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出牢笼

　　一、狱中斗争

　　“七七事变”以后，国共再度合作，全面抗战的新局面开始了。但我们这些被囚禁在国民党监狱——武昌“反省院”高墙内面的共产党员，因消息受到严密封锁，所以只能从头顶上敌机的吼叫感受到战争的爆发，而对国内的政治形势的变化则一无所知。我们看的报纸，国民党特务们不仅选过，而且剪过，关于共产党和红军的消息不用说一个字也没有。

　　但是，正如俗话所说：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晚上上“政治课”的时候，黄维裕有意坐到我身边，悄悄递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好消息，国共合作，共同抗日！”我又高兴，又怀疑，决定约她在放风时好好谈一谈。黄维裕是黄兴的侄女，上过复旦大学，原在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工作，因参加地下党被捕，已经住了好久“反省院”了。据她说，她有一个在南京的“未婚夫”昨天来探监，告诉了她这个消息；还说中国工农红军已经改编为八路军，开往华北前线抗日；汉口成立了八路军办事处，代表是董必武。

　　这真叫人太兴奋了。中国人民长期坚韧不拔的斗争，终于迫使国民党放下了内战的屠刀，接受了我们党提出的团结抗日的主张，这标志历史走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多年远别的红军有了信息，敬爱的董老已经到了身边，给在黑暗牢笼中的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鼓舞。于是，狱中党支部的十多个同志商量，确定了以争取出狱为主要目标的斗争方针。我们以全体难友的名义，向“反省院”当局送去一个报告，要求他们适应国共合作的新形势，无条件释放在押的政治犯，让我们到前线去，为抗击日寇侵略作出贡献。

　　“反省院”当局接到报告后，乱作一团，追查了一阵消息来源，毫无结果；接着便对我们进行恐吓，说凡是要求释放的人，都要送到前线去当敢死队。我们不顾恐吓，将计就计，动员大家报名参加敢死队。心想：死在抗日前线，也比活着关在监狱里要强。再说，只要我们有了枪，事情就好办。这样，全院在押的一百五十多人，就有将近一百人报名。这个情况大出特务意外。他们见恐吓未成，又另生一计，改用劝诱办法，假惺惺地装作关怀的样子，说：“你们诸位上有父母，下有妻室儿女，因种种原因，身陷囹圄，殊堪痛心，所幸政府以挽救为主，意在促其反省自新，并不重在治罪，一旦悔改，即可释放归家，与骨肉团聚，共享天伦之乐。如今诸位踊跃报名参加敢死队，虽爱国可嘉，但未免考虑欠周。须知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兵凶战危，岂同儿戏！当然如果诸位不改初衷，执意参加，我们也决不阻拦，院部将于呈报省府批准之后，按名单送往前方。不过我们一片苦心，全是为诸位着想，并无他意。希望诸位慎重考虑，三思而行。”经过特务们的一再煽诱，某些胆小的就撤回了申请，结果我们只剩下三十六人（包括两个女同志），始终坚持要求释放出狱参加敢死队。

　　一个星期过去了，院方没有任何答复。恰巧这时有个姓刘的湖南农民获释，我们就托他去向汉口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并带去了三十六人的名单。

　　十一月份的一天，“反省院”的头子和另外几名特务，突然陪着一个穿八路军军服、挂少校军阶的军官，前来招集我们点名。那军官满脸笑容地点完名后说：“我是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代表，特地前来迎接大家出狱的。”说后跟我们一一握手。我们激动非常，一齐热烈鼓掌。原来他是八路军驻汉办事处的总务科长齐光同志。我们排好队后，高呼口号走出狱门，随同齐光同志乘坐汽车来到汉阳门渡江，转往汉口安仁里八路军办事处。这次同我一道出狱的有黄维裕，还有大革命和土地革命时期在汉川家乡一同从事过革命，以及后来在汉口谌家矶又一同组织过地下党的张华堂、张继堂兄弟等。

　　二、在八路军办事处

　　一到八路军办事处，就象久别的孩子回到了老家。同志们对我们非常亲切，招呼我们洗澡、理发，替我们买衣服和其他日用品，为我们举行聚餐，请我们看戏和电影。领导同志还专门替我们作报告，讲解国际、国内形势及党在抗日战争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等。不多天，其他同志都领受了任务，纷纷离去，只有我一个人，仍然住在那里，原因是关于我今后的去向，我和组织上的意见不一致。组织上根据工作的需要，要我回汉川老家去工作，我不愿意。我要求到部队里去打仗，或者到延安去学习。其理由是我过去在家乡搞得太“红”了，害怕回家不易展开工作，反而有被害的可能。在土地革命时期，我曾经镇压过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与家乡的一些国民党官僚和恶霸地主结下了深仇大恨。我几年前被捕入狱时，他们闻讯后曾一再前来控告，务欲将我置之死地而后快。现在只身回家，势单力孤，不是送肉上砧板吗？所以组织上和我谈了几次，叫我回去，我都没有答应。

