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伟回来了！”

　　一辆破旧的长途汽车，沿着坑坑洼洼的湘鄂公路，颠颠簸簸地开到了咸宁县柏墩车站。

　　在下车的旅客中，走出一个年青人，约莫二十来岁，一身学生装束，长得瘦高俊秀，浓眉大眼，目光炯炯有神。

　　何功国、何功济一把拉着我，喜出望外地迎上前去，异口同声地喊道：“功伟哥回来了！”

　　那是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我们学生读书会——扶摇社的成员，按照一年举行一次年会的惯例，约定在柏墩的顾家祠堂开年会。我和功国、功济到汽车站，本是迎接一位咸宁县来的社友，却巧遇何功伟同志回来。

　　何功伟字超寰，又名何斌、何彬，家住柏墩附近的中田畈。早在“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的时候，他就是武汉学潮的组织领导者之一，一九三六年秋，在上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一爆发，他又回到武汉工作，被选为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这次回咸宁，是肩负着省委交给的重任，到鄂南建立党组织和人民武装，发动群众准备抗击日寇的。

　　我们和刚接到的社友，都簇拥着功伟，离开了汽车站，穿过参天的古柏林，越过跨河木桥，步入田间小道，向着顾家祠堂走去。

　　一路上，我们关切地向功伟打听武汉局势。他以沉重的语调告诉我们，日寇正长驱直入，沿江直上，企图围攻武汉。继华北、华东、华南大片国土沦入敌手后，武汉又处于危亡之中。当谈到国民党军队弃池丢城，一溃千里，汉奸败类勾结日寇、施展阴谋时，他的两条浓眉由于激怒而直竖起来。他还向我们询问了咸宁的民情，了解扶摇社的基本情况。

　　谈着谈着，不觉已到顾家祠堂。功伟说：“我也参加你们的年会吧！”

　　年会开始了。我是扶摇社的发起人之一，这次年会由我主持。几个社友发言之后，功伟站起来说道：“我也发个言吧！”

　　他开门见山地提出问题：“亡国危机，迫在眉睫。你们扶摇社能不能扶摇直上？在你们的心灵里，是不是已经感到苦闷，感到忧愁了呢？”

　　“不，同学们。你们不必苦闷，不必忧愁！”功伟用信心百倍的口气，谈到民族危机固然严重，但在强敌深入国境的今日，除少数汉奸败类自绝于抗战营垒外，在抗战建国纲领之政治基础上，我精诚团结之民族阵线，必将战胜一切挑拨离间之阴谋，坚持抗战的前途是光明无比的。他分析和预测说：“即使咸宁、武汉沦陷，日寇也不可能马上打通和完全控制粤汉线，我们却可以在敌后的鄂南，开展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直至胜利。”谈到这里，他的眼睛里闪射着希望和坚信的光芒。

　　“我们扶摇社能做些什么呢？”功伟因势利导地指出：“鄂南是武汉东南的屏障，而咸宁又地处鄂南中心。诸位同学都土生土长于咸宁，完全可以在自己的家乡起开路先锋的作用。大家可以采用设立民众阅览室、开办民众夜校的方式，宣传抗日，动员救亡，唤起民众千百万，掀起民族解放的巨浪！”

　　何功伟同志的一席话，的确扣人心弦。就在这个年会上，我们作出了两个决定：一要设立民众阅览室，二要开办民众夜校。

　　不几天，柏墩民众阅览室果然开放了。摆在书桌上的《论政党》、《母亲》、《海上述林》和抗日的进步书刊，都是根据功伟开列的清单，让我去武昌城买回的。阅览室吸引了附近的学生和店员，更是我们社友学习革命理论的阵地。功伟也常来这里，指导我们阅读，教我们高唱他最爱唱的歌：

　　“轰！轰！轰！哈哈哈轰！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我家所在的村庄大屋雷，办起了民众夜校。每到晚上，留声机一响，前来上夜校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一围就是几百人。这时，何功楷、李一戎等同志，也从武汉回到咸宁家乡。功楷的嗓子好，就由他向围拢来的民众，教唱《救亡进行曲》、《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打回老家去》、《流亡三部曲》、《黄河之恋》等抗日救亡歌曲，激发大家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有时，功伟亲自赶来夜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国内外形势，讲解抗日救亡的道理，深受民众欢迎。

