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抗日烽火燃遍了襄河两岸的一个初春的傍晚，我们带领着一支部队到达襄河岸边，正饮马待渡，忽听见几个年轻的战士低声地哼着这样的歌曲：

　　襄河水，清又黄，

　　襄河两岸是家乡，

　　革命红旗永不倒，

　　抗战歌声处处扬。

　　那歌声充满了对革命胜利的确信，充满了对国土的爱恋。

　　一、地下烈火

　　襄西东至襄河（又名汉水），西至大巴山，北倚荆山，南临长江，包括荆门、当阳、远安全境，以及枝江、宜都、江陵、钟祥、光化、谷城、保康之一部分，扼荆襄要道，是武汉重镇的西部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三国以及南北期时代的许多重大战役曾在此地进行。

　　一九三八年，正当日寇步步侵入国土的时候，中共湖北省委就从汤池训练班一、二期毕业学员中和宜昌、襄阳派遣了一批同志深入到襄西地区的城镇农村，同本地党员一道开展工作。他们在上级党组织的正确领导下，点燃了襄河两岸的抗日烽火。

　　襄西是一个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地方。我们这些被派到襄西工作的同志，一踏进这块革命先烈洒过鲜血的革命故乡，便以“农村合作事业指导员”、小学教员等公开身份，一面在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分子中进行宣传，发展党的组织，一面积极寻找土地革命后隐蔽下来的旧关系。没有多久，一个富有战斗性的襄西地下党，便很快地恢复和壮大起来。一九三九年十月，成立了以曾志同志为书记的荆当远中心县委，统一领导襄西的革命斗争。

　　由于有了党的领导，襄西各县城镇和农村，很快兴起了抗日救亡的热潮。那时，人们在漳河两岸，在荆山高峰，到处可以听见抗战歌声；在乡村，在城镇，到处可以看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壁报，进步书刊广泛地在群众中流传；号召人们起来抗日的讲演，常常在各种场合，吸引着一群群听众。特别是在那些曾经哺育过红色游击队的贫穷的村庄里，革命群众都怀着兴奋的心情，秘密串连着，晴暗议论着：

　　“党回来了，红军一定会回来！”

　　“要抗日，我们还得自己抓枪杆子！”

　　襄西的党组织通过宣传教育，很快在青年中建立和发展了抗日青年组织。当时，在当阳组织了青年行动委员会，在荆门组织了各界青年抗日救国联合会，在工人和农民中也建立了合法的群众性的组织——生产消费合作社。荆北、荆南等地农民自己组织起来的消费合作社，开始是和高利贷与商人的中间剥削作斗争，随后即依靠这一组织，秘密串连农民和进步知识分子，运用清算、揭发、控告、改选等合法斗争形式，反对国民党乡保政权的通匪、贪污、买卖壮丁和不合理负担，从而把坏人反下台去，把党能掌握或能影响的开明人士换上台来。所有这些斗争，都切实地锻炼了党的组织，教育了党员和群众，为后来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建立准备了条件。

　　与此同时，党还在青年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的积极分子中，采用秘密或公开合法的形式，举办了政治性的短期训练班；动员了一批党员和青年中的优秀分子，到汤池、竹沟和茨河（属谷城）等地党办的训练班受训，从而有计划地为准备发动游击战争培养了一批干部。

　　为了配合群众斗争，党组织还通过统一战线工作，建立了许多进步的、中间的社会关系。同时，地下党组织还利用合法手段，对国民党军队进行了抗日宣传。正当日寇轰炸荆门县城以后，全城居民逃避一空，军队过境吃饭发生困难，我们便利用社会关系开了一个“军民合作大饭店”。在那个大饭店里，从经理到堂倌，大都是地下党员。于是，饭店成了我们的宣传阵地，天天向国民党军士兵展开抗日救亡宣传。它不仅解决了一部分过往军民的吃饭喝水问题，而且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站，掩护了不少我党过往的干部。