　　我在办事处住了三个月，帮忙做些采购、接待等工作。最后齐光同志把我的情况反映给了董老，董老就亲自找我谈话。他说：“你的情况我都听说了，你的要求没有什么不对，不过目前农村更需要人，许多知识分子都下乡去了嘛。你是汉川人，在那里搞过多年革命，有群众基础，现在回去，是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我们和国民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关系。如果谁陷害你，我们会给你撑腰的。胆子放大点，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先考虑考虑，再告诉我。”董老象一位慈爱的父亲慰勉着自己的孩子，他希望我勇敢地去汉川工作，又替我设想得十分周到，使我坚定了信心。

　　第二天，我去见董老，还没有开口，董老就笑着说：“不讲价钱了吧？”我惭愧地说：“不讲了。”董老说：“那好。叫齐光同志给你写个介绍信，去’抗日救亡协会‘弄一个名义，好回去开展工作。有什么困难可以及时打电话、写信来，或者自己跑来。”

　　我辞别了董老，到“抗协”找到刘道生同志，要了一堆宣传品，另外又到《新华日报》社去要了一些，于旧历腊月二十一日（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踏上了襄河（汉江）的小火轮，走向我一别七年的故乡——汉川县马口镇。

　　三、捉放喜剧

　　在船上，我将共产党对时局的宣言等宣传品在乘客中广为散发，轮船沿途停靠时，我还上岸去张贴宣传品。因此，我在马口一起坡，人还未到家，四处就传开了我回来了的消息。

　　父母妻子，久别重逢，不胜惊喜，灯下话旧，倍感亲切，倒真有点“天伦之乐”的样子。谁知好景不长，就在第二天，原反共清乡团团长刘一海，率领二三十个枪兵，包围了我家，把我捆绑了起来。父亲急得不知如何是好。我趁他替我拿衣物的时候，悄悄告诉他：“快点去找张华堂！”张华堂是一起共过患难的老战友，他在我之前已经回到了家乡。

　　刘一海把我押解到国民党马口区署，区长张锦凡连夜升堂审问。当过伪旅长、屠杀过成千革命群众的刽子手王连生，当过反共清乡大队长的傅福彰，以及恶霸地主傅春柏、傅德甫等，高坐两旁，充当陪审员。张锦凡一开始就来个天篷罩，要我把私藏的枪支交出来。我说：“枪本来是有的，不过早已交给红军带走了。”他把桌子一拍，说：“你不要耍花招，你还有枪！”我说：“剩下的几支前几年被捕时也一齐抄走了。”他说：“你现在还有枪，放在哪里？快说！”我说：“现在嘛，枪都放在汉口八路军办事处，多得很，你一们去拿好了。”王连生咬牙切齿地说：“你过去就是一个罪大恶极的赤匪！”张锦凡接着说“对呀，你现在又竟敢不通过区、乡政府，到处散发共产党宣传品，进行破坏活动！”我说：“现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你们还辱骂共产党为’赤侄‘；把我们散发抗日宣传品，诬蔑为’破坏活动‘。我不知道你们是何居心？难道国民党中央承认了的国共合作，你们下面可以不执行吗？就拿共产党的宣传品来说，。武汉三镇满街都是，我在汉口住了三个月，从来没有听说过散发和张贴这些宣传品还要通过什么区乡保甲。你们捉我审讯，完全是非法的！”他们听了我的话，感到十分恼火，但又无计可施，就把我押到一间黑房里关了起来。

　　在黑房里，我想，华堂得到了我被捕的消息，是一定会去报告董老的；董老也是一定会想法营救我的。只是万一华堂受到了什么阻碍怎办？难道我逃脱了以往的屠杀和死刑，如今反而会送掉性命不成？

　　一天黄昏，正在枯坐无聊之时，突然有一个头戴礼帽、身穿长衫的人推门进来，恭恭敬敬地喊了我一声“彭先生”。他自称是马口区的区员，说前两天对我的扣押，是出于“误会”。现在马口区的士绅和商会会长前来保释我，要我出去会会他们。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感到十分纳闷。

　　走到前天过堂的大厅一看，坐了不少人，区长张锦凡和王连生、傅福彰、傅春柏、傅德甫等全在，还多了一个在地方上有点威望的开明士绅陈香廷先生，和一个我不认识的商会会长，我的父亲也来了。我一进来，官绅们纷纷起身让座，张锦凡忙站起来说：“彭先生，如今国共合作，我们是一家人了。前天，’大水冲倒龙王庙‘，发生了一场误会，希望先生不要介意。今天全区着名绅士、耆老，还有商会会长，前来保请先生回去，希望先生向大家表示一个态度。”啊，怎么这样“前倨而后恭”？“阶下囚”一下子变成了“座上客”？一定是华堂去找董老起了作用，于是我更加强硬了起来。我说：“我宣传抗日救国，没有犯罪，不要大家来保。我是半夜被横捆直绑来的。究竟谁破坏国共合作？谁践踏民主、诬陷好人？我要求把我送到汉川县或湖北省去，把问题弄清楚。不能这样随随便便，由你们想捉就捉，想放就放。”大家一齐向我讲好话，说什么这次完全是“误会”，今后担保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有的还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明天就过年了，你好多年没有落屋，今年回去过个团圆年吧。最后你推我拉，把我弄出区署，由陈香廷、傅春柏和我父亲陪我一同回家了。