　　民众夜校，成了唤起民众的课堂。在柏墩和山南畈，我们也办起了这样的民众夜校。

　　“柏墩县，雷政府，濯港钱，打屁股。”这是大革命中，在柏墩乡盛传一时的民谣。它形象地反映了柏墩、大屋雷、濯港钱一带，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农民协会权力之大。以至于乡如县，村如政府，抓了土豪劣绅便送到濯港钱“打屁股”。功伟带领我们，在这样的老苏区创办民众阅览室和民众夜校，犹如干柴烈火“引发地下的炸药”，很快以柏墩为中心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

　　正是在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中，我们扶摇社一振而起。七月，何功伟同志介绍功国、功济和我首先入党，建立了柏墩支部，我任支部书记。过了几天，我们又介绍社友徐弘毅、胡明哲等同志入了党。八月，功伟指示我们扩大扶摇社，吸收新社友。扶摇社由十多人急增到二十多人。不久，这些社友也绝大多数成了共产党员。我们新发展的党员，随即四路出兵，分散到各地去，继续发展党的组织。

　　我同功国、功济在柏墩、中田畈、大屋雷一带，发展学生、店员入党。柏墩支部很快扩大为区委了。

　　在大幕山区，胡明哲扎根于造纸工厂，吸收工人入党，成立了胡家街区委。

　　在桃坪一带，徐弘毅做了多方面的工作，也创建了区委。

　　还有从武汉回到咸宁家乡的钱远镜同志，深入到农民中发展党员，组成了马桥区委。

　　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咸宁县的共产党员就发展到一百多人，建立了四个区委，党的有组织的活动几乎遍布全县。

　　对新党员，功伟非常重视培养教育工作。在柏墩，他亲自办了两期党员训练班，重点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功伟严肃地要求每个党员，牢记党的最高理想和当前的抗日救亡任务，做到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听了他讲的气节教育课，我们的心头铭刻着钢铸般的信念：“万一被捕，打掉牙齿也不能透露一个字的机密，直到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决不叛变！”

　　就这样，何功伟同志以他卓越而有成效的斗争，在咸宁点燃了抗日救亡的烈火，培养了革命火种。与此同时，大力开辟整个鄂南的工作，也进展很快。七月，功伟按照省委的决定，与红军留下的地方工作同志黄全德等组成了咸宁中心县委。八月，又成立了鄂南特委，功伟任书记。特委一诞生，就派出党员分赴各县开辟工作，使革命火种撒遍鄂南。

　　首战挂榜山

　　一九三八年十月九日，咸宁沦陷。

　　国民党军丢盔卸甲，慌不择路，蜂拥南溃。

　　日寇的飞机狂轰滥炸，日本军官坐在空中的指挥气球上，指挥着那场屠杀。鬼子烧了咸宁城，又烧柏墩街，无恶不作。他们在公路沿线设了一个个据点，趾高气扬地扯起了一面面太阳旗。

　　就在咸宁城沦陷的当天，人们看到何功伟同志带领一支人马，扛起了国民党溃军丢弃的枪支，雄赳赳、气昂昂地登上了挂榜山，举起了人民武装抗日的战旗。

　　早在八月的一天，功伟就把我们召集到中田畈，专题研究了建立抗日武装的准备工作。在这个会上，他强调指出了三个问题：一是与会者要带头有钱出钱，有粮出粮，保证人民武装的给养；二是发动在大革命中打冲锋的人员或其亲属，踊跃参加抗日武装，并以他们为骨干；三是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争取本地士绅，利用各方面的关系，联合建立抗日武装。我们都同意功伟的意见，并一致认为，家住在中田畈的巨绅何寰桢，虽然过去一度反共，但他有爱国思想，支持抗日，而且很有影响，也懂军事，应该把他列为重点“统战对象”。

　　功伟主动去做何寰桢的工作。他激情满怀地宣传我党实行全民族抗战的主张，态度诚恳地动员何寰桢一改故辙，共赴国难。

　　何寰桢在功伟同志的多次说服动员下，深受感动。当咸宁被日寇占领、功伟上挂榜山时，他也毅然把自己的长袍剪短，大步走进了抗日武装的行列。

　　十一月初的一天，我哨兵发现：日寇的一个小分队，从据点里钻出，朝着鸣水泉的方向大摇大摆地走来。

　　一听到哨兵报告，功伟、何寰桢和我带着队员们，立即赶到鸣水泉边的山头。突兀在坡顶的一块块巨岩，倾刻成了坚固的掩体。我们居高临下，各就各位，作好了伏击日寇的准备。

　　自八月的中田畈会议后，功伟就要我们抓紧练武。我们一批青年学生，在柏墩附近的水口石桥边，曾经无数次面对悬岩，踌躇满志地瞄准了枪口……

　　“今天，我们得把十八般武艺拿出来，比试比试！”不知是谁这么说了一句。说话时，同志们手中的枪，已经瞄准了走进峡谷的敌人。

　　鬼子靠近鸣水泉了，神态嚣张之极！

　　“打！狠狠地打！”

