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伟大的革命年代，真实的革命斗争生活，常常比作家们虚构的故事十倍地生动感人。抗日战争时期，湖北孝感中和乡抗日游击武装的诞生和发展过程，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

　　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彻底清算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确定了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李先念同志肩负着党交给的重大使命，率领一支精悍武装，挺进武汉外围敌后，传达、贯彻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汇集各地党的抗日游击武装，统一指挥华中敌后抗日战场的重要战略阵地——武汉外围敌后的抗日军事行动，开创抗日根据地。在这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征途中，先念同志排除了国民党地方反共势力的阻挠，同湖北孝感中和乡抗日游击武装胜利会合。

　　这里记叙的，就是当时会合的情景，以及中和乡抗日游击武装的发动和组织者许金彪向先念同志的汇报。

　　一九三八年，春天。

　　一列南来的火车，徐徐驶进了汉口车站。

　　车上，载着一批不平凡的人。他们都是南方各省经历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战士。在长征途中，他们爬过了雪山，跨过了草地，冒着饥寒，身经百战，从枪林弹雨中冲杀出来，身上负过重伤，有的成了残废。这次党中央为了撒播革命种子，以平型关战斗伤员的“合法”名义，把他们从西北送回南方。

　　在这不平凡的人群中，有五个湖北省孝感县人：一个是红四方面军第九军营政治教导员许金彪，二十五、六岁年纪，左脚负伤；一个是红军的连长杨文忠，左膀负伤，全部截肢；一个是在红军中担任过团的军医主任、腰部负伤的刘良璧；一个是腿部负伤的连级干部刘明榜；还有一个也是腿部负伤的在红军中担任过骑兵排长的汪兆民。和他们一起的还有一个四川女同志赵明英，她在红军中担任过随军护士，是杨文忠同志的爱人。

　　他们下车以后，就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长江局派了一个同志去安排他们。那时在武汉，正是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最盛行的时候，虽然有周恩来同志、董必武同志等为贯彻执行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作过坚决斗争，但有些同志因受王明路线影响，很不相信广大敌后农村能够发展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大城市，把大批干部派往国民党蒋介石的大后方，却不敢把广大干部派往敌后广大农村或者将要沦陷的地区去。这批经过千锤百炼的老红军战士，本来有些人的家乡在敌后，有些人的家乡快要沦陷了，如果交给他们一定的任务，投放到哪里，哪里就能点燃抗日的烽火。可是，负责分配他们的同志，竟违背了撒播革命种子的意图，只是给每人发了一百多块钱的安家费，交代说：“你们各自回家，好好去休养吧！”被决定回湖北孝感的六位同志临走时，要求开党的关系介绍信。负责分配的同志说：“用不着！只要把你们自己的党证带上就行了。不久，地方党自然会要去找你们。”

　　这样，他们离开汉口，回到了孝感。到了花园车站下车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久别的家。

　　二

　　在花园车站北十余华里，跨平汉铁路两侧有个中和乡。这里，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年间，曾经是老苏区。许金彪就是这个老苏区里的人。

　　他回到家里，母亲已经去世了，既无兄弟，又无姊妹，家里只有一个五十多岁的父亲，孤苦伶仃地过着贫苦的日子。

　　那时，徐州战火正烈，平汉路上南来北往的国民党军队川流不息。他回到家里一看，老苏区的情况完全变了：县、区、乡长，全是国民党委派的，仅保、甲长还有一部分是老苏区的基本群众。地方党的组织全垮了。

　　在家里还没有住上三天，国民党区、乡政府就派人来要他缴证件。

　　缴什么证件呢？除一张平型关战斗负伤回乡休养证明书外（许金彪同志没有参加过平型关战斗，但负伤回乡休养证明书是这样写的），还有一张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护照。

　　“缴不缴呢？”老许当时想：“缴就缴了吧，反正是抗战时期，有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们也不敢将我怎么样。”

　　可是，他还另外密藏着几件非常宝贵的东西：一件是自己的党证，另外还有自己佩戴的八路军的两个符号和两个臂章。

　　许金彪把回乡休养证明书和护照缴了以后，他又把党证和符号翻了出来，借着灯光，仔细地瞧了又瞧，看了又看。然后小心地用油纸包了又包，用布缝了又缝，珍藏了起来。

　　时间，风驰电掣般过去了。回家后的头一个月里，老许到处寻找党的组织，那里也找不到。写信到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去问，几个星期过去了，一直未见回音。他的心里苦闷极了。是的，一个共产党员，离开了党，得不到党的教育，听不到党的呼唤，那的确是够难受的啊！

　　他从小在家学过理发，后来又学过制革、造纸的手艺，一一九二九年，当他十八岁的时候，就参加了鄂豫皖苏维埃的工农红军，即以后的红四方面军，现在已是二十五、六岁了。长期的战斗生活，使他把曾经学过的手艺几乎全忘记了；更加长期过惯了革命军队里的集体生活，一下子回到了被国民党统治的故乡，说话、走路，一举一动都感到很不习惯。

　　但是，没有办法，只有耐心地等着，等着……

　　不久，徐州沦陷了。国民党军队溃败的消息不断传到了中和乡群众的耳中。人们开始恐慌起来。他们互相询问：“日本人来了怎么办？”

　　一些青年人认为许金彪当过八路军，打过日本侵略军，所以大家都来找他。他此时虽然是“虎落平阳”，但心里却经常在想：“一定要再把枪杆子拿起来！如今，这倒是个好机会！”