　　四、会见董老的学生

　　第二天是腊月三十，一大早我还没有起床，就有两个士兵找上门来，问彭怀堂先生是不是住在这里。这又把我的父亲吓了一跳，忙折转身来悄悄叫我快躲避一下。我估计不会有什么意外，就穿衣起来，问他们找我有什么事。他们说是奉刘县长的命令，来请我去过年的。我已听华堂说过，他在我被捕后，连夜赶到汉口向齐光同志作了汇报，齐光同志请示董老后，当即给汉川县政府打了电话，要他们释放我。董老还写了一封亲笔信，叫华堂马上带回送交了刘县长。刘县长叫刘远聪，是黄冈人，董老好象认识他似的。有了这个大谱，我安了心，就答复来人说：“今天已经三十，我要在家里过个年，再说要去也晚了。请你们回去转复刘县长，我初二的不来，初三的一定来看望他。”临走时，他们叫我去时经过马口区，区里好派人护送。

　　正月初三，我邀了长于拳击的傅义庭同志一道，起身到汉川县去。我们先到了马口区署，区长张锦凡把我们接到房里，献茶敬烟。他知道我们要到县里去，就说要派两名武装护送，我谢绝了。只要他帮忙找了一条划子，坐着走了。

　　到了县政府大门，站岗的士兵望着我烧了一个窟窿的棉袄，拦着不让进去，我说是刘县长请我来的。他向我要名片。我说，人就是名片。他没有办法，只好让我们进去了。但二门还有一道岗，无论如何也不让进去。恰好来了一个听差，原来在“反省院”当过看守，认得我，就进去替我作了通报。刘县长听说，连忙迎了出来，牵着我的手穿过厅堂，一直到了他的内室。厅堂里坐满了拜年的人，都是县里的军政头目和士绅大贾。他们惊讶地看着我们，我们没有理睬。

　　到了房里，刘县长忙叫人去备饭，他的太太也出来亲切招呼。刘县长一边把董老写给他的信拿给我看，一边说：“我是董老的学生。我在接到八路军办事处的电话后，怕区里和你为难，就打电话到马口叫他们把你送到县里来。第二天接到了董老的信，又派人去请你来过年，主要是想借机会谈一谈，谁知你已经回家了。这次家里该没有受到什么损失吧？如果受了什么损失，我叫他们负责赔偿。”我说没有受到什么损失，不必费心了。饭后又谈了三四个小时。刘县长再三表明他是同情共产党的。叫我放心工作，今后不会再有什么问题，如果遇到困难，他将尽量予以支持，并请我到汉口时代为问候董老。他要留我们住一天，我说以后再来，说罢就起身告辞。他叫卫士备了两匹马，把我们送了回来。

　　重燃星火

　　一、“抗协”被禁与夺枪事件

　　我与刘远聪县长见面之后，随即去汉口向八路军办事处汇报，并转达了他向董老的问候。董老叫我再去与“抗日救亡协会”具体联系，回汉川大力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并且建立“抗协”组织，把广大群众发动和团结起来。

　　这样，我回到汉川就遵照组织的指示，放手大干，到处宣传党的抗日救国主张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普遍设立“抗协”机关，大批吸收会员。土地革命受到挫折以后分散隐蔽下来或被捕释放的一些党员与革命群众，理所当然地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革命的星星之火，以汉川县南河渡为中心，又重新点燃并向各地蔓延开了。四五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建立了十一个“抗协”分会。广大城乡，抗日歌声不断，充满了热烈的抗战气氛。

　　可是不久，刘远聪调走了，换了一个叫傅锐的县长。这家伙是个特务。他到汉川后，就以“维护社会治安”为名，宣布取缔“抗协”组织，查封了我们的机关，并扬言要逮捕我们的人员。这激起了广大“抗协”会员的无比愤怒。他们觉得还是应该抓枪杆子，没有枪杆子就得听任国民党摆布，把抗日救国的大事业断送掉。分水嘴分会的周干臣、周祥娃等，反应特别强烈。一天，县缉私队的七个枪兵，到分水嘴背后的播义湖以缉查私盐为名，胡作非为。周干臣、周祥娃就邀集几个人，夺了他们的枪，跑到刘家隔去了。到刘家隔，他们又搞走了当地区署存放的三十多条枪，拉到杨林沟的晏家台去驻扎起来，准备打游击。

　　周干臣派人把我找去，问我怎么办。我认为现在是国共合作，夺他们的枪不大好，但事已如此，就建议他们马上拖到襄南的肖泗九沟去，那里湖水宽、芦林多，有回旋余地，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嘱咐他们以后，我就转到各地分会去布置疏散隐蔽的工作。不料他们拖延了转移时间，遭到了国民党汉川县大队的围攻，刚建立起来的六十多人的队伍全部垮了，并且被捉走了六个人。

　　被捉去的人，说出了我的姓名，于是特务县长傅锐派兵包围我家，企图逮捕我。我在他们的鸣枪追击中逃往汉口。家里被抄了，又被封了门，伯父和侄儿被捉去当了人质。

　　二、董老对我的教诲

　　我到了八路军办事处，董老找我谈话，指出：一个人搞革命工作，不仅要勇敢，还要机智，注意方式方法。为了共同抗日，不能让国民党找到破坏团结的借口。不过问题既然发生了，就要想办法解决。你不要灰心丧气，还是回汉川去，好好搞。我说：“叫回去可以，我服从组织，不过有两个问题要请领导上解决：一是被捕的同志和捉走的家属要营救出来；二是我的组织关系希望能正式接上。”董老安慰我说：关于第一个问题，我们马上写公函到汉川县政府去，敦促他们解决。第二个问题，你也不必担心，你回去后，自然会有人来找你的。说完后董老就领我下楼，当面告诉了齐光同志给汉川县政府写公函的事。