　　党组织通过一年多紧张而有效的工作，使襄西人民都幸福地感觉到：在自己的革命故乡，有一股地下的抗日烈火，正在炽烈地燃烧……

　　二、抓枪杆子

　　一九三九年四月间，日寇进至襄河一线，企图渡河西犯。国民党顽固派却积极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襄西地区，国民党的反共活动日益加剧。在这关键时刻，鄂西北区党委根据中原局书记胡服同志（即刘少奇同志）的指示，对襄西的工作作了及时的布置。中心县委认真讨论了胡服同志关于必须抓紧时间作好抗日游击战争的准备工作的指示，立即把抓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作为自己的中心任务。

　　当时的襄西，已成为鄂西的抗战前线。国民党五战区在襄河沿岸布有第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三三个集团军，加上地方游杂武装近二十万人。国民党对这个地区的政治统治也是相当严密的，军、警、宪、特配合着保甲组织，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活动横加限制，我党要在这里建立自己的抗日武装非常困难。但是，我们的同志仍然坚定不移地执行中原局的指示，千方百计地抓枪杆子，准备一旦日寇打过襄河便拉起队伍，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在荆门北乡，共产党员叶云利用合法身份掌握了一个保的十条枪。荆北党组织就靠这十条枪打开了北山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创造了一个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九年鄂西全境解放的北山根据地。而这十条枪真来之不易啊！

　　叶云出身于地主家庭，受过一定程度的教育，为人爽朗正直，在地方有一定的威信，被推为叶家闸的保长。由于有了这一身份，便经常参加一些国民党地方政权的会议，了解到这样一个内幕：南桥乡顽乡长张继轩，是一个见钱眼开的财迷，自恃有一定的势力，横行乡里，有时连荆门县政府也不放在眼里。国民党荆门县长李方震几次都想撤掉他，换上自己的亲信，但苦于抓不到把柄。叶云摸到张继轩和李方震这一隙缝后，便搜集了张继轩的一些罪证，向荆门县政府告他贪赃枉法，将张继轩整下了台，新换上了一个姓刘的乡长。由于有前车之鉴，刘乡长不敢放肆胡为，基本上被我们掌握。因而叶云乘机辞去了保长的职务，弄了个保队副的合法身份，抓上了十几条枪的保武装。荆门县政府对这十几条枪也不肯轻易放过，责令一区区长梁焕文将叶云掌握的十几条枪提走。

　　冬月初的一天，一区区长梁焕文带着两个乡丁，来到叶家闸叶云同志的家里，文明棍一搁，二郎腿一翘，露出满口黄牙，慢条斯理地说：“叶老弟，本人奉县府之命，特来贵处提枪，你看怎么办？”说完朝太师椅上一靠，用手梳理他的山羊胡子。看着他那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叶云心里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但为了把此事应付下去，只得用和缓的口气说：“那还得请区长老兄从中多说说话，帮忙活动活动。”梁焕文吐着烟雾说道：“说说话可以，只是这……”叶云见他欲言又止，知道这家伙是在要钱。心想只要能保住枪，花点钱也算不了什么。于是慷慨地说：“至于请客的费用就包在叶某身上。”结果给了他一笔钱，交了两支破枪，勉强了事。为了不再引起麻烦，党组织研究决定，采取以假掩真的办法，把枪交给叶云的邻居、一个思想比较进步的姓张的保长隐藏起来。不料国民党顽固分子又发觉枪的下落，把张保长抓起来关进牢里。经过罚款，并交出了两支枪，才把人放出来。这样，这几条枪才得以保存下来。

　　牌楼岗的党支部在宁玉亭等同志的领导下，也秘密地搜集到了一些武器。

　　荆（门）南党组织虽然没有争取到合法名义，但那里的富有武装斗争经验的党员和基本群众，却在李纯斋同志的领导下，千方百计地搞到了许多武器。在那里，有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刘光盛同志，他开始以打猎需要火药为名，托亲求友搞到一千多发子弹。接着又从两个逃兵手中巧夺步枪二支、子弹一百发、手榴弹五个。有一次，有一个土匪把枪藏在一块豌豆地里，被一个农民看见后告诉了他。他连忙赶到那里，把那支枪背了回来，交给了组织。