　　可是，他一考虑到：自己失去了党的领导，中和乡已再不是老苏区，单独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能行吗？因而心中又有些犹豫起来。

　　正好，这时国民党下面的大小喽罗也在口头上大喊大叫，天天要“组织群众”，“抗日救国”。许金彪便乘机挺身而起，发动群众真刀实枪地大干起来。

　　一经发动，中和乡的许多青年人便与许金彪寸步不离了。老年人也给了他很大信任，纷纷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有一天，上饶家河武大妈，把她的儿子亚生交给许金彪说：“金彪，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日本人来了，他跟着你，我就放心了。”

　　许金彪看到群众这样信赖自己，心中非常感动。他想：群众的这种信赖，并不是由于自己有什么特殊的本领，而是党和红军在人民群众中有着崇高的威信，自己应该以共产党人对人民的无限忠诚来回答群众。于是，他用极其负责的口吻说：“您老放心，我一定和大家同生死，共患难！日本侵略者来了，我们有了组织就不怕。”

　　正是豌豆开花的时候，许金彪同二十几个青年一起，在中和乡成立了“抗日防护团”。大家公选许金彪为团长。这个群众团体的宗旨是：日本侵略者来了就抗日；日本侵略者没来，就负责维护中和乡的治安。全乡议定：谁也不能卖国！不能当伪军和汉奸。它完全是个不脱产的群众性的抗日组织。当时，在国民党政权下，取得了合法地位。

　　“抗日防护团”成立起来了，他们没有武器，每个人便背起了—把大刀。

　　不久，才千方百计搞来了两颗手榴弹，一条撇把枪。

　　日军深入，国民党军节节败退，徐州失陷了，平汉路上的情况越来越紧。老许他们知道国民党的区政府里收藏有四十多条步枪，要求把枪发给他们“抗日防护团”。国民党的区政府不准。他们一直打官司打到国民党的县政府，县政府也不准。国民党那些家伙，宁肯把武器丢掉，也不愿意把武器交给人民抗日。

　　八月间，大家都主张将“抗日防护团”改名为“抗日自卫队”，二、三十个青年完全脱产。就这样，在湖北孝感的中和乡出现了一支人民的抗日队伍。

　　三

　　要搞起一支真正的坚强的抗日队伍，问题是不少的。在开始成立“抗日防护团”的时候，二、三十个青年小伙子都没有脱产。成立了“抗日自卫队”以后，完全脱产集中行动，问题就来了。首先是吃饭就成了大问题。你总不能叫他们饿着肚子去抗日！也总不能让队员每天每人走三里五里、十里八里回家用饭。初步解决的办法是：大伙食（口粮）吃“积谷”，小伙食（菜金）每人每天五分钱。“积谷”是中和乡的公产，仓库里还有几十担。可是那五分钱呢？只有依靠许金彪的安家费了。过了一两个月，安家费用得一干二净。怎么办呢？又不能从每个队员身上去摊派。最后，他们才想了个办法，把士绅、富户请来开会，提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募集抗日捐。结果，一次就捐了二百多块。前后共捐过两次，很解决问题。他们的募捐方式很灵活，每次都请士绅、富户们吃餐便饭，动员大家自动乐捐，有钱当时交，无钱缓交，商量办事。

　　十月八日，农历中秋节那天，信阳沦陷了。国民党的溃兵沿着铁路、公路，象蚂蚁一样地密，象惊弓鸟一样地胆小，拚命地溃逃，沿途到处丢的是枪支弹药。头一天，他们还没有发现这个情况。第二天，下着大雨，有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逃兵，带了一支步枪和十多排子弹，跑到中和乡，对群众说，只要给他一件便衣，就把枪支子弹留下。中和乡的群众把他引来见许金彪。老许马上把他的一件长袍脱给了他，换下了他的长枪和子弹。这时，有一些在白色恐怖中受过摧残的胆小人，关心地跑来向他请求：“金彪，这可做不得呀！你赶快把它丢进塘里去吧。国军知道了，会不依的！”

　　许金彪说：“请放心，难道他们不抗日，叫我们也不抗日吗？”

　　“不，不！……你还是把它丢进塘里去好些。”

　　许金彪说：“可得，可得！”

　　等他们走后，许金彪拿着枪看了又看，摸了又摸，然后把它藏在自己的楼上去了。

　　第三天，许金彪便集合“抗日自卫队”的全体队员出发，沿着铁路、公路去捡枪。一下子捡了三挺轻机枪、十多条步枪。这样一来，他们可“发了财”。队员们背上步枪，扛上机枪，心里简直乐开了花。

　　隔不了两天，第二次又全体出发，又捡了一挺重机枪、两挺轻机枪和三十多条步枪。

　　枪多了，人员也扩大了，又号召一批青年参军，编成了四个中队，每个中队三、四十人。从此，他们又改番号为“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

　　四

　　拿刀容易，背枪难。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诞生后，又产生了一系列问题。

　　队员们大多是拿锄头把的青年农民，背枪打仗，都是外行。这支抗日的队伍，组织起来就得打仗。打仗，缺少骨干缺少基层干部是不行的。

　　许金彪想起了一同回乡的几位红军战友——杨文忠、刘良璧、汪兆民、刘明榜和赵明英。于是，把他（她）们从家里找了出来，并肩战斗。同时又在地方上找到了一些过去当过红军的干部、战士，作为部队的基层骨干。