　　果然等我回去的时候，家里的门已经启封，被捉去的六个同志以及伯父、侄儿已经释放，家里逃跑出去的人也回来了。于是我又投入了抗日救亡的工作，把停闭了的“抗协”组织又悄悄恢复起来了。不过国民党对我们监视很严，一举一动都不放过。我们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也处处提高警惕，注意方式方法。

　　三、汉川党的重建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我到了城隍港，有人告诉我说，河对岸王家台有人在到处找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我跑去一看，原来是童世光同志，大革命时期我们就认识，他现在是湖北省委派来的天（门）汉（川）工委书记。在王家台，我正式接上了组织关系。

　　童世光同志同我一块到芦排去找夏昌荣同志，在夏家召开会议，成立了汉川县委。夏昌荣任书记，我任组织部长，刘敬堂任宣传部长。

　　会后，我们大抓建党工作。汉川是革命老根据地，散在各处的革命火种从来就没有熄灭过，加上经过了“抗协”八九个月的积极活动，所以很快地就漫燃起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就在分水、马口、榔头、庙头、南河渡、韩家集、叶集、老新集、同兴集、西江亭、打雁湖、江家集、屈王家台、大小芦排、脉旺嘴、杨林沟等地建立二十二个支部，共恢复和发展了党员一百六十多人。在这个基础上，又建立了马口、杨林、南河、青林、庙头、榔头、分水、芦排、西江等九个区委会，和韩家集一个特别支部。

　　这时，武汉已经沦陷，国民党军队早已四散溃逃，新建的天汉工委及各级党组织，责无旁贷地以抗日救国为己任，勇敢地走上了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抗击日寇的道路。

　　掌握武装

　　一、周干臣部的兴亡

　　我们在掌握抗日武装的过程中，走了不少弯路，也犯了不少错误，首先是周干臣部的兴亡，充满了沉痛的教训。

　　周干臣是个老党员，对于武装斗争一向最为积极，前面说的两次夺枪事件，就是他领导搞的。这里还要补叙汉川党建立之前，我与他一道进行的一次活动。那是一九三八年九月，武汉即将沦陷，我和周干臣、周祥娃。张华堂等十人带上八条短枪，预备到黄（红）安七里坪去参加新四军留守处的部队，一同抗击日本侵略者。当时国民党溃兵遍地都是，我们走到黄陂祁家湾，不能通过，于是折转来在黄花滂弄到一只木船，返回汈汉湖。途中，同伴们伏在舱里，我站在船头，手里摇晃着一顶写有“101师”大字的斗笠，从国民党军队面前迳自扬帆而过。我们一心想拿起枪来抗击日寇，所以对搜集武器不遗余力。在黄陂时，我们曾动员群众捡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枪枝，堆在一个屋里。但因邹屏民被捕，结果全部丢了。回到分水嘴背后的桃园水口，就大胆夺了溃军的五十多条短枪；到鸡公洲，又夺了溃军的两百多条枪。于是在韩家集成立了抗日游击大队，一共编了三个连和一个手枪队，周干臣任大队长，我任政委。

　　汉川县委成立后，我因事被派到汉阳去了，县委派了几个同志到用千臣部去工作。过了些时我再到韩家集去时，发现周干臣的队伍已发展到了六百人，但军纪很坏，干部互不团结。为了加强纪律、加强团结，我们在这支部队里建立了一个党支部，由周干臣当书记。不久，组织又把李定高送到那里去当参谋长。李定高过去当过红军，当时从国民党一个游击纵队司令金亦吾处带了两条手枪来投奔我们，我们不知道他早已当了叛徒，轻易地给以信任，造成了错误。

　　接着，国民党分水区区长岑鹏，带领区自卫队合并到周部。岑鹏是个特务，与李定高勾结到一起，把周干臣架空，篡夺了领导权。他们霸占湖区，专干坏事。组织上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就派谢文耀和我带领几个同志到那里去做改造工作。不料我们一到韩家集，就被岑鹏、李定高逮捕了起来。他们把我们关在一所祠堂里，诬蔑我们是假共产党，挖了两个大坑，准备活埋。我们义正词严地驳斥他们的诬蔑，并提出请从八路军回来的、当时正在韩家集的廖学导同志作证明，但这两个坏蛋完全不听，竟公然罪恶地杀害了与我们同去的许金贵同志。在这危急时刻，梁利玲同志勇敢地赶来了，她一面替我们送饭，一面组织营救。我告诉她，独立连连长周祥娃，是一个可以信任的党员，应该去找他。当时祥娃带着队伍出发去了，梁利玲马上派人送信去。祥娃得到了她的信，连忙率部赶回，打开牢门，救出了我们，还怒气冲冲地跑到司令部，拉开枪栓，与他们大吵大闹。岑鹏、李定高见势不对，马上改换面孔，向我们赔礼道歉，解释“误会”。祥娃为了安全起见，立即用划子把我们送走了。分手时，我叫祥娃回去要注意支持周干臣，不能让大权旁落。他接受了。结果周干臣复了职，继续当司令；然而岑鹏的副司令与李定高的参谋长职务，还是没有撤掉。