　　功伟同志下达了向日寇开火的命令。

　　顿时，千百发仇恨的子弹进然而出。“辟辟拍拍”的枪声，震荡山谷。

　　张牙舞爪的鬼子一下子乱作一团。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在离其据点只几里路的地方，会杀出一支抗日人马。

　　鬼子盲目地还击了一阵。他们根本不摸我们的底细，不敢恋战，只得狼狈而逃。

　　伏击成功！队员们冲下山去，在日寇留下了污血的战场上，久久地欢呼，庆贺这一仗在鄂南打响了抗日第一枪。

　　挂榜山，本因它南坡的断层岩，形如挂榜而得名。但民间却相传着，此山出了高悬金榜的人物，才得此名。人们赞扬挂榜枪声，又给古老的传说谱写出了新的颂歌：

　　“今日挂榜悬新榜，

　　抗日健儿从天降，

　　打响鄂南第一枪，

　　吓得鬼子喊爷娘。”

　　首战挂榜山告捷，声威大振。自称为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部的闷民党一二八师师部，通过该师靠拢我们的政治部秘书长，与我们联系，想收编我们为直辖咸宁第二大队。为了利用合法的建制发展抗日武装，功伟同意这个提案，并派了李一戎、张进等十多个同志去政治部工作。

　　我们咸宁第二大队，发展成了三个中队，何寰桢是大队长，我任大队指导员兼第一中队指导员。经过何寰桢做工作，我们把原县保安团收编为第三中队。三个中队，共拥有三百多人枪。

　　在我们上挂榜山的前后，崇阳县委书记王佛炳同志，吸收崇阳游击支队长熊鹤令入党，利用合法名义组织了崇阳县支队，拥有七、八百人枪。武昌、鄂城县的党组织，在梁子湖畔集合了各地的游击队，组成了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后编为省保安司令部直辖国民自卫队第一大队。此外，叛徒方步舟，因为受国民党歧视，又想靠拢我党。他的游击纵队，当时也是一支可以争取的抗日武装。

　　崇阳、咸宁和梁子湖的各路抗日队伍，打了好几个漂亮仗，胜利揭开了鄂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的序幕。

　　“何寰桢事件”

　　这时，鄂南的政治环境很复杂，很险恶。

　　在粤汉铁路和湘鄂、武阳、阳崇、金贺等公路的沿途重要市镇，都设立了日寇的据点和维持会。在阳崇公路以南，驻扎着国民党的七、八个师。除专员公署和各县保安团外，各地还有反动士绅的武装，加上外地流窜来的土匪，盘踞在鄂南的反动武装势力竟有二十六股之多。

　　我党在鄂南各地的党组织和人民抗日武装，处于腹背受敌的劣势。

　　一九三八年底，国民党反动派按照蒋介石的反共密令，在鄂南地区掀起了反共恶浪。十月，阳新的反动派制造“荒家山事件”，枪杀了鄂南特委组织部长刘青等十四位同志，夺走了阳大中心县委准备武装抗日的几十条枪。十一月，崇阳的熊鹤令支队又被国民党反动派吞并，两个中队长亦被杀害。

　　这时，打着湘鄂赣边区游击总指挥招牌的一二八师师长王劲哉，也策划了一场阴谋活动。

　　十二月下旬的一天，他以“过元旦的团拜”为名，通知咸宁二大队长何寰桢去司令部。何寰桢带着四个手枪队员从挂榜山出发，我也跟了去。

　　过了赤膊林，再走十多里，是一二八师的政治部所在地。司令部还得往前走一里路。我和四个手枪队员停留在政治部。何寰桢径直朝司令部而去。

　　天快黑了，仍不见何寰桢转来。我们正准备去问个究竟，司令部来人了。他们要四个手枪队员也去司令部，说是部队要出发，何寰桢同意让四个手枪队员去当向导。

　　恰巧，我在政治部遇到了何功伟同志，连忙向他汇报了何寰桢与四个手枪队员先后去司令部的情况。

　　他一听，就警觉地问我：“你们来时，一路上发现了什么情况？”