　　在当阳，地下党通过社会关系，让一个党员争取了当阳县国民自卫队第四大队大队副的合法身份。接着又利用地方派系矛盾，采取揭发、控告等合法斗争形式，把反动的国民党南宁乡联保主任搞垮了，使这个党员接替了他的职务。同时，党组织又采取类似的方法，把慈化乡联保主任的位置掌握到自己手里。这样，当阳地下党就以合法名义抓到了一些枪杆子。

　　与此同时，襄西党组织还遵照上级党的指示，动员了一批党员到国民党一七九师新成立的搜索队去当兵。这支武装是我们党利用国民党一七九师师长何基沣同志（地下党员）的掩护建立起来的党的武装。后来，这支党所掌握的武装，便成为襄西人民抗日武装的骨干力量。

　　在国民党统治区秘密准备抗日游击战争，这是一个十分尖锐和艰巨的斗争。在襄西党秘密抓枪杆子的过程中，有的同志曾经被投入监狱，有的同志曾经光荣地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如冷水铺党支部秘密准备抗日武装时，被国民党顽固派发觉，逮捕了这个支部的许多党员，支部书记郑家琨同志等惨遭杀害。

　　但是，不管国民党顽固派如何迫害和限制，富有光荣革命传统和武装斗争经验的襄西党组织和襄西人民，终于以无比的英勇和智慧，在阶级敌人的心脏里，搞到并且保住了一批武装自己的武器。到日寇西渡襄河时，我们党已经秘密掌握了近百支步枪（搜索队除外）和相当数量的弹药，为发展襄西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奠定了基础。

　　三、抗击日寇

　　一九四○年五月，日寇突破了襄河，国民党军队望风而逃。敌人迅速占领了宜昌、沙市、荆门、当阳等地，襄西大片国土沦于敌手。日本鬼子进军时，一路烧杀奸掳，国民党溃军和土匪到处乘火打劫，襄西人民被投入最大的灾难之中。

　　就在日寇突破襄河防线的当天晚上，荆北党组织即根据荆钟南宜特委的指示，把原来以南桥乡叶家闸保公所名义控制的八条枪，由当地的党员和抗日十人团的团员背上了荆门、钟祥两县边界上的北山，组成了北山抗日游击队。这支人民武装上山的第三天，就和进山劫掠的小股日寇打了一仗。以后又连续打击了出扰的日寇，保护了山区人民和进山难民的安全。

　　与此同时，当阳县委将已掌握的脚东乡武装拉到荆当交界的香炉山。这里回旋地区较大，地形较好。那时，当阳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在日寇渡河后都跑到大后方去了，没有国民党地方势力同我争夺这块地盘。荆南只有左墨香一股，但他在荆当边界没有社会基础，不可能同我军争夺香炉山。这时，原荆门十里铺区长龙剑平把区武装拉出来成立抗日自卫大队，名义是属沙洋的周赞廷支队管辖。龙剑平到处联络人扩充部队，找了我地下党员杨震东。特委决定一个党员带三条枪、十几个农民积极分子参加龙大队，成立了一个分队，当阳县委王建桥、王全国也到分队去，伺机争取龙剑平。

　　龙剑平是知识分子出身，大革命时期参加过建阳骠农会活动。大革命失败后又出去读书，以后回荆门任过几届区长，是荆南中小地主的代表人物，同大地主周赞廷、左墨香有矛盾。他的部队建立后，作风和左墨香不同，公开宣传抗日，注意军队纪律。王建桥和王全国进部队后，还没找到机会同龙见面，周赞廷即下令调查，说有两个河南人是共党分子，混进了龙大队，命龙查明处理。龙剑平向杨震东表示他决不加害于他们，并想与他们见面共商扰日建军大计。特委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是争取龙的一个机会，但也存在着风险。王建桥和王全国争着去执行党的任务。最后决定王建桥去同龙谈话，王全国帮助杨震东掌握部队。龙剑平见了王建桥，非常热情，主动讲了他本人的历史和抱负。他要求新四军派人去改造他的部队。他说如果时机成熟，愿意编给新四军。特委研究了这些情况后，决定让王全国留在龙大队。龙请他指导如何加强政治工作，给他的公开名义是龙的副官。龙向周赞廷汇报说两个共党嫌疑分子已经开除。周赞廷又派其亲信来当大队副。龙和王全国商量，利用整顿军风纪名义，抓住他强奸妇女的证据，把他枪毙了。

