，要消灭我们这支流血牺牲，抗日有功的部队，无不怒火冲天，咬牙切齿。这天下午，我们就发现原驻罗田三里畈的桂军五二。团突然从他们龟缩的大山深处窜出来了，直插夫子河西南的傅兴湾、蔡家河一线。其目的显然在于阻我突围。当时我军驻在戴家垮、蔡家垅细北门核心地带。天将黑，桂军又悄悄逼近我军防地周围。为了麻痹我们，还派人送信联系说，他们是为“出击日寇”而来，要我们休要发生误会，并说：“你们在外面打游击辛苦了，不用担任勤务，前哨由我们来负责！”我部队接到信，也就将计就计，复信说，我军已通知所属各部，避免误会，请贵军安心扎营。

　　顽军耍花招，使林焕、进先同志更加警惕。他们立即通知部队连夜造饭，作好战斗准备，并严密封锁各驻地，派出侦察，探明顽军哨位，终于获得只有白果方向是一空隙的情报。

　　当晚十时左右，顽方尚无动静，估计是为了等待时间，以配合包围夏家山之顽军总攻击的行动。于是我军决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沿山羊肠小道绕过顽军哨位，出其不意地离开夫子河，静悄悄地向白果镇方向前进。

　　三十一日凌晨，这一路主力机警地摆脱了顽军的控制，到达白亚山峰，露宿一天，略事休整。

　　在白亚山，我军派出三路侦察。九月一日下午了解到夫子河顽军在我军走后进行搜索，扑了一空；夏家山一带已打响，原驻汉麻公路沿线的日寇正“扫荡”（黄）陂（黄）安南。于是我军便改变路线，于当日突过汉麻公路，越过五郎山，急奔麻西。九月二日，部队通过新（洲）黄（安）麻（城）三县交界的地方。这里驻着经扶（新县）县黄谷宇常备队一个中队，不准我军通过。前去交涉，回话说要去报告司令部再作答复。顽十六纵队李九皋司令部和黄安县政府驻在江城二，离此地不远。我们部队立即把重机枪装上水，轻机枪卸下枪衣，威武雄壮地摆开架势，硬冲过去，夺路而走。常备队吓得不敢打枪，急忙溜之大吉。

　　吓跑了常备队，我部一鼓作气地向箭厂河前进。当晚，部队进入黄安，在油榨垮和四角槽门一带老根据地宿营，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并通过一个老红军吴维福了解周围顽军情况。油榨河驻着桂军一个团，团长姓骑。我们派人去联系，那个姓骑的大骂我军“不听指挥”，显然是在挑衅。我们根据情况判断：白天与常备队相遇，必然惊动李九皋司令部，而桂军一个团又在身边，今晚明晨顽军必来围攻。当晚，我们部队就离开油榨河，向光山县前进。

　　东方发白，我部队刚到胡子石，就听到我们昨晚驻地油榨河和四角槽门方向炮声隆隆，枪声密集。原来是（黄）安麻（城）经（扶）三县顽固派常备队、李九皋部，来配合桂军那个团“围歼”我们。我们跳出来了，三股敌人在起劲地自己打自己。

　　九月三、四日，我部队改向北向西经过东大山，到了大小鸡笼。一路上，地下党组织纷纷为我们介绍情况，而国民党联保、乡镇地方武装吓得龟缩于碉堡里，动也不敢动。经过地下党员接头，听说王海山同志率领新四军豫鄂独立游击支队二团队从信（阳）罗（山）边南下了。九月五日，我们这一路部队，经过一周急行军，未放一枪，行程八百余里，胜利地突破重围，赶到了彭新店，与二团队会合了。

　　再说驻夏家山大队部机关和主力后续部队的突围。

　　三十一日傍晚，这一路在西尧、宇宸领导下，告别夏家山根据地开始突围。部队出发前，留下一个排接替三中队瓜子岩阵地，担任掩护。丁大队副那天叉发疟疾了，但他从容坚毅地带领部队前进。五中队前卫，机炮中队、大队部机关走本队，一中队殿后。山地夜行军，部队鱼贯前进，鸦雀无声。

　　部队行至芦家河，桂顽和土顽挡住我们的去路。我军派参谋前去交涉多次，对方答应天亮让我们走。我部队集结在周家河沙滩上呆了一夜。次日凌晨，突然枪声骤起，夏家山的一场流血事件开始了。西尧、宇宸同志立即组织部队突围。我们部队刚开始在河沟里运动，正面和左翼山上十几挺重机枪和八二炮泼水似地往下打来，直打得河水四溅，尘土飞扬。这时，发现左翼山上顽军在运动。情况十分危急。如果顽军占领左翼制高点，我军处境就不堪设想了。正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宇宸带领部队飞快冲上左翼山头元林寨，杀退已经爬到寨门的顽军，稳住阵脚，后续部队才跟上来。接着，我们部队分别抢占了西北的中山和东南的易家山，使我军阵地构成鼎足之势，与顽军对峙，扭转了被动局面。

　　在元林寨，我们打退顽军一个大队的九次冲锋。我指挥部设在三个阵地中间的一个山头上。丁大队副右肩中弹受伤。他为了不影响士气，让护士偷偷给他包扎一下，继续指挥战斗。他命令五中队坚强抵抗顽军的猛攻。经过几次反复冲杀，将他们击退了。