　　以后，周干臣和县委仍有联系，如果我们不怕困难，艰苦努力，这股发展到上千人的游击队，未尝不能改造为真正属于党的抗日武装。可惜当时地方党的负责人缺乏经验和勇气，特别是由于王明路线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游击战争，总想通过合法关系解决给养问题。当听了有关同志介绍西北军出身的国民党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在鄂南吞并抗日武装，杀害进步人士的情况后，仍然强调其抗日反蒋的一面，而无视其反共反人民的一面，竟凭“受编不受调”的一句空头诺言，将周干臣部队改编成为王劲哉属下的一个团。周干臣也同样视一二八师为正统，欣然同意了。谁知王劲哉心辣手狠，不久就在仙桃镇借宴会为名，把周部连以上的干部一网打尽了（岑鹏、李定高属于特务、叛徒方面，与西北军的王劲哉不是一个系统，因之留在湖区当土匪，未接受改编）。周祥娃同志持枪抵抗，当场壮烈牺牲。只有参谋长周文宽跑出，后在我方当过军事科长。天汉湖区当时最大的一支游击武装，就这样丢掉了。

　　二、一个同志的遭遇

　　陈豁子是陈世杰的外号，他是汉川杨叶陂人，共产党员，原为红军干部，土地革命失败后逃到汉口，我们曾一同在谌家矶挑过码头。一九三九年二月，他在家乡组织了一支游击队，叫汉川游击大队，有三十多条枪。汉川县委为了支持他，把城隍港许金贵同志收捡的十多条枪也集中到了他那里。

　　活动在汈汊湖区的陈豁子，这时与周干臣的队伍发生了冲突。其中有一段缘由：先是我因事去汉川和应城交界的花篮台时，碰到曾庆彰同志，他告诉我当地“管湖的”捡了国民党溃军丢下的一百多条长枪、十几挺机枪，堆在附近一个祠堂里。我到杨叶陂通知陈豁子去取，不料被周干臣部下拿走了。陈和周都是党员，只要是真正抗日，谁拿走本来都是一样。不过当时部队成分复杂，周的身边就有岑鹏、李定高这样一些特务、叛徒，他们拿走了花篮台的枪支不说，还怂恿周干臣并吞陈豁子，于是两部打了起来。结果，由于陈豁子的势力小，在襄北站不住脚，就拖到了襄南老新集。

　　陈到襄南后，组织上决定他与党所掌握的汉川三中队（姚杰）、五中队（龙登云）、汉阳五中队合并，成立汉川县大队，由陈豁子任大队长，我任政委。决定刚刚宣布不久，有几个在土地革命时期受过打击的地主阶级上层人物，竟出头诬告陈豁子是土匪。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姚杰，因未当上大队长，心怀不满，也趁机起哄，推涛作浪。组织上没有认真调查，轻易地相信了姚杰捏造的谎言，把他枪毙了。其实陈虽说有些缺点，但决不是土匪。例如刚建立游击队时没有经费，他和我一道去找资本家方贵记老板借了五百元光洋，他用了一部分，大部分埋藏起来未动。地方坏人把钱挖出，作为土匪的主要罪证，进行控告，这就完全是诬陷。

　　由于陈豁子是老党员、负责的军事干部，所以他的死引起了不小反响。天门、汉川两县委和汉阳工委对此十分不满。战士和群众，更是人心浮动。有的说：“夏曦又来了！”“又要杀’改组派‘了。”个别战士怕惹祸上身，竟离队逃走。之后，鄂中区党委为此在京山八字门召开会议，批评了少数同志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中的右倾，以及偏信坏人诬告、枪杀党员干部的错误。陈豁子很快被追认为烈士。

　　三、三个中队不同的道路

　　一九三八年尾，汉阳工委的肖利三等同志成立了一支游击队，有七十多人枪，由姚杰任队长。他们活动在日寇占领的蔡甸附近，到处丢条子索捐要款，影响不好。后来童世光同志叫我去把他们编到汉川县政府名义下来。当时童世光同志的公开身份是统战组织“鄂豫边区抗敌工作委员会”的汉川县指导员兼国民党汉川县政府一科科长。开始汉阳工委不同意，经再三说服，才改变了态度。接着姚杰又不同意，他坚持要单独活动，怎么说都无效。我回来向天汉工委作了汇报，工委决定派我去领导那支武装，并抽调党员五十人去参加部队，要我协同汉阳工委的同志做姚杰的工作，如果他坚持不干，就由我把武装直接带到汉川来改编。我去同姚杰反复谈了几次，他稍有改变，同意带一部分武装编到汉川来，不过要派他的舅兄张荣辉（也是混进组织的）当指导员，另外还要留下一部分武装在汉阳，我都同意了。到汉川来的这一部分，于第二年元月编成了汉川县第三中队，姚杰任中队长，周彬同志任指导员。留在汉阳的一部分，两个月后经我与汉阳县长陈绳武（是在武昌被日机炸死的老党员陈柱天的父亲）接洽，编成了汉阳县政府的第五中队，实际上受汉阳工委领导。