　　“没有。”我回答说。

　　“没有情况，部队为什么要出发？”

　　“手枪队员又不是本地人，为什么叫他们去当向导？”

　　“难道何寰桢真的同意了吗？”

　　功伟提出了一连串的疑问。我也开始产生疑惑。

　　我按照功伟的布置，急忙赶到司令部。

　　“你来有什么事？”从司令部走出来的政治部主任，一见到我就发问。

　　“我找何大队长。”

　　“他马上要出发！”

　　“正因为他要出发，我才赶来向他汇报情况。”

　　“他……他已经出发了！”

　　这个政治部主任，当时是靠拢我党的。听他如此说法，我明白了事情已经十分危急。

　　当我和这个政治部主任谈话时，从司令部里又走出一个警卫连长，站到了我的身旁，开口便问：

　　“你是不是二大队的？是就请到里面坐。”

　　“他是政治部的。”

　　政治部主任抢先作答，向我递了一个眼色。

　　“王劲哉在捣鬼！他想吞并我们的武装。”何功伟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分析判断说。他确定，连夜离开政治部，赶回挂榜山，转移我们的队伍。

　　王劲哉软硬兼施，逼何寰桢交出人马；何寰桢不依不屈，使王劲哉对其被“赤化”伤透脑筋。我们转移了队伍，王劲哉下令逮捕何功伟和我，却已是鞭长莫及，这又使他老羞成怒。王劲哉把对共产党的仇恨，发泄到同我党合作抗日的何寰桢头上，在去江北的途中下了毒手，杀害了何寰桢，制造了破坏统一战线和抗日武装的“何寰桢事件”。

　　何大队长惨遭杀害的消息传来，我们悲愤极了！他弃旧图新，走上与我党合作抗日的光明大道，有他的特殊影响和作用。他的牺牲，的确是我们大队的重大损失。我们派人寻找、运回他的遗体，表示了对他的沉痛哀悼。

　　王劲哉制造的“何寰桢事件”，导致了严重的恶果。何寰桢一牺牲，第三中队队长就将其队伍拉回保安团去了。一中队队长发现我临时外出，预谋杀我不能得逞，又聚众哗变，枪杀了中队队员中唯一的共产党员，强行拖走了队伍。二中队在这一事件前夕，就有一个分队被一二八师勾引走，后来，剩下的人员虽然坚持了一段时间，毕竟孤军难支。

　　春风吹又生

　　失败和挫折并没有吓倒我们。

　　一九三九年一月，功伟召集我们二十多个同志，到何家新屋学习了近半个月，总结失败教训，准备新的斗争。

　　党内如此众多的同志聚会一堂，这在危机四伏的鄂南抗战初期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更珍贵的是，特委书记何功伟传达了我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说：“共产党员必须提高对于民族奸细分子的政治警惕性。共产党员必须明白，揭发和清除奸细，是和扩大和巩固民族统一战线不能分离的。”（引自《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

　　毛泽东同志又说：“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引自《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

　　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这些重要精神，我们很自然地联想到：鄂南的抗日武装，为什么一支又一支地失败？

　　“这固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疯狂反共所致。但是，我们自己在主观上也有可究之处。”许多同志这样认为。来自崇阳的同志说：“在团结全民族抗战的时候，我们忽视了反对民族解放战争中的奸细分子。‘荒家山事件’后没有认真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而是退让，缺乏政治警惕性，招致崇阳县的武装损失殆尽。”

　　咸宁有的同志也说：“独立自主的思想，我们还不明确。在组织抗日武装时。过于强调‘合法’，对国民党抱有幻想，没有切实掌握刀把子，因而不能应付突然事变，咸宁第二大队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

　　尽管我们当时总结失败的教训还是初步的，也有不同意见，但却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了，活跃了思想。

　　在讨论到今后的工作方向时，围绕“统一战线会不会破裂”这个问题，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不少同志气愤地说：“国民党有恃无恐，夺了我们的枪，杀了我们的人，搞垮了我们一支又一支抗日武装，还有什么统一可言？！磨擦早就开始了，并且从未间断，分裂只不过是朝夕的事。”