　　这时，陈楚金来了。他是孝感人，过去曾经在鄂豫皖红军特务营（即手枪营）里干过。红军长征时，因未赶上队伍，流落在家。许金彪知道他有一身好武艺，能飞檐走壁，能在火车飞驰时，飞身上下火车，而且枪法很好。他来找许金彪时，带来了一支据说是红军的手枪，是他冒着生命危险保存下来的。老许很器重这位出色的人才。在选举大队领导人的时候，许金彪被大家一致推选为大队长，他自己建议让陈楚金担任副大队长，并任命杨文忠同志担任大队军需主任，刘明榜、汪兆民分别担任中队长和政治指导员，刘良璧任大队医生，赵明英当大队保管员，其余干部，均由那些勇敢、积极的分子中产生。

　　十月二十九日，武汉沦陷后的第五天，孝感沦陷了。国民党的军队早已逃之夭夭；国民党的官员，如县长、区长之流，也早就夹着尾巴溜了。

　　为了庆祝“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诞生，鼓舞士气，就在县城沦陷的当天，他们在南新街的松林垮召开了一个庆祝大会。那天，他们高举着自己缝制的红色军旗，集合在一口清水塘边，尽情地歌唱。中和乡的人民群众，敲锣打鼓，放着鞭炮赶来。在锣鼓鞭炮声中，基本群众眼看一面抗日红旗，在敌占区的铁路边，在老苏区的土地上，高高地升上了天空，心里充满了欢乐。

　　从此，红旗招展松林垮，革命火种重点燃！中和乡，便不是国民党的中和乡，也不是日本侵略者的中和乡，而是“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中和乡了。他们在这里活动，既不归天管，也不归地管，成了一支地区性的独立自主的人民抗日游击队。

　　五

　　由于中和乡的地区狭窄，兵源、经济来源都很有限，部队乃不得不向外发展。同时，形成四个中队以后，每个中队的人数只有四、五十人，各中队都愿意把自己的队伍迅速扩大起来。于是兵分两路：一路留在平汉路东，伸向大悟山区去发展；一路跨过平汉路，伸向西边的安陆、云梦等县敌后广大农村，进行游击活动。

　　这时，除花园、广水等平汉路沿线的敌人据点外，铁路两侧出现了许多“司令”，带领着一支支游杂武装，横行乡里，鱼肉人民。他们中间有老“铲共团长”刘亚卿、刘梅溪，有反共地主代表人物胡翼武，还有杨弼卿、王欣兰、熊源泉、杨焕元等一批豪绅地主、流氓、恶霸、退伍军官，都捡了国民党溃兵的许多枪支，搞起了所谓“游击队”。这些家伙，大部分都暗地与日伪有勾结，有的在日本侵略者来时挂日本旗，走了挂国民党旗，公开成为顽伪两面派。

　　原先，许金彪所组织的队伍，仅在中和乡的小圈圈里活动，还未想到外面的情况那么复杂，如今把队伍一撒出去，就感到斗争中的麻烦事太多了。

　　有一天，许金彪带着两个中队到襄（阳）花（园）公路一带去活动，老百姓报告，烂泥冲到了日本人。许金彪想锻炼下自己的队伍，决定进行一次夜间袭击。结果打的并不是日本人，而是顽伪两面派胡翼武的队伍。夜间行动，拂晓前就解决了战斗，缴获了两挺机枪，七十多条步枪，活捉了几十名俘虏。

　　当时就有人反映：“国民党的游击队，也能打得吗？”

　　许金彪说：“打得的！”他把缴获胡翼武的国民党的旗帜和伪军的旗帜，都摆在群众面前。群众见了，高兴地说：“啊！原来是这样的家伙。打得好！”

　　打了这一仗，部队回到中和乡进行整训。

　　十一月间的一个晴朗的日子，突然传来消息：盘踞在北新街的老“铲共团长”刘亚卿，纠集了一千人枪，要向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根据地——南新街进攻。当时，老许带着三个中队，住在南新街。开始听见这个消息，并不在意，没有马上把队伍摆出去。没想到刘亚卿的部队，说到就到，许金彪带着三个中队撤出了南新街。

　　刘亚卿占领了南新街，就象往日带着“铲共团”侵入苏区一样，大肆抢掠了一阵。许金彪听说，肺都气炸了。他在胡家垮南面，把部队整顿了一番，分三路向敌人发起反攻。自己脱去了上衣，带着中路人马，一鼓作气地冲进了南新街，把敌人打得稀里哗啦，狼狈而逃。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战士，骄傲地把这次战斗称做“南新街保卫战”。中和乡的群众经过这次战斗，更热爱和信赖自己的子弟兵。

　　部队随后又转到应（山）、孝（感）边界的太平镇一带活动。

　　太平镇这个地区，为王欣兰所控制。

　　王欣兰是这个地区国民党游击队的游击司令兼区长。他有两个游击支队，住在太平镇的一个支队约有二百余人枪。

　　许金彪带着两个中队，浩浩荡荡地开往那里。可是，那个支队不准他们进驻。许金彪派了一个代表前去交涉，说明他们是“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前来与他们取联络的，愿与合作，共同抗日，但交涉无效。与此同时，一支脱离了主力、独立行动的国民党正规军的小部队，也开到了这里，想暂时驻扎下来，同样遭到了拒绝，并同王欣兰的另一个支队打了起来。住在太平镇上的那个支队，欺许金彪的人少，也开起火来，想一口吃掉。许金彪怒气冲冲，带着部队猛扑了过去，一打，就把那个支队打垮了，缴了几十条步枪。另一个与国民党那支独立行动的小部队接火的支队，得到这个消息，也不敢恋战，停止了进攻。