　　打到十时左右，我军发现夫子河方向尘土蔽天，刺刀闪光，飞跑过来一支头戴钢盔的人马。桂军增援来了！宇宸带着五中队退到远家沟西面山岩上，与主力会合。部队已被团团围住，西尧同志说：“要不惜任何牺牲突围！”宇宸同志也说：“五大队的抗日大旗决不能倒！”同志们吼道：“保住大旗！就是用牙咬，也要咬开一条血路！”战士们齐声高呼大喊，向西北山口猛扑过去，在一片杀声中，用刺刀、“鬼头大刀”，杀开一条血路，冲出重围。

　　部队边打边走，不知翻了多少山头，顽军死咬住不放。我们部队打了整整一天一夜，打得英勇顽强。直到次日拂晓，走到潘塘北面一个山上，离敌据点很近了，顽军才不追赶。第三天，与前来接应的熊桐柏营长率领的第三中队会合后。一齐向大小鸡笼走去。

　　再说芦泗坳张体学同志带领的那一路突围的情景：

　　芦泗坳在夏家山东南约二十里处。英勇机智的张大队长只带了警：卫队的两个班和一部分后方机关、医院非战斗人员，沉着地留在那里。三十一日晚，他彻夜未眠。程汝怀那个老家伙不断打电话来，而且每次都指名要大队长亲自答话。大队长为了把程汝怀的注意力集中于芦泗坳方面，掩护我主力顺利突围，每次回话都是：“我军主力已在芦泗坳集结，准备明天全部开往宋歧公路！”据事后了解，程汝怀当时高兴极了，对部下说：“这回张体学跑不了啦！”程汝怀命令他的王牌保八团，全力对付芦泅坳，天亮务必打响。

　　九月一日凌晨，保八团一千多顽军倾巢而出，集中全部火力猛攻抗日五大队。这时，按照事先拟定的方案，体学沉着命令警卫队、手枪队迅速换上保八团服装，趁着顽军向山头发起冲锋的纷乱之机，机智地向对面山上走去。

　　体学带着警卫队、手枪队翻山越岭，巧妙地穿过保八团层层封锁，一口气插到尹家山附近。刚冲出保八团的包围，又面迎桂军的封锁线。体学带队在两支顽军丛中穿插。天黑以后，地方党组织派人来接应带路。他们钻树林，穿河沟，绕过桂军封锁线，到达麻（城）西陈家大垮，休息一夜，便向（黄）冈南王家坊进发。

　　驻在龙王山的二中队经过激烈的战斗，在漆少川、段亚杰、孙恒久率领下也胜利突围了。

　　这次事件，被反动派俘虏后就地处决、活埋的医务人员后勤人员伤病员共有四十余人，其中包括医务主任戴醒群同志。另我中心县委组织部长张良卿、五大队供给处长姚渠以下一百余人也惨遭杀害！

　　我驻冈北回龙山的三营的一个中队，也受到重大损失。这个中队由教导员曹云路带着，与一区区委一块活动。当时，同在这一带活动的有个林庆夫（林彪的亲哥）的国民党黄冈县自卫第二中队，同我们有统战关系。九月一日清晨枪响时，曹云路未掌握住部队，只身前去林庆夫中队交涉，打算向他们靠拢，结果被扣，遭到杀害。我们这个中队因之被打垮。

　　十

　　国民党反动派从九月初起，对黄冈地区进行的半个多月的“清剿”，是极为残酷的。他们搜山并村，挨村挨户捕杀共产党员和群众。白色恐怖重又笼罩黄冈、麻城、浠水广大农村。对刘西尧、张体学、漆先庭、漆少川、段亚杰、孙恒久等的“通缉令”，张贴在路口街头村尾。

　　黄冈中心县委书记文祥（段亚杰化名）和县大队长漆少川，带着一个中队从龙王山突围出来后，活动在王家坊一带，用五大队名义刷标语，贴布告，并且到处打击敌探，戳穿所谓“五大队已经被消灭”的流言。

　　“五大队还在”，“天没有塌！”群众喜形于色，暗地奔走相告。

　　九月五日，少川和易鹏（孙恒久化名）带领三十多人进山，回到贾庙一带去，收容部队，整理地方党组织，开展五大队突围后的善后工作，袭扰桂顽，镇住坏人，安置军烈属、伤病员，营救受难同志，稳定民心。中心县委与体学会合之后，把部队的大部分交给体学带着西进了，只留下一个排和一个手枪队，共约五、六十人坚持着黄冈地区的抗日战争，并在敌后放手建立根据地，发展武装，使形势很快得到好转。

　　五大队突围各部分、六大队、二团队很快在大小鸡笼先后会合了。会合后，他们一路急行军，到达罗山县胡家大畈。

　　于是，六大队、二团队、五大队，整编成临时支队一、二、三团。支队司令员王海山、政委程坦率领整编后的部队南下大悟山，在五斗田打击阻挡我军前进的顽伪两面派十九纵队蒋少瑗部，随即浩浩荡荡开过平汉铁路，到达安陆赵家棚根据地。初冬，这时李先念、朱理治、陈少敏同志率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来了！于是，豫南、鄂中、鄂东各路具有传奇色彩的英雄大会师。不久，原五、六大队就合编为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的一个主力团，后来成为新四军第五师十四旅的基干之一。

　　一九四○年元月份，中原局指示纵队主力东进，打击程汝怀地方土顽势力，发动群众，到一九四二年间，经过几个回合，终于建立了巩固的鄂东抗日民主根据地。

　　这样，五大队作为鄂东人民抗日游击战争发动时期的一曲雄壮战歌，编入到鄂豫边区（新四军第五师）革命交响乐章之中，而载入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