　　我从汉阳回来后，天汉工委又派我去活动龙登云。龙登云是“汉流”大哥，过去当过国民党的副官，也在我们的税警队里干过。他有八十多条枪，活动在城隍港附近。我一九三八年初从武汉出狱归家时，他正在汉川县坐牢，是我受一个同乡之托找刘远聪县长保释出来的。凭这点因由，我就大胆跑去找他。谁知我一到龙的驻地潘许大湾，就被他的部下抓起来了。他们用“汉流”黑话问我，我不懂；又在盛水的碗上摆一双筷子给我看，我又不懂。我急了，就说：“我姓彭，要找你们的龙大哥。”他们前去通报后，龙登云连忙出来，把我迎进了他的司令部。他招待得很热情，我就住下了。龙登云谈了他出狱后的情况，并说他过去在上海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等等。我表明了我的身份，说明了来意，建议他把部队编到汉川县政府去。他很直爽，说：“老弟，你既然关心我，我一定听你的，你放心吧。”之后将他改编成了汉川县第五中队，由龙登云任中队长，锺子洲同志任指导员。

　　一九三九年六月，国民党汉川县长将汉川县政府所属部队包括我们党领导的龙登云第五中队在内，一起编到了一二八师。他并且预备把姚杰的第三中队也编到一二八师去作警卫营。姚杰官迷心窍，当然赞成，但指导员周彬同志不同意，汉川县委和汉阳工委更是坚决反对。正在僵持时，领导上派雍文涛同志前来担任天汉中心县委书记，我们向他反映后，他当机立断，调走了姚杰，把三中队拖到京山八字门李先念同志那里，改编成了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五师前身）的第四团队（增加了两个连），由李人林任团队长，雍文涛任政委。经过短期训练，又返回湖区。组织上派我去汉阳与肖利三同志联系，叫他通知汉阳县第五中队配合第四团队，进攻驻蔡甸的伪军九十九师熊光部，结果打了个大胜仗，抓了二百多个俘虏，缴获了一批武器。四团队回师汉川，又消灭了岑鹏、李定高。第二年春天，又在天（门）东竹桥遭遇战中，配合谢威同志率领的汉川国民兵团，歼灭了一二八师一千余人的精锐部队，为天汉湖区的巩固奠定了基础。

　　龙登云部编到一二八师去，被缴了枪，本人逃了回来，当了天汉地委的警卫营长，后在刘家隔被日本人杀害。

　　总起来说，抗战初期我们在天汉湖区，虽然东奔西走地到处去抓武装，但由于没有坚持党的领导，发挥独立自主精神，所以大部分都失败了。作为在汉川县主管组织和军事工作的我来说，是负有一定责任的。只有汉川三中队和汉阳五中队拒绝国民党改编，拖到李先念同志那里，才被党真正掌握起来，成了以后在湖区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的种子。

　　纵横襄南

　　一、初期的挫折

　　一九四一年夏季开始，侵占武汉及其外围的日寇，为了所谓“强化治安”，从他们龟缩的据点里爬了出来，率领邹平凡的伪二十九师、李宝莲的伪十一师，向我汉阳、汉川、黄陂、孝感等游击区大举“扫荡”。我军分散转移，但汉阳县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破坏，工委书记王文彬与深受群众拥护的老党员肖毓福同遭杀害，天汉地委民运部长田运民同志也牺牲了。同时，割据一方的国民党一二八师，又浑水摸鱼乘机向我汉川、沔阳地区扩张。川沔县委被迫撤回天汉湖区。襄河被敌伪封锁，襄南被敌伪和国民党军队、土匪控制，天汉湖区与洪湖地区的联系中断了。在这种情况下，天汉军分区指挥部决定派王建桥和我率领小股部队偷渡襄河，去打通与洪湖的通道，恢复襄南的工作。我们在执行这一任务时，开始受到过严重挫折，但最后终于获得了胜利。

　　一九四一年底，我们带了一个营，悄悄渡过襄河，插到了沔阳县长淌口附近的汤家湾，不料被伪保长报告了敌人，结果日伪军连夜来了一千多，把我们团团包围住了。平原地区，无险可守，我们被迫退到了一条沟里。天明时敌人开始进攻，我们顽强抵抗，打到中午，敌人的攻击愈益猛烈，只听得四面都是枪声，夹杂着隆隆的炮响。坚持到下午三点钟左右，看来无法固守，王建桥就同我商量突围。他要我与黄忠成各带一个连分左右两路冲出，然后到脉旺嘴附近的乌龙垸集合。黄忠成一路比较顺利地冲出去了。我这一路不巧正碰在敌人火力集中点上，当场牺牲三十多个同志，杀开了一条血路，冲到了下查埠附近。途中曾碰到一条小河，水虽不深，但由于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战士们又跑得浑身汗水横流，如果涉水过河，将容易致病。正迟疑间，一个农民搬来了一乘长梯，帮我们架在小河上，使我们不湿脚地渡了过去，然后渡河回到了襄北。渡河时，南岸无船，是一个战士用一只大脚盆划过河去，从北岸弄来一条木船，才把大家载运过河去的。到了襄北，我们都舒了一口气，以为根据地在望，困难已成过去。谁知湖区正遭受着敌伪的“扫荡”，到处是枪声，到处是火光。地委与指挥部也不知道转移到哪里去了。我们不敢进村子，在柴林里穿了七天，才找到指挥部。当时大雪纷飞，北风怒号，突围出来的战士又冻死了四个，实在令人悲痛，同时也更增加了我们对敌人的仇恨。