　　许金彪的队伍开进了太平镇。

　　太平镇的群众见他们打仗勇敢，纪律严明，都很喜欢他们。但是，不知是从那里来的这样一支队伍。

　　许金彪有个警卫员，绰号叫黄搞粑。这个青年人，二十来岁年纪，非常勇敢，枪打得很准，而且会吹号，但做事却有点冒失。打太平镇以后，他把许金彪同志藏在皮挂包里的两套八路军的臂章、符号偷偷地拿了出来，给自己和另一个通讯员佩戴上，昂首挺胸地在街上走着。老百姓一见他们的臂膀上佩戴八路军的臂章，就纷纷传开了：

　　“八路军来了！”

　　“许金彪是八路军！”

　　八路军的威名，从此就在应山太平镇一带传开了。

　　不久，他们又回到了中和乡。这时，突然有一支国民党正规军的小部队（半个连，六十余人），从路西来到路东，赶来寻找太平镇上住过的那支“八路军”。当他们经过刘亚卿的防区——北新街时，那个老奸巨滑的家伙，竟叫手下人用十几个茶盘装着钞票，在沿街排做两行，劝说那支队伍留下，入他们的伙。说什么“只要愿意留下，每人发三个月的双饷，见官升一级”。但是，那支队伍毫不理睬，一直开到了南新街，找到了许金彪。领导这次行动的是国民党三十六师的一个排长，名叫谢玉龙，二十多岁年纪，河南人，个子不高，长着一双机灵的眼睛，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正义感的军人。他热情地告诉老许：他的这支部队，就是那天在太平镇被王欣兰攻打过的那支人马。这次是为了抗日，特地赶来会合的。许金彪一眼看到他们手中拿的全是一色新捷克式装备，心里高兴极了。马上答应收编他们。为了巩固这支部队，老许还在他们中间找出了一个年龄最大的班长许杰，同谢玉龙一起，焚香结拜为兄弟。班长年长，拜为大哥，谢玉龙为二哥，许金彪自己居末。谢的部队编为一个中队，由谢玉龙任中队长。

　　至此，这支人民抗日武装，已经拥有五个中队，四、五百人枪了。

　　六

　　一九三九年一月，许金彪同志病了。这时，“湖北抗日游击大队”内部，突然发生了一场严重斗争：陈楚金企图拖走部队，叛变投敌。

　　陈楚金为什么会搞叛变？这是有原因的：原来，这家伙自红军长征掉队以后，就叛变了革命，向国民党投降了，是个叛徒，并且加入了汉流组织。初来时，许金彪同志只看重他的“本领”，未对他严格审查，就轻率地建议用他担任副大队长，错用了人。

　　武汉沦陷前后，武汉外围曾出现五花八门的“游击队”。一个“游击队”几个“司令”，真是“司令”多如牛毛。日本侵略者占领武汉后，很想收罗这些“司令”，把他们全部变成伪军。于是，便利用了长江流域有名的汉流“双龙头大爷”金龙章，任命他为伪“和平救国军总司令”。金龙章粉墨登场后，四处下委，以笼络这批“司令”，成立湖北统一的伪军。

　　一次，陈楚金乘许金彪卧病，单独带部队出去活动时，为升官发财思想驱使，通过他哥哥的穿针引线，私自接下了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军长、汉流大哥李汉鹏的委任状，暗地里当上了伪八军特务团团长。从此，陈楚金就偷偷地在部队里活动起来，经常不三不四地向干部、战士散布：“中和乡是个鬼地方。我们往后要去住花园……”

　　花园，当时是日本侵略者的据点，抗日的队伍怎么能够去住呢？许金彪同志听到这种流言，便对陈楚金注意起来了。

　　过不几天，陈楚金假装去看许金彪的病，想乘机露露风声，试探老许的口气。他说：“伙计，我们在这中和乡，地盘太窄了，敌人来了，连个转移的地方也没有。倒不如身在曹营心在汉，变个墙上的冬瓜两边滚，象国民党的游击队那样，挂上两面旗……”

　　许金彪同志躺在病床上，一听这话，心里就火，给了他一个冷眼，严肃地说道：“那不是抗日的队伍，那是汉奸！”

　　陈楚金一见许金彪的意志很坚决，乃假装笑脸：“这，这，这不过是我的意思，行不行，当然由您作主。”

　　这次谈话以后，陈楚金的行动变得更诡秘了。他采取各种手段，拉拢了另一个在大革命时期的叛徒武守庆和另外两个中队长。

　　许金彪同志虽然对陈楚金有些怀疑，但还没有想到他会叛变投敌，因而并未对他引起足够的警惕。

　　冬月二十六日，许金彪同志的病稍为好了一点。陈楚金突然给他写来了一个便条，说是有要事相商，望他去一趟。许金彪同志一进门，陈楚金就站了起来，手枪猛地往桌上一摆，气势汹汹地说：“部队要出发，没钱用，请交账！”

　　许金彪一看陈楚金那副豺狼相，心想糟了。但仍不露声色地对陈说：“可以，马上交账。”心里知道，陈并不是要他交账，而是要他交权。不！这决不能交！这时，在他的脑子里，已经有了一个新的谋算。