　　也有的同志说：“统一战线非但不会破裂，而且肯定会巩固和发展！”理由是：“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上升为民族矛盾，已经产生了《十大纲领》；十年连绵的内战之后，人民无不厌恶再继续内战；根据地减租减息，不打一般的或爱国的地主士绅，统一战线已经有了成效。”等等。

　　不论是书记还是委员，也不管是上级还是下级，双方都争得面红耳赤，彼此毫不计较。

　　开初，持前种看法的占多数；结果，又逐渐统一到后种意见上。

　　这次集中学习，虽未完全肃清王明路线对我们的某些影响，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的春风，吹暖了我们的心胸，鼓舞着我们在鄂南的大地上奋勇向前，去迎接抗日的春天。

　　就在这次学习结束时，根据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加强我党对抗日战争领导的精神，鄂南特委决定我们成立中共咸宁县委，由李一戎任县委书记。功伟同我们一道，从何家新屋到简头周，参加了咸宁县委的第一次会议，共同研究了加强党在鄂南中心地区的领导问题，讨论制订了县委各部的工作计划。

　　紧接着，功伟按照省委预先的指示，到湖南平江与湘鄂赣特委接上了关系。湘鄂赣特委决定，将鄂南特委改为鄂南中心县委（又名咸宁中心县委），何功伟任书记。后来，湘鄂赣特委又派李平同志回鄂南，任军事部长。这样，使我党在鄂南的领导核心进一步健全起来。

　　为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鄂南中心县委派何功楷和我，打入了国民党一九七师主办的鄂南青年干训班。这个训练班，每天上课七小时，就有五小时是讲反共问题。我们便发起组织同学会，得到了倾向进步的指导员、教员和学员的支持，也征得了校方的允许。功楷任同学会的主任，我搞组织，很快就吸收了全训练班的三百多名学员。各党派都有人参加干事会，形成了一个统一战线组织。

　　三月，功伟又到梁湖抗日游击大队，致力于组织人民的抗日武装斗争。到了四月，这个大队便发展到五百多人，四百多条枪，编成九个中队，活动的范围扩大到方圆两百多里。他们在鄂城徐家桥打击日寇取得胜利，鼓舞了我们的斗志。

　　春风阵阵，生机勃勃。这段时间，我党的组织也有了新的发展。鄂南十县中，除嘉鱼外，均成立了党的县级组织，共产党员总共发展到五百多人，其中农民党员占百分之八十以上。

　　宝石河小店

　　“我们一年来只从组织上取得了三百元经费，这七十元给你们拿去开个小店吧！”

　　一九三九年四月，何功伟同志从梁湖抗日游击大队回到咸宁仙人墩，在鄂南中心县委所在地找我谈话，通知我去担任阳（新）通（山）工委书记，并提出要在宝石河开个小店，以此作掩护。他给我们开小店的光洋，几乎占当时鄂南中心县委一年所得经费的四分之一。

　　功伟还向我强调：“阳新、通山交界一带，我党的下层组织多次遭受破坏。建立阳通工委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发展当地党组织。另外，鄂南中心县委要保持与湘鄂赣特委的联系，必须建立一条地下交通线。阳通工委担负的又一特殊任务，就是要在宝石河建立交通联络站，并保证所辖区内的线路畅通。”

　　“一定努力完成党交给的任务！”我向功伟同志表明了自己的决心。

　　当时，从咸宁到平江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沿公路经崇阳、通城到平江。这条路上，日伪有重兵驻扎，作地下交通线不那么安全。第二条路是，从仙人墩出发走山路，经九折、大畈、富有、横石潭、宝石河、高湖，翻过幕阜大山区到江西，再去湖南平江。这一线山多路不便，可也“天高皇帝远”——日寇、伪匪哪能在边远的穷山辟壤重重设防，反倒成了建立地下交通线的有利之处。而且沿途多是老苏区，群众基础好，只要我们把党的工作跟上去，完全能够保证这条地下交通线的畅通。想到这里，我巴不得一下子飞向宝石河，去完成建立阳通工委的任务。

　　我和阳通工委的组织委员一起，离开了咸宁仙人墩，来到了通山横石潭附近的宝石河。按照功伟交给的联系人，我们在舒家祠堂找到了教书的何校长。接上关系后，我们通知他任阳通工委宣传委员。