　　襄西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火种，就这样撒开了。

　　日寇占领了襄西大片国土以后，立即使用了十三与三十九两个师团的一半兵力，沿着汉宜、荆沙、荆当公路遍设据点，并利用汉奸组织伪政权，收编了盘踞在襄西敌后国民党地方武装数千人为伪军，奴役人民。

　　面对残暴而又暂时处于优势的敌人，襄西人民抗日武装立即高举起抗日义旗，肩负起神圣的抗日职责。这时，国民党反动派却从我们背后伸出了罪恶的魔手，企图加以扼杀。

　　这阴谋，首先是向我们党领导的北山抗日游击队下手的。

　　那是六月的一天，弃城逃跑的国民党荆门县政府，突然派遣一个中队的土顽，由中队长李伯全带领着窜进了北山，当天就给我北山抗日游击队队长叶云下了一张请帖，邀请叶云到他那里去吃饭。同时又把部队带到我抗日游击队的驻地陆坪附近，摆下包围的阵势。情况表明：顽固分子是在北山演起“鸿门宴”了。党组织经过研究，定下了一个将计就计的对策。

　　叶云遵照党组织的决定，冒着被扣押的危险，只身赴宴。刚一踏进李伯全的中队部，立即发觉自己被敌人监视起来了。但他还是佯装不知，镇定自如。

　　“叶兄，兄弟奉县长之命，特地给你送委任状来了。”酒席上，李伯全洋洋得意地说：“县座的命令，你们的部队必须在今天受编。”

　　“这，请你转达，谢谢县长的好意。我不想当官，也不接受委任。”叶云同志理直气壮地说：“这几支枪都是我们保的老百姓为了抗日保家，自己掏钱买的，我叶某一人不能作主。”

　　“这样说，恐怕不能了事！叶兄是个明白人。”

　　“只能这样。今天你如果要留客，我叶某是不会走的。”

　　这时李伯全的脸色一变，看样子正要按预谋下手，忽然听见一声：“报告李队长，叶队长的部队拖跑了。”

　　这一出乎意料的消息，不由得使李伯全惊慌失措，马上把桌子一拍说：“快，给我追回来！”

　　叶云听说部队已按计划转移，心里不胜欢喜。他笑着站起来说：“李队长用不着追了。他们都是北山的子弟，不会离开北山的，用不着大惊小怪。”

　　李伯全知道自己吞并的阴谋已经破灭，颓然的垂下了头。但仍然打着官腔道：

　　“哎呀，叶兄，你是怎么搞的？这叫我怎么去向县府交待呢？”

　　“在国难当头，老百姓有家不能归的时候，李兄如果不怕与北山人民为敌，我叶某枪不留一支，人不带一个，就住在你这里。你可以考虑。”

　　“哪里，哪里。这都是上峰的指令，真叫我为难。”李伯全这只狡猾的狼，自觉阴谋破产，只得换个调子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县府总会有办法的。”

　　国民党顽固分子演出的一出丑剧，就这样收场了。叶云终于安全地回到了游击队。襄西人民武装抗日的一星火种，终于被胜利地保存了下来。

　　四、旗开得胜

　　就在北山地方党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扮演的“鸿门宴”阴谋的当天晚上，王建桥来到北山，给我们传来了喜讯：豫鄂边区党委和豫鄂挺进纵队首长，派毛凯带领警卫连（即原来在襄西组织的搜索队）到了河西。他们的任务是，迅速联络上特委，把荆当各地准备的武装汇合起来，建立襄西抗日根据地。我们听了非常高兴。有了边区党委的领导，有了河东我军的支援，襄西的局面很快就能打开。