　　老许同杨文忠同志通了消息后，杨马上把账算得清清楚楚，笑嘻嘻地用一只仅有的胳膀，把账递给陈楚金。

　　账算清楚了，现款还差五十元。这五十元，是老许平时做统战工作招待客人花的。但他无意去说明情况。第二天，就以私人名义，从中和乡的亲戚朋友中，借了五十元钱如数付出。从这一天起，许金彪同志便推说病重，终日卧床不起，一方面放出空气说：“我早就不想干了！现在账也交了，钱也交了，我要好好休息了。”另一方面又积极地把杨文忠、刘良璧、汪兆民、刘明榜、赵明英、谢玉龙、黄搞粑等骨干找来，开了一次秘密会议，要他们很好地注意情况，掌握部队。

　　陈楚金打听到老许成天躺在病床上，没有什么活动，心中暗暗喜欢。于是公开召开干部动员会，要在南新街挂起伪和平救国军的旗帜。

　　会后，十几个积极分子，其中有中队长、分队长、老班长、老战士，偷偷地跑到许金彪同志家里来，个个把身上背的枪往桌上一放，气愤地说：“你不干，我们也不干了！”长枪、短枪堆满一桌子。老许从床上坐起，轻声地安慰大家说：“干吧！还是干吧！”

　　“干？跟谁干？！”大家异口同声地问。

　　老许心里突然打了一个转，他认为这些积极分子是可靠的，但也得进一步试一试。于是回答说：“陈副大队长很好，你们就跟着去干吧！”

　　“怎么，你也这样说？原来，你，你的心也变了……难道要我们去当伪军？”

　　“当伪军，我们坚决不干！”

　　“……”

　　许金彪看出大家的意志很坚决，高兴地从床上一下子坐起来，毅然地说：“对！我们要抗日！不能卖国！不能当汉奸！”

　　这时，他才把自己在心里早已盘算好了的谋算，对大家一一说清楚，并且把行动作了具体布置。

　　根据掌握的情报，陈楚金计划在冬月三十日把部队拖走。二十八日晚上，许金彪同志家里来了客人，他派人去把陈楚金拉拢的两个中队长请来打牌陪客。

　　深夜十一点钟，一声尖厉的枪响从一里外的段家垮传来。许金彪知道，按照他布置的一场锄去叛徒的搏斗，已经开始了。

　　那天夜里，四中队中队长谢玉龙带着部队，一进段家垮就把陈楚金住的房子包围了。黄搞粑手舞快慢机驳壳枪，一个箭步勇猛地冲了进去。陈楚金正在洗脸，小黄一梭子子弹打去，当即打中腹部，只见那家伙纵身一跳，上了屋梁，准备掀瓦逃走。小黄又是一枪正中他的大腿。陈楚金从梁上掉了下来，但仍作最后挣扎，跛进老百姓房中，举起木床，向小黄打来。小黄又是一枪，结果了这个叛徒的狗命。

　　陈楚金毙命后，谢玉龙指挥部队，立即进行搜索。结果发现李汉鹏派来的一个交际主任、两个副官、一个随从，都躲在楼上的草堆里。当时全部抓了起来，并缴获了一面伪军的旗帜、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特务团的钤记和信笺等投敌罪证。

　　两个在许金彪同志家里陪客的中队长，听到枪声，立即慌张地问：“那里打枪？”许金彪说：“没有什么，他们在夜间演习。我们打我们的牌。”

　　一场严重的斗争胜利结束了。许金彪把两个被拉拢的中队长革除了，把武守庆也革除了。他从这次血的教训中深深地感受到：要建立一支党的抗日队伍，没有党的坚强领导是不行的。以前，他只注意发展，没注意整顿；只注意发展的数量，没注意人员的政治质量。这么多人，连一个党的支部也没有。于是，在没有与一上级党取得联系以前，就把从红军里一道回来的杨文忠等六位同志召集起来，开了一次会，讨论建立了部队内临时的党的领导班子。

　　这样，才在部队中逐步地正式贯彻着红军的传统教育，建立红军里建立过的政治工作制度，强调官兵平等，政治民主，经济民主；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同时，对中和乡根据地也进行了进一步巩固工作，清除了几个与日伪勾结的坏分子，把基层政权完全掌握在可靠的群众骨干手里。

　　七

　　伪军头目李汉鹏听说陈楚金被打死了，马上策动孝感花园的日本人“扫荡”中和乡。

　　这时已是阴历腊月，快过年了。部队究竟转移到那里去呢？向北走再到应山太平镇去吧？前一次同那里的王欣兰游击队打过仗。向其他地方走吧？又想不到一个适当的地区。考虑来，考虑去，最后认为只有向应山方向转移。于是立即集合队伍，再向应山太平镇出发。

　　盘踞在大悟山的顽匪刘梅溪、刘亚卿知道了他们的去向，即刻向王欣兰写了一封信，说什么：“许金彪率众来犯，望严阵以待，定予消灭……”

　　许金彪带着队伍在太平镇住了两夭，王欣兰果然带着他的队伍，分作三路向许金彪的部队进攻来了。

　　自从黄搞粑戴着八路军的臂章、符号，在太平镇上走了一趟以后，人们对许金彪这个人传说不一。有的说他是朱德从八路军派回来的一名虎将；有的说他是从八路军开小差回来的一个伙夫……

　　王欣兰走到半路，便有人对他说：“许金彪不是八路军的一个伙夫，我们不能贸然行事。不然，将来八路军来了不好办。”

　　听了部下的这种劝说，王欣兰居然命令他的部队在半路上停止前进。

　　许金彪正在指挥阵地下面的一个小村里休息，哨兵忽然报告：“前面来了三个人，一匹马。”