　　过了不久，指挥部又派我与王建桥带十个人过河去侦察了一次敌情，以图再举。

　　二、破釜沉舟，疑兵却敌

　　第二年冬去春来的时候，指挥部鉴于上次的挫折，命令我们组织一支精悍的小部队重新过河，钻到敌人肚子里去开展活动。这支部队定名为襄南挺进支队，共二十六人，都是排以上的党员干部，由我任支队长兼政委，年仅十九岁的范敏夫（樊明辅）同志任协理员。全队每人配一只驳壳枪，一支马步枪，另外还有两挺歪把子机枪。因我们每人有两支枪，所以被称为“双枪支队”。指挥部给我们的任务有三条：一、开辟与洪湖部队联系的道路；二、扩大武装，建立政权；三、征收商税，解决部队的供给。指挥部要求我们以机动灵活的战术，一往无前的精神，去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即使只剩下一人一枪，也要战斗到底，不能再退过河来。我们认识到所负任务的重大与艰巨，决心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去迎接严峻的考验。

　　这次我们选择从马口附近过襄河。马口是日伪据点，那一带的船只都被他们控制着，无法弄到手。正焦急间，我想起了有一个姓张的“关系”，就住在这里，决定前去找他。他原是马口敌伪的便衣队员，一次被我们捉住了，我们对他不杀不辱，耐心地做政治思想工作，他表示愿意改邪归正，我们就把他放了。之后他曾替我们送过一些情报。这次找他，结果很好，他很快从垮子里寻到一条新船，帮我们抬到河里，使我们顺利地渡了过去。

　　我们从下凉亭起坡，到了汉阳的高庙，刚刚宿营做饭，又被从蔡甸来的敌人包围了。我们本来是准备背水作战的，所以都很沉着。我和范敏夫细听了一会枪声，发觉都在村子外面，从而判断敌人一定是没有摸清我军的虚实，不敢进攻。于是我们想了个“疑兵计”。我们的房东是一个“马脚”（即巫医），他的一台“菩萨”，骗得群众“挂”了许多“红”（献的红布），都放在堂屋里。我们就用这些红布做了两面红旗，连夜拿去绑扎在村边的大树上。第二天早晨，晨雾消散后，敌人看到树林里红旗招展，以为我们有大军屯集，就乱打了一通炮之后跑掉了。战士们看到两面红旗吓退了敌人，个个笑得合不拢嘴。

　　三、八十四天的战果

　　我们也不麻痹，疑兵却敌之后，马上转移到了索河，接着渡过长河，隐蔽到了天黑，又从穸山背后向东南出沉湖，继续向汉阳、沔阳交界处的肖泗九沟湖沼地区前进。不料未走多远，伪军王维哲部两个连，从后面追了上来。这时我们正在河堤上面，见堤边芦苇很多，就决定隐蔽起来打它一个埋伏。我们等敌人的追击部队过了一半之后，从中间猛烈开火，打得伪军死伤数十，狼狈溃窜。这次光是枪就缴获了七十多条。因没有人背，只好暂时找个僻静地方掩埋起来。

　　支队驻扎到罗汉洲，派人去几里外的肖泗九沟，与开明士绅、老秀才陈八爹取得了联系。陈八爹虽与伪军、国民党都有往来，但他爱国，同情新四军，因此常常供给我军情报，掩护我们的工作人员。一个叫许维邦的伪军连长，原来是从我部叛变出去的，这次听陈八爹说我们的队伍来了，就匆匆忙忙撒腿跑了，我们顺利地进驻肖泗九沟。以那里为中心，在从沔阳通往长江的挖口河、通顺河上，建立税卡，向过往商船征税。同时我们到处夺取枪支，扩大队伍，大力开展游击战争，并发展组织，建立政权。

　　我军神出鬼没，节节胜利，搞得敌伪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经过短短八十四天的艰苦奋斗，我们这支队伍迅速发展到八百多人枪，编成了三个战斗连、一个警卫连和一个手枪大队（共三个分队，一百多条短枪）。

　　我们与洪湖李人林、陈秀山同志的部队不久也联系上了。联系工作首次是范敏夫带了六个同志一道去执行的。

　　至此，分区指挥部这次交给我们挺进襄南的三项任务，都完成了。

　　四、胜利与危险

　　到一九四三年为止，襄南川汉沔交界处，从北到南的道路是通畅的，税收也是稳定的，但是在沔东一带，从东往西则是阻塞的。那里被伪军、土匪盘踞，遍地乌烟瘴气。一九四四年春，地委调我任川沔县委书记兼行政办事处主任。县里的抗日人民武装川沔支队由我任政委，汪文翰任支队长。但任命时，汪文翰只有一点小武装，在沔阳彭家场附近活动，我们在汉阳的肖泗九沟，两地相距五、六十里。地委叫范敏夫拨了一个连给我，要我插到彭家场去与汪文翰会合。我打了半个月，没有打通。后来汪文翰派张振国带了十多人的“撇把子”武装来找到我，引我们走小路摸到彭家场，才与他会合，一起活动了一年。当时环境很恶劣，部队经常距敌一里半里宿营，有时一夜要转移几次。但由于有群众的掩护，加上战士们的机智勇敢，所以往往能够化险为夷，并开创新的局面。襄南从马口到仙桃一线都打通了，马口、脉旺、仙桃、彭家场这些敌伪重要据点内的商户，全部向我军按期缴纳捐税。我们还在那里发展了党的组织，建立了二十多个乡政权。