　　喜讯飞快地传开了。

　　新四军挺进襄西的部队，在紧靠襄河西岸的石牌镇附近驻扎下来。襄西党的领导干部都赶到了石牌。北山游击队连夜出发，赶去同新四军老大哥会合。荆南的党组织把秘密掌握的枪支。交给隐蔽下来的老红军许猛、靳帮兴、靳帮堂等同志，背到石牌来。

　　胜利的会师，同志们都沉浸在无比的欢乐之中。正当我们研究如何迅速打开襄西局面，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时候，忽然接到石牌群众给我们送来的紧急情况：盘踞在马良山的土匪周老八，捉去了石牌附近的群众，限三天拿钱取人，否则就要带着队伍血洗石牌。因为索款过多，一时无法筹集。现在限期已到，情况紧急，男女老少要求我们保护他们的生命财产的安全。

　　当时，汇集在石牌的我军兵力有区党委警卫连，还有钟祥的卢祥瑞游击队和北山游击队，共有人枪二百余。特委对这一情况进行了研究，一致认为：我们虽说兵力不多，立足未稳，但人民的子弟兵，不能看到人民有难不管，而石牌是我们挺进襄西敌后的第一个立足点，势在必争。因此决定，这一仗不仅要打，而且一定要打好。

　　特委的决定，立即在部队中进行了传达。战士们一听说要消灭周匪，个个摩拳擦掌，一致表示：坚决搬掉横在开辟襄西抗日根据地道路上的绊脚石。

　　七月的一天拂晓，部队在周匪路过的必经之地——东门大桥和北门大桥附近进入伏击阵地。

　　拥有人枪四倍于我的周老八，根本不把我军放在眼里，更料想不到刚刚渡河只有两百多人的我军敢于和他们交战。

　　这天，匪首周老八首先派遣了一批便衣潜入街里。我们早就预计到周匪这一着，摆下了天罗地网。匪徒们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我们的战士和群众收拾得干干净净。天近晌午，周匪领着八百匪兵从马良出发，慌慌张张地向石牌赶来。匪徒们都想趁机进街大捞一把，见街上没有什么异常动静，便争先恐后的往桥上涌。早已严阵以待的我军战士，手中的轻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手榴弹一个个在敌群里开花，打得匪兵们连滚带爬地败了下去。周匪仗着人多，把队伍重新组织了一下，集中力量从东门大桥进攻，但在我英雄的革命战士面前，仍然寸步难进。石牌的人民群众也纷纷拿起刀矛、冲担、锄头，和战士们二道杀敌。老人和妇女们，冒着枪林弹雨把热腾腾的米饭送到阵地上。

　　战斗一直持续到黄昏，通敌害民的土匪周老八在我军民的英勇打击下，只得狼狈撤退。我军乘胜追击，打死打伤周匪一百多人，俘虏了十几人，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

　　这一仗，使我们在襄河西岸为开辟敌后抗日游击根据地举行了一个胜利的奠基礼。

　　石牌战斗后不久，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六团三营奉命来到襄西，根据区党委和纵队首长的指示，成立了襄西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襄西地区党政军工作。为了打开作为联系当阳、石牌、北山的枢纽荆南的局面，军政委员会决定，首先歼灭大土匪左墨香部。一九四○年八月的一天，我军从石牌出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奇袭左匪，摧毁了左匪的司令部，生俘匪部参谋长，打得左匪一蹶不振，扩大了我党的政治影响，使我们在荆南又取得了一个立足点，并与刘宝田同志领导的当阳大队会合。

　　一九四○年九月，我党领导的襄西抗日武装全部汇合，同时新编入了率部起义的国民党十里区的龙剑平大队。军政委员会根据豫鄂边区党委和豫鄂挺进纵队司令部的指示，经过整编，以毛凯率领的中队为骨干的、襄西人民抗日武装的主力——新四军襄西独立团就在胜利声中诞生了。