　　许金彪说：“叫他们进来！”

　　他们进来了。其中领头的是王欣兰的一名副支队长，叫武焕文。这个人是许金彪的老乡。

　　两人见面，别事未谈，首先谈了谈家乡。谈来谈去，竟扯上了瓜藤亲。原来，他俩是远房的表亲。

　　许金彪想：这门瓜藤亲是完全可以利用的。现在是抗日时期，何必要急急忙忙刀兵相见，多树一些敌人呢？倒不如和他们做做统战工作试一试。

　　于是，办了一桌酒饭，很好地款待了一番。

　　席间，许金彪说：“上次与贵军交锋，实乃一次误会，兄弟极为抱歉，定请转达贵司令。为了今后合作抗日，贵部的枪支我们正在清查，将如数奉还。”

　　武焕文说：“那，那是小事。老弟千万不用介意。”

　　当晚，武焕文酒醉饭饱，欣然而去。

　　临走时，他对当地的联保主任说：“许司令的队伍暂时住在这里，一切供应全由你们负责。”

　　联保主任点头哈腰地连说：“是，是，是！”

　　第二天，王欣兰派人送来一封信和一张请帖，请许金彪过去作客。

　　老许脑子里考虑；究竟去是不去？去，有没有危险？不去，暂时又不能回中和乡……心里犹豫不决。于是找同志们来商量。大家都不主张他去。

　　老许再三考虑后，对大家说：“为了争取他们和我们团结抗日，还是要去。不去，可能产生麻烦，于我们不利。”大家商量了一番，最后决定还是让他去走一趟。

　　那时，许金彪身上穿的是一件大棉袍，腰上系根草腰带，头发、胡须长了一寸多长。大家认为要去，还得化装一下。可是老许开始不同意。他说：“管他妈的，这又不是上台演戏。有实力，统战工作就好做；没有实力，表面上再打扮得漂亮也不行！”后来，总算接受了大家的建议，把腰上的草绳子解了下来，并且理了理发。

　　从太平镇到王欣兰司令部驻地——红庙冲，足足有四十里。许金彪负伤的脚走路不大方便，步行有困难。老杨想了个办法，把驮重机枪的一匹黑骡子，除下了驮鞍，配上了骑鞍，让他骑着，并派了两个机警的班排干部，带上短枪，担任保卫工作。

　　那天上午，许金彪骑着一匹黑骡向王欣兰的司令部走去。

　　谁知，那匹黑骡刚走到王欣兰司令部门口的一口水塘边，竟把塘岸踩崩了一片，一下子连人带骡子掉到水塘里去了，弄得许金彪同志的身上、脸上、头发上，满是泥水。

　　这时，王欣兰司令部的门口，场面大得很，一百多条手枪，四个正副“司令”，都站在门口迎接。他们一眼看到客人在自己门前由于道路不好，出了事故，觉着很不礼貌。王欣兰立即派人把他搀扶起来，并亲自迎接到司令部里，再三地向他慰问和道歉：“跌伤了没有？真对不起，万望海涵！”说着，就叫他的随从端来一大盆热水，拿来一套新棉军服，请老许洗澡换衣。

　　年轻的“许司令”换上一套新棉军服，顿时显得十分英俊而且威风。

　　许金彪同志未去王欣兰司令部以前，先就派了个联络参谋孙曾寿到他们那里了解情况。他去后问了一下情况，知道王欣兰这次请客，并无恶意，主要目的是想把许金彪拉一把，扩大自己的影响。

　　饭后，三桌麻将牌在大厅里摆了起来。王欣兰跑到许金彪的面前，双手一拱说：“请，请许司令就坐！”

　　老许看到这个场面，心里十分厌烦。同时，他身上又没有多的钱。心想：部队连吃饭的钱都困难，那来钱打麻将输掉呢？应付不好，不应付也不好。思想上经过一番斗争，最后还是决定应付一下。于是，他马上叫联络参谋孙曾寿去找武焕文借钱。武焕文巴不得乘机讨个好，立刻就拿来了一捆新票子，一共一千元，交给了许金彪。

　　他一坐下去，三桌麻将，那可打得热闹啦！两边的侍卫，“热把子”递个不停。一会儿，茶烟送上来了；一会儿，糖果送上来了；一会儿，酒席又摆上来了。

　　日里，夜里，百事没有做，一打，就是三天三夜。

　　说来也很奇怪，许金彪同志竟然一倒就是三番，一倒又是五番。老许赢了钱后，就对那些侍卫、“打把子”的、拿茶递烟的人，大把大把地赏给他们“红钱”，乐得他们团团转。最后，他除了还清武焕文一千元的借款外，还赢了五百多元。

　　打完三天麻将，王欣兰才正式找许金彪谈判，结果确定：双方部队，互不侵犯。

　　老许回到部队后，马上把打麻将赢得的钱，全部交给了杨文忠同志，作为部队的生活费用。老杨笑眯眯地对老许说：“这一次的统战工作，可划得来罗，团结了一支国民党地方抗日武装，还为部队筹集了一笔粮款，真是一举两得。”

　　八

　　在太平镇住了一段时日，日本侵略者的“扫荡”、“清乡”已经过去了。许金彪又带着部队回到中和乡。

　　大雪纷纷，寒气逼人，转瞬就到了腊月二十八。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的绝大部分成员，都是中和乡一带的人，很想回家团圆。领导上考虑：这些本地同志，如不让他们回家，一则在他们本人的思想上是个疙瘩，二则在他们的父母兄弟思想上也是个疙瘩，倒不如采取一个特殊的方式处理；化整为零，一个带一个（即一个本地人带一个外地人），各自回家，过了年再来集合。