　　一个经营广货的小店铺，紧挨着舒家祠堂开张营业了！我和组织委员二人扮成店员，白天在店卖货，或走街串乡，晚上就睡在柜台和钱柜上。店内两侧的厢房，一间住着何校长夫妇，一间住着何校长的三嫂。打开小店的后门，不出几步就是国民党三师驻扎的营地，三师司令部也紧靠在后头。这支庞大的以剿共为主要“业绩”的国民党军队，却没有料到：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成立了共产党的阳通工委；那近在咫尺的小店铺既是工委机关，又是一个重要的交通联络站！

　　我们吸收何校长的妻子和三嫂入了党。妯娌俩帮助我们烧火煮饭，也做生意，有时还去亲戚女友家串串门，宣传一些抗日的道理。因为她俩“做的机密”，从未引起国民党军队的怀疑。

　　三嫂天热时爱穿浅兰色的单褂，越发显得秀气。有一天三师后勤部的一个军需官来到小店，嘻皮笑脸地要找三嫂。

　　这倒一时难住了我们。既不能让三嫂受欺负，又不能“得罪”军需官，以至砸了小店。怎么办呢？

　　我们推断这个军需官只晓得三嫂长得漂亮，根本不知三嫂的底细，便来了个急中生智，故作“神秘”地反问道：“你想找她？你知道她是谁的少奶奶吗？可别摸错了门，小心砸了你的脑袋！”

　　军需官伸了伸舌头，皮笑肉不笑地告辞而去。我们出了一身冷汗，才算了了这桩事。

　　小店赚不了钱，我们有时连菜也买不起，就趁夜晚去捉鱼摸虾。走出了小店的大门，穿过鹅卵石铺的小街，就到了宝石河边

　　月光下，宝石河水波光粼粼。我们的心潮哪能平静？

　　“通山县，六里街，

　　一边清水一边岩。

　　婆婆无事掐苦菜，

　　爹爹无事打草鞋。”

　　我想起了这首民谣。谁也说不清这是什么年代传下来的，只知道通山县当年真就穷成这样。

　　然而，也不是所有的人都穷。你看那富丽堂皇的舒家祠堂，还有那雕梁画栋的一片片深宅大院，这又是谁人所修？宝石河出过一个姓舒的大地主，他做过翰林，大兴土木，榨尽了“掐苦菜”、“打草鞋”的穷人的血汗！

　　月光下，连绵起伏的九宫山映入了我的眼帘。

　　九宫山下的牛迹岭，就是明代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李白成遇害和安葬的地方。在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到此，大破国民党军；人们编出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说李闯王的大白马显灵，为共产党助威，一夜之间踩塌了国民党军的所有工事，使这股匪徒闻风丧胆，不战而逃。虽然是民间传说，却道出了老苏区人民，把对李闯王的敬仰，转到了真正能解放他们的共产党身上。

　　想到这些，我们对宝石河产生了一种特殊感情。捉鱼摸虾，碰上了好运气，一次就能捞几斤鱼虾，美美地吃上几餐好莱。

　　在艰难的环境里，由于有了心心相印的群众，我们发展党组织的工作仍然进行得比较顺利。何校长介绍了他的得意门生入党。这个学生积极开展活动，在宝石河建立了党支部。我曾在途中结识一位贫苦农民，经过考察，吸收他入党。他回到家乡，在沙湖垅也建立了党支部。在九折至高湖的这条地下交通线上，我们先后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几个党支部。并且成立、扩大了横石潭、大畈两个区委，使阳通工委所辖区内的党员，发展到六十多人。

　　西岭霜叶红

　　“为什么平江还未派人来联系呢？”

　　宝石河小店办起来之后，我不止一次地想到何功伟同志说过，湘鄂赣特委要派人来鄂南中心县委联系的。我们等呀，等呀，一直不见平江来人。

　　到了一九三九年九月，我赶回中心县委打听情况。到了仙人墩钱家，钱远镜的母亲一见我就急忙说：

　　“你来了！出了大事知不知道？”

　　我细细问她，她才说清楚。

　　原来，六月十二日发生了“平江惨案”。湘鄂赣特委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损失惨重，鄂南中心县委与之失去联系。