　　五、红旗招展

　　从战斗的烈火中诞生的襄西人民抗日武装，正在着手组织火力对准日寇和伪军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全国第二次反共高潮。襄西地区的国民党顽军同日寇相勾结，在国民党蒋介石发出所谓限令我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的“电令”后的第八天，即十月二十七日，国民党以新二军九十一师两个团各一个营的兵力，配合地方顽军，共计三千余人，向我襄西独立团发起猖狂进攻。我军被迫进行自卫反击。这次在反击顽军的战斗中，我们歼灭了窜入我石牌附近、南湖地区的曾宪成匪部的一个区中队和手枪队，从根据地内把进犯的顽军打了出去。

　　严寒的十二月，正当边区的上空被滚滚的反共乌云笼罩着的时候，边区党委和纵队首长又派出纵队六团的一营、二营，西渡襄河，投入了巩固与发展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

　　襄西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增强，人民群众欢欣鼓舞，而敌人和国民党顽固派却惊慌万状。他们加紧互相勾结，妄图扑灭已经在襄西燃起的人民抗日烈火。一九四一年二月，日寇出动了五千余人的日伪军，向我石牌地区进行“扫荡”。我军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袭击了窜至周家集的敌人，歼灭了日寇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三月，日寇又出动了两千多人的兵力，“扫荡”我荆南、四明山地区，并以武力掩护强修团林铺到河溶的公路，企图分割我路西根据地。英勇的襄西抗日部队立即奋勇地展开了全面的反“扫荡”战斗。他们在粉碎了日寇对荆南、四明山地区“扫荡”的同时，歼灭了襄（阳）沙（市）公路上日寇一个小队，袭击了当阳半月山地区伪军韩江陵部，歼其一百余人，缴轻、重机枪六挺，步枪五十多支，战马八十多匹；袭击了慈化寺、清溪河、团林铺、杨家集、五里铺、沈家集等敌伪据点，把敌人打得焦头烂额。经过频繁的战斗，终于粉碎了日寇的“扫荡”计划。

　　在日寇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便在取得日寇默契的情况下，乘机向我进攻。这年的三月，正当日寇“扫荡”荆南、四明山地区时，国民党顽军三十七师以一个加强团进攻我当阳香炉山地区。我军主力配合荆当地方武装，勇猛地进行了反击，终于把进犯的顽军击退，保卫了我襄西中心地区的安全。这次战斗结束不久，我军又全歼窜进荆南根据地的国民党地方顽军周赞廷部一个大队，活捉其大队长。

　　在胜利的反“扫荡”和反“清剿”战斗中，英雄的襄西独立团改编为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四十二团。根据中央关于建立“三三制”政权的原则，成立了襄西行政委员会和各县、区、乡民主政府，建立和健全了农救会、妇救会和民兵组织。

　　襄西各地的民兵，在抗日反顽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据不完全统计，在一九四一年的头五个月，曾经配合主力部队袭击日伪据点十次，独立主动地袭击十多次。民兵在反奸清匪斗争中更是发挥了无比的威力，除掉了许多潜藏在根据地内的敌伪顽的耳目。

　　困难，常常好似有意地集中起来考验和锻炼革命者，但是，困难总是最后为革命者所战胜。

　　一九四一年，正当敌伪勾结对我进行猖狂夹击的时候，襄西地区又遭受了严重旱灾的袭击。在这严重的困难面前，党根据一手抓武装斗争、一手抓群众生活的原则，号召襄西地区的党员、干部和战士，与根据地群众同甘共苦，充分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生产。各级党组织和人民政府，都及时领导人民群众展开了相当规模的生产救灾工作。当时，我们在炮火纷飞的环境里，用以工代赈的办法，修建了荆南雷家新集的舒家大堰、赵家庙附近的史家挡等较大工程，以及为数众多的小塘小堰。发动群众向地主富农借牛借种，克服了部分贫农在农业生产上的困难。

　　通过全体军民的努力，我们终于战胜灾荒，使根据地人民赢得了好收成。记得在夏收季节，人们在根据地的农村，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