　　腊月三十的半夜时分，忽然听到一阵狗叫，几百个日本侵略者突然把他们回来住的几个村子包围了。恰好他们已化整为零，敌人扑了个空，老许的部队丝毫也没有受到损失。

　　过了年，战士们很快归队了。

　　东阳岗一带，有个曹省三拉起了一支队伍，二百多人枪。许金彪带着部队去了，想和他拉拉统战关系。

　　曹省三，孝感人，出身于富农家庭，读过几年书。许金彪为了抗战，两人把关系一拉，双方约定互不侵犯，联合抗日。不久，两支部队联合一起行动，住在周兴店街上。

　　汉奸李汉鹏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报告伪总司令金龙章。他就立即派警卫师师长曾大钧带伪军和铲共团长李亚卿等共六千余人，把周新店包围起来。许金彪同志指挥部队，在周兴店街上坚守了两天两夜。直到第三天，敌人还在猛攻。老许根据情况，决定向西突围。为了迷惑敌人，他带着一支部队向南出击，一个冲锋，正好打下了曾大钧的指挥阵地，把伪警卫师长曾大钧当场击毙（在这次战斗中，我中队长武守银等同志英勇牺牲）。

　　蛇无头不走。曾大钧一死，指挥阵地一失，敌人的阵线立即瘫痪了。老许和曹省三的部队全部胜利突围。

　　打死伪和平救国军第八军警卫师师长曾大钧的胜利消息，很快传进了国民党五战区第十九游击纵队司令蒋少瑗的耳朵里。他为了夺取功劳，居然以上司自居，通知叫老许去领嘉奖令和奖金，老许当时认为：蒋少瑗的这个行动，目的是想把这笔战功挂在他自己的帐上，好向他的上司报功请赏。当时，许金彪同志考虑为了少树敌人，就决定派联络参谋卫光文同志去领，结果蒋少瑗不发，说什么要许金彪亲自来领。

　　“其中必然有蹊跷。”老许进一步分析了情况。根据从前联络参谋所知，在蒋少瑗司令部担任警卫的部队，只有一个新兵营。如果带去足够的精悍部队，碰上情况，可以打它一个锅底朝天。再加上有到王欣兰那里闯关的经验，可以应付一切意外情况。于是决定再闯一次虎穴。去时，他从部队中挑选了三十多个勇敢机智的老战士和基层骨干，组成了三个班，带了三挺轻机枪，另外还带了一个手枪班。

　　那时，蒋少瑗手下有个副司令叫田劲武。这家伙是个勾心斗角的能手，他看到蒋少瑗已经掌握了两个游击支队作为实力，自己却是个光杆司令，正急于抓点武装，以便与蒋少瑗相抗衡。许金彪利用对方这一内部矛盾，一去就住在田劲武家里。田劲武一见许金彪的面就说：“老弟！你——你为什么来了？”老许一听，这“你”字中间就大有文章。便有意问道：“这不是你们请我来的吗？”田劲武吞吞吐吐地说：“你……唉！……来了也好。”看起来，田劲武是有意拉许金彪了。老许进一步从田口里了解到一些虚实。

　　第二天，蒋少瑗请老许过去吃饭。他动身前，把带去的三个步枪班按原计划布置在新屋畈附近的山头上，对付蒋少瑗的那个新兵营。如有风吹草动，马上动手。自己带着手枪班从内向外打出来。

　　许金彪一去司令部，只见门口森严地设置了五道岗哨。老许立即交待十几个手枪队员：应不动声色，以两个人对付他们的一道岗哨，以两人紧随自己身边，专门对付蒋少瑗的随从。

　　一切布置就绪后，许金彪便昂首阔步地走进司令部。

　　大厅里早已摆好了四桌酒席。军官、士绅来了一大群。胖得象哈哈罗汉的蒋少瑗，手里拿了一张嘉奖令，当着大众笑嘻嘻地递给了老许。并且讲了一番奉承话：什么“许司令真是年轻的抗日健将”罗，“祖国的光荣”罗，等等。

　　酒宴开始了。这个跑来敬酒，那个跑来敬酒。老许本来不会喝酒，他怕酒醉误事，假装做肚子疼，连一口酒也没有喝。席上的丰肴，他也只尝了一点点。

　　席散，蒋少瑗把他拉到自己房里，房内有两个铺，蒋和许各卧一铺。接着就闲谈起来。

　　蒋少瑗说：“老弟，你要好好的干，我蒋某是非常相信你的。”

　　许金彪说：“那当然，蒋司令有什么事尽管讲。”

　　这时，门口喊了一声报告，进来一个传令兵，送来了一封紧急信。蒋少瑗是近视眼，背着亮看不清字，就从铺上爬了起来，迎着窗口射进的光线去看。他以为许金彪是个大老粗，不识字，却也不怎提防。而老许睡在床上，也装作毫不介意，等他对着窗口去看信时，侧目一视，看到那信上，明明署有刘亚卿的名字。信的内容写的什么，没能看得清楚，只隐隐约约地看到自己的名字，和“打不打”三个字，这三个字旁，还加了三个圈。

　　蒋少瑗把信看完后，不言不语地把信纸信封揉作一团，塞进了自己的口袋，房内的空气显得异常的死寂。

　　然而，许金彪仍很镇静。两耳静听着外面的动静，两眼观察着蒋少瑗的表情。恰在这时，蒋少瑗开口了：“老弟，你可以在我这里多住几天吗？”