　　又一次沉重的打击，意外地向我们袭来。鄂南的形势急转直下。

　　为了保存力量，坚持斗争，鄂南中心县委决定紧急疏散已经“露红”的干部。通知我撤出阳通工委，与咸宁县委的同志一起到西岭，以读私塾作掩护，继续开展隐蔽的斗争。

　　去西岭的路上，满山遍野的乔木灌木，秋风吹来萧瑟作响。耐不住寒的栗树杨树，纷纷落下焦黄的枯叶和深褐的败果，可那松柏还绿着，枫林还红着。各色活鲜一时的山花，不断消失在秋风中；而那一丛丛金黄的野菊还在怒放，一株株四季复生的山茶花盈枝满树，洁白如玉……

　　我走进了游家垱的私塾学堂。游家珰是个偏辟的小山寨，户不满二十人不过百。何功国、何功济等同志，也先后来到了这里。我们未到之前，私塾学堂里已经有一些学生。

　　开初，我们哪有闲心读书。同志之间一见面，就议论起鄂南斗争的几次失利。

　　在何家新屋学习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之后，鄂南的工作有了新的起色。但湘鄂赣特委机关远在平江，无法深入敌后准确地指导鄂南的武装斗争。湘鄂赣特委受到了王明路线的影响，使鄂南的工作不能完全从这种影响中解脱出来。特别是对方步舟部这支本来可以争取的武装力量，却不敢接受其合理的条件，不敢收编于我党的领导之下。由于没有抓紧时机改编方部，又恰遇“平江惨案”，方步舟急向右转，进一步投入了国民党的怀抱。这个叛徒率其所属部队，充当了在鄂南反共的急先锋，掉转枪口向我梁湖抗日游击大队进攻。至此，抗战初期，我党在鄂南组织的抗日武装全告失败，各地蓬勃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也遭到严重打击和摧残。

　　我们对叛徒痛恨之极。一天，我和功国、功济等同志，带着私塾学堂的一些学生，跑到附近山脚下的村庄，把一个居住在家的叛徒，狠揍了一顿。我们是借故而去的，没有公开说这是惩罚叛徒。但我们出了口气，心里倒觉得舒服了好些。

　　在串门、聊天、打牌时，我们的脑子里同样装着“共产党”三个字，是共产党员，就得随时做党的工作。通过串门、聊天、打牌这些活动，我们又在私塾学堂的学生中，在游家珰周围的农民中，开始了发展党员的工作。

　　为人正派的私塾先生，督学很严。我们慢慢地也随先生学起了四书五经和《古文观止》。同志们诵书练字，吟诗习文，壮志未减，更添豪情。

　　一次，先生令学生赋诗，命题《咏红叶》。这个诗题，触我感慨骤生。我记起幼年时站在街头的人群里，看见路过的北伐军，他们颈上的领巾手中的旗，映红了鄂南的天；我想到“柏墩县，雷政府”的农民运动惨遭镇压，共产党人的鲜血染红了家乡的土地；又怎能忘抗战爆发，我们四处找党，而党却找到了我们，使一群幼稚的青年学生，走上了火红的革命道路，我思考着鄂南的抗日武装和救亡运动，虽然屡受挫折，几经失败，但党的旗帜更红艳，抗日烈火扑不灭……我写下了这样一首旧体诗：

　　巍峨峻岭万千重，

　　满目枫林一片红。

　　凛冽秋风何所惧，

　　严霜过后色更浓。

　　“平江惨案”后，鄂南中心县委即派干部去找上级党组织。黄全德同志南下找湘鄂赣特委，未联系上。何功伟同志到江北找鄂豫边区党委，奉命调往湘鄂西。李平同志接任鄂南中心县委书记。十一月，又派王锡珍同志去江北，向鄂豫边区党委汇报工作。确定在未接上湘鄂赣特委的关系之前，鄂南中心县委暂归鄂豫边区党委领导，并继续往江北撤退干部。年底，王佛炳、王锡珍同志先后来游家蛸，通知我们准备撤退，商定了去江北的起程日期。

　　隆冬时节，我们隐蔽在游家挡的同志，顺着山间小路走出了西岭，辞别了哺育我们成长的家乡，离开了战斗一年多的鄂南，踏上了去江北的征途。回望自雪皑皑的崇山峻岭，我仿佛听见那永远充满着信心和力量的歌声在回荡：

　　“不怕你关山千万重，

　　……

　　挺起了心胸，

　　团结不要松，

　　我们是开路的先锋！”

　　“我们会回来的，一定还会回来的！”我自言自语地这样说着。