　　四月里新风哟遍地哟扬啊呀嗬哩，

　　吹黄了麦子得收成哪咿呼嗬呀嘿。

　　拿起了镰刀哟好割哟麦啊呀嗬嘿，

　　麦子成熟了快收藏哪咿呼哟呀嘿。

　　大家一起哟来打哟麦啊呀嗬嘿，

　　打下了麦子送军粮哪咿呼呀嗬。

　　麦子好吃哟不给哟敌啊呀嗬嘿，

　　饿死了鬼子早胜利哪咿呼呀嗬。

　　六、坚持斗争

　　一九四二年四月，沉沉的乌云向着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上空滚滚而来。国民党顽军五十五师、三十八师、一七九师各一部，配合荆门、钟祥、当阳三县地方顽军，共计一万多人，同日寇相勾结，大举进犯我襄西根据地。

　　这次国民党顽军的反共反人民罪行，它的背景是这样的：

　　一九四二年春季，日寇进攻南洋的战争告一段落，抽兵北运。国民党顽固派认为德寇对苏夏季攻势开始时，日寇定会配合德国进攻苏联，阴谋以“援苏反攻”为名，进攻华中、华北解放区，掀起新的全国反共高潮。蒋介石在三月二十三日曾命令国民党军队首先歼灭我华中新四军，五战区在短期内歼灭新四军第五师。后来，因日寇并未进攻苏联，国民党顽固派阴谋掀起的全国反共高潮没有搞起来，但是，五战区国民党军队对我边区的全面进攻却持续了八个月之久。当时处于边区西部前哨的襄西根据地，则首当其冲。

　　在这空前严重的形势下，我襄西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奉命向襄河之东转移，留下了少数干部和武装，组成了三个“坚持委员会”在北山、荆南和当阳三块基本区坚持斗争。

　　主力转移后，顽军窜进根据地进行“清剿”，日寇在根据地内增设了十个据点展开“扫荡”。每天，鬼子来，顽军去，鬼子去，顽军来，烧、杀、奸、掳，无所不为。顽军为了摧毁人民抗日根据地，甚至连田野里还没有成熟的庄稼都给割掉。根据地的群众被逼得扶老携幼，牵着耕牛，冒着风吹雨打，跟随着我们坚持斗争的武装，钻山林，宿野地。

　　在斗争最困难的时候，北山根据地只剩下一个半保，坚持在荆南和当阳的干部和武装，则被迫实行高度分散的隐蔽斗争。在敌顽的严密封锁和分割下，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同上级的联系完全隔绝。荆南两次派出与上级党联系的同志都壮烈牺牲，北山的联络站被敌人破坏，去到那里联系的同志被捕后，坚贞不屈，被敌人割去了耳朵，逃了回来。

　　由于敌顽的猖狂“扫荡”和“清剿”，根据地基本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都异常困难。我们的党为了帮助群众克服困难，号召和组织所有坚持斗争的干部和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锄，一面保护群众，’一面帮助群众生产。同时，组织群众性的代耕队，帮助烈军属和困难户代耕。为减轻基本区群众的经济负担，民主政府不向他们征收公粮，依靠节约和向敌占区的地主、富农筹款来维持我军供给。群众被迫向敌顽送粮，我军就和群众商量好，将群众运送给敌伪顽的粮款，在途中“拦劫”回来还给群众。群众的粮食、耕牛被顽匪抢走，我们就领导民兵打到敌顽统治区，夺取坚决反共的伪、顽乡保人员的粮食和耕牛，来补偿被抢群众的损失。当敌人进犯时，我们帮助和掩护群众转移隐蔽，那怕是一个人一条枪，也要坚持到最后才撤，以保证群众的生命安全。

　　我军越是坚决维护群众的利益，群众就更加热烈地拥护我们，无微不至地关心我们，自动地为我们站岗放哨，探听消息，传递情报，洗衣做饭，甚至冒着全家生命危险，隐蔽我们的伤病员。广大群众都把热情帮助我们对敌斗争的积极分子作为自己学习的榜样。

　　由于有了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根据地群众，在那斗争最严峻的时刻，曾经出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例：