　　许金彪乘势从床上站了下来说：“不能l家里的部队没有人指挥，今天就得回去。”

　　“那好。既然如此，我就不久留了。”

　　蒋少瑗随即叫他的随从从箱子里拿出了五百元奖金，交给许金彪：“这是我私人的，你可收下。”

　　许金彪立即想到了部队给养的困难，随手把钱收下说：“谢谢司令对我们部队的关怀。”口里说着，心里笑着。心想：田劲武想拉我，你蒋少瑗也想拉我。我是大别山上的岩石，让你们拉吧。

　　老许出得门来，径直走向田劲武的公馆。田劲武说：“老弟！你得注意点罗，可不能乱动脚啦！……”

　　水听余响，话听尾音，这话中有话。

　　许金彪迅速地集合了他的三个步兵班和一个手枪班，顺着来路飞驰而去。

　　离开司令部十多里路，到了黄家畈。只见两边山上布满了队伍，都是刘亚卿、刘梅溪的兵。

　　“那一部分的？”

　　“许部的！”

　　大概他们没有得到蒋少瑗的命令，所以只是叫喊，不敢动手。许金彪若无其事地带着自己的队伍，密切地观察着两旁山上的动静，迅速地离开了虎口。

　　从此以后，老许得到一条很重要的教训：虎口不能乱闯。蒋少瑗再要他去，他再也不去了。九九八十一，他有他的老主意，总不放弃他的老根据地——中和乡。

　　九

　　湖北省抗日游击大队诞生后，在铁路沿线用“打麻雀战”的办法多次打过日本侵略者。一九三九年秧棵转青的时候，他们又在陆家山打了一次伏击。

　　那一天，日本侵略者用火车向北运兵。许金彪带了一个战斗班，装备了两挺机枪，埋伏在陆家山的松林里，铁路就在山根前穿过。不多时，一辆满载日本兵的列车，喘着粗气轰隆隆地跑来。老许：等火车到了山下，一声喊打，火车上的敌人被打得狼嚎鬼叫。后来火车停下了，车上的敌人跑了下来，想消灭他们。可是，老许带着游击健儿早已无影无踪。

　　当他们回到南新街，正为这次胜利伏击日本侵略者而高兴的时候，忽然得到一个紧急情报：蒋少瑗集合了他的队伍——刘梅溪、刘亚卿的两个支队，一共两千多人，从大悟山倾巢而出，一齐向中和乡进犯。

　　当时，许金彪手里只掌握了两个中队，其余部队都到外面活动去了，因而只得转移。中和乡一度为蒋少瑗占领。

　　原来，蒋少瑗在给许金彪下过嘉奖令后不久，曾经给他下过一道调防令，老许把它看作一张废纸，没有理睬。因而蒋少瑗恼羞成怒，给他加上了一个罪名，说什么许部是“土匪”，霸占中和乡是“非法”的，并且向他部下下了一道“进剿令”。这次进犯，就是这道“进剿令”的具体执行。由于他们诬蔑这支人民抗日武装是“土匪”，所以把中和乡也就看作“匪区”。刘梅溪、刘亚卿的部队进入中和乡后，便到处打鸡子、抢东西、杀人，使中和乡的群众恨之入骨。

　　许金彪为了保护根据地的群众，又集合了他的部队，把蒋少瑗的两千多人打了出去。

　　蒋与许的关系，从此便完全断绝。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许、蒋关系破裂后，曹省三的心也开始变了。

　　原来，曹省三与许金彪虽然联合行动，但是各有各的意图：老许的意图是想改造曹的武装为革命武装；曹省三的意图是想利用许金彪的抗日的金字招牌升官发财。因为目的不同，言语和行动也就不同。许金彪一天到晚为部队和根据地的发展、建设而忙，曹省三一天到晚为肥饱私囊而忙。两人虽然建立了关系，联合行动，然而，他们的部队住的位置，仍然是各据一方。许金彪住中和乡，曹省三住周兴店。

　　曹省三的生活非常腐化堕落，借搞游击队的机会，家虽已经买了一百多担田，讨了三个小老婆。

　　这样一来，他们便心不同而志不合了。许金彪批评曹省三腐化，曹省三骂许金彪是傻瓜，说他有财不晓得发，有福不晓得享。

　　这次，蒋少瑗下了“进剿令”，并倾巢而出地进犯中和乡，使曹省三更加动摇，两人的关系达到了破裂的边缘。许金彪的处境十分困难。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这个十分困难的时刻，人们传出了大悟山中到了新四军的消息。于是，老许派出了侦察员黄麻子，前往大悟山寻找战友和亲人。

　　十

　　太阳落山了，许金彪向先念同志的汇报才结束。他最后满怀激情地对先念同志说：

　　“我离开了部队，离开了党，就象一个孩子离开了自己的父母一样，分外感到孤单I听说我们的队伍开入敌后打游击，左盼右盼，盼了一年多，直到今天才把你们盼到了！这一年，我是瞎闯了一阵子。心想：按往日红军的章程办事，总会八九不离十。可是，没有党的领导，究竟不成啊！假如当初有党组织正确领导我们，假如你们来得早些，那我们的部队不会只这么一点点——四、五百人，我们的根据地也不会只这么点大——方圆不到六十华里……”

　　先念同志听了他的全部汇报后，高兴地站了起来，握着他的手说：“好，你干得好，干得对！你是一个好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