　　这一年，我们遇到过许多次危险，这里只讲一个例子。一次，我带了两个班，到汉川境内的西江亭、打雁湖一带侦察敌伪的情况，回头宿营在彭家场附近的汆鸡台，突然遭到了日伪军的包围。敌人的消息为什么这样灵通？原来是我们的游击队长张振国在这里住了三天才走，敌人是来包围他们的，不料被我们碰上了。汆鸡台前面是湖，后面是大沟，右边是水荡子，只左边有一条路。当时正是热天，我们都睡在人家门前的场地里。日伪军摸到身边，被警卫员小李发觉，他大喊一声：“日本鬼子来了！”大家才从梦中惊醒，连忙往枕下、怀里掏枪应战。敌人大概是想活捉我们，听到响动时，他们才开枪。我们一起往左边那条唯一的出口上冲，但那里敌人早已设下了埋伏，枪声象炒豆子一样。幸亏警卫排长别少卿端着一挺机枪奋力死战，我才能带领警卫班、手枪队冲出虎口。我们一口气跑了二十多里，直到月洲湖才停下来。这次我们被俘六人、轻伤四人，损失虽不很大，但回想起来，仍不能不责怪我自己太麻痹了。

　　五、深入虎穴

　　在襄南活动的几年中，我们曾多次冒险深入虎穴，到敌伪据点去开展工作。其中以到彭家场去找伪军副师长郑辅汉催讨商捐比较有趣。

　　彭家场的商户，本来一直是暗中向我们新四军交纳捐税的，但到了一九四五年初，突然停止了交纳。一打听，原来是被驻在那里的伪军副师长郑辅汉扣留了。于是，我们决定前去找他。

　　事先我们作了周密准备。我住的房东也姓彭，与我相处得很有感情。他有个孙子在郑辅汉身边当警卫班长，我要房东找个借口把他叫了回来。他一回来，房东就引到了我那里：“这是彭爹。你听彭爹的话没有错的。”我就和他边拉家常，边谈抗日救国的事。我看他还有爱国心，当伪军是出于被迫，就要他帮助我们工作。他答应了，谈了彭家场伪军的全部情况，把所有军事设施连郑辅汉的住所，都画了图。我问他每天什么时候值班，他说是上午六点到十点。我说，郑辅汉扣留商捐不交新四军，过两天我们要去找他的，到时候你要帮点忙。他害怕了，忙说：“爹，那做不得的。”我说：“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他回去了。另外，我有一个私塾同学李书文，在郑辅汉那里当参谋。我派人把他找来，叫他在必要时帮点忙。他开始不敢应承，后来也同意了。

　　我准备出发时，支队长汪文翰出来反对。他说：“你是政委，你出了事我不好交差。”我说：“同志，眼下到了年底，部队没有年饭米，不去不行哪。再说，这样的险我冒过多次，特别这次作了充分准备，不要紧的。”我要他带一个连埋伏在彭家场外面，我自己带了十个手枪队员进街。那天是旧历腊月二十八。虽是战乱年月，但赶集去卖柴、办点年货的人还是不少，我们很容易就混进了街。

　　一到郑辅汉门口，族孙小彭看见了我，脸都吓白了。我叫他不要怕。我把一部分人散开，叫两个战士把两个站岗的伪军押到隔壁屋里锁了起来，换上他们的服装在门口站着，叫小彭领着我和另外两个战士去找郑辅汉。小彭去喊郑，说有人找他。我们不等回答就跨进了房门。战士把枪栓一拉，叫道：“不许动！我们是新四军！”他惊讶地大张着嘴，望着他的警卫班长，但小彭车过了脸。我说：“不要怕，我是彭怀堂。”不想他一听，反而跪了下去，直叫饶命。我叫他站起来，说：“我们杀你很容易，但我们今天不是来杀你的，是来催收商捐的。听说商户交给我们的捐税，都是你扣了。”他爬起来，连声说：“这是误会，我决没有做这种事。彭政委不信，我可以领您去找维持会长。”我说：“我不去，只问你要钱。”他想了一下，答应了四千元，当面交两千，另外两千明天派人送去。我同意了，收了两千元，要他送我们出去。同时叫他不要为难警卫班长，他无不点头答应。他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场口，沿途碰到的伪军，见师长送客，还不断行礼致敬。第二天郑辅汉派人又送来了两千元，还有两头年猪和酒。我们送了三千元给分区司令部，留下一千元作为支队的过年费用和给养。

　　通过这次行动，我们控制住了郑辅汉，甚至在解放区作案后逃往彭家场躲藏的日本情报人员，他都应我方的要求捉了交给我们。彭家场这一个敌伪据点，实际上完全被我们掌握到了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