　　一九四二年六月，日寇出动两个联队向我当阳香炉山地区“扫荡”，由于群众的掩护，敌人挨家挨户清查，山上山下寻找，搞了三天的“梳篦”战，没有找到就在他们眼皮下的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新四军战士的影子。

　　同月，顽匪郑家良的一个大队向我漳西洪山进攻。我真理乡民兵基干队，在敌人的身边投了几颗手榴弹，儿声爆炸合着群众的一片呐喊，把顽匪吓得抱头鼠窜。

　　十月，叛徒把杨家集据点的敌伪军引进我荆南蒋家集和许家坊。我军在群众掩护下转移后隐蔽，敌伪军用刺刀威胁群众交出“新四军土八路”去向。我区群众宁死不屈，未向敌人吐露半点真情，使敌人连续四天的“扫荡”，一无所获。

　　正当顽匪和敌伪军在根据地内象盲人骑着瞎马到处乱撞的时候，我们坚持在根据地的少数武装部队，便采用“麻雀战”（把兵力高度分散以袭击敌人）、“贴烧饼”（乘敌人出来打我们时，突入敌据点打击敌人）等灵活巧妙的战术，开展了游击战斗。最有意思的是战士命名的“抽签战”。这一巧妙的战术，首先出现在北山。

　　那是一九四二年麦子黄熟的五月，国民党地方土顽曾宪成匪部进山抢割麦子挨打后，竟无耻地勾结日寇对我进行夹击。坚持在北山的人民武装得到情报后，乘天色将晚的时候，有意地放出消息，暴露自己的活动地区，同时派出两名战士，袭击正在抢麦的顽匪，边打边往回退。鬼子听见我军出动的消息，立即赶来，一听枪响，就猛往上冲。我军见敌顽军上勾了，便兵分两面，同时向敌顽军射击。等鬼子和顽军接上火了，我们游击队便悄悄地撤出了战斗。结果使鬼子和顽军被我们指挥着打了一仗。十月的一天，荆南杨家集和十里铺两个敌据点的伪军，乘夜向我蒋家集合击，群众事先把情报送给了那里坚持斗争的游击队。机智勇敢的游击队员用“抽签战术”使两股伪军打了一次“狗皎狗”的战斗。

　　一九四二年十月，统一领导襄西地区斗争的荆当钟中心县委成立了；北山、荆南、当阳地方武装在战斗中已经壮大起来；襄西人民武装抗日的一支新的主力军——襄西支队，又在战斗中诞生了。

　　七、烈火漫燃

　　一九四三年三月，正当日寇进犯湘北鄂西的时候，英雄的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和襄河分区部队，立即南渡襄河，挺向襄南敌后，从敌人侧背积极打击日寇。五月，为了在边区西部配合正面战场作战，我挺进襄南的主力一部，奉命挥戈西进，投入恢复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战斗。

　　西进我军，首先在荆南地区进击了盘踞在根据地内的国民党荆门县地方土顽，歼其一部，打通了襄西与襄南两大根据地的通道，恢复了荆南根据地的部分地区，使被敌人分割的小块根据地联系起来。十二月，我军襄南部队主力又进击盘踞在当阳南部与敌人相勾结的国民党土顽郑家良部，歼灭一部，从而开辟了靠近长江北岸的江（陵）枝（江）宜（都）地区。一九四四年五月，新四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全歼了盘踞在荆南柴家集一带的荆门土顽姚金陵部五百余人。又歼荆西土顽陈楚斌、陈楚武部二百余人，活捉陈楚武。又歼钟祥土顽邓德昌一部。至此，襄西抗日根据地完全恢复了一九四二年的规模，并开辟了江枝地区。一九四四年八月，在我西进抗日部队的军威震撼下，当阳伪军刘小约部反正后编入我军。

　　从此，在处于鄂西敌占区枢纽地带的襄西抗日民主根据地内，抗日游击战争的烈火又熊熊地燃烧起来，在解放战争期间又成为鄂西北根据地进出江汉，南渡长江的桥头堡，直到迎